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孙微
一
2012年11月下旬的某天，我在瓦西里·伊纳治的家中。在这个位于罗马尼亚东部小村庄库扎沃达的小屋里，87岁高龄的伊纳治头发全白，眼睛也瞎了。他背对着墙坐在一条狭窄的板凳上，讲述他1941年夏天目睹的那场大屠杀。在谈到具体细节时，他的蓝眼睛不时瞟一下，似乎还能看到点什么。那年他16岁，在村外的树林里目睹了大屠杀，受害者是犹太平民，而行凶者是罗马尼亚士兵。2010年10月，在丧失视力之前，伊纳治带领研究人员寻找了大屠杀的现场。此刻，坐在他对面的是39岁的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希尔弗兰卡，希尔弗兰卡手里拿着录音机，他曾带领团队发掘了屠杀现场。
希尔弗兰卡和我在11月阴冷的雾气中沿着蜿蜒的土路抵达了雅西（一座拥有25万人口的城市）城郊距离库扎沃达5公里的山丘上。整个旅程宛如经历了一趟时光倒转。在这里，人们还在小屋的庭院里或路边使用水井，每家院子里矗立着像是岗亭的木制厕所。菜园和果园都是光秃秃的，葡萄藤上的叶子也都掉下来了。鹅群摇摇摆摆地越过过度放牧的共有土地走到泥泞的小溪里。山体滑坡使得山丘不太平整。
伊纳治坐在砖炉旁。炉子和墙体连着，两边刷白。这间屋子是用来过冬的，天花板非常低矮，得蹲下才能进入，窗户也很小。我挨着伊纳治右手边坐下。他的妻子坐在床上，他们已结婚68年。五个孩子中有两个还活着。房子很窄，他们的女儿帕拉斯基娃不得不站在门边。帕拉斯基娃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快乐的女人，年龄在五十岁上下。她和父亲一样有着明亮的蓝眼睛。
“我们完成了开挖，伊纳治先生”，希尔弗兰卡大声说道，身体不由地往前倾。伊纳治这些天听觉不是太好。这是挖掘完成两年以来，希尔弗兰卡和伊纳治的第一次对话。
“你找到他们了？”
“他们现在重新被安葬在雅西，还树了一个纪念碑。”
伊纳治点点头，似乎在自己的世界里迷失了片刻。
“多少？”
“三十六。”
“三十六？肯定比这多，至少一百”。
“我们只开了一个坟墓。”
希尔弗兰卡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伊纳治的故事。但是他又带他回忆了一遍，希望能了解到雅西大屠杀的更多细节。这场屠杀是战争中最可怕的一场，上万名犹太人惨遭杀害。
“伊纳治先生，你当天什么时候被士兵抓捕？是早晨吗？”
“是早晨。十点钟左右。”
在2010年，当开掘工程刚刚开启时，伊纳治曾分别向希尔弗兰卡、当地记者以及维瑟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讲述过自己的故事。虽然这些谈话没有面面俱到，伊纳治在讲述这些的时候也可能不是完全清醒，但这些陈述都具有一致性，包括他现在在我面前所复述的。
1941年6月下旬，伊纳治在离他家几公里的乌尔图里树林放牛时，被押送平民囚犯的罗马尼亚士兵逮住。当时，德国及其盟友刚刚对苏宣战，罗马尼亚是德国反对苏联的盟友之一。库扎沃达距离前线只有几公里。士兵们在押送一百多名犹太囚犯路过时，可能错误地认为伊纳治是犹太人，又或者，他们可能只是希望给这个误闯军事区的孩子一个教训。他们将伊纳治带到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伊纳治被两名士兵挟持，看着受害人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他们一共挖了三个坟坑。穿着稍微不错的人被迫脱掉衣服，将衣服堆在坑边。随后，这些犹太平民被勒令十人一组背对着士兵坐下，腿悬在坑边。长官要求士兵上前执行枪杀命令。士兵们走上前来，从背后大约三米的地方将囚犯枪杀。他们还勒令四名囚犯在坑里整理这些尸体以便能容纳更多。紧接着，第二组一字排开，面朝死者被枪杀。伊纳治已记不清这样的枪杀进行了多少轮。他谈到也有人试图逃跑，却终究失败，因为这一地区已经完全被士兵包围。
采访伊纳治并不简单。他有听力障碍，牙齿剩的不多，还时而喃喃自语。他有很重的口音，讲一些我不熟悉的方言，而且有时还答非所问。有一个问题希尔弗兰卡没有得到明确回复：那些士兵为什么会把伊纳治当作犹太人？当问及刽子手站在受害者的什么方位时，伊纳治无法记起或者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然而，当希尔弗兰卡打断他问到指挥官的军衔时，伊纳治在短暂停顿后说：
“是一个上尉，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伊纳治目睹了百余人丧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女子。“求求你，让我的孩子长大。我们是无辜的，我们不是动物。”但这些士兵无动于衷。
听到这里，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伊纳治的太太用一只手捂着脸呢喃了几句，我没听太明白。
“之后，我似乎变成了一块石头。我自己差点就被杀了。你能想象吗？面朝坟墓，背对士兵坐着，而且知道他们从背后瞄准你？那个可怜女人的哭声撼动了大地，其他人也在尖叫。简直太可怕了！”
一旦坑被填满，那四位囚犯就被勒令用土来掩盖尸体。前面两个坑都是如此处理，最后这四位囚犯排在第三个坑前被枪杀，然后被士兵掩埋。
伊纳治被押至村庄，直到他的邻居们证实他是当地的基督徒才被释放。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去那个地方放牛。我无法去面对那片死气沉沉的土地。”
随后，谈话的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伊纳治抱怨帕拉斯基娃只让他在周四和周日喝酒。
“这是为了你的健康，爸爸。你还在用药。”
“到了我这个年龄，是时候搬在一起了，”他愤怒地说。
“但在约定的时间里，不能喝酒。”
帕拉斯基娃的家在布加勒斯特，距离这里有八小时的火车车程。她在那里成家，但是隔月来村里照顾年迈的父母。每当她回到布加勒斯特，她住在库扎沃达的妹妹就过来轮班。
我们此次拜访持续了四五十分钟，伊纳治的情绪开始变得激动。他说想到外面去。我们也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希尔弗兰卡给伊纳治拍了照。伊纳治感觉到了闪光灯，他的眼睛虽然失明但却仍然能从黑暗中辨别光线。我们起身离开之时，希尔弗兰卡问他能否在室外拍照。
伊纳治熟知自家的结构，不需要人带路。
这是一栋由泥土和稻草做成的传统住宅，屋前是一条木制门廊，整个房屋都裹上了一层涂层。伊纳治耐心地站在门廊里配合拍照，然后又和希尔弗兰卡合影。站在希尔弗兰卡身旁，他显得非常瘦小。随后他和我们挥手道别，转身回到屋里，帕拉斯基娃把我们送到了大门口。希尔弗兰卡和我一同上车，沿着蜿蜒的土路驶向雅西。
山坡和树林里全是无名墓地；有些掩埋的只有一名死者，还有一些有数百名。虽然这些墓地连同凶手和目击者在当年很快就被人遗忘，然而在像库扎沃达这样的地方，整个社区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一些仍然活着的人甚至可以向你描述他们看到过什么。
然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记忆却无人问津。
二
罗马尼亚在19世纪后半叶建国后，就将反犹主义写进了法律。犹太人的行动自由、财产所有权以及执业范围都受到了限制。反对犹太人居住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一纸禁令意味着他们经常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境。罗马尼亚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得到了1878年《柏林条约》的认可，并誓言反对宗教歧视。然而这些承诺很快就被抛之脑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签署的各项条约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罗马尼亚，国家规模和人口都翻了一倍。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所有罗马尼亚族人生活在统一国家里的盛况。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不是罗马尼亚族。根据条约规定，新的国家有义务授予所有居民公民权；因此，罗马尼亚成为欧洲最后一个授予犹太人公民权的国家。犹太人口仅占据该国人口的4%多一点。然而到了1938年，反犹主义的重新兴起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约有75万犹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外国人。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数相当多，仅次于波兰和苏联。
1940年6月底，苏联给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割让东部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领土（这在1938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秘密协定中就有体现），并勒令罗马尼亚部队必须在三天之内撤出。罗马尼亚军队在仓皇回逃、给苏联让道的过程中，枪眼唯一瞄准的方向是犹太平民。第一次大屠杀发生在米奥雷尼。那里的犹太人究竟了遭遇了什么？最值得参考的材料来自《黑皮书》（Cartea Neagrǎ）。这本书由罗马尼亚犹太律师玛他提亚·卡普基于口供和纪实文件整理而成，于1947年首次发表。
卡普在书中写道，在戈伊拉夫少将的命令下，“士兵逮捕并折磨了什洛莫·韦纳，他的儿子亚瑟·韦纳，女儿罗扎·韦纳和法尼·泽克勒（后者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他们被带到图雷亚特克森林，在那里一位瘸腿鞋匠连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被捕了。另外还有一位名叫伊萨克·莫斯考维奇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小女孩。他们被勒令在一个土坑前一字排开，然后被射杀”。
据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罗马尼亚有六百多名犹太人被杀害，还有很多事件并没有记录在案。这些屠杀极其残酷，例如有人被从火车上扔下，有人被活活烧死，有人在行刑前饱受折磨。被肢解或者挖除内脏的尸体被随意丢弃。然而，旧的反犹太主义叙事在国家最高级别的指令下被恶意掩饰和篡改。流传下来的故事则有例如1940年罗马尼亚士兵因受到犹太人袭击而撤退者云云。
领土的丢失，再加上德国在整个大陆实力的加强，使得罗马尼亚脆弱的政治体制加速崩溃。1940年9月，罗马尼亚成了“民族军团国家”，由法西斯军团运动（下称“铁卫团”）和安东内斯库领导的军队控制。11月，罗马尼亚正式与轴心国结盟。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化”政策旨在消除犹太人在职业、公众生活和经济上的影响。犹太人被剥夺了财产，有时是在一个准司法程序下进行，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恐吓和抢劫下完成。1941年1月，安东内斯库自身也表达了对混乱的不满：“他们（铁卫团成员）进入Jidani（对犹太人的贬义称呼）的商店，抢走他们的存货，破坏他们的商业和信誉。照这样发展下去，两个月内我们就会看到一场经济灾难。工厂将不会供货，因为jidani店主不会再进货。”
此时的罗马尼亚是欧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苏联。1941年1月，柏林正筹备巴巴罗萨行动计划，德国人指望着罗马尼亚的资源。希特勒对铁卫团动摇罗马尼亚经济和政治的情况表示担忧。在1月14日的德国会议上，他对安东内斯库表示：“你需要与铁卫团划清界限：在每场军事运动中都有试图摧毁一切的狂徒……需要防止这样的人造成破坏。”1月20日，一名铁卫团成员试图从安东内斯库手中夺取权力，这成为布加勒斯特大屠杀的导火索。犹太人的家庭和企业被袭击，犹太教堂遭到破坏，犹太平民遭到殴打和折磨，120多人死亡。13名犹太人在屠宰场被杀害，并被悬挂在标有“符合犹太食规（Kosher meat）”的肉钩上。
6月22日，轴心国对苏联宣战，当局立刻付诸实施安东内斯库的指令——通过将东部塞列特河和普鲁特河之间的所有18-60岁犹太人转移至集中营来“清洗”这一区域。这份命令很快就被更通用的指令所取代——“清洗”前线的犹太人。位于苏联边境的最大的罗马尼亚城市是雅西，这里有十万多人口，其中三分之一是犹太人，还不算那些从周边乡村涌入的犹太人。
罗马尼亚秘密服务机构利用军团在雅西散播谣言，称犹太人为苏联空军发信号，或者正在密谋对罗马尼亚军队的袭击，这使得人们对战争的恐慌和偏执更加激烈（安东内斯库虽然抑制了铁卫团这一组织，但是军团的很多支持者也被吸纳进了国家机构）。住在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作家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在他6月24日的期刊中记录了这样一幅宣传海报：“谁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大师？”问句下面是一幅漫画：“漫画主角是一位身着红色制服的犹太人，他留着卷发和络腮胡，头戴犹太小圆帽，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镰刀。在他的外套下藏有三名苏联士兵。我听说这些海报是警察们张贴的。”
对苏联的战争即将成为对犹太人的战争。
雅西大屠杀始于6月28日，持续了三天。许多人在家里或街头被杀害，数百甚至数千名（报道不一，现在无从知晓）犹太人被罗马尼亚警察和德国士兵赶到城市警察局总部的庭院里集体枪杀。这些犹太人本以为被传唤到警察局是去领取保证他们自由的文件，谁料想等待他们的是长达数个小时的枪杀。
由于没有埋葬计划，在之后的很多天里，雅西的街道上尸横遍野。尸体被埋葬在无名的墓地，被堆在垃圾堆里，或者扔进河里。
6月30日，两辆从雅西火车站始发开往拘留营的货运火车上塞了4400名乘客，车厢上还贴上了“共产主义者jidani”的标语。火车在酷暑天往返于地方各小站，2700多人因窒息或脱水而死。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如果读到这里还有任何疑问，不妨来看看一份官方公告，这份声明在7月2日所有布加勒斯特的报纸上都能找到：“最近几天，某些敌对异己势力制造了一些事端，他们对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开火。任何重复这些卑鄙攻击的行径都将被无情粉碎。一名德国或者罗马尼亚战士的生命代价将是50名犹太共产党人。”
大屠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941年6月至1942年，这一时期二战刚刚在东部爆发，法西斯军队在推进过程中大规模枪杀了犹太平民。这些几个小时甚至持续好几天的屠杀大多由德国流动敢死分队也就是“特别行动队”所为。第二阶段为了提高速度和效率使用了灭绝营和毒气室。历史对第二阶段的屠杀记录得更为详尽，因为其当代意识更为突出，尽管事实上死于子弹的犹太人并不少于死于毒气的人。
瓦西里·伊纳治在乌尔图里树林所目睹的那一幕正是大屠杀第一阶段的开始；到那年年底，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沿岸，超过一百万的犹太人被枪杀。罗马尼亚军队屠杀了所有年龄阶层的犹太男女。从战争的第一周开始，以及随后他们在往北部和东部追赶撤退的苏联军队的数周和数月里，他们在没有任何上级指令的情况下自发地屠杀犹太人。相比之下，德国人组织的屠杀更有计划、有秩序，往往都要先将受害者登记并监禁然后再枪决。我们都知道德军在1941年9月的最后两天里，在基辅郊外枪杀了33771人。然而雅西大屠杀却没有确切的数字，现代历史学家估算的死亡人数在10000到14000之间。
1941年7月，驻守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党卫军团在一份报告里抱怨了罗马尼亚军队的草率：“罗马尼亚的反犹行动没有任何计划。他们对犹太人的众多枪决如果有任何技术准备，或者执行方式没有任何缺陷，那么没有人会说什么。罗马尼亚人从不收拾刑场，不埋葬死者尸体。德国特别行动队已经要求罗马尼亚警方在这方面采取更有序的方式。”
超过30万的罗马尼亚犹太人死于纳粹大屠杀。此外，超过10万的苏联犹太人死于德涅斯特河沿岸。位于德涅斯特河和布格河之间的乌克兰领土在战时被罗马尼亚管辖。
三
第一次见到阿德里安·希尔弗兰卡是在2012年的秋天。我当时得知他正在挖掘乌尔图里树林的大墓坑。我很好奇他最开始是如何得知雅西大屠杀的。他告诉我，在青年时期就听说罗马尼亚士兵对袭击他们的犹太人采取了报复。尽管有关雅西大屠杀的信息在几周内就抵达过布加勒斯特的犹太社区——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的日记中就曾提过死亡列车和警察局大屠杀——然而当时流行的却是安东内斯库政权的宣传版本。
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一样，本质都是民族主义。他们拒绝对任何可能导致罗马尼亚民族命运复杂化的历史进行讨论，因此当然不会提及那段和“罗马尼亚”有关的种族灭绝史。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程都讲到1940年战争爆发为止。当社会主义被正式抛弃时，民族主义的残留依然存在。“20世纪90年代，我继续在雅西学习历史，却对这个城市发生过的大屠杀全然不知。”希尔弗兰卡告诉我，“在上世纪90年代，当代史是禁忌，无法进行适当的调查。当时民族主义‘党派’历史学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都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撰写意识形态书籍的史学家。你根本无法找到这场战争。直到十年前，我在雅西一家报社工作的时候看到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目击者的报告，才意识到雅西大屠杀的存在。”
我们的这场对话发生在希尔弗兰卡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位于国家安全局档案研究咨议会（CNSAS）的总部。该机构成立于1999年，目的是把安全局收集到的档案开放给公众，包括军事法庭的记录。其中一份军事法庭记录正是希尔弗兰卡开始建立雅西大屠杀受害者数据库这一艰难任务的开端。
1946年，一个法庭开始调查安东内斯库政权的战争罪行，紧接着民用和军事法庭的各项审理给187人定了罪。到1959年时，已有数百场审判定罪。大型屠杀例如雅西和敖德萨（罗马尼亚军队屠杀了23，000犹太人）分别受到了特别关注，一些受害人数较少的屠杀案件也得到了受理。希尔弗兰卡称，有些调查是很彻底的，但也有一些只是进行了肤浅的、带有宣传目的的调查。大多数罗马尼亚军队实施的屠杀都是在没有接到书面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些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这也解释了在一些偏远地区例如乌尔图里树林里的屠杀，在官方层面没有任何记录。
审判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下进行，当时的罗马尼亚是一个新生的斯大林主义国家，注重扫除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对手。罗马尼亚对法西斯政权的犯罪本质有一种定调，但是和苏联一样，罗马尼亚并不太愿意将犹太人的屠杀作为一个独特的现象来对待。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大屠杀仍旧是一个禁忌话题。罗马尼亚大屠杀被沉默埋葬。
又过了一些年，在欧盟成员国的施压下，罗马尼亚政府开始承认该国在大屠杀中的角色。2004年，该国领导人第一次参加了纪念仪式。一座为大屠杀死难者设立的纪念碑在布加勒斯特树立起来，文化部成立了伊利·威塞尔国家大屠杀研究所。罗马尼亚于2007年加入欧盟，大屠杀如今出现在学校教科书中，但只是作为选修课程；这意味着学生毕业时仍有可能从未听说过罗马尼亚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
2010年春天，阿德里安·希尔弗兰卡（自2005年起开始在雅西大学教授犹太人历史的硕士学位课程）和威塞尔研究所签署合同，开始编制雅西北部包括库扎沃达在内的村庄群的口述史。通过整理当地人的回忆和零星的档案，他希望至少能在当地找到那许多没有任何标记的坟墓中的一个。
村民们给希尔弗兰卡提供的信息出乎意料的详尽。年长的村民说，在1941年夏天的数周里，每20至80人的犹太人群在罗马尼亚士兵的押送下经过。有的村民还能认出个别囚犯。囚犯们被带往乌尔图里和其他的树林里。尖叫声和自动步枪射击的声音随后响起。卡里格村的斯蒂凡·克里姆曾受聘于军队出售受害者衣服，目击者们称衣服多得必须用车来运输（据称克里姆1945年死在医院）。战争结束后，森林被非军事化，村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坟墓。一个是位于克莱姆埃小山谷里的乌尔图里树林，那里甚至被当地人称为“犹太人的坟墓”。雅西大学考古学家的初步调查显示，那里的地面受过干扰。当希尔弗兰卡问当地人为什么从来不谈及树林里的坟墓，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起过。
1945年9月，罗马尼亚当局曾指挥在距离乌尔图里3公里远的斯坦库—罗兹诺乌阿纽挖掘坟墓。自那以后，当局再没有对战时屠场进行任何严肃的调查。斯坦库—罗兹诺乌阿纽的三个大型坟墓里挖掘出了311具尸体。然而军事文件只承认有40人被杀害。希尔弗兰卡称：“这警示我们，文件并非任何严肃调查的最终证据。”
乌尔图里“犹太人的坟墓”的报道意义重大是因为这场屠杀没有书面证据。它象征着以前从未记录或被官方压制的事件可以重见光明。
“据我们所知，制造斯坦库—罗兹诺乌阿纽大屠杀以及该区域其他屠杀的瓦纳托里埃第六军团，对乌尔图里的树林也有着管辖权。”希尔弗兰卡告诉我，“这是一支受命‘清洗’前线地区的精锐部队。”
没有当地人的帮助，寻找乌尔图里将非常困难。如果步行，这块林地可以在一小时之内穿越，但是它涵盖了一系列小山谷，那些山脊和沟壑对于未经训练的人而言都非常相似，很难辨认。这片区域在战时曾经被军事化，在某个时间段是前线。地表被挖掘过，到处是土堆。金属探测器显示很多地方都有使用过的弹药堆。
有人说一位乌尔图里大屠杀的目击者现住在库扎沃达。2010年一个潮湿的秋日，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希尔弗兰卡和考古学家尼古拉·博洛汉去瓦西里·伊纳治家里拜访了这位老人。他们解释说希望在发掘之前请伊纳治确认大屠杀现场。
“历史研究？考古调查？那是什么？”伊纳治感到困惑。
伊纳治一直住在库扎沃达，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个村庄。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欧洲最专制最偏执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之下，在那期间当局从来没有对他目睹的大屠杀有任何兴趣。然而时隔如此多年，竟有人要求他指出17岁那年所看到的屠杀现场，他对此表示非常不解。
乌尔图里树林的边缘距离瓦西里·伊纳治的家不到两公里。这两公里全是田野和山丘，然而道路却蜿蜒迂回长达八公里，最后一段是陡峭的山道，路况在潮湿的天气里变得更糟糕。
“我们陷在泥里”，希尔弗兰卡告诉我，“外面开始下起了雨，我们穿着非常鲜艳的雨衣，一个红色，一个蓝色，看着有点像一支特种作战小分队，场景和电影里一样。我们从吉普车上下来，他说想要方便一下，问我们是否可以转过身去。然后他飞快地奔向树林。我们越是追赶，叫喊‘回来，不会有事的’，他越是跑得快并说‘不要杀我！离我远点！’如果有人和我们一起并看到我们如此追赶这个老头……我们只好让他离开。”
伊纳治徒步回到家里。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他都不明白我们在那里做什么。”希尔弗兰卡说，“他的解释是，我们是犹太人，回来报仇的。”
研究人员等了好些天才再次接近伊纳治。这次是在当地的一家公司，通过他女儿帕拉斯基娃来协调。他女儿终于说服他这些研究人员并没有恶意，帕拉斯基娃还要求在造访现场时，研究人员走在她父亲的前面。
“我们前进得非常缓慢，他指出那片坟墓的区域，正是我们初步调查所显示的区域。”
威塞尔研究所要求希尔弗兰卡和他来自雅西大学的团队开始挖掘。挖掘工作始于2010年10月27日。
“在瓦利—克莱姆埃有一个墓场，这我知道，”在挖掘开始时，伊纳治对一位当地记者说。
“有人想把他们挖出来，即便他们只剩下骨头了。但或许这些人的亲人或者爱人还活着。所以我再次回到了那片树林，告诉他们墓场在哪里。我和一个来自卡里格村的人一起带他们去的，确保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
四
公诉人在墓场开挖当天获悉了这一消息。由于目击者还健在，乌尔图里不仅仅只是一个考古调查，还是一个犯罪现场。
最初，罗马尼亚当局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他们告诉研究人员将尸体放入袋中，完成后再通知他们。希尔弗兰卡说：“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用受到媒体和政府的压力，如果他们参与的话意味着他们将接管这一切……我们打算有控制的发布信息。”
发掘出来的遗骨包括孩子的，另外还有纽扣、皮带扣、女式鞋底、女士手表等。弹药是1940年和1941年出厂的供罗马尼亚军队使用的弹药。即使没有伊纳治的证词，所有这些都能明确地表明那是一场罗马尼亚军队针对平民的大屠杀。
尽管如此，雅西首席检察官科妮莉亚·普瑞西凯瑞却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想强调的是，在当前，我们无法知道我们面对的究竟是平民还是罗马尼亚士兵的遗骸。他们也有可能是俄罗斯或德国士兵的遗骸。该地区在二战期间处于战场前线。现在，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正在处理的是犹太人，也无法对他们确实是犹太人的声明作出任何评论……当下围绕这些残骸的各种评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人的证词需要科学证据支撑。就眼前的这一案例而言，我们所听到的只是证人童年的记忆，而且是对六七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的回忆。”
虽然雅西的首席检察官做出如此评论，但是罗马尼亚军队参与杀戮的证据已足够将这一案件立即移交给军事检察官。军事当局允许部分研究人员留在原地，研究人员给军方提供了能够证明犯罪背景的文档和档案证据。
严冬马上要到来，挖掘工作又持续了两周。期间有一个犹太法学博士团体抗议挖掘遗体有违犹太传统。然而由于这一墓地已成为了刑事调查现场，宗教抗议便被压了下去。
到11月底，所有的遗骨都从坟墓中移出并放置在单独的袋子里。也有几袋“无法辨识的”骨头。实验室分析结果确定遗骸来自36人，其中包括12名儿童、9名妇女和15名男士。年龄最大的受害者有80岁，最小的是一个2—3岁的孩子。
在这一区域还有其他目击者的报告和书面证据，然而希尔弗兰卡一直未能获取许可和资金来进行进一步的发掘。
“直到最近，我才开始研究那些被裁定犯有战争罪的被俘罗马尼亚士兵案例，很多都来自参与乌尔图里屠杀的兵团——瓦纳托里埃第六军团，”希尔弗兰卡说，“我们有一些苏联1955年遣返被俘士兵的控罪书，它们对于史学家而言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们表明当时发生了很多这类小型屠杀——我的意思是，数十人或数百人规模的——这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我们今天才知道，有人因这些罪行被逮捕、接受审判、并被长期监禁。”
五
大屠杀研究史理所当然强调了德国的领头作用。这是因为德国档案非常全面而且很容易就能查阅，德国也有意愿面对自己的过去。与此相反，很多东欧国家在战后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并从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否认大屠杀的政策；档案材料和证人证词被忽略甚至压制。尤其是罗马尼亚和苏联强调不要破坏民族主义叙事。在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生活和死亡的地区，他们却在最大程度上被遗忘了。那些老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从未受到任何挑战，并持久地发挥效力。
2011年4月4日，乌尔图里大屠杀遇难者的遗体被改葬在雅西犹太人墓地。十一个月后的2012年3月5日，39岁的社会民主党发言人丹·绍瓦在接受罗马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罗马尼亚境内，没有犹太人受到迫害，这都是因为我们有安东内斯库。”接着他还特别谈到了雅西大屠杀：“不幸的是，有二十三四个罗马尼亚犹太人被德国士兵杀害……罗马尼亚没有参与雅西大屠杀。这是历史事实。”
丹·绍瓦是律师，2001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获取了历史学学位。他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个边缘党派，而是罗马尼亚最大的政治团体。在采访后的第二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维克托·蓬塔称绍瓦在采访中“严重失言”，已不再是该党发言人。此外，绍瓦还将被派往华盛顿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参加一个短期课程来了解罗马尼亚历史。
在严重失言后，绍瓦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很遗憾他的评论被“误解”了。他从未想过要否认大屠杀，他想说的是罗马尼亚从未期待过这样的事情，罗马尼亚进行大屠杀只因被迫与纳粹德国结盟，是不得已而为之。
很明显，绍瓦如果进一步含糊其辞只会结束他作为主流政治人物的职业生涯，尤其是在这个向欧盟靠拢的政党里。在随后的公开声明，包括一封写给以色列大使的公开信中，他说了所有正确的话。自那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过道歉。
2012年年底，当我第一次开始研究雅西大屠杀和乌尔图里挖掘时，我联系了历史学家拉杜·伊奥尼德，他著有关于大屠杀的最权威作品《Evreii sub Regimul Antonescu》（英文版名称为罗马尼亚大屠杀）。伊奥尼德在华盛顿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工作，他自2002年起便以这样的身份向当局施压，要求对雅西大墓坑进行定位和检验。2010年，他汇集了在乌尔图里进行挖掘的团队，并对罗马尼亚进行简短访问。我渴望见到他，想和他谈谈乌尔图里，并试图了解绍瓦是否真的去博物馆学习过。
伊奥尼德告诉我，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蓬塔曾给他打过电话。他问我能否接受绍瓦。我说任何人都能自由地参观博物馆，绍瓦不需要特别的许可。绍瓦来了三天。我让人带他看了档案，尤其是雅西大屠杀的文档和照片。他看完后坐在我的办公室，我问他此前为何会得出如此疯狂的结论。他告诉我之前学的是布扎图的史学。
在齐奥塞斯库政权下，格奥尔基·布扎图是一位主流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在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后，他继续从事讲学、写作和出版工作。他还曾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以极右翼大罗马尼亚党参议员的身份在议会里代表过雅西。在发表的作品中，他尊崇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为学术权威，而实际上后者是臭名昭著的虚无主义者。罗马尼亚2004年加入欧盟并第一次正式承认该国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之前，布扎图在学术界从未被边缘化。
伊奥尼德和我坐在布加勒斯特希尔顿酒店一楼的阳台上，俯瞰市中心。视野所能及的地方可以说是对罗马尼亚几个世纪历史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皇宫（现在是艺术博物馆）留存了19世纪壮丽的巴尔干式风格。最后一位国王卡罗尔二世曾试图在1938年成为独裁者，却被法西斯主义边缘化最终被共产主义者废黜。街的对面是苏联式的块状建筑，那里曾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总部（现在是内政部），齐奥塞斯库曾在阳台上做最后一次演讲。演讲过程中，人潮向他涌去，他从屋顶乘坐直升机逃走，三天后被捕，死于乱枪扫射。随后，共产党自身解散，有些人可能会说，更名为民主时代的“救国阵线”。救国阵线很快分裂成很多派，其中最成功的是如今绍瓦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就在绍瓦的华盛顿之行结束几个月后，社会民主党重回政府，维克托·蓬塔出任总理，并任命绍瓦为议会联络部长。在问及绍瓦访问华盛顿的经历时，伊奥尼德耸耸肩说：“他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承认了。我不认为你应该死抓这个错误不放。”我对绍瓦是否真的会悔改表示怀疑，他是否只是做做样子？我追问道。伊奥尼德再次耸肩，仿佛这已不重要：“他只是个政客，时间会证明一切。”
当然，当我回去再研读绍瓦的博客时，我看见的的确是一个政治家。在全国大屠杀纪念日（10月19日）那天，绍瓦在博客上发表了一份类似剪刀加糨糊弄出来的政治家声明（“大屠杀的悲剧……我们有责任铭记那些逝去的记忆……这将永远不再发生”）。随后他宣布会参与一些“将历史教训传递给年轻一代的项目，这些是他们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但对于一个文明国家而言却绝对必要的”。
很遗憾，绍瓦部长并没有解释齐奥塞斯库垮台22年以来，他为什么从未听说过罗马尼亚大屠杀。他的解释很有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当代罗马尼亚的重要问题，可能会告诉我们在齐奥塞斯库之前就存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毒株，这个毒株在齐奥塞斯库时期蓬勃发展，并延续至今。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即便是在欧盟之内，从大屠杀的否认者摇身变为政府部长是一件如此容易的事情。这一转变仅需几个月的时间。
六
在2012年11月，我乘坐火车从布加勒斯特前往雅西。我与阿德里安·希尔弗兰卡约好了在雅西会合，然后一同去库扎沃达拜访瓦西里·伊纳治。我在午夜前抵达雅西，在冷清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到我居住的酒店。
第二天，我在周围转了转，试图感知这个仅从书本上了解的城市。雅西是摩尔多瓦公国的首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于1859年合并，雅西曾在短时间内与布加勒斯特是新国家的联合首都。那时，雅西与布加勒斯特在城市规模和文化声誉上相当。如今，老的雅西仍然以某种形式流传，一些宏大的建筑例如文化宫、三王教堂和大学默默地回应着过去的辉煌。或许正因如此，更让人觉得当今的城市有一种奇怪的萎缩、枯竭，似乎没有足够的精力来重振老雅西的成就。
战后的几十年里，新的郊区建立起来，但是根基并不扎实。自从齐奥塞斯库垮台后，雅西的人口已经下降了近四分之一。现在的雅西像一潭死水。齐奥塞斯库失败后的重建受到其地理位置的影响。雅西位于罗马尼亚东部，地处过去苏联的边境，而罗马尼亚的贸易已经义无反顾地向西移。然而，我仍然忍不住去回顾1941年犹太人所占的人口比重。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这部分欧洲，谈起城市的扩展或商业、艺术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谈到犹太人。犹太人曾经在链接欧洲各部分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文明又反过来，杀气腾腾地毁掉了自身。
如果你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以下犹太人在雅西的生活痕迹：犹太教堂的沉默墙，或者标志着曾是世界第一个意第绪语戏剧的小纪念碑。雅西除了是罗马尼亚最重要的犹太中心之一，同时也是最激烈的反犹太政治运动的摇篮，包括铁卫团。关于雅西城的衰落，可以说这个城市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历史。雅西最大程度地摧毁了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1941年初夏那些血腥的日子里。
在去库扎沃达听瓦西里·伊纳治讲述故事的前一天，我去了雅西犹太人墓地。墓地在城市边缘的一个山坡上，沿路攀到墓地的大门前，你会发现整个城市在脚下延展。当我走近大门时，几只咆哮的狗将我团团围住，形势有点危急。一位老太太从破旧的门房出来呵斥了它们。我向她道明了来看乌尔图里死难者纪念碑的来意。她给我带路，嘀咕了一些捐赠的事。
我没有犹太小圆帽，她也没有借给我，似乎并不在意违反规定。我戴上兜帽，和她一起走向纪念碑，8—10条狗紧随我们的脚步。“它们不会怎样，”老妇人说，似乎对我的紧张有点恼火，“我们这里没有护卫，都靠它们了。”在墓碑的前面有36个相同的石头排在长板上，每块石头代表一名受害者。你无法辨认任何人，甚至不能确定他们来自雅西还是边远的小镇或者村庄。
乌尔图里大屠杀受难者的墓碑立在雅西大屠杀受难者的集体墓碑旁。纪念碑前的一排石棺是象征性的，因为这些死者的姓名都无从可知。
1941年6月20日，也就是大屠杀开始前的一个星期，一个强迫劳动营的负责人收到紧急指令，要求立即开挖两个犹太人墓地。该营有110名年轻犹太男子。6月26日，两个分别长30米和15米、宽2米、深2米的大坑挖掘完成。6月29日，警察局总部被射杀的遇难者有254名埋葬于此。他们的尸体由两辆卡车和24辆推车花了两天时间才运完。死者和正在死去的人同时被埋葬。我边走边阅读碑文，不知不觉离那位老妇人有些远。
那些狗决定发起进攻，从石棺顶部朝我扑来。最大的狗狂吠和咆哮着，打翻了蜡烛。蜡烛在石棺顶部翻滚，跌落在我脚边的草丛上。老太太跑过来呵斥那些狗。我捡起蜡烛放回原处。杂草和小树苗从纪念碑的夹缝中探出，在纪念碑后是雅西城。一串以色列的小国旗在寒冷的微风中飘扬，遮盖了纪念碑，看起来不太协调。是否很多访客都来自以色列？我问那位老太太。“哦，是的，那是在夏天。现在不是旺季。”
不，不是旺季。我们向大门走去，老的石头上刻着希伯来文字，墓地在山坡的草地上一字排开，一棵倒了的大树横在其间。墓地占地26公顷，老妇人说。我想自己再慢慢转转，但这看起来不太可能。更多的狗出现了，可能有20来条。你拿什么喂它们呢？我问老妇人。她耸耸肩，“有什么喂什么。骨头。”我们走到了大门口，在这里，墓碑与狗窝交杂着被夹板钉在一起。我于是给了老太太一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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