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涌[33]

    培训干部 迎接解放

    1947年冬，党中央电示中央社会部准备干部接管大中城市。中社部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拟出电报通知各解放区选调干部。根据回忆，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干部条件是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或相当初中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分配数字：西北局10人，华北局50人，华东局28人，晋绥分局12人，共计100人。要求各地保质保量按期于1948年6月前将干部送到中社部驻地（平山县西黄泥村）。党中央批转了这一电报。在中社部副部长谭政文同志领导下，责成我负责筹备新来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我当时任中社部第三室副主任）。罗青长、甘露同志和我三人负责学员的招收审查等事情。学员于8月到齐。

    1948年9月17日，公安情报保卫人员训练班在西黄泥村开学。训练班开学典礼由中社部李克农部长主持。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会场做了重要讲话。他们讲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收复大城市后接管工作的重要性及注意事项，介绍了大城市一般社会情况。学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没有进过大中城市，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党中央领导同志，所以开学典礼使他们受到莫大的鼓舞，增强了接管工作的信心。另外还有8名从北平来的大学生也同时编入训练班学习。学员人数正好是108人，大家就戏称学生为“一百单八将”。训练班主任由中社部副部长谭政文同志兼任，副主任是龙潜同志（开学后不到一个月就调走了）和我。我兼任训练班党总支书记并负责主持日常工作，甘露同志任组织科长，狄飞同志任教育科长。课程主要内容是：公安、情报、侦察、审讯以及情报保卫人员的修养等。学习计划原订一年时间，但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我军攻克石家庄后，北平、天津面临解放，客观条件已不允许学员按原计划学习完毕。学员只学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于12月14日提前结业。在结业大会上李克农部长做了动员，明确提出了接管北平的任务。大会结束之后，训练班学员除几个人留中社部工作外，其余同志即于当天晚上乘大卡车，冒着初冬的严寒，兴高采烈地驶向北平。第二天抵达解放区第一大城市石家庄。

    成立市公安局领导班子

    到达保定是12月17日。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市委会议。在宣布了中央批准的市委组织机构之后，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公安局。宣布了市公安局主要干部的任命名单：

    任命谭政文同志为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市公安局局长；

    刘进中同志为市公安局秘书长；

    刘涌同志为第一处（秘书处）处长；

    冯基平同志为第二处（侦讯处）处长；

    赵苍璧同志为第三处（治安处）处长，武创辰同志为副处长；

    曲日新同志为第四处（行政处）处长；

    张廷桢同志为公安大队大队长兼政委。

    根据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指示，12月21日，市公安局在良乡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成员有谭政文、刘进中、刘涌、冯基平、赵苍璧、武创辰、曲日新七同志。

    1949年1月17日中央电令：各解放区派驻平津地区的情报工作站、工作组全部撤销，全体工作人员到北平市公安局报到分配工作。陆续报到的有：华北局社会部保满情报站（负责人王兴华）、平西情报站（负责人刘景平）、冀中公安局平保情报站（负责人张烈）、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平汉情报站（负责人李宁）、冀东区党委北平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安林）、东北局社会部冀热察情报科（负责人任远）、冀察热辽情报处平津站北平组（负责人刘茂田）、中央直属情报组（负责人王森）、晋绥调查局直属情报员闵步瀛等。

    进入北平以前我们途经保定、良乡、长辛店、海淀等地。其间彭真和叶剑英同志多次向我们做报告，讲接管北平的重大意义，也强调了严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模范作用。

    彭真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入城后的三条根本任务：一是摧毁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二是搞好经济建设；三是按照新民主主义方针改造学校，为全国培养政治、文化、军事干部。首先要完成的有四项紧急任务：一是安定社会秩序；二是搞好接管；三是肃清特务；四是解决人民生活问题。

    市公安局根据中社部的部署和市委、市军管会的指示制订了工作计划。市局统筹安排接管、肃特、维护社会治安三项任务。市局所属各处之间的分工是：对伪警察局的人事、档案、文书等方面的接管，由秘书处（一处）负责；侦察、缉捕、审讯由侦讯处（二处）负责；治安、保卫由治安处（三处）负责；对伪警察局的房屋、财物、枪支器械、车辆等由行政处（四处）负责接管。

    北平即将和平解放，全世界为之瞩目。帝国主义者污蔑中国共产党管理不了像北平这样的大城市，但由于彭真、叶剑英同志多次向我们进行教育。大家对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来临，充满了信心，我们挺胸昂首，意气风发，只等着领导一声令下，就到北平去。

    接管了国民党市警察局

    1949年元旦，二处处长冯基平同志在香山召开处务会议研究接管工作，提出需要进一步了解敌情的要求。经市局领导研究后决定派刘进中、闵步瀛、张士晶、吕岱、梁文英、袁泽六位同志跟随人民解放军军事谈判代表团进入北平，分头调查了解城内国民党、三青团、国民党各系统特务机关及警察局的情况。在分析研究了这一次调查收集到的情况的基础上，又决定派我和张廷桢、武创辰三人带一个警卫员进城，重点调查警察局的情况。1月25日我们乘卡车经西直门进城。我们三人都是乡下佬、土包子，没有到过大城市，只去过太原、西安、延安、石家庄等中小城市。我和张廷桢同志在抗日战争以前，都是铁路职工，对有轨电车很感兴趣。在西直门，我还特意下车用手摸了摸电车轨道。它比火车轨道小而轻巧。那时北平还没有无轨电车。

    进城后，我们住在位于西单南边的教育部街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里。当时国民党市党部的党魁要员都潜逃了。白天我们到前门公安街的北平市警察局里搞调查，晚上回住地整理材料、研究工作，生活过得很紧张。那时警察局的小职员、勤杂工等绝大多数在局里伙房包饭。原以为他们的伙食很好，其实因为物价飞涨，他们的生活也很苦。一日三餐多是粗粮窝头咸菜，细粮很少。我们和他们一起吃窝头，啃咸菜，伙食远不如解放区的好。1月31日，市公安局全体人员进了城，暂时也都住在市党部里。当时人多床少，只能打地铺睡。不少同志见有的房间的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用手摸摸，高兴地说：“这不就是很好的床吗？”打开背包往地毯上一铺，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接管生活。

    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同志在中南海（入城初期市政府在中南海办公）召集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及各局局长与军管各方面的负责人见面。在这个会上叶市长介绍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同志和北平市警察局代理局长徐澍见面。北平市原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在解放前南逃，逃跑前他指令外一分局局长徐澍代理市警察局局长。徐在接管过程中努力工作，表现较好。当年11月随谭政文同志南下，调广东省公安厅工作。

    2月2日，谭政文局长率领一、二、三、四处处长，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的身份前去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接连两天，召集旧警人员开会。谭政文同志亲自讲话，宣布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旧警人员的政策及《员警八项守则》，宣读了北平市人民政府任命谭政文为市公安局局长的命令，并指派我和张廷桢、武创辰三人为公安军事代表，设立公安军事代表办事处，代表局长监督指导工作。2月4日又向全市内城7个分局、外城5个分局、郊区8个分局，共20个分局派出了公安军事代表、联络员67人（每个分局约有军事代表1人，联络员2人）。至此，接管工作全面展开。

    对国民党警察局的接管是从收缴印信开始的。先由市公安局以谭政文局长的名义下达命令，责令警察局所属各单位，将印信官章迅速上缴。同时宣布“嗣后关于人事、文书、收发用印等事项与刘涌先生接洽办理。嗣后关于治安行政等业务事项希与武创辰先生接洽办理。嗣后关于武装部分事项希与张廷桢先生接洽办理。嗣后关于总务、财会事项希与陈白先生接洽办理。所有本局各单位未经办结文件应留待移交”。首先完成了市局一级的权力接管。接着市公安局又向各分局原警察局分局长发出训令：“在未奉接管命令以前，应与公安军事代表共同负责办理事务，对外行文由公安军事代表副署；各分局改称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分局；印信保管由公安军事代表或指派专人负责。”从而初步接管了分局一级的权力。没过几天，即2月14日，市公安局就任命了以中社部情报保卫人员训练班学员及中社部干部为主要成员的21位同志为北平市公安局下属的内城7个分局、外城5个分局、郊区8个分局，共20个分局的局长、副局长。除此之外，市局还陆续任命了一批接管干部担任分局科、股一级的领导职务，进而完成了分局这一级的权力接管工作。

    审查处理国民党市警察局的人员

    接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的方针是粉碎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我们的策略是：粉碎旧机构，逐步洗刷坏分子。具体措施是：先处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后处理一般旧警人员；先处理上层，后处理下层；对一般人员以教育改造为主，对特务、反革命分子以集中管训审查为主。有重大罪恶或现行活动的逮捕、关押；反动党团成员历史不清，又不坦白交代或品质不好、有劣迹、群众痛恨的开除。其中需要管制的交派出所和社会管制；对思想顽固、老弱病残、不称职，无改造前途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对旧警恶习不深、无劣迹、有一技之长者留用教育改造；对解放前不久参加旧警察的青年学生中思想进步、历史清白者，一律留用，照常工作。对旧警机构则视其性质不同而分别采取解散、撤销或者改造的办法来处理。对人事部门采取了解散后重新改建的办法。对组训室、政工科、机要室、督察处、专员室这样的反动政工机构予以撤销；对秘书、统计、通讯、司法、刑警、女警、外管、消防、总务、行政、会计和警察医院这样的业务行政部门予以改编，而后划分为人事、侦讯、治安、行政四部分，分别归属成为市公安局下设的四个处。与此同时，将各分局的旧机构原有组室打散，依照市局的整编原则，改编成为秘书、政保、治安、总务四个科室。在改编中，所有科、股长以上干部除个别情况外（如郊一分局留用了一个表现好的旧警科长）全部改换为我接管干部。当时限于人力原因，分驻所、派出所的人员机构仍维持原状。直到当年6月，根据中央和市委指示，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取消分驻所。街政府的干部大部分转到派出所工作，这样所有的派出所里都有了任领导职务的接管干部。从此，公安局基层机构也以接管人员为主了。

    接管过程中，除对库存的冲锋枪27支、机枪199挺、长短枪12133支、小炮15门、炮弹24708发、各种子弹1356376发接管外，对保警总队和旧警人员手中武器的收缴，是一项很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当时，我们凭借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和影响，采取了利用警察局和保警总队的上层、中层分子，争取下级官兵，联系愿意接近我们的分子，运用和平接管的合法权利，提出了“民主改编，争取改造，立功赎罪”的口号，深入细致地层层做工作，终于在我公安大队的指挥、监督下，将旧警察手中的武器，计有机枪152挺、长短枪9987支、战刀873把、手榴弹5954枚及子弹1145932发等全部收缴上来了。消除了隐患，解除了后顾之忧。

    旧警察局的人员中，经过审查认定为特务分子的有400余人。对这批特务分子的处理，也要讲政策。我们通过打入警察局内部的地下工作同志了解掌握到一些情况，此外，还争取了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聂士庆协助我们工作。聂士庆曾任北平市警察局秘书主任，北平市民政局秘书，后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大队长。聂长期效忠国民党阎锡山，杀害革命干部群众，血债累累，罪恶极大。但他在北平解放前夕接受我党地工人员指示，营救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出狱，并掩护了我党在警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1月23日北平解放前夕，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在南逃之前煽动军统分子携枪逃散，聂将逃散人员召回。接管时，聂带领刑事警察大队军统特务及其他公职人员参加起义，并进行登记，上缴了全部枪支武器。对聂士庆这样的人当然应不咎既往，并且应该适当安排工作。对其他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一切有劣迹底细不清的人，市局领导研究决定将他们全部集中，成立管训队，做进一步的审查和清理。

    接管期间，市公安局共接管旧警人员13635人。其中，职员2169人，警长和警士9147人，公役2319人。经审查发现有特务、特嫌和重大反革命分子501人（均送清河大队继续审查、清理）。到1949年底，已处理和离职的6922人，剩下的大部分精简还乡和转到建筑部门，只有极少数留用。

    1949年9月1日市局成立保卫处，即第四处，市委机关保卫科并入保卫处。处长是王林同志。原第四处（行政处）编为第五处。

    11月9日，市局局务会议决定：第一处（秘书处）分为人事处（仍称第一处）与办公室（原局长办公室并入办公室）。我仍为第一处处长兼办公室主任。

    1950年6月28日，市局党组会议决定：成立管训处，即第五处（后改为劳改处）。处长为安林同志。原第五处（行政处）编为第六处。

    肃清特务 登记反动党团分子

    北平解放之初，潜伏下来的特务伺机破坏，反动分子阴谋暴动，反动会道门分子也兴风作浪，土匪、强盗、流氓、恶霸骚扰滋事，社会秩序亟待整理。不坚决打击这些坏家伙，就会危及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就会丧失掉人民对我们的信心。于是，在宣布对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接管的当天，市局二处（侦讯处）就立即开始了对国民党各系统特务分子进行秘密自首登记的工作。

    这里，我扼要地介绍一下二处的情况：二处对内叫侦讯处或侦察处。工作任务主要是反特、反间谍、侦察、逮捕、预审、情报保卫等。处长是冯基平同志。他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水平，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是一位比较全面的公安情报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二处干部的骨干是各解放区派驻平津地区的情报站和情报组的领导人，他们分别掌握了北平地区某一方面的敌特情况。华北局刘仁同志领导的城工部的同志也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敌情资料。这样市局第二处就开始了对国民党各系统的特务分子进行秘密自首登记的工作。一方面组织投诚的国民党驻北平的特务头子动员其下属投案自首；另一方面又在掌握了敌情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调查侦察，核实情况，对那些拒不登记的潜伏特务和阴谋武装暴乱的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这部分人是少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自首登记和挂号的特务分子有800多人，缴出电台219部。被我查获潜伏电台73部，缴、收各种枪支625支。接着，3月11日市军管会颁发《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责成市公安局负责实施。市局设立了登记处，分局设登记小组。7月23日市局遵照市军管会发布的《反动党团登记布告及履行登记具体实施办法》，成立了北平市反动党团分子自新总登记处，各分局和某些重点地区的工厂、机关、学校等共设立55个登记处。12月25日市局又开始办理专科以上学校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登记工作。从1949年3月11日至1950年5月16日，共登记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反动党团分子3357名，特务分子3715人。

    在进行反动党团登记、肃清特务工作的同时，以二处为主，还接管了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在北平的机关和活动场所，其中还有特务监狱，像隶属于军统的国防部爱国青年训导总队第四大队，就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秘密监狱，又称北平站看守所，位于东城炮局胡同。在炮局胡同的西侧则为隶属于国防部二厅的国防部军人监狱。还有隶属于国防部二厅的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即有名的草岚子胡同监狱。这几所监狱接管时只有监房，没有在押的犯人。这些监狱破旧不堪，墙透风，顶漏雨，夏天热似蒸笼，冬天冷似冰窖，卫生条件极差，是国民党反动派残害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场所。我们接管后在整修监房过程中，曾在地下发现了一些尸体骨骼，真不知有多少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惨死在这地狱般的牢房里。

    我们接管后，迅速将监狱里外进行了修缮、改造，作为市公安局关押犯人的监所和看守所。把那些需要镇压、审查、管训的特务分子以及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破坏犯关押在这里。对这些被关押的人，我们采取了革命的人道主义。除个别重刑犯外，一般不戴手铐脚镣，有病的及时给予治疗，不但不饿饭，有时还吃细粮和肉；监所里保持卫生，定时洗澡理发；组织犯人读书看报、出墙报，组织犯人劳动，促使他们从内心里认识到自己有罪，真实地感受到人民政府对他们采取教育、改造政策的温暖。

    接管草岚子监狱后，冯基平同志曾邀请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鹤峰等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在草岚子监狱坐过牢的难友和部分家属，参观现在已成为我们关押、改造反革命分子的草岚子监狱，我陪同他们参观。当他们旧地重游，看到了当年关押他们的铁窗高墙时，不能不引起无限的感慨。他们一边参观，一边回顾当年的监狱斗争生活，向陪同参观的年轻同志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政治、历史教育。

    敌人在继续进攻

    市局二处在接管北平市国民党各系统的特务机关、活动场所，进行特务自首登记的同时，还开展了深入细致的侦察工作，陆续破获了潜伏下来的大批特务分子和特务组织，为保卫新生政权的稳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荫梧案件

    “张荫梧案件”就是在局长谭政文、处长冯基平亲自组织、直接指挥下，市公安局二处入城后侦破的第一宗重大案件。这一案件的破获，极大地震动了那些企图长期潜伏、伺机活动的特务分子，也极大地鼓舞了北平市的各界人民。

    张荫梧，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人民鲜血的反动分子，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组织“华北民众自救会”，下设若干组织，自任“华北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的主委。他联络了各地的国民党地方团队，号称9万人。企图取代傅作义在北平及华北的地位，密谋拉队伍上山打游击，与共产党、解放军顽抗到底。

    张荫梧听到傅作义将军准备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消息后，虽然公开声明“民众自救会”“停止活动，立即解散”，但实际贼心不死，转入地下活动。我方曾通过内线敦促其交出全部武器，放弃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但张荫梧一直置若罔闻，没有停止他的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市军管会命令市局二处：“应立即逮捕张荫梧。”二处在冯基平同志主持下，研究了智擒的方案。

    2月15日，执行科科长常真以叶剑英主任的“代表”身份，把张荫梧从府右街四存中学赚出，用汽车押到二处。审讯一开始，张荫梧就变成了烂泥一摊。根据他的交代，二处按原订计划，连夜行动，全线出击，到第二天早7时，便将这个阴谋集团的主犯佟寿山、张建侯、李国昌、金明甫、马希援、赵连庆等9人逮捕归案。还缴获了轻机枪3挺、卡宾枪2支、长枪229支，掷弹筒1个，手榴弹2箱，电台1部等物资。全部行动过程没费一枪一弹，便巧妙、成功地粉碎了张荫梧阴谋暴动集团，将这些人民的死敌收入法网。

    张荫梧被捕不久即发现患胃癌（贲门部），后保外就医，当年（1949年）5月27日病死。其他8名主犯于1951年被依法判处死刑。

    赵冰谷案件

    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绝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还会想方设法地进行破坏和捣乱活动。他们明的不成，就来暗的；硬的不成，就来软的；造谣、破坏不成，就伪装进步，甚至想混进革命队伍中来，企图长期潜伏下来捣乱、破坏。被破获的破坏新政协的中统特务赵冰谷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赵冰谷，先后混迹于奉军和国民党政界，又加入中统进行特务活动。他还是一个投靠日特、充当汉奸的特务，是出卖祖国的民族罪人。

    1949年9月，赵与其妻杨淑平二人以经商名义自四川转道香港来平，进行破坏新政协的特务活动。来平后，赵冰谷夫妇二人进行了频繁的活动，很快就谒见了李济深、陈此生、萨空了、杨虎将军夫妇、李明灏将军、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和邓季惺等。赵在民盟总部谒见了张澜副主席，并借机请求李济深和张澜保荐他为政协委员，还请求李明灏将军介绍他谒见周恩来副主席及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其急待“投奔光明”之心情灼热逼人，俨然进步人士。为何他要如此“热烈”地活动呢？他抱的动机是什么？他打出的招牌是：“在重庆被国民党‘四川肃奸委员会’绑架，拘押40天，为革命吃了苦头；后被陈万仞等人保释，得以完成联络川康民主人士，待机起义，迎接解放大军入川等事而来北平。”其实他背后隐藏的动机绝不是这样“光明磊落”的。赵冰谷下了火车，落脚北平后，根据我方掌握的材料，市公安局二处就奉命对赵冰谷夫妇进行了监视侦察，把他们的一切活动均纳入视线之内，日日记录在案；加上知情人对其历史罪行和现行活动的揭发检举材料，市公安局二处通过领导同志将已掌握的赵的材料和侦悉的可疑行径，及时通知了李济深、张澜等先生，使赵冰谷的一番苦心化为泡影。并于9月20日晚11时，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将二人同时在前门外廊房头条撷英饭店23号房间依法逮捕，从其行李中搜查出国民党“东南工作团”证件及电台密码等物。迅即将其押送草岚子监狱审讯。被捕后，赵犯表现老练狡猾，不守监规。镇反运动开始后，大批国民党特务分子纷纷落入法网，被捕特务中多人再次证实他的特务罪行，使他陷于绝境。这个顽固而狡猾的中统高级特务再也无法混下去，最后落得个飞蛾扑火自焚其身的可悲结局。1954年，赵冰谷被依法判处死刑，其妻杨淑平于被捕当年释放。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案件

    1950年9月26日市公安局二处破获的美国间谍阴谋武装暴动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公安机关破获的第一起涉及外国人的特务案件。当时曾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这一案件的侦破和处理，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永远站立起来了！任何人对我国搞破坏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洋人”也不例外。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是这一案件的主犯。

    李安东，男，54岁，意大利人。李于1922年就参加了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在中国还组织了该党的支部。他不仅是一个疯狂的法西斯党徒，还是一个老牌特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他曾贩卖军火，为国民党蒋介石训练空军。还先后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美国特务机关，不间断地在华进行间谍活动，搜集、刺探了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北平解放后，他毫不收敛，在美国特务包瑞德的指使下，以天津老世昌公司北平代理人的身份，利用商务活动做掩护，继续搜集我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情报。自北平和平解放至他被捕时止，搜集情报多达485件。

    山口隆一，男，46岁，日本人。1938年来中国后，一直从事刺探从江苏到秦皇岛之间沿海地区的航运及军事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逃避制裁，他于1946年投靠美国特务机关。在美“战略情报处北平总支部”任情报员，并于1948年划归李安东领导。北平解放后，山口隆一继续为李安东搜集情报，以法商魏智·亨利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的身份为掩护，先后搜集到我中央首长及全国政协委员的姓名、履历、住址、电话号码、汽车牌号等大量重要情报，并图谋伺机行刺。除此之外，他还竭力刺探我东北、华北的经济情报。

    最为令人发指的是，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密谋策划在我举行建国一周年庆典之时炮击天安门城楼，企图进行武装暴动，妄图杀害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其他首长。他们备置了八二迫击炮1门，手枪1支，步枪和手枪子弹235发，手榴弹和炮弹等武器。秘密测量了天安门地势，绘制成图，还在图上以弧线标出命中主席台的弹道。在我二处的细致侦察和严密监视下，我们掌握了他们的阴谋，终于在国庆节前夕，即1950年9月26日将此案主犯李安东和山口隆一逮捕。同案犯魏智·亨利（法）、甘斯纳（德）、马迪儒（意）、哲立（意）、马新清（中）5人也一同落网。

    经过近11个月的审理，1951年8月17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依法判处该阴谋集团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死刑；同案犯5人也同时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判决宣布后，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立即被我军警武装押送天桥刑场执行枪决。途中，市民欢声雷动，争着观看这两个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洋人”的可耻下场。

    安定社会秩序 消灭混乱现象

    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解放前的北平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下野的军阀、失意的政客、蛰伏的汉奸、官僚资本家、封建把头、恶霸、惯匪、惯窃以及地痞流氓和一些社会渣滓麇集于此。由于北平又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大城市。因此，东北、西北、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逃亡大地主，以及数以万计的国民党溃散的散兵游勇均汇聚到这里。当时在社会治安方面突出的问题是“五多”，即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圆贩多。

    市公安局根据市委提出的“安定社会秩序，消灭混乱现象”的指示，结合北平和平接管这一特点以及入城后复杂的社会情况和严重的混乱现象，确定了治安工作的方针是：“有计划地集中力量，消灭混乱现象，建立革命秩序。”总的做法是：肃特、治安密切结合，同步进行。市公安局、公安分局在工作上各有重点分工。市局以肃特为主，但不放松治安，分局以治安为主，但又密切配合肃特。市局统一领导全局的肃特和治安工作。

    当时，摆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任务就是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指示：卫戍、纠察、治安等机关应统一领导，统一步调，密切配合。为此，1949年3月24日，在市委和市军管会领导下，平津前线卫戍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组成了“北平市治安委员会”。主任是叶剑英同志，副主任是徐冰同志；委员有谭政文、张廷桢、李青川、张迺青、张明河、赵苍璧、武创辰等同志。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关于治安运动的指示》，指出：要集中力量肃清流散官兵（包括武装特务）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弹药。开展以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支武器为中心的治安运动。与此同时，各区也都成立了由警备部队、纠察部队、区公安分局局长、区委书记等参加的区治安委员会，加强对治安工作的领导。

    各级治安委员会成立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全力合作。公安分局干警全力以赴参加了这项工作。广大干警埋头苦干，英勇战斗，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支武器；追捕匪特、抓捕武装反革命；取缔金银黑市，打击金银犯；整顿摊贩，建立交通秩序；抓捕小偷，收容乞丐；加强公开的社会管理等方面，从1949年1月31日进城至1949年6月，在短短的5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即取得了显著成绩，社会秩序有了明显好转。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北平此时改名为北京）召开。紧接着的是10月1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市公安局在市委、公安部的领导下，全力以赴，胜利地完成了这两个大会的保卫任务。我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当他讲道：“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海外华侨。这就表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全场掌声雷动，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更多的人掉下了胜利的泪花。在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登上天安门时，人们心潮激荡、热血沸腾。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这时，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整个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当时场面之壮观，难以用语言形容，令人终生难忘。为了保卫开国大典，公安战士满腔热情，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坚守岗位，胜利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时至今日，回忆起来，每个参加保卫开国大典的公安战士，都深感自豪，并引以为荣。

    难忘的几件事

    进城初期治安工作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

    电车公司火灾

    第一件就是1949年4月25日凌晨2时，崇文门外东四块玉北街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发生的重大火灾事件。这起火灾虽经消防队奋力扑救，但仍烧毁修好的机车29辆、拖车11辆，未修好的机车13辆、拖车6辆，共计烧毁59辆，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104间。大火燃烧近4小时，损失以当时的人民币计值2亿元以上。

    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根据厂工会负责人和工友反映以及公安局根据现场情况的分析，显然是厂内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造成。厂内工人义愤填膺，对厂里负责人的麻痹和公安局没有及时处理特务分子表示不满，强烈要求查处厂里的特务和国民党分子。市公安局立即将嫌疑重大的焦家驹、董元及厂内两个中统组织的成员高树桂、鄂振等全部拘捕侦讯。

    这一案件发生后，外三分局及时向市公安局第三处报告。当时值班的是三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同志。贺生高接到报告后，没有按系统及时向上报告。

    就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中央当时负责分管公安工作的中社部李克农部长在东皇城根北街弓弦胡同办公处召集北平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开会。原来，自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后，周恩来副主席非常关心北平的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曾向李克农同志询问过北平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李克农同志因而决定就此问题召集市局同志当面向周副主席汇报。

    市公安局参加汇报会的有谭政文局长、刘进中秘书长和一、二、三处的正、副处长。谭政文同志首先向周副主席汇报了市公安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清理和对社会治安进行整顿的情况。周副主席听了很满意。谭政文同志汇报后，李克农部长让大家发表意见，补充情况。在座谈中贺生高就说起凌晨发生的电车厂重大火灾的情况。周副主席一听到这个情况，很重视，便问：“老谭，怎么回事？”谭政文同志事先没接到报告，一点情况都答不上来，只好问三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同志：“你知道这个事吗？这是怎么回事？”岂料武创辰同志对此事也是一无所知。当时在场的市公安局的同志除贺生高外，全都不知道。这一来，周副主席很生气，说：“这个会先不开了。这样大个事情，谁都不知道！现在就到现场看看去。”随即带领谭政文同志、我和武创辰同志去看现场。谭政文同志陪同周副主席乘周副主席的车在前边，我和武创辰同志乘谭政文同志的车跟随其后。当时，崇文门外地区属市公安局外三分局管辖。外三分局位于崇外手帕胡同内（今之花市消防中队院内）。可是司机不认识这个地方。行至崇文门，周副主席让谭政文同志叫正在路口执勤的交通警察来带路。上车一问，才知这位交通警察刚从解放区过来参加交通管理工作，不熟悉北平的地理。周副主席更生气了，说：“都是些官僚主义！一车官僚主义！”谭政文同志只好让那位交通警察下车。后来又问了一个老百姓，才找到手帕胡同。

    到了外三分局，正碰上分局长慕丰韵同志在办公室。他一见周副主席和谭局长来了，连忙亲自接待。周副主席不等坐下，就问慕丰韵事故经过和现场情况。慕丰韵对答如流，周副主席露出了满意的神色，接着又问：“你什么时间到的现场？”慕回答说：“我刚从现场回来。”周副主席追问道：“你是夜里去的吗？”慕丰韵说：“没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周副主席说：“又是一个官僚主义！你应该夜里就去现场！”

    周副主席详细了解了情况后，才又在我们的陪同下，回到弓弦胡同李克农部长的办公处继续开会。因为受到了周副主席的批评，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特别是谭政文同志，午饭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下午会议临结束时，周副主席做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批评了市公安局领导同志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领导也不到现场，甚至都不知道。你们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国桢在上海、重庆当市长时，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灾或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的市长能做到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局长还做不到吗？”对此，周副主席专门做了指示：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接着，周副主席又谈了对侦察工作的指示，他说：“你们不能光纸上谈兵，坐而论道。进城后，公开的敌人消灭了，暗藏的敌人仍然存在，对付暗藏的敌人，你派一个团去行吗？”“情报保卫干部要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要提高革命品质。要做到对党对人民受气不叫，有苦不说，舍己救人，冒险犯难，埋头苦干，长期艰苦奋斗，传之后代。不仅阶级存在要斗争，阶级消灭以后还要向自然斗争，要向宇宙侦察。”周副主席还对侦察工作的方向和原则做了指示。他指出侦察工作的对象主要是敌特分子，阶级敌人；而对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绝不能使用侦察手段。他说：“这作为一条纪律，要定下来。要严格遵守。”他特别强调了在侦察工作中不准使用“美人计”的办法。他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我们不能用。无产阶级就是要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开展我们的侦察工作。”

    那天到会的人中，只有周副主席、李克农部长和刘进中同志三个人曾在大城市中生活过。周副主席就像讲故事一样，给大家讲如何管理好大城市。他的话，深入浅出，有经验、也有事例，既生动又明确，给全体同志上了一堂非常好的政治教育和业务课。直到今天，这次会议的情景，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周副主席的教诲，使我们终身受益。

    那天散了会回到局里后，我们马上就周副主席的指示进行了讨论。根据指示的精神，作了相应的规定：以后再发生重大事故，市局、有关业务处、分局的领导必须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工作。这个制度作为永久性规定一直沿用至今。

    封闭妓院

    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社会秩序逐渐好转。一些反动党团骨干、土匪、特务、散兵游勇等敌对分子难以立足，常常以妓院作为其藏身之处或活动场所。针对这种情况，市公安局治安处和有关分局进行了细致的工作，调查了解了妓院与敌特分子的相互关系及妓院的各种情况。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妓院的活动，加强调查；另一方面，将妓院的种种情况向市局领导和市委领导做了汇报。1949年5月，叶剑英市长指示：“先派人了解情况，然后决定处理方针。”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在听取市公安局关于妓院是隐藏罪犯的场所、妓女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汇报后指示说：“必须整顿！”并让我们安排一下时间，他要亲自去妓院了解情况。经我同有关分局联系后，彭真同志在我和武创辰同志的陪同下，连夜率领市委和市政府负责同志深入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直至清晨三四点钟。刘仁同志对公安工作十分关心，他多年主持华北局城工部的工作，对北平各界的情况都很熟悉，但他对于妓院问题仍不放松，多次由我或市局其他同志陪同深入到妓院中做调查，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民政局、妇联和公安局等单位联合研究处理妓女问题的办法。决定由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调查了解妓院情况。8月9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提出“改造妓女、参加生产，以减少寄生人口”的议案，经讨论后大会原则通过该议案。在市政府领导下，市公安局会同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等单位共同组成“处理妓女委员会”，建立了全市处理妓院的统一领导机构。经多次开会研究、讨论取缔妓院的问题，制订了行动方案和处理领家、老板的办法。11月16日，市公安局、妇联、民政局、卫生局等单位召开联席会议。由市公安局成立了封闭妓院行动指挥部。主要成员有，指挥：贺生高；副指挥：张鸿烈；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李仰岳；副主任：单昭祥。各有关分局也设立了分指挥部，由各分局局长任指挥。

    由于事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全市大小妓院的分布情况、名称、地址、妓女数目和姓名、老板和领家的姓名、住址等情况。又精心计划了行动方案，像行动时先封哪家，后封哪家，进哪口，出哪口这样细小的问题都做了细致安排。所以，当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在中山公园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全体代表以雷鸣般的掌声一致通过封闭妓院的议案、聂荣臻市长郑重宣布立刻执行这项决议后，市公安局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民政局、妇联、卫生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动员、组织了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于当晚8时统一行动。出动37部汽车，分赴外城五个区、东郊、西郊等地封闭妓院，仅用了9个小时，就一举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集中老板、领家454名，收容妓女1268名。11月22日上午，罗瑞卿兼局长向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报告了执行大会封闭妓院决议的结果，庄严宣布：“北京市从此再不存在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的妓院制度了……”彭真同志也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北京市封建残余的妓院制度已经完全消灭了。”

    在国际上，不论是封建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或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妓女制度无不存在。妇女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可以随意买卖，备受蹂躏。而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个有着近2000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土地上，人民的政权刚刚建立起来的第52天，就彻底消灭了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最残忍的妓女制度，怎不令世人刮目相看？

    封闭妓院后，对老板、领家，根据其以往所犯罪行的程度，分别依法进行了处理，判处死刑的2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9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314人，缓刑、警告、教育释放的20人，处以罚金与劳役者4人，另有7件案件当年（1950年）未结。对妓女则成立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组织她们参加生产劳动，为她们治疗性病，改造她们的思想意识，还组织她们学习文化，尽力安排好她们的生活。经过治疗和学习，出院后，有505名结了婚，有374名回乡参加劳动或进行家务劳动，有21名参加了中央防疫队，13人考入艺术学校和曲艺剧院，还有的准备去工厂做工，等等。她们当中，有的入了党，有的成了国家干部，不少人还评上了先进工作者。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使人变成鬼的旧社会，才将这些命运悲惨的妓女救出了火坑，获得了新生。这一辉煌奇迹将永远载入史册。

    辅华矿药厂爆炸事件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发生在1950年6月14日下午5时20分左右的“辅华合记矿药厂爆炸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发生的最大、最惨重的一次爆炸事故，给我们的工作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这天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下午4时，全国政协代表云集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共商国是。就在5时20分，北京正东方向传来“轰”“轰”两声巨响，紧接着冒出滚滚黑烟。附近的消防七中队和朝阳公安分局的干警最先赶到出事地点，随后一、二、三、四、五消防中队和市公安局、民政局、市委干训班、公安总队、公安学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战士和学员2000余人也相继赶到现场参加抢救。

    现场一片废墟，大火在熊熊燃烧，浓烟中隐约可见在被炸得东倒西歪的电线杆和老树枝杈上、残垣断壁上挂着死难者的破碎肢体，溅洒着死伤者的鲜血。真是惨不忍睹。这场爆炸所引起的大火，经6个消防中队奋力扑救，直至翌日上午7时才将余火全部扑灭。这次爆炸事故，损失极其重大。有39人（其中市民32人，本厂职工7人）死亡，406人受伤（其中重伤250人，轻伤156人），受灾户达943户；受灾人口达4052名。全部倒塌的房屋有497间，部分倒塌的有1928间。坐商受灾达329户（其中损失严重的40户，因受灾停业的60户）。另外还有不少摊商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事故发生后，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都非常重视。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张南生，公安部部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张明河，市公共卫生局局长严镜清等人赶赴现场亲自指挥抢救工作。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景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蔡廷锴、彭泽民，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及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市委副书记刘仁等人均亲赴现场或到各医院慰问伤民，指示各医院的医护人员要认真对伤残者进行治疗和护理。第二天，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讨论辅华合记矿药厂爆炸事件的善后工作，决定成立“爆炸事件善后委员会”，有计划地开展对灾民的救济和慰问工作。前后计发房屋迁移、修缮及安置费近4亿元，减免受灾工商户工商业税款3368万余元，减免摊贩地租和牌照税50多万元；补助重灾户25万元，各种贷款1.5亿余元。修复房屋2300余间。还发放抚恤费计小米61040斤，使灾民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事故发生后，市公安局在公安部和市政府“要迅速查明肇事原因”的指示下，组织二处侦察科、三处刑警队、东郊公安分局联合作战，调查爆炸原因。一方面请有关专家鉴定，最后判明这起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为“不慎肇事”。

    这次爆炸事件给市公安局的工作敲响了警钟。经过总结，得出了经验教训：

    1.大城市内人口、住房、商业、服务业等密集，不应将危险行业设置其中。华北军区208师将合股矿药厂生产规模自行扩大，而其安全措施、技术力量均未变更。消防部门多次检查，指出隐患，督促该厂迁移，该厂拖延不搬，但我们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市公安局和主管业务处在此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

    2.市公安局对具有危险性的行业经营负有管理责任，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科学知识，在思想上对其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估计不足，在管理中片面迁就厂方，却没有尽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至使爆炸事件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3.对于这类危险性极大的行业，在暂时无法迁走的情况下，也应加强安全和保卫工作。但事实上却是只进行了检查，没有切实地帮助厂方进行改进。特别是5月19日该厂发生黑色炸药爆炸起火，当场烧死、烧伤工人各1人后，市局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使得该厂酿成大祸。

    对于华北军区第208师应负的责任，有关上级单位已作了评定，也都有处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市公安局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向市政府提出了今后一切制造爆炸性、燃烧性等危险物品之工厂、作坊，均应设在城外旷野地区等建议。

    通过这一事件，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与事故责任有关的同志还分别受到了纪律处分，教训是很深刻的。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的公安战士，只有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记挂在心头上，把国家和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才能胜利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它又告诉我们：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新事物总在不断涌现，作为人民卫士，不能故步自封，要不断了解新事物，学习新知识，安于现状是要被社会淘汰的。辅华合记矿药厂爆炸事件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写这段回忆录时，我好像又回到了接管时期的日日夜夜，觉得年轻多了。那时我是市公安局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在这期间先后担任过秘书处长、办公室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往事历历在目，但执笔写起来却很困难。“文化大革命”中大量资料损失，现在只能靠回忆和秘书同志帮助查找、核实资料，整理写成这个资料。文中所列事例，有的是亲自处理的，有的是参与过的，如有差错，希望读者指教，以便改正。

    198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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