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44]

    奔向良乡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迅即挥师南下入关。迄12月，东北与华北野战军协同作战，先后对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等城市形成分割包围态势。傅作义指挥下的华北国民党50多万军队成为瓮中之鳖，平津战役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这时，我正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政治研究室攻读研究生，整个研究室以及全校数千师生每天都沉浸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欢乐之中。

    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在支部大会上宣布：为解放北平做准备，接管北平的文教机构，校党委决定从研究室抽调大部分研究生去北平参加接管工作，名单明天公布。同时，他要求被抽调的同志在新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留下的同志要安心继续学习。会后，大家都非常振奋，互相猜测谁将被抽调去，一直到很晚才安静下来入睡。我是从北平清华大学跑出来的，多么想被列入抽调名单，恨不得马上就回到北平去参加接管工作啊！

    翌日，教务处长尹达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从研究室抽调的同志，多数参加接管北平各大学的工作，分配我和罗歌（原为北京大学学生）参加接管北平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当时，听到抽调名单中有我，真是喜出望外，但又想到自己从小学到现在从未离开过学校一步，对学校既熟悉又有感情，可是对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却从未接触过，真是一窍不通。我对尹达同志提出：根据我的经历，希望分配我也去参加接管北平各大学的工作。尹达同志听后，微笑着对我说：“从研究室抽调的研究生和你一样，原来都是平津的大学生，都没有在社会上工作的经验，去北平参加接管工作都是要从头学起，党委已经决定，就不要再变了。日内出发，你做好走的准备。”此时，我的喜悦兴奋心情占了压倒的优势，也就愉快地接受了分配的工作。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配工作的简短谈话，竟决定了我一生的“终身大事”，从此，近半个世纪再没有离开过祖国的文博事业。

    两天后的清早，被抽调参加接管工作的同志约30人齐集校部，其中大部分是研究生，也有校部负责生活的几位同志。每个人身穿学校统一发的灰布棉制服，黑色布棉靴，头戴灰布棉制帽，身背背包。背包里就是每个人当时的全部家产，其中有被褥、盥洗和饮食用具等。尹达同志简要说明行军路线及沿途应注意的事项后，由他领队出校门沿平汉路列队徒步北上。

    我们的目的地是北平西郊良乡。正定距良乡300多华里，队伍急行军走了三天，平均每天走百余里。如果是解放军，这是小菜一碟，对这群身背背包的知识分子却是大菜一碗了。好在大家都年轻，高涨的热情也就淡化了疲劳感。三天里，华北大平原晴空万里，敌人已经无影无踪。我们这支小队在行军中，有时说说笑笑，有时唱起革命歌曲，一路向北疾行。不时有支援前线的民工运粮队伍，有的肩挑、有的车推马拉，直奔南方去支援待解放地区的军事活动。途中，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站保定。正定距保定120里，出发第一天一口气走了120里，宿营地就选在保定城里的监狱。住监狱，是我生平第一次，既新鲜又神秘，所以印象深刻，至今难忘。战争甫过，这座监狱大院已经空空如也，我们一群是全院唯一的“临时住户”。第二天凌晨，匆匆吃完早饭又列队出发了。城内大街两旁商店小楼门窗紧闭，街上不见一人，无鸡犬声，全城静悄悄，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们队伍行军的脚步声。

    良乡，当时是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临时驻地。饭后走到良乡仅有的一条主要大街上，满街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一看便知几乎全是从四面八方集聚而来待命进北平工作的革命干部。到良乡，我们这个小队伍立即有所扩大。李枫同志就是我们到达良乡时由北平地下党组织分配来参加接管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工作的。李枫原名李玉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与罗歌同志相识。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各校迁返复校后，他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是清华大学学生会的一个负责人，和我也是同学。因此，我们一见如故，很快就打成一片。

    组建文物部

    到良乡不久的一天，尹达同志在所住的老乡家召集开会。我们集合后，从门外走进来一位陌生人，年龄30多岁，白净面皮，身材适中，一身蒋管区知识分子的打扮，精神饱满，和蔼健谈，有说有笑。从他的穿戴、言谈举止和风度，我们三个年轻人都认为这可能是一位民主人士。开会了，尹达同志首先向我们介绍：这位是高山同志，是晋冀鲁豫北方大学研究部的研究员，现在调来和我们一起工作。同时也把我们三个年轻人一一简单地介绍给高山同志。接着，尹达同志宣布：“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北平军管会）已经组成，主任是叶剑英同志；文化接管委员会（简称文管会）主任就是华北大学党委书记兼教务长钱俊瑞同志。文管会设秘书室和四个部。（1）秘书室，负责全会的行政工作，正副主任为黄粲、秦思平；（2）大学部，从事接管北平大专院校的工作，部长由钱俊瑞同志兼；（3）文艺部，从事接管北平的文化艺术单位和演艺团体的工作，部长是华北大学三部（文艺）主任沙可夫同志；（4）新闻出版部，从事接管北平的广播电台、报社、杂志社的工作，部长是徐迈进同志；（5）文物部，从事接管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北平图书馆和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四个单位的工作，由我和高山同志担任正副部长，你们三个人（罗歌、李枫和于坚）是联络员。”又提出：进城前在良乡的主要任务是：（1）学习时事和有关接管工作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以及组织纪律；（2）熟悉研究接管单位的材料，总之，要做好入城接管的一切准备工作，保证接管工作顺利完成不出任何差错。这是文物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也可以说是文物部的成立会。

    开完会，待高山同志离去后，我们三个年轻人异口同声地问尹达同志：“高山同志是民主人士吧？”尹达同志听后笑一笑问我们：“你们怎么认为高山同志是民主人士？”我们说：“看他的穿戴和言谈举止很像是一位民主人士。”尹达同志稍微停顿一下，然后不慌不忙地告诉我们：“高山同志原名王冶秋，不但不是民主人士，而且是我们党很老的老党员。他1925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以冯玉祥先生的秘书身份为掩护，在重庆做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又到北平，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做党的军事情报工作。1947年秋，我地下电台被破获，高山同志身份暴露，险遭逮捕跑到解放区，在晋冀鲁豫北方大学研究部任研究员。1948年，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大合并后，又转任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我们听后连连点头，从心里对高山同志不免肃然起敬。尹达同志接着又耐心地对我们说：“你们还年轻，容易从表面上看问题。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有些同志长期在根据地、解放区工作。有些同志坚持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由于环境不同，工作对象和方法也不同，因此在两地工作的同志自然形成不同的衣着、作风。以后，我们进城，你们会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要学会从本质上看问题，千万不要表面化、简单化。”尹达同志的教导至今记忆犹新。尹达同志在接管工作结束后，又回到华北大学。但从这一天起数十年来，我一直在冶秋同志领导下，从事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创工作。

    准备接管

    从1948年12月中旬组成文物部，到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良乡待命。在此期间，全文物部五个人，在尹达同志主持下，每天集中在一起，学习当前军事形势、有关接管的方针政策、组织纪律，研究所接管单位的历史、现状，尤其是单位领导人的经历、成就、政治倾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是夜以继日地学习、研究，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直到春节来临，我们才放松一下。记得是大年三十的下午，总务部门通知各部前去领包饺子的原料，每人半斤猪肉、半斤大葱、一斤白面。我们几个年轻小伙子跑去领回原料，向房东借来灶具，大家兴高采烈地七手八脚就把饺子包好了。冶秋同志打趣地说：“这顿饺子要多谢傅作义，他要早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了城，哪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包饺子呢！”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饺子了，大家边吃边侃，有说有笑，竟把所包的饺子全部“消灭”掉。算一算，平均每个人吃下二斤有余。

    我们在良乡待命期间，我军前线不断取得胜利。1948年12月22日拿下新保安，24日攻克张家口，1949年1月15日解放天津，17日取得塘沽。此时，傅作义军队困守在北平一城，但他对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仍未下，武力解放北平的可能性仍存在。正当此时，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6日电令平津前线总前委：“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周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与此同时，军管会叶剑英主任在一次形势报告大会上也指出：“解放北平，我们的方针是：不能损坏北平的一砖一瓦，不许放走敌人的一兵一卒。”

    中央军委的电报，说明党中央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是多么重视。对在战争中保护文物工作的指示多么严格具体，要求对城区“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进行“周密的调查”并“绘图立说，人手一份”，要求全军“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军委电报虽然是发给部队的，毫无疑问对文物部的接管工作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文物部所接管的单位虽然只有四个，但都是北平城内“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在军事行动中都要确保重要文化古迹的安全，军事行动结束后的接管过程中，更要确保文化古迹的安全，怎么能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文化古迹到我们手里反遭破坏呢！军委的电报，促使整个文物部进一步加紧学习，更加认真研究有关资料，把安全作为接管工作中的首要问题来考虑。

    对文物部所接管的四个单位，当时所了解的情况是：

    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10日，以明清两代皇宫为基础创立的。院址就在中国最大的宫殿建筑群——紫禁城，还辖有景山（皇家花园）、太庙（皇家祖庙）、大高殿（皇家道庙）、皇史宬（明清两代皇家档案库）、皇堂子（清皇家满族独有的神庙）。全都是必须保护好的“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院藏文物之丰富是全国之最。虽然国民党政府为避日寇，曾于1933年运走院藏文物13000箱到大后方，但留院古物仍有数十万件、皇家所藏典籍数十万册、明清档案数百万件，也是必须保护好的民族文化瑰宝。

    全院职工600多人。地下党员只有在院文献馆工作的姜有鑫一个人。值得高兴的是，北平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故宫博物院的安全，通过姜有鑫的活动，进步职工已经组成院职工警联谊会。

    院长马衡，是我国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是近代考古学与博物馆事业的开拓人。马衡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受长子马彦祥的影响倾向共产党，为了全院文化遗产的安全，一直坚守岗位。为了安全，他在院职工警联谊会的支持下，1948年12月中旬关闭紫禁城，停止对社会开放。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急令马衡选运院珍藏品去南京，为运台预做准备。马院长在职工警联谊会的支持下，采取拖延办法，始终未执行国民党政府的指令（直到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曾数度派飞机来平，接运国民党高级官员和文教界知名人物去南京，其中包括马衡，但遭马衡拒绝。故宫博物院是文物部所接管单位中最重要的一个单位，虽然地下党的力量薄弱，但有这样热爱文物如生命、政治上进步的院长和组织起来的进步职工，对故宫博物院的安全，我们心中有了些底。令人担心的是景山和太庙，这两处重要文化古迹被国民党军队强占，作为军事重地，储存军火，只有靠和平解放北平来保证这两处的安全了。

    北平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历史博物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第一年，由教育总长蔡元培提议，社会教育司科长周树人（鲁迅）经手，于当年7月成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我国最早筹备的、公立的公共博物馆。馆址在国子监，后移至故宫的午门、端门，以两侧房舍为馆址，以午门上城楼及两侧亭庑为陈列室。当时，暂由北京大学代管，馆长由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主任、博物馆学家韩寿萱兼任。韩留美多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工作近10年，1947年归国，无党无派，倾向进步，热爱博物馆事业。馆藏珍品为避日寇，也于1933年南迁去大后方，时滞南京未归。馆内尚藏有文物4万余件，全馆职工20人在馆长领导下坚守岗位，闭馆等待北平解放和接管。

    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位于西城文津街，北海公园西岸。其前身为1912年成立的京师图书馆。藏书近百万册，为我国藏书最多、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也是我国古代重要典籍的主要收藏中心。全部职工约百人，馆长袁同礼为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家，同时还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于北平围城期间，乘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接运在平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的末班飞机去了南京（后去台湾）。馆务交由王重民负责主持。馆内无地下党组织。王系图书馆学、文献版本学家，无党无派，受重托于危难之时，为全馆安全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与全馆职工共同努力，保证了馆藏的安全。

    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今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为1935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会下设有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其改为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下设文物整理工程处。是中国现代从事古建筑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会址在东城南河沿皇堂子。全会约40人，核心是工程技术人员和著名的古建筑匠师。马衡兼主任，秘书俞同奎驻会主持日常工作。俞年逾古稀，为清政府派出的第二批留学生，是赴英攻读化工的。1924年溥仪出宫后，曾任清室善后委员，后又任故宫博物院接收委员（代）和理事，是文博界的老前辈。为人老成持重，无党无派，热爱文物事业。全会职工在他的领导下，也在静待北平和平解放和接管。

    总之，根据当时地下党所提供的情况，接管的单位虽然不多，但几乎都是北平城内最重要的文化古迹和单位。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在接管过程中保证安全。所接管的四个单位，虽然地下党组织几乎空白，但单位领导人都是无党无派、一心一意做学问、坚守岗位、执着事业的人；四个单位的职工大都热爱本职工作，能自觉维护文化遗产的安全。即使如此，文物部的全体同志仍然难以完全放心，谁能保证敌人的魔爪不会渗透进来，出现“垂死挣扎”“狗急跳墙”情况，使文化古迹遭到破坏呢！警惕之心不能丝毫松弛。

    并非是虚构的趣闻

    转入1949年，由于傅作义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完全龟缩在北平城区内不敢露头，处在城郊的清华大学、农业大学等文教单位，先后被文化接管委员会和大学部接管。记得有一天，从接管农业大学回来的大学部的同志告诉我们说：“在农业大学的大院里，有教学区也有住宿区，好多职工家属住在大院里，可是在接管过程中竟没有看见一个孩子，令人奇怪。后来，经过进一步的了解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听说共产党要来接管，都把孩子藏起来，怕共产党把他们的孩子吃掉。”大家听后，不免哈哈大笑，可见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已经到了多么可笑和幼稚的地步，共产党也不是妖魔鬼怪怎么会吃孩子。那时，蒋管区的老百姓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但由于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对共产党不但不了解而且有畏惧感。现在提起这件事，好像是虚构的趣闻，但确实是当时我亲耳所闻的实事。这件事竟发生在高等学府区，启发我们将来入城接管，一定要把学习提到接管单位工作中的重要日程。

    进入北平

    时局发展很快，迄1949年1月中旬，傅作义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一个北平城困守着，战既无望，退更无路。由于我党正确的战略战术和耐心的工作与谈判，傅作义终于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从1月22日开始，盘踞在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队在一周内分批撤离市区，到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北平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入城接管防务和市政，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城区及四郊，大量的名胜古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重要的文教设施，终于在翻天覆地的革命战争中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做到了没有“损坏北平的一砖一瓦”、没有“放走敌人的一兵一卒”。在这样大规模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中，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在古今中外的大战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进驻北平的入城式，当时，北平军管会正式入城办公。文管会是迟一两天乘大卡车进城的。朝夕期盼的一天终于到来，大家欢快的心情实难以用笔墨形容。

    文管会的办公地点在东城北池子66号（今北池子小学斜对面）。这是一座有四层院落的四合院，据说原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关。在我们入住前，为了安全，都经过安全部门用仪器探测过，以防敌人埋伏下什么隐患。文物部的办公处在前院东房。室内面积共15—16平方米，隔成两间。里间是尹达、王冶秋两位部长的办公室，同时这也是他们的寝室、餐饮室、会客室、会议室。屋子小，放两张办公桌、几把椅凳也就满了。晚上，两张办公桌就是两位部长的卧铺。外间，是我们三个联络员的办公、吃饭、会客、睡觉的地方。因为是三个人合用一张三屉桌，还享受不到桌上卧铺的待遇，只能用日本的“榻榻米”席地而卧。那时联络员的工作，主要不是蹲办公室伏案执笔，经常是驻在所联络的单位，每天晚上回来开会，在部长主持下，汇报研究工作或传达学习。所以三人共用一张三屉桌也就凑合了。过了几周，文管会先后派刘耀山和王毅来文物部工作。刘系工农出身，一直是解放区的区乡干部；王则在北平以税务工作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人员增加，十几平方米的东房更加拥挤。过了一段时间，文物部又被调整到里院北房西侧办公。这是一栋比较高大的瓦房。我们五个联络员竟有了三张办公桌，虽然还不能人各一张，毕竟是提高了一大步。这时，文管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到最后院临街的一栋楼里去住。我们文物部的五个联络员合住一小间，依然是用“榻榻米”席地而睡。文管会备有伙食，伙房也在最后的一个院子。全会同志同吃一锅饭，没有饭厅，每个人就端着一个大碗在院子里吃，或站或蹲，边吃边聊，有的则拿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吃。全会的同志都过着同吃、同住、同工作的集体生活，上下级打成一片，各部门不分彼此，白天分头工作，晚上集中开会，大家都在一心一意地工作，十分紧张，每个人都精神饱满，心情愉快。

    接管点滴

    进城后，经尹达、王冶秋两位部长安排，罗歌和李枫分别去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图书馆负责联络工作；我因协助两位部长承担部内秘书工作，只分担联络两个小单位——北平历史博物馆和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后来，由于文物部又增加刘耀山和王毅，同时考虑到故宫博物院摊子大，只罗歌一人联络有些吃力，又把我和刘耀山两人也派去故宫博物院和罗歌一起进行联络工作，我原承担的工作则交给王毅。在故宫博物院，我们三个人大体有个分工，针对全院的职、工、警三摊，分别由我、刘耀山（到故宫后改名孟宪臣）、罗歌负责联系，但许多事都是三人共同研商，分头进行。我们三人常驻院里，和全院职工一起上下班。为了在工作上便于和院长经常联系，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安排在马衡院长办公室（今院会客室）的东侧，即神武门内的西值房。中午，就躺在室内地毯上休息。

    接管工作，一般都是先由联络员下到单位了解情况，然后部长出面向单位领导人讲述有关接管方针政策，共同商定接管具体事宜。重要的大单位，则由文管会主任亲自出马。故宫博物院就是钱俊瑞主任和陈微明（沙可夫）、尹达、王冶秋一起到院和马衡院长谈判交接事宜的。

    我最先接触的单位是北平历史博物馆。记得是午门前阙左门北侧的一个一明两暗的三间办公室，一侧里间就是馆长室，外间屋子正中，从棚顶吊着一只普通电灯泡，大白天也在亮着，灯下有四五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共用这一只灯光，整个屋子显得昏暗无生气，这就是当时北平历史博物馆的主要办公地点。韩寿萱馆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戴着一双大镜片的眼镜，见人总是微笑着，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虽然留美十多年，但身上看不出有什么“洋气”。他哭丧着脸对我说：“拨给馆里的每月行政费还不够买邮票的。”当时在馆内工作的史树青、耿宗仁、杨文和等就是在这时相识的。他们一直在这样清苦的单位坚持工作，这种敬业精神十分可敬。

    午门上就是馆的陈列室，韩馆长陪着我上去转了一圈。印象最深的是在午门正楼陈列有袁世凯在称帝仪式上所穿用的一套复古服饰，高高在上，摆在很显眼的位置。还看到一套清代行刑用的鬼头大砍刀，插在木架上，一排数把，不知这刀砍掉过多少脑袋。陈列设备简陋，很可能还是20年代开馆时使用的陈列柜。古建筑里自然光很差，也无人工照明，大冬天又无取暖设备，陈列室内显得阴森森、冷飕飕。据说：开放时，日观众不足百人。这就是筹备了37年的北平历史博物馆，这就是北平解放前夕的现在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

    我陪同尹达、王冶秋两位部长于3月2日到馆召开全馆职工大会。在大会上宣布接管和韩寿萱馆长继续留任，全馆职工全部原职原薪；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先清点馆藏，造册上报；今后按社会发展规律组织新的中国历史陈列，把博物馆变为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教育机构。这次会，使全馆职工吃了定心丸，初步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和方向。

    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是我接触的第二个单位。驻会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俞同奎，是文管会文物部所接管四单位的领导人中年岁最长的，已经七十出头，言谈举止有些迟缓，谦虚寡言，脸上皱纹刻画出在国无宁日的年代里，平生在事业上的艰辛。会里集中有一批30岁左右，年轻力壮，学有所长，热爱古建，又具有鉴定、设计、修缮古建筑经验的工程师，如赵正之、赵小鹏、李方岚、陈继宗、杜仙洲、于倬云、余鸣谦、祁英涛等。如今，有的人虽年已八旬，仍活跃在保护祖国古代建筑的战线上，贡献出平生的精力。

    接管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细节，已记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在1949年的3月份内由文管会文物部接管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写成“1949年3月由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接管”是不对的，因为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是1949年6月才成立的。还可以肯定，按当时文管会决定的接管方针政策，也会向全体职工宣布：领导留任，全会职工一律原职原薪。

    我接触的第三个单位是故宫博物院。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机构有：古物馆、文献馆、图书馆和总务处。古物馆负责古器物的保管、研究、展出事宜，馆长徐鸿宝（又名徐森玉）随南运的文物在南方，馆内工作实际由科长王世襄、朱家溍主持。文献馆负责整理研究、编辑出版明清档案，1948年新聘馆长姚从吾，因战局不定，终未来院就职，馆内工作由科长张德泽、单士魁负责。图书馆负责保管、整理研究、编目出版皇家藏书，馆长袁同礼已被南京派来飞机接走，张允亮代主馆务，还有编纂单士元等坚持馆内工作。总务处负责全院的人事、财务、警保、文秘等工作，也就是凡三馆业务以外的行政工作均归总务处，处长张庭济久假不归，由秘书赵儒珍暂代。总之，院的馆处级领导全不在任，院长马衡身上的担子多么重可想而知。

    马衡原为北京大学名教授，1924年溥仪出宫后，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创立之日起，即担任院的领导工作，由古物馆副馆长而代理院长，1934年实任院长，迄1949年已在任15年。这时马衡已年近古稀，个子不高，胖瘦适中，普通话中有些宁波音，作风稳重谦虚，见着我们这些小青年也是站起来打招呼。因为我在联络员的工作中分工联系职员，所以和院长的接触较多。在我的记忆里，和马院长研商的任何事都能取得共识，他总是耐心地把对方的话听完，然后以商量的口吻说出自己的意见，我们都很尊重他。马衡在院里有很高的威望。那时，沿筒子河北岸，临景山前街均建有很长的连房，东西连房中间，正对景山正门还有一个北上门，是为故宫博物院的北门（连房及门今均已拆除，拓为马路）。记得，每当院长专车开到北上门，即有人向神武门方向高声喊：“院长到。”神武门那边听到后，又有人向西——院长及总务处的办公地点高声喊：“院长到。”总务处各科室听到喊声立即纷纷把挂在墙上写有“院长在院”的小木牌翻过来，以便人人知道院长在院，便于请示工作。如果院长不在，即把小木牌再翻过去。在电气化不发达的年代，这倒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措施，挺有意思。

    2月19日，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和陈微明、尹达、王冶秋到院了解情况，并与院长马衡商谈接管事宜，决定了3月上旬集中全院职工召开接管大会。

    在文物部研究如何召开故宫博物院接管大会的会议上，尹达部长强调：这次大会是明清两代皇宫禁地回到人民手中的大会，是故宫博物院经历24年坎坷路程走上新生的大会，意义重大，开会的地点应该选在紫禁城内最重要的一处宫殿。经过讨论，大家一致主张在明清皇帝举行登极大典的太和殿召开全院职工参加的接管大会。同时决定：3月6日召开接管大会；尹达部长做报告，王冶秋副部长主持大会。

    3月6日上午，我和罗歌、刘耀山陪同尹达、王冶秋两位部长到院，先在院长室稍坐，即由马院长陪同来到大会会场——太和殿。全院职工早已在大殿内宝座台前排列整齐，场内一片肃静，预示着将要发生重大的事件。我们走进会场，大家不约而同地注目而视，在仔细地观察北平军管会派来的军代表的一举一动。这也难怪，当时故宫博物院600多职工中只有一位党员——姜有鑫，而且是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全院职工大都是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中了解共产党，亲身接触到共产党、解放军不过是近一个月的事，至于军管会的军代表更是生平第一次见到。两位部长缓步登上宝座台上，王冶秋副部长宣布：大会开始，接着尹达部长走上前做报告。他先把灰棉军帽脱下放在桌上，刚摘下时，有些头发竖了起来。这时，站在我后面的某位职工悄悄地对他身旁的同事说：“你看，共产党员的头发都是竖着长的。”可以想见，当时院里职工对共产党、解放军是多么生疏，而且怀有一种神秘感。

    尹达部长在报告中强调：“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三座大山压迫下。今天，北平从国民党军队手中解放，就是北平市民从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当家做主，这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有人说：老百姓若登上皇帝的宝座台就会晕倒摔下来。我今天不但登上宝座台，而且在台上高声做报告，既没头晕，更没有摔下来，说明今天皇帝已被彻底打倒，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今天，军管会接管，就是故宫博物院结束过去的坎坷历程，走上新生的开始。”接着向全体职工正式宣布：“马衡院长仍任院长”；“全院职工原职原薪”，要求大家“尽职尽责，努力工作，保证文物、古迹安全”。会场的职工安静地、全神贯注地听完尹达部长的报告后，大殿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们对报告，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都记在心中。

    我们于2月初进入北平城，经过一个月左右的了解情况和接管的准备工作，到3月上旬已对四个单位先后接管完毕。由于军管会确定的接管方针政策正确，四个单位领导的积极配合和全体职工的热情支持，整个接管工作做到了顺利、安全。从此，故宫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北平图书馆和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就在北平军管会文管会文物部的领导下走上新生。那时，北平只有两座公共博物馆，今天，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和带有博物馆性质的文物单位已达90座。抚今思昔，令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1996年9月7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