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泽

    我于1949年10月到广州市工作至1950年中，前后不过几个月时间，然而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抚今追昔，令人不胜感慨。

    千千迢迢回广东

    1949年，我在东北哈尔滨任组织部长。这时东北已解放三周年，在反奸除霸、土地改革、建立新政权、改造城市、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等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切工作已走上正轨。194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筹建之中。当时广东已有约1/3的地区初步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民兵、农会组织，约40%的人口获得了解放。为解决好各地新解放区的干部问题，中共中央早在1949年6月11日就决定，抽调3.8万名干部到“粤、桂、滇、川、黔、宁、青等七省”。其中粤、桂、滇三省约需干部1.7万人，由东北局调派400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200人），并要求“各地在调派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72]

    1949年8月的一天，作为粤籍干部，我接到命令，与朱光同志等一道，带领一批干部回广东工作。我们很快集合起南下干部的队伍，离开工作过四年的东北大地，直奔广东。一路上，我们时而坐车，时而行军，渡黄河，跨长江，于9月中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我参加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召开的扩大会议（通称赣州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制订解放广东全省的作战计划，支前工作以及城市接管中的政策、外交方针等问题，确定广东解放后华南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的设置及干部配备等问题，尤其是广州的接管班子及党政领导机构的干部配备等。会议还强调了抓好党的建设，搞好与群众的关系，等等。出席会议的有叶帅、方方、陈赓等领导人。10月6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成立广州市接管工作委员会，该机构由12名委员组成，我是其中之一，朱光同志为委员会书记，云青（云广英）、肖桂昌二同志为副书记。

    赣州会议后，广州于1949年10月14日解放。我们从赣州到南昌后，再乘车到河源。从河源至广州，则是凭两条腿行军。约在10月23日，我们终于进入广州。那时两毛钱能买到一大堆香蕉，又能吃到家乡的水果，我们高兴极了。一些北方籍的同志一买到香蕉，不知要剥皮，放进嘴里就咬，结果叫苦不迭：“你们又说香蕉很好吃，怎么是这种味道？”广东籍的同志听了都哈哈大笑，继而是手把手地教他们剥香蕉皮。回到广州后，我们集中住在长堤一带的酒店，准备参加接管工作。

    在市委工作的日子里

    1949年10月24日，即我们进入广州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作出了重建中共广州市委员会的决定。10月28日，中共广州市委成立，由叶剑英任市委书记，朱光、钟明、廖似光任副书记。我任市委常委、秘书长。于是，我们这批干部便进驻市委市府（市委在现在儿童公园后面的榕园，市府与现在的市府地点同），开始接管工作。

    解放初期的广州，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国民党撤走时，炸毁了海珠桥，带走了金银财宝，留下的是停产的工厂，失业的工人以及大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潜伏特务，致使广州经济瘫痪，人民生活困难，社会秩序混乱。中共广州市委面对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按照中共中央以及赣州会议上制定的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根据各大城市的接管经验，我们的接管政策是很明确的，即“接就为着管，一面接，一面管”。具体操作上，接管工作分开各条战线进行，每条战线都有一个领导人负责。在接的过程中，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人员、档案、物资财产全部接下来，紧接着建立我们的新机构。对国民党旧工作人员，按照中共中央于1949年9月24日发出的《关于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除作恶多端严重贪污及依靠门子吃饭的分子等，而为群众所十分不满者，应予撤职并依法办理外，一般均应予以留用。”当时留在广州的旧人员多是中下级职员，我们组织这批人通过学习，进行思想改造教育后继续使用。接管工作开始后，各部门有什么问题都及时向市委报告，市委也马上研究解决。当时整个社会秩序还很乱，国民党不时派飞机来广州轰炸，1950年3月3日，就曾将广州黄沙一带炸成一片火海。为安全起见，我们市委开会常常要到石牌的中山大学校园去。在那里，我协助叶帅听取各条战线的工作汇报，出主意，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至12月初，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各战线一共接管了534个单位，旧人员4310人。

    其次，做好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1950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市委开始组织全市县团级以下干部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习，以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为公开党组织做准备。2月份，广州市还成立了各级机关总学委会，以及学委总分会，加强对干部学习的领导管理。

    解放初期广州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对社会治安的整治。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收容遣送散兵游勇，逮捕特务、盗匪，收缴非法武器。这些工作由市公安局组织，工人纠察队、民政等部门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情况大为好转，解放初频繁发生的抢劫、杀人越货，甚至冒充接管人员进行洗劫的案件大大减少。为巩固成果，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等武装队伍进行巡逻。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2）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如赌馆、烟馆，进行清理。组织人力到十三行、上下九路一带，封赌馆、抓赌徒，收缴淫书淫画、烟枪鸦片，后来还提出禁烟、禁娼。在市委、市政府、市军管会的正确领导下，由于措施得当，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些丑恶现象得到有效遏制。（3）整顿金融秩序，扫荡地下钱庄。解放初的广州市面上流通的几乎都是港币，人民币刚开始流通时，币值受多种因素影响，还不很稳定。金融投机分子见状乘机兴风作浪，从中大捞一把。街边兑换钱币的点档、钱庄被人们称为“剃刀门楣”，即进出都要被刮上一刀。人民币的币值不稳，物价又暴涨，严重影响国计民生。为此，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下定决心，统一行动，扫荡“剃刀门楣”，打击金融投机分子。在1949年12月的一天，全市采取统一行动，由公安、解放军、工人、学生组成的几千人的队伍扫荡了街上的地下钱庄，拘留了一批金融投机分子。同时，向广大市民宣传政府制定的货币金融流通政策。以后，物价慢慢回落，人民币的信用逐渐建立。

    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境解放。随后我被党中央派往海南工作，离开了广州。

    （杨苗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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