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文士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北连汉水，南接洞庭，历史上早就成为邻近各省区的米、棉、茶和竹木等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明、清以来，三镇市场基本形成。随着对外通商口岸的开辟，交通工具的改进，这一“九省通衢”各种华洋杂货，进进出出，流量激增。因而在解放前，武汉除本身商业繁荣外，实际是一个以转口为特色的城市。

    在武汉市的沿江沿河，码头设施一个接着一个，整个市区几乎处于码头包围之中。码头上人声鼎沸，装卸搬运川流不息，给初来武汉的客商送上一幅繁忙的图景。数以万计的码头工人，成为这个城市不可须臾分离的劳动大军。

    压在码头工人头上的两座大山

    由于封建势力的长期统治，码头的地盘和组织为封建把头所操纵。他们使用各种名义对工人进行剥削，无论哪个码头的头佬都把码头作为自己的领地，凡想来做工的人，经人介绍，必须付出一笔数十或百多块银圆，叫作买“扁担”；不仅如此，还要办几桌酒席酬谢介绍人和“拜师”。过年、过节，或者头佬生儿育女，老太爷、老太太做寿，工人哪怕自己揭不开锅盖，也要借钱送礼。平时，码头工资收入由头佬先提成后分配。提成比例由各头佬自行其是，有的对半分成，有的四六分成，工人得六成是最好的。后来军阀、官僚、特务看到码头业务大，收入多，也把手插入码头，与封建头佬狼狈为奸，形成一股封建与官僚相结合的势力，成立所谓码头管理所，组织黄色工会，进一步巧立名目，耍弄花招，虚设福利、救济等机构，浮报开支，以及假造名册、冒领工资等手段，对工人加倍进行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掠夺和剥削，坐地分肥。他们着实成了压在码头工人头上的封建、官僚两座大山。

    建立新的领导机构

    1949年5月底，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以方坤为首的工作组，接管了旧码头管理所，成立了码头工作组党支部，方坤任支部书记。武汉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派出以苏星为首的工作组，接管了旧码头业职业工会，成立了工会工作组党支部，苏星任支部书记。他们从调查入手，对各码头的情况进行了摸底和初步的业务整理，了解到旧码头工会汉口有13个分会，武昌和汉阳有4个分会，共有611组，码头职业工人33392人。此外，还有散筹工人8000人和码头附属业工人3693人，合计45085人，分布在大大小小464个水陆码头。为了尽快将他们组织起来，同年7月成立了码头工会筹委会，苏星任主任。接着在汉口、武昌、汉阳成立15个分筹委会。筹委会为更好地开展职工工作，按15个分筹会派出工作队员深入基层，广泛地与码头工人交朋友，做码头改革的发动工作。1950年元月，码头工会成立，广大工人踊跃参加工会，在工会的教育帮助下，会员们积极投身码头民主改革运动。

    1949年9月5日，武汉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召开，吴德峰市长致开幕词，周季方副市长做了码头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解放后，码头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操纵把持着码头，残酷地压榨工人群众，码头工人工作艰苦，生活极其困难，而霸占着各个码头的反动头佬，为了巩固各自封建统治，暗中挑起工人斗殴打架，造成码头与码头之间，码头工人与其他苦力工人之间争斗，尤其是他们对商旅垄断运货，强索工资。这实质上是封建势力同工人、同民族工商业者、同新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周副市长的报告，一致认为，封建势力统治着武汉码头，造成封建壁垒，阻碍交通，影响城乡工商业发展，应迅速改变这种局面。会议决定成立码头研究委员会，并在第一次研究会上确定了成立武汉市码头管理处，直属市人民政府领导。9月22日，武汉市码头管理处正式成立，方坤为处长，姜萍为副处长。下设4个职能科室，主管秘书、评议、人事、财务等工作。为了加强对全市码头管理，按片设4个管理所，汉口江汉路以下为一所，江汉路以上为二所，武昌为三所，汉阳为四所。市人民政府对码头管理处工作做了明确规定：一是保障工人正当权益；二是清除对码头工人的封建剥削与对商旅的敲诈勒索行为，建立正当运输制度，便利商旅运输；三是建立革命秩序，整顿纪律，巩固社会治安；四是协同人民法院与公安局，对反动分子和恶霸实行镇压；五是协同工会对工人进行教育，特别是政府法律法令的教育。新的机构建立起来，从此开始了新的码头管理工作，拉开了码头改革的序幕。

    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码头工人开展码头改革之日，是码头封建头佬深感末日来临之时，他们有时暗中造谣破坏，有时公开跳出来反对改革，码头出现改革与反对改革的尖锐复杂斗争。

    长期盘踞在码头上鱼肉工人的600多个头佬和恶霸，拒不执行党和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接管码头和改造码头的各项方针政策。他们欺骗工人说：“码头改革是穷码头共富码头的产。”同时恫吓工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眼光要放远一些，不然国民党打回来就挨砍头。”有的人公开反对码头改革。如三北码头头佬秘密开会，订立“绝对保守内部一切秘密”的攻守同盟。说什么要“坚持老规矩、老习惯”，“替工应该给老板付钱”。循礼门码头头佬居然公开阻挠工人积极分子去华中工人学校学习，召集工人开会扬言：“任何人不准接近工作队的干部，不然要防备脑袋落地。”不少头佬仍发散筹，请替工，拿干股，继续剥削压迫工人。

    针对码头恶霸头佬反对改革的破坏活动，码头管理处派出一批干部，奔赴各个码头管理所，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接管方针政策。他们在群众中扎根串联，开展谈心活动，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讨论“谁养活谁”的问题，从而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码头管理处还协同市人民法院于1949年8月31日在硚口区凌云电影院（今军需电影院）召开揭发控诉恶霸头佬尹四保的群众大会。码头工人一个接一个登台，愤怒控诉恶霸尹四保的罪行。他们揭发尹四保借名修建码头工人休息所，从中盘剥工人100块银洋，盖起来的房子他又霸占了。一个哑巴码头工人跑上台“控诉”，他用动作说自己一天到晚流汗干活，但工钱都给尹四保掠夺了，使他一家几口人经常挨饿吃不饱。这位哑巴工人说到尹四保压榨他，他反抗，尹四保便指使打手毒打他，并关进水牢里，他“诉”到这里，急得大喊大叫顿脚捶胸，大哭起来，他向人民法院的负责人连连作揖，要求替他申冤。这时全场激愤，口号声震天动地。码头工人控诉尹四保解放后仍不悔改，一位工人替人家抬棺材得到150元钱，尹四保硬是勒索去了。工人划龙船，他要工人每人出30元，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还瞪起眼睛威吓工人说：“谁敢说出去，我就挖掉谁的眼睛。”广大工人群众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严惩尹四保，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了尹四保极刑。通过这场反霸斗争，码头工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深切地体会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

    在斗争尹四保之后，码头管理处于1949年10月13日又发动工人揭发控诉恶霸刘汉民的罪行。这个刘汉民抗战前当法国巡捕，残害武汉市民。武汉沦陷时他当汉奸，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日本投降后，他混入武汉码头，继续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与国民党军警勾结，压榨工人群众，市人民法院依法惩处了这个汉奸恶霸。

    1950年4月初，武汉市码头工作委员会成立，继续领导码头工人开展反霸斗争。首先召开码头改革干部大会，总结交流前一段管理处领导民主改革运动的斗争经验。会后，紧接着在武汉三镇掀起了反霸斗争的新高潮。循礼门联运码头工人斗争恶霸范国庆；民生路二码头工人斗争恶霸周行玉等人；六渡桥和土垱码头工人斗争恶霸段详敏、彭汉卿等人；青岛路码头工人斗争恶霸黄海棠等人；五福路站码头工人斗争恶霸熊正文等人。自6月至9月，直接参加斗争恶霸大会的码头工人1万余人，共斗争恶霸头佬20多名。

    码头封建把头在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攻势下，耍花招，弄诡计，妄图蒙混过关。有的威胁工人说：“你们来吧，老子把刀磨快了要杀人！”有的要老婆到积极分子家里去上吊；有的请积极分子的客，企图拉拢收买；有的叫老婆到积极分子家跪门不起；有的串联请关系人向积极分子说情，可是这一切都失效了。还有的逃跑，如码头大恶霸殷其周，希图逃脱人民对他的审判。

    殷其周，流氓、土匪、特务出身，中统局特别总站站长，是恶名远扬的武汉“码头皇帝”。他不仅不择手段榨取码头工人的血汗钱过着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而且惨无人道逼死工人。提起他，码头工人无不咬牙切齿。为了抓获这个罪大恶极的罪犯，码头工作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详细地分析了殷其周的去向。经过研究，码头纠察队和公安人员兵分三路，很快地将殷其周活捉归案。1950年11月26日，码头工委组织3000多名工人，参加市司法机关在民众乐园召开公判殷其周的大会。工友们争先恐后走上台，血泪控诉殷其周的滔天罪行。市人民法院查证核实殷其周的罪恶事实，依法判决他死刑。工人群众反霸斗争的士气更加高涨。

    1951年4月4日，武汉市人民法院在民众乐园中南京剧院，召集全市码头工人代表，举行宣判码头大恶霸杨青山、张玉山、胡青山、彭春生、喻子国、范庆国、王玉安、傅占奎、李奇文、游海卿、项敦山等11名罪行大会，并接受工友们的控诉，到会码头工人3000余人。

    这些封建恶霸，勾结反动官僚、日寇、汉奸、特务，凭借封建势力强占码头进行血腥统治，长期残酷地压榨与剥削工人，任意打骂与杀害工人，并组织械斗，让工人互相残杀。他们强奸妇女、掠夺财物，干尽了坏事。如汉奸恶霸杨青山曾充任伪普局第九分局密探、日寇汉口宪兵队稽查队长，家中雇有打手，为争夺码头权，把头佬易祥泰捉到日寇宪兵队灌盐水，强占了码头后，开除原有工人20多名，以致一些工人因生活无着，活活地饿死吊死。工人胡松山反对他开除工人，却被他诬告是新四军，遭到日本鬼子杀害。工人杨先应对他不满，竟被他赶出码头给日本宪兵队的狼狗咬死。恶霸李奇文，既贩卖鸦片烟毒又盘剥码头工人。几年中，他榨取工人的血汗钱，计银圆23445块，黄金8两，食米20担。流氓恶霸张玉山，大肆掠夺工人的血汗钱，娶一妻三妾，还在外与女人姘居，一夜挥霍银圆3000元。恶霸游海卿是个大赌棍，开设武汉毛帮赌场，1947年组织带领宁绍码头及附近的工人，到徐家棚打码头，当场双方打死工人5名，轻伤重伤不计其数，造成轰动武汉的徐家棚大血案。地痞恶棍喻子国，兄弟五人均是特务、流氓、打手，倚仗担任伪国大代表的堂叔为后台，自1929年起就不断组织械斗，夺取了隆茂、沙逊、太古等码头，工人丧生2名，喻子国亲手打死工友1人，他指挥打伤打残的不计其数。把持鲍家巷码头的恶霸项敦山，与武汉洪帮大爷杨庆山是结拜兄弟，曾强迫工人与打扣巷工人械斗，两名工人惨遭打死。汉阳划业恶霸胡青山，霸占码头打伤工人多名，工人黄义洲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对胡青山克扣工钱有意见，胡唆使刑警队将黄胸骨打断致死。

    这批恶霸头子一贯坚持反革命立场，从事反革命活动，解放前与宪警勾结，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如张玉山勾结其兄伪县长叶景福，杀害革命干部方二兑、向玉清等同志。恶霸彭春生带兵搜捕共产党员，武汉解放前夕，他还携带炸药坐汽艇炸毁沿江趸船。

    工人群众血泪控诉之后，市人民法院依据废除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办法及惩治反革命条例，宣判恶霸杨青山等11人死刑，即时绑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码头反霸斗争自1949年8月至1951年12月的这两年多中，在水、陆码头先后召开大小型反封建把持斗争会200多次，参加斗争大会的工人达2万余人次，市法院判处恶霸头佬212名，处以极刑的24人，被清除的头佬、狗腿及不劳而获的200多人，彻底地摧毁了码头封建把持制度，码头工人从此砸碎了百年来沉重的封建枷锁，成为码头的新主人。

    以法令支持改革

    为了更好地支持码头管理处顺利地开展工作，武汉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11月15日颁发第一号布告，特作规定：其一，不许坐地分肥。码头工人的工作权，以本人从事码头劳动为必要的条件，凡本人不是劳动者而坐地分干股，不劳而获，剥削工人，侵害工人利益，一律严格取缔，并予以严厉惩处。其二，不许敲诈勒索。如有额外需索，借端敲诈，破坏工人信誉，妨害商旅运输行为的人，准由受损失人报告公安机关或码头管理处依法惩治。其三，不许打架行凶。少数坏分子在码头工人中挑拨离间，煽动纠纷，结帮行凶，造成斗殴事件，破坏工人团结和公共秩序，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坚决予以严惩。对于肇事的祸首以及教唆煽动的主谋分子，查明扣押严惩；对于致人以死命者应偿命；对于盲从附和参加打架行凶的分子一律查究，轻者予以短期停止码头工作权的处分，重者取消码头工作权。这三条规定，整饬了武汉码头秩序，清除了过去遗留下来坐地分肥、敲诈客商、打架斗殴等封建陋习。12月15日，市人民政府又颁发第二号布告，公布《武汉市码头管理处暂行办法》，这个《暂行办法》是针对武汉码头封建势力与官僚结合长期奴役工人的特点制定的。第一条首先宣布“废除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工人之陋习”，并在第三条中提出“整理码头的基本原则，是依靠码头工人的团结和自觉，废除封建特权及对工人剥削压迫之陋习，镇压违法破坏分子，保护工人正当权益”。其次，指出由码头封建势力与官僚结合的反动统治，使工人阶级内部形成许多隔膜及地域的隔阂，这是反动统治者分化工人团结以便进行奴役工人的阴谋，要求工人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这个《暂行办法》实施后，对发展武汉码头运输事业、繁荣武汉经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底，武汉市陆地运输公司筹备处成立，将77个陆地码头合并为16个运输站，到1950年元月15日，武汉市陆地运输公司正式成立，建立8个管理委员会，统一调配劳力，统一了合理的搬运力资标准，保证了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工人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加速了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的步伐。4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各地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封建把持制度》的决定，同时公布了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为武汉码头改革，彻底摧毁封建把持制度，建立码头国营企业公司创造了条件，指明了方向。4月6日，武汉市码头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赵克飞、市总工会主席赵敏、市公安局副局长侯政、市航政局局长雷敏之、市工商局副局长文祥、市码头管理处处长方坤和评议科科长谢继恩、市陆地运输公司经理鲍振世、市搬运工会主席苏星等9人组成委员会，赵克飞任主任，贾安澜任工作委员会党总支书记。

    从工作需要出发，码头工作委员会下设组织、宣教、行政管理、业务4个委员会，一个失业救济处，并将汉口原有13个分会改为7个市区工作委员会，武昌、汉阳两个管理处改为两个市区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辖区码头改革工作。为了充实码头改革的力量，从市人民政府、行政学校、市青委、市总工会等单位抽调211名同志到码头工委工作。

    1950年8月20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废除码头封建制度建立搬运公司的决定》，从此，实现了统一使用码头，打碎了码头封建割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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