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线索是县治的迁移。
也许，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线索，当西沙、东沙上可以随意占沙为王的日子结束，县治就是崇明岛上垦拓者的中心之地，也往往是垦拓之始，县治的变迁之路，也就是崇明人的垦拓之路，它的五迁六建不就是垦拓者家园的五迁六建吗？
1989年版《崇明县志》记载的县治迁建过程如下：
元至元十四年即公元1277年，崇明由崇明镇、天赐盐场升为州，知州薛文虎在姚刘沙堆土建州城，此为城池首建。
元至正十二年即公元1352年，州城南面为潮汐冲坍，达鲁花赤八里颜及知州程世昌、同知王也先不花，在城北十五里以土筑新城，方圆九里三十步，城濠宽十步，建有公廨、布坊、巷、庙、寺观以及学校，此为一迁二建。
明永乐十八年即公元1420年，城南为风潮浪打所摧，知县高居正、王瑛及指挥江麟于城北十里的姚刘沙秦家符筑新城，规模如旧，方圆九里三十步，城濠宽十一步，有陆门四座，东门名宁洋，西门名承恩，南门名迎薰，北门名安顺，另设水门一座，此为二迁三建。
明嘉靖八年即公元1529年，秦家符城坍于海，知县杜畿于三沙马家浜筑新城，仍是土城，规模无可考，此为三迁四建。
明嘉靖二十九年即公元1550年，县城东北角又坍，知县尹辙议定于平洋沙筑新城。1553年，知县唐一岑筑土城，1554年，倭寇来犯，唐一岑战死。1555年，朝廷准巡按周如斗奏请，以崇明海防要地，拨银四万两筑砖城，十个月后竣工，崇明有砖城之始。城墙基周七里三分，濠宽十余丈、深一丈，城周一千二百八十六丈、高二丈，有陆门四，东门题“东海瀛洲”，西门题“姑苏巨镇”，南门题“青龙要津”，北门题“江海朝宗”。
据张寰《新迁平洋沙城记》称，新城落成之后，“邑之缙绅耆老相与赞叹曰：艰哉！”用“艰”字而不是“雄哉”、“壮哉”，应能说明崇明生存之艰难、筑城之艰难，一个“艰”字尽在其中矣！当时的崇明百姓对这座城、这一处平洋沙均寄予了美好的期望，平洋沙“在三沙西南，袤六十里，广二十里，壤腴土丰”。“宝山前列，狼峰后侍，蛇冈左襟，龙江右带，地剩孰加矣！”狼峰指狼山，蛇冈即佘山也称蛇山。
明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平洋沙新城西北角坍塌，知县何懋官“卜迁今治于长沙”，“卜迁”者算卦以定所迁之处，最后决定迁长沙，也就是今日之县治所在地。继任知县李大经鉴于崇明县治屡坍屡建，百姓贫困，将原定方圆七里之城缩小至四里七分，1586年动工，1588年竣工，城周七百二十五丈，高二丈，厚一丈，城濠宽九丈，陆门有五，东曰乐平，西曰庆成，南曰迎薰，北曰拱辰，东南曰朝阳。城分内外，外城为土城，内城为砖城。王世贞在《新建长沙城记》中略述城池之重要，而明季又为倭寇侵拢所困，崇明首当其冲。王世贞谓：“崇之先一土城耳，岿然于余皇四战之地，历三百余年而不中寇，彼岂以其瘠而置之夫？亦以四战之民乘险而易守也。日则改土而壁则益坚，今则避水而远则益固。”此为五迁六建也。
从治城首建之1277年，到六建于长沙之城竣工的1588年，其间为三百一十一年。
从首建到一迁二建的1352年，间隔七十五年。
从1352年至二迁三建的1420年，其间为六十八年。
从1420年至三迁四建的1529年，为一百零九年。
从1529年至四迁五建的1555年，只有二十六年。
从1555年到五迁六建的1586年，相距三十一年。
这一简略的统计告诉我们：在崇明上筑一座城太不容易了！从元到清，崇明沙洲的涨坍趋于频繁；而沙洲的坍陷就是家园的沉沦，就是垦拓之后土地的飘逝，崇明岛人，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海坍精光”以后不屈不挠的垦拓者，他们付出血和泪乃至生命的代价，先人的白骨与芦根和泥沙凝结，后来成为家园稳固、诗意安居的奠基。
还有一份从元朝至元年间到清朝宣统二年的户口、人口统计表，也是发人深思的：曾经有多少农户、多少人口因为沙洲坍陷而搬迁、逃难？眼看着垦拓而成的土地家园一片一片地坍没时，他们的哭喊声也被涛声卷走了！
垦拓和坍没，希望与绝望，往复交替。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垦拓者惊心动魄、生死相关的过程，对于崇明人的性格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元至正年间，正是姚刘沙崇明洲洲城一迁二建时，当时崇明的户数为一万二千七百八十六户，人口不详。
这一万二千七百八十六户，后来迁到了秦家符，来不及迁走而被风浪淹没的有多少？
姚刘沙的坍陷不断加剧，到1525年即明嘉靖四年时，崇明的户数、人口突然从明正统七年即公元1442年的一万四千七百一十六户、八万七千六百六十五人，减少到九千九百户、三万零八百四十七人。四年后，明嘉靖八年即公元1529年，这三万零八百四十七人随着秦家符坍于海而迁往三沙马家浜，所谓迁移这文质彬彬的词语其实用在这里是不准确的，那是逃难、逃亡，名副其实的海上大逃亡，三万零八百四十七人的波涛怒海中的逃亡还不是大逃亡吗？时当治城三迁四建。
其后，崇明岛上的户口及人口数如下：
1604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23723户。
1647年即清顺治四年，73000户。
1658年即清顺治十五年，27100户。
1678年即清康熙十七年，36300户。
1722年即清康熙六十一年，89300户。
1727年即清雍正五年，105000户。
1753年即清乾隆十八年，91434户，637957人。
1754年即清乾隆十九年，91544户，638587人。
1755年即清乾隆二十年，91773户，640629人。
1756年即清乾隆二十一年，91732户，640331人。
1757年即清乾隆二十二年，91921户，641832人。
1758年即清乾隆二十三年，91982户，642062人。
1759年即清乾隆二十四年，92010户，642743人。
1879年即清光绪五年，131535户，634632人。
1910年即清宣统二年，107020户，670884人。
到1948年时，崇明全县人口则为423960人。
正是在明朝，崇明完成了县治的五迁六建，1588年即明万历十六年竣工于长沙，即今之崇明南门港，迄今为止四百二十年一直是县治所在地。查历史人口记录，没有1588年的记载，相近的是1604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县治已迁往长沙，其时岛上户口数为二万三千七百二十三户，以一户五人计至少有十多万人垦拓、劳作、耕读在崇明岛上了。自此以后，崇明岛依然涨坍无定，但大规模的漂移和坍没不再，生产和生活趋于稳定。明朝后叶起，崇明岛众沙连接，开始成为一个大岛。有清一代，自康熙至宣统，现存的资料告诉我们：崇明岛的人口一直在六十万之上，以宣统二年为最：六十七万零八百八十四人。县志载：宣统二年即1910年时，崇明实存田、荡、涂三万零八百四十二顷四十六亩七分六厘五毫七忽四丝五微。换算成亩，则为三百零八万亩有余。要问这三百零八多万亩田、荡、涂从何而来，答曰：极大部分为垦拓而来，有的荡、涂正待垦拓。
可是以这些田、荡养活六十七万人，人均不足半亩，其艰难可想而知。首先是粮食，查不同版本、不同时期的《崇明县志》，均有从江淮拨运、购买大米的记录。而在我的记忆中，儿时，母亲以及乡邻经常说到的一个字眼就是“饥荒”，那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一次又一次大潮没，然后粮食绝收、无米可炊的一个岛、一群人的共同记忆，因为没有饭吃、肚饿，这样的记忆便刻骨铭心。深刻的记忆才是可以隔代传承的记忆，并且成为一种财富、共同的财富；爱惜土地、爱惜粮食。于是，在儿时，我们被要求吃饭时不能剩下一粒饭屑，喝完粥还要用舌头将碗底舔干净。而所有的农家都遵循这样的习俗：农忙时吃一顿和米麦饭，条件好一点的，在午饭和晚饭之间加一顿小点心，其余喝粥；农闲时一天三顿全是粥，麦粥或者玉米粞粥。老一辈农民信奉这样一句话：老鼠还要防三天宿粮！秋九八月收过新稻之后，一家人会吃一顿新米饭，新米饭中还杂以秋天时鲜的扁豆、芋艿，而且是白米饭还可以多吃一碗，管饱。但，这一顿新米饭之后，母亲就会把新稻、新米放在坛坛罐罐里，日常吃的依旧是麦子、玉米和一点陈米，以及大量的杂粮，如南瓜、蕃薯等。乡邻有言：年年收新稻，年年吃陈粮，有得陈粮吃，春荒不觉长！
为粮食愁，就是为土地愁。
为了吃碗饭，崇明岛人不能不把相当一部分人力和物力，投身于围垦，扩大土地面积。我们首先要感谢长江，没有它挟带的泥沙，哪会涨出这么多沙洲、荡涂？当然即便有了沙洲荡涂，如果没有人去垦拓，如果不是把垦拓当做是一种使命，然后成为崇明岛的一种精神，那么，崇明岛依然是荒岛，不可能成为家园之地。
有一些数字，可以让我们怀想、追思垦拓者的脚步与艰辛，在感叹中生出敬畏。
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在崇明这块土地上着力经营的便是水利和围垦，从1956年至1984年，崇明岛组织三十九次大围垦，以及次数更多的沿江沿海地区的零星围垦，崇明岛围垦所得土地为六十九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亩，合四百零四点八平方公里，占全岛土地面积一千零六十四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四（资料来源：1989年版《崇明县志》）。
1955年12月20日，两万五千名来自崇明各地的农民开始了聚兴沙围垦工程，1956年5月竣工。聚兴沙位于崇明岛北沿中部，东起茅家港，西至新港，长十一公里。围垦以后的聚兴沙筑长堤八千八百六十五点二米，堤顶高程六点四八米，堤顶面宽五米，围地一万两千四百亩。
1959年12月，一万名农民围垦开沙。
开沙位在崇明岛西北角，与我家相邻，儿时曾到开沙拾过柴，第一次看见茫无际涯的大芦荡。开沙西起陈元兴港，东至盘船洪，长十四公里。这个沙最早露出江面，时在1917年，十二年后又陷没于江水，1939年再次涨出逐渐淤高，附近农人、我的乡邻曾去开沙套圩——筑堤围之——垦拓的基础工程。大规模的围垦于1960年3月底完成，筑堤二万二千零三十一米，围得土地六万二千一百二十五亩。
崇明的围垦都在冬天，从农时而言正值农闲，从长江而言正值枯水。
每一次围垦都是艰辛无比的啊！
淡水供饮不及，只能喝咸水，住环洞舍。环洞舍是以芦苇搭建而成的尖顶苇棚，棚内再铺上芦苇、稻草，便是围垦者的居住地。荡滩上遍地芦桩，临时辟出的道路泥泞不堪，一万农人穿草鞋挖泥开河筑堤，没有任何机械，全凭人挖、人担，泥土封冻，潮水来袭，民工们以山歌和号子相回应。临近年关，刚筑成的小洪坝为“拜年潮”冲击出现险情时，农民们纷纷跳入江水以身堵漏。开沙围垦完成后，当年种水稻二万三千三百九十七亩，收获稻谷六百零九点九九万斤。
1959年12月，一万多农民围垦东平沙。
东平沙位在崇明岛中部之北沿，西起老滧港，东至相见港，长15公里，1948年初涨，开时西高东低，后来东边渐趋平缓，故名东平沙。到1960年4月，共筑堤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一米，围地五万七千二百亩。
1960年9月围垦合隆沙，该沙介于开沙和东平沙之间，四十年代露出水面，1944年曾有冯姓农民到合隆沙上套圩种地。1960年时，国家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耕地与粮食问题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合隆沙围垦大军万余人来自上海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其中有工人、教师、干部和居民。吃大麦粞、山芋干、胡萝卜叶子、酱油汤，所需淡水每天二次用木船运往各大队和食堂，实行定量配给供应，1960年冬天格外寒冷，围垦者只能用芦苇生火烤热冻土，才能挖泥筑岸，一段一段烤，一段一段筑，共筑成长堤一万八千二百五十米。南坝合拢时出现险情，上海市政府急调船只赶运大批草包，堵坝抢险成功。围垦事毕，在围垦所得的土地上，建有长宁、徐汇、卢湾三个畜牧场。
新安沙位于本县西北角，东接新海大堤，南接老鼠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露出水面。1960年9月，上海市黄浦区、吴淞区以及市高教局师生组成围垦队，围垦新安沙。1961年1月，筑成一万三千米大堤，围地两万四千亩，建设了黄浦、吴淞、高教局畜牧场，1966年10月改称跃进农场。
1964年底，再围新安沙新涨沙地，围得土地六千亩。
1968年底，海桥、三星、新河三个人民公社的农民，在新安沙南部又围得土地一万七千三百七十五亩。
合隆沙与东平沙之间，五十年代涨出一沙，初名八爿沙，后名百万沙。也是在1960年9月，由上海静安区、南市区、杨浦区、闸北区组织围垦队伍七千余人抵达百万沙。10月中旬起，先筑防潮小堤，再筑大堤。1961年春节前，杨浦、闸北两区所筑大堤九千零二十米竣工，围得土地二万多亩。1961年5月，静安区筑成大堤四百三十二米围地万余亩，南市区围地七千多亩。百万沙东坝工程浩大，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赴现场指挥大坝合拢。
1962年1月，上海市工业机关两千五百人又至百万沙，围得土地三千二百六十亩。
1964年12月，崇明岛万余民工再围百万沙，围地六万七千一百五十六亩。
大新沙位在百万沙东，长约十公里。1961年、1962年，上海市轻工业局、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先后到大新沙筑堤围田，建设畜牧场，后成为前进农场。
东旺沙位于崇明岛最东端，1949年之前就有农民前往小规模的套圩、垦殖。1964年10月，上海市农垦局组织队伍到东旺沙开始筑堤；11月，崇明三万多农民前往围垦，到次年春节，筑成一万三千六百米大堤。2月17日，崇明岛东部突起暴风，风卷“拜年潮”，损毁长堤。崇明岛本地的民工从3月30日起，历时两个月，在寒风冻雨中重筑一条三千七百五十米长的堤岸，6月又筑堤一千五百五十米，9月底再筑大堤两千八百米，一年之中，三次围垦，三次筑岸，共得滩地17000亩，并建立前哨农场。
1968年12月，陈镇、五滧的农民，再上东旺沙新涨滩地，是次围垦中以灯杆港堵坝工程最为艰巨而惊险。1969年1月10日晚，北风呼啸，寒雨如锥，气温降至零下5度，围垦者在滨海野外，赤脚穿草鞋，肩担百余斤泥块，穿行于芦桩之间。当时大汛将临，如堵坝不及，新筑长堤大坝将毁于一旦。11日晚，堵口开始，狂风、暴雨、大潮冲击柴排，四根粗麻绳被冲断，面积达四百平方米、六千斤重的柴排似野马脱缰，被潮水挟裹而去。农民工以及驻地解放军跳进激流拖回柴排，合拢时激流汹涌，出现柴排翻转而人亡的险情，又有二十余人跳上柴排抢堆草包和沉排，终于合拢，灯杆港大坝从此成为中流砥柱。
1973年，裕安、五滧、合兴人民公社组织农民又在东旺沙垦得土地六千亩。
1975年，前哨农场再垦新涨沙地三千亩。
老鼠沙位于崇明岛西南沿，由老老鼠沙、西阴沙、东阴沙、拦门沙组成，其中老老鼠沙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老鼠沙离崇明岛本体一公里至二公里，渐涨渐大，渐行渐近，到六十年代中期与崇明岛连接。滩地高程大多在三米六米至四米之间，与江南白茆港相对而望，茆谐音猫也，加之其沙状若老鼠，崇明岛西部的农人便以老鼠沙名之，形象生动至极。
1941年，有黄姓、倪姓等雇二十五户农民到老鼠沙套圩，垦得土地二百一十亩，三年后圩破田毁。
1943年，又有二百名农人登沙围垦种水稻，次年农历六月底，大潮，堤岸冲决，四百三十亩滩地毁于一旦。
1968年至1970年开始有组织的小型围垦，每一次围得土地二百亩至五百亩不等，土地归芦草办事处管辖。
1971年春，在老鼠沙的先期围垦获土地七千四百八十八亩，同年秋，大规模围垦开始，由十七个人民公社组成的三万二千余人的围垦大军，割芦草两万五千担。搭环洞舍、简易工棚数以千计。是年12月8日，围垦工程全线开始，大堤经拦门沙、西阴沙、老老鼠沙、东阴沙接长江南沿，全长一万七千三百五十九米，并有七处拦港大坝共两千零七十八米。堤顶高程七米二，顶宽五米，外坡一比三，内坡一比二。是次围垦，做土方三百三十四点五万立方米，围得土地三万六千一百一十二亩，围后建新建副业场，即今之绿华镇。
围垦老鼠沙时，不经意间留下的大坝截流后的一处存水洼地，现在是崇明岛上与西沙湿地相邻的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明珠湖，与北湖遥遥相望。
1973年2月，在老鼠沙东仓房港外口深泓处又筑大坝，围得土地与水面共六千亩。
1981年，又围垦土地两千四百二十三亩。
团结沙位于崇明东部，陈家镇东南、白港外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露出水面，当地农民开始称之为甲鱼沙，1971年起改称团结沙。这个新兴的沙洲与崇明本岛之间隔一水泓，长十余公里，最深处五米，最狭处宽仅八百米。
1979年3月，数千民工开始了白港至团结沙之间的促淤大坝第一期工程，1980年12月完工，完成土方十三万零三百四十四立方米，抛块石二万三千七百一十八点六立方米，扎沉梢屏五万一千一百三十三只，沉叠柴排三万六千三百一十一立方米、芦竹排一万四千零九十一立方米，坝长一千九百零七米。第二期工程1982年初开工，6月竣工，完成土方44600立方米，抛石三千一百八十五立方米。两期工程结束后，筑成促淤大坝二千五百米，1984年底，坝上游淤涨至高程二点七米至二点九米，坝下游沙地淤涨至高程二点九米至三点六米，团结沙遂与崇明本岛接壤。
一个可以统计的数字前文已经表述：从1956年至1984年，崇明岛共围垦了土地六十一万二千五百六十点七亩。
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是，从唐朝武德元年的西沙、东沙，然后是姚刘沙、三沙、平洋沙，崇明岛人总共垦拓了多少土地？后来又全部付之流水？我们只能给出的一个时间段，是唐而宋而元而明朝万历年间的1586年，历经四个朝代，崇明岛涨坍无定，崇明人垦拓不止，而与涨坍无定和垦拓不止如影相随的，则是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的漂流、逃难，从一个坍没的沙洲，逃到一个涨出的沙洲上，套圩、筑堤、垦荒、播种，一切从头开始，总是从头开始，其中的苦难、艰辛，只能以筚路蓝缕来形容了。
明万历三十二年即1604年时，崇明岛上的户口数是两万三千七百二十三户，以一家五口计，人数为十一万八千六百一十五人，距县城新建之年正好十八年。也就是说，在十八年中，崇明岛人在新迁的长沙上又开辟了可以养活十一多万人的耕地，以及与耕地相配套的一系列河、沟、堤岸、道路等工程，又一次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
此后，崇明的发展以人口及可以推算的耕地而言，是匪夷所思的，到清乾隆十八年即1753年时，岛上人丁已达六十三万七千九百五十七人，至光绪五年即1879年，崇明的人口一直维持在六十三四万的水平上，没有大的起伏，以1910年即清宣统二年为高峰：六十七万零八百八十四人。
养活这么多人，除了垦拓，几乎年年不断地在新涨出的沙洲边沿套圩、围垦，获得土地之外，别无他途。垦拓，已成为崇明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近千年时间中的漂流，则是生活常态，都说长江奔流入海，都说崇明岛是世界第一的河口冲积沙岛，那兴衰往事在水天一色中依然若隐若现，而今日之崇明的一千多平方公里的一厘一毫一丝一忽，都是在寒风冷雨中垦拓而成的啊！
漫步今日之崇明岛的城镇、乡村、人们已经很难看到围垦的痕迹了。尽管这是一个孤悬江海的沙洲，现代化的气息也日渐浓厚，从县城的上岛咖啡馆到连接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子的水泥路，红花绿树、青瓦白墙互为掩映，初来者无不以为崇明岛从来就是这样的，或者说想不到崇明岛那么大、那么美！
能够回想围垦岁月的，在岛上也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此情只待成追忆啊！
崇明岛上有两个著名的村落，一为前卫村，一为瀛东村，这两个村落都是由当年的围垦者组建起来的，可以说是崇明岛上最年轻的村庄，咸潮与荒滩的气息却也已经相去甚远了。前卫村，位于崇明岛中北部，是1969年在长江北支滩涂上围垦，1970年建制的滩涂小村，全村有土地两千零二十四亩，村民二百一十二户。三十多年后，行走花园洋房间游人已经无法想象围垦者吃咸水，走泥泞小路，点煤油灯的情景了。拓荒之初，种盐碱地，村里人均年收入不足二百元。
前卫村有“农家乐”，就在农民的庭院中，农家菜鲜美之极，还有供游览的“瀛洲古村”，是崇明岛传统农舍的缩影，那些纺车、织布机、独轮车、水车实物，会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男耕女织的典型场景中，距今也不过就是半个世纪的岁月，这个世界变、变、变，总是离不开变啊！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总是在匆匆忙忙地往前走，从现代生活中得到的全部物质的享受，却又无法阻挡人们对往日简单生活的回想……
瀛东村位在崇明岛最东南端，是沙洲最早迎接旭日东升之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滩，从1985年起，这里的农民两次围垦得地四千二百亩，建设了一个以淡水养殖为主业的新村，1989年正式得名为瀛东村。
瀛东村有渔家乐，这里的鱼塘一排又一排，行走村中，左也是鱼塘，右也是水面，村民既农又渔，饭是农家饭，菜是渔家菜。倘是游者，还可在东湖垂钓。对我来说，最有兴味的是渔具展览，从网到钩、枪，使我重回捞鱼摸蟹的少小时代……
绿华镇则是在崇明岛最西端了，也可以说是老鼠沙旧地。如今西沙湿地一堤之隔的当年滩涂，为树木、花果遮掩，这里是崇明岛最著名的柑橘之乡。而在这最西端的一家农户的平房，依旧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格局，户主是种橘的一对夫妇，还有几只警觉而胆怯的黄狗，大狗被拴着，因为它曾偷吃过邻居家的一只鸡。
绿华镇面对着长江的西来之水，浩茫一派，长无际涯，又分作两股水道一南一北，南为主泓，北为北支，沿崇明岛向东，汇合于东滩，那就是东海了。
县城是崇明岛的象征，但，在千年垦拓中建立起来的星罗棋布的村镇，却是崇明岛的细节，细节的生机灵动才有崇明岛的万千气象，才有货物交流、车船往来。崇明不是北方、南方的大平原，有通衢大道，在古代十几户、几十户人家拥有的一个小镇，却也是天天有早市，人群往来，市面热闹。这些小镇同时还是周围农人交流、传递信息的公众空间，从种子化肥到男婚女嫁，农村一切的生活琐事都包括其中了。所以，每一个早晨、每一个上镇去的农人，很可能去时挽个空篮子，回家时篮子依然是空的，但他们都兴高采烈，跟熟人打招呼时嗓门很大，好像老白酒喝高了似的。崇明岛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还有的农民把自己种的时鲜蔬菜，自家养的鸡、鸭生的蛋挑到镇上卖了，然后再买回油、盐、酱、醋。每一个小镇都会有一个杂货店、一家肉枱、一家豆腐店，稍大一点的镇上还会有一个茶馆店。肉枱前面总是看的人多买肉的人少，吃肉、吃红烧肉，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豆腐店门口人来人往，乡下的农人可以用黄豆换豆腐、百叶……大约两个多小时后，这一天的早市就到尾声了，小镇的清晨是热闹而且温馨的，但没有农人会在镇上久留，他们要赶回家吃早饭，然后下地干农活，也许是插秧，也许是割稻……
以小镇为中心的崇明岛上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渐渐式微，但至今仍然有迹可寻。不过，小镇的衰落看来已是不可改变，我们只能怀念那些曾经容留过不知多少足迹与笑容及流水账一般天天如此，却又每个早晨都是新鲜的只有一条街的小镇。
到1924年，崇明的村镇情况如下：
崇明岛上有四个为人称道的大镇，简称为“桥、庙、堡、浜”。桥则桥镇也，全称为普济桥镇，离县城二里；东北的叫鳌阶镇，离城二十里，旧名鳌家镇，后因李杜诗、柏谦住在镇的一东一西，并相继于康熙五十九年李杜诗中举，雍正二年柏谦又中举且六年后成为进士，于是鳌家镇成为鳌阶镇，时称滨镇。东面的叫堡镇，离城五十里，镇分南堡镇、北堡镇，西面是貊貔庙镇，离城三十里，曾有貊貔庙、周神庙。
其余：东有三江口镇，离城五里；小横河镇，离城四里；侯家镇，离城十里，在侯家镇上砌石街的叫黄上达；蟠龙镇，离城十五里；鹰扬镇，离城二十里；日兴镇，离城三十里；大椿镇，离城四十里；喇叭镇，离城四十里；顾旺镇，离城四十五里。
东南有二条竖河镇，离城十六里；新河镇，离城三十五里，镇上原有兴教寺；黄猫儿镇，离城四十里；油车桥镇，离城四十里；新镇，离城四十里；南马桥镇，离城四十六里；上汲浜镇，离城五十五里；四滧镇，离城六十里；二堡镇，离城六十里；新五滧镇，离城六十里；米行镇，离城六十五里，有新、老米行镇；向化镇，离城六十八里；七滧镇，离城七十里；汤家镇，离城七十里；中兴镇，离城七十里；新八滧镇，离城七十五里；八滧镇，离城八十里；向阳镇，离城九十里，又名朝阳镇；新协隆镇，离城九十里；陈家镇，离城九十五里，镇在十滧，赵公堤尽头处，再向东便是大海。
东北有三星镇，离城十里；虹桥镇，离城二十五里，在鳌阶镇北；沙沟镇，离城二十五里；匡家镇，离城三十里；谢家镇，离城三十五里；独盛镇，离城三十五里，俗称独长镇；三合镇，离城四十里；茅养浜竖河镇，离城四十里；北马桥镇，离城五十里；富民镇，离城五十里；玙镇，离城六十二里，俗称鲈鱼镇；彷徨镇，离城六十二里；合兴镇，离城六十二里；下汲浜镇，离城七十五里。
西有外津桥镇，离城三里，曾有渔船码头；沈家湾镇，离城十二里；西三江口镇，离城十五里；万安镇，离城十四里；草棚镇，离城三十六里；鸪镇，离城二十里，曾有船码头；桥鼻镇，离城二十三里；沈家镇，离城三十五里；三和镇，离城四十里；上三星镇，离城四十二里；三光镇，离城四十五里。
西北有盘滧镇，离城十五里；蛸蜞镇，离城十五里；协兴镇，离城十七里；上小竖河镇，离城二十里；坝头镇，离城三十里，曾有文成坝，故名；新安镇，离城三十五里；猛将庙镇，离城三十五里；保安镇，离城四十里；平安镇，离城四十里……
追思已经消失的旧时小镇、旧时津渡，垦拓的先人为营造家园而在垦拓之地上的所有的建设，都是教人感慨万端的，由江海之交而沙洲出、而套圩筑堤、而春种秋收、而造小镇、而修桥筑路、而开辟津渡，何况还有海坍沉沦、风雨潮灾？
这一切似乎都已经过去了，只有当我们记叙古旧钩沉历史时才会想起，可是我们又怎么能忘记呢？那些旧镇、渡口以及小桥上，曾经的人声喧哗、曾经的匆匆来去，只要闭目沉思便可看见或远或近的背影，那是我们的先人。
旧镇有周家埭镇、合洪镇、王家港镇、五滧镇、头滧镇、三和镇、新兴镇、范于隆镇、汤式民镇、杨家河镇、海梢镇，均已坍没，而前文记述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依然鲜活的不少镇也已名存实亡，但，我们记住名字至少也就有了记忆中的那个小镇，笔者由此生出的感慨是：有多少历史的章节，当细节不存之后，也就是名字而已！可见名字也是历史啊。
崇明四面环水，港汊数以百计，可以通行大小船只，船是崇明岛与江南、江北交通往来的唯一工具，于是有了渡口作为出发地，也是岛外来船的目的地。
明代万历三十一年即公元1603年，知县张世臣设船两艘，一艘为长渡，从施翘河到太仓南关；一艘为短渡，从南洪至刘家河。施翘河与南洪是崇明最早的渡口，或者说是航行业的开始。清代初，闭关锁海，但施翘河与七丫浦仍可对渡。到了康熙三十三年即公元1694年，海氛平息，渡口大增，出入港口如施翘河、顾四房沟、新开河、三条港、蒲沙套、当沙头港、二滧、北当沙头港、张网港、盘滧、北竖河、湃头港、王家港、合洪，共十四个港口，船民百姓通商纳税，可任意往来。
乾隆九年即公元1744年，知县许维枚因渡船户口只图满载贪利，虽逆风大潮也冒险多载而颠覆沉溺，于是恢复官渡。公元1752年，太仓州又添镇字号船在刘河与崇明对渡。公元1757年，知县白钟麟设双桅大船于渡口，观者无数。公元1894年，知县黄传祁再造官渡船五艘，三艘从施翘河到太仓刘河；两艘从二条竖河到上海吴淞。公元1896年即光绪二十二年，县城南门外海塘设轮船码头，有船两艘，每天从南门出发，经二条竖河、新开河、当沙头港，往南进吴淞口到上海。这是崇明岛有南门港的开始，也是南门港到上海之间的海上轮船航线的开始。这个时候，崇明尚有帆船渡口施翘河、小竖河、老滧、湾港、相见港、北四滧。
对于崇明岛的垦拓者而言，在有了耕地，建造了治城、小镇，有了渡口与船之后，为了岛上交通的便利，为了独轮车的畅通无阻，还需要桥梁的连接。在我的印象中，崇明岛因为河沟港汊之众，实在有太多的桥，小桥，从每家每户后门口通向宅沟的水桥开始，所多的是两根粗毛竹用结实的稻草绳捆扎在一起的独木桥，往往架设于民沟。这些桥均是无名之桥。
民国年间编修的《崇明县志》中记载的桥梁为：
县城有福民桥，在福民街，即后改称之富民街；兴贤桥，在兴贤街；登瀛桥，在南街；保厘桥，在南转河中段，民间传说称，有邑人遇仙在此，也称望仙桥；太平桥，在迎恩街，旧志所称迎恩桥；同春桥，在南转河西；寿星桥，在北门街；香花桥，在瀛洲巷北首；嘉乐桥，在嘉乐巷；春晖桥，即东门桥，旧名乐平桥；镇海桥，旧名庆成桥，即西门桥；崇安桥，旧名迎薰桥，即南门桥；武定桥，即北门桥，旧名拱辰桥；百胜桥，即朝阳门桥，旧名广济桥；东虹桥、西虹桥，在学宫左右，从春晖以下七桥，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沈元泗捐建；会元桥，在文昌宫东巽河口上，桥成，正好金榜题名黄礽绪考中康熙六年进士，故名。乾隆十三年即公元1748年沈文镠修；1750年沈元泗重建；甘来桥，东门外抱城河桥，明代张士凤建。
城东有塌水桥；通济桥，在侯家镇，咸丰十年即公元1860年施振麟重建；二条竖河马桥，黄贞恒建，乾隆二十三年即公元1758年沈元泗重建；左口竖河石桥，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同治十一年即1873年，严鼎先后重修；杨益三湾桥；施俊伯桥，施松茂募建；茅家桥，杨嵩麟募建；米场桥；祖师庙桥；彩虹桥；苏家桥；同善桥；恒兴桥；永隆桥；御灵桥；同心桥；利民桥；乒乓桥，俗音兵浜，在竖河镇，嘉庆二年即公元1797年张大年捐建；北新镇木桥；南新镇石桥；仙景沙桥，陆文昌捐建；万津桥，在新开河口，同治三年即公元1864年杨王书捐建；教场桥；三真桥；施开先竖河石桥；大通河马桥；北茶亭桥；洪洛桥，在大通河上；李凤梧桥；聚星桥，在堡镇中市，桥长十余丈；富安桥，沈元泗捐建，堡镇；万寿桥；永固桥；永济桥；倪龙冈桥；顾出我桥；盐廒桥；大有桥；合隆桥；北蒋家桥；洪渡桥，在大通河上，公元1864年即同治三年时顾靖邦修建；大石桥，运粮河上，公元1818年即嘉庆二十三年倪殿良捐建；当沙头港中马桥；永镇桥；二滧马桥；独盛镇桥；喇叭镇桥，在张涨港上，同治十年即公元1871年沈沼、黄厚田修；谢家镇桥，同治十年陈鸣山修；三合镇桥，在相见港，同治十一年沈沼金修；经魁桥，在老米行镇；推虾港大桥；丽泽桥；万隆桥；范家桥；蔡家桥，道光二十七年即公元1847年宋谦建；长乐桥，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黄杏庄建；长兴桥；太平桥，在高头沙，咸丰二年即公元1852年宋渭滨迁建；玉壶桥，在玙镇；井亭桥；四滧中路马桥；四滧北海岸马桥；六滧竖河泥桥，乾隆二十四年即公元1759年张教睦、沈能刚、周显歧等重新捐建；桂林桥，在六滧天后宫前；太平桥，即六滧墩马桥；七滧观音堂桥；利济桥；丰乐桥；聚奎桥；虾撇滧大马桥；响铜镇大桥，沈沼重修；海岸大桥，在赵公堤；北大港桥。
城西有外津桥；朱华港马桥；利民石桥；种玉桥，在西三江口小团沙，俗名浪搭桥；文旭桥，在沈家湾镇，仇文旭建；庆余石桥；双港石桥；西马桥；海桥；八字桥；长春桥；观善桥；断续桥；保安桥；新桥，龚志尧建；永庆桥、富贵桥、万安石桥，在庙镇，张君仲、张君甫捐建；舨板桥；阜安桥，在东阜、平安二沙交界处，施羽仪捐造；洪秀桥、宝成桥、久安桥、模棱桥，在庙镇西北；十段桥，在庙镇南市。
城北有中津桥；普济桥；育麟桥；长安桥；青龙桥；永昌桥，旧名左家桥，康熙五年即公元1666年施钟捐建；丁家桥；王丙桥；接引桥；福缘桥，在东三江口镇；顾章甫桥；田家桥；鳌阶镇竖河马桥；沙沟马桥；湾港马桥；海梢镇马桥；陈尚瞻桥；邢港马桥；盘滧镇马桥；北盘滧镇马桥；盘滧墩后马桥；大民桥；蛏壳滧马桥；老滧竖河马桥；定海桥；应隆桥，在排衙镇；富安桥，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盛汉涛建；新兴镇桥，又名老滧河桥，同治六年陆仿古建；宝房桥；龚家桥，乾隆三十八年，龚春杨建；周家湾大港桥，嘉庆初即公元1796年钱应方捐造；塔墩庙桥，同治八年即公元1869年陈洪邦重修；文昌桥，同治八年严鼎、施立成、施汝霖捐修。
旧志有记的更早的五龙桥、杨家竖河石桥、万年桥、左口竖河桥、郁黄状马桥、黄扬河马桥、丫支港桥、十殿马桥、盘船洪墩马桥、五滧镇石桥、马桥、报恩桥、阜安桥等均已坍废不存。《崇明县志》又称：支河上的桥梁不在交通要道，“从阙焉”。
亲爱的读者，当我尽可能详尽抄录这些集镇、桥梁的资料时，心里并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相反，它们为我显现了在这一大块沙洲之上，垦拓的事业是无穷无尽的。有了可以耕种的地，还要有可以行走的路，可以连接岛上东西南北、河汊阻隔的桥，还要有农人可以集市贸易的镇，还要有能够沟通崇明岛与江南江北外部世界的津渡、码头和船。读这些桥梁的名字，又为文字的命名力感叹，这些名字中有的以岛内所处地域而名，有的以修建者的名字而名，有的取传说或吉祥之意而名，但从中总是能感到浓浓古意。也许，我们的垦拓的先人，在垦拓之初，也就是为了生活、生存，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也在垦拓这一处文化的处女地，创造文化、文明的人从来不以创造者自居，如是观之，崇明岛上曾有多少津渡、多少桥梁，到今天已存者无几，物质总是要被磨损，或者在风潮海坍中消失。但，那些留下的、我们应该传承的名字却已是文化的一部分，只有文化才是久远乃至永恒的啊！
漂流者、垦拓者、修桥铺路者、造船航海者、沙状、村镇、桥梁的命名者，崇明岛的先祖是大风大浪中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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