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镜[56]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30日午后6时许，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来到长江路的“国民大会堂”（现在的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许多穿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干部。穿便装的有我的金陵大学同学张一之、燕京大学同学卫永清，还有不久前同在国民党嘉定县政府的复旦大学的曹汶，那时他化名曹昌旭。地下党出来的同志们相见时，都会心地一笑，然后热烈握手，畅谈往事。

    约7时，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东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同南京地下党的会师大会开始。二野、三野的首长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粟裕、宋任穷、张际春，还有饶漱石、南京地下党的陈修良等人走上主席台。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庆祝国民党首都南京的解放。在奏解放军军歌之后，刘、邓、陈等首长分别讲话，宣布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刘伯承、宋任穷任正副主任；成立南京市人民政府，刘伯承任市长，柯庆施、张霖之任副市长。最后，饶漱石做关于接管南京的报告，宣布统一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接管工作，军管会下设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四个委员会，分工负责接管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军事、政治、立法、司法、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报告详细讲解了接管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步骤、组织、纪律和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讲了三个多小时。直至凌晨1时才结束。

    参加文教委员会的工作

    5月1日上午，我按通知要求到成贤街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即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报到。秘书主任陆凤翔接待了我，并安排我在秘书室任秘书。同室同志有秘书科长陈少瑞，秘书李谋亨、陈白敏、方培真。文教委员会主任徐平羽，副主任王明远、任崇高。文委下面有：（1）大专部，负责接管大学与专科学校。部长赵卓，副部长王昭铨、张渊泉。（2）中、小、社教部，接管中、小学及社教机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院等。部长朱泽甫，副部长郑康、曹昭云、尚渊如。（3）文化、新闻出版部，接管报社、电台、出版社、电影院、剧场等。部长副部长有汪冰石、赖少其、孔罗孙、史水等。以上人事安排以随军南下干部为主导，地下党的干部配合。南下干部掌握方针政策，地下党的干部比较熟悉情况。

    接管工作极其顺利，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已经完成。工作效率很高，而且极其廉洁，与四年前国民党政府从日伪政府手中接管南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国民党政府的接管工作号称五子（金子、车子、票子、房子、女子）登科，集贪污腐化之大成。这次接管的方法方式也很高明。如文教委员会要接管的单位有几百个，大单位也有几十个。而接管工作的干部总共只有200多人，中级以上不过几十人。

    摊子多而大，人员少，困难可想而知。在此情况下，军管会采取的方法是：（1）强化组织领导，派遣工作组去要接管的单位。工作组由军代表和联络员组成。一个工作组去一个单位或连续去几个单位。大单位先派，小单位后派，完成一批再派出一批。（2）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组到一个单位，首先召开有该单位领导或负责人（许多单位的领导已随国民党政府撤退或逃走，由群众推出临时负责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军代表首先宣传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宣布党的政策，对所有原单位的人员一律给出路，愿留的发给生活费，愿去的按所去地方远近发给路费和证明。（3）责成原负责人带领全体人员查清原单位的人、财、物、房地产，分别造册，限期呈报工作组。一般情况是军代表收到上报的各种表册后，财物仍责成原主管或分工负责人保管，等待以后进一步处理。（4）一般教育文化单位，一面接管，一面仍继续开展正常的教学和业务工作。只有一些重点单位与少数单位的领导人，才逐步进行了撤换调整。（5）各单位工作人员在接管后都组织了学习。一些不适宜在原单位留用的人员被送往军政大学学习；一些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了西南服务团，随二野大军去了西南。

    严密的组织纪律，走群众路线，雷厉风行的作风，是接管工作多、快、好、省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准备工作充分。我在文教委员会秘书室看到一套关于从国民党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学校、文化、企事业单位的铅印调查资料，近20本之多。所有将要接管的单位的名称、地点、负责人以及该单位的上、下级关系，内部组织机构人员、编制、财务、经费、物资、房地产等都有记载。这套资料是南京地下党自1948年下半年起就开始秘密调查编写，之后送往解放区，由解放军南下接管干部队伍的金陵支队铅印的。这一套资料为解放军快速、完整地接管南京提供了保证。

    接管人员的纪律非常严格。仅以我的秘书工作之一，代表主任接见来访的客人而言，徐主任规定了一条纪律：“只问不答。”来客的单位、身份、来访的目的等必须清楚，来客的要求必须向领导汇报后，遵照领导的指示方可答复。一次，徐主任指示我代表他接见两位来客，一看是母校金陵大学的两位老师。我请教他们的来意，他们说，是来请军管会派员接管他们的学校。我向主任做了汇报。徐指示回答：“不接管。”他们又请求对今后如何办学给一些指示，我再汇报。徐指示我回答：“无指示。”也就是说办与不办与怎样办由他们自定。后来我才了解到，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所办，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大学有区别，而且这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住在南京，他想同共产党联系，可是我们军管会没有理他。

    我在文教委员会秘书室，分工联系中、小学及社教这一块。9月8日南京《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新民主主义教育在成长——南京解放四月观感之六》，是由我草拟、教育局齐健秋局长核发的。现摘录几段如下：

    共接收中、小学及社教机关219个单位，计中等学校6所，小学173所，社教机关30所，中学生9657人，小学生59161人。

    教育局于6月中旬即订立中、小学初步整顿改革计划，颁布初步改革办法，明确规定取消童子军、军训、公民等课程和训导处。并宣布以逐渐改造学生思想、提高政治认识、培养革命观点、群众观点与劳动观点等稳步前进，改造南京市教育的方针。这样就初步稳定了教员与学生的情绪。以后又逐渐在各校建立了生活指导处，领导学生实行自动自觉的民主管理，自订学习与生活公约。师生之间从此才建立了团结友爱的新关系。

    对于旧有校长及教职员，一般均予留用；对于曾有反动行为者也都给予改造自新的机会；只有对极少数解放后仍然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执迷不悟分子，才予以撤职处分。

    私立学校方面参加登记的私立中学59个，私立小学90余所。在发展教育原则下，对历年办学有成绩的学校，鼓励他们继续办理，对少数不良学校才令其停办。

    教育局改造南京市社会教育的原则是，充实各社教机关的内容，增加图书设备，并改正办理的方针，以工人和店员为主要对象，进行教育。调整民教馆和补习学校的地址，使它们真正走到工人、店员和贫苦市民中去，真诚为劳苦人民服务。

    接管“总统府”

    南京解放后，“总统府”先是由军管会政法委员会房地局接收。1949年10月初，南京市人民政府调朱泽甫、李谋亨和我接管，并于此成立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朱泽甫任秘书长，我和李谋亨任秘书。主任由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徐平羽兼，副主任由南京图书馆馆长贺昌群、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兼，委员有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胡小石，中央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中国古建筑专家刘敦祯，文物专家、教授朱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曾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的杨仲子，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院长等。同时调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的还有青年团员、南下干部刘俊亭、李蔚然。我们在接管“总统府”同时，还接管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原址。1950年1月和1951年初，朱泽甫、李谋亨先后调动工作，文物保管委员会秘书就我一人。

    “总统府”的人员大部分已经政法委员会处理完毕，移交给我们的职员和工人共约50人，加上文物保管委员会成立后陆续从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学校接收的，与军管会、市政府介绍来的合计约60人。这些人中约有一半人的历史很不简单，经过1950年到1951年的学习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才初步弄清了这些人的政治面貌。

    如有一个叫张忠的人，是蒋介石的侍卫官，蒋的汽车开到“总统府”大堂，总是由他拉开车门，扶蒋下车。蒋上车同样是由他开车门，扶蒋上车。一个叫李拯民的人，是蒋介石侍从室官员，军统“特检处”检查员，专职负责收转全国各地写给蒋介石本人的私信。据他说，他保存了一批妇女写给蒋介石的信，有的自称是蒋的旧识，有的是新交，有的叙旧情，有的谈新爱。这些信是真是假弄不清，既不能呈交蒋介石，也不能回复，更不好销毁，只好专存，候蒋来查。但蒋从未查过。一个叫粟杰夫的人，持南京市军管会介绍信而来，自称是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侄子。实际上1930年他就是湖南省会同县的清乡“剿共”委员，辽沈战役时，他是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军级政工主任。一个叫程万孚的人，持南京市人民政府介绍信而来，自称与柯庆施市长关系密切，后来交代曾任国民党军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少将秘书长，皖南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国民党南京市设计委员。其他人物有“总统府”的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区分部书记，科长；有“监察院”秘书，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县长；有北平市警察局长，上海市警察分局局长；有汪精卫汉奸政府的淮海省民政厅长，伪淮海省政治保卫部少将专门委员；有江苏省警察厅特高科长；铨叙部科长；有军统“忠义社”“复兴社”特务；民社党中央秘书；等等。这样的一批人，在解放后的南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能量很大，他们抱成一团，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利用共产党运动多与前后运动不一致，曾制造了好几次严重事端。

    1949年的“总统府”，已经年久失修。我们接管后，发现蒋介石办公的“子超楼”，屋面多处漏雨；西花园道路、房屋破烂；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最喜爱的石舫，只披了几张铁皮。我们立即邀请南京市城建局派来邹声植工程师全面查勘，计算工程量，编制预算，报请市政府拨款修理。

    按管后的“总统府”，保留了蒋介石办公原状，供国内领导人和苏联以及一些亚非国家来宾参观。先后来参观的有董必武、陈毅、粟裕、唐亮等领导人，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及多国的青年代表团等。苏联等国家的青年代表团参观时，我们还展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的图片，“四一”学生运动遭国民党镇压死难烈士的血衣等。

    1949年至1950年，我们接管了“总统府”及其属下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与政法、财经、文教各部、高等法院、特种刑事法庭、特务机关保密局的图书共70万册，档案2.7万余宗，书画、金石、陶瓷、玉器、珠宝、象牙雕刻、古玩等近3000种。图书，我们请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李小缘指导，请中央大学几十名学生利用暑假期间进行整理，并分类建卡、造册，移交给南京图书馆，对外开放。档案清查整理后呈交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从北京带来的接收工作组。书画、金石等入库保存。

    “总统府”图书中具有特别研究与参考价值的，是一套完整的“国民政府公报”和“总统府公报”。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到1949年“总统府”垮台。每天发布的法律、法制、法规、法例、政策、政令、指令、指示，蒋介石的讲话、训话、演说，国民党政府、军队的人事任免，国际上的交往，大使、公使、代办、领事的派出、召回等一切重要事项，都刊登在公报上，是研究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的重要历史资料。

    “总统府”档案，除具有与公报同等重要、具有相同的研究价值外，让我至感惊奇、如获至宝的是内中有共产党的重要文物。怎么会在国民党“总统府”的档案中存有共产党的文物呢？原来“总统府”档案中有一类是通令全国专门查禁共产党的书刊、文件、宣言、传单的。每份查禁通令中都有两份共产党文物的原件，作为附件存档。这些共产党的文物，除了存留于国民党档案中外，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南京，这个国民党政府22年的首都，虽然解放了，但不良影响仍然存在，而且在国民党、蒋介石撤退、下野前还有计划地留下大批特务。这些人时时在窥测方向，兴风作浪。我们接管“总统府”后不久的一天下午，突然从四面八方来了几千人围着“总统府”大门前的两座石狮子转来转去。有的叹息，有的惊奇，有的议论，说石狮子流泪了、走动了，意思是石狮子想念国民党蒋介石了。这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的挑动，也包含一部分群众的愚昧和国民党的旧影响。这事引起中共南京市委和市政府领导的重视，事后加强了政治、时事和爱护新中国的教育，加强了文化馆、影剧院等宣传阵地。

    从南京群众围观石狮子一事，我们感到，党应当利用“总统府”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宣传的场所，用“总统府”的图书、档案、图片、文物来讲话，来教育群众。

    利用“总统府”革命与反革命两方面的实物资料，加上从北京搜集来的革命图片资料，并联合南京市的大专院校、博物院、图书馆、科研院所与市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从1950年2月到1952年5月，我们举办了十次较大规模的展览会。

    1.春节展览（1950年2月）。

    2.南京解放前后史料展览（1950年4月），庆祝南京解放一周年。

    3.新中国的诞生展览（1950年10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4.美帝侵华罪行史实展览（1950年11月），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伟大的祖国展览（1951年2月春节），以5000年的文明历史，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百余年革命斗争传统三大主题，以大量的文化、文物、科学发明创造、资源、制品、工艺、美术、图片、图画，宣传祖国伟大。开展当天上午，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南京市副市长金善宝、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胡小石、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南京图书馆馆长贺昌群、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等同来参观，并在西花园举行诗茶会。

    6.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4月），配合南京市的镇反运动，展出中统、军统、国防部保密局等特务机关的罪恶历史和破坏新中国、新南京的实物、图片资料。

    7.太平天国革命史展览（1951年5月），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0周年，同时在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总统府”）大门前建立了由郭沫若题字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纪念碑”。

    8.三十年中国革命史展览（195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以比较丰富的文物、图书、图片、照片资料，展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过程。

    9.新南京建设展览（1951年10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周年。展出南京两年建设的成果，鼓舞南京市民。

    10.土地改革展览（1952年3月），配合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

    以上这些展览会，政治性都比较强。特别是三十年革命史展览，我们原来的计划是模仿北京筹办的党史展览。我们曾去北京搜集展品，把北京发动全国的油画专家为党史展览创作的100幅油画全部拍了照。我们将100幅油画照片放大，穿插在南京的展品中。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认为这对南京市人民有教育意义，指示我改用“三十年中国革命史展览”的名称开展。

    十次展览会展出时间，多的一月有余，少则半月，参观的观众达百万以上。每次展览会都有不少观众留言，总的评价是看过展览会提高了对共产党和党的政策、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认识，纠正了对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错误看法。每次展览会都有《新华日报》记者来访和报道。展览会的前七次，即从春节展览到太平天国革命展览，我都写了总结，报告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发表在1952年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华东专号上。

    1951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南京市委、市政府的三位领导人柯庆施、江渭清、石西民同来文物保管委员会。我陪他们视察了整个“总统府”大院、“子超楼”、“西花园”与“东花园”后，柯庆施严肃地对我发出指示：“蒋介石现在在台湾还很反动，你必须立即将所有蒋介石的遗物、遗迹全部、彻底、干净地扫除，不许保留，不许开放参观。蒋介石的办公室你们可以去办公。”我立即遵照办理，将蒋介石的办公室、休息室、会客室、国务委员会议室、外宾接待室等有关陈设，统统清除。还有一个专为蒋介石设置的红门，此门设在外宾接待室与政务局大楼之间，将“总统府”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是参军处及其下属的军务、总务、典礼三局，后面是文官处及其下属的政务、文书、印铸三局，有点像宫廷的内宫、外宫。此门只有蒋介石来了才开，只有他能进出。别的人只能从两旁通过。我觉得此门的封建意识太重了，让人把它锯去了。至今人们经过此地，还可以看到它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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