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疆、云南的歌舞之乡，我在青海同人的唐卡之乡，我在世界和中国的教堂与寺院中，我在我的故乡崇明岛上较为清晰地看见了生活之成为生动活泼，生命之成为生生不息的物质与艺术的两个要素：物质是基础，如食物与水和安居之地；艺术，则使我们的生活在辛勤劳苦中多少有一点快乐和趣味。农人在春种秋收的同时，也从口语出发，孕育着艺术生存的种子及样式。只要是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熟知这里的方言以及民情风俗的人，只要把泥土的清香留存于心间当做生命之芬芳的人，都会切切实实地为农人的语言感动，不是诗人之口而是从农人之口中说出的语言，真正是“向着天空开放的花朵”（海德格尔语）。
农村的一天是从农人的语言开始的，早晨互相打招呼的话语基本上是两句：一句是“上镇去？”崇明农村方圆几里路有一个小镇，天天早上有集市，农民的鸡蛋、青菜萝卜均可以自由贸易，还可以用黄豆换豆腐，有一家百货店、布店、理发店，早先还有茶馆，崇明人说的“上镇”就是到镇上去。另一句是“饭吃了吗？”饭，崇明习俗即指早饭，说是吃饭其实是喝粥，粥分米粥、玉米粞粥、麦粥。农忙时劳动强度特别大，则男人吃饭，女人和小孩喝粥，我小时候乡下几乎没有人家吃白米饭，白米太贵了，农人又称之为“纯纯白米饭”。一般农户吃和米玉米粞饭，和米麦饭，米与杂粮混合的饭，白米很少，可以一粒一粒挑出来吃。
吃过饭要去干农活了，干农活就是种田，农人称种花地，种花地的同时也会有妙语连珠撒落在田地中，成为另一种种子。
冬天的尾声，地里的生泥块还是坚硬的，铁塔敲下去梆梆有声。东宅上的才元好公说：“这叫石头上掼乌龟，硬碰硬。”也有的生泥块在掘出来时便已破碎，坚硬的程度锐减，才元好公又冒出一句：“石卵子烧豆腐，硬的硬、软的软。”今天农人议论的一个话题是，邻村有两户人家因为自留地动手打起来了，有人说这两家从来就是“豆腐渣贴门对——合不到一块”，但义狗好公叹一口气说：“何必呢？本来是‘豆腐干烧毛豆——一块土上长’的！”要说谁有理，这种事情总是“老烂脚挑大粪——两臭！”
昨天刚去县城拍结婚照的惠兵今天有点沉默，婚礼的一大堆杂事儿，够他忙一阵子的。几个伙伴硬说他昨晚和对象住旅馆了，一晚上忙乎得像“猫咪吃百叶——脚踏手揿”。惠兵也不申辩，只是笑着说，“这才叫‘黑洞里裹小脚——瞎缠’”。不过无论如何，一说起对象和婚事，惠兵还是高兴的，“胸口挂钥匙——开心”。
农人妙语连珠时也要看干什么活、在什么场景，拍生泥这样的农活稍显轻松而且不用弯腰，田乱话、歇后语就会多一些。插秧就不一样了，崇明农人称为莳稻，一帮高手一行行站好，莳头行的必定是快手中的快手，然后弯腰、后退，一只手分秧，一只手插秧，一行四棵，分秒必争，水田里只听见分秧声、插秧声、依次后退的淌水声，一块水汪汪的水田不一会儿便是满眼碧绿，秧与秧之间，行与行之间，笔描线直。一行到头，手快的遥遥领先，便在田埂上小坐片刻，有兴致好的还会唱一首山歌：
莳一行来横四棵，
两臂弯弯泥里拖，
背脊朝天面朝土，
手搭仙草唱山歌，
莳一行来横四棵，
棵棵头上结穗多，
稻穗肚里是白米，
莳稻人吃仔唱山歌。
崇明山歌还总是离不开芦荡、江海，正是在江海边缘的芦苇荡中，经年累月的垦拓，才有了崇明这块沙洲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家园故事。当一天刈芦苇、垦生田或者是拾海滩的辛勤劳动结束，便会唱起荡滩歌谣：
初三潮，十八水，
眼睛眨眨没到嘴，
花地白种泪汪汪，
来年只好吃丝草籽。
丝草籽，江海边的一种野生植物，结坚果，籽实小，暗红色，磨成粉以后可煮粥、做烧饼吃。
还有唱芦苇即芦青，也唱拾海人生的：
荡里芦青不怕潮，
没到头顶弯弯腰，
荡里芦青不怕风，
跑海滩人不怕穷……
崇明山歌是从崇明岛的土地中生出来的农民歌谣，它带着土地、天然的所有本色，它是另外一种五谷杂粮。
有一首山歌唱的是一年十二个月中的蔬菜，种蔬菜、吃蔬菜、唱蔬菜，艺术和生存显现出来的是同根同种：
正月荠菜雪里青，
二月菠菜绿茵茵，
三月芹菜水淋淋，
四月生菜吃不停，
五月黄瓜沿街卖，
六月茄子紫晶晶，
七月辣椒满树挂，
八月冬瓜大如桶，
九月茭白水汪汪，
十月萝卜白又嫩，
十一月白菜家家有，
十二月胶菜满地囤。
在这十二种蔬菜中，只有荠菜是野生的，农历正月十五前后，地里的积雪还未化净，荠菜却已经碧绿鲜嫩地报春了，这个时节家里来了客人要包馄饨吃，所用的馅便是荠菜馅，加一点点的瘦肉末，挑荠菜的任务便落到了小孩身上，走进还没有化冻的地里，找大个儿的荠菜，用一把小斜刀从根部挑出来，荠菜太嫩，用不到挖，是为挑荠菜。倘要问那时候崇明岛有多少野生的荠菜？答曰：田野里到处都是，挑不完吃不完。荠菜馄饨至今仍是上海名点之一。虽说上海郊区乃至江浙都有野生的荠菜，都包荠菜馄饨，但有美食家却断言，最正宗的、一口能嚼出满嘴清香的，还是崇明岛上的荠菜馄饨！
水净地净野菜香。
现在我们能吃到的荠菜，大都是种植的，崇明岛的野生荠菜也越来越少了。野生野种的逐步消失，有时候会让人生出莫名的恻隐之心及孤独之感，一个没有或者缺乏野种的世界，肯定不是美好的世界。
以十二月为序的山歌是这样唱的：
正月正，吃元宵，
二月二，撑腰糕，
三月三，眼亮糕，
四月四，神仙糕，
五月五，三角粽子芦叶包，
六月六，大红西瓜味道好，
七月七，巧果两头翘，
八月八，月饼买两匣，
九月九，重阳糕，
十月十，糯米圆子新米糕，
十一月里雪花糕，
十二月里甜心糖元宝。
崇明农人中来自江南的移民居多，显然正是这些移民带来了江南风味的江南民歌，然后又结合崇明的地域特点，成为崇明山歌。比如唱一个妇女一生辛劳的《十忙忙》：
一忙忙，推开天窗望天光，
二忙忙，揩台扫地进厨房，
三忙忙，小囝吃饭着衣裳，
四忙忙，男人外出要行装，
五忙忙，客人来了烧茶忙，
六忙忙，扫场刮地除草忙，
七忙忙，七岁孩儿上学忙，
八忙忙，男女长大配成双，
九忙忙，公婆死了送葬忙，
十忙忙，一双空手见阎王。
这是一个农妇一生忙碌的写照，忙到最后“一双空手见阎王”，可谓一生十忙，多少凄凉。这种山歌，在我儿时还听见我的朱家寄娘唱过，那是在乘凉的一个夏夜，蝈蝈和蟋蟀在细声细气地叫唤，一众乡亲便忽悠朱家寄娘唱一段山歌，这种山歌似乎更适合比较清幽的环境，而不是田间地头了，寄娘在乡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不太会干农活，但爱说笑话、爱唱歌，快人快语。有点“痴头痴脑”，却为乡下农妇喜爱。她最爱唱的便是《一张枱子四角方》和《十忙忙》了，唱到动情处会声泪俱下，这时候夜空低垂，乡野万籁俱寂，只有《十忙忙》余音如缕：“一忙忙，推开天窗望天光”……
崇明历史上的山歌唱的、叹的是农人的辛劳愁苦，虽有夸张，从无掩饰，如《长工歌》：“长工做到三月中/小铁塔一把在手中/高冈转到低田去/刨勒不平粮户骂长工”……“六月日头像火烧/晒得秧苗梢也焦/粮户撑了洋伞埂岸跑/莳稻人热得汗水如雨水浇”……崇明山歌中的另外一类是不乏柔情、坦荡的情歌：
我与情郎婚姻对，
哪怕铁棒打不退，
我与情郎婚姻对，
铁棒越打越是配。
还有一首山歌名叫《打煞黄狗养雄鸡》，岛上农人喜欢狗与鸡，狗是看门护院的，母鸡是下蛋挣钱的。可这一首山歌却为什么要把黄狗打死偏偏只养雄鸡呢？
日落西山渐渐低，
打煞黄狗养雄鸡，
黄昏郎来无狗咬，
五更郎去雄鸡啼。
还有的情歌幽默风趣：
约郎约到屋角头，
一脚踏到扁担头，
娘问丫头啥个声音响，
丫头话，老鼠猫咪勒翻跟斗。
约郎约到灶口头，
一脚踏扁火通头，
娘问丫头啥个声音响，
丫头话，灯台落地狗偷油。
丫头，是崇明方言中对女孩、女儿的统称。火通，是烧火时吹风助燃的竹筒。
山歌在崇明曾盛极一时，这一时之盛的时间跨度虽有待考量，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崇明县文化馆诸公不辞辛苦收集整理的崇明山歌数量、种类之多，便足以为证。有荡滩歌、莳稻歌、织布歌等劳动歌谣以及各种渔船号子，还有劝世歌、风物歌、情歌，等等。《五更天劝夫》唱的是妻子对丈夫的规劝，“一更里劝夫勿要吃大烟”，“二更里劝夫勿要赌铜钿”，“三更里劝夫勿要多吃酒”，“四更里劝夫勿要嫖”，“五更里劝夫勿贪财”，这农妇的五更劝夫词真意切，并且具有不受时间限制的普世价值。推断起来，这一首山歌的出现应在中英鸦片战争前后，鸦片传入崇明的渠道，则是上海无疑。除去这些山歌种类外，还有追述山歌来历、山歌之众、山歌之长的以山歌为题材的山歌，乃至山歌的开场、山歌的结尾、“听仔山歌毛病少”的山歌让人有好心情、少生病等等，都能让笔者感到，崇明岛的农人对山歌的喜爱以及对这一艺术形式的开掘之深。如果不是经历了叠代相沿、口口相传的至少几百年的历史，则不可能有此规模和成就，也不可能形成源出江南民歌而不同于江南民歌的崇明山歌特色。崇明山歌甚至找到了山歌的老祖宗——与汉高祖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张良，是也不是，不必深究。
山歌不是肚里造，
馋吐不是月半潮，
张良本是老祖宗，
唱了一朝又一朝。
“馋吐”，崇明方言，“口水”是也。
崇明山歌中吐露的另外一些信息也是富有深意的，从山歌唱农人的劳作、生活之艰难困苦，到情爱，到内含的一点历史的信息，无疑，均是山歌内容、题材的扩展与深入，仿佛也能听到历史在波涛与沙洲上留下的足音：
手捧茶壶呷一口，
听我山歌唱开头，
我要唱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尧舜让位，夏禹治水，商汤殷纣，春秋列国，战国七雄，秦朝一统，楚汉相争，三国鼎立，南北纷争，炀帝游弋，唐王世民，五代分裂，陈桥兵变，元明大清，一直唱到袁大头！
显然，这一首山歌的出现应在民国年间，袁世凯做总统之后，且很可能是在袁世凯亡故之后，否则大约不敢称其为袁大头。不过也很难说，崇明岛江海相隔，水深皇帝远，言论相对自由。
关于崇明山歌，笔者最后想提及的还是崇明农人的语言天赋和想象力，你听：
四句头山歌两句真，
后头两句笑煞人，
鸭尾巴出翅飞过海，
小田鸡长角要成精。
遗憾的是，时近现代之后，崇明田野上的山歌声渐渐寥落，今已退隐。
笔者在各种资料与典籍中钩沉崇明岛的起源、追思先民的垦拓历史时，让我惊喜不已的除了有据可查的历史资料外，还有不少是无实可证的传说与故事。崇明岛虽然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可是假如追寻长江与海洋的历史，追寻垒叠成崇明岛的任何一粒泥沙的历史，那不就与中国大陆、华夏先民甚至人类的历史一般遥远吗？
传说，是历史的一部分。
崇明县文化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作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对于崇明岛的文化事业而言，堪称功绩卓著。收集的两千多篇传说、故事，约二百万字，这一数字不包括谚语、歌谣、说唱等。
《崇明民间故事选》中，《怎样生成崇明岛》的传说是这样的：东晋年间，司马家族统治的江南国势式微，只能以长江为界固守，而已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不时南下攻城略地。视北方统治者为心腹之患的东晋，举兵北上，因为国库空虚伐树木扎成木排以替代战船渡江。不料渡江之际，江上风云突变，浪涛如排山倒海一般把木排打沉在江底，挟带泥沙的江水奔流入海时水势因而减缓，泥沙纷纷沉积，天长日久之后就成了长江的暗沙。又经过几百年的累积，露出水面，是为崇明也。
在笔者看来这一则传说故事所蕴涵的是崇明岛起源的假设与猜想，岛上的先民在耕作之余，也从未停止过对这处沙洲从何而来的思考。显然，泥沙沉积的判断是在先民观察了解之中的，并非虚言，而司马氏渡江木排沉没之历史真相如何，却大可不必深究了。要紧的是起源猜想，这是人类所有猜想中最伟大的猜想。
“东海瀛洲”的传说，更广为人知。话说朱元璋占领南京后，派兵攻打崇明而未能攻克，崇明乃江海要冲，朱元璋在攻而不克烦恼之际，恍惚间得一梦，梦中到了东海之中的一个桃柳仙岛，有城，城门上书“东海瀛洲”四个大字。梦醒，得知崇明知洲何永孚率众归附，朱元璋大喜，挥毫写下“东海瀛洲”，何永孚带回崇明后刻巨石之上，立于城门口，是此，崇明始有“东海瀛洲”之美名，流传至今。查民国年间《崇明县志》，何永孚确有其人，元至元二十六年为崇明知县，是年十一月降明。
关于“崇明”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一则传说是这样的：长江口的沙洲露出水面之后，来到岛上定居的农人常常会突然得眼疾，双目红肿，疼痛难熬，十天半月之后成为瞎子，岛上人惶惶不安，谁也不知道这种命运会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有一天，岛上来了一个青年郎中，专治眼疾，分文不取。郎中一不把脉，二不开方，只用舌头轻轻地在患者眼部舔几下，即可舌到病除，重见光明。岛上的农人置酒饭以谢，郎中一概婉辞，而且从不留宿，待夕阳西下便翩翩而去。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个傍晚有放牛娃从芦荡边牵牛回家时，只见那郎中到得海边双脚一蹬跃入波涛之中，海里有浪花飞溅，天上有彩云升起。放牛娃回到村里说起这个奇闻，财主动了黑心，第二天青年郎中进村后，财主称自己有眼病，郎中上前治病时，手下的奴才一拥而上将其五花大绑，并架起柴火烧烤，逼其现出原形，原来是一只蚌，大蚌、神蚌也。农人闻讯赶来，救出神蚌抬至海边。只听见神蚌发出“砰”的一声，蚌壳中一颗耀眼的明珠直上云天，化出祥云笼罩沙洲，这时候岛上所有失明的农人全都睁开了眼睛，重见天日。为纪念这位青年郎中，为感激神蚌、明珠，人们就把这一片沙洲称为“重明岛”，几经流传之后，便成了“崇明岛”。
读者当可想见，崇明成陆以后经历过很长一个时期的缺医少药之苦。崇明乡下农人最尊敬的一是教书先生，一是郎中即中医。《崇明县志》记载了各种崇明人著作的医书，如《学医必读四卷》，沈溥著；《养正篇》，林逸著；《伤寒辨》，宋孔传著；《施氏医案》，施著；《痰论》，石中玉著，旧本县志并加附记：“中玉，字蕴冈，监生，性温厚，好施予，精歧黄书，有起死回生之术。”该县志还记载了一些名医，其中有：“沈烈扬，字南庄，县学生，知医，尤精眼科。”还有周南、孙以仁、顾宏礼、童养池、沈溥、徐升、黄鹏，等等。黄鹏，字万九，有名言传世：“病有一药即愈者，有数药数十药而后愈者，有终身药而仅得不死者，要在识其根源耳！”黄鹏近七十岁卒，知县李惠元哭以诗曰：“琴弹海上逢知己，头白天涯哭故人。”
这一段写远了，打住。笔者以为倘若“崇明”这一已历一千三百多年的名字，与中医药有关，实在是很有趣味的，而蚌珠、郎中、重明、崇明的一脉相承于一个神话故事中，也足见民间自古就有文学高手，我辈只能望其项背矣！
除开沙洲芦荡、江海相拥之外，崇明的传说是这个沙岛的另一种风景。
像沙子一样细腻、众多的传说，像芦苇一样挺拔、水灵的传说，广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集镇、庙宇而水仙、而物产，无不各有传说，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真正感到，崇明是传说之岛，正是因为这些林林总总的传说，崇明被一种浓浓的历史文化的气息与氛围所萦绕，使后来人一叹再叹的是，在这孤悬江海的沙洲上，正是这些传说产生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却又与外面的世界相连接，我们的先人在为物质劳作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创造的文化使崇明岛成了家园意义上的诗意的崇明岛。
传说，是一个族群、一处地域的集体记忆。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庙镇似乎遥不可及，听说是一个很大的镇，崇明岛上有桥镇、庙镇、堡镇、浜镇四大百年老镇，庙镇居其一。庙镇的传说，却是从小就听过的：很久以前，长江中有一只貊貔，不时上岸吞吃幼小的孩童，有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为一方平安，与其搏斗并将其杀死。当地人为纪念这位勇士修了庙，是有庙镇之称。等我到庙镇读高中的时候，才见到这个比保安镇大得多的镇，最吸引我的是一家门面很小仅有一间屋的书店，我用两毛钱——一个礼拜的菜金买了我一生当中的第一本书——郭沫若著的《女神》。
随着港口的涨坍不定，集镇也因之兴衰，但传说只要传说下去，那些集镇便依然在人们的记忆中。比如巴掌镇，它原先的地理位置在今堡镇的瀛南村，历史上是一个店铺众多的港口，后来冷落。巴掌镇的得名，我曾经以为是形容其小，其实另有传说。当时镇上有风流女人叫黄二娘的与男人偷情，好事者到处扬言，黄二娘听说之后到茶馆里把这一位好事之徒叫到街上，当众责问道，捉贼要赃、捉奸要双，你背后毁我名声该吃巴掌，说完左一个右一个打出两个巴掌后扬长而去，巴掌镇因而得名。
金鳌山是一座用土堆成的山。猜想起来，崇明河港众多、沙洲平荡，遗憾的是没有山。北宋年间开始堆筑，后随县治数迁，到了清康熙年间，知县王恭先征集民夫在今之寿安寺北重建。山上有树木、亭阁，登顶可眺长江，“金鳌镜影”为崇明八景之一。
可是，在民间传说中，金鳌山却与一个名叫沈文镐的人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沈文镐，崇明人称之为沈探花，查《崇明县志》确有其人，是清雍正十一年进士，没有找到探花的记载。传说云：当殿试时，雍正帝问家在何处时，沈文镐答道，家在崇明，长江口之一沙洲小岛，然东有佘山，西有狼山，岛上有金鳌山，山水宜人有东海瀛洲之称。皇帝心有所动说，这么个好去处，朕倒想去看一看。殿试毕，沈文镐自知闯祸了，崇明岛到处都是沙哪有山啊！这金鳌山连名字也都是灵机一动编出来的，倘若皇帝真的到崇明岛巡游，岂非欺君之罪？便火速派人回乡，日夜挑土堆砌，终于筑成金鳌山，山虽不高，却也亭榭楼阁齐全，树木花草掩映。自此，皇帝没有来，金鳌山及沈探花却声震江南了。
这个传说虚虚实实、起伏跌宕，以笔者之见，其核心还是对崇明人与物的赞美，却因着沈文镐进士的显赫把皇帝也牵扯进去了。崇明岛上一代又一代的人口口相传沈探花与金鳌山的故事，或者是宁可信其有，或者是无论有没有，总是能让人感到自豪而且有趣之故吧？
崇明科举有记载的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是明朝景泰二年的陈杰，继之为：成化十四年的顾达，成化二十年的傅谧，正德十二年的杨瑀，正德十五年的施一德；清朝顺治四年的何棅，顺治六年的李登云；顺治十二年的宋德宣；顺治十八年的顾瀛秀，康熙六年的黄礽绪，康熙九年的管父才，康熙十五年的顾藻，康熙十八年的黄振凤、吴标，康熙二十四年的何牧，康熙二十七年的何炯，康熙四十二年的何焯，康熙四十五年的周玉甲、倪文辉、何煜，康熙四十八年的张大受，康熙五十二年王希曾，雍正八年的柏谦，雍正十一年的沈文镐，乾隆七年的杨遇春，乾隆十九年的黄垣、施鼎，乾隆三十四年的施一桂，嘉庆七年的施鸾坡，嘉庆二十四年的陈兆熊，咸丰三年的蔡兆槐，同治元年的龚聘英，同治十三年的姚恭寿，光绪十二年的冯芳泽，光绪十六年王清穆，光绪十八年孙培元、施启宇。
民国版《崇明县志》卷十三《人物志》之末列附表，谓“自光绪甲辰朝廷历行新政，废科制，兴学校，天下之士靡然向风，或负笈涉重洋游学东西诸外国，各学其所学，朝命试之，弟其甲乙，奖予科名。”崇明的陆梦熊日本商科大学毕业授检讨，进士。
康熙年间崇明出了十三个进士，据此推论，是时崇明，经济、文化应可与康雍盛世相呼应。
崇明岛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关于沈探花沈文镐，少时聪慧好学，中得进士以后名气太大了，时人或后人就为他编了不少故事。或者竟可这样说，一个时代的名人很有可能因为他的与众不同，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总是与其身世和功名相关。沈文镐对对子的故事说道：沈文镐幼时家贫，加上家乡遭灾，沈文镐的父亲被逼租的粮户捉去捆绑于柱上，沈文镐大哭。恰有粮户家的塾师路过，听其哭声察其容貌，便将沈文镐带到私塾细问情由，并出一联语要沈文镐对下联。这天是十五，老塾师吃素，出的上联是：素不食荤荤食素。沈文镐一听，脱口而出道：贫不欺富富欺贫。塾师称道不已，求财主先放人，所欠租粮从自己的工钱中扣付，并收沈文镐为学生。再如苏州历史上漕运兴盛时确实有过崇明码头，关于这码头的来历又有一则故事和沈文镐相关。沈文镐中探花后，做了皇太子的老师，皇太子即位后，沈文镐回崇明省亲，船经苏州时，有一艘船挡道，水手再三吆喝，对方不为所动。原来这一只船也有来历，船舱里坐着悠悠品茶的父子俩都中过状元，便打出一面旗，旗上有“父子俩状元”字样。沈文镐见后也教手下擎起一旗，旗上书：“圣上吾门生。”挡道船上的父子状元连忙让道、赔罪，并称自己出钱要在苏州造一崇明码头。
恩格斯曾有过一段关于古希腊的名言：“古希腊很幸运地看到，它的风景的性质在它的居民的宗教里被意识到了。古代希腊是一个泛神主义的国家，它所有的风景都装在——或者至少曾经装在和谐这个框子里。同时，它的每一棵树、每一处泉水、每一座山都太突出，而且它的天空过分蔚蓝，它的太阳过分灿烂，它的海洋过分壮阔，它们不能满足于所谓雪莱的自然的精神的简明的神化……任何一个单独的东西都要通过自己完美的整体要求有各自的神，不论哪一条河流都要求有自己的女神，不论哪一片森林都要求有自己的仙灵，这样就形成了古代希腊人的宗教。”
饶有兴味的是，崇明的成岛时间决定了这一处沙洲不可能是宗教的发生之地，但它的环境却又洋溢着神化的氛围，它离水——江海之水太近了，它的天空太蔚蓝、太深邃了，而且它曾经是荒野，却从不缺少似乎是神明派遣的神圣野种。因此崇明人很容易成为自然的或者是某一宗教的信徒，有天生的宗教情结。总是保持着好奇心，对曾经发生的和岛外的一切都有新鲜感，容易惊讶和激动，好猜天、猜海、猜风、猜雨。崇明岛人的此种性格使他们很难满足于对一件事物的直白的表达，因而创造歇后语、民谣、山歌与故事，他们追求这块土地的荣耀感，并从中得到个人的愉悦和满足。因此崇明岛的传说不仅涉及地名、集镇，就连水仙与一种可以做菜用的食物——黄金瓜都有动人的故事了。
崇明水仙花的栽种有四百年的历史，清末明初时曾与漳州水仙齐名，人称“金盏银台玉玲珑”。水仙的传说甚多，录二则于后：大约几百年前，有一艘木船行至崇明东滩附近时，因为水底下的暗沙挡道而翻船沉没，十几年后，暗沙成为新涨出水面的滩涂，是年冬天，滩涂上遍开水仙花。因为崇明的土壤洁净，水仙花香溢出几里之外，从此崇明人开始种水仙，崇明水仙也由是扬名。
另一则传说谓：清朝康熙年间，崇明岛上有一个叫海生的渔民，在港口附近看见一艘已经侧翻的帆船，船舱里还躺着一位气息奄奄的老翁。海生把老翁背回家中，延医施药，三天后老人醒来，告诉海生自己是福建漳州人，送水仙进京，翻船遇险，再三谢过后气绝而亡。海生将老翁葬在东滩海边，并立石碑于坟前，碑上书“福建漳州水仙老翁之墓”，还将从翻船滩头捞得的二十颗水仙头植于坟周。三年后的一个冬日，一位福建姑娘来到崇明，她到处打听，在东滩的一个孤坟旁只见一丛丛水仙花俯仰飘摇，姑娘扑倒在坟头放声大哭。原来，她是漳州水仙老翁的独生女，三年前与父同时遭受不测，姑娘被风浪卷走后由别处的渔民救起，自此便开始打听、寻找失散的父亲而来到崇明，待找见时却已经天人两隔。姑娘拜海生为义兄，并在父亲坟边搭棚守孝，垦出荒地培植了大片水仙。又三年，海生与福建姑娘结为夫妇，漳州水仙从此在崇明安家落户。
水仙的传说告诉我们，崇明水仙的原产地是漳州，但是崇明的水土、气温格外适宜于水仙的生长，因得盛名。在我的记忆中，崇明水仙在乡下不是泡在水中置于室内，而是种植于宅前屋后的泥土中。虽茅屋一间而有水仙环绕，清芬远溢，何陋之有？
水仙为什么在寒冬中开放？崇明岛上又有传说道：天下有花山，花山有一位名叫水仙的姑娘，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且心地善良。一日，水仙去溪边洗衣，却看见地上有一七八岁的孩子满脸是血，行将气绝。水仙把他背回家中灌以米汤，孩子苏醒过来，言说身世，不胜凄凉。男孩父母双亡以乞讨为生，名牵牛。这一天刚到花山小路上，恰恰碰见花王牡丹巡山，看见牵牛衣衫褴褛，命手下人将其一顿毒打，并不准牵牛上花山乞讨。水仙也是父母双亡的苦命人，便留下牵牛以姐弟相称苦熬时光。十年过去了，牵牛成了漂亮的大小伙子，这一天上山打柴时又被花王撞见，便将牵牛收为门下做差役。水仙没有想到人是会变的，心中不悦。牵牛成为花王的差役后，恰逢武则天得势，牵牛向花王献计道：待武则天登基时，何不下令百花开放使武则天喜出望外，然后再求女皇正式册封呢？花王一听乐不可支，说牵牛忠心可嘉，又叫他传令花山上下各种各类各色花草随时听命同时开放，不得有误。牵牛来到水仙处时，水仙说“花开花落有四时八序”，抗命不从，并把牵牛逐出家门。牵牛回到牡丹处，告了水仙一状，花王勃然大怒，重罚水仙只能在春、夏、秋三季之外风雪交加的苦寒中开放，并流放到一个荒岛上。
这个荒岛就是长江入海口刚露出水面，还没有人烟的崇明岛。
偶尔，我会想起这个故事是不是崇明岛的流放犯编撰的，如此清远、凄美啊！
崇明金瓜有金色瓜皮，似瓜而非瓜，需在水中煮熟，然后取出剖开，瓜肉成丝有千丝万缕状，浇以小葱、香油，香油需加热，佐酒之美味也。金瓜传说中的主角是个秀才，进京赶考前妻子给了他一个金瓜，嘱他早去早回家中有老母妻儿日夜盼望。秀才进京应考完毕，和朋友们饮酒作诗，有点乐不思归了。一日，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至深夜，桌子上杯盘狼藉，下酒菜吃光了。忽然想起还有一个金瓜，便让书童做一个小菜。谁知切开一看，金瓜里面已不是原先的饱满瓜肉，而是丝缕相接欲断还续，秀才思忖一番后吟出一首诗：“曾记当初离别时，妻捧金瓜难自持，莫恋京城多繁华，记得亲人心有思。”第二天，秀才别京南下昼夜兼程，回家一看，老母卧病在床，妻儿奉伺在侧，母亲看一眼挂在窗前的金瓜自语道：“金瓜何日能成丝，盼儿回归意恐迟！”
崇明岛上还有两个家喻户晓、有的至今还经常挂在嘴边的传说中的人物：一个叫王二麻子，一个叫杨瑟岩。这两个传说中的人物又有很大区别。前者《崇明县志》有记载，是个真实的人物后来被传扬，成为口头禅，即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较为怪异、离谱、莫名其妙的人的感叹：王二麻子！县志中称，“王二麻者明季人，自没其名，寒暑皆露项发，毵毵然，人又呼为王蓬头，敞衣不湔，出必以扇障其面，人问之曰：天若此，我何忍视？有时或泣而不答。有田五百亩，人占之，二麻恶见吏，置勿较曰：大地更主，何论片壤？后耕白茆，莫知所终。或曰：二麻黄姓铭丹弟。”（民国版《崇明县志》卷十一）史料中关于王二麻的记述仅此不足一百二十字。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但形象、性格极为鲜明，经历了明朝的灭亡，内心有无限的悲痛，还可以肯定是个读书人，否则怎么会说得出“天若此，我何忍视？”“大地易主，何论片壤”之句？在更多的人眼里，此公是怪人、另类，不可思议、不可理喻者。也有人说，他是黄铭丹的弟弟，县志载：黄铭丹，字丹侯，县学生，崇祯八年，凤阳陵被毁，铭丹诀别妻子誓死为明朝而战，“署兵备道史可法参谋”。崇祯十七年京师陷落，黄铭丹又投奔崇明人，光禄寺卿沈廷扬，“弘光元年，南都不守，吴中瓦解”（《崇明县志》语），黄铭丹“南向恸哭，蹈海死”。
崇明岛上多慷慨悲歌之士，信夫？
黄铭丹与王二麻，若非兄弟亦为同志也！
“哎，王二麻子！”我不知道崇明流传至今的“王二麻子”之说，与王二麻有没有确凿的传承关系？这真是待考而又极其难考的了。但，我内心里的感觉告诉我，王二麻无疑是一个被传颂的却又是时人无法理解的人物。
崇明岛上老少皆知影响更为广泛，而且有众多故事的另一个传说人物杨瑟岩，却不见记载于任何典籍和史料。由此可以推论，这是一个完全由崇明岛上的老百姓，尤其是农人口头创作，又经过迭代相传而被增删、丰富了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有没有生活的原型？如果有，其原型是谁？均无可考。传说中杨瑟岩是崇明人，生活年代有二说，一说为明朝万历年间人，出身贫寒，在族中人的资助下读过私塾。二说为清朝乾隆年间人，机智过人，伶牙俐齿，好为穷人抱不平、打官司。根据记载，历史上的崇明人好打官司、好讼，有时甚至被称为恶讼，有明显的贬意。但我们不妨细察一下讼由何起？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民间纠纷、讼诉？在古代，崇明岛上最成功的制度莫过于“田制”，即元至元十三年升崇明镇为崇明州时奏准的十六字令：三年一丈，坍则除粮，涨则拨民，流水为界。崇明的土地问题极为复杂，首先是地悬江海，然后是涨坍无定；又极为宝贵，宝贵到厘、毫、丝、忽均不放弃。县志称：“迨几经坍涨，奸豪欺占，积弊乃滋。”崇明历史上的民间纠纷主要是土地的纠纷，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其讼诉之频繁、激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杨瑟岩这个人物及其故事，应是在此种特定的土地纠纷的背景下渐渐形成的。
我们不妨假设，崇明岛上曾经有过读书人为乡下的农人打官司，并且夺回了被奸豪强占的土地，其影响之广大，在当时之世可想而知。然后这传事情被颂扬，在颂扬的过程中又广为流传，并日渐丰满，便成了一个由人民大众口头创造并在不经意间代代相传的人物。其中的智慧以及幽默，有鲜明的崇明特色；豪侠、仗义，专为平民百姓打抱不平，又为普通大众向往、喜爱。因而，杨瑟岩的故事与中国很多地方的同类民间文学一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生活气息浓厚，爱憎分明贯穿其故事的全部。能不能说，这一故事和人物本身，是崇明岛上崇明人创造的本土文化之一端？它是现实生活中面对不平排遣义愤的需要，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理想化的体现，其中甚至还有一点阿Q的影子，是杨瑟岩这个人物让人大呼痛快之余的一点辛酸，而这一点辛酸其实余味无穷。
创造传说，津津有味地讲述传说包括杨瑟岩故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传说的时代只剩下传言，文化因为物质的挤压而落荒，我们能不能较为完好地保存以前的传说呢？说不定将来的某一天，子孙会抱怨我们，留下的水泥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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