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远钟[75]

    从武汉到桂林

    我是1949年8月底从河南信阳市奉调南下的，先在河南的巩县组成河南南下干部队，然后在新郑县与李楚离同志所带的河北干部队会合，组成南下工作团。工作团在新乡休整十多天后，于9月下旬到达武汉市，团部住大智门车站附近，我们住在远东饭店。远东饭店是武汉闹市的大旅馆，我们进住时，还没有改变战争年代的生活，将床铺一律拆除，从郊区运来稻草打地铺，分班打菜吃饭。到武汉后，开始的一段时间比较松闲，我曾三次过渡去武昌，看望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兼省主席的李先念同志和在省委、省府工作的一些老领导、老战友，参观纺织厂，登临黄鹤楼。10月1日，我们兴高采烈地参加了第一个国庆游行。国庆之后，解放大军开始向两广挺进。中南局组织部找我谈话，他们说原来准备将我分配到云南昆明市工作，形势变化了（原来估计胡宗南及西北、西南的残敌可能在川、滇、黔据守，并通过缅甸和美帝国主义联系而负隅顽抗，我军原部署是四野解放两广后即进军云南，和二野一道歼灭残敌。后来胡宗南退至四川，军心溃乱，很快即被我二野及一野的一部歼灭，只有极少数逃入缅甸）。四野不向云南进军，将我分配到广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没有意见，只是我的眼睛不好，夜里不能行军剿匪，不便到农村工作。他们答应可以分配到桂林市委任副书记。11月初，桂林市委主要负责人选已陆续决定，郭伟人任市委书记，何伟挂名第一书记和兼任市长，王全国任副市长兼社会部部长，徐江萍任公安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王全国和我同在鄂豫皖边区工作，我们早已相识。当时他正在武汉市公安局工作，我去探望过他，他告诉我，他认识郭伟人、徐江萍，郭原来是东北通化市委书记，徐是通化市公安局局长。接着，广西省委分配干部，分配到桂林市的南下干部有柯德夫、杨觉民、马威、牛命芝、王俊峰、李香亭等十余人，另外有南下工作团青年干部梁汇泉、刘蕙、黄清阳、周佩铎、揭廷魁、刘开泰等十余人，加上勤杂人员共30余人，一同搬到远东饭店附近的一个小旅馆，由李香亭负责生活管理。

    大约在10月底，我们和分配来广西的干部队伍一道从武汉出发南下，先乘闷罐火车到长沙，由于前方还在打仗，到广西的路不通，就乘火车到衡山县小住，住约两周，奉命步行经南岳到衡阳。本来计划到衡阳后即乘火车去桂林，因铁路未通，只得在衡阳暂停，几天后，桂林市已解放，军车将我们送到安东，在安东休息一夜，由于军车另有任务，早饭后我们向广西步行。当时我们都还年轻，行进途中又说又唱又笑，有时还和南下工作团的青年同志做行军竞赛，晚间宿于全州的庙头。第二天到达全州县城，住文庙。在全州休息一天，看望了在县委里的南下熟人，随即往兴安前进。在大榕江遇到省委行政处的汽车，就搭车经灵川而进入桂林。当时已经是半夜，就到原李宗仁公馆向省委报到，并住在李宗仁公馆的会客厅，其时已是11月底。

    进入广西境内，几乎全是步行，沿途所见，可以说人无完衣，村无新屋，民生一片凋蔽，徒有青山绿水。

    接管和会师

    解放之前，桂林市是广西的省会，李、白、黄的政治、文化中心。1927年北伐，蒋介石中途叛变革命，实行独裁统治，广西的新桂系和蒋介石处于微妙的对立状态，想以广西为根据地同蒋介石一决雌雄。当初，蒋、桂关系缓和，省会设在桂林；关系紧张时，省会即迁往南宁。桂系长期注重军事，而不注重工农业的建设，工农业可以说没有什么建树。

    广西省委、省政府机关比我们市的机关早到桂林数天，我们抵达时，省委、省政府及军区（兵团）已派人接管了桂系省、市各机关和企业。我们抵达后，指定原市政府、省会警察局交由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进驻接管，省法院（高等法院）由市委进驻接管，其他方面单位的接管则是逐步由省移交给市负责接收。

    我们进驻桂林后的第一周，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结合接管工作而铺开市的摊子，建立市的机构；二是和地下党会师。

    当时市的摊子很简单，铺开也很容易。市政府方面，我们带来了一个秘书主任，一个财政科长，一个文教科长，接收了原市府的一个建设科长，加上南下工作团的五六个干部以及若干留用人员，市政府就挂牌办公了。市公安局算是带来的干部最多，除正副局长外，还有十多人，其中包括了四个科长，按原来（解放前）的建制，设凤北、东江、八桂等五分局，原有的户籍警、交通警，凡未脱离岗位的，一律暂时留用。市委有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科长、一个宣传科长、一个事务长，再加上几个警卫员、通讯员就开门办公了。市的摊子铺开约3个月，补充了几批干部：第一批地下党的干部十多人，主要分配到党群各方面；第二批是四十九军抽调的一批团、营级干部，主要充实了政府和公安，建立了3个郊区政府；第三批是从中南局分配来的几十个华中团校毕业生，补充到团委及其他各方面；第四批是市委办了两期干部训练班，主要成员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爱青会”的成员，这一批有200多人，都是大、中学生。经过这四批干部的补充，市的摊子已基本健全，市的总工会、团委、妇联、法院等都已先后建立。

    市委进入驻地的第二天，郭伟人同志就指定我和原桂林地下党联系，商谈工委并入市委事宜。从武汉出发时，中南局就告诉我们：桂林有个地下党工委，负责人是陈光，联络暗号是“独秀峰”，入城后如联系不上，可公开登报找“独秀峰”。我们入城时，桂林地下党工委已和部队接头，并和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指示市委迅速找他们与市委合并，以增强党的力量。我们按省委提供的地址，在桂西路找到了工委，先见到高天梅同志，她叫我在厅内稍等，她便去约黄绍亮同志（陈光同志于解放前夕英勇牺牲，桂林地下党工委临时负责人是黄绍亮）。等候约20分钟，黄绍亮出来见我，我做了自我介绍并传达了省委关于工委合并到市委的指示。他说对于市的各部门人选，工委原来有所安排；他同意合并，提出开个会师大会之后再正式合并。我回市委向郭伟人同志汇报，伟人同志同意先召开一个会师会。几天后，在市府礼堂举行会师大会，到会的南下干部、地下党员、爱青会员共200余人，会上共同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真是将外来的、本地的、老的、新的同志紧紧地团结了起来，共同为建设新桂林而奋斗。

    会师后，根据黄绍亮同志的建议，将市委迁至育德路原国民党桂林市市长苏新民的公馆，市委对面的三处房子分别是工会、团委和市委干校。

    广西全境解放之后，约在1949年12月下旬，毛泽东主席曾电示广西省委：为了支援东南亚的革命运动，将省会迁到南宁，另组织桂北区党委领导桂北工作。于是桂北区党委即成立，书记何伟，秘书长孙德枢，另有电台及工作人员十余人，其他委员由地、市委书记兼任。省直机关南迁之后，桂林市的工作立显繁重，当时要抓的大事有两件，即镇压反革命，整顿社会治安；稳定物价，恢复经济。

    稳定物价，恢复经济

    我们入城之后，所面对的是国民党经济崩溃、通货恶性膨胀的烂摊子，必须稳定物价，迅速恢复经济。稳定物价和恢复生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开。

    在稳定物价方面，我们早做了一些准备，南下时带了一批银圆，入城后的一周内，各单位都用银圆购物，同时在接收国民党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迅速建立了人民银行，禁止国民党的货币流通，发行人民币，以银圆和物资作为人民币的兑现手段，建立人民币为主的物价新体系，消除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膨胀，使物价很快地保持稳定。银圆毕竟是有限的，作为稳定物价的最主要手段还是物资。

    当时市场上起关键作用的物资是棉布和粮食。入城后，我们迅速组织了国营商业——百货公司和粮食公司，并迅速沟通了上海、武汉、广州的流通渠道，从早解放的地区调拨、购进大量的粮食和工业品供应市场，同时，我们入城后就立即抓了恢复生产这个中心环节，宣传我们对工商业的政策，迅速恢复公营工业与私营工商业，由工会动员组织工人促使老板开工开店，组织生产组或合作社开展生产自救。半月之内，公营和私营工商业绝大部分都开工生产和开店营业，初步克服了市场的萧条景象。

    粮食问题靠外地调运，当时的交通条件有许多困难，亟待尽快就地解决。1950年元旦后，市委决定由我带一个工作组到郊区去征购粮食。桂林市当时约24万人口，郊区和市区大致各占一半。在郊区共建立三个区公所，东郊区公所设在螺蛳洲，南郊区公所设在柘木圩，西郊区公所设在五里街。我所带的小组在东郊蹲点。当时市区和郊区的社会秩序已较稳定，我们既有在老区根据地征收公粮的经验，又找到了国民党原区长查明了田亩、户主、佃户情况，因此征粮工作比较顺利。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征粮近100万斤的任务，解决了桂林市机关本身的吃粮问题，减轻了从外地运粮的压力。我利用征粮之便，访问过若干农户，参加过一些田间劳动，了解到一些情况。桂林郊区农村与大别山相比，虽然都是小农经济，但也有不少差别。如桂市郊区的家庭副业很少，而大别山农户都种菜、养猪；桂市郊区农闲时基本上无事可干，我劝他们养猪，他们说没有钱买猪崽；太行的干部在大别山看到农村妇女挑米已惊叹不已，而桂林郊区的妇女则是主要劳动力，男人除犁田、耙田之外，其余农活基本上由妇女承担。但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并未提高。生产工具落后，收获花生用小铁耙，每人一天难挖到10斤，耘田则用手脚来粑，而在大别山早已用禾耙耘田。这种差别原因何在，未能了然。但我要求三个区长和市的有关部门，要提倡和支持郊区农户搞家庭副业，以改变农民的贫困状况。

    整顿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

    我们一入城就是政治、经济两手一齐抓，整顿社会治安和镇压反革命，与稳定物价，恢复经济同时进行。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市政府及各区主要抓经济，公安局及各分局主要抓治安和镇反，工会、青年团、妇联发动各界群众参加和配合这两方面的工作。

    在整顿治安和镇压反革命方面，主要进行了下面几项工作：首先是镇压带枪的残敌，以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项工作由四十九军保卫部和市公安局联合进行，在驻军和群众的配合下，很快即将带枪的残敌肃清。接着，经过充分的准备，抓了一批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对其余潜伏的敌人震动很大。乘此有利时机，即号召反动党团登记和收缴武器弹药，两周之内，登记者和缴出的武器都不少，达到了我们所掌握材料的90%以上，这就使敌人更加孤立和恐慌。紧接着，对抗拒登记和拒缴武器者进行了一次搜查和逮捕。经过这几番较量，整顿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暂告一段落，然后转入了镇反教育和清查埋藏得更深的敌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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