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征民[62]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大举渡江，穷追敌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已成为紧迫的战斗任务。为了准备接收华中、华东地区的大、中城市，东北、华北等老区干部纷纷南下支援新区工作。1949年3月，我被抽调到旅大市南下干部大队，准备到汉口参加接管工作。同我一起南下的司法干部还有傅勇智、孙宣之、姜旭光等同志，共带领司法干部30多人（包括部分司训班学员）。我们3月份集中整训，4月上旬离开东北，4月中旬到达天津，因武汉尚未解放，上级决定在天津休息待命。上级要求我们做好轻装，准备应付艰苦的环境，准备到武汉附近郊区打游击。结果，战局的发展比我们的预料要好得多、快得多。在大部队横渡长江，形成对武汉包围的强大攻势下，武汉得到和平解放。

    南下途中，火车刚到郑州，就听到武汉解放的消息。顿时，人群沸腾，大家议论纷纷，心情格外激动，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飞到武汉。5月16日武汉和平解放，23日我们到达汉口。

    接管法院的工作比较顺利，因为汉口和武昌法院均有我们地下党团组织，他们在解放前夕做了不少应变工作，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国家档案，对人员政治情况也作了必要的了解，为我们的接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的汉口市，直属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辖。汉口地方法院在全国各大城市法院中规模是较大的，有142人，地方法院检察署有73人，法院看守所管理人员有72人。法院和检察署合署办公，是两班人马，两个系统。法院由院长负责，下设刑事、民事两个审判庭和一个书记室；检察署由首席检察官负责。解放前夕，法院院长是唐守仁，首席检察官是郑大纶。

    临近解放，旧法院院长唐守仁知道自己曾担任过特刑庭庭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惶惶不可终日，便以回湖南探亲为名，请了长假，准备让民庭庭长徐鸿涛担任代理院长，自己一跑了之。当他把自己的打算同徐鸿涛讲了以后，徐鸿涛把唐守仁这一动态向法院地下党负责人王千弓做了汇报，王指示徐鸿涛，让唐守仁办一个“假移交”（所谓“假移交”就是非正式移交）。即将人事档案、卷宗、赃物和一切财产造册，由徐鸿涛指定人员验收。在王千弓等同志的领导下，法院地下党指定了一些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的人接收了法院的各部门和一切财产。从这以后，地下党在法院的活动就更加便利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法院地下党还组织了一个“应变委员会”（后改名为“员工福利委员会”），接过国民党的口号，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地下斗争。国民党撤退前夕，要各级党政机关疏散转移，地下党组织应变委员会发动群众，使国民党疏散转移的阴谋没有得逞。应变委员会下分三个组，即事务组、联络组、警卫组。地下党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逃跑前垂死挣扎，把工作重心放在警卫组，并拟订了具体防卫计划。法院赃物室收藏了一些武器，计有短枪18支，长枪4支，地下党就利用这些武器，外加一些木棒，把警卫组的30余人武装起来，指定岗位，日夜轮班防守。应变委员会还制发了员工出入证，无证不得自由出入。地下党不仅完成了反破坏、反疏散的任务，而且还对旧法院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1949年5月28日，武汉军管会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同志下达了命令，命令我为军代表带领一个工作组进驻旧法院。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和地下党同志会师时的情景。我紧紧握住徐鸿涛同志和王千弓同志的手，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会师了！我们会师了！”法院地下党同志们也是激动万分。从此，武汉法院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进驻旧法院以后，我们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会同地下党同志对汉口地方法院人员、机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了解，对接收工作的部署也做了一些必要准备。6月中旬，吕俊卿、谢继恩等同志从中原解放区相继到达汉口法院。不久，王子俊院长也来汉到任，我们便正式开始接收工作。

    6月12、13两日，在王子俊同志主持下，我们会同地下党同志一起，研究了新法院的组织机构形式和人员配备情况。新法院定名为“武汉市人民政府法院”，下设武昌审判分庭、汉阳审判组。市法院内设推事室统管刑、民案件，另设书记官室统管书记人员和秘书与行政工作。看守所也直属法院管辖。

    14、15日两天，我们研究了旧人员的处理办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国民党旧政权人员基本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愿意留下的一律给饭吃。但是考虑到法院是专政机关，组织上必须纯洁，政治上必须可靠，故对旧司法人员处理采取特别慎重态度。根据地下党同志提交的调查摸底报告，我们对旧法院人员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然后决定去留。最后，我们决定，旧法院中推事、检察官以上人员原则上一律遣散，只调训留用个别的进步分子。司法警察、执达吏、庭丁原则上也是一律遣散，只留用个别对业务比较熟悉的；留用比较多的是书记官、录事和一些技术人员，如医务、财会、档案管理人员等。这些人职务较低，年纪较轻，我们从中挑选一些思想进步、同情革命、有改造前途的。对那些不留用的人员，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做好思想工作，让他们主动提出离开法院。动员以后，大多数人都是自愿请求回乡生产的。当然，也有个别人是因为对形势估计错误，对国民党还有幻想而离开的。这项工作结束后，旧法院人员中我们共留用了57名，送训36名，遣散了119名。

    15日下午，我们召集了旧法院各部门负责人开会，要他们遵纪守法，保护整理好各项财产，办好移交，争取立功赎罪，并宣布16日开始接管。

    正式接管以前，我们进行了充分准备。军管人员与地下党、团人员联合起来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将接管人员分为两个小组，一个是行政组，一个是审判组，把旧法院机构和部门按其性质分别编在这两个小组内，然后分别接管。接管小组长由地下党人员担任。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将接管与管理结合起来，接管某部门的干部一般就准备将来管理该部门。16、17日两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接管任务。院内的文书档案保存得比较完整，各项财产也基本没有散失，连法院的小汽车也完整无损地接收下来。

    6月20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法院正式宣告成立。

    新法院成立以后，为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政府，我们积极开展了审判活动，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为迅速恢复武汉社会秩序做了不少工作。

    武汉刚解放时，金融界比较混乱，一小撮坏分子大肆倒卖银圆，私下进行金银交易，捣乱金融，破坏经济，投机倒把，制造混乱。武汉军管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出通令，禁止黑市买卖金银，禁用银圆。人民政府这一决定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但一些银圆贩子和奸商仍然猖狂活动，给经济的恢复、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上级党组织要求我们对这一小撮坏分子狠狠打击，决不手软。

    7月4日公安机关转来“老凤祥”经理姚芳涨、余明翔捣乱金融一案：姚芳涨等人倒卖金银，严重触犯刑律。该案由王千弓同志负责审理。王千弓同志接案后，全力以赴，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内查外调，苦战通宵，仅用一天时间便审清此案。

    7月5日，公安机关转来文祯祥、高季仁、黄燕玲妨害金融一案：文祯祥等人倒卖银圆，转手之间就是上千块银圆的进出。案情重大，证据确凿，此案由姜旭光同志负责审理。收案后，姜旭光同志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连饭也顾不上吃，7月5日收案，一天之内，就将此案审理完毕。

    以上两件案子，经上级批准，将破案经过、审理情况等写稿交《长江日报》发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对稳定经济、打击金融犯罪起到了很大作用。

    解放初期，法院收案较多，但办案人员较少，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仍然注意选择典型的大案召开宣判大会，教育群众，扩大办案效果。9、10月份，人民法院又组织了一批案件公开宣判，抓典型，摸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批公开宣判三起案件。一是京汉铁路伪工会头子肖汉廷等非法剥削、压迫、陷害职工案；二是天主堂医院医师段文林的医疗事故，缺乏医生道德，玩忽职守致死人命案；三是土匪彭先富纠众抢劫、持枪杀人案。这三个案件的公开宣判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京汉铁路伪工会一案的公开审理，打击了工贼、工头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工人的利益；天主堂医师段文林缺乏医生道德、致死人命一案的公开处理，揭露了天主堂医院的伪善慈悲面孔，对帮助人民群众认清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大有帮助。土匪彭先富纠众抢劫杀人一案的公开处理，更是大快人心。彭先富纠集一伙人，持枪抢劫棉花船，并将船上5人捆绑起来，推入江中淹死。手段残忍，民愤极大。公判以后，将杀人犯彭先富绑赴刑场，当场枪毙，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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