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69]

    我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湖南省的县委、地委和省委的领导工作，开展土地革命，组织武装，建设政权。30年代北上抗日离开湖南。1944年我与王震同志率南下支队到过湖南，不久又去西北。1949年初，中央决定我再回湖南工作。

    离开东北南下长沙

    1949年3月5日，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召开。我以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并在会上递补为正式委员。会后决定我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东北局根据中央决定抽调53000名干部随军南下，还决定抽调城市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各500名，长春学生300名，到3月底整训完毕随军南下，以支援开展新区工作。

    我深深感到东北的现代工业基础相当雄厚，特别是重工业更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因此，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和阅历，在我离开东北前，又对沈阳等各工业重镇巡视了一遍。出发时，组织上给了我们一个专用的车厢，同行的有杨晋、李清等。纪均和孩子们没有同行，当时，我的在延安出生的男孩子只有5岁，哈尔滨出生的女孩子刚2岁。等我到湖南安顿下来后，才接他们母子前来的。

    我们坐上火车以后，走走停停，经过十几个昼夜，终于到了武汉。当时四野总部设在武汉，我军先头部队已进到平江一带。我们虽同四野总部住在一起，但算湖南班子。中央决定黄克诚为省委第一书记，我为第一副书记，准备主持省政府工作，袁任远将是副省长。我们主要参加了争取长沙和平解放的有关工作。那时，湖南白崇禧的部队已撤到衡阳、宝庆一带，其主力是在以后我军发动衡宝战役时才被歼灭的。长沙是由陈明仁的部队驻守，国民党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则是程潜。我军进入湖南后，程潜即通过中共长沙地下组织送来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和平解放。我收到后送给林彪，马上发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回电说，程潜是孙中山老部下，要很好对待，如能争取程潜和平起义，将对西南地区产生好的影响。中共中央还决定李明灏南下促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李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回电后面还附有毛主席发给程潜的电报，是用“弟毛润之”的名义。我们就着人用正楷誊写好，一起送给中共湖南地下组织，请他们开始同程潜谈判。当时国民党长沙驻军的领导人是陈明仁，程潜计划争取与陈一起起义，但国民党当局要陈明仁率部撤走，并派邓文仪前往长沙专门做陈明仁的工作。陈虽已向程潜表示“以程主席的意志为意志”，但也不无顾忌。这时有人放风说“长沙飞机场附近发现了人民解放军”，街上一乱把邓文仪吓跑了。经过谈判，陈明仁提了一些条件。我记得其中有一条是解放军不进长沙，由他们的部队维持秩序。我们认为其他条件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一条不能让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是要进长沙的，否则无法维持好长沙的秩序，陈要求担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我们都同意了。记得最后一次同中共湖南地下组织联系，是派我的秘书李荣春去的。他是位苗族人，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他带了警卫员，是坐余秋里的车去的。车是美国吉普，司机是一名日本人，会中国话。联络地点是长沙湘雅医院，任务是送一封林彪给金明的信，这次联系好了，解放军就可以进长沙了。据小李回来说，他们那次去长沙，路上汽车掉到一个小坑内，请老乡帮助抬上来后，车子碰坏了，又修了一些时候的车，来回一路上没搞到吃的，日本司机又累又饿，回到武汉时昏了过去，亏得小李在哈尔滨时自己摸索着开过汽车，只好由他将就把车开了回来。由于司机表现很好，还给记了一功。

    我们从武汉到长沙坐的汽车，是在沈阳缴获的，和闷罐子救护车差不多，车上除秘书、警卫外，还有中共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谭余保。司机老崔是朝鲜人。中途因为遇到天雨路滑，一不小心汽车倒在了公路边上，好在没有翻过去，大家都没有伤着，只有谭余保被滚动的汽油筒碰了点轻伤。把车子扶起来以后又赶路了。当时由于各方面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都很缺，不少司机都是从俘虏中选拔的。自己培养的也不很熟练。如何进行交通管理也不太熟练。

    我军初进长沙，萧劲光是军管会主席。原定我主持省政府工作，因已同意陈明仁任临时政府主席，就未到任，我是1949年底才任职的。陈明仁被任命为兵团司令。当时我接手的工作最感到忙乱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1.是随军南下来到湖南的一些北方同志，不少人要求仍回北方工作，主要是从晋东南、晋冀鲁豫一带抽调来的地方工作的老同志，一般是副区长、副科长等，到湖南均担任了相应的正职。主要原因是湖南多是新区，老百姓说话听不大懂，好多事不好处理；不服水土，潮湿、蚊子咬、闹肚子，个别的未打招呼自己就跑回去了。一位原山西省计委的副处长私自回去，把党籍也丢了。经过工作，不少同志逐渐安下心来，对身体弱适应不了的才批准回去。

    2.是每天都有老乡、亲友、同学以及沾亲带故或同革命有过联系的人来找我，要求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困难，承认革命历史，等等。很多人都不认识，或者原有一面之交但已经记不起来了。比较重要的是丁玲的爱人陈明来函要求请当地政府帮助照顾丁玲的老妈妈，我就给县政府写了信。

    3.是老百姓告状的多。由于原国民党起义的部队调到浏阳一带驻防，民主改编工作尚未进行好，政治工作人员还未派进去。因此，难免有些买东西不给钱等问题。老百姓不买账，就到省里来告状。

    建设新政权造福桑梓

    中央决定黄克诚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因为他要做好中共天津市委的交接工作（天津解放后黄克诚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和准备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暂留在北平，中共湖南省委的工作由我主持。8月11日，我们随四野十二兵团司令部抵达长沙，受到程潜、陈明仁将军的欢迎。我同萧劲光、金明、高文华、周礼等同志商定，按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政策，一方面着手于中共湖南省委的建立，一方面建立湖南省的新政权。

    程潜、陈明仁将军于8月4日通电起义后，随即宣布陈明仁担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程潜担任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为建立革命秩序，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于8月19日成立了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萧劲光，副主任王首道、陈明仁。军管会为该区军事管制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

    支援解放战争，建设人民的湖南，责任重大，事务纷繁。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原来组织实有更加扩大与充实的必要。经呈请毛主席朱总司令批准，湖南军政委员会正式于8月29日成立，程潜为主任，黄克诚为副主任。委员有程潜、黄克诚、唐生智、萧劲光、王首道、陈明仁、仇鳌、金明、唐星、唐天际、李明灏、周礼、袁任远等13人。新组建的军政委员会，包括中共方面及其他各方爱国人士，代表性更加充分，力量更为加强，精诚合作，对完成支援解放战争，整编起义部队，正式建立人民政府，建立人民的新湖南发挥了领导作用。为加强湖南军队的领导和建设，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于8月30日成立，萧劲光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陈明仁、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金明、唐天际为副政治委员。湖南军区的成立，将领导人民解放军完成全省的解放。由于湘西湘南和西南各省尚未解放，要解放湖南和取得全国的最后胜利，全体指战员要发扬连续作战、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全体人民要团结奋斗，克服困难，支援打仗，夺取革命的胜利。

    为加强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发展，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建立机关报《新湖南报》，于8月15日创刊。《新湖南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为党联系群众，制定政策，建设新湖南做舆论工作。

    8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与中共湖南省工委统一合并，正式建立中共湖南省委，两支大军光荣地、胜利地会师。我号召解放区来的同志要很虚心地向在湖南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们学习，学习他们长期英勇斗争的精神，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缺乏建政、建军、管理国家政权的经验。我要求全体同志一面工作，一面在实际工作中相互学习，特别要学习毛主席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只有方向正确，才不会走错路或走弯路，要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熟练地运用战略策略，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学习毛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向工作学习，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全党同志必须在省委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组织领导与工作步骤，在全党团结与艰苦奋斗中，克服当前胜利发展中的困难，建设一个人民的进步的繁荣的新湖南。

    黄克诚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以后，于10月底从北京到长沙，主持湖南省委的工作，我的工作逐步转移到领导湖南省政府，并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剿匪与治安工作

    敌人溃败时有计划留下特务土匪武装共20余万人，他们无恶不作。我们决定集中主力歼灭股匪，发动群众肃清散匪。全省当时共歼灭土匪12万余人，整编游杂武装近8万人。剿灭湖南特别是湘西南数百余年的匪患，主要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并贯彻了重点军事进剿、政治攻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解放军英勇作战，军民亲密结合剿匪，涌现了许多可歌颂的事迹。我仅举两例：为剿灭湘西徐汉章股匪，解放军某部尾跟穷追，连续战斗达四五十天之久。他们不分昼夜，饥餐竹笋，渴饮山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任务。军民配合剿匪，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湘西著名匪首陈策勋、陈子贤、张平等，都是群众或由群众协助部队捕捉或击毙的。

    关于治安工作，我们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公安工作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组织各种力量对匪特的破坏迅速予以侦破。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共破案695起（含暴乱、暗杀等案件465起），破案率为80%以上。我们还进行了管制改造扒手、整理交通、建立消防、管理户口等项工作，保护了国家资财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建立了人民城市新的革命秩序。

    （二）恢复农业生产与救灾工作

    医治战后创伤，恢复生产，战胜灾荒，是我们接管湖南后的主要任务。滨湖各县结合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等办法，不仅使灾民渡过了灾荒，而且平均每日有27万余人修复堤坝，使722个溃垸渍烷共427万余亩垸田恢复了生产。全省山区修塘69391口，修坝24789座，使114万亩土地免于旱灾。1950年春耕前，全省开展了减租退押运动，使农民获得斗争果实合谷5亿余斤。省政府亦先后发放生产及赈灾贷粮、救济粮合大米2亿余斤。

    由于及时采取了上述措施，全省稻谷生产约为1.27亿担，超过原计划8%，较1949年增产稻谷20多亿斤；棉花收获27万担，只完成计划的11%，但较1949年增产4%。

    （三）财政经济工作

    湖南是新解放区，财政建设方针是由支援战争、保证供给为主的战时供给消费财政，过渡到支援经济建设、保证供给并重的生产建设财政，逐步实行财政的统一与正规化。经济建设方针，主要是全力恢复生产，繁荣经济，有计划地积蓄资金，根据可能与必需，争取重点事业的发展与提高。我们通过努力，在工矿业生产方面，1949年接管经整理后，至1950年10月已有21个省营工矿恢复生产，平均月产煤2万余吨，金500余两，各种纱1000余件。电气以长沙为中心，5000瓦发电机于1950年装置，并建了造纸厂、草袋厂、蛋厂等几个新厂。湖南私营工矿业及手工业原来有些基础，解放前大部分倒闭。1950年恢复生产的有281家。

    湖南解放后，一年之内，我们已修复省境原通车的全部铁路与3400余公里公路。航运方面通航达3900余公里。电讯、邮政等部门均及时恢复并改进了业务。

    除湘西部分地区外，人民币已通行全省。1950年9月底全省存款余额较3月底增加4倍多。全省物价平稳，市场活跃，有4500余名失业工人通过以工代赈、还乡生产等方式得到了救济。

    （四）民主建政和文教卫生工作

    1950年10月，全省建立了湘西行署，10个专署，两个省辖市，77个县，5个专署所辖市的政权机构。区乡政权，除湘西3个专署未统计外，全省建立区政权451个，乡政权5543个。10个专署与两个省辖市以及69个县已建立了人民法院。

    湖南的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解放后，我们接管专科以上学校6所，省、县立中学177所，各县、市接管公立小学2万余所。学校施行民主管理制度，取消训育、童军管理制度。私立学校采取扶助维持方针，帮助其健全组织领导。对大量失学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们举办的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共招收1300余人，省直属机关及各专县所办干部训练班，又招收了16600余人。

    新闻出版工作，《新湖南报》发行已超过4万份，《大众报》发行超过2万份。报纸总发行量较解放前已增加3倍（《湘西日报》及各专区报纸发行量不在此数）。新华书店已建立支店60个，1950年上半年除支店外，所属各分店已发行图书200万册。

    全省截至1950年10月止，已有省立医院14个，市立医院两个，县人民医院5个，县卫生院66个。1950年春季发动了种痘运动，接种牛痘的达百余万人，夏季在大部分县开展防疫工作，省卫生处发出霍乱、伤寒疫苗可注射170万人，秋季发出“虐涤平”百余万斤。

    我主持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作一年后，在完成各项任务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尽到了应尽的一份责任。当然，整个事业的成功，主要是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与全省人民以及解放军指战员、全体干部的共同努力。总括一句话说，一年来的工作为以后实行土地改革与建设新湖南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50年10月，我们仍一方面继续肃清匪特，中心是解决湖南人民的生活问题。而解决生活问题最基本的一条是实行土地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发展商业，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繁荣幸福的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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