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传-沙洲、田制及地理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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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负笈远游的学子,到行吟天下、浪迹他乡的诗人,关于故乡故土崇明岛,我始终沉浸在沙的追思中。

    沙从何来?

    沙因何变得细小?

    沙、最早的沙、第一粒沙是怎样在长江口沉积的?

    “一盘散沙”,几乎就是人们印象中的沙的常态,可是君不见长江东海之交有聚沙成洲的梦幻般的现实?

    当大浪淘沙时,沙与水分离了吗?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此种分离是分道扬镳呢?还是依依惜别?或者别有深意?

    民国己巳年即1924年曹炳麟主修的《崇明县志·地理》卷首开宗明义称:“崇明之地以水为命,长江发源青海,历岷山而蜀、楚、豫,经吴入海。径流九千余里,挟泥沙而下,逶延乎两崖之间。海水逆之则流缓而沙淀,故自江陵以下,洲渚极多。况江海之交,尤众流骈集,泥沙奔委之处,则其有崇明也。”

    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崇明以水为命,假如没有长江之水就谈不上江水挟带的泥沙,何来崇明沙洲?长江源出青海唐古拉山格拉丹东雪峰姜根迪如冰川,在点点滴滴的冰川融水成为初始流出之后,汇集支流,凿山辟岭,辗转、腾跃,当金沙江在川滇边界迂回七个大弯之后,于宜宾附近接纳岷江,始称长江,然后汇流于四川盆地,夺三峡而下。至下游江面骤然宽阔,流速渐缓,在入海口处,江涛、海浪互为顶托、撞击,泥沙于是沉积,久而久之形成河口小沙洲。在沧海桑田的漫长过程中,此消彼长,合纵连横,发育成今日之河口冲积沙岛、崇明岛。

    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也是世界第一河口冲积沙岛。它位于东经121°09′30″至121°54′00″,北纬31°27′00″至31°51′15″。处于长江入海口,三面临江,东濒东海。东西长76公里,南北宽13—18公里,状如卧蚕,全岛总面积一千二百余平方公里。

    成就这一沙岛的过程,却是惊心动魄的。

    正如县志所言,“惟江流缓急无常,故崇地沧桑靡足,缓则沙日涨,急则土日削,涨削既频,形势时异,治城更五迁,而沙洲之沦没以百计。自有土以来,镇于唐,场于宋,州于元,县以明清,历千载有余而屹然为长江门户,岂偶然哉!”

    言说崇明岛的历史,几乎就是叙述沙洲的涨坍史。

    唐朝武德初即公元618年至626年,长江口积涨两沙,这两个名为东沙和西沙的小沙洲,便是崇明历史的起点。不知道最早注意到东沙、西沙的是谁,总之是“日久高广,渔椎者依之,渐有田庐”。另有史料说,到万岁通天元年即公元696年时,有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到沙洲上“辟草垦地,易而为田”。这六姓人家,便是崇明岛最早的垦拓者,土著之先人。

    《舆地纪胜》称: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在西沙设崇明镇,崇明之名由此而沿用至今。另一说是唐神龙年代,约在公元705年至707年,设崇明镇于西沙。以万里长江流程之遥远,滚滚流沙累积之神奇,却能高耸水面而成为家园之地,岂非崇高而光明?宋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又涨起出一沙,因姚、刘二姓先到这小沙上开发、居住,而名之为姚刘沙,与东沙接壤。建中靖国初年,东西二沙坍没,又在东北方向涨出一沙,因为三次迭涨而成故名三沙,还有一种说法是句容朱、陈、张三姓最早登岛谋生,故名。三沙有渔盐之利且风景天然江水环绕,刘婕妤、张俊、韩胄都建有庄园,称富一时。到开禧时庄园颓废,南宋嘉定十五年即公元1222年,设天赐盐场,县志认为“天赐”之名是因盐灶靠近天香港而得之,或者还可以这样认为,三沙、盐场均是天赐之地也。其时崇明岛已成为朝廷重犯、要犯发配流放之地,并专事煮盐,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朝廷同意知州薛文虎之请,升天赐场为崇明州。于姚刘沙筑城,方九里。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州城南部坍削,由达鲁花赤、八里颜、程世昌、王也先不花等一应官员,把州城迁至旧城之北五十里新涨出的东沙,是为一迁。元末明初,土地坍塌,人口减少,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崇明由州降为县。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县城南部又坍,不得已又迁至旧城北十里新涨的秦家符,这是第二次迁移。公元1529年即嘉靖八年,县城再坍,迁至三沙马家浜,此为县治之三迁。嘉靖二十九年,县城的东北面因浪打潮削又有坍陷的险情,于是弃三沙而四迁至平洋沙,基方七里三分,濠广十余丈,深一丈,垣周一千二百八十六丈,高二丈,有陆门四,额其东为“东海瀛洲”,西为“姑苏巨镇”,南为“青龙要津”,北为“江海朝宗”。到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再坍,知县何懋官迁城到长沙,即今之县城所在地崇明南门港,周七百二十五丈四尺,高两丈,厚一丈,濠广九丈。陆门有东门乐平,西门庆成,南门迎薰,北门拱辰,东南门朝阳。四百多年间虽险情迭起、风潮相涌,县治五迁之后再未迁过,其间先后隶属通州、扬州路、苏州府兼隶太仓、专隶太仓州。

    概而言之,崇明沙洲涨坍大致如下:唐时涨东沙、西沙;宋时涨姚刘沙,东西两沙坍没;元时涨营前沙、马驮沙等大小十多个沙;明时初坍姚刘沙,再没三沙,而马鞍沙、平洋沙、竺泊沙等三十多个沙洲先后面世。清朝初年到民国,涨坍更加频繁,明嘉靖以前出露的沙洲尽被淹没,而东北方面的大沙小沙涨成一线,西南方向的几个沙洲时隐时现,谁能去猜测大自然主宰下的沙情水势呢?崇明沙洲在长江口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的涨坍漂流,看似无头无绪,其实是长江、东海之水与水中之沙相互关系的不断调整,且具有方向性。到1644年前后,崇明岛由诸多沙洲的生生灭灭中连接成东起高头沙,西至平洋沙的一个狭长的初具规模的不小的沙岛。

    崇明岛的土地,是江海之间涨出来的沙,观察其沙洲的丘形,古人也称之为沙状。可是因为“桑海屡变”以致旧日的沙状,“地没名存,户亡粮在”,地已坍没,但名称还在,名存实亡也;农户不存而需交纳的钱粮仍在名下。因此,确切地了解沙状的变化,是崇明田亩制度的关键,到1924年时,全县合计共有沙状一百一十七个,田荡涂留三万一千三百三十八公顷三十一亩七分八厘一毫六丝四忽五微。

    其时,崇明岛上有众沙六十处,它们是:长沙,响沙,吴家沙,新灶沙,日兴沙,日旺沙,永丰沙,永隆沙,永福沙,沈阜沙,终兴沙,仙景沙,永宁沙,龙珠沙,洪勋沙,永盛沙,利民沙,箔沙,高头沙,小阴沙,向阳沙,永春沙,东旺沙,小团沙,烂沙,孙家沙,东大阜沙,长安沙,协安沙,袁家沙,太平日隆沙,永安沙,永庆沙,新镇沙,定成沙,保定沙,平安沙,日升沙,南沙,满洋沙,长兴沙,协兴沙,北沙,永旺沙,杨家沙,惠安沙,永兴沙,日盈沙,连珠沙,西庆升沙,南连升沙,北连升沙,永泰沙,永昌沙,协旺沙,固安沙,合隆沙,定安沙,永定沙等。

    那些坍没的旧沙在风吹浪淘之后重新集结,或者流进大海,已经无可考证了,可以肯定的只是:在最早承载着“崇明”这一名字,并托举在风波汹涌的长江口使之成为人类风情别具的家园之后,它们消失了,或者说退隐了,让后来者、后来的沙彰显。长江不仅后浪推前浪,而且后沙推前沙,前沙者旧沙也。

    沙状的具体记述,以县城为起始,《崇明县志》写道:享沙东西陆宏状距城十五里奇,东至施成状西至沈定状,南至江北至金字头凡八号共地一百二十二顷六十二亩八分九厘。

    享沙杨圭状,距城十五里奇,东至陆宏状,西至袁家沙,南至黄虎状北至金字头,凡二号共地二十二顷八十二亩六分五厘一毫。

    享沙施成状距城二十八里东至丁侃状,西至吴家沙友尖,南至郁黄状,凡八号共地七十九顷七十五亩一分四厘六毫一丝二忽。

    郁黄状距城三十里,东至西段郁惟和状,西至长沙乐字,南至永福沙,北至享沙,凡四十七号共留地一百五十九顷九亩八分二毫二忽,坍十之五。

    永福沙距城三十里,东至朱状,西至江南、至江北、至郁黄状,凡十五号共留地八十七顷六十四亩三分九厘六毫一丝九忽,坍十之八。

    城北袁家沙距城六里,东至享沙黄虎状,西至孙家沙,南至长沙,北至日隆沙,凡八十九号共地一百六十八顷五十五亩五分六厘九毫五丝。

    南沙在南洪之南定安沙,距城五里,东南皆江,西至满洋沙,凡十一号共留地二百二十七顷九十一亩四分,内熟地十之一尽坍……

    不要说这些旧沙徒有其名,空有其名,不,其沙其名都是崇明历史的一部分。言说旧沙之名,怀想烟波浩淼,谁能告诉我一个水分子和一粒长江之沙的历程,孰远孰长?孰宽孰广?

    西沙,旧沙之首也,亦称顾俊沙。旧志记,西沙在唐初涨起,唐末建镇,宋代为场,在续涨的沙上设置边海巡检司。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宋代时,西沙和东沙已经坍没,到元代只是沿用西沙之名,但不是唐初的西沙了,原来西沙上有平等、道安、释乐三村,后来只存道安村又改名为“乡明”,舍“道安”而求“乡明”,似乎有隐情在,很可能与西沙的坍塌有关。西沙之没,其实恰恰说明“道可道非常道”也。

    姚刘沙坍没于明永乐十八年,即公元1420年,存世395年,是继东、西两沙之后,崇明岛初建之城及一迁之城的所在地,二迁之城秦家符乃姚刘沙新涨之沙。

    三沙,也称崇明沙,以崇明之名冠一沙者,唯三沙耳。三沙也是崇明县治三迁之地。旧志称,三沙屹立于长江口,与东沙只一水之隔。

    黄鱼垛沙:民国己巳年《崇明县志》认为,《乾隆志》所说此沙延佑初即公元1314年至1320年涨起说不确,《光绪志》称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许浦都统制吴英请求设顾泾水军申文,其辖地有黄鱼垛寨,可知黄鱼垛沙乃三沙之地,当时西沙还没有全部坍没,仍用旧名,顾泾即顾俊也。

    二沙:在三沙东北,为县治外护。

    营前沙:元至元中涨出,在三沙北。

    马驮沙:元至元中出露水面,今常州市靖江县旧称,马驮沙县治东南有崇明镇,数十户人家乡音风俗与崇明无异。县志称:姚刘沙与江阴相近,马驮沙即为靖江矣!还有蒲沙、北蒲沙、民沙、陆台沙、王正沙、复德沙、毛京沙、南沙、马鞍沙、平洋沙、黄连沙、思沙、下山沙、中阴沙、三爿沙、老阴沙、管家沙、高家沙、竺泊沙、白蚬沙、高明沙、无名沙、四爿沙、和尚沙、阜安沙、小阴沙、南蒲沙、县后沙、虾沙、蛋沙、联福沙、伏龙沙、阜平沙、登舟沙、新兴沙、野鹅沙、白米沙、长兴沙、保平沙、合洪小阴沙、三渡沙、定兴沙、糖沙、玉带沙、山前沙、永兴沙、扁担沙、大年沙、小年沙、万盛沙、龙珠沙、三角沙、丁角沙、藤盘沙、杨椿沙、汤家沙、半洋沙、富民沙、太平沙、鸟桂沙、复兴沙、长洪沙、大安沙、戏台沙、小安沙、日盛沙等。

    新沙旧沙,此没彼出,长江口的沙岛其漂移的历程,都镌刻在过去和现在的沙子上了。县志告诉我们,关于长江口是怎样由西趋东的。“汉代时,长江由今常熟附近入海,现在却从川沙入海了。”两千年之间,东移四五百里,这是因为河口两岸积涨造成的。位在河口之间的崇明也就只能随着长江入海河道的摆动而漂移了,沙洲漂移,家园漂移,那是多少兴衰离合的故事。更早时期的县志都曾记载营前沙的得名是因为沙积涨在狼山营前,而高明沙在常熟福山口外,三沙西北。前文已写过马驮沙,《光绪志》明确指出是靖江旧称,崇明岛形成大岛过程中的一个脚印留在常州了。《乾隆志》还说,姚刘沙秦家符上二迁之后崇明县治的钟鼓楼,遥对狼山,晨钟暮鼓,相望相闻。可见,宋、元、明时代的崇明,当离狼山不远,而初唐时的西沙和东沙,或许还在狼山之西。《肇域志》、《方舆纪要》及《雍正志》都说姚刘沙和东沙接壤,唯元、明时,江流从东北转向东南,这一时期崇明的变化可谓风起沙涌,出没无常。到清朝,入海之江全部东南流,因而东北方的沙洲纷纷涨起,西南方向的却日渐坍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长江入海口此一历史时期江流摆动,沙洲明灭的景象了。而这些沙洲恰恰又是我的故乡崇明岛的土地,随之漂移的是垦拓其上的先人。世界和中国的地理大势早已安定,但长江入海口的沧桑之变还在继续。

    所有这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日子里,对崇明岛和崇明人来说,家园建了又毁,毁了再建,生活还得继续,从一处正在坍塌的沙洲迁往另一处时,所有的一切就得从头做起,筑堤、开河、建造新县治以及自己的家,丈量每一块沙状。我还记得小时候农人丈量土地时只靠走步,以步来计算并很快换算成顷与亩,而这些农人都是不识字的。因为新涨的沙和已经坍削的沙事关交纳赋税,政府与农户都不敢马虎,于是便有了崇明沙状、田块的丈量之丝忽不遗,据此,完全有理由推想:崇明人善于丈量、精于测算,并且很可能有一支随时可以组织起来的计算精准的测量队伍。

    因为沙状的明晰,给崇明历史上的田制计亩打下了切实的基础,崇明人认为沙洲的制度,崇明的田制计亩是最好的,《崇明县志》(己巳年本)称:“沙洲之制,莫崇善也。地悬江海间,沧桑倏忽,故有新涨拨补之成规,疆域混茫,故有水面独分之特例;浮沙淤积,经岁成壤,故有水涂荡田之别;买卖转移,朝田暮坍,故有三年大丈拨除之典;潮汐往还,伤田害稼,故有筑圩浚渠栽种之法。视夫川涂封殖、疆理井然,非若内地之湮沧无考焉!”

    这一段事关崇明田制的综述,有几点非常关键:沧桑倏忽,疆域混茫,水面独分以及三年大丈拨除之典。崇明的田制其实是难度最广的,孤悬江海,时涨时坍,那就得拨补、剔除,非一次或几次拨补、剔除,是有三年一次的丈量。崇明在江海之间,不像在陆地,田块是固定的,疆界也清楚,崇明岛却是疆域混茫了,因此规定水面独分,流水为界的制度,狼山以南,宝山以北,福山以东,佘山以西的水面,水面上的沙洲、岛屿均归崇明独有。从拨除之典到栽种方法,崇明岛上田块井然,内地大片土地却湮沦无考又怎么可比呢?

    崇明田制计亩制度的确立,在元代。元至元十二年即公元1275年,任命横州知州薛文虎领政崇明,两年后朝廷准薛文虎之请升崇明镇为崇明州,改属扬州路。同时奏请获准三年一次田亩丈量,坍削的除去粮赋,涨出来的沙地拨给农民,以流水为界,这就是世传十六字令:三年一丈,坍则除粮,涨则拨民,流水为界。靠着这十六个字,以及地方官吏的照此遵行,崇明岛始有地安人安,这一年,崇明岛上百姓纳税的沙洲田地为七百五十七顷三十六亩有零。

    元至元十二年以后到明洪武二十四年,即公元1275年至1391年的一百一十六年间,《崇明县志》中关于田亩的资料不见记载,或者说,这一百多年间的崇明沙洲田地处于不断增加之中,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如: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官、民田地七千二百四十六顷有零。

    明正统七十五年,公元1442年,田、荡、涂七千五百七十四顷二十亩二分有零。

    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八千三百二十四顷四十四亩。

    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七千三百一十三顷九十八亩六分有零。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二顷十七亩七分有零。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田、荡、涂九千二百六十三顷六十六亩五分有零。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因海盗占据山前、永兴、大安、野鹅、联福、新兴六沙,除去六沙田、荡、涂一千九百四十四顷二十六亩七分有零之外,实存九千零六十顷五十四亩八分有零。到康熙二十三年,“海氛既靖”,被夺占之六沙复归崇明岛管治,土地田亩数为一万一千零四顷八十一亩五分有零。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报增田、荡、涂一千九百顷六十一亩一分四厘八毫。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至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县志中有载的1685年、1693年、1698年、1699年、1706年、1710年、1714年,均有数目不等的开始征税的新增田亩,假如县志所载资料无误,可以推断这一段时间崇明岛沙洲的形势稳中有涨。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拨永兴沙、扁担沙、山前沙等十二沙隶通州,计田、荡、涂两千零六十九顷六亩五分有零。县志称,自康熙六十一年以来,崇明与通州争夺沙洲案件“如山积”,后裁定以大安沙、戏台沙为界,界以南属崇明,界以北归通州,于是划拨江沙。崇明实存田、荡、涂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八顷八十一亩二分五厘五毫六丝。

    乾隆元年之后,县志中关于崇明沙洲涨、坍的记载变得明细,涨坍似乎更趋频繁。如: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新涨永隆、玉带等沙涂三百五十三顷三十六亩四分,坍没的永兴等沙一千八百九十六顷九十七亩二分七厘三毫。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新涨复兴、太平等沙涂四百七十二顷八十四亩六分,坍没西大阜等沙一千二百零九顷九十九亩六分二厘九毫。

    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新涨杨家沙涂四百三十顷三十六亩四分,坍除玉带沙、平安沙等四百一十九顷三亩二分九厘三毫,等等。

    从县志记载看,自乾隆元年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的171年间,始终坚持了沙洲田地的“三年一丈”,涨、坍数字纤及分毫,可叹可敬!涨坍的形势是有涨有坍,涨出的新沙大于坍没的旧沙,时间愈是接近清朝之末,涨出的新沙愈多,坍削的旧沙愈少,崇明已经接近完成成为一个大岛的地理过渡,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崇明新涨的沙涂为一千零一顷六十八亩二分一厘八毫,坍没的只是十顷五十三亩六厘七毫六丝六忽。实存田、荡、涂二万九千九百一十七顷二十亩八分六厘六丝七忽五微。到宣统二年的公元1910年,仅仅时隔三年,崇明岛上的田、荡、涂增加至三万零八百四十三顷四十六亩七分六厘五毫七丝四忽五微,三年中增加的沙洲田地数为九百二十六顷。

    此时,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一年后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也告结束,虽然孤悬海外,崇明岛却不能隔绝于时代之外。1907年,邑人王清穆创办了崇明第一个轮船公司,往返于崇沪之间。堆积于上海外滩的欧风美雨也在崇明洒落,以“洋”字为先导,洋油、洋火、洋灯、洋布、洋伞……洋洋于岛上直到农户人家,时迁势移,除江流沙洲而外,人间、世风岂有不变者乎?

    崇明的田制与内地有别,名称也不一样,比如“苗”,是征粮核计土地面积的名称。粮从何来?由田地而生,崇明的粮税起征于“水涂”——土地尚未露出水面就“望水纳粮”了,但最终崇明的田地是由水涂形成的。三年一次大丈量所包括的内容有:凡是涨出的沙洲应拨为民用,但要增加粮税,是为升粮;凡是坍没的沙洲应从业户名下扣除,同时减粮。丈量时还有新涨滩涂丘形、地势的优劣,然后抓阉分拨,叫“正拨”,也叫“恩拨”。水底下的水涂一亩纳粮五合,待到沙土高出水面长出苇草,叫做草滩,三年再丈时便升为“一升荡”,一亩纳米一升;又三年,草滩茂密时升为“二升荡”;再三年则为“三升荡”,一亩沙地要纳三升米了。沙滩渐渐高涨,芦苇丛生时,以荡租替代赋税,开始筑圩围田,又升为“止田”即“生田”,每亩纳米三升五合一勺。“生田”成为“熟田”即“民田”一亩纳米五升三合五勺。

    崇明岛上的农人艰辛跋涉,垦荒劳作,从“望水纳粮”开始,一升一合一勺地交纳赋税,尽到了一个老百姓对国家和政府应尽的责任。仰仗“十六字令”,崇明岛在三百多年中尽管沧桑屡变而田制不变,田亩、人口都有增加,农耕事业也有发展,不能不让后人如我生出无穷的感慨:封建社会中不仅有良策而且有良吏。那些遵循三年一丈之规一丘一丘地丈量田荡的县官,能说不是良吏吗?而“十六字令”为崇明的农人一向视作良策,用现在的话说在涉及田亩、粮税增减、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上,基本做到了公开、公平。可惜,当官的并非都是良吏,而良策的执行越到后来越容易走样,再加上“奸豪欺占”,因而“积弊乃滋”。

    “十六字令”良策的被破坏,源自“丘则”之变,“丘则”是一处沙丘、沙洲征税的准则。按旧制,凡是赋税以各丘分等级,即一丘一则而不是一丘内分别高下。时至明朝末年,一丘一则被废,采用“并圈”之法,一丘之中择人升减,减粮一石,勒银七钱,奸胥与刁民勾结,使上上之田纳中下之赋,或田属中等,赋为中上。减税多而不实,粮赋先亏后空,以至贫瘠的、已坍削的沙地要拨升粮税,于是民怨骤起。

    乾隆三年即公元1738年,知县许维枚“详定仍复一丘一则之制,勒石永遵”。

    许维枚勒石立碑并亲书《厘赋碑记》,略说崇明沙洲荡涂之别,前人立法之明,及“并圈”之弊,文末说:“非尔民布公何以正积弊乎?”中国历史上的碑刻难以计数,或者略记大事,或者歌功颂德,如许维枚为“一丘一则”的厘赋立碑并书碑记,则鲜见矣!

    长江入海之际的涛声,是永不止息的感叹吗?

    确切地说,崇明岛首先是长江佳构妙想之杰作,经万里奔突入海之际又有了与东海的冲突交融,始有崇明岛。从这个意义上说,崇明岛的历史是长江历史的一部分,由水、沙流动的形态而积淀、凝结,成为沙洲,依然是沧海桑田的古老而新鲜的“读本”,大千世界,无时无刻不在流变的明证。

    如是观之,我终于明白:说崇明岛、崇明之沙的时候,怎么能不说长江呢?

    长江啊,我首先想到的是你亿万年前的徬徨流水。

    大约在距今二亿年前的三叠纪时,古地中海即特提斯海的疆域是如此辽阔,今日之长江流域的西部均在它波涛的覆盖之下,西藏、青海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贵州西部均为古地中海的茫茫海域。四川盆地和湖北西部是古地中海向东突出的一个海湾,这一辽阔的海湾一直延伸到今天长江三峡的中部。是时也,就连今日之长江下游的南半部分也沉浸在海底,唯北部及华北、西北属亚欧古大陆的东部,地势高亢无淹没之虞。

    一亿八千万年前,印支造山运动开始,地球要造山了,地球正在造山,地球为什么要造山?也许这一造山运动的过程本身,便是最好的答案。正是在这一次造山运动中,有了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和横断山脉,秦岭也随机突起,长江中下游南半部隆起成陆。古地中海不得不后退,今西藏、青海南部、川西、黔西、桂西不再受制于波涛汹涌,原始云贵高原形成。

    地中海的退出,高大山脉的出现,使其时其地的地理环境为之大变,在横断山脉、秦岭和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断陷盆地、槽状凹地,留下了云梦泽、西昌湖、巴蜀湖、滇池等水域。这些水域也许是水的天性使然,互为串联、呼应,经云南西部的南涧海峡流入古地中海。

    这就是古长江的雏形,长江、地球上的一切山山水水皆非瞬息之作,江河是大地的一部分,从出现之初便听命于不可抗拒的地质演变和自然规律,古长江最初的流向与今日之长江恰恰相反:由东向西。

    亿万年前的徬徨流水,期待着匪夷所思的新的变化。一亿四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是又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唐古拉山脉形成,青藏高原抬升,抬升或者说崛起必然会带来周边环境的一系列变化,有高山深涧、洼地及裂谷出现,长江中下游的巫山和大别山隆起,古地中海一退再退。到白垩纪时,四川盆地上升,云梦、洞庭盆地下沉,湖北西部的古长江发育,并向四川盆地溯源伸长。到距今三千多万年的喜马拉雅山运动时,青藏高原继续隆起,大有高不可攀之势,云贵高原亦然,整个长江流域普遍间隙抬升,今之金沙江两岸高山突起。与此同时,新的断陷盆地相继出现,在流水的强烈下切作用下,深幽险峻的峡谷开始形成。

    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有了初步的轮廓,长江的流向也改变了,原来自北往南的水系在盆地和峡谷归并连通后,也向东流去了。

    大地是最初的也是最伟大的因势利导者。

    距今三百万年前时,喜马拉雅山意犹不足,再一次强烈隆起,青藏高原及诸多山脉随之抬升,世界屋脊形成。

    从中国的地理大势而言,山脉、河流已经各就各位了。

    随着长江流域西部的进一步隆起抬升,从湖北伸向四川盆地的古长江溯源侵蚀作用的力度更甚、速度更快,终于切穿巫山造就三峡,接引了四川盆地的一盆大水之后,东西古长江合流贯通,一路东进直奔海洋而去。

    今日之长江,在三百万年前便开始由西向东、自高而下奔流入海了。

    也因此,我们可以说:既然江河必按其流向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那么,长江入海口的第一粒沙、第一层泥沙的沉淀和集结,应始于三百万年前。

    但,长江入海河口在历史阶段曾经是游移不定的。

    大约六千年前,在大海汹涌澎湃的进逼之下,长江入海河口退至今天的镇江、扬州一带,河口江面宽阔,流速趋缓,江潮海浪互为托顶之下,大量泥沙因为江水流速放慢及海水中的盐分的凝聚而沉积河口内外,水沙的态势大抵是悬沙沉淤,底沙推移,分秒不息,日积月累,发育了长江三角洲。

    长江主泓道南北游动着。

    悬沙和底沙还有已经露出水面的沙洲、崇明岛便也在风波浪涛中漂移,在一千多年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漂流沙岛,县治六建五迁:一迁之城北移十五里,在今合兴镇附近;二迁之城在姚刘沙秦家符、今崇明响同镇附近;三迁之城在三沙马家滨,时为明嘉靖八年(公元1569年),二十一年后再迁平洋沙,这是四迁之城了。万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又迁至长沙,即今日之县治所在地。随着泥沙的大量淤积,隔水而望,只有舟楫才可以登岸的各个沙洲互相吸引,彼此靠近。到明朝末年时,已大体形成今日之崇明岛的轮廓。

    长沙之城也曾是岌岌乎可危哉的。崇明岛南岸不断坍塌,县城离南岸本有二十公里之遥,到1949年时仅剩半公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修筑环岛大堤,造一千多丁字堤坝,南岸的坍落得以控制。长江挟带的泥沙淤积在崇明岛的西端和东滩,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天然湿地,在这新涨出来的新地上,我看见水和沙从未分离过,那是湿漉漉的土地啊,细小的泥沙如粉末一样在长江水的滋润下舒展,几根小芦苇,几只小蟛蜞羞怯地望着这个世界……

    崇明岛土地面积在1954年的实测为六百多平方公里,五十年后已成为一千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依然是长江浩浩荡荡悬沙汹涌而至,我们只能约略地猜想,那随江水而来的悬移之沙是新沙,这新沙中的一部分将要沉积,而如今已坚如磐石般的底沙,则应是老沙了,比我们的祖父与外婆还要老得多的沙,千年之沙、万年之沙、百万年之沙,人称铁板沙。

    崇明之沙为崇明岛打上的印记是如此的截然不同:那露出水面的是年轻的,沉积于江底的是古老的。古老的已经不能再古老了,而年轻的却还在不断年轻中。这是作为河口冲积沙岛的崇明岛,与大陆及山地岛屿迥然有别之处。

    是谁最早发现了崇明岛呢?一般认为,人类在第四纪时完成了最后的地理大发现,从地球大势来看,此说不谬,但还应加以补充的是:人类地理大发现的过程,并没有在第四纪以后止步不前,尤其是对散布在江海之中的岛屿而言,必须仰仗于意识中的沧海桑田说,行动上的舟船之利,而且要有乘风破浪甚或逆水行舟的勇气和胆略。其实在人们发现东沙、西沙之前,有没有别的小沙洲显露过?然后沉没?无可钩沉了。

    崇明岛是人类大规模的地理大发现结束之后,诸多新的发现中的一次于波涛之中的发现。

    书上说,沈括是第一个对我国华北平原成因指出沧海桑田之变的人,“所谓大陆者,皆浊流所湮耳”。

    更加明确地说“东海变桑田”者,是更早的白居易。

    在名为《浪淘沙》的一首诗中,白居易写道:

    白浪茫茫与海连,

    平沙浩浩四无边,

    朝来暮去淘不住,

    遂令东海变桑田。

    我曾反复地吟诵这四句话,并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诗中所描述的“白浪茫茫与海连”是真实不过的大江入海口的景象,而“平沙浩浩”,则在长江口又非崇明岛莫属了。联想到有唐一代诗人诗歌的活跃与繁华,芒鞋竹杖游走天涯行吟四海者中,有自三峡买舟而下,至扬州、常州一带,一睹长江入海为平沙浩浩所惊讶、感慨,发而为声有“遂令东海变桑田”的千古佳句者,不足为怪也。

    能不能这样说,白居易是崇明沙洲可考的最早的发现者、最早的歌颂者?

    水流沙流人也流啊……

    就在吟哦中,就在对酒当歌时,诗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已经成了波涛汹涌中的地理发现者。无名之时的崇明啊,在白居易的笔下有如此清晰的环境;长江入海处“白浪茫茫与海连”;是一沙或几沙“平沙浩浩四无边”;然后是“淘不住”,“变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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