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岚生[34]

    解放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北京解放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那时我是一个37岁的中年人，现在已是85岁的老者。往事如烟，已多模糊不清。现在只就北平解放前后的一些真实想法做一简短的回忆。

    共产党接收了人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先生由乡村进入城市——山东省会济南市。一个月后，当时的山东最高军事当局，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也来到了济南。此后，从大后方，天上飞来的，地上走来的，各色人等，纷至沓来。抢官做，抢接收，各种反面现象充分暴露。人民很快感到失望了。那时曾听到有“惨胜”一词。抗战八年，我们胜利了，但胜得很“惨”。我这时期开始感到苦闷，徘徊，信心动摇。当局如此，政风如此，整个大局如何？国家前途如何？我个人又将如何？有希望吗？

    1946年10月，何思源先生调北平市长，我随同来平，担任何先生的秘书。1947年2月山东莱芜战役，王耀武以6万之众全军覆灭，李仙洲被俘。某军事大员“几个月消灭共军”的豪言壮语，完全破产。曾对山东局面一度抱希望的我，此时感到山东也很难有什么希望。1947年秋，我因个人私事曾到过一次济南。行前何先生曾嘱我到济南后去见一见靳鹤声。他是不是中统，我不大清楚。但知道他与中统的关系比较多，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某税务局的局长。我和他并不熟识，平日也没有什么来往，见面本无话可谈，因为听他说他刚从南京回来，便以此为话题，问他：“你到南京见到一些高层人物，这些高高在上的先生们，对于目前这种困难局面，究竟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呢？”他不假思索地说：“我见过不少人，哼，对于现在这个局面，他们哪一个也说不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我说：“这不是很糟吗？”他说：“够糟的！”这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回到北平，我对何先生谈了靳鹤声的这一段话。他听后默然。然后低声缓缓地说：“也还不能那样说。”音调低沉，大异于他平日那种坚定自信的气概。

    1948年7月，何先生被免去北平市市长职务，我调统计处。当时本来不想在统计处待下去，但形势发展之快，出人意料。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下一步如何，北平很快紧张起来。不仅军事上的失败引起人心浮动；另外一些社会因素如七五事件的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货币严重贬值，物价一日数涨，金圆券货币改革失败，种种现实使人人头上似受到一种沉重的压力，透不过气来。我想，贪污腐败势力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任何改革救时的措施，一到他们手里，他们都能使之化为乌有。不但不能起任何应有的作用，而且他们都能从中捞钱，损公肥私，得到好处。一切现实，说明这个政权已毫无希望，似乎只有一场狂风暴雨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只有25岁，十年碌碌，一事无成，时至今日，已是公私交困。若不改弦更张，再过20年，此生岂不完全报废。从个人出发，也必须下决心改变。我决心留下来，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期间曾有人从青岛来信，要我到青岛去。因我意已决，就连信也没有回复。

    当时有我这类思想的人，不是个别的。记得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家里吃晚饭，大家高谈阔论，对现状发些牢骚，对未来讲些看法。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在一旁听了这些话，慨叹说：“唉，你们这些人呀，共产党还没有来，你们就叛变了，变心了！”我当时想：说什么“叛变”，我们从未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人，我们是为国家工作。当国主政者应该是贤者，今日环顾宇内，谁为贤者？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有作出判断和选择的权力。解放前后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件，北平和平解放已成定局，解放军就要进城的某一天，派出所一位警察和一年轻军人来到我家。那时我住在西交民巷平安胡同。他们大概平日已知道我的身份，知道我是旧市政府的人员，在这政局大变之前，特来打个招呼，以免发生什么麻烦，当是一番好意。他们见到我后说：“明天解放军就要进来了，希望注意一些。”我很坦然地对他们说：“没有关系，一切我已经知道了。我还在工作岗位上，天天还照常上班。已准备好了，等候接管。”他们看我坦然的样子，似乎有些放心了。最后那年轻军人不无感慨地说：“国民党政府最后落得这样一个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的，咎由自取，无话可说。这几年各方面也实在闹得太不像话了。”我说：“不错，彼此同感。”他们告别而去。

    第二件，财政局被接管后，军管会的领导要旧人员每人写一份简单的自传。那时我所在的统计室和视察室同在一间大办公室。内有一小套间，视察室主任老孙住在里面。视察室人很多，是一个安排闲人的地方。这些人大多年岁较大，级别较高。有的过去当过科长或主任，甚至有的曾在其他地方当过县长、处长之类的官，后来落拓失势，流落到这里任视察闲职。每月拿钱而无事可做。不一定按时上班，来去自由。内中有一老唐，福建人，原为科长，现调为视察。他写好一份自传，拿来交给主任老孙。于是大家一齐拥进老孙的小套间里，来见识一下这份新写的自传。大有“奇文共欣赏”的情景。有人看到文内用了“国民党反动派”一词，不禁脱口而出：“喝，骂上了！”而老孙则安详地坐在那里，用舒缓的语调，似乎颇有修养地说：“我们不说它（国民党）好；但也不必骂它。”这时老唐猛地把桌一拍，大声说：“怎么，为什么不该骂？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是谁的责任！”满脸通红，态度激昂。说罢，抬头看了看周围的人，掉头大步走了出去。其他人都默然无声，看着他愤然而去。

    第三件，市政府统计处统计长肖振凯南去后，第二科长李崑生（中统）成为统计长，耿聿膺成为第二科长，似乎统计处已完全处于中统控制之下。和平解放大局已定，末日已到，李崑生跑了，耿聿膺登上统计长的位子。有一天上午，警察局统计室主任宗寿乾到财政局对我说：“中午下班后各局统计室主任都到统计处开个会，你一定要去。”说罢匆匆而去，没有说明开什么样的会。中午我去了，宗寿乾正在发言。我听几句便明白了：因为解放军要进来了，各局统计室应表明态度，和中统划清界限，以免被误解，受牵连。他正在说着，耿聿膺走进屋里，他似乎还不知道屋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理他，于是他悄然坐下来听。宗讲完了，一时无人发言，他便说话了：“你们大家都不必担心，我还在这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拍拍自己的脑袋：“有我这一颗脑袋够了，你们不用担心。”大家悄然无声。这时地政局统计室主任杨某发言：“我们不过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算得了什么，用不着顾虑。”说罢，大家起立走散。

    宗寿乾开这样的会，可能和其他某几个统计主任事先商议过。但却没有找一个适当的处所，而偏偏在耿聿膺的办公室。有耿在场，大家不好表态。若不是这样，可能有更多的人发言。结局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解放以后，在许多场合，或在各种报刊文章中，常有人讲：“我们接收了国民党这个烂摊子。”我当时想：不错，是一个烂摊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们接收了人心。人民望治情殷，把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人民处饥渴之中，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对于从政、治国临民者来说，这未始不是一种大展宏图的机遇。

    叶市长的讲话稳定了人心

    北平解放前夕靠工薪生活的一般公教人员，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解放后是否有工作，是否能生活，其他都是次要的。记得有一天在李仲勋（同伟）家闲谈（他原是何思源先生任市长时期的人事处长兼新闻处长，此时早已离职），彼此谈到将来作何打算的问题，我说：“我已决定留在这里，等待共产党解放北平。”他说：“共产党不会杀掉我们，但人家也不要咱。我们要工作，老婆孩子要吃饭……”他好像在担心这些问题。我说：“人家不要你，那要看你想干什么。若你想当官，还想当处长，也许人家不要。我的想法比较简单，不论怎样变化，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人当权主政，社会上有许多事情，总需要有人来做。我们不是无一技之长、不能工作的人。以教书来说吧，教大学我们不够格。若当一个中学教师，还是可以的。教师也是一种职业，不是也可以挣饭吃吗？”我当时所以说这话，就是听说在抗日战争以前，仲勋曾在一所中等学校任过教师。

    解放后的第一任北京市市长是叶剑英同志。他接管市政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市长办公室门外的平台上对旧人员讲话。我和大家一起站在平台下，看到他从办公室里慢慢走出来，穿一身灰布棉军服，脚上一双布棉鞋（就是农村妇女手制、供解放军士兵用的那种所谓“军鞋”），髭须和头发好像很久没有理了。但态度从容，精神很好，说话轻松而有风趣。有些话已不能完全记得了，只有他所说有关旧人员的一些话，还记得很清楚。他说对旧的公教人员共产党要完全包下来，安排工作，保障生活。但有两种人不行，不能包下来。一种是有中统、军统特务身份的人，叶说，对这些人是不是都抓起来，杀掉？不，一个不抓。我们知道，大特务都跑了。剩下的，都是腿子。有的连腿子也够不上，是爪子。听到这儿，台下有笑声，气氛活跃起来。叶市长接着说，对于这些人，不能包下来，也不抓，不杀。要他们自动到指定的机关去登记。他们需要受一点特殊的教育。经过教育以后，也会给予一定的出路。另外一种是外事处的人员（那时市政府有外事处这一机构）。这些人过去是和帝国主义分子打交道的，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他们。这些人也不必去登记了，自动解散，自谋出路。除了以上两种人以外，其他公教人员都完全包下来。接着，他又讲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但相对来说，知识分子却很少。将来建设国家，更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所以要振兴教育，培养更多有文化的人，提高国民素质。旧公教人员都是知识分子，现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宝贝，我们必须重视。又说，你们和我们的同志们不同。我们的同志都早已参加了革命队伍，他们的家属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享受供给制待遇，生活都有保障。而你们的家属平日都是靠你们的工薪收入来维持生活的。所以旧公教人员还要保持原来的工薪制不变，每月按原来的规定发给工资。提到蒋介石，叶市长态度严肃起来。他说，蒋介石这个东西很可恶。他把中国革命拖后了20年……叶又微笑着说，我现在对你们骂蒋介石，大概你们听了还很不习惯。不过我们经常骂他，骂惯了。台下又有笑声。

    叶剑英的这一讲话非常重要，一切都已明确起来了。以他的地位，等于代表共产党明白宣布了对待旧人员的政策。对于将来的工作生活保障等问题，已不只是个人的揣想和猜测，而成为明白宣布的事实了。从这一天开始，大家思想情绪基本上稳定下来。我更自以为我的一切想法和判断都对了，没有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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