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宾[60]

    南京解放初期，我在市民政局社会服务处工作。当时社会服务处的主要任务是安置处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知识分子（含被国民党政府裁减下来的旧公教人员）。这是将南京由官僚消费城市变为生产性城市的重要措施之一。我的具体工作是组织失业知识分子学习，帮助其提高思想政治认识，使之尽快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现就记忆所及，并查证有关资料，将这段史实写出，以供参考。

    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常年存在着大量的无业失业人员。据1948年6月统计，全市123万总人口中，无正当职业者竟多达32万人，占26%。大批知识分子谋生无路，仅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失业者就有3000人之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普遍存在。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局面，采取所谓“应变”措施，大量裁减人员。这样就使解放后一个时期，全市失业知识分子多达2万余人，连同其家属，约有10万人。

    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一贯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即使是来自旧社会、旧机关的失业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而是有步骤地帮助他们重新学习，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早在1949年5月，市军管会就设立“失业公教人员知识分子登记处”，发布《失业公教人员知识分子登记办法》，登记处理在宁原国民党区以上政府和所属政治、经济、文化机构的失业公教人员及一般的失业知识分子。同年12月，“失业公教人员知识分子登记处”改名“社会服务处”，由市人民政府民政局领导，继续负责处理失业知识分子事宜。1950年下半年，先后两次修改登记办法，并在《新华日报》上公布，在全市进一步举办失业知识分子登记，把登记范围扩大到原国民党政府军队、警察和宪兵等人员。当年10月，市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专门把处理失业知识分子问题列为综合提案的一项内容。

    对于已登记的失业知识分子，初期主要是分批介绍他们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去学习，学习期满后由学校分配工作，同时也向本市有关单位推荐录用。1950年下半年扩大登记范围后，登记人数增多，而市内单位需要量有限，我们就将登记人员有关材料分类制成图表，函寄各大城市政府机关进行联系，并派员分赴东北、华北、苏南、皖南、皖北等地接洽招聘事宜，扩大就业去向。此后，全国有30多个招聘团先后来宁招聘。1951年，社会服务处举办了一期“会计人员学习班”，从失业知识分子中招收41名学员，经4个月的学习培训后，介绍到各企业部门去工作。

    失业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在旧社会生活多年，进入新社会后，思想认识还不能适应，对共产党、对新的社会制度缺乏了解。他们渴望获得工作机会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工作。为了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创造就业条件，1949年下半年《新华日报》社组织的“新华日报读者之友会”（简称“新华之友会”）就吸收了一批失业知识分子参加学习。1951年1月，“新华之友会”合并于社会服务处，继续组织失业知识分子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时事政策。记得当时重点学的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还有俞铭璜同志（后来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写的《革命人生观》，这本小册子内容简明扼要，观点鲜明，深入浅出。由于失业知识分子居住分散，我们便按地区划分若干学习小组，实行平时各人在家自学，每周一次按小组集中讨论的学习方法。全市最多时有181个小组，参加的有4030人。每一专题学习，都有统一的提纲和要求。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每星期一晚上（约7时至9时），由社会服务处分南北两片，把小组长集中起来先行学习。我负责的是南片，地点在内桥市基督教青年会。每次学习时，小组长们都到得很早、很齐。学习会由我主持，先讲一讲本次学习的要求和要讨论的题目（一般是一次学习会讨论一两个题目），然后请大家发言。讨论的题目大都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关心、感兴趣和想要了解的。比如，为什么说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解放前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有哪些表现？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它的发展前途是什么？为什么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什么是革命的人生观？怎样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等等。由于这些问题内容新颖，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很强的政治性，小组长们的学习热情普遍很高，发言踊跃，有时还就不同的认识展开辩论。学习会临结束时，我结合大家所谈，进行归纳和小结。小组长们回去后，大体上按照小组长学习会的路子，组织本小组进行学习讨论。通过一段时期的学习，众多失业知识分子逐渐提高了认识，开阔了视野。原先有部分人对就业比较挑剔，计较地域、待遇及个人志趣，通过学习后，认识到为人民服务应该是无条件的，不能“讲价钱”，表示愿意听从政府安排，服从工作需要。有一位姓张的失业知识分子，解放初一位老同学约他去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他嫌远、嫌苦，没有去，他在社会服务处登记、参加学习班后，改变了认识。在一次小组学习会上，他说：古人尚且讲“男儿志在四方”，我们今人难道还不如古人吗？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过来了，现在再苦也比那时好得多。干革命哪有不吃苦的道理？不久，他便应聘到内蒙古去工作了。就这样，经社会服务处介绍或招聘团招聘，先后到内蒙古、东北等边远地区工作的共有3600人之多。

    在组织学习、介绍就业的同时，对生活困难的失业知识分子采取生产自救与救济相结合的办法帮助解决。1950年，社会服务处组织1200名失业知识分子成立50个草袋生产小组和4个食米代销处，使他们通过生产自救，维持4个月的生活。1951年春节前寒冬雨雪之际，市民政局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南京市分会等有关部门组织工作组，深入街道了解失业知识分子的生活情况，发现困难的，及时给予救济，共发放大米97092斤，受惠的有1692人，连同其家属计5952人。平时有困难的失业知识分子，则由社会服务处将其生活情况反映给当地区救济支会，由区救济支会适当救济。

    从1949年6月至1952年6月，全市共登记失业知识分子10812人，其中旧公教人员4557人，占42.2%；科技和医护人员2890人，占26.7%；原国民党军、警、宪人员738人，占6.8%；青年学生1335人，占12.4%；家庭妇女和年龄在50岁以上、无一定专长者1292人，占11.9%。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失业知识分子经社会服务处介绍走上工作岗位的共有7425人（其中直接介绍工作者3812人，介绍至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机构学习者3613人），占登记总数的68.7%。另外，未办登记而被各地来宁招聘团招收参加工作的约有1万人，两项合计，安置就业的约17425人。在当时条件下，凡就业条件较好者，均走上了工作岗位。到1952年下半年，那些已登记、尚未安置就业的人员，除一部分自己找到了工作，或已迁离南京，或因年老病弱等原因难以安置之外，实际仅剩2000人左右。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这部分人由民政部门移交劳动部门统一安置。

    失业知识分子走上工作岗位后，绝大多数都能做好本职工作。不少人成为本部门、本单位的骨干，有的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或共青团，有的被提拔到某一部门的领导岗位。他们对党和政府给予的关怀和信任表示由衷的感激。一位分配到苏北工作的人员在给社会服务处来信中说：“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恩典真是无法形容，使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感激涕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政府。”

    关于失业知识分子安置的这段历史，记述到这里本可以结束了，但还有一事有必要再记述一笔。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撤离南京时，曾丢下一大批“留守”人员，共有56148名。因为这些“留守”人员都有原单位，没有流散到社会上，所以南京解放后，市军管会就没有把他们交给“失业公教人员知识分子登记处”和后来的“社会服务处”处理，而是决定由各接管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负责登记处理。

    1949年12月，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率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来到南京，统筹处理有关原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的人员、档案、图书、财产及物资等问题。时值南京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董必武副总理到会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对前国民党政府机关旧人员的政策是慎重负责的政策。凡是有一技之长、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公务人员，我们将尽可能加以录用；即使是一时无适当工作可以分配的，也已经决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人饭五人吃的原则，负责照顾其生活，不使流离失所，并设法使其获得改造的机会。目前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很浩繁的。尽管如此，中央人民政府对旧公务人员的安置是既定政策，一定会负责的。”经过董必武副总理、华东工作团与市各接管委员会协商研究，有39名“留守”人员送中央人民政府安排，其余人员由南京市安置处理。

    从1949年5月至1952年底，全市对“留守”人员先后进行过三次安置处理。通过留用、介绍工作或学习以及协助就业等方式，共有37600多人（包括送中央安排的39人）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占“留守”人员总数的67%。其余18500多人，或退休，或资助回原籍，或由民政部门救济收养等，分别做到妥善安置，各得其所。因“留守”人员实际上也是解放初期失业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只是安置渠道不同，故一并附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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