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元[54]

    1949年春节后的南京，由于国共和谈给人民带来了一丝希望而显出了一丝生气。和平、和平，这是人民大众多么渴望的意愿。我本人此时也把早已送往上海友人家准备外逃的亲属接回南京。蒋介石早在同年元月20日率侍从室人员进驻奉化溪口，我派“军话台”邱桐阶、李再兴随行。南京军话台则另派人员接替。

    4月21日风云突变，解放军下总攻击令，全面渡江。当晚，我按副局长吴清泉嘱，至鼓楼大方巷二区管局姜嘉猷局长公馆开会。本局处长、科长、各室主任均到。吴在会上说：计舜廷局长准在今晚8时开会，现在情况非常紧急，线路中断，邀请大家共商办法。时近午夜，计舜廷也未到会。几次打电话，他家均回没有回家。最后由吴清泉定出一个初步方案：明天若无大变化，即把局中大小汽车集中，作为把大家撤出南京的交通工具。

    出了姜局长公馆，已是23日凌晨2时许，听到城外炮声隆隆，心情极为混乱又惶恐不安。其实我个人在22日下午获得紧急情况后，曾立即请有关人员代购数张赴上海卧车票。此时，忽接军话台人员通知说，上海铁路已断，路上甚为危险，只好作罢。

    23日，明故宫飞机场一整天飞机起飞不停，多系撤退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解放军这天未进城，似乎给予逃离人员一个空隙时间。24日上午8时许，一位穿解放军服装的人来电信局洽商接收事项，他说：是部队通信部门派来接收“军话专线台”的。至于电信局，将由“军管会”派员接收……我们非常赞佩他们办事精细，对我们底细事前早已摸清。“军话专线台”虽系电信局管辖下一个部门，它主要职责则是担负国民党最高层军事当局的通信事项。所以，解放军把“军话专线台”划由部队通信部门接管，整个电信局由军管行政部门来接管。

    1949年4月25日上午，军管总代表郭建刚进驻南京电信局。

    在这当儿我还遇到一件事。

    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指南京。22日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纷纷逃亡，消息传到溪口，蒋介石等忙不迭移驻杭州。上午8时许，南京军话专线台接杭州发来特急长途电话：要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接电话。好久电话没人接，半小时后才叫通。发话：“吴校长接电话。”受话稍停回答：“吴校长不在。”“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受话答得干脆利落。

    上午11时许，宋美龄又叫秘书来电话叫吴校长接电话，仍回不在。女秘书改叫“军话专线台”负责人王××接电话：“嘱速设法转告金陵女大吴校长：夫人已命空军武官夏××转知南京空军总站，请吴校长迅即搭机离宁。”

    其实，我询知吴贻芳校长并未离开学校，她明知宋美龄用意，所以拒接电话。

    旋即我又得知，吴贻芳校长拒不离宁，她正考虑的是：在国民党溃逃、解放军未进城的真空之际，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古迹文物必须有人出来维护，否则，不堪设想。于是，她甘冒危险，与有关方面往返磋商。由于她向为世人景仰，威望卓著，所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接受了她的请求，决定留一团人交其指挥，维持南京治安。

    23日，我在南京各通衢要道上看到贴有吴贻芳和马××的安定民心的布告，一队队没有帽徽的武装士兵举着临时治安会会长吴的大旗巡逻。所有这些，对处于真空时的南京城确实起了安定秩序的作用。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解放后，在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据说宋美龄又通过在香港的国民党某要人，告知已与司徒雷登约定，要吴校长与其同行，又被吴校长拒绝了。

    吴贻芳热爱解放事业和光明抉择，赢得了人们的高度称赞，大家都说：“贻芳校长，百世流芳。”

    南京电信局正式军管后，很快一切恢复正常。并宣布了“三原”政策，即原人、原职、原薪。

    不久，派来一位“驻话务科军代助理”。这位军代助理名叫冯仲益，原是我在重庆电信局的部下。我调南京局，不久也把冯调宁。留在话务科当监察台班长兼话务科佐理，主管文书工作。他为人极为诚恳，工作也很出色，一直得到我的信任。一个月前，这位助理曾以“留资待命”名义离局。现在，他随军管会的军代表进驻南京电信局。他是着解放军军装与我再次见面的，而我从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我领导他多年，过去他写好的公文上都用：呈科长核批……如今，他是助理军代表，凡文件经我看后，必须加：“送呈助理军代表核阅”，经他阅后签字才能生效。这一切，我虽处之泰然，仍不免有旧的思潮浮现，认为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如《红楼梦》上所说：“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当然是我的错误看法，它反映的却是天翻地覆新旧交替的伟大变革。

    当时，我们留用人员工资拿的是“折实单位”，就是市面上大米的折合价。我拿的工资，约合十数石大米的人民币，比原收入还略高一些。所有驻局军代表多系是供给制，包括冯仲益在内。拿总代表郭建刚来说，我的工资，据说比他高约10倍。解放军艰苦朴素、一尘不染的作风，赢得大家一致称赞。

    约在1947年间，话务科三个话务员因犯错误被开除出局。解放后，这三个人相约一起来局，向我“兴问罪之师”，拟向解放军驻局代表“讨回公道”。我一时倒被怔住了，以为他们一定要无理取闹；军代表又不知究竟，会导致一些难缠的纠葛。他们都找过军代表，郭总代表允查明原因再答复他们。

    原来这三人中，有两人是夫妻，男的有时上班时间溜出去赌博，女的上班偷懒，看见用户不接不理，并且经常谩骂用户，这两个人都不服调动，和上级争吵……另一位女话务员，经常在班上和外面男友通电话，置工作于不顾。有一次她上夜班，把电路整个关闭6个小时。第二天被机键部门将这情况汇报给话务科。我即按照“话务员章程”规定，先后把这三个话务员除名出局。军代表在他们控告后，从未向我询及事件经过，而是缜密地走群众路线，多方了解事件真相。据说曾约见他们三人说：“我们经过多方慎重了解，对你们的处理没有不当之处，我们解放军对好的支持；对坏的同样予以杜绝和反对。”这三个人就此走了。

    从此，我对解放军的严谨、慎重、认真、走群众路线等作风，有了初步认识。

    同年7月间一个棘手问题又提上议事日程：“精简人员。”这是全面性的大问题。国民党政府臃肿庞大人浮于事举目皆是。拿我们电信局来说，全局有职工2000余人。实际承担任务者不足2/3。急待精简者几达六七百人。

    不少人心情惶惶，走门路、请托等一概不通。有些人临时抱佛脚，积极起来；工程师们也亲自动手了，对有些本应清洁工做的工作也主动去干；举报这样，检举那样，五花八门，一句话，就是想不被精简继续留用。个别人曾找我谈到此事。我即明告：“我本人也‘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军代表的做法是先在每一个部门觅两三个积极分子或地下党员，要他们把该部门需人概况，实际业务概况，现有人员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作风、表现有无劣迹（包括政治上问题）详细列表，送总代表，然后开会逐一研究确定去留，由各部门分别通知每一个被精简者。虽是一次大动作，却在静悄悄中结束。我们无不赞佩军代表工作做得细致、周密。

    原局长计舜廷临行留下一部新式小轿车。郭建刚来局后没有乘此车，仍乘小吉普。有一次小吉普待修，吴副局长叫郭建刚改乘新车。郭谢绝后要吴副局长乘新车，把吴自乘的旧车让自己。互相推让后，最后郭还是坚持乘旧车。

    郭建刚等属第二野战军。同年8月底将向西南大进军，所遗工作交由第三野战军接管。

    行前，郭建刚等召集本局科长、处长等以上主管开座谈会。

    郭建刚宣布即将离宁，由“三野”接替。并郑重而又诚恳地表示：与大家共事数月来，无论在工作上或是其他任何一种行为和作风上，吁请与会各位发表意见，我们将诚恳地接受批评……

    在我们来说，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过去我们从未在公开会议上对领导提过意见，更谈不上批评。在郭等一再敦促下，我们各人就谈了自己的体会。郭建刚他们非常认真地听，都做了笔记。最后，他们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帮助。

    9月初，由第三野战军派来总代表聂鑫，副总代表刘颖水。他们的优良作风如出一辙。而且聂、刘二位代表还经常约我们中层干部见面谈心，态度极为诚恳，平易近人，决定的事还先与我们商榷一下。这些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更感到今是而昨非。这个教育，也为我以后做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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