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杰[58]

    我原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从事学运和情报工作。1949年5月上旬，我从上海回到南京，组织上就安排我到市公安局侦讯处工作。最初，侦讯处在宁夏路29号原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头子贺衷寒的公馆办公，不久就搬到了洪公祠1号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军统）的所在地。

    我的工作是负责整理资料，主要是整理国民党三大特务机关即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中统）、国防部二厅的材料。南京解放前夕，为搞情报、武装破坏和恐怖活动，国民党三大特务组织做了多层多线的布置。军统在南京有6个预伏组，二厅布置了4个组，2个独立台；中统的预伏组织比较零乱，为多线潜伏，这些都是搞情报的；另外还有一批是专门搞武装破坏的特务。这些人中有布置留下的，也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纠合在一起搞破坏，他们有的已与国民党接上头被委任，也有还没有接上头。

    1949年夏，组织上要我参与审讯工作，同年12月调侦讯处预审科任副科长，后任科长，直到1952年底调出。这段时间内抓获的重要特务，不少我都亲自提审过。

    一

    在国民党预伏组织中比较严密的保密局（军统），其潜伏人员多数是经过专门训练的骨干分子，且相互间不发生横的联系。

    军统“潜京一分站”（亦称潜宁直属第一组），站长叫荆有麟，蒋介石曾亲自接见过他。荆有麟原任保密局南京站少将站长，1939年在军统防奸防谍训练班毕业后，受军统局局长戴笠之命打入进步文化团体，以“左翼文化人”身份出现，长期在文化界活动。淮海战役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布置其任“潜京一分站”站长，并配备了报务员陈天锡、译电员岳华、服务员马玉华，发给大量活动经费。荆有麟租下一套房子，挂出“新华话剧团”的招牌作掩护，先后与毛人凤通报十几次，密报我党及苏联大使馆情报。南京一解放，他就通过原蒋军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马青苑（系我华东局社会部策反利用对象）的旧友关系，混入由南京一些大学教授、民主人士等组成的南京治安维持会当秘书，利用治安维持会名义到军管会、苏联大使馆活动，并弄走国民党丢下的汽车多辆。继又组织秧歌剧团去北平活动，企图钻进全国文协和政协筹备会未逞。回宁后，荆有麟派军统特务阎杰打入南京文工团，指示女儿敷特华参加三野三十三军六十九师文工团，派马玉华考入二野军大，分散进行活动。荆本人则经常改名换姓，行踪飘忽不定。我们通过文协会员查找荆的下落，并对阎杰开展侦察，将阎密捕突审，于1949年6月11日将来接头的荆有麟及其译电员岳华捕获，搜出电台、密码本等罪证。报务员陈天锡次日闻讯自首。

    “潜京二分站”（也叫潜宁直属第二组）站长叫关堃垕。关早年就潜入农工民主党作掩护，1948年11月接受保密局的布置潜伏，被我地下党组织发觉。1949年5月我们将其密捕审查，其报务员徐竹山也被迫自首。我们缴获电台1部，密码本3本及化名通知、联络方法等文件。

    潜宁直属第三组上校组长张友龙曾任民社党革新派财务委员会和南京办事处秘书。1949年1月，他接受毛人凤的布置，利用民社党革新派作掩护，收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情报。1952年他在北京被我公安机关查获。

    潜宁直属第五组（第四组未建成）上校组长朱玉峰，是个老牌特务。1948年12月他接受毛人凤的布置潜伏，用特务活动经费20两黄金、50块银圆和1500斤大米购买了3匹马、2头驴、2辆马车，在长乐路25号租了一间马棚，然后以马车行老板的面目出现。朱玉峰把他的族弟朱玉甫（潜伏组组员）装扮成卖豆浆的生意人布置在下关，将组员王开芳安排为他赶马车。朱玉峰和保密局规定，他叫“王文治”，他的组员叫“王有智”，给他拍送情报的电合叫“雷嫂”。直到解放前夕为止，他共和“雷嫂”联络过8次，送了15份情报，把人民解放军的情况和民主党派的情况向保密局报告。南京解放后，朱玉峰认为这种时局不会长久，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人民政权越来越巩固了。他就到处散布谣言：“国民党军队已经在某某地方登陆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借以恫吓市民。他一方面策划找人到大别山去当土匪；另一方面，他伪装积极，钻进马车业公会，当上了公会的文书。当朱玉峰派人到白鹭洲去了40多趟，怎么也找不着给他拍送情报的电台时，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他写了许多情报，秘密送到留在南京的前美国大使馆。他又急切地到处找人去国民党控制区联络。1950年1月，经我们缜密侦察抓获了朱玉峰。该组两名成员朱玉甫、王开芳分别在大连、河南落网。

    潜宁直属第六组少校组长解世昌，1948年12月自请留宁潜伏，被毛人凤批准，领得活动经费黄金45两、银圆18块、大米1000多斤，他妻子尤隐萍也是其小组成员，他们于1949年7月16日同时被捕。

    二

    国防部二厅本来是由军统控制的，后来二厅厅长侯腾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将军统势力排挤了出去。二厅的任务是收集军事情报，其三处专门收集整理我人民解放军的军政情报。二厅在南京解放前夕布置了4个组、2个独立台。

    二厅预伏的特务，大都不如军统的潜伏人员精干，多系帮派分子，活动阅历浅，经验少，领取的经费也少，且相互知情，易于动摇。其415潜伏组联络员王竟生在我勒令特务登记布告刊出后，将电台丢到夫子庙小学操场上，后怕被追查又取回上缴自首，我们旋即捕获同组成员刘涌铿、李克之。接着，402潜伏组女报务员郝艳霞投案自首，并检举了该组组长孟英杰。同时，我们由内线提供情报，侦破了原潜伏蚌埠市的283组，捕获7人，缴获电台1部。其组员刘俊三还供出潜宁415组组长邵伯芳，邵被捕后供出296组组长董晓峰，我们随即将董及其组员张奇捕获。

    1949年6月6日，我们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破获的二厅副厅长魏大铭布置的潜伏台案提供的线索，将潜入民革南京分部的147、148独立台台长温让捕获，从而追获其译电员黄源泰、报务员潘筱甫及电台1部。至此，二厅潜宁特务组织全部被我们破获。其潜伏镇江市的404组报务员文渊博、408组分台长顾立中先后来宁自首。

    三

    中统的预伏组织更为松散，分为一、二、三线。中统南京实验区区长田纯玉在撤逃时，将其布置的潜特名单交给了上海办事处的组长（后任中统南京实验区区长）苏麟阁。南京解放时，我冀鲁豫军区社会部掌握的工作关系于克己（原中统二线潜工负责人）将苏麟阁交给他掌握的二线潜工名单及所知的其他潜特线索报告我接管的军代表。我们按照华东社会部副部长杨帆的指示，从苏州将自首的苏麟阁带回审查核实，开展侦察。至1949年6月底，我们将内调局（中统）本部直接布置掌握的留守台，一线二线潜工共13名特务一一捕获，另有7名中统潜工向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1951年3月7日，我们逮捕了中统系统的老牌特务、汉奸黄凯。早在1930年至1933年间，他在汉口、上海、南京等地就参与破坏我党组织多起，逮捕、杀害我党负责同志多人。邓演达就是黄凯参与组织抓捕被杀害的。黄还参与逮捕第三国际的牛兰夫妇。大叛徒顾顺章也是黄凯参与逮捕、诱迫叛变的。

    我们抓了黄凯进行提审。当时预审科的同志全都是年轻人，对黄凯历史上所犯罪行知道得很少，档案又尚未集中整理，无从查考。我审讯黄凯多次，他交代的情况是真是假，一时难做判断，对他坦白的程度也难以估计，还有哪些重要事件需从他的口供中证实，我们有点感到茫然。正当我们为难的时候，一天晚上，市公安局局长陈养山打电话给我说：“你们那里关押了一个叫黄凯的犯人吗？我审一审黄凯，明天来。”我高兴地立即回答：“好哇！你来审，我陪你审。”陈养山是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老前辈，他曾参与了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

    第二天下午，陈养山亲自审讯黄凯，我们科的连承义担任记录，我参加陪审。黄凯见来了个年纪大的公安，脸色顿时变得发白，低下了头。陈养山针锋相对，一一提问，黄凯与我们年轻人审讯时的态度大不一样，交代得比较老实了。黄凯一一交代了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期间的活动，在武汉、上海、南京等地参与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罪恶。在黄凯交代过程中，陈养山突然发问：“伍豪启事是怎么回事？”黄凯居然嘿嘿一笑说：“这是张冲和我给周恩来开的一个玩笑。”陈养山立即批驳他说：“我们早知道是你们搞的鬼。”黄凯接着交代，他们在上海冒充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申报》《新闻报》登载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编造伍豪等200余名共产党员声明退党，目的是想动摇中共组织。启事登出后无一名共产党员自首。不久，一潘姓律师代表伍豪在两报发表辟谣声明广告。审讯结束后，陈养山局长告诉我，潘姓律师代表伍豪发表声明的广告，是党组织以律师名义做的。事后，上海的反动当局威吓质询《申报》主编史量才，史义正词严地说：“办报是为了赚钱，你们要登广告，我也照登。”经过陈养山局长的这次审讯，黄凯的案子有了头绪，逐渐明朗，很快就结案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借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妄图诬陷周总理。陈养山审讯黄凯取得的供词，恰恰有力地证明周总理是完全清白的。

    四

    南京解放后至1949年底，我们共缴获潜特电台23部半，半部是指只有收报而无发报功能的电台。一般来说，潜特小组都有个报务员，有个情报员，计二三人。这些潜特小组还没等到他们开展活动，都给我们除掉了。

    除了收集情报的潜特外，还有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地下军事武装组织。他们准备搞暴乱，搞恐怖活动。这部分人当中什么样的都有，他们大都是国民党临走时委任的，有军官，有土匪，还有江洋大盗。他们一般都有武器，除手枪外，还有步枪、冲锋枪。有时，我们破获了一个武装匪特案子，光枪支就在屋内排了一大排。

    南京解放后，我们破获的最大的国民党地下武装是由蒋云龙组织的“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其所属的南京行动总队就有200多人。蒋云龙原系国民党第六兵团少校军官。“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的总队长叫朱光，住在糖坊桥，副总队长叫钱惟周，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新都大戏院（今胜利电影院）总务主任。他们在市区成立了东、南、西、北四个大队，郊区也有一个大队。他们已经搞了袖章、胸章和布告，计划准备暴动，布置接收机场、邮电局和电台。

    我们接到情报即开始侦察。蒋很狡猾，发出的大量派令用的都是假名，侦察员跟踪他经常丢梢。1950年3月的一天，蒋云龙因事路过洪公祠1号大门时，被我侦察员认出，当即将其抓获。经过艰苦的审讯，蒋终于交代出朱光、钱惟周等总队长级的主要头目。捕获朱、钱等人后，他们交代出大队长一级的骨干成员，我们立即前去抓捕。这样，一层层扩大，匪徒全部落网，“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武装匪特案被侦破了。我们从蒋云龙、朱光、钱惟周三人处缴获手枪2支、关防图章14枚、纲领指令及命令31件。

    南京解放不久，我们镇压了管森保、卜贤武二人。管森保是个军统特务、保密局上校、南京特刑庭的检察官。管在任保密局上校时，曾指挥特务将军调部郑州三人小组中共代表罗炳炎秘密活埋于南京清凉山下；任特刑庭检察官后，又残害了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台长董建平、苏北解放军赴沪联络员虞鑫，在其家乡还残害过老百姓，血债累累。卜贤武系军统特务，原交警总队江淮挺进军中校大队长。南京解放后，卜任匪特组织“中国人民革命军江南兵团”的团长，他拉拢芜湖逃宁的特务在南京以“民革”名义组织地下印刷所，伪造人民币，贩卖鸦片，并武装抢劫4次，借以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1949年7月15日，我们捕获了企图逃亡大别山的卜贤武及其匪特组织成员32人，收缴手枪3支、印刷机器1台。管森保、卜贤武二人经公审后被处决。

    南京长江边当时还有两伙政治土匪，一伙是以魏义民为首的“九路军”，又名“长江下游挺进军”，共有27人，1950年1月9日被我们破获。另一伙是以持“苏浙皖特区反共自卫军第五总队总队长”派令的陈世和为首的匪帮，共有13人。陈世和等人在苏皖及南京沿江抢劫、绑票达25次。一次在船上抢劫，陈世和的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脚，陈很恼火，竟残忍地令匪徒将3名船客捆绑抛入江中。1950年1月21日，陈及同伙也被我们抓获归案。

    五

    在扫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布置的潜伏情报组织之后，我们开展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国民党和美国特务机关陆续从台湾、香港派到南京的特务组织。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特务机关采用“广种薄收”的方法，以每人300元港币收买从内地到香港的各类人员，简单训练一些搜集、传递情报的手段，便派回大陆进行特务活动，这些派遣来南京的特务，很快就被我们识破，特务机关虽然“广种”，却没有什么收获。另一类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他们潜入南京，一方面架设电台，一方面寻找掩护，准备做长期打算。国民党反动派对武装特务的派遣，也从未死心。但是在人民警惕的目光中，这些潜入的特务，不管是搞情报还是搞武装的，都难以站住脚跟。

    南京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很快恢复了，但隐蔽战线上的刀光剑影却是异常激烈。虽然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当年对敌斗争的硝烟却久久地给我以回味，它让人们记住，一切反动势力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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