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澍[35]

    北平和平解放时我是原北平市警察局的代理局长，亲身经历了解放后的接管过程。现就记忆所及记述如下。

    和平条款公布以后

    1949年1月22日，北平报纸登出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款，市民莫不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大批国民党军队均陆续按指定地点集中到城外，城区内的治安均由警察局负责维持。当时城内治安情况非常混乱，散兵游勇到处鸣枪，抢劫事件时有发生，甚至乘机抢夺警察佩带的枪支。1948年12月，原任警察局长杨清植和其他高级官员已抢搭最后一批飞机逃走。傅作义为了维持北平市的治安，任命我为警察局代理局长，并面嘱在解放军未正式入城和接管期间一定要将北平市内治安维护好，不得发生任何重大事故。当时傅作义已迁到郊外随军队居住。

    原市政当局失去威信，形同瘫痪。到处发生粮店抢购粮食及被捣毁的事件。几百个市政府所属单位的职工成群结队到市政府向市长提出要求，要求打开银行金库，发放4个月的生活费用。市长当时不敢出面接见，由秘书长高某和我来处理。经过几个日夜的耐心工作，都没有说服他们，最后一部分职工直接到刘瑶章市长家中请愿，因刘市长早已避开，未能见到，群众即将刘的住宅捣毁而散。也有数百名清道夫到我家中要求发放工资，经我耐心说明并同意将他们的要求向接管军代表反映，他们才散去。

    那时，春节即将到来，市内治安均由警察局单独负责，上面领导已无人负责。加上警察局官警都诚惶诚恐，不安于位，如发生事故，我的责任是无法推脱的。我想，这正是我立功赎罪的机会，我应该做好工作，争取春节不出问题，将功补过。当即召集各分局长开紧急会议，强调在未正式接管前，一定要保证不发生任何治安事故。同时，加派总局保安总队日夜出动，负责全市巡逻任务，各分局采取紧急措施，交通警察一律不得擅离职守，同时将总局官员组织起来，每晚到各分局辖区视察和督促工作，我自己也参加了这些工作，使当年春节平安无事地度过去。为此，我得到了傅先生的嘉奖，北平军管会的领导也十分满意。

    接管与移交

    1949年1月31日，我接到傅作义先生电话，傅先生说，北平军管会电话通知，北平市市长刘瑶章、警察局局长徐澍及社会局局长温崇信3人前往城外颐和园商谈接管的程序和日期。刘瑶章派民政局局长程厚之代表他参加。温崇信和我随同军管会的同志乘军管会专车出西直门前往颐和园（军管会的所在地）商谈接管事宜。当时叶剑英、谭政文、刘涌3位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经过商谈，确定于2月初开始接管，解放军首先进城维持北平市区内的治安秩序，然后开始接管市府及所属各局。警察局由谭政文、刘涌等同志率领军代表接管。军管会全部移到北平市区后，我陪同叶剑英（当时任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徐冰（任北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薛子正（任秘书长）等六七位同志前往北平市政府进行接管。我召集全体市政府的职员在市府办公厅前广场集合，请叶剑英同志讲话并在市府各处巡视。第二天，市政府即召开人民政府的第一次市政会议，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中明确了接管各局的日期和程序。我负责办理警察局的移交工作。2月2日我到军管会陪同谭政文、刘涌等10多位军代表到警察局进行接管。首先召集全体巡官以上的官员在警察局礼堂开大会，请谭政文局长做了重要的讲话。主要内容是要求全体官警严守岗位，维护治安，并强调不得擅离职守，协助军代表将接管工作做好等。大会后立即召开科长、分局长以上官员的会议，并将接管日期和接管程序做了妥善而具体的安排。警察总局由谭政文亲自率领，各军管代表分别接管各处、科、室，另派有军管代表分别到各分局、队进行接管工作。总局及各分局、队事先都将应移交的全部档案、武器、电台以及名册做了整理，造成移交表册（各三份），由各军代表随同各单位负责人一一进行清点。经过一个多月的情况介绍及彻底清点后，双方负责人在名册上签名盖章并上报。由于一切档案文件及武器弹药等保管得完整无缺，接管和移交工作按原订计划顺利完成，军管会表示十分满意，军管会和谭局长还嘉奖了我们。谭局长指出我在这次移交工作中立下了功劳，3月15日任命我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业务研究组长，直接由谭政文局长亲自领导，开展公安局业务研究工作。并选定分局长五六人及科长三四人为业务组成员，开展业务计划和研究工作。

    我受到任命后，内心感到十分荣幸，也感到十分惭愧。我是一个对人民有罪之人，党对我不但未给予应得的处分，反而对我如此信任和重用，允许我留在人民公安战线上工作，给予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是人民公安战线上少有的事。由于两个多月的接触和体会，我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尤其在同谭局长及接管人员的接触中，对共产党员艰苦朴素、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无比敬佩，从而加强了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1950年4月份，因工作的需要我随同叶帅及谭政文局长南下广东，继续在公安战线上工作，长达30余年。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和冲击，但我对共产党的信仰，丝毫没有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我的问题认真落实了政策，给予我很大的光荣及高级的职称，我感谢党对我的重用、信任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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