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斋[74]

    渡江南下上饶 随军西进贵阳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杜恩训、王维等同志在冀鲁豫第五专区（山东菏泽）工作。解放战争开始，我们被派到冀鲁豫五分区战勤指挥部随军作战。1948年底至1949年初，参加淮海战役，我们负责前线的供给工作。淮海战役胜利后，根据形势的发展，要准备接管城市，冀鲁豫区党委抽调干部，组织随军南下支队，我被编入南下支队第五大队。4月从菏泽县出发，日夜行军，从安庆市强渡长江，直抵赣东北，由二、五大队接管赣东北上饶地区，我任地区工商管理局（税务局）局长。

    1949年8月，上级决定：接管赣东北的原班人马，随军西进接管贵州。区党委定名为西进支队，上饶地区编为第二大队，我被编入前梯队，队长是谢鑫鹤，政治委员是陈璞如，我担任行政参谋。同年10月，部队行至湖南邵阳，在邵阳地区进行休整。在休整期间，区党委召开了邵阳会议，确定了各个大队进贵州后的接管地区，明确秦天真到贵阳任市长，杜恩训任副市长。到芷江后，秦天真同志召集将赴贵阳工作的同志，介绍贵阳市的情况，提出接管贵阳市的设想。这实际上是组成贵阳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的预备会议。

    部队离开芷江，跋山涉水，进入黔东，经玉屏、青溪、镇远等地于11月16日抵达马场坪。第二天早上，先头部队派一辆旧客车到马场坪来接。虽然马场坪距离贵阳只有120公里，由于当时车况不好，加上公路崎岖难行，一路上颠颠簸簸，直到夜幕降临才到达龙洞堡。在进入贵阳市的途中，为了熟悉地理方位，从龙洞堡开始，我便闭上眼睛，让一个同志每行一段，给我报一下地名和方向，直到把经过的地名全部记熟为止。进入市区后，我们的车辆绕大西门、大十字来到旧市政府附近的远东旅社（现第一浴室）住下来。

    接管旧税收机构 组建人民新税局

    在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作为军事代表，接受市政接管部委派，负责接管旧市政府的财政科、税捐稽征处（国民党在贵阳的另一个税收机关国税局，由财政接管部派张萍同志负责接管）。为了使税捐稽征处和财政科的接管工作同时进行，和我一道来接管的同志便做了分工，杨德逊、唐廉栋、杨龙池等负责接收财政科，罗忠泉、孙立庆、王朝恩、周长江、赵贵廷、刘世才、时维德等和部分军大学生负责接收税捐稽征处，他们当时被指定为军事联络员。

    国民党的税捐稽征处负责征收17种地方税捐，处长为陈超群，下设三课一室，8个税捐稽征所，共有70余人。解放前夕除个别人逃跑外，大部分等在家中，听候人民政府的安置。我责成陈超群通知原有人员迅速报到上班。第二天，大部分到齐。按照党接管城市的方针，我们立即召开大会，宣传政策，交代纪律，告诉他们共产党对留用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要求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认真办理交接手续。原有人员看到来接管的同志作风朴素，严肃认真，平易近人，很快消除了惧怕心理，如实造具移交清册，将财产、物资、档案和人员情况，进行了移交和清点。与此同时，杨德逊等同志也在紧张地进行旧政府财政科的接管工作。

    为了立即开展工作，经上级批准成立贵阳市人民政府税务局，由我任税务局局长兼财政科科长（后改为财政局局长）。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我们打开了局面，顺利地完成了接收任务。1950年5月，军管会又将财政接管部接收的贵阳国税局征收的直接税、货物税的业务和人员移交到市税务局。这时的税务局下设六科一室八所，根据工作需要分别任命了科室负责人。而后不久，市委根据中央加强税收工作的精神，派组织部长肖岗兼任税务局局长，我任副职。肖岗同志调走后，我仍任局长。1950年底，税务干部队伍已发展到195人，其中：老干部13人，军大学生27人，留用人员98人，新吸收的57人。后来又陆续培训了一批知识青年，1952年底，干部发展到300余人。一个崭新的人民税收机构在接管中发展建立起来了。

    克服困难征粮征税 保证供给军需民食

    人民税收机构建立之后，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当时云南、四川、西康尚未解放，战争还在继续进行，贵州残敌纠集土匪，控制部分农村和边远县城，抢劫粮仓，封锁交通，贵阳市也常被土匪骚扰。市内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粮商乘机囤积居奇，制造粮食紧张，外地粮食一时又调运不进来。贵阳市20多万人要吃饭，贵阳地区的警卫部队要供给，省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天需要的粮食和经费要保证，失业工人要救济……这些都少不了钱和粮，当时的财政收入完全依靠税收，粮食依靠征集，所以征粮、征税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头等大事。

    1950年初的一天，市军管会财政接管部王维同志来找我商量，要求市税务局承担贵阳市郊的征粮任务，我当即表示，筹粮筹款，我们财税部门义不容辞。接受任务后，立即指定杨龙池、于民同志负责这项工作。在各区招聘了知识青年300余人，经过短期学习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回到各区组成征粮队，由税务局负责业务指导，在区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

    这次征粮是从保证军需民食出发，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决定地主负担征粮任务的45%，富农负担38%，中农负担10%，贫农负担7%。向地富手中要粮确实是一场复杂的斗争。一方面条件艰苦，每天爬坡过河来回几十里；另一方面还经常遭土匪的袭击和敌特的破坏。征粮队中确有个别胆小怕苦的，干了几天便开小差了。但大多数同志都能坚守工作岗位，不畏艰险，吃苦耐劳。我们利用旧保、甲长，向地主富农分派征粮任务，对顽固不交的就查粮仓、算产量，开展多方面的斗争，千方百计把粮食征到手。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很快征集到一部分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急，胜利完成了任务。征粮队中表现好的同志也被税务局吸收为正式干部。

    当时征税的环境也相当困难。在三桥、龙洞堡等郊区工作的同志，白天带枪外出征税，晚上还要站岗防止土匪骚扰。1950年初的一天夜里，1000多名土匪攻打三桥，在三桥税务所工作的孙立庆、陈勃听到枪声，立即持枪投入战斗，协同派出所和驻防的解放军一个班英勇还击，坚守三桥检查站办公室，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一直坚持到我人民解放军增援部队赶到，土匪才仓皇逃去。

    除了对付土匪残敌明火执仗的偷袭进攻外，税务人员还要与投机商人、走私分子、烟毒贩等不法分子进行反偷税漏税的斗争。当时，在工人同志的协助下，破获了几个大案。

    1950年8月，行商陈某贩运化工原料无水醋酸（可制毒品）过境前往重庆，按规定由我局派人查验封存，待办好手续后启运。陈某为偷出一部分售与贵阳两家药店，便用重金500万元（旧币）贿赂税务干部，企图诱其启封以达投机倒把的目的，遭我税务干部严词拒绝，并报上级处理了这个投机商。

    经过这一段紧张的征粮征税斗争，我市税务干部基本上做到保证军需民食供应和省市党政机关的经费开支，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出了贡献。

    大胆废除苛捐杂税 合理制定税收办法

    征粮征税工作开始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税法。怎么办？我们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方针，参考解放区行之有效的合理负担政策，结合贵阳市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在改革旧税制中收税、在收税实践中再改革的办法。首先决定废除反动的“反共自卫特捐”“鸦片特货税”及“土地增值税”。其他尚可利用的税则先沿用旧法暂时征收，再适时改革。

    1949年12月底，中央政务院陆续公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等税收法规，虽然有了统一的税制，但在具体实施中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征收办法和管理办法。我们没有坐等上级发文，而是积极行动，即一方面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稽征办法，另一方面派驻厂员进驻工厂，以抓生产来促进税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废除了反动政权的苛捐杂税，推行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税制。

    在改革和制定新的稽征管理办法方面，曾对交易税、屠宰税和房地产税的征收办法作了改革。这里着重记述房地产税的改革情况。解放前夕，国民党为抓紧搜刮，曾强令税收机构抓紧征收房地产税。因我解放大军进展神速，未及全面开征即告崩溃。解放后，为保障供给，决定1950年上半年按原规定补征1949年税款。事前我考虑完全照旧办法征收易出偏差，研究了一些补救措施，如郊区交了农业税的免交，有困难可减免，等等。尽管如此，由于旧办法不合理，旧底册与实际出入过大，结果开征后群众仍意见纷纷，欠税无法催交。总结经验后，征收1950年房地产税时，首先组织力量进行各种房屋的典型调查，区分房屋不同的类型、结构、经济价值，进行准确测算。然后召集各界代表进行讨论，听取意见，按中央税收会议及西南区房地产税稽征办法的精神，制定出新的房地产税稽征办法，报市政府批准执行。开征前还采取培训工作人员的办法，在市政府的关怀和各区大力支持下，选派群众代表参加，再招聘一批失学失业知识青年集中学习。而后在全市9个区、150个保、325条街道进行房屋登记和土地丈量工作。市税务局负责领导，各区由一位副区长具体负责。丈量登记结束后，各街道张榜公布，业主如有意见，可申请复查复议，三榜定案，造具清册，开缴款书通知纳税人交税。这项工作从1950年9月开始到1951年元月结束，前后共花了5个月的时间，投入人力300余人，是税务局解放初期继征粮之后进行的另一项较大的工作。这次普查，为以后房地产税的顺利征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初期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派驻厂员进厂。我们将全市划为4个片区，设置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个驻征组，派出40多个驻厂员，一方面协助发展生产，培养税源；另一方面加强征管，堵塞偷税漏税。

    当时贵阳卷烟业有29家工厂，正式职工和临时工8000多人，加上家属共1万多人。这个行业解放前夕大多停产，如再不开工，不但关系到1万多人的生活问题，也影响全市经济发展。驻厂员进厂后，立即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动员他们恢复生产，并协助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利亚烟厂由于木材供应中断，缺乏包装箱，面临停产。驻厂员向我报告后，我立即向市里汇报，得到市长支持，派人到开阳、湄潭等地先后运来十多车木材，解决了生产急需。全市烟厂当年增产7000箱烟，因匪患严重运不出去，大批积压，造成资金周转困难。我们接到驻厂员汇报，就与军管会联系，要求派武装押运，将产品运销重庆等地，同时请银行贷款支持，帮助烟厂渡过危机。

    我们还鼓励驻厂员利用自己工作联系面广的有利条件，解决企业困难。一次，青山炸药厂产品严重积压，资金短缺，发不出工资。经驻厂员多方奔走，为企业找到产品销路，解决了资金困难。明湘电池厂的主要原料是氯化铵，因负责供应的外地工厂停产，失去供应基地。驻厂员帮助企业从省科普协会请来工程师，自己生产氯化铵，保证了生产急需。由于驻厂员做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事，工厂职工和私营厂主都交口称赞。永丰肥皂厂经理张晓初逢人就说：“共产党领导好，不仅救了人民，也救了私营企业。”

    驻厂员进厂也加强了征收管理。当时大厂一个厂派一位驻厂员，小厂几个厂派一个。凡派有驻厂员的企业，企业的产销情况都要按日填制报表给驻厂员。驻厂员坚持货物查验出厂的制度，应征税货物，必须先完税，后出厂。

    驻厂员制度使我市货物税收入逐年增加。1950年收入为250.4亿元（旧币，下同），1951年收入为689.9亿元，为上年的2.7倍。重点税源卷烟发展更快，1950年纳税22958箱，1952年纳税达50411箱。

    教育培养知识分子 团结改造工商业者

    税收工作是一个政策性比较强的工作，税收干部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要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培养干部，做好工作，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团结、教育、改造旧的知识分子，二是培养新的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问题，当时还没有很好解决，但大多数有爱国主义思想。怎样才能使他们在新旧交替的伟大转折时期，树立革命人生观，紧跟时代步伐，拥护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大课题。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采取各种方法，改造和培养留用人员中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外，还按照他们的德才条件，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的送工人训练班学习，有的送中央或西南税校学习。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在工作中信任他们，尊重他们；在生活上体贴他们，照顾他们；表现突出的还作为入党对象加以培养，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觉悟，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根据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我们还将部分留用人员中的大学生、中专生安排到一定的岗位上负责。市税务局八科一室中，除监察室、人事科、行政科外，各科负责人都有留用人员。与此同时，我们还从工人店员、失学失业青年中招收了一部分人，对这些同志除了举办税训班进行专业培训外，还在工作中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

    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是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好办法。我们组织大家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配合学习还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开诉苦会，参观阶级教育展览，走上街头参加各项政治活动。通过学习和这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很多人的思想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并表现在行动上，遵守纪律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由于当时的情况复杂，为了完成任务，有的人晚上评税工作至深夜，有的人晚上要搞突击检查，有的要外出跟踪走私分子，往往通宵工作，或一连工作几天几夜，但他们一不要补休，二不要加班费，把完成任务当成最愉快的事情、最大的安慰。

    在对税收机构内部的知识分子进行帮助教育的同时，我们还依靠工人、店员，团结和改造民族工商业者。发动工人群众护税协税，是对民族资本家实行税务监督的有效办法。我曾和同志们一道深入各行业，组织工人店员开会学习，提高他们的觉悟，让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和责任。先后组织起61个护税组，参加人数多达1200余人，对监督和检举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起到很大作用。由护税小组揭发、查获的违法案件多达4000多件，占总数的66%。

    我们税务干部直接与工商业者打交道，是从贵阳一解放就开始的。1949年11月17日，我同李新华等同志一起穿过刚解放的贵阳街道，到市商会会见了省商会理事长陈职民、市商会理事长张荣熙和市商会办公室主任冯程南等商会负责人，向他们传达了军管会市政接管部的指示，请他们通知工商业户开门营业，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安定人心。他们表示照办。我们与工商界的接触就这样开始了。

    12月，我局根据市军管会财政接管部的意见，补征工商业者以前欠交的营业税、所得税。经与商会协商，确定征收银圆20万块。市商会接受任务后，我们又协助他们将任务分配到各同业公会，不久各同业公会先后完成了任务。为掌握准确情况，我们又对工商业户进行普查登记。素来不让别人摸底的工商业者自然顾虑重重，采取种种办法隐瞒，有的以假名或家属子女姓名分立户头；有的化整为零，分散资金；有的坐商改行商，行商改摊贩。经过税务干部的耐心宣传，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才逐渐打消大部分人的顾虑。清理结果确也惊人，尚未加入行业的竟有5305户。

    根据1949年12月22日中财委《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办法》，我们以1949年12月31日当地价格为重估财产标准，进行了全市私营企业财产的重估工作。市里专门成立了重估财产委员会，由肖岗、张开生同志和我负责，从税务局、工商局、公安局抽调集中了300多人。根据平常掌握的情况排出几百户重点，在同一天晚上，统一行动，组织查账。这次行动，查出了大量做假账、隐瞒、抽逃、转移资金的不法行为。

    事后，我们在市工商界成立了“贵阳市税务协进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陈职民、张荣熙、黄英民、包佐基、张嘉德、冯程南、饶开新、戴恒、钟大亨、傅北萍等31人。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协助政府搞好税收工作，行使民主评议的职权。以后各同业公会也成立了相应的评议组织，定期对各工厂、商号的营业额、税额进行评议。在查账计征和民主评议相结合之下，偷税、漏税的情况逐步减少。

    贵阳解放之初，曾有不少人认为共产党打仗行、宣传鼓动行，做生意搞建设不一定行。可是从1949年到1952年短短3年时间里，在市委的领导下，我们和全市党政军民一道，把一个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旧贵阳，改造成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生产发展的新贵阳。工商业蓬勃发展，利润成倍增长，财政收支平衡，经济上繁荣兴盛，人民安居乐业。巩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也改变了某些人的错误认识。

    党委重视加强领导 税收干部勤奋廉洁

    回顾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感触最深的是：

    第一，党委对税务工作的高度重视。如果没有省、市领导对税务工作的关怀和帮助，要想取得以上成绩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我们刚刚接收旧税收机构，面临重重困难，工作难以进展的时候，是中央及时公布了新税制，给全国税务工作提供了基本准则和标准。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提高税务干部的素质，中组部曾明文规定，要以同级党委的现任部长任财税局长，不仅干部配置上规格提高，而且经济待遇方面也给予一定照顾。当时军代表还是供给制，接收留用人员还在发生活维持费，从1951年10月起，税务干部就开始实行工资制。省、市委领导每次布置工作，都要过问财经税收工作，随时提出意见，解决问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省伐木公司经理是抗日战争时期就担任过军分区司令员的老同志，他到伐木公司之后，忽略了税收工作，拖欠了税款，省委书记苏振华同志得知此事之后，当即在干部大会上批评了伐木公司。第二天《新黔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省建设接管部当天就通知伐木公司补齐了税款，并就此事进行了认真检查。市委秦天真、谢鑫鹤同志经常到市税务局参加干部大会，讲解税收工作的重大意义，鼓励大家认真干。有一段时间，个别同志认为贵阳市税收工作右倾，已经从私营工商业者手中提前借征的税，过后又采用民主评定多退少补，借征多的退回了本人。官司打到省委，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召集秦天真、谢鑫鹤、王维、张萍和我前去开会。在会上，谢鑫鹤同志在发言中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做是取信于民，没有错；如果有错误，市委领导负责。他的旗帜鲜明的态度得到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赞许，这个问题很顺利地得到解决，也坚定了我们执行政策的信心。

    第二，我们建立了一支有觉悟、有文化、有干劲的税务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由四部分人组成：南下干部、军大学生、录用培训的社会知识青年和留用旧职员。这支队伍的特点是：年纪轻（几百人中年龄最高的40岁左右，最小的16岁，95%是25岁左右），就连我这个“老局长”，当时也不过才27岁；文化高（除了13个老干部文化水平稍低，余皆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专科生）；作风正派，责任心强，干劲大。国民党的税捐机关是贪赃枉法的象征，共产党的征税人员绝无中饱私囊的现象。吃的糙米饭，穿的布军装，全部家当是小背包一个。大家工作严肃认真，不讲情面，任劳任怨，不分昼夜。工商业者每见此状，不能不佩服。没有这样一支生龙活虎的生力军，贵阳市税务工作要想打开局面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税收战线的同志，曾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踏踏实实又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也有过挫折失误。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总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愿当年同志们的精神面貌、民主作风和工作效率，在新一代税务工作者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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