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47]

    二十出了头儿，才过上生命的第一个春天——1949年的春天。阳历2月份，照说还是春寒犹厉的时节，我已经先感到了那温暖：我参加了华北人民文工团。那时不似现在，叫什么“安排工作”，是被叫作“参加革命”的。

    1948年，我原在金山同志做“老板”的那个清华影片公司工作。北平解放了，那里的同志——他们许多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有的就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劝我干电影，同他们一起被“接管”了去。我不干，要去参加革命，到文工团去。解放了，自由了，谁还管得了我！

    文工团最吸引我的，是打腰鼓。北平解放不几天，在天安门前开了一个全城庆祝解放的大会。开会前，先有华北大学文工一团的同志们打腰鼓。他们穿着一色的农民衣裳，头上系着雪白的羊肚子毛巾，拉开队伍，击着鼓，在成千上万的群众中跳跃着，纵横驰骋，身形矫健，动作豪放，好像他们总有使不完的劲，击出的鼓声清脆得足以震天。解放区的文艺，竟有这样粗犷的振奋人心的美，过去何曾见过，我着迷了。我期望我能练出这样的好身手，我要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去，做这样的演员。

    我是穿着蓝布棉袍去参加文工团的，去了就请老同志教我秧歌、腰鼓。棉袍碍手碍脚，自然不便练习，但里边只有一件深红色的毛衣，在那大家都穿粗布制服的环境里，棉袍已经显得“各色”，再露出红毛衣来，岂不成了笑话？又一想，解放了，谁还管得了那许多，同志，练！隔了许多年，老同志们见了我，还不时提到我穿红毛衣扭秧歌的事。可以想见当时他们有多么看不惯。

    革命队伍确实给了我许多温暖，那时老同志们还都铺稻草睡地铺，独独给了我张床。那床，其实是一只运装低音提琴的大木箱，木箱呈三角形，同志们还在它的两个斜边上为我加上木板，使之既方又平。其时母亲已经死去，我孤身一人，已经没有了家；即使有家时，我也只能陪母亲挤在一铺有臭虫和跳蚤的炕上过夜；现在能够独自睡在这木箱上，已经觉得很知足了，何况许多老同志还躺在地上呢！伙食，吃大灶，照例是熬白菜、小米饭，大家一样，都吃得香甜。有几位老同志是吃中灶的，也不见有怎样的佳肴，一样的是小米。那时，我赶上一对老同志的婚礼，那是要全团一起打牙祭的，不仅吃上肉，并且有酒。这一天，新婚夫妇高兴，大家也与之同乐。如今的东华门大街19号当时就是我的家，一个终生难忘的温暖的家。

    我就是在这个家里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这中间我也出了许多点子，那“各色”程度不次于穿红毛衣。

    政治学习开始先做了一次笔试。黑板上出了几道题目要大家回答。记得其中有一道问的是：“什么是国家？”我毫不含糊地写上了“领土、主权、人口”。考过后，一位喜欢写诗的年轻的老同志，问我怎么答的，我如实告诉了他，同样毫不含糊。

    “你错了，”他说，“国家是阶级对阶级的统治。”

    我不服，觉得他的话漂亮得如同作诗，就说：“你那是写诗！”说得理直气壮。事后才知道人家说的是见诸经典著作的论断。

    在1948年，地下党的同志送了我几本解放区的书，我珍藏在我家的箱底，只有晚上在灯下读。其中只有一本《整风文献》比较读得进去。那里边还引用了鲁迅的文章，而且还说“工”字的一竖不能写得拐个弯，“人”字不可以在那第二笔上加三撇——解放区还讲究这些事，有趣！

    自然我也半懂不懂地读了那书里的其他文章。进了文工团，晚上熄灯后，与同屋老同志谈心。我问他：“《整风文献》是不是共产党的‘修身’？”老同志愕然了，停了半天吃力地给我讲解了那中间的区别。后来团里叫我演一个农村的区委书记的角色，我唯一的创造的根据就是那本《整风文献》。重新读它，从那里才懂得了党的干部是干什么的和党对党的干部究竟是怎样的要求。于是，我就照那标准去琢磨、去演，最后竟然受到团领导的表扬。我现在明白那表扬不过是对一个新同志的鼓励，但是从此以后我确实更喜欢那本书了。

    一次开小组会，发扬民主，也通知我这个穿棉袍的参加了。大家讨论，少不得对领导提意见。那民主的空气感染了我，老同志们叫我发言，我无意见可提，只觉得大家既然对领导提了那么许多意见，干脆改选一个就得了。我这话一出口，大家又愕然了。大约是原谅我一个新同志的无知，没有人向我解释什么，会又继续开下去了，像我根本没说过话一样。

    我还发扬过一次我的民主，这次得来的却是极好的教益。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各文工团都要出节目，参加演出。华北人民文工团演什么呢？我喜欢这个团演出的《赤叶河》，我永远记得这个戏演出时的热烈的情景：看完戏的新区的观众们，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互不相识的人群，只要有人起个头，大家就一齐唱，随唱随走出剧场，走向他们回家的路。因此，我认为应当到文代会去演它。但团里一定要演李伯钊同志的新作《琉璜厂》。我不同意，于是就写了一张三指宽的纸条，表明我的意见，转送给了李伯钊同志。这次可有了反响了——那时已入初夏，按时熄灯睡觉以后，突然听到院子里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喊我的名字，同屋的同志告诉我是伯钊同志来了，我于是连忙起身，只穿了背心裤衩就走出来。伯钊同志叫我坐在她面前，从要把北平由消费城市建成生产城市的方针讲起，一直讲到了为什么要演《琉璜厂》的道理。她的亲切的态度，和她对一个新同志的一张小纸条的重视，先就使我感动了，以至于忘记了初夏的凉意。更使我惊奇的是，伯钊同志说：剧本不成熟还可以改嘛！这话说了没过两天就组织了修改剧本的小组，而这个小组还竟然叫我参加。按说我是不该参加的，我对解放区，对工人、农民，有什么了解呢？但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参加就参加，还不知深浅地提意见，甚至讲到了契诃夫写剧本对人物是如何重视等自己也一知半解的话。（我哪里知道伯钊同志是留学过苏联的！）伯钊同志听了大家的意见，就放手让大家改。改就改，我居然还写了两段歌词。于今，我惭愧地感到了自己的幼稚，然而又有几分喜欢我当时的简单和率真。

    不管《琉璜厂》是不是伯钊同志的压卷之作，只看她的这种作风，就足够令人钦佩了。须知那时我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到半年、刚刚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儿啊。有人说伯钊同志“厉害”。我却在她的身上感觉到了民主和热爱年轻人的好心肠。

    谈完话，夜已深，伯钊同志急匆匆地去了。她是就回家了呢，还是有许多工作等着她去处理？她那时是北平市委的文委书记呀！

    记得当时她是骑自行车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