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向红[57]

    每当我听到优美悦耳的乐曲和歌声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在南京解放初期接管原国立音乐院的一些情景。在西康路古林寺旁的这座最高音乐学府，随着南京的解放，开始奏起了新时代的乐章。

    南下编入金陵支队

    1949年初春，建国学院由豫皖苏边区界首迁至开封，接收了原河南大学并在这里扩大招生。在党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学院欢送了千余名干部学员参军编入第18军等部队之后，我们百余名留院干部奉命南下。3月中旬，我们从开封东进经商邱至徐州，再南下经蚌埠于4月1日抵合肥，编入由彭涛任支队政委、宋任穷任支队长的金陵支队。我们和其他解放区南下的文教干部约500人合编为金陵支队第四大队，由原建院老院长任崇高任大队长，徐平羽任政委，建院副院长纵瀚民任副大队长，建院教务长赵卓任政治处主任。我们建院干部编为第一中队，张光任中队长，张鼎超任指导员（后兼任中队长），其他南下的文教干部编为另外几个中队。

    当时，国民党一面高唱“和平谈判”，一面派飞机轰炸解放不久的合肥等地，妄图阻挡解放军南下渡江。金陵支队为防空袭，分散住在合肥南郊的村庄，四大队住在王上坟、王下坟一带，我们一中队先住吴家横，后住小朱庄，一面学习，一面向当地群众进行宣传。编队后，徐平羽政委给我们做了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的动员报告，同时宣布了随军南下渡江接管南京的光荣任务。我们在学习中着重讨论了由乡村转入城市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以及警惕“糖衣炮弹”袭击等问题。重新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守则》等，并传阅了国民党在南京的政治、经济、文教等部门情况的参考资料，为接管南京做好思想准备。

    随军渡江进入南京

    4月19日，天气晴朗，队部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级命令：立即轻装，准备行军。我们于午后4时出发，经大兴集后深夜抵达肥东县境的大湖集宿营。后来知道因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二野、三野大军奉命强渡长江，因此担负接管南京任务的金陵支队亦需随军南进。4月21日，天转阴雨。纵瀚民副大队长传达宋任穷政委指示：为防空袭，夜间行军，轻装疾进，注意保密，不要掉队。午后4时，我们冒雨出发，路滑难行，当夜到达巢县拓皋镇住在城隍庙内，次日因雨休息一天。4月23日，天始放晴。我们抓紧时间晒衣被，上级传达我军已于21日胜利渡江，要求全队加快步伐急行军冒雨前进。我们仍于午后4时出发，当夜住古河镇。4月24日，天降大雨。我们坚持冒雨行军，当夜到一小村庄宿营。次日午后，继续冒雨行进，拂晓抵达全椒县城休息，这时传来南京解放的胜利喜讯。我们虽然累得筋疲力尽，连日淋得衣被全湿，却激动得难以入眠。

    4月26日，天气转晴。胜利喜讯鼓舞着我们大步前进，当晚住在铁路附近的西葛。次日，我们早饭后出发，沿着公路向浦口行进。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在公路上埋了地雷，途中看到被炸死的老百姓的尸体，惨不忍睹。我们按照我工兵扫雷部队用石灰粉撒的标志绕道而行，还要防备国民党飞机轰炸扫射，因此行军速度较慢，午后才到达浦口，在一座有几排铁皮活动房屋的空油库内宿营。当时有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幸未造成伤亡。4月28日，领导布置我们学习待命。时近中午，国民党飞机又来轰炸，我们疏散在江堤附近隐蔽，看到飞机在高空盘旋投弹，我防空部队在对岸下关建筑物的楼顶上架起高炮射击，奈因敌机太高未能命中。国民党飞机高空盘旋投掷的炸弹，大多落入江中，溅起一条条水柱，亦有少数炸弹击中江边楼房，燃起腾腾烟雾和熊熊大火。后来才知道敌机想炸毁下关发电厂，多亏电厂工人奋力抢修，才能及时送电。

    4月30日上午，上级命令渡江进城。我们乘轮船渡过长江到达下关，列队经过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内，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中午，到达成贤街的国民党教育部，我们一中队住进附近的原中央大学教工宿舍。这时，已经建立了南京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徐平羽任主任，王明远、任崇高任副主任，下设各部、处。其中的大专部负责接管各大专院校及学术研究单位，赵卓任部长，王昭铨任副部长，并兼接管各大专单位的军事代表，戈平同志在大专部任秘书。我们中队的干部和南京地下党调来的部分同志大都分配在大专部工作，其他中队的干部分别分配到其他部、处，负责接管新闻出版、社会文化、文艺等单位的工作。

    5月初，领导陆续找我们谈话分配工作。因我曾在文工团任干事，因此分配我担任接管音乐院的联络员，并给我讲了音乐院的简单情况及注意事项。

    依靠师生接管音乐院

    5月上旬的一天，我携带背包随王昭铨副部长乘车前往坐落在西康路古林寺的音乐院。这里张贴了由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发布的布告，任命王昭铨为接管国立音乐院的军事代表，另由徐平羽签发的布告任命我为联络员。当即由学生会主席吴祖强主持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拥护接管并欢迎军事代表讲话。王昭铨副部长宣读了军管会命令及有关政策规定，赞扬了音乐院师生支持帮助完成接管任务，使音乐院成为培养人民音乐家——作曲家、钢琴家、提琴家、国乐家、歌唱家的音乐学府。他的讲话受到全院师生的热烈鼓掌欢迎。师生代表相继发言，表示拥护接管，并愿积极协助做好接管工作。会后，王昭铨同师生亲切交谈，并介绍我留院和师生们共同工作。

    原国立音乐院是国民党的最高音乐学府，1940年创办于重庆青木关，抗战胜利后迁至南京，另有少年班设在常州。该院在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中有进步传统，建有中共地下支部，曾有张锐、洛辛（阚大津）、张慕鲁等进步学生先后投奔解放区，后来成为部队的音乐家。解放前夕，原国立音乐院院长吴伯超教授逃奔台湾时沉船遇难身亡，由训育主任宋广祥教授代理院务。该院的近百名教职员工和百余名学生均留院迎接解放，当时曾由民主人士江定仙教授和党员学生李全民等组成应变委员会等待接管。另有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党员吴祖强和罗兰如等，领导同学协助院方共同维持全院正常秩序，教唱革命歌曲，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欢迎解放军入城，庆祝南京解放。

    当时音乐院的中共地下支部书记是学生黄祥鹏，他调往市委党校短期学习，担任支委的李全民也一度调出学习。王昭铨副部长要我多同吴祖强、罗兰如和黄祖禧等党员联系，共同研究开展工作。我根据上级指示，首先封存了音乐院的所有档案，要求代理院务的宋广祥教授准备办理移交手续。院长室秘书刘云卿要安排我住在楼上的院长办公室，我谢绝后住进楼下一个小房间，交伙食费在学生食堂吃饭，以便于同师生联系。我请吴祖强陪同拜访了江定仙教授和担任国乐研究室主任的杨荫浏教授，还先后拜会了各系的易开基、黄友葵、储师竹、陈洪、曹安和、刘北茂、陈振铎、陈德义等教授和黄国栋、李昌荪、杨白桦等讲师，并看望了各科、室职员和工友，希望他们坚守岗位，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支持做好接管工作。

    文教接管委员会及大专部领导对接管工作抓得很紧，我们联络员白天在所驻院校工作，晚上及时赴文教接管委员会或大专部汇报，徐平羽及赵卓部长、王昭铨副院长听取汇报并作指示，反复强调要求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依靠广大师生共同搞好接管工作。解放不久的南京尚不安宁，时有国民党潜伏特务进行暗害破坏活动，领导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由于音乐院所在地较为偏远，我骑自行车去文委开会，有时深夜才能返回，途经北京西路一带国民党高级官员住宅区，这些宅院大都人去楼空不见灯光，显得更加荒凉。王昭铨副院长对我十分关心。除教我学会工作方法外，还叫我晚上外出时脱去军装，换上便服，这样较为安全。我也没有其他便服可换，晚上外出开会时，就把军帽和佩戴符号、臂章的军服上衣脱掉，只穿衬衣往返。

    经过10多天的调查研究，报请文委大专部批准，于6月间建立了以军事代表王昭铨为首的接管国立音乐院的工作委员会，由江定仙教授和吴祖强及我具体负责领导接管工作，同时由军事代表王昭铨签发聘书，聘请钢琴讲师李昌荪、党员学生黄祖禧、进步学生段平泰以及职员、工友等师生员工代表为委员，共同进行接管工作。但黄祖禧随即被市委调出工作，黄祥鹏、李全民学习返回后和另一返校的党员学生夏清华等，都积极参加了接管工作。当时虽然尚未公开党的组织，但这些党员学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在院内享有很高的威信。在接管中，我们按照代理院务的宋广祥教授移交的师生员工名册，文书档案目录，财务会计账簿，以及房屋、家具、图书、唱片、乐器等财产清册，进行点验接收，顺利完成了接管任务。然后于7月间召开了接管总结大会，向全院师生员工报告了接管情况，同时宣布暂由接管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全院工作。

    在这期间，教职员工反映，国民党撤退时只发给少量应变费，至今未发薪金，生活比较困难。经向文委大专部汇报后，上级及时拨款暂发临时生活费。设在常州的少年班曾来联系接管部门，经向领导请示答复，按照规定由所在地常州市军管会派员接管。代理院务的宋广祥教授曾问，原已付款在国外订购的巴赫钢琴曲谱是否仍可购置，我按照王昭铨副部长的指示，答复可以购置。研究国乐的杨荫浏和曹安和教授谈到他们正在记录整理无锡阿炳的二胡曲谱，我说我们支持、提倡民族音乐，应该继续进行。我看到院里挂着音乐家肖友梅、黄自的大幅画像，却没有革命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画像，也遵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精神未作干预。这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音乐家吕骥来院视察，看望了部分教授和学生，调查了解情况，鼓励大家为培养音乐人才办好音乐院。

    音乐院响起时代歌曲

    音乐院的学生在1947年“五·二〇”运动中，曾在地下党的领导发动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等进步歌曲，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解放前夕，他们油印传唱《山那边呀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积极护校，迎接解放。当我进驻音乐院的时候，同学们正在紧张排练大合唱，纪念“五·二〇”运动两周年。随后我也跟同学们一起前往中央大学操场，参加了纪念“五·二〇”联欢晚会，在民主人士梁希教授热情讲话后，以音乐院同学为主演出的大合唱响彻云霄，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市军管会当时为了整顿南京社会经济秩序，决定打击银圆贩子，推行人民币，以稳定物价。音乐院同学在学生会的领导发动下，积极创作排练有关上述内容的歌曲，并乘大卡车到山西路、新街口、建康路等街头广场演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学们在观看我军文工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后曾组织座谈，有个别学生用西洋歌剧的标准来衡量《白毛女》，说它不像歌剧，从而引起争论。我以一个文工团员的身份发言，介绍《白毛女》在解放区演出的情况和效果，提出应该用我们中国的标准看待这部歌剧。接管期间，由于党的政策深得人心，以及我军的强大威力，虽然留院师生中有个别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但未发生任何破坏事件。音乐院的同学们不仅用歌声迎接解放，开展音乐宣传活动，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的参军参干热潮。沈星槎、岑欢德、武士全等20多名同学，分别报名参加了二野文工团或西南服务团，随军奔赴大西南，后均成为部队音乐家。

    盛夏7月，王昭铨副部长随任崇高副主任调离文委，前去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由赵卓部长接任音乐院军事代表。当时他召集我们联络员开会，要我们对各院校教职员工分别做留院任教、调出学习等不同安排处理。后来徐平羽主任说，为了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人员安排处理要慎之又慎，等深入调查研究后再决定。约在8月间，我被调离音乐院，到任崇高担任主任的华东革大南京分校工作，由南京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接任音乐院的联络员。赵卓调到华大任第一副教育长，王昭铨任副教育长，原建院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大都陆续调至华大工作。后来音乐院于1950年春迁往天津，然后迁至北京改为中央音乐学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