张友渔

    北平是首都，而我刚到职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建立，北平市当时的许多工作实际上是代表中央出面做的。各民主党派的总部也在北平。因此，当北平建立市政府这一政权机构时，就必须吸收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参加，并且做好对他们的统战工作。我当时在市委彭真同志领导下，分工管统一战线工作，在市政府方面，我是主要负责人，因此，在市政府方面，统战工作的重担就落在我的肩上。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做好做坏在国内以至在国际上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所以，从我当时对党内党外干部做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来看，对党外人士远比对党内干部多。我当时做这个工作也有个极其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能及时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导。这方面有许多生动的事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记得是1949年夏天，周恩来同志为柳亚子先生的生日，宴请柳先生。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还住在香山，柳亚子先生住在城内，预定由市政府派车接柳先生去香山。由于当时市政府车辆不多，总务科布置不周，派车晚了，又加上下大雨，致使未能按时将柳亚子先生接到香山。为这件事，恩来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秘书长对统战工作可能缺乏经验，你是一直做统战工作的，难道也不懂吗？”恩来同志一向工作细致周密，事必躬亲，他这次对我的批评，发生在我任职不久的时候，因此印象很深。这对我以后重视统战工作以及养成细致缜密的工作作风，起了有力的督促作用。

    为了组建北京市政府，为了更好地听取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我经常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有联系。其中，与沈老的接触就更多些，因为他是法学家，我们还常就法制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他们有事也来找我。记得李济深要组织一个北京市围棋协会，因成立团体需要在市政府备案，他让过惕生来找我商量，希望我批准并补助经费。我认为这也是一项统战工作，而且对活跃首都的文化生活有益，就批准协会成立并补助了一些经费。

    吴晗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位被推选出来的代表民主党派的副市长。我们在北京市政府合作了将近10年，合作得很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发生过问题。我想着重把有关吴晗同志的一件生活“小事”做一回顾。这事虽小，但却可以充分体现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对北京市统战工作的关怀与重视，使我从中受到极其深刻的教益。

    吴晗同志是当时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与我们党一直合作得很好，表现进步。他是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身份担任副市长的，任职后，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同他合作得好坏，是个直接影响到同党外人士关系的问题，亦即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

    我和吴晗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46年暑假期间。当时他从昆明回北平，路经重庆，住在民盟四川省机关。我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去看他，他谈了昆明民主运动的情况和民盟的主要活动。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勇敢的民主战士，但还多少沾染一些恃才傲物的文人习气。1948年11月间，吴晗同志从北平到河北阜平县党中央所在地城南庄（也许是西柏坡）见毛主席，谈过两次话。除谈政治问题外，还谈了《朱元璋传》的问题。为此，毛主席还给他写过一封信，信的原文是：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当时在华北局当秘书长，知道这件事，但未见到他。解放后，我从领导华北局城工部工作的刘仁同志那里，更多地了解到他的情况，所以当他到北京市工作时，我认为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他分工管文教卫生是适宜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看法没有错。

    吴晗同志原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开始任副市长时，仍兼任这个职务，住在清华大学校舍，每天到市人民政府办公，一般是在机关午餐，同我和薛子正同志一道用饭。有一天，我和薛子正同志到市委去开会，没有在市政府吃午饭。薛子正同志回来后发现，行政人员给吴晗同志开饭时，减了菜。据了解，行政人员倒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当时是实行供给制，吃饭的人少了，菜也自然给减少了。虽然吴晗同志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表示，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但我们都觉得这样做不好，很容易使人发生误解。我一方面找行政人员谈话，告诉他们以后不能再这样做，同时向彭真同志做了汇报。彭真同志很重视这件事，特别是联系到吴晗同志当时在市府和清华两处任职，工作很忙，由于对政权工作不熟悉，曾提到要回清华专门教书的事，彭真同志认为这是关系统战工作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便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汇报。

    几天以后，毛主席通知我、刘仁、吴晗，下午3时到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住处谈话。我们按时去了，毛主席很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问了吴晗同志的工作情况，问他工作上、生活上有些什么困难，鼓励他大胆工作，安心工作。吴晗同志表示他一定努力工作，但深恐做不好，不如教书有把握。

    接着，毛主席给我们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但着重谈的还是有关统一战线问题。毛主席讲，我们已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巨。有了巩固的统一战线，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毛主席说，我们熟悉的许多东西，现在闲起来了。现有许多新的事物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学习去解决。没有知识是不行的。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的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是把党外民主人士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看待的。党员和党外民主人士共事，必须很好地合作。有了问题，互相诚恳坦白地商量、研究、解决。在工作中，一定要使党外民主人士有职有权。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党外民主人士的作用。毛主席说到这里，问刘仁同志和我：“你们同吴晗同志的关系是不是这样？”我说：“我们做得不够。”吴晗同志说：“我们的关系很好。”毛主席还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说，谁不要改造？都要改造。我自己还不是从孔孟之道，从康梁维新思想一步步改造过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认为自己不需要改造，不对。认为自己还需要改造，就不敢工作，也不对。思想要改造，工作要大胆。有了错误不要怕，做工作还能没有错误？最后，毛主席对刘仁同志和我说，对党外民主人士进行统战工作，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但也要在生活上给予必要的关心和照顾。不做政治思想工作，只是吃吃喝喝，那是把统战工作庸俗化了。但只是板着面孔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也不行。

    这天，主要是毛主席讲，从3时讲到5时多。毛主席留我们吃晚饭。三四个菜，很简单，都是小盘，辣子很多。主食是一种比较硬的红米，里边掺些豆子。在吃饭时，我和刘仁同志都表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我说：“我和吴晗同志是对门而居（当时市政府设在今府右街南口，我和吴晗同志在一所一明两暗的房子里，中间是客厅，分别在两头的房间里办公），非公事不相往来。”毛主席当即反问了一句：“难道统战工作不是公事吗？”毛主席这一反问，虽然语气很温和，但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我一直记住这句话。

    就在那几天，周总理在政务院办公室召集了个小型会议。周总理在讲整个工作时，也讲到统战工作。讲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战工作的意义，讲了当前应当注意的问题，并举了我们这个例子。当时我正坐在总理面前第一排。总理说：“吴晗同志吃饭的事是怎么回事？你再讲一讲。”我就在会上又把这件事讲了讲，并做了检讨。总理继续讲，一定要重视做好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生活上也要照顾好。一定要使他们真正有职有权。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我们在全国人民中，总还是少数吗！不同党外人士合作好，是不可能把革命和建设搞好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我们共产党不同，不能把要求共产党员做的，也要求党外人士做，并且，他们有自尊心，常怕被人瞧不起。减少一菜，好像是小事，实际上，可能对统战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必须教育行政人员十分注意。

    通过毛主席亲自找去谈话，使吴晗同志深受感动，他决心在市政府工作。1951年，终于辞去清华的兼职，搬进城里，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从此，我和吴晗同志的接触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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