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70]

    1949年9月19日，我和孙兰峰将军等国民党绥远地区39位军政领导人员发出了和平起义的通电，从此，绥远全境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也走上了光明大道，参加了革命阵营。

    绥远和平起义后，我参加了实现地方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的斗争，现将这方面的情况忆述如下：

    最初的三个月

    9月19日，我送走了偕同邓宝珊先生和孙兰峰匆忙赶回北平去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傅作义先生。回到归绥后，即开始处理各项军政事务。首先着手肃清潜伏的特务分子，防止他们捣乱和破坏，保护起义的胜利成果。

    9月20日下午，我正在省府机关处理公务时，接到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复电。复电原文是：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与此同时，我也接到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复电原文是：

    董其武将军暨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各级行政人员：

    接读九月十九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于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作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迩，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聂荣臻 薄一波

    九月二十日

    我接读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复电后，心中极不平静，激动万分。他们对绥远“九·一九”起义的赞扬和高度评价，使我更觉得率部起义走人民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他们的复电给我和全体官兵、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指明了今后奋斗的目标，这就是：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地方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为此，我当即把他们的复电都转发给各部队和各级政府，希望大家认真讨论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复电精神，我首先进行维护革命纪律和革命秩序工作。我处理了反革命分子李维业事件。李维业原为察北行政专员兼保安旅长。张家口解放后，他带领察北各县地方团队窜到绥远陶林、武川一带，编了一个旅，抢劫人民财物，胡作非为。在绥远和平协议执行中，他竟进行捣乱破坏，带领部队越过划定的界线杀害中共地方干部，抢走解放军放青军马200多匹。为此，我将他扣捕镇压。这样做意在打击反革命的残余力量，使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无藏身之地，巩固起义的胜利成果，保证起义后的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其次，我要求全体官兵和行政人员，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为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我于9月26日写了致绥远人民一封信，详细说明了我们军民起义的意义和我们今后光明的前途。我说：这次绥远起义，是为继承抗日的光荣历史而起义；是为反对反动的“戡乱”战争而起义；为贯彻北平和平的精神而起义。这也是我们绥远人民由矛盾痛苦中所创造出来的新生。希望广大人民在新生之后，毫不迟疑、毫不徘徊地自我教育，力求进步，消灭反动派，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接受毛主席的指示，为完成时代的任务，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10月6日，我又给各部队指挥员写了一封信。我十分感谢和欣慰各级指挥员顾全大体，艰苦奋斗，费心费力，共渡难关。在酝酿起义间，部队的纪律废弛，不仅丧失了过去的光荣传统，而且给人民增加了许多痛苦，各方面的反映也非常多。为此，我在信中希望部队先做到不扰民、不拉夫、不要车，没有上级的命令不向人民借粮，不用人民的柴草，要帮助人民秋收劳动并不许取任何报酬。

    以上这些工作，有力地稳定了当时社会和政治形势，起到了巩固起义胜利成果的作用。

    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我是会议的特邀代表。因为绥远刚刚起义，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我请假留绥。在会议最后一日选举时，我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委员。傅作义、邓宝珊二先生也同时当选。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日子。绥远为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和绥远起义，全省军民在归绥、陕坝、包头等地分别举行了庆祝大会。我和在省的军政人员参加了归绥市的庆祝大会。这天，归绥市阳光普照，万众欢腾。所有参加大会的人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处处表现出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欢乐幸福情景。在这个庄严隆重的大会上，首先宣读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给我们的复电，全场热烈鼓掌。之后，又宣读了绥远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暨绥远军民起义大会宣言。大会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董必武、傅作义和董其武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了致敬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绥远和平解放，感谢中央领导人的英明领导和宽大关怀。我在会上讲话时着重指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抬起头来了，从此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平等了。这是我国五千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值得我们兴奋、欢呼！这种幸福和光荣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予我们的，我们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讲话时时被军民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我被这样庄严隆重，人人心情欢畅的大会所感动。真正感到我们走向了新生，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

    欢迎党政军领导来绥

    起义之后，原来国民党省政府的牌子换成了人民政府的牌子。军队也改称人民解放军，戴上了解放军的帽徽。但是，一切旧的组织机构与制度还没有改变，解放军也没有进驻绥远。下一步怎么办？我心中急切盼望中共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快些来归绥，以便早日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部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

    10月初，我给傅先生打电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傅先生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提出今后绥远的团结改造方针应遵循四个原则，三个步骤。这四个原则是：坚持团结、肃清特务、整顿纪律、军队改编成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彻底实现解放区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恢复交通，包括通商、通邮和人民的来往；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毛主席十分赞同。

    10月24日晚，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薄一波在中南海接见了在北京参加华北局会议的绥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高克林，省军区司令员姚喆、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裴周玉同志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先生。毛主席就绥远今后和平合作问题和他们作了长时间谈话，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之后，傅先生即打电报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和他们谈话的内容。毛主席说：绥远问题谈了大半年，现在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绥远不搞军事管制。成立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军政委员会要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正规军、地方军也包括在内。省政府与省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两条线一个头。傅先生要我认真领会毛主席的指示，搞好合作共事。为此，我经常派康保安去丰镇向中共绥远省委汇报工作，取得联系，并向他们转达希望党政军领导同志早日到归绥。

    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任命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刘万春、张钦、荣祥、袁庆荣、安春山、王克俊、阎又文、于存灏、张濯清、姚喆、杨植霖、苏谦益、裴周玉、潘纪文、奎璧、杨叶澎等16人为委员。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为副主席，周北峰、李居义、李世杰、秦丰川、胡凤山、张立范、常佩三、张淑良、杨令德、辛崇叶、康保安、张国林、苏谦益、张如岗、张庆忠、王建功、阮慕韩、李维中、靳崇智、刘秀梅、武达平、杨叶澎等22人为委员。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也任命了绥远省军区的负责人。任命傅作义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为副司令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雷宜之、阎又文为副主任。

    中共绥远省委、绥远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归绥之前，我在省人民政府机关的会议室里召集省政府、原归绥指挥所的有关负责干部开会，布置迎接事宜。我说：绥东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多年来艰苦奋斗，创造了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值得我们敬佩。同时，这些同志在绥远和平解放事业上，遵照毛主席指示，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地支持了我们的绥远起义。对这种支持，我们永远不忘。他们的到来，将加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的领导力量，是我们所期待的！我要求组织欢迎队伍到火车站欢迎。场面要热情、隆重。把好房子腾出来让他们住。营房坏的要修补好，没有家具就买或借，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以表示我们的敬佩和诚心诚意欢迎他们到来的诚恳喜悦心情。

    12月中旬的归绥市，天寒地冻，冷风刺骨，很少有人上街。12月17日上午，绥远省委、省军区的领导同志，从丰镇出发来归绥市。这天清晨，广大市民、部队纷纷走上街头，拿着扫帚、铁锹进行大扫除，以干干净净的市容来迎接亲人；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纷纷走上街头，张贴彩色标语、挂旗子；欢迎的队伍一早就从归绥市的新旧两城拥上车站。我和卫士走在街头，看到人民群众的那种兴奋之情非常感动。我派军政委员会委员王克俊、省人民政府委员张国林等一行，专程从归绥市前往陶卜齐车站迎接，陪同省委书记高克林、副书记苏谦益、委员王文达、军区副司令员姚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杨植霖、奎璧及党政军团体、群众团体干部千余人，前来归绥。我和孙兰峰率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归绥市的各委员以及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60多个单位近万人，在车站列队夹道欢迎。车站上，到处是五星红旗和彩旗。彩色标语也特别醒目，欢迎的队伍从站台一直排列到站前广场。

    下午1时47分，列车抵达车站。这时，热烈的掌声、口号欢呼声和军乐声响成一片，久久回响！我和孙兰峰等走上前，与绥东来的各领导同志一一握手，互相慰问，情景极为亲切。随即我陪同他们检阅了欢迎队伍。检阅完毕，我们稍事休息后，在车站广场举行了群众欢迎大会。我首先致辞，随后高、姚、杨、奎也先后讲话，他们十分感谢各界的欢迎，表示愿和大家一起努力完成建设新绥远的任务。在我们讲话中，掌声雷动，十分感人。大会结束后，我陪同来绥的各领导同志到联谊社午餐。

    绥东来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为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疏通关系，建立友谊，于19日下午2时，在联谊社设茶话会，与驻归绥市军政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各领导，蒙、回各族及各界知名人士联欢。我、孙兰峰等70余人应邀到会。高克林同志在热烈掌声中首先致辞，说明了茶话会的意义，是互相认识，以便在今后工作中亲密团结。号召大家警惕蒋、阎匪帮特务钻空子进行破坏。姚喆、杨植霖、苏谦益等相继发言。我在茶话会上着重讲了起义三个月里所做的几件工作。孙兰峰在发言中生动叙述了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时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孙兰峰说：“九·一九”起义后，我赶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毛主席对我说：“特别邀请你参加政协会议。”毛主席的话使我感动得从头热到脚心，掉下了热泪。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各首长对我的亲切关怀，使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毛主席又走到我的桌边说：“今天特别欢迎你，我们两个干一杯。”毛主席的两句话使我觉悟了。今后永不忘记，一辈子也忘不了。

    茶话会上充满团结亲密和愉快的气氛，使我激动不已。在茶话会临结束前，我这个50岁的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兴奋地站起来，领导大家高呼：“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忠实干部！”“我们要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伟大政策！”“绥远各民族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历时3小时的茶话会，愉快和热烈温暖的气氛，使我忘掉了窗外还是冬天，忘掉了夕阳已经西下。

    从9月19日起义到1949年12月中旬，在中共党政军领导同志未从绥东来归绥的3个月内，政府、军队的事集我一身，忙得不可开交。省府距我家只有几十米远，但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是半夜进门，天不亮出门，难得和妻子、女儿们团聚、就餐。在此期间，我遵照毛主席建设新绥远的指示，带领大家主要做了如下几件工作：（1）为了改造思想，使人人都认识共产党，学习毛泽东思想，普遍开展了学习运动。在机关、学校内成立了学习小组，军队建立了督导制，又组织了社会宣传教育，利用报纸、广播、讲演、墙报、座谈等形式，掀起学习高潮。（2）在“九·一九”起义不久，我曾得到反动派的一个电报，说要派出特务杀害傅作义，并对我也下毒手。所以我十分警惕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捣乱。我命令逮捕了73个特务，查获电台17部，在全省内划分了治安区，负责清查匪特。（3）为了解除绥远人民的痛苦，开展了生产活动，倡导秋耕运动，禁止宰杀牲畜，并计划省府机关和部队开展生产劳动。我觉得开展了以上工作后收获虽不大，但总算有些进步，毕竟是实行地方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的良好开端。

    地方解放区化

    中共党政军领导同志抵归绥后，我们即坐在一起合作共事了。首先，宣告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12月27日下午1时，绥远军政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傅作义先生特于21日从北京来绥，参加成立大会。高克林、乌兰夫、我、孙兰峰和全体委员，省人民政府、省军区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等127人参加了大会。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也列席了会议。大会宣告揭幕后，傅作义主席首先致辞。他说：“军政委员会的任务，在于使绥远地方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绥远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人民的新绥远。”之后，高克林、乌兰夫、我、孙兰峰等十余人相继发言。我在讲话中说：“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就是领导绥远人民革命建设的司令部成立。我过去在反动的阵营里做了许多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按道理应该受到人民的处罚，但是毛主席宽恕了我，绥远人民宽恕了我，给了我一个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真是感激万分。我现在是人民革命阵营中的一个新兵，我一定追随各位同志，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加倍努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人民面前补过，我迫切地希望诸位同志随时给我批评与指导。”邓宝珊主席也以来宾身份向绥远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会后，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即就职视事。

    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的第四天——12月31日下午，我和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委员也就职了。这天下午3时，在省府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我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名单，并致辞说：“省人民政府的成立，是绥远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是绥远人民的一个大胜利，是绥远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具体表现。这就证明旧的绥远已经结束，新的绥远已经诞生。我要求全体同志竭尽所能，矢忠尽职，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央人民政府和绥远全体人民汇报！”杨植霖、奎璧、孙兰峰、周北峰等人也发了言。至此，绥远省人民政府管辖的区域内，有3个专区，2个盟，18个旗，122个县，3个市；土地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236万余人。从此，全省人民在这块广阔的地域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解放区化运动。

    省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制定了1950年施政方针。其方针是：（1）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2）建立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阵线。（3）适应当前农民的迫切需要，恢复并发展生产，实行二五减租，为土地改革做准备。（4）发动并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人民团体，并使之成为各项改革和建设有力的可靠支柱。（5）经济建设遵照共同纲领中“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6）整理财政，整理税收，增加收入，精简节约，以达到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目的。（7）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文化教育，扶助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和开展蒙旗教育工作。（8）坚决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防止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巩固蒙、汉、满、回各族的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施政计划，上报军政委员会并得到批准。总之，绥远解放区化的工作，主要是以团结改造、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恢复生产为重点，并以生产为中心，推动全面工作的发展。具体工作分述如下：

    （一）团结改造，民主建政

    团结改造是毛主席及中央对待绥远起义干部的方针。省人民政府坚持贯彻了这一方针。在省政府合并之初，由于过去思想体系不同，绥西的一部分干部怀有疑虑。我除号召他们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外，亲自与人事部门的同志酝酿调配。在人员分配上，就科长一级而言，绥东占43.5%，缪西占56.5%。在省、县各级3200余名起义干部，都量才使用，分配了适当工作或参加学习，为照顾实际困难和绥远的经济状况，一律实行低薪制待遇。

    机关合并成立之后，不仅要求形式的统一，还要做到制度的统一，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各方面的一致。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开展了学习运动，即正式成立了绥远军政干部学习团，于原有的绥远省行政干部学校，进行干部教育。在2月1日军政干部学习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上，傅作义先生、高克林和我都讲了话。我说：“这次学习是我们绥远军政干部力求进步，争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宝贵机会，是一件幸运的大事。希望大家在学习中提高政治觉悟，抱定昨死今生的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自我改造是长期的，是要经过一定痛苦的，不能以为自己看了几本书，记些新名词，能谈几句革命理论，就认为彻底改变了。必须作彻头彻尾的洗刷，彻里彻外的改造。一切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待学习结束时，力求做到面孔虽然还是原来的面孔，精神却不是原来的精神，思想已不是原来的思想，作风已不是原来的作风。这才能表示在学习中改造了自己，有了进步！”

    我记得参加这期学习的，计有现职干部1270余人，无职干部1460余人。原定现职干部学习一个半月，无职干部学习3个月。从2月1日开始学习两个月后，因工作急需干部，即分配了1500余人，到各级政府、军队中任职，其余1200余名干部继续留团学习。就各级政府行政干部来说，在职干部调训了两次。第一次省级干部140余人，市、县级干部500人。第二次省级干部100人，市、县级干部250人，共计990余人。

    3月24日，在行政干部学习团第一届学员毕业典礼上，我和高克林讲了话。我在讲话中肯定了他们经过50天的学习所取得的进步，希望他们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巩固自己的学习成果。并着重批评了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要求整体进步，反对个人突出”。我说：这种思想阻碍了自己的进步，也阻碍了别人的进步，我们欢迎进步快的，因为这样起了带头作用，鼓励了大家的进步；另一方面进步慢的人，只要是真正想进步，我们还是一样欢迎。至于说到整体，那应该是指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小集团、小组织，再没有基于个人利害相结合的所谓“整体”。如果有人存心利用旧关系，走小路，想取巧，思侥幸，便是犯了极大的错误。另一种错误思想是：“自己进步了，回到工作岗位上，上级还是原样，也是白搭，行不通，地位也保不住。”我批评说：“进步就是真理，只要进步，真理会保障你，领导上也会支持你，如果你的上级他真不进步，那他自己背弃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会纠正他或不要他。”我的讲话得到毕业学员的热烈拥护。

    除此之外，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亦特别重视。军政委员会统一制订计划，统一领导，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总会，各部队、机关成立了分会、支会，一边工作，一边坚持每天学习两小时。

    更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6、7月份，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整风的伟大号召。绥远省委根据起义干部的实际情况，决定党员和非党干部都参加整风运动。我在省市干部整风学习动员会上做了《彻底改造我们的思想作风》的长篇报告，总结了半年来军政干部的学习情况，检查了省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原因，受到同志们的一致称赞。

    总之，在一系列的学习运动中，所有的同志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尤其是起义干部，开始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否定了过去错误的思想意识，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初步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我觉得这些进步，是与党的耐心团结教育分不开的。团结促进了进步，进步加强了团结，团结进步给我们带来了建设人民新绥远的巨大动力！

    省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对省的行政区域划分进行了调整。将归绥、包头两市列为省辖市。原有陕坝市因经济、文化、交通等条件不足，列为陕坝专署直辖镇。乌兰察布盟，除百灵庙办事处撤销外，仍辖四子王旗、达尔罕旗、茂明安旗、东公旗、西公旗、中公旗等六个旗。伊克昭盟，原辖札萨克旗、达拉特旗、杭锦旗、鄂托克旗、郡王旗、准格尔旗、乌审旗等七个旗，除撤销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桃力民办事处、杭锦旗代营处外，并划东胜县归该盟领导。绥东四旗办事处撤销，以正红旗为中心旗，其余正黄、镶黄、镶蓝三旗按甲种区编制，归中心旗领导。土默特旗，为了照顾该旗历史与现存的特殊情况，在行政区分，暂维现状，沿用蒙汉分治，旗县并存的办法，成立了土默特人民政府。其余22个县，除东胜划归伊克昭盟公署领导外，划4个专员区。集宁专署辖：集宁、丰镇、兴和、陶林、龙胜（后改为卓资）、武东六县。和林专署辖：和林、清水河、托克托、凉城四县。莎县专署辖：武川、包头、固阳、归绥、萨拉齐五县。陕坝专署辖：五原、狼山、晏江、米仓、临河、安北六县及陕坝镇。

    这些区域划分之后，各专署、市、县、区及盟、旗人民政府均先后成立。我记得绥包两市首先废除保甲制度，在其他区也停止了保甲摊派，全省人民对此热烈拥护。为此，省政府又给各级政府下达明确指令，要求他们在1950年冬和1951年春，结合群众运动，彻底废除保甲制度。

    在民主建政上，也有很大的开展。在我1950年底率部离绥时，绥东各县大部开过4次人民代表会议。绥西新区各市、县也开过2次人民代表会议。区村人民代表或农民代表会议，老区普遍举行，新区也都开过农民代表会议。通过这些会议，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宣传了政策，发扬了民主，初步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因而在恢复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

    由于人民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日寇数年的烧杀抢掠，致使少数人铤而走险，成为土匪。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下，特务活动异常猖狂，“九·一九”起义前，一些特务分子大肆破坏，挑拨离间；起义之后，有的特务匪徒潜伏隐藏起来，暗中破坏；有的流窜农村，成为政治土匪。不剿匪，不肃特，社会秩序就难安定，人民群众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新绥远的建设，实行解放区化也将是一句空话。省人民政府遵照军政委员会“以军政结合，发动群众，剿抚兼施的方针，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原则”，与省军区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地开展了围剿土匪、肃清特务分子的工作，并相继成立了各级剿匪的统一机构。

    我在绥远工作多年，对情况了解，给公安战士剿匪肃特工作规定了重点区域：在交通线上和匪特经常活动的伊盟、后套以及两行政区的接连地区；对成股上匪，依靠群众坚决进行军事围剿。与此同时，省军区派出步兵二十二师、蒙旗骑兵四、五两师于7月下旬开赴绥西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剿匪肃特，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主动替部队站岗放哨，侦察匪情。有的群众从几十里的山里跑出来送情报或带路，使隐藏在深山沟的土匪得以肃清。在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下，一些土匪自动放下武器，投降缴械。当时，绥西地区只一个多月，就把嚣张一时的“绥察游击军”“华北反共救国”等成股土匪歼灭。芦万辉、李良等匪首被俘获，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骡马1000余匹，物资几十大车，解救了被劫去的许多妇女。从此，绥西的群众生活得到安宁，社会秩序大大好转，为该地区解放区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1月份开始至9月份，在全省境内已歼灭匪163股，毙伤俘匪1700余人，先后破获中统、军统、反共自卫军等36案，逮捕匪特208人，缴获电台29部。

    （三）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1950年初，毛主席号召在全国范围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央给绥远的任务是：粮食生产16亿斤，成活林木100万株，繁殖大牲畜6万头。绥远省各级人民政府，把几千年来认为是人民自己的事的生产工作，由政府全力推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动员机关、学校和广大的人民，投入到生产热潮中去，为医治战争创伤，改善人民生活贡献力量。

    根据中央给绥远省的生产任务，省人民政府有关厅、局详细制订了生产规划。我记得主要精神是：以恢复为主，在恢复的基础上求发展。所有农业、水利、林业、畜牧以及副业，在条件不好的地方，保持上年水平，条件好的地方要求提高。

    省人民政府在大生产运动中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省人民政府于2月初，在归绥市召开了省农业生产水利会议。各县、旗负责生产的领导干部和省府各部门的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省人民政府在会上详细布置了生产任务，要求农业方面：耕种面积达26.5万顷，每亩产粮平均最少67斤，共产粮17.6267万斤，比中央给的任务超过1.6267亿斤；农田水利方面：增加灌溉面积1万顷；林业方面：除中央要求完成成活林100万株的任务外，增植100万株树木保证每人至少栽1棵树；畜牧方面：增产马6720匹，牛36700头，驴6400头，绵羊18万头，山羊62500头；农村副业方面：增产猪9万头，鸡112000只，达到全省每5人养1头猪，1人养2只鸡。

    二是稳定各阶层的生产情绪。由于历年战祸的影响，人民生活普遍穷困，无力生产。尤其是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新解放区，一般人民对于我们的政策不大了解。加以匪特捏造谣言，煽动人心，因而一些地、富们消极怠耕，毁坏农具，杀卖耕牛，影响生产至为严重。对此，我们首先在全省内广泛宣传“奖励生产”“劳动致富，勤俭发家”的政策。宣传坚决保护中农的利益，合理负担的政策。使他们明白共产党的政策，是教他们用劳动创造好生活，而不是教他们受苦受穷的。同时，我们给贫苦农民发放口粮、籽种，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牛犋等困难。

    三是组织春耕工作团，分赴各县、旗检查督导。我任省春耕工作检查团总团长，杨植霖等7人任副总团长。各县、市、旗也组织了春耕工作检查分团，共计厅长级以下干部180多人参加。在出发前，我组织他们开了四天会，并提出了具体任务；了解各县、市、旗春耕工作情况，宣传春耕生产政策；发动组织县、区、村春耕生产委员会；调查春耕生产的优劣典型；选择适当对象，帮助制订生产劳动互助计划等。要求他们深入到农村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摸心病去心病。之后，他们分赴各地工作了50天，为恢复和增加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是政府帮助兴修水利。在绥远省境内，黄河横穿绥西，大小河流渠道遍布各地。但连年未能大力整理，充分利用。我们决定了大型水利工程由政府出资兴修，修理了四首制石闸工程、霸王河灌溉工程；中型水利工程由政府协助群众兴修，修补了黄河防洪堤，修建了凉城脑包渠拦河坝和东三大股通梢工程，整修了麦达召灌溉工程等。

    除以上工作外，省人民政府还开展铲除烟苗（鸦片），耕种粮食的运动，全省铲除烟苗20万亩，在夏锄中部分地区发生雹、冻、虫各种灾害后，乃由各地方粮站，无利息贷给群众籽种，补禾苗43万亩。总之，这一系列的生产工作措施，使全省的耕种面积顺利落实，中央给我省下达的生产任务超额完成，也为而后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基础。

    （四）财经统一和工商调整方面

    绥远省是一个边境省份，工矿企业、商业、财政都是基础差，底子薄。自省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即进行新旧政府财政合并移交工作。之后，按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工作决定，开展了调整工作。2月份，我主持召开了省财政会议，集合各市、县、旗财政工作人员、粮政工作人员、税收工作人员，共同讨论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我在会上说：立即根除过去反动政府所实行的四级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的中央、市、县两级财政体制。市、县以下的事业经费、行政村经费划归地方财政；区以上，省以上事业经费划归中央财政。在财政收支上，实行统筹统支，贯彻预决算制度。没有中央和省人民政府的决定，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准加重人民负担。支出要做到没有预决算不开支、不报销等。会后，各级财政人员积极工作，努力完成任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当时的财政厅厅长靳崇智同志报告，1—6月份全省收入已达全年总预算的79.9%；支出减少，未超过预算。经济建设的支出，却相对地增大，光投资于农、林、水、交通等有关人民生产福利事业的数字，已达全年经建支出概算的54.7%。

    在工商业调整上，经过我们近一年的努力，已经将绥远省旧有工商业混乱不正常的经营情况、城乡交易阻塞的状况基本改变。可以说，至1950年底，全省新民主主义的工商业体系已粗具新的规模。

    但是，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妨碍了工作。比如春天供应莜麦拌种用酒的问题。有关单位事先对用酒的数量未能精确地统计，绥东专销处计划销35万斤，绥东专署计划27万斤，省农林厅又是33.4万斤，但实际售酒却在45万斤以上。对用酒的季节也没有正确的调整，单凭片面的估计，以为是立夏到芒种，哪里冷，哪里迟，才慢慢地供给。但实际上群众耕种是立夏到小满，并且越冷的地方用酒越早，因此造成了春季严重酒荒，群众到处挤着买酒，很多地方买不到酒。集宁有一次，聚集了2000多人挤着买酒，有的等了几天还买不上，有的挤着打了酒瓶，有的生气干脆不等了，空跑数十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厅、局，对下面反映酒荒问题，开始熟视无睹，不能及时检查，设法补救。及至各地公文、电报雪片飞来，喊着要酒时，才费很大人力、财力向邻省购买。事后还不检查、吸取教训，而是互相推卸责任。

    又如，在开始发放耕牛、农具和水利各项贷款等几乎迟了1个月的时间，而分配机关和发放机关，又缺乏紧密的联系，致使计划指标结存下差价230余万斤小米，这批差价直至5月25日才又第二次分配下去，贷款的时效已经完全失掉。分配下去以后，又未能及时检查，下级层层积压，卓资县原分配贷款27万多斤小米，春耕结束时，只贷出3万多斤，还不到分配数字的12%。集宁小土城村李秀文领耕牛贷款60万元，私自积压，经再三催促，才拿出50万元，其余10万元买了纸烟和料面吸了。

    再如，春季从宁夏渡口堂到包头南海子水坝间发生水灾。省水利局接到宁夏灾情报告以后，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只对沿河各县发了一个电报指示，未能深入各县认真组织、领导防范，也没有督促地方上的负责机关及时发动沿河居民防范，以至造成包、萨两县严重的灾情，灾区400里，灾民3万余人，淹毁土地、房屋、粮食、牲畜的损失不可估量。事后，我们虽做了大量救灾工作，发了33万斤救灾粮食，但人民的生命财产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这种只用一份电报去解决防水灾的工作态度，是值得深刻检查的。

    以上三个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春耕生产，对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损失很大，我在8月份省、市干部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代表省府做的《彻底改造我们的思想和作风》的报告里，深刻检查了发生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严重地批评了各级政府机关官僚主义作风的种种表现，以引起各级干部的重视。

    总之，从以上这些工作中，我觉得省人民政府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这一伟大政策的措施上是十分有力的。虽然出现了一些失误，但向解放区化进程的步子迈得是大的，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可喜可贺！

    部队解放军化

    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军队。旧部队，在旧社会是专门为反动派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两者相比，截然不同。为此，起义部队即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在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部队中开展了人民解放军化的运动。

    成立绥远省军区

    12月9日，绥远军区机关的第一批同志从绥东抵归绥后，我们商定依照军区机关的工作性质，着两方面的人员分组对口互相了解工作及人事情况，进行合并的准备工作。各对口小组在交谈中，发扬了互相学习，团结友爱的精神，为机关合并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绥东党政军领导和机关从丰镇来归绥市后，我们共同商量了军区和“华北剿总”驻绥部队指挥所、省保安司令部的合并事宜，拟定了机关合并的领导小组名单。合并小组的组长由姚喆副司令员担任，刘华香、裴周玉、张升初、李振智、袁庆荣、孟昭弟、李子俊、王度任组员。

    机关合并的原则是：对起义干部不升不降，原职使用，允许干部超编；驻绥指挥所和保安司令部与绥远军区合并，成立绥远省军区司令部，指挥所政工处并入军区政治部；三十二兵站和医院分别同军区供给部、卫生部合并；物资移交时登记造册，不催不逼，移交多少接多少。在傅作义司令员的主持下，机关从12月26日开始合并，31日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正式合并完毕，统一办公，我和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即就职视事。我记得除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的领导同志外，华北军区还任命了一批领导同志。原指挥所政工处长李子俊任宣传部副部长；原三十二兵站军需和仓库同军区供给部合并后，张升初同志任部长，原兵站分监王度和潘瑞征任副部长；原指挥所的医务处、医院同军区卫生部合并后，由李振智同志任部长，许义华同志任政委。指挥所、保安司令部的其他人员分别在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担任了科长、参谋、干事等职务。这次合并，我觉得既照顾了绥远部队起义的特点和机关的情况，又照顾了本人的工作业务能力；既体现了“团结改造”的统一战线政策，又照顾了本人的愿望。所以，双方都比较满意。尤其是原绥远方面的干部家属，听说自己的亲人分配了工作，和老解放军干部一起工作，十分感动，纷纷给我写信或打电话来表示感谢！

    起义部队改编情况

    “九·一九”起义时的部队共有正规军和保安部队16个师、旅，8万余人。除邓宝珊先生的二十二军之八十六师由副军长兼该师师长胡景翼之五弟胡景通、二二八师由师长杨仲磺分别带领开赴甘肃庆阳正式改编外，其余部队在绥就地整编。

    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部队的整编方案及干部配备，并复电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军委批准成立2个军，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整编从1950年2月21日开始，4月底结束。我记得整编的情况及干部配备情况是这样的：

    原一一一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由刘万春担任，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樊折桂任参谋长，李骥程为副参谋长。下辖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三个师，一个直属暂编骑兵旅。具体情况是：原一一一军二五八赵晓峰师改编为一〇六师，赵晓峰任师长；原三二〇马逢辰师改编为一〇七师，马逢辰任师长；原三一〇张副元师及原乔汉魁旅步兵九一、九二团合并改编为一〇八师，张副元任师长；原独立第三乔汉魁旅骑兵、保安骑兵第四张汉琏旅、骑兵整编第十三高理亭旅改编为军直属暂编骑兵旅，乔汉魁任旅长，张汉琏、高理亭任副旅长。整编之后，各师、旅均按命令分别到达指定地区布防。当时，军部驻包头市，一〇六师驻中滩一带，一〇七师驻公庙子一带，一〇八师驻安北县，骑兵旅驻萨县地区。全军共13121人。

    三十七军是新颁布的番号。军委颁布番号以后，以独立第七师为基础扩建而成。原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晋升为军长，帅荣任政治委员，卫景林、冯梓任副军长，张逊之任政治部主任，化博知任参谋长，王韵琴任副参谋长。下辖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三个师，原三二二师改编为一〇九师，温汉民任师长；原三二六王崇仁师改编为一一〇师，王崇仁任师长；原三一九张朴师的三个团并编为三三一、三三二两个团，保安二旅及保安五团并编为三三三团，合编为一一一师，张朴任师长；原骑兵第五安恩达旅及侯镇国团并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团，保安骑兵第六邬青云旅编为第三团而合并编为军直属暂编骑兵旅，安恩达任旅长，邬青云任副旅长兼三团团长。整编之后，三十七军军部、一〇九师驻五原；一一〇师驻临河、陕坝；一一一师驻百川堡、狼山、永安堡；骑兵旅驻邹家地。全军共12915人。

    前骑兵整编第十二鄂友三旅改编为骑兵第四师。鄂友三任师长，白正刚任政治委员，强自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宗文任副主任。下辖一个独立骑兵旅，四个团。原骑兵第十一陈秉义旅改编为独立骑兵旅，陈秉义任旅长。整编之后，骑四师驻防武川县一带，师部驻武川北小井村。全师共5840人。

    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

    在各级部队中建立党组织、政治工作机关，开展政治工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重大特点。党中央、毛主席为使起义部队真正成为解放军的一支劲旅，即指示要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开展政治工作。

    华北军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即从二十兵团、河北、平原、绥远等省军区及十八纵队，抽调了1900多名政治工作干部，派到绥远各部队开展政治工作，执行团结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这批政工干部，大部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政治坚定，思想先进。他们于1950年1月初，在三十六军政治委员康健民同志的带领下，从北京乘火车到归绥市。我和一些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这批政工干部到归绥后，即开始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了解起义部队情况的学习。省军区成立了以姚喆副司令员、裴周玉为正、副组长的学习领导小组。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分析在起义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制定了开展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军、师级政工干部又参加了军区组织的起义部队军、师、旅长高级干部训练班的学习。他们共同以两周的时间，对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建军原则及政治工作制度等进行了学习研究。通过学习，军政干部沟通了思想，融洽了关系，增强了互相信任，合作共事，坚定了把部队建设成为真正人民解放军的决心和信心。

    政工干部到起义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我是热烈欢迎和支持的。他们的到来将会给部队带来新鲜血液和工作经验，部队的建设将会进入一个新阶段。我要求各部队要以赤诚心情欢迎政工干部到部队工作。2月下旬，我亲自指派跟我工作多年的三十六军副军长王建业、三十七军副军长卫景林、骑四师副师长王孝模来归绥迎接政工干部到部队。后来，他们向我报告说，政工干部到部队后，都分别召开了各种形式的欢迎大会、座谈会、茶话会、联欢晚会。对政工干部的安全采取了防范措施，积极协助他们开展政治工作。

    首先在军、师、旅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行使政治工作职权。组建团政治处，派到各连的政治指导员由团统一组织，深入各连帮助工作，逐步建立了连队政治工作制度。

    其次是实现解放军集体领导制度，建立军、师、旅、团军政委员会和营、连军政领导小组。军政委员会都由同级干部副职、参谋长、政治主任、后勤部、处长、下级军政一把手参加组成。主任由军、师、旅、团长担任。政委担任副主任。营、连领导小组也是如此建立。我记得这一组织在当时是本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最高领导机构，它起到贯彻上级指示、命令，讨论本单位的工作任务、干部升调等作用。从此，旧部队中一长制的领导制度被废除，开始了军政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

    再次是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思想、消除顾虑的政治教育。由于部队长期受封建思想和反动的教育宣传，落后思想严重地阻碍解放军化的进程，一些起义干部顾虑重重，不敢大胆工作。为此，政工干部在部队中开展了团结改造方针、人民解放军性质、建军原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发展史等一系列政治教育。尤其是经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学习和拥政爱民运动，部队中违犯群众利益、打骂群众的现象逐渐消除。好些部队还开展“满缸活动”，主动替群众挑水、扫地、打柴、抹房子。我6月份到绥西部队检查工作时，看到部队这种好人好事不断涌现的新气象、新风貌后，新旧对比，激动不已。

    这里，我深深怀念原三十六军政委，后任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康健民同志。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优秀干部，在三十六军任职期间，一言一行都以党的政策、我军的纪律为准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表现了共产党人有胆有识、光明磊落的高尚精神。可惜正在他领导宁夏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我十分悲痛。同时，我也十分怀念在为“团结改造”起义部队，被少数坏人杀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长眠于绥远地区的优秀政治工作干部。你们安息吧！你们的愿望早已实现。

    在大生产运动中锻炼部队

    参加农业生产。起义部队以前曾在绥西参加过修渠打坝，帮助群众生产。但只是局部和短期的。自从毛主席号召“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运动”后，起义部队积极响应。从2月份开始就投入到农业、水利及各种副业生产建设中去了。

    在开展生产之初，师以上单位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省军区还成立了生产合作总社，各军、师成立了生产合作分社，统一掌握生产资金、生产活动和生产成果的处理。我们规定，部队不要与人民争地、争利，不要叫人民吃亏，要帮助人民群众做无偿劳动；开荒时不要引起水患，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对于生产劳动，一些旧思想严重的官兵糊涂观念特别多。如轻视劳动。有的说：“贫穷由命，富贵在天。”“咱们生就了个受苦的脑袋。”据此，我们在部队进行了“谁养活谁”“谁依靠谁”和学习毛主席有关生产的指示，回忆个人的历史等教育。使广大官兵的劳动觉悟有了提高，知道了剥削耻辱、劳动光荣的道理。

    在生产劳动中，广大官兵的情绪高涨，干部带头与战士一起开荒种地，有的师级干部也参加了生产劳动。我记得赵晓峰一〇六师，有的营长与战士划分地段，开展劳动竞赛。一〇八师三二三团团部家属，自己挑水、打柴，与群众变工种菜、种山药蛋，营长和书记的爱人各种4亩地，涌现了王二娃、王世来、陈文山等许多劳动模范。据当时统计，全区部队种了粮食223231亩，种菜地7649亩，其中有21万亩地是新开荒种植的。水利工程完成黄河培堤工程土方115万公方，完成渠道工程土方478946公方。这些数字在华北军区五省、区部队的生产中是第一位。

    年底收获时，各部队的报喜电报不断飞来，真是辛勤劳动换来了丰收的果实。广大官兵吃着自己种的粮，自己生产的菜，倍觉光荣，倍觉香甜！记得6月中旬，我去三十七军检查工作时，张世珍军长、帅荣政委特意陪我到部队种的莜麦和菜地里转了转，看了看庄稼生长情况。当我置身在绿油油的麦田、菜地里，深深感到起义部队在生产劳动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实际教育，改掉了他们身上许多陈旧的落后不正确的思想。我看到了部队的进步，也更相信广大的起义官兵将会像禾苗一样，不断地成长、开花、结实！

    在生产劳动的同时，部队都较好地完成了军事训练、剿匪等任务。但是，我们一年来解放军化的工作曾遭受蒋、阎匪特各种破坏和捣乱。他们利用老同事、老部下、老长官、老朋友，伪装隐蔽，从事破坏活动，甚至杀害政工干部。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一年内，先后发生了叛变事件33起，使部队向解放军化的进程受到了挫折。对于这些叛变部队，我十分痛恨，响亮地提出“谁叛变革命就打死谁！”的口号。例如三十七军一一一师庞茂卿副师长于2月初，拉一个团离开驻地叛变后，我立即着张世珍军长组织部队围剿平息，庞茂卿的特务排（管事务的）排长孙胜得知部队赶来围剿，采取机智灵活的办法将庞击毙，使此次叛变事件很快平息，并将部队顺利带回原驻地。叛变部队中的大多数官兵都是胁迫和受骗而走的。当他们看清了叛首的真相之后，便纷纷起来与之斗争。我记得骑四师二团迫炮连连长秦怀璧鼓动一、二、三连各一部叛变后，被战士捆了回来。三十六军暂编骑兵旅副连长王金率两个排叛变后，也被战士捆了回来。为此，孙胜同志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彰，还参加了华北军区的英模代表大会。

    总之，一年来起义部队在向解放军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取得了显著成绩。它就像新栽的树一样，虽还没有扎住根，还经不起风吹雨打，但它毕竟是生芽长叶了！

    到北京汇报工作和谒见毛主席

    在绥远广大人民、起义部队向解放区、解放军化的进程中，我和高克林同志奉中央、华北局电令到北京向党中央、政务院汇报工作，谒见毛主席。毛主席和我的谈话，至今不忘。

    我于1949年元月22日，从归绥来北平见傅作义先生。这次到京是绥远起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和高克林同志3月底乘火车离开归绥，火车到北京站时，傅先生、华北局、华北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我们。傅先生安排我们住在北京西单小酱房胡同19号他原来的住宅里。住宅里有一幢三层楼房，房间布置得朴素大方，宽敞明亮；院子里，藤萝满架，花香四溢。

    在北京，我和高克林同志先向华北局、华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他们还设宴招待我们。他们听了汇报之后，即要我们准备向政务院汇报。我和高克林同志商议了汇报内容，让随我到京的白震和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崔载之二人起草报告材料。报告草拟好后，我和高克林同志做了详细修改，并誊清送政务院请周总理审阅。4月13日夜11时半，周总理将修改稿送回。

    14日上午8时，傅作义作为政务院的委员，同我一起乘车到中南海参加政务院第二十八次会议。周总理主持了会议，并将我介绍给与会人员。我向会议汇报了从起义以来，绥远省半年来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内容大致为：关于政权改造；部队整编；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生产工作；税收、公债及财经统一工作；民族政策等6个方面的工作。并对绥远省粮食外运、开采矿产等问题，向政务院提出：把京绥铁路延长到西山嘴或陕坝；修理从包头到鄂托克旗公路等建议，以调节内地粮食不足和增加国家财富。在报告结束前，我十分激动地说了一段话，现抄录如下：

    绥远自然条件优越，地广人稀，农牧业、工矿业都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们手里虽然抱个破碗，地下却埋藏着黄金。其次，和其他兄弟省份比较，绥远解放较晚，一切落后一步。但我们每个干部都抱着炽热的心情，向毛主席学习，向共产党学习，向兄弟省份学习，以迎接伟大的生产与建设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并超过这个任务。其武个人在旧社会工作较久，缺点甚多，今天能光荣地为人民服务，看见全国军事、政治、生产建设的突飞猛进，尤其感觉无限的感激与兴奋。请多赐批评，策励我们的进步。

    我的汇报一结束，周总理、郭沫若等领导同志离开座位走到我面前握手，表示祝贺。周总理握住我的手说：“这个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在第一版上全文发表。”4月17日，新华社将我的汇报全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4月18日的第一版全文刊登。当时，我看到总理平易近人，辛勤操劳，心中十分激动，激动得连问候总理好的话都忘记说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悔之莫及！

    1950年4月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了我。在座的有宋庆龄、张澜副主席，周总理、林伯渠秘书长、傅作义先生、高克林同志，下午6时，毛主席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住我的手说：“董其武将军好吗？”我答：“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宴会之后，毛主席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怀仁堂的文艺演出。

    4月27日下午，傅先生来到我的住处，一见我就笑着说：“其武要受到名师真传了！”我一听就猜到是毛主席召见我。傅先生又说：“今晚毛主席召见你和高克林书记。”当晚，我高兴地换了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带上自来水笔，和傅先生、高克林同志一起乘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7时，我们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已在此等候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领导同志。我向毛主席恭敬地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他随即把我和高克林同志让到他附近的座位上。他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后对我称赞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他指着傅先生对我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他，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主席这时问我：“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我答：“不是。”他又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不为无因，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讲到这里，毛主席问我：“你能听懂我的话吗？”我说：“听懂了。”毛主席又重申地说：“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他说：“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三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毛主席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我听着毛主席的训示几乎入了迷，顾不上记笔记了。这时，傅先生对毛主席说：“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毛主席站起来风趣地说：“看，傅宜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这时，毛主席又接着对我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告辞，直送到门口。我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主席，心中充满了幸福！回到小酱房19号住处，已11时多了，我兴奋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彻夜不眠，深感他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太感人了！听了他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听了毛主席的训示后，联系思想进行了检查。由于我对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新制度、新作风，尤其是民主作风不了解，在起义后总认为军队仍是我带，行政仍是我负责，而伪指挥所与军区合并后，觉得军队的一切联系不上了，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绝大多数公文看不到了，不知道这是分工负责制，反认为军队是革命武装，我若经常过问，恐惹起对我的怀疑，自卑地把自己置于主人翁之外。故从1月份以后，军队的事过问不多，行政的事看到多少说多少，忘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职责。毛主席和我谈话之后，我觉得仍以旧思想、旧意识、旧作风看待新事物，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殷切希望，确不够开诚布公，不够心口如一，应该对本职工作积极大胆地负起责任来，该说就说，不容旁贷。尤其是在北京看到各方面秩序良好，处处显示新气象，与旧社会截然不同，使我异常激动，对新中国的未来寄予无限美好的希望。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一切工作。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后，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

    我们原定五一节后从北京回省，听了毛主席的训示，我再也住不下去了，尤其是听说部队有一个排哗变了，急匆匆地于4月30日从北京乘火车回绥。五一节早晨回到归绥市。

    当天下午，我在省府机关会议室向各委员传达了毛主席对绥远工作的指示，研究了落实、贯彻的具体方法。5月12日至25日，省军区又召集军、师级军政干部汇报近3个月来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我和高克林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对绥远工作的指示，我还对军区三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之后，我于6月13日带领孟昭弟、郭维周、曾士先、成坚等人入套检查三十七军的工作。在三十七军，我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进京观感，传见了营以上军政干部，慰问了一一一师的政工干部，对该军下一步的工作讲了意见。此行历时近一个月，收获很大。

    在绥远起义一周年之际，省人民政府召开了纪念大会。我和高克林同志在会上讲了话，评价了一年来绥远地方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傅作义部长，于9月14日特意从北京打来电报祝贺。现把他们的贺电抄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语：

    绥远起义部队，一年来由于贯彻毛主席团结进步的方针，由于党、政、军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的努力工作，努力学习，部队政治觉悟水平逐步提高，使军队和地方间、官兵间以及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间的各种关系得到改善；并在整训部队、参加生产和肃清匪特等重大任务中取得了成绩。值此绥远部队起义一周年，特向绥远起义官兵全体同志们致以热烈庆贺；希望进一步地努力，更好地加强革命部队的一切建设工作，依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原则，为建成一支坚强的国防军而继续奋斗。

    聂荣臻 薄一波 傅作义

    九月十四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