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洪子诚

    2017年4月1日，俄罗斯著名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Евген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Евтушенко）因癌症在美国克拉何马州塔尔萨逝世，享年84岁。作为苏联六十年代诗人群体的最后一位诗人，他的离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篇写于2015年的文章，纪念这位最早打破苏联社会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沉默、曾在“解冻”时期用自己的诗歌给苏联年轻一代带来巨大冲击以及对中国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

    一、苏联“第四代诗人”叶夫图申科

    《〈娘子谷〉及其它——苏联青年诗人诗选》，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标明“供内部参考”，属于后来说的“黄皮书”的一种。只有131页，定价人民币三角四分，收入30年代出生的苏联诗人叶夫杜申科（1933—2017，现在通译为叶夫图申科，或叶甫图申科）、沃兹涅辛斯基（1933—2010）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1933—2010），著有诗集《三角梨》《反世界》《镂花妙手》等。阿赫马杜林娜（1938—2010）阿赫马杜林娜曾是叶夫图申科的妻子，后与作家纳吉宾结婚。的作品三十余首。60年代中后期我读过的“黄皮书”有这样几种：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艾特马托夫小说集》，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收入阿克肖诺夫、马克西诺夫、卡扎科夫等八人的短篇的《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两册），现在不大有人提起的姆拉登·奥里亚查（南斯拉夫）的长篇《娜嘉》，还有就是《〈娘子谷〉及其它》。

    《〈娘子谷〉及其它》收叶夫图申科诗14首，前面有批判性的简介。说他1933年7月出生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旁的济马站应该是贝加尔湖附近一个名叫“济马”的车站。1944年随母亲迁至莫斯科。说他成为诗人之前，在农村、伐木场、地质勘探队工作过。15岁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进入苏联作协主办的高尔基文学院学习，1957年，由于为“反动”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辩护，被学院和共青团开除；但后来又重新加入，并成为学院共青团书记处书记。1953年斯大林死后，大写政治诗。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作品紧密联系并直接触及苏联和世界的重要政治事件，包括对斯大林的批判，反对个人迷信，古巴革命，世界和平运动与裁军，以及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反斯大林的诗《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原先许多报刊都拒绝刊登，指责他是“反苏主义者”，他将诗直接寄给赫鲁晓夫，得以在1962年10月21日的《真理报》刊出。除诗外，也写小说、电影剧本、翻译。叶夫图申科自己说，他和他的年青同行是“出生在30年代，而道德的形成却是在斯大林死后和党20大以后的一代人”。参见《〈娘子谷〉及其它》第1-4页。叶夫图申科的这一对苏联第四代作家的概括性描述，经常被评论者征引。中文有的翻译为“精神成熟于斯大林死后……”

    在60年代到“文革”，中国曾掀起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热潮。对叶夫图申科等“第四代作家”的批判，属其中的一个部分。由于江青《纪要》指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要抓大人物（诸如肖洛霍夫），叶夫图申科等就不大有人提起，我也忘了这个名字。再次想起“娘子谷”这个诗集，要到80年代初；却不是由于重读，而是“朦胧诗”引起的联想。那时，读到舒婷那么多首诗写窗子，写窗前和窗下，祈请“用你宽宽的手掌/覆盖我吧/现在我可以做梦了吗”，就想起《〈娘子谷〉及其它》中阿赫马杜林娜的《深夜》：穿过沉睡的城市走到“你的窗前”，我“要用手掌遮住街头的喧闹”，“要守护你的美梦，直到天明”。从她们那里，后悔要没有早一点懂得窗子和爱情的关系。而江河《纪念碑》中“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过多少血液”，更让我直接“跳转”到《娘子谷》：

    娘子谷没有纪念碑，

    悬崖绝壁像一面简陋的墓碑。

    我恐惧。

    犹太民族多大年岁，

    今天我也多大年岁。

    ……

    我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如今身上还有钉子的痕迹。张高泽译：《〈娘子谷〉及其它》第22页，作家出版社1963年。

    这当然不是在讲诗人之间的“影响”，而是一个读者的阅读联想。也许叶夫图申科曾为江河、杨炼当年政治诗的创作提供过部分支援，但总体而言，80年代青年诗歌群体即使是对于俄国诗歌，关注点也发生重要转移；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诸如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斯基这样的名字。因此，在“新时期”诗歌变革的一段时间，叶夫图申科关注的人不多。他的再次出现要到80年代中期。契机是1985年10月，作为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出席了中国作协和《诗刊》社联合主办的叶夫图申科诗歌朗诵会参见《叶夫图申科诗选·后记》第33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此后，就有他的多部中译的作品集面世。它们是：

    《叶夫图申科诗选》，苏杭等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

    《叶夫图申科诗选》（“诗苑译林”之一），王守仁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叶夫图申科抒情诗选》，陈雄、薛复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

    《浆果处处》（长篇小说），张草纫、白嗣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90年代，花城出版社还出版了《提前撰写的自传》（1998年，苏杭译），收入他60年代写的五万字的自传，以及他评论俄国诗人（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谢甫琴科、古米廖夫、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杜林娜）的多篇文章：这部书被花城出版社列入“流亡者译丛”的系列。

    二、“复出”的不同方式

    80年代中后期，叶夫图申科再次在中国出现，已不再是负面、被批判的形象。他转而被誉为苏联，甚至是世界级的杰出诗人。评价上的颠覆性的变化。这种翻转，我们这里已经见怪不怪。因此没有人追问，反动、颓废的修正主义分子，转眼间为什么就成为正面形象。现在如果细察，可以发现这种断裂性的叙述，在叶夫图申科身上，采用的是“当代”常见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方式；这清楚显示在上面提到的几部诗选、论文集的编辑和前言中。

    先看漓江版的“诗选”。这部诗选是多人合译，但苏杭起到主导作用，所以封面署“苏杭等译”苏杭，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主要译著有诗集《莫阿比特狱中诗抄》、《叶夫图申科诗选》（合译）、《婚礼》、《普希金抒情诗选》（合译）、《普希金文集》（合译），小说《一寸土》（合译）、叶夫图申科《提前撰写的自传》、茨维塔耶娃书信集等。长篇前言《苏联社会的心电图》也是苏杭写的。苏杭也是60年代《〈娘子谷〉及其它》的主要译者，推测那个批判性的简介也出自他之手。因此，前言在肯定他是“苏联著名诗人，也是当今世界诗坛上的风云人物”的同时，也述及他的诗在苏联和西方引发“毁誉参半”争议的情况，并借用特瓦尔朵夫斯基、西蒙诺夫的话指出他的不足。不过，他并没有提及中国60年代的批判，没有提起曾有《〈娘子谷〉及其它》这本书，也没有回收“反动”“修正主义”“颓废派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帽子。前言只是语焉不详地说他不是首次在中国降落，说他的创作曾“引起我国文艺界和读者的关切”，“我国读者对他似乎并不陌生”，漓江版《叶夫图申科诗选》第4页。没有具体解释“关切”“并不陌生”的具体情况。

    湖南人民版的“诗选”是另一种情况。用一种现在时髦的说法。译者前言虽然长篇谈论叶夫图申科诗歌的思想艺术特征，却完全不谈他的经历、创作、评价与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联，没有提及他的创作、活动在苏联内部，在东西方冷战中发生的争议、冲突，只是抽象地说他三十多年来的创作，“始终对社会政治的迫切问题密切关注，对人的内心和人的命运深入观察，从而创作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说他“侧重于言志抒情，善于汲取自身的生活经验，使诗作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在平淡的生活和习见的景物中，他也能发现永恒的哲理。”王守仁：《苏联诗坛的第13交响曲——叶夫图申科及其诗歌创作》。

    与这种“去政治化”倾向相关的，是他的一些重要的，引发争议的作品不再出现在80年代选本中，如《斯大林的继承者们》等。而湖南人民版的选本，更是没有出现《娘子谷》。相信这不仅是艺术上的考虑。“他（指死去的斯大林——引者）只是装作入睡/因此我向我们的政府/提议：/墓碑前的哨兵——增加/一倍，两倍/不能让斯大林起来，/还有和斯大林相连的过去”。

    “再政治化”的情形，则体现在90年代论文集《提前撰写的自传》的出版。前面说过，它列入“流亡者译丛”花城版的“流亡者译丛”除《提前撰写的自传》外，还出版《追寻——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录》、《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等，由林贤治主编。主编林贤治在《序〈流亡者译丛〉》中对“流亡者”有这样的界定：“贡布罗维奇这样说：‘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这里称之为‘流亡者’，除了这层意思之外，还因为他们并非一生平静，终老林下的顺民或逸士；其中几近一半流亡国外，余下的几乎都是遭受压制、监视、批判、疏远，而同时又坚持自我流亡的人物。在内心深处，他们同权势者保持了最大限度的距离。”《提前撰写的自传》第3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按照贡布罗维奇贡布罗维奇（1904-1969），波兰小说作家。二次大战流亡阿根廷（1939～1963），后居住在法国（1964～1969）。的说法，“流亡者”似乎过于宽泛，几乎所有的有个性，有严肃艺术追求作家都包括在内。而按照后面的补充，即使不能说叶夫图申科“不是”（“流亡者”），却也难以简单地说他“就是”；尽管苏联解体之后，叶夫图申科移居美国，但并非受到压制、迫害。显然，在对叶夫图申科的政治倾向描述上，中国60年代对他的批判和90年代“流亡者译丛”的处理，采用的是两种视角、方式。前者将他看作与“权势者”一体，也就是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路线的积极追随者，而后者却突出并夸大他与“权势者”（政治的和文学）的对立与冲突。

    没有疑问，当时的苏联对叶夫图申科的言行、创作有许多争议，他受过许多批评、攻击，也确实受到政权当局和文学界权力机构的压制，特别是1963年在法国《快报》刊登“自传”这一事件1963年叶夫图申科在欧洲访问时，撰写了“自传”，刊载于2—3月的法国《快报》。题目《苏维埃政权下一个时代儿的自白》为《快报》编辑部所加，后来以《早熟者的自传》题名在法国出版单行本。叶夫图申科回国后，受到严厉指责。据叶夫图申科的回忆，1962年到1963年期间，因为这一事件他受到围攻。自传的俄文版本迟至1989年5月才刊登在《真理报》上，题名改为《提前撰写的自传》。花城出版社的《提前撰写的自传》一书，收入这两个不同版本。其中的差别，不仅是篇幅上的，也有措辞、观点上一些重要的变化。他被攻击为“叛徒”“蜕化变质分子”，针对他发表许多挞伐文章，他在苏联作家协会特别会议和共青团中央全会上受到批判，他的朗诵会被禁止举行；也被迫做了检查。这样的压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当时尚未被解职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这一围攻中“起过不小的作用”参见《提前撰写的自传》第48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但也不是总遭受打压，他在苏联政治——文学界也有很高地位。《〈娘子谷〉及其它》中的简介曾有这样的叙述：

    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在1957年便发表了“反对个人迷信”的“诗”。……1960年1月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了裁军的报告，第二天在《文学报》上与赫鲁晓夫的报告同时发表了他的短诗《俄罗斯在裁军》，鼓吹“没有炸弹、没有不信任、没有仇恨、没有军队”的世界。……苏联文学界和读者中间对叶夫杜申科的诗一直是有争论的……但他又受到很大的重视。他多次出国，访问过欧美、拉美、非洲等近二十个国家。《真理报》聘请他为自己的特派记者。1962年4月莫斯科作协分会改选时，他被选为莫斯科作协分会理事……

    而且，在80年代，他还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和格鲁吉亚文学委员会主席，1984年因为《妈妈和中子弹》的长诗（中译收入湖南人民版“诗选”）获得苏联国家文艺奖金。

    三、“艺术摧毁了沉默”

    1961年的《娘子谷》是叶夫图申科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娘子谷位于乌克兰基辅西北郊外，1941到1943年，在这里有几万到十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遭到屠杀。这个事件，叶夫图申科说，“我早就想就排犹主义写一首诗。但是，直到我去过基辅，目睹了娘子谷这个可怕的地方，这个题材才以诗的形式得以体现。”他震惊的不仅是屠杀本身，而且是当局对这一历史事件采取的态度。他目睹这个峡谷成为垃圾场，对于被杀害的无辜生命，不仅没有纪念碑，连一个说明的标牌也没有。他刊登于法国《快报》上的“自传”说，“我始终憎恶排犹主义”，“沙皇的专制制度想尽办法把排犹主义移植到俄罗斯，以便把群众的愤怒转移到犹太人身上。斯大林在他一生的某个阶段，曾恢复了这种狠毒的做法。”《提前撰写的自传》第251页。斯大林时代的反犹倾向，并未随着他的去世而终结。因此，造访娘子谷后回到莫斯科的当晚，他写了这首诗。真实性存在争议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伏尔科夫）书中，引述肖斯塔科维奇读《娘子谷》之后的感受：

    这首诗震撼了我。它震撼了成千成万的人。许多人听说过娘子谷大惨案，但是叶夫图申科使他们理解了这个事件。先是德国人，后是乌克兰政府，企图抹掉人们对娘子谷惨案的记忆，但是在叶夫图申科的诗出现后，这个事件显然永远也不会被忘记了……人们在叶夫图申科写诗之前就知道娘子谷事件。但是他们沉默不语，在读了这首诗以后，打破了沉默。艺术摧毁了沉默。伏尔科夫：《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第225页，北京，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1年版，叶琼芳译，卢珮文校。

    被震撼的肖斯塔科维奇加入了以艺术摧毁沉默，让历史不致湮灭的行动，为此，他在1962年谱写了《第13交响曲（娘子谷），作品113》。与叶夫图申科一样，对这一事件的关切，是基于人道、和平、精神自由的道德立场。这部交响曲不是通常的奏鸣曲式，而是声乐和管弦乐的回旋、变奏。原本是单乐章，后来扩展为五个乐章，分别采用叶夫图申科的《娘子谷》《幽默》《在商店里》《恐怖》《功名利禄》五首诗这五首诗的中译，已分别收入苏杭、王守仁翻译的《叶夫图申科诗选》中。其中第四乐章中的《恐怖》一首，是应肖斯塔科维奇之约，专为这部乐曲撰写。男低音独唱和男声合唱穿插交织。为了达到震撼的效果，采用三管的庞大编制，有近80位弦乐手，大量的打击乐器，以及近百人的男声合唱团。慢板的第一乐章“娘子谷”：

    音乐以阴暗的b小调开始，宛如沉重的步履，之后合唱团唱出犹太民族的悲哀，有不详的第一主题不断重复，随后男低音接唱。象征法西斯暴行的第二主题以极快的速度冷酷地出现，合唱与独唱也交织进行。第三主题代表纯洁无辜的受害小女孩安娜，她遭遇的悲剧在此透过管弦乐悲伤地回忆着，音乐逐渐进行到强烈的高点，导入最后的挽歌。独唱者与合唱轮番为每一个在巴比雅被射杀的人抱屈、愤怒。……赖伟峰：《降b小调第13交响曲（巴比雅），作品113》，《发现：肖斯塔科维奇》第107页，台北，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出版。

    巴比雅（Babi Yar）即娘子谷；安娜是二战期间躲避纳粹杀害，写《安娜·弗兰克日记》的德国犹太小女孩。无论是诗的《娘子谷》，还是交响乐的《娘子谷》，当年在苏联发表、演出的时候，都冒着风险，也确实引起很大风波，成为政治事件。《文学报》1961年9月19日刊登这首诗时，编辑已做好被解职的准备。叶夫图申科受到许多攻击，但是他收到的三万多封来信中，绝大多数站在他这一边。在乐曲首演问题上，政权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原先应允参加首演的乐队指挥和几位独唱家相继退出。指挥家穆拉文斯基与肖斯塔科维奇是挚友，他们的友谊开始于在音乐学院学习时。1937年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首演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之后，肖氏的大部分作品首演指挥都由穆拉文斯基担任（交响曲第五，1937；第六，1939；第八，1943；第九，1945；第十，1953；第十二，1961）。这次原本也由他执棒，后来却也宣布退出，显然是受到当局的压力。自此，他们交恶，长期亲密、互相支持的友谊破裂穆拉文斯基（1903—1988），苏联杰出指挥家。30年代开始担任列宁格勒爱交响乐团（现在的圣彼得堡交响）常任指挥40多年，提升该乐团水准而跻身世界著名乐团之列。特别擅长指挥柴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DG出品的双张柴可夫斯基4、5、6交响曲（编号419 745-2），几乎是柴可夫斯基这三部交响曲的权威，难以超越的经典版本。这是20世纪无数因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导致友谊、爱情受损、破裂的一例。最终乐曲首演指挥由康德拉辛康德拉辛（1914—1981），苏联指挥家。1938到1943年任列宁格勒马林斯基剧院乐队的首席，1956起成为莫斯科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和艺术指导。1979年在荷兰巡回演出时寻求政治庇护，开始任职于荷兰皇家音乐厅乐团。担任。

    基于音乐处理上的需要，《娘子谷》的“歌词”对“诗”有一些改动，尤其是独唱与合唱上的分配：这增强了对话、呼应的戏剧性。其中值得提出的重要不同是“犹大”和“犹太人”的问题。原诗是这样的：

    于是我觉得——

    我仿佛是犹大，

    我徘徊在古埃及。

    歌词却是：

    我觉得现在自己是个犹太人。

    在这里我跋涉于古埃及。邹仲之译，见《爱乐》2005年第5期，三联书店出版。台北《发现：肖斯塔科维奇》一书的歌词翻译是：“我觉得现在——/我是犹太人/在这里/我横越过古埃及”（赖伟峰译）。

    多种歌词译文，诗中的“犹大”都成了“犹太人”。我感到困惑，一个时间怀疑诗的中译是否有误，便请教汪剑钊汪剑钊（1963—），诗人、翻译家、俄苏文学和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文学》《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翻译《阿赫玛托娃传》。这里引述他来信大意，他还发来他新译的《娘子谷》。他的解惑是：诗的原文就是犹大，犹大和犹太人在俄文中是不同的两个词，翻译不致出错。他认为，诗人既把抒情主人公当作受害者，同时认为在施害中他也负有责任，觉得“自己”就是犹大，被同胞唾弃，内心受到谴责，没有归宿感而游荡在古埃及土地上。

    当然，现在我也还没有明白这个不同产生的原因。爱伦堡在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8交响曲》之后说：“音乐有一个极大的优越性；它能说出所有的一切，但是尽在不言中。”的确，多层次的、复杂交织的情感思绪，它的强弱高低起伏，它的互相渗透的呈现，文字有时难以传递；但是深层思想的揭示能力，音乐也有稍逊的时候。也许难以表达这里“犹大”所包含的复杂思想情感，才有这样的改动？汪剑钊的解说是对的。叶夫图申科《娘子谷》的震撼力，既来自感同身受（“我就是德莱福斯”；“我是安娜·弗兰克”；我是被枪杀在这里的每一个老人和婴孩）地对民族毁灭性暴行的批判，也来自这种不逃避应承担责任的勇敢自谴。

    四、政治诗的命运

    叶夫图申科多才多能，它不仅写诗，也写小说、电影剧本、诗歌评论，主演过电影。就诗而言，题材、形式也广泛多样。不过，说他的主要成就是“政治诗”，他是20世纪的政治诗人，应该没有大错。这也是他的自觉选择。他曾说，斯大林逝世前他“一直隐蔽在抒情诗的领域里”，“解冻”之后“要离开这个避难所”了《〈娘子谷〉及其它》第1-2页。《提前撰写的自传》中也说过相似的话：“内心抒情诗在斯大林时代几乎是禁果”，现在“开始冲破了堤坝，充满了几乎所有报刊的版面”；不过，在“发生的巨大的历史进程面前，内心抒情诗看起来多少有点幼稚。长笛已经有了……如今需要的是冲锋的军号”《提前撰写的自传》第40页。因此，在当年苏联的诗歌界，他被归入着眼于重大政治题材，诗风强悍的“大声疾呼”派（相对的是“悄声细语”派。这两个“派别”，中译有的作“响”派和“静”派）。

    20世纪多灾多难，也曾经充满希望和期待。战争，革命，冷战，专制暴政，殖民解放运动……这一切在具有“公民性”意识的诗人那里，孕育、诞生了新型的政治诗体式。路易·阿拉贡将这种诗体的源头，上溯到16世纪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叶夫图申科则将它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惠特曼连接。但是他们也都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当代“政治诗”的创始人路易·阿拉贡1951年说：“对于我们来说，马雅可夫斯基首先是当代政治诗的创始人，这个事实是谁也不能从历史的篇章上抹掉的。”（《从彼特拉克到马雅可夫斯基》，见《法国作家论文学》第36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叶夫图申科的观点，见《彪形大汉却无力自卫》。）。叶夫图申科也将自己纳入这个诗歌谱系。他赞赏这位开拓一代诗歌的“硕大无比”的诗人的伟力：

    马雅可夫斯基比任何人都更痛切地认识到：“没有舌头的大街却在痛苦的痉挛——它没法子讲话，也没法子叫喊。”马雅可夫斯基从淫乱的内室，从漂亮的四轮马车中拉出来爱情，把它像一个疲倦的受骗的婴孩一样捧在那双因绷紧而青筋暴露的巨大的手上，走向他仇视而又可亲的大街。《彪形大汉却无力自卫》，《提前撰写的自传》第133页。

    20世纪政治诗的首要特征，是处理题材上敏锐而固执的政治视角，特别是直接面对、处理重要政治事件和问题。写作者有自觉的代言意识，抒情个体自信地将“自我”与民族、阶级、政党、人民、国家想象为一体。惠特曼那种“我”同时也就是“你们”的抒情方式（《自我之歌》：“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在20世纪政治诗中得到延伸，并被无限放大。这种诗歌不单以文本的方式存在，诗人的姿态也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传播，也不仅限于室内的默读和沙龙、咖啡馆的朗诵，而是面向群众，走向广场、街头，体现了它的公共性。政治诗诗人常以自己的声音、身体作为传播的载体，他们是演说家和朗诵者：这方面突出体现在马雅可夫斯基、叶夫图申科身上。马雅可夫斯基“希望诗歌能回荡在舞台上和体育场上，鸣响于无线电收音机中，呼叫于广告牌上，号召于标语口号，堂而皇之登在报纸上，甚至印在糖果包装纸上……”《提前撰写的自传》第143页。这种政治诗不像象征主义那么“胆怯”，不害怕在诗中说教，在政治诗人看来，害怕说教，可能会让道德变得模糊，并失去对群众动员的那种必需的质朴。

    政治诗在当代中国，也曾经风光一时。三四十年代，特别是“当代”的前30年。它的最后辉煌，是“文革”后到80年代前期这段时间，几代诗人（艾青、白桦、公刘、邵燕祥、孙静轩、叶文福、雷抒雁、曲有源、张学梦、骆耕野、江河、杨炼……）合力支持这个繁盛的，让诗歌参与群众社会生活的局面。不过，诗人西川后来说，80年代诗人“错戴”了斗士、预言家、牧师、歌星的“面具”。其实也不全是错戴，那个时代的政治诗人就是斗士、预言家、牧师和“歌星”（就其与受众的关系而言）。

    但这是落幕前的高潮，日沉时的最后一跃。舒婷1996年写道：“伟大题材伶仃着一只脚/在庸常生活的浅滩上/濒临绝境/救援和基金将在许多年后来到/伟大题材/必需学会苟且偷安”（《伟大题材》）。中国政治诗的式微，开始于80年代中后期，1988年公刘在《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的《从四个角度谈诗和诗人》，以深切的忧虑揭示了政治诗消退、淡化的事实。公刘：《从四个角度谈诗和诗人》，《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50年代初，法国诗人阿拉贡抱怨人们将16世纪的彼特拉克只看作爱情诗人，而忘记了他同时，甚至更主要是政治诗人，中国学者滕威抱怨90年代的中国只高度评价聂鲁达的爱情诗，而冷落了他重要的革命、政治诗歌《“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他们的抱怨虽然正确，却难以扭转这一趋势。在一个物质、消费主导的时代里，人们记忆的筛选机制不可避免发生重要改变；他们难以再热情呼应那种政治说教。况且在今天，诗人面对的政治、社会问题和事件，已不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能够明晰地做出判断。复杂化的“政治”，已经难以在诗中得到激情、质朴的明确表达，它更适宜置于学院的解剖台上，为训练有素、掌握精致技能的学者提供解剖对象。那些严肃、试图面对重要事件和问题的诗人，因此变得优柔寡断，犹豫不决。

    讨论桌上，两个来自

    极权国家的民主斗士在畅想

    全球化如何能够像天真的种马一样

    在他们的国土深处射出自由，而

    一个来自民主国家的左派

    却用他灵巧的理论手指，从

    华尔街的坍塌声中，剥出了一个

    源自1848年的幽灵。

    ……胡续冬：《IWP关于社会变迁的讨论会》，《旅行/诗》第49页，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

    来自世界不同城市，有着不同世界想象的知识分子，聚集在1933年纳粹党人焚书的柏林百布广场，讨论着诸如“全球化经济有助于民主/还是更巩固了独裁？”“在现今的世代里/勇气是什么意思？”诗人梁秉钧对此的回应是：

    回答得了么，历史给我们提的问题？

    对着录音的仪器说话，有人可会聆听？

    太阳没有了，户外的空气冷了起来

    能给我一张毛毡吗？

    六个小时以后，觉出累积的疲劳

    能给我一杯热咖啡？[1]

    “累积的疲劳”是一种时代病，炽热的热情和内在的力量变得罕见。

    政治诗衰落的原因也来自它自身。叶夫图申科在《彪形大汉却无力防卫》中，对马雅可夫斯基赞赏、辩护之外，也指出他“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他经常为争取诗歌的整体功利性而战斗，为此他失去了许多东西——要知道，任何艺术功利性都注定结局不妙。”他情愿，或不得不牺牲某种他并非不拥有的“艺术”。另一方面，“瞬间性”是这种过度依赖时间的诗歌的特质。政治诗人对此应有预想，如马雅可夫斯基写下的，当他下决心进入这一政治诗的领域，就要同时宣布：“死去吧，我的诗，像一名列兵，像我们的无名烈士在突击中死去吧。”当然，另一个可能也并非不存在，“瞬间性”也可以转化为“永恒”，如果诗人既能深刻触及现实的“瞬间”，又有足够的思想艺术力量超越的话。

    今天，当我们重读叶夫图申科这样的诗人的作品，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启示？20世纪马雅可夫斯基创始的政治诗是否还能给我们提供精神、艺术上借鉴的资源？我们是否也会如舒婷那样，期待着“救援和基金将在许多年后来到”？也和叶夫图申科在1978年那样，对这种政治激情的诗歌的未来充满信心？——

    有时候觉得，根本不是从过去，而是从朦胧的未来……传来冲我们开来的轮船发出低沉的汽笛轰鸣声：请听听吧，后辈同志们……

    注释

    [1]《百布广场上的问答》《东西—梁秉钧诗选》第9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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