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谭璐美

    翻译：唐辛子

    是科学技术？还是革命？还是国民精神改造？不适宜武力斗争的鲁迅，最终选择了从“医学”到“文艺”的方向性转换。

    是革命？还是精神改造？

    一九〇六年三月，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的鲁迅，刚一返回东京，便马上去探访好友许寿裳。

    “我退学了。”

    “为什么不学医了？”

    鲁迅有些一瞬的踌躇，旋即答道：

    “我决定从事文艺。中国的愚昧与麻木，岂是医学之类能够治得好的？”

    之后两人“相对苦笑”《怀亡友鲁迅》《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

    可以说鲁迅是特意去向许寿裳表明“文艺宣言”决心的，这么做自有缘由——许寿裳可以说是鲁迅最早的编辑。

    鲁迅在刚来日本留学时，在日本的清朝留学生们已经接二连三地发行了不少杂志和书籍。如《湖北学生界》《革命军》《新湖南》《游学译编》《江苏》等等，每一种都是被翻译成日文的欧美书籍的中文再译，成为发表革命论以及各种主张的场所。浙江省出身的留学生们发行的杂志《浙江潮》便是其中之一。比鲁迅晚半年来日本的许寿裳是第二任总编，因此曾向《浙江潮》的热心读者鲁迅约稿。

    鲁迅第二天便带来了围绕波斯战争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的译稿。译稿刊登之后，鲁迅如决堤一般不断带来新的稿件：维克多·雨果的《哀尘》（日译版为森田思轩翻译的《随見录》）、十九世纪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元素镭的过程解说《说镭》。在汇集中国丰富矿产资源的《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主张未来的矿山开发，不能委以外国人之手，而应该作为本国资源用心开采。在儒勒·凡尔纳的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的译稿里，则包含着对肩负未来的孩子们能够亲近科学的期待。最开始的发表媒体只有《浙江潮》一家，倘若当时总编不是许寿裳，也许便不会有在鲁迅背后推一把、给他一个执笔机会的人。

    而这之后，对鲁迅的文学人生发生最大作用的，是杂志《新青年》的发行人陈独秀。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刊登在《新青年》后一举成名是在一九一八年。那是陈独秀不厌其烦地催促、对当时干劲不足的鲁迅不断叱咤激励之后所写出的处女作。第二年，促成北京学生们“五四运动”契机的也是《新青年》。如果没有与陈独秀相遇，说不定鲁迅便不会写这部作品。

    回到原题。

    到日本留学之初，鲁迅还难以决定自己的未来。要拯救国难、唤醒嗜睡的国民，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是科学技术？是革命？还是国民的精神改造？

    或许，当年鲁迅有过这样的种种思量吧：

    坦率而言，无力的自己，并不适宜武力斗争。在进入弘文学院之后，因对嘉纳治五郎的教育方针产生共鸣，曾一度决定选择医学之路。

    但在仙台的学习过程中，醒悟到医学的终极目的，只是普遍性的科学进步，和对全人类的救济。当然，这对人类而言，是崇高的使命，但却与自己所直面的拯救国难相差甚远。还是要通过自己所擅长的文章，普及近代性精神，拂去清朝那种古色苍然的传统文化旧习与迷信。因此而决意从“医学”到“文艺”方向转换。

    话虽如此，但说实在的，或许还因为无法忘记东京作为媒体都市的兴奋与快感，因此才从寂寞的仙台重返东京吧。

    不过，虽说是“文艺”，但范围却极为广泛：小说、翻译、随笔、剧本、专栏……光是小说，从长篇到中篇、再到短篇，表现方法也自然各异。

    而且，在中国，小说被当成“小的观点”而素有被轻视的传统。被视为有价值的作品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都是极为壮观的长篇，属于娱乐类的平民文学。可如果是写娱乐小说，则毫无意义。自己想要传递的，是国民精神的改革，但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重要手法。在当下如此不济的历史背景之下，且先从海外的优秀小说翻译开始吧？……

    当务之急的住处，定在位于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并在位于饭田桥的德国学协会附设的德语专修科办理了入学登记。有了学籍的话，便可每年获得四百日元的官费奖学金。如此，几乎完全不去学校，专注地独自学习德语，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读书与翻译上。

    集中阅读的，是东欧诸国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品。因为在东京很难购到手，因此通过神田的“中西屋”或是日本桥的“丸善”从海外订购，或是去本乡的“南江堂”以及去旧书店的德语丛书中寻淘。也收集英文学史与希腊神话。每月各种杂志刚一刊行便马上购买精读，重要的页面都进行剪贴保存。如此所收集的德语图书多为小册子，从各国文学作品到自然科学关系等，合计收集了一百二十七点。为了从这其中进行挑选翻译，又从贫乏的生活费中，拿出仅有的十日元大钞购买了厚厚一本德语版的《世界文学史》。

    这一年，鲁迅与他人共著的、带图解说明的中国地质与矿物资源分布解说集《中国矿产志》在上海出版（作者名使用的是本名“周树人”）。此书得到清朝工部的认可，并有幸被推荐为中学的参考书。到日本留学之前，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学习经历，也许是鲁迅对这一题目抱有关心的契机。

    鲁迅的决心

    夏天过后不久，鲁迅收到了母亲的病危通知，匆忙回到老家一看，才发现母亲实际上很健康，“病危”不过是为了催促鲁迅结婚的借口。绍兴老家已经准备好了由父母定下的与朱安的婚礼。朱安是位缠足且不识字的旧式女性。在母亲面前，不得已与初次见面的朱安所举行的婚礼，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

    后来鲁迅这样对许寿裳说：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除了好生抚养别无他法。它与爱情毫无关系。《西三条胡同住屋》《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厌恶封建思想，决心为改革旧习俗与迷信而战的鲁迅，在另一方面却无法抛弃重母亲、尽“孝”道这种过往意识。

    尽管如此，为了向周围表示自己的抵抗，鲁迅在家仅仅待了四天，便与刚刚办好了留学手续的弟弟周作人一起返回了日本。

    在读书和执笔的劳累之余也外出散步。和许寿裳一起去在上野举办的“东京劝业博览会”，并买过七宝烧的小花瓶。高10cm、一边有3cm长的紫色长方形花瓶，画有一轮紫阳花，并带有木制的台座。鲁迅花五十钱买下，装饰在伏见馆的矮桌上。这个花瓶不仅仅是在日本搬家的时候，就是后来从绍兴搬家到北京的时候，都非常珍贵地保管着，不插任何生花就这么摆放着。之后回想起来，这是为数不多的日本回忆之物。因为从孩提时代起，便喜欢花草类的细密画，因此还收集画谱。在日本，不仅购买了大阪·嵩山堂出版的木版画集《北斋画谱》，在弘文学院时代，还全套购买了三好学编纂的《植物学图鉴》上、下册。

    一九〇七年，鲁迅从伏见馆搬到了位于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在此处“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和成员们曾聚会推敲革命起义计划，并将秘密资料寄放于鲁迅处。

    鲁迅晚年时，在上海与认识的日本学生增田涉，曾谈及与“光复会”的成员之间有过这样一段交往：

    我在清末进行革命运动时，接到上级命名要求暗杀某要人。可是我在出门的时候，想到自己或许会被捕，或许会被杀，万一自己死了，但还有留下的母亲。所以我想问清楚：若遇万一，会如何安顿我的母亲呢？这话方说出口，对方便说你心里还留有这样的心事是不行的，算了吧你还是别干了。《鲁迅印象》，增田涉著，Million Books，1956年。

    鲁迅言语之间对于母亲如此的看重，想必令周围的人都惊讶到无语了吧。

    榻榻米上的生活也开始习惯了。鲁迅在租住的屋子里身着和服，每天早晨坐在被褥上边抽烟边阅读《朝日新闻》连载的夏目漱石小说《虞美人草》。

    夏天的时候，鲁迅和弟弟周作人、许寿裳以及另外几位朋友一起，决定发行文艺杂志。杂志取名为《新生》。据前面的文章所提及过的增田涉的回忆，出生于日本的中日混血儿诗人苏曼殊也是发起人之一。苏曼殊在参加了中国革命之后出家。

    鲁迅精心挑选《新生》的封面设计、Logo、插图，心无杂念地做着准备。但随着出版日期的临近，先是负责文字工作的人开溜，接下来出资者也逃了。最后只剩下身无分文的鲁迅和周作人、许寿裳三个人，出版计划成了泡影。

    预定在《新生》刊登的翻译原稿，用在了留学生杂志《河南》的创刊号上。创刊号刊登的是《人之历史》（笔名“令飞”），第二期和第三期发表的则是《摩罗诗力说》。在清朝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民族发生危机的状况下，鲁迅催促着国民的觉醒。

    第五期发表了《科学史教篇》、第七期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指出：想要改良清朝的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政策也好，改良主义者的立宪与国会也好，不过都是些冒牌货，是追求私利私欲欺骗国民的东西。这一时期的鲁迅，是被直接性革命志向所感化的一段时期。

    不管怎样，一直支持着鲁迅满怀好奇心与积极性的，是当时日本所洋溢着的通往近代化的活力与热情。

    日本步入近代化道路，是从明治初期开始的。为了学习西洋文明的优秀知识，文部省非常积极地向欧美先进国家派遣官费留学生。最开始是科学技术领域，接下来扩展到法律、政治、商学，甚至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为培养国家精英倾注全力。这与清朝留学生向日本学习文明开化、以日本为目标属同一构造。

    日本的欧美留学高潮，不久便跨入到掌握着近代知识的留学生们意气风发的归国时代。鲁迅来到日本的一九〇二年左右，正是日本的回国高峰期。

    包括结束了两年有余的伦敦留学生活回国的夏目漱石在内，一九〇二年共计有四十一名留学生从欧美各地返回日本。

    从德国回来的有《荒城之月》的作曲家·泷廉太郎、出现在浅井忠写生作品《天皇机关说》里的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巴黎“万神殿会”成员的建筑家塚本靖，以及同在巴黎的洋画家冈田三郎助等。“留洋归来”的群像中，各种面孔多彩缤纷……回国后的漱石，在担任东京帝大文科大学英文科讲师初登讲台的第二年，文部省派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人数达到了101人。日俄战争之后的一九〇六年度（明治三十九年），派遣到海外的留学生为四十九人，归国留学生为五十人，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的最高记录。《鲁迅的日本，漱石的英国》，柴崎信三著，日本经济新闻社，1999年。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铁道网络开始遍布全国，货物运输带来流通繁荣。东京、大阪成为两大信息中心，人口增长住宅建设成为当务之急。一九〇二年的小学就学率为92%，一九〇八年达到98%。小学教员培训也在发展，一九一〇年达到了十五万人。重视学历的风潮，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大学生激增，已经不再属于国家精英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企业就职被唤作“小职员”，开始形成新的知识阶层。与其相随的，是报纸与出版物的阅读人口增加。

    街头的各种娱乐话题赚取了大众的耳目。日本桥的三越吴服店建成三层木造的文艺复兴式洋馆是在一九〇四年，在“Department Store”（百货商店）的宣言中，开始在橱窗装饰商品，一九〇七年又配备了写真馆和食堂，参观客络绎不绝地蜂拥而至，聚焦着人们对于洋装以及西洋式生活的憧憬。

    在如此刺激的高扬感所包围的时代空气中，鲁迅也一定拥有肌肤的体感。而这当中比什么都更能捕捉住鲁迅内心的，是书籍的增加和各种思想的流入。

    被移入日本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最初进入日本，是在一八九〇年代末。之后一九一〇年因企图实施“明治天皇暗杀计划”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十二人被处刑的“大逆事件”发生，国家权力规制变得严格，“社会主义”思想也急速萎缩。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成功之后才重新再燃。

    鲁迅在日本的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九年，“社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还处于无法具体想象的时代。但鲁迅曾在一次偶然拜访堺利彦的事务所时，购买过五册一套的杂志《社会主义研究》。

    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任讲师的夏目漱石，一九〇六年居住在千驮木的友人的空宅时所写的《我辈是猫》成为畅销书。同年年底因为友人回国，搬到了本乡区西片町十ロ-七的出租住宅。漱石对这个住处似乎怎么也不中意。但仍然以此为主要舞台完成了作品《三四郎》（一九〇八年）。

    取代玄关的，是一间伸出的西洋间，与之形成直角处铺有榻榻米，榻榻米的里间是茶室，茶室对面则按厨房、下女房的顺序排列。外部有二层。

    按漱石所言，一共有五个房间，在十坪大小（1坪约为3.3平方米）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樱树，并可以窥见邻居家的百日红。因为漱石不喜房费涨价，仅仅住了九个月便搬去了早稻田鹤卷町。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好友许寿裳等五人搬入这个西片町的家，是在一九〇八年四月的时候。找到这一住处的是许寿裳。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许寿裳，计划就此前往德国留学并正在学习德语，为了尽情享受在日本最后的生活，开始寻找稍事奢华的住宅。于是便找到了在“学者町”获得高度评价的西片町的这处出租住宅。只是对于学生身份而言房租过高了。如因此寻找同居者一起分担费用。鲁迅听说是人气作家夏目漱石住过的屋子，二话没说便飞奔而来了。

    这处住宅因为居住着五个人便被取名为“伍舍”。取名为住居或草庵，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风雅习惯，文人气质的表现。鲁迅和许寿裳既好风雅，亦怜日本纤细的情绪。

    院子里种满了五彩缤纷的牵牛花。朝起浇水，傍晚时摘除了萎缩的花朵，再到第二天一早，饱含露水的牵牛便开放出与前一天相同数目的花朵来。秋天时不知名的花草在院子的一角谨慎地绽放，铃虫的清鸣入耳，极是赏心悦目。

    可是，“伍舍”的房租变成了负担，吃饭也成了问题。鲁迅找了份校对的工作补贴生活费。除了书籍以外不购买任何新物品。磨损了的和服流露出穷学生的风情。一条褥子和一条厚厚的木棉被，便从夏过渡到冬。

    开始去听章炳麟主宰的“国学讲座”是在夏天的时候。在位于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杂志《民报》编辑部里，每个周日都去听讲义。那儿也兼作章炳麟的住家。当时，章炳麟除了《民报》编辑以外，还每周一次租借神田的大成中学的讲堂举办“国学讲习会”。但在无法参加的许寿裳和鲁迅的热切恳求下，终于实现了小规模的讲习会。

    星期天的早晨八点，章炳麟就和八位学生聚集在窄小的榻榻米房间里，围拢在一个圆圆的小矮饭桌周围。教材用的是《说文解字》，中国最古老的按部首编排的汉字字典。汉字按五百四十部首区分体系，解说汉字形成的过程及本义。为后汉的许慎编著于公元一〇〇年左右。原本已无现存，章炳麟所使用的教材，是作为注释本被称为最高峰的清代段玉裁所撰写的全卷为二十卷的《说文解字注》（一八一五年）。章炳麟从文字的语源开始说明，推测本义，时而引用方言作为旁证，以巧妙的语言技巧和深厚的洞察力陈述己见。讲义从早晨八点不停歇地一直持续到中午十二点。大家都听得陶醉入迷。但是许寿裳说：

    鲁迅在听讲义的时候，几乎一言不发。只有一次，章先生问大家：文学的定义是什么？鲁迅回答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是为了启蒙人的思想，文学是为了鼓动人的情感。”先生听了说，这样的划分与先人比较倒是精彩，但却并没有说中。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为何会如此打动人心呢？鲁迅当时沉默着没有回答。但过后却这样对我说：“先生对于文学的解释范围过于广泛了。不管是不是文章，全都纳入文学之中。但实际上，文字和文学，一开始就应该有所区别。《江赋》和《海赋》一类虽然语言含义深奥，但从文学价值而言，却又如何呢？”《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后来到晚年时，鲁迅带有些轻蔑地说出的几句话，也令许寿裳难以忘记。

    当时之所以去听讲义，不仅仅因为他（章炳麟）是位学者，还因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可事到如今，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而作为讲义的《说文解字》却是一句也没记住。《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多么辛辣而强烈的措辞啊。将身为国学大家而备受尊敬的章炳麟贬到如此地步。鲁迅一定是在日本的时代，便早已对“文字与文学”拥有了独自的形象认识吧。但它具体是什么呢？

    巨大的阴云

    一九〇九年三月，鲁迅和周作人共译的《域外小说集》丛书第一卷出版了。俄罗斯、东欧、英美法等，汇集了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短篇小说。鲁迅模仿希腊的图案进行了封面设计，并写了序文。书名使用篆刻文字，装订使用上等的纸质。印刷了一千部，分别在东京和上海的书店销售。

    顺便说，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发行的夏目漱石的《我辈是猫》三部作，初版为一千至一千五百部。如此想来，《域外小说集》在当时东京的出版业界，是个绝不逊色的数字。由此应该可以感受到鲁迅强烈的干劲吧。

    可是太失败了。《域外小说集》第一卷，花费了半年时间才仅仅卖掉二十本。第二卷减少到五百部，但是也只卖掉了二十本。第三部的出版预定便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身边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距离《域外小说集》出版的二个月前，两位同居者搬出了西片町的出租住宅。许寿裳也预定半年后前往德国。如此一来无法继续支付高额房租，于是搬到了西片町的一处小住宅。许寿裳十分可惜地说：

    遗憾的是快乐无法长久。华丽的盛宴一去不返。冬天到后，莲池枯萎，菊田荒芜。我们的伍舍也无法继续维持。《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很突然地，负责德国留学的留学生监督辞职了。许寿裳也因此取消了留德计划，无奈之下决定回国。庆幸的是在浙江省二流水准的师范学堂找到了一份教务主任的工作。

    许寿裳的回国日期日渐逼近。与鲁迅无法掩饰的沮丧相对照的，是弟弟周作人内心的兴奋。

    在刚刚搬入的新家里，周作人与负责伙食的二十一岁的羽太信初次见面便彼此一见倾心。周作人当时二十四岁。虽然刚到日本留学不久，但热心学习并对未来满怀希望与梦想的他，却认真地想过要和信子结婚。

    对于弟弟阐明的心里话，鲁迅是如何想的呢？结婚的话，自由恋爱最为重要。像自己一样，与由父母一手包办的对象勉强结婚，岂不是一生的不幸？绝对不能让弟弟和自己有同样的经历。作为周家的长男，作为家长，只要是弟弟想要的婚姻，不管是对是错都要帮忙成就他。

    鲁迅采取的行动非常大胆。他去拜访居住在新宿的羽太家，正式提出结婚请求。

    可是对方的反应相当迟钝。羽太家一看便是普通平民阶层，父母双亲和信子的哥哥、信子以及妹妹五个人一起生活，但实际上在工作的似乎只有信子一人。这样的信子若是出嫁，一家人便断了收入来源。因为这一理由，结婚的话题便停滞不前。或许也有日本对于清朝留学生低看一等的影响。

    既然如此……鲁迅建议说：如果同意两人结婚，我不仅负担两个人的生活费，还负责照顾羽太全家。每月给你们送来生活费让大家不会有任何生活上的不自由。请尽管放心好了，这样可以吗？

    羽太家不用说当然答允了如此的好条件。周作人和信子的婚事便定下来了。

    关于这件事，鲁迅在和许寿裳道别时，说过如下的饯别之言：

    你（许寿裳）回国难道不是件好事吗？我也必须回国。起孟（周作人）要结婚了。这以后要花钱，还必须找工作。怎么着也必须想办法赚钱了（同前）。

    可是鲁迅所期待的和羽太家的奇缘，不久给周家一族带来了巨大的阴云。

    选译自作者所著的《中日百年群像：鲁迅和蒋介石在日本看见的“中国梦”》第七章，原章节名为“东京的日子——鲁迅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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