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田埂路上学步并开始了人生的行走,而故乡的田野是在田埂路两侧展开的,也因此,大地的风景便由这一条长长短短或纵或横的田埂路连接,并且承载着农人的脚步,以及他们肩头因季节而变化的各种农具。无一例外的是追随季节的、曙光与暮色中农人的来去匆匆,后来成为我心目中一处风景的源流。正是这田埂路,把学步的顽童扔在田野的风景中了,在稍稍长大后他们会不会蓦然想起,这田埂路仿佛如一支画笔?描画并区隔着田野的风景:高田是棉花、麦子,低田是水稻、油菜,长着不同类型的枝叶,开着不同色彩的花。
我终于无法把棉花的雪白与棉花秧联系在一起。小小的棉花秧极为稚嫩,儿时在田埂路上追逐胡闹,却从来不敢闹到棉花田里去。然后是看着母亲用一种小而尖头的农具,在棉花地里小心翼翼地耙来耙去、松土除草。这种农活看似简单其实极为细腻。我曾跟母亲学着耙过一回,一出手就耙断了两根棉花秧,赶紧落荒,逃跑时又踩倒了几棵。母亲喃喃地说:“罪过!罪过!”我曾反复思量,这是一种什么罪过呢?直到上初中,当莫名的忧郁袭来,我还会因这几根棉花秧而自责:这是我犯的第一次罪过吗?我的犯罪记录是由此开始的吗?人为什么少不更事时就会犯罪呢?
当棉花地里棉花盛开时,乡村的气氛就会为此一变,因为收获的季节到了。假如年景好,农人看天上风云变幻,估摸着气候变化,脸上的皱褶里会溢出笑容。采摘棉花时还要收割稻子,一年的汗水与辛勤劳碌的回报,便是农人的幸福之所在了。谁曾想到这小小的一碰就折的棉花秧会长成如此高大结实的棉花树,并且在枝条上挂满了白云一般的棉朵呢?棉花在棉朵中含而不吐、吐而不坠,等着农人去采摘,乡人称之为“拾棉花”。其实,这个“拾”字虽然富有诗意,却并不轻松,“拾棉花”的人先得剥开棉铃再将棉花从中抽出,还要拾得干净。细小嫩弱的棉花秧长大结实时,其干、其枝、其铃不仅粗壮厚实而且坚硬。“拾棉花”的妇人,一个秋天下来手背上往往都是伤痕斑驳。但,棉花田里却是笑语盈然的,农妇之中也有说笑话的高手,乡人称之为“田乱话”、“嚼笑话”,又乱又嚼,其味可知。我因为从小失父,总是跟着母亲到地头去玩,最早听到的“田乱话”却是农妇说的,诸如“骑白马,拔长枪”之类,只听得棉田里一片笑声,不知其意也不敢问。
我儿时的棉花田里还种瓜,各种甜瓜,最好吃的是青皮瓜,皮青肉也青,香甜可口味道好极了,走在田埂路上,瓜熟时节,便芳香弥漫。于今想起,风景不仅有色彩还有芳香。有路人经过,渴了饿了,到棉花田里摘个瓜吃,不算偷,随便吃。
金黄的油菜花开放在春天里。油菜花开时,整个村路掩映其中,田野上飘荡着甚至是堆积着油菜花的芬芳,那种能让人头晕目眩的芬芳。油菜的个儿高,金黄色的花序自下而上迎风摇曳、招蜂引蝶,并且掩盖了所有的田埂小路。这个时候,田野的风景便会联结成金黄色的真正辉煌的一片,那芳香也一片,那蜂蝶也一片。放学回家,扑进这田埂路时,我便大口地呼吸着,但要小心地驱赶那些成群结队的蜜蜂,有蝶恋花的嗡嗡声,有的蜜蜂还会落在农人的扁担上……
田埂路,我的道路。
我是在田埂路上学步的,学会了跌倒再爬起来,跌倒在田埂路上的感觉,于今想来亲切而温柔。田埂路以及故乡的田野,对每一个跌倒的孩童都还以善意的拥抱。那是回到土地的怀抱了,有泥土味儿与杂花野草相拥,所有这一切便是故乡故土的气息。
田野是崇明岛地里长出来的风景,田埂路是这大片风景的花边。
农人的珍惜土地是从珍惜田埂路开始的。
崇明岛上每一条田埂路两侧的每一寸土地都不会荒废,农人会适时种上蚕豆、豌豆、毛豆、芦穄等。这时候,田埂路上就会生出一些细小而又轻盈曼妙的花朵,比如蚕豆花,小小的花瓣有黑色镶边,显得典雅而又高贵;豌豆开小白花,还生出极细极嫩的枝蔓并可以随时随地攀缘,从路边悄悄地伸出几根嫩尖。豌豆还能使人想起崇明岛上农人口耳相传的只属于崇明岛所有的一个成语:牵丝攀藤,如果不是活的风景会有活的语言吗?
牵丝啊,牵向哪里?攀藤啊,攀往何方?
少小时我常干的家务活,除了扫地就是剥蚕豆了。一大捧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蚕豆,摘下豆荚再把蚕豆从中剥出,然后由母亲上灶炒着吃。先起油锅,油极珍贵,一般农家用一块油渍渍的布蘸一点豆油或菜籽油在锅底抹几下,然后翻、炒,再加上葱花。炒熟后的蚕豆表皮上还有一点亮晶晶的油花。不仅在饭桌上吃,还用一根细竹片串成一串在上学的路上吃,多吃蚕豆少吃饭,粮食始终是紧缺的,必须得精打细算着吃。
为了保存,更多的蚕豆晒干后成为干蚕豆,可以存放到冬天,甚至来年春天。可以炒着吃,或浸泡后剥成豆瓣,做“盐齑豆瓣汤”,这是崇明乡下的一道名菜,“盐齑豆瓣汤”者,农人自己用草头盐制的家常咸菜,味道鲜美,农谚云:“三天勿吃盐齑豆瓣汤,脚股郎里酥汪汪”。“脚股郎”即为腿脚也。
晒蚕豆的日子恰逢多雨天,这时候就得“抢日头”,有太阳时赶紧晒,还得赶紧吃,家家屋里都是已经晒干的、将要晒干的蚕豆,不吃怎么办?吃太多的蚕豆之后便胃涨,会过量排气,尤其是在小学课堂上,此起彼落,不时会引出哄堂大笑,就连穿长袍的黄钟鼎老师也只能愠怒道:“笑什么?上通气下通屁,生命之常理也。”不过,说完这句话之后,黄老师也掩鼻了。这是我从田埂路走进的第一个学校——西保小学——在保安镇北边,我的小学最初其实是在一座破庙里,山墙上半部分的砖头已经坍塌,冬天刮大西北风时残墙摇摇晃晃,这时候黄钟鼎老师便让同学们赶紧离开教室,并用打手心的戒尺敲着黑板:“快点!快点!”黄老师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有时还会自言自语:“险乎哉!险乎哉!”这种场合下,黄老师似乎也不太严厉了,我便大着胆子问:“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险呼哉,知道吗?危险的‘险’,呜呼哀哉的‘呼’、‘哉’,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知道什么呜呼哀哉?但那意思是极危险、极紧张,却是能体会到的。
进西保小学读书后,每天要从保安镇经过,这是崇明岛西北角方圆三五里地的一个集贸中心,母亲及左邻右舍的乡亲每天早晨天蒙蒙亮时“上镇”,上的就是这个镇。这是我第一次到镇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瓦房,有石板铺的路,下雨时会从石板上迸出水花,石板之间长着几根野草。街上有杂货店、茶馆店,还有一个小小的蜡烛店。茶馆店门口有一个煎油墩子的小摊,油墩子浮在油锅中,“滋滋”作响,与茶馆店里飘出的烟雾和茶香混合在一起,溢满了小镇的每个角落。品元伯有时会在早晨去茶馆店喝茶,给我买过一个油墩子,又油又香,小时候曾和别的小朋友说过,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油墩子更好吃的了,茶馆里有苏州来的说书人,假如是下午场,赶上放学时还没有散场,便会听一会儿,说的是《封神榜》,通天教主的那个翻天印,现在想来不就是导弹吗?
保安镇南侧,我的小学——西保小学的新校舍正在修建,当我们从破庙里搬过去时,要过一条河,这条河把保安镇一分为二,河西是西市梢,河东是东市梢,河上正在造一条新的木桥。从庙里出来过桥到东市梢再往南一点便是新的校址,校舍还没有全部完工,开始几天每人发一块砖头坐在操场上听课。到冬天时,新的学校给我们最大的快乐是有操场可以跑跑跳跳,而且不再坐在教室里吃西北风了。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便挤在东山墙“轧毛竹”——一个挤一个相互取暖也趁机打闹。
记忆中的崇明岛的冬天是格外寒冷的,有鹅毛大雪,小河里结着厚厚的冰,我们便踏冰而过,或者凿下一大块冰做冰轮玩,整个冬天都笼罩在阴天雨雪的忧郁中,偶然放晴出太阳的一天,家家宅院里更搭起了各种“马马撑”,晾晒衣被,虽然都是土布却也五颜六色好看得很,还有茅屋屋檐下长短不一的冰凌,农人称为“凌独”,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并一滴滴地融化坠落。我的田埂路啊,我怎么能忘记无论春夏秋冬与你的相亲相近?上小学时,我总希望有一双胶鞋或钉鞋,可以在雨雪天上学走路。直到我长大,母亲渐渐衰老之际,她总是感叹着:“穷啊,儿子念书连一双胶鞋也买不起。”在夏日的暴雨中,我赤脚走在泥泞的田埂路上,还天真地以为跑得愈快愈不会摔倒,于是飞奔,摔成“泥滚鳅”。下雪天穿一双旧棉鞋,软软地走在雪地上,冰消雪化,路变得泥泞不堪时,便在旧棉鞋上捆扎草绳以固定。彻骨的冰冷从此便烙印在心头,连同这一条乡村小路,延伸在以后的岁月中。
西保小学是初级小学,升五年级要考试,我考到了在我家西边约一里多路的新安镇上的新平小学。教数学的朱老师戴眼镜,上身总是穿一件旧西装,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西装。在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我读到了第一首新诗——艾青的《春姑娘》,我一边读一边想,春姑娘不也从我家门口的田埂路走来走去的吗?她挽着的篮子里还会有油菜花、蚕豆花、荠菜花……这首诗,这些想法,使我兴奋,一种莫名的兴奋,也许就在少小年代因为被艾青而感动,诗正向我走来,我正向着诗走去。机缘巧合的是,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的开篇又是一首新诗——袁鹰的《时光老人的礼物》。语文老师叫张其文,胖胖的,和蔼可亲。他在讲解袁鹰的这首诗时,要求我们反复朗读,并布置课外作业,以“时光”为题,每人写一首诗。同学们愕然,诗,什么是诗,怎么写诗?张老师说了六个字的要求:“分行,简练,顺口”。我又哪里知道怎样写诗呢,但内心里有一种冲动,或者说是激情,想写,写我艰辛的母亲、早逝的父亲,真是无知无畏啊,我在油灯底下写到后半夜,开头几行还约略记得:父亲在我出生百天时就死了/把我留给母亲留给光阴/总想让光阴还我父亲/看见的却总是母亲种花地的身影……
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张老师看完我写的这首诗后激赏,除了要我在全班朗读之外,还在学校的墙报上发表,并且送给我一本显然是他常读的《唐诗三百首》、一本《诗经》,还叮嘱道:“诗要慢慢读,读不懂再读。”几天后,张老师又把我叫到办公室,送给我一支同学捡到后交给张老师无人认领的钢笔。在这之前,我只有铅笔,小学六年级的同学中有家境好一点的已经会摆阔了,在袋口上插了三支钢笔,有一支钢笔是小学生,有两支钢笔是中学生,有三支钢笔是大学生,小学生作大学生状,也有愤愤不平的同学责问道:“你是大学生吗?”遂起纠纷,进而撕扯,两个人弓着腰打了一架,这一打不要紧,三支钢笔掉在地上的是三个笔帽,又有同学揭发道:“他没有钢笔,这笔帽是捡的!”
张老师送我的钢笔,我一直视为至宝。可是,一个夏夜与小伙伴们在柴草场上疯玩打闹之后,钢笔丢了,再也找不见了。本来不是我的,终久离我而去了。从此,惶惶不可终夜之后,便是惶惶不可终日,我怕有人去认领这支钢笔,还怕张老师问起为什么又用铅笔了?好在小学就要毕业了。
从小学升初中同样要考试,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三十。我的数学成绩在及格与不及格之间,考试前在张老师的催促下突击复习了几天,考得上考不上一点把握也没有。再加上我的大姐正在武汉卫生学校读书,二姐刚刚病故,母亲愁苦的面容实在使我心痛,便对母亲说,不想上学了,回家在合作社放鸭子,母亲只顾纺纱没有说话。不料,没过几天,张老师突然来访,一路问:“徐刚的家在啥地方?”母亲正在棉花田里锄草赶紧出来迎候,张老师手里晃动着一张纸大声地说:“考上了,徐刚考上了!”在我家里小坐,张老师不无沉重地对我母亲说:“再穷,也要让伊读书,这个小囝将来是做诗人的料。”
送走张老师,母亲便问:“做诗人就是做官?”
无论如何,我又要去读书了,崇明的农人对老师、教书先生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敬畏,老师说的话总是对的,不听老师的你听谁的?同时,我也感到了母亲对我的一种期待,虽然少不更事却多少能感觉到,那是多么遥远的期待啊,相比较于近在咫尺的鸭棚、从小希望长大了有力气像别家的男人一样挑重担,为母亲分忧而言,母亲的期待,除了母亲还会有谁去期待?
忽然生出了从田埂路出发的路的迷茫的感觉。
我的田埂路啊我脚下的路,还要延伸到哪里?
这一个暑假,母亲天天晚上帮人家纺纱,为了凑够我开学的学杂费。入夜,乡村里只有虫鸣狗叫,一盏小油灯下,我翻来覆去读《唐诗三百首》,相比李白的《静夜思》,少小时我却更为“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陶醉,是不明不白的陶醉。乡村里还有老户人家祖传的旧小说,纸很薄,双层双面印刷,绘图绣像,如《西游记》、《封神榜》、《说唐全传》、《七剑十三侠》等,我都借来看得如醉如迷。假如是晴天,月亮刚好升起在东方的夜空中,我家又是朝东屋,母亲便在月光下纺纱,月亮升高,纱车便往前移动一点,一直移到门槛,差不多便是月上中天了。这个时候夜色轻柔,星光月色泻在地上,只有母亲纺纱的“吱呀吱呀”声,和院子里青草丛中小虫的鸣唱,邻居家的狗也已经休息了。早晨,我还在睡梦中时,母亲已经出早工下地劳作了。乡下也有人劝我母亲的:“丫头读书,儿子读书,你一个寡妇有几条命啊!”母亲总是沉默不语。但,我的那位爱到镇上听说书的品元伯却不这么认为,“各人头上一爿天,各人脚下一条路”。我的堂兄、三哥在乡里做指导员,经常送我一些白纸,“好好写”,还给过我一本《红旗飘飘》;大约五年级时,我的姐姐还送我一本《把一切献给党》,知道了吴运铎;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进了初中以后了。
我要上中学了。
我的中学在我家东南约三里路的猛将庙镇上。说是猛将庙却不见庙,中学的名称为“崇西中学北校”,当地农人都称呼学校的旧有名字:“三乐中学”。老一辈的人如数家珍地告诉我,猛将庙祭祀的猛将姓刘名承宗,广东吴川人,元末驻防在盘船洪一带。当时江淮地区蝗灾严重,崇明岛亦被波及,刘承宗在盘船洪“督兵逐捕”、“保禾有功”,一方百姓为称颂刘猛将军,后又建庙以祀。1911年,乡人汤颂九于上海中等商业学校毕业,时当科举已废、新学初起之时,汤先生回到崇明西沙故土,在猛将庙的佛堂里接办正蒙初小,为乡邻欢迎,要求读书者纷至沓来,于是增办高小,取《孟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之义,而命名为三乐高等小学堂。到1925年时,这一所为农人子女开设的学堂声誉日隆,学额递增,汤颂九与施显谟、施象秋等前辈一起,联络乡绅,组建初级中学,并造主教育楼——雨花楼,初中、小学成为一体,前者名为三乐中学,后者名为西成小学。
我的田埂路把我带到了一个离家更远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能感受到一所有历史的学校,必定具有创办者的灵魂和思想并且成为传统流布,成为一种精神。当我拎着一个小小的饭篮,里边盛着麦饭、咸瓜走进校门后才知道,这是三乐中学的传统,几十年来如我这样的学子都是带中饭走读完成学业的。我第一次看见了一排整齐的二层楼房,楼房前有松树、冬青,我的教室在一间平房里,升到初三的学生才能升到楼上,那时就可以登高望远了。
在三乐中学,能感到老师的温暖、求知和读书的快乐,学校里不仅有图书馆还有一间阅览室。管理图书馆的袁老师是个早生华发的漂亮的女老师,细声细气,循循善诱,每一次我去借书可以多借一本。在那一间位于一楼的阅览室里,我惊讶地看见了那么多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东海》、《鸭绿江》等。这是我最为醉心之处。我读到了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秦牧的《艺海拾贝》、《人民文学》上的郭小川的《望星空》,并一字不落地抄下来,为同学朗读郭小川的诗。关于星空、银河、琼浆的梦想,以及人生的惆怅,便如种子一样种在我少年时的心灵中了。
我读书时三乐中学的教导主任是施汉梁老师,学生中间流传着他勉励学生发愤学习的名言:“万勿到头来,一抔黄土封口,万事皆休。”他注意到了我为校黑板报写的一些短文和小诗,有一天放学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送给我一本歌德的《浮士德》,要我多读书,读古今中外的书,同学们哗然,哪有教导主任给学生送书的?
上地理课时还有一本《崇明乡土地理》的教材,使我知道:崇明为什么有那么多“沙”的名字,比如我家和三乐中学所在地称为“上沙”,或者“西沙”,岛的东部则为“下沙”,还有“北沙”、“小南沙”、“长沙”、“响沙”、“平洋沙”等不知具数,崇明农人还爱说“上下八沙”。原来,崇明是长江入海口泥沙堆积而成的一个岛、沙岛。长江正是从我家所在的崇明岛的西端分成南北两支沿狭长的崇明岛东流,然后于崇明岛的东端汇流进入东海的。农人的习惯称长江北支为北海,我曾经去北海边上跟随母亲在芦荡中拾柴,那是望不到边的大芦荡啊,起伏,摇曳,大片的起伏,大片的摇曳……在堤岸高处可以看见波涛与风帆,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涛声轰鸣,那就是一夜一夜地回响在我枕边、梦中的涛声。
大芦荡是大风景,大芦荡是根源的保有者。
有了大芦荡里最早踩踏而成的拓荒小道,才有了田野风景中花边一般的田埂路。
大芦荡里有螃蟹、蟛蜞,这是上天和江海赐给崇明人的美味。大芦荡里还有丝草子,那暗红色的小小颗粒,去壳之后可以磨成粉,做丝草籽烧饼吃,在吃不饱饭的岁月里,农人们成群结队去割丝草子,聊补无米之炊。
大芦荡里还有各种小鸟,有的会用一根稻草缠住两根芦苇做窝。有一种鸟叫告天鸟,会从半空中直飞而下,叼起一条小鱼,再扶摇而上鸣叫于白云之下:“吉吉之”、“告告之”……
在大芦荡中跋涉,你会感受到大荒凉中的生命气息的悠远、绵长,还能看见一层层波涛涌来再后退时的沙的沉积,崇明岛的新地,如同婴儿一般嫩滑的泥土的表层,提醒我们:一千三百多年前崇明岛出露水面时的娇嫩、羞怯……
当一条田埂路引领我走向自己的童年、少年,并在大芦荡边缘徘徊的时候,我知道,亲爱的读者,我们可以探询崇明岛的来龙去脉了,那些关于沙、沙洲以及沙洲之上的语言和生生死死的故事,等等等等,如此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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