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化[61]

    1948年9月起至1949年初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1948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央军委向我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及南方各游击队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从此由战略防御转入全面的战略反攻阶段。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党的工作重点也随之由农村转入城市。为了做好解放后各个城市的接管工作，1949年4月，党中央决定，由东北根据地抽调大批地方干部随第四野战军进关南下。因此，东北局决定由我带领哈尔滨市的一批干部去武汉。经过一段时间集中学习，哈市第一批南下干部于1949年4月27日出发。沿途步行，自己买米买柴做饭，借房住宿。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路过天津时休息了三天，当时正在天津视察的刘少奇同志，亲切地到我们住处去看望大家。我们也向少奇同志请教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少奇同志非常细心地做了圆满的解答。例如，现阶段我党在城市工作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四句话少奇同志就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他说：我们对民族资本，不是消灭，而是保护，并鼓励它发展。他还说：我曾劝导民族资本家，把工厂商店都繁荣起来，这样你们有钱赚；工人店员有事做、不失业，皆大欢喜，岂不很好！

    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是符合辩证法的。他指出：民族资本家既有剥削工人店员的一面；又有繁荣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面。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却肆意歪曲，说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是“剥削有功”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天津稍事休息后，继续南下直奔湖北省黄陂县，在此休息待命，准备进驻武汉。

    当时武汉已被我先行的第四野战军重重包围。为使武汉的工商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战争带来的更大损失，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当时驻守武汉的，是国民党程潜将军的部队。我军一包围武汉，立即同程潜谈判。程将军已经感到我军强大包围的优势，终于接受了我党和平解放武汉的方针。程潜驻守武汉的部分队伍已交了枪，接受了改编，他本人带了部分嫡系部队退到长沙。

    武汉解放后，我军在武汉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我进入武汉后，谭政、陶铸同志就找我谈话，他二人一致的意见是要我担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当时我不太愿意留在武汉，想回湖南酃县去当县委书记。因为我是山里人，生在山区，成长在山区，游击战争时期长期斗争在山区。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就是中共酃县县委书记。我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都摆出来了，谭政和陶铸同志都不同意，仍坚持要我留在武汉当市委书记。我没有更多的理由说服他们，只好服从组织。

    1949年5月25日，中共武汉市委的编制和成员，都报经中央正式批准。市委常委中有张平化（市委书记）、市长吴德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当过公安局长）、副市长周季方（市委副书记）、谢邦治（市委副书记）、朱涤新（市公安总局局长）、蔡树彬（市职工会第二书记）、夏之栩（市委组织部部长）。

    刚刚获得解放的武汉市，由于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生产萎缩，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市委除了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同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做斗争之外，最迫切的还是要解决武汉三镇120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因而武汉市的接管工作完毕后，市委就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把恢复与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作为最迫切的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1949年12月6日，我在武汉市企业党委召开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上代表市委讲话时就曾强调指出：企业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与改善生产管理，以生产为中心，统一领导，统一步调。要集中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实际行动。只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我们面临的困难。

    实践证明也是如此：在党中央和中南局以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武汉市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武汉市的失业工人，曾一度达到5万余人。我们采取“以工代赈”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生产自救的办法就把当时最迫切的难题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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