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长麒[71]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凯歌声中进驻银川，翌日全市各族各界人民兴高采烈，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庆祝宁夏从马鸿逵政权统治下解放出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政权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银川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个政治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广泛深入地向广大群众宣传我党和解放军对新解放区的各项重大政策，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完成民主革命，恢复国民经济，为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和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工作

    9月26日，成立了以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为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友参为副主任的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发出了第一号、第二号布告，分别公布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组成人员及接管政策等九条政策声明和对散兵游勇非法武装登记处理办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联络、公安、文教、政务、财经、军事6个处，依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的方针进行接管。1949年10月初，着手配备干部，准备建立银川市地方各级人民政权。

    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各级干部团结各族人民，很快完成了接管任务。到1949年12月，已完整地接管了宁夏省政府和银川市政府的全部机关、仓库、文教、卫生等单位，对旧职人员分别进行了登记审查留用或遣散。对有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一般公务员则给予教育与出路。除留用了少部分必需人员继续工作外，将480名旧职人员一律送军管会创办的行政人员临时训练班受训，组织他们学习有关文件和党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转变立场，弃旧图新。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要求参加工作的有184人，参军和继续学习的有42人，其余按照本人意愿遣返原籍。当时工厂、企业、银行、学校等部门绝大部分旧职员都予以留用。

    针对当时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军管会及时公布了户口管理暂行办法，变更了户口表册，清查户口，以监视少数敌特分子；成立了公安人员训练班，培训公安人员；在群众中建立治安主任与治安员组织，发现发展进步分子；查禁招摇撞骗、冒充便衣警察的不良分子和敌伪流散人员；在不长的时间内共处理有关治安案件655起1449人。

    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军管会登记、收容、处理了7000多名马鸿逵政府的官兵和散兵游勇，收缴散藏的步枪5440支，短枪503支，各种火炮269门及其他军用武器，各种汽车359辆。

    与此同时，军管会分派了大批干部奔赴各县、区进行接管和筹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军管会所进行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红日升，红日升，宁夏来了解放军，拯救了人民出火坑，出火坑，喜盈盈，从此安居乐，太平乐，太平乐。”表达了宁夏人民解放后的喜悦心情。

    建立银川市各级人民政府

    在接管工作的同时，必须彻底废除旧政权，逐步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解放前，国民党原设银川市政府、公安总局、公安分局和基层保甲组织。公安局为权力机关，国民党银川市政府只是个空架子，市以下设专区和保甲，直属公安局领导。接管后，军管会抽调原中共宁夏工委孙璞、牛祥、张广珍等一批干部负责筹建新人民政权。1949年9月28日成立了银川市人民政府，孙璞任市长。下设四个科室和银川市税务局、银川市人民法院。

    1950年，银川市人民政府根据宁夏省人民政府关于各级组织人员编制的规定，增设了卫生科、工商科、劳动科、检察署、监察委员会，我兼任监察委员会主任。

    与此同时，银川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建立了基层行政政权——四个区公署，作为市府的派出机构。

    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12月军管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有关规定，在代表会议召开之前，由杨得志、朱敏、孙殿才、陈英、王自强、康博缨、陈希庚、师容之、梁大钧、况开田、陈思恭、兰馨斋、李坤润、孙璞、杨润、桑柯、李子奇等17人组成筹备委员会，以杨得志为主任，孙璞为副主任，负责进行筹备事宜。筹备会于10月31日召开首次会议，就代表人选的决定，代表会议的时间及大会日程等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市各界代表会议审查小组由孙殿才、陈英、陈思恭、兰馨斋、吴友文、李坤润、师容之7人组成，孙殿才任组长，陈英任副组长。审查小组负责代表资格及提案审查。

    银川市各界代表会议于12月1日在省政府礼堂正式开幕。各界代表108人（其中：工人22人，农民8人，教育界15人，文化界3人，商界6人，城市贫民8人，军队8人，机关10人，青年2人，妇女5人，回民8人，满族1人，宗教界1人，技术人员3人，民主人士8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听取了杨得志主任关于《过去两个月来接管工作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选举了常务委员会主席及委员，通过了给各地的通电。会议期间共收到各界提案120件，提案审查小组向大会报告了提案审查情况，大会讨论通过了各项提案。随着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安定、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和各级组织的加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协议性质的机关逐步过渡到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民主选举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渡形式，成为人民行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

    1950年3月，银川市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了它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职权，选举孙璞为银川市市长，我（回）为银川市副市长。会议还选出协商委员会正副主席与全体委员，组成市人民政府委员会。

    印象深刻的几件工作

    银川解放时，我适值因眼疾在家，1949年10月中旬，永宁县委通知要我很快到省委民族部（后改统战部）和一九兵团回民工作委员会接头联系。当时民族部负责人王志强、兵团回工委主任马子才，他们说对我是有了解的，嘱托给我的事情是：协助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除一些回民群众的疑虑；12月初军管会要召开银川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对遴选的回民代表多做了解与推荐工作（决定出席代表是由军管会直接通知的）；多反映回民群众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意见。当时我作为党外人士，对于党对我的信任和委托，除了十分感动和激奋心情外，只有尽心竭力地去做，并刻苦努力学习政策，以不负党的期许。随后在同年12月1日我以回族代表资格出席了首届银川市各代会。

    嗣后，银川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银川市各族人民的拥护。我印象深刻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1.开展救济工作。解放初期，贫民、乞丐纷纷流落街头，他们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不愿安居乐业，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对此，人民政府发放救济粮10万多斤，救济款1.1475亿元，对贫民、乞丐开始了收容、安置、改造工作。到1951年9月政府就收容贫民、乞丐1115人，其中，孤、老、病、残者由政府设置机构予以安置。有劳动能力者，由政府提供就业机会，或送回原籍从事劳动。同时，政府还组织贫民开展生产自救，在物质上给予帮助，使他们积极从事生产劳动，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另外，在旧社会城市中遗留下不少小偷、吸食烟毒者、烟贩、妓女、诈骗者等，经区、街道调查了解，摸底审查后，对290人予以集中收容，设置改造所，有武警看管，组织他们学习改造思想，进行生产劳动，如制毛毯、制鞋、编织等，使其改恶从善，自食其力，重新做人。对这部分人实施改造，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而且使人民认识到党和政府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改造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是真正为人民办好事的。

    2.注重搞好统战工作。银川市是回汉杂居地区，回民占20%。解放军进城之后极为重视民族工作，明确宣布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信教自由的政策，提出要保护清真寺和回民的一切文化古迹；不让在回民的店铺和家里或村庄吃猪肉等。民族政策的深入宣传与严格执行，消除了回民的顾虑，同时有力地揭露了敌特的谣言。回民群众由衷地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各项活动。

    搞好统战工作，是民主建政的重要策略。人民政府本着区别对待、团结教育改造的精神，对国民党省市政府有影响的军政要员和起义人员、社会上层人士，在登记审查的基础上，予以留用或妥善安排。根据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上，在配备少数民族干部参加领导班子组成上，都十分注意。在市人民政府成员的任命中，党外人士8名，占委员总数的40%，在市政协委员中党外人士占80%以上；在市、区两级人民政权中，回民干部23名。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原来对党和政府思想上有疑虑，态度冷漠的党外人士，主动接近、靠拢党和政府，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参加各种活动，并对其所联系的群众现身说法，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

    人民政府还十分注意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经常召开回民座谈会、阿訇座谈会，及时了解他们对党的政策执行的意见和群众反映。如解放军某民运队在三区一杨姓回民家中吃猪肉，房东先后向部队和人民政府反映，政府据此即向该部队上级建议解决这一问题。该部队上级除令其迁移外，并着其主动向该回民赔礼道歉。事后，房东不仅很满意，而且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注意认真解决这些小问题。”

    我还追忆起这样一件事。约在1951年10月间的一天，公安二分局局长温秀均电话向我请示说，在五亩宅（系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起义将领、时任我军区司令员马惇靖住宅）住的马汉卿（系起义国民党八十一军师长）的家属检举藏有大量鸦片烟，欲带干警前往搜查，我表示同意（时我兼任市禁烟禁毒委员会主任）。经挖掘只发现几副烟具和几十块银圆，交市政府财政科收存。过了两天，省委书记李景林通知市委书记马俊杰、市长孙璞和我三人到省委，对搜查当时省军区司令员马惇靖家一事提出了批评。他说，即令发现有大烟，也应向省委请示报告，由省委解决，你们不应不考虑党的统战政策影响径自处理，这是不对的。我当时表示，此事应由我负全责。李景林同志对我也未再提出严厉批评，只是说，今后类似事情要注意慎重对待，你们三人到五亩宅去向马惇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以免发生其他政治误会。按李景林同志的指示，我们去赔礼道歉，并将原物送还。

    这个事件，使我受到深刻教育，深切体会到党对统战政策的严肃态度。由于我对党的统战政策学习不够，以致在执行公务上发生了错误，使党的统战政策受到了损害，迄今思之，仍觉内疚于心。实践表明，当时领导同志是多么重视民族统战政策及认真执行的态度。

    人民政府的以上做法，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民主建设工作的积极性，从此，宁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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