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祝祭是崇明乡村仪式的典型。农历十二月三十（小月为二十九）是除夕，俗称大年夜或年三十夜。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夜，不管怎么样又过了一年，而这一年同以往的每一年一样，都是在风风雨雨、辛勤劳作中度过的，农人只有自己犒劳自己以及自己的祖宗。这一天，屋檐下要插冬青、柏枝、芝麻秸，然后是蒸糕、搓圆子。崇明农家蒸的糕以糯米粉为主，伴以红枣、核桃仁，家里蒸糕的时候，孩子们便围在灶前观望，流口水，枣香糕香实在诱人。但在一笼糕蒸熟置于饭桌上的时候，是不能偷吃的，那是大年初一吃的。可是孩子们太馋了，便一人分得几粒红枣核，皆大欢喜。还要炒花生、备酒菜，酒是自家酿的米酒。还要贴春联，挂祖宗画像。打囤子是大年三十那天一种专门的仪式，把石灰装在麻袋中，在场院上打出白色印迹，乃祈求五谷丰登、粮食满囤之意也。晚上合家团聚吃年夜饭，饭后守岁至深夜，旧年之去，意有眷恋，新岁将至，不亦乐乎。
除夕过后便是大年初一了，是谓春节，俗称过年。春节总是寒冷的，或者有雨或者有雪。无论天阴天晴，这一天的清早，男女老少衣着一新，一律穿新的土布衣服，我小时候还穿长衫，家境特别穷困的也会把旧衣服洗干净后再穿，总之要有个新的开头，半夜里就有人放鞭炮了，但声音很稀落，也正因为稀落而格外洪亮，农人大多清贫，放鞭炮者无几，乡下称鞭炮为“脱手穷”。
年初一的早饭一反崇明早餐喝粥的旧习，菜肴丰富，有红烧肉。做饭时在灶膛里烧的柴用芝麻秸、黄豆秸，噼啪作响、步步登高，取其大吉大利。早饭后，亲友、乡邻串门“跑白相”，有客至，必有长生果（花生）、炒蚕豆及烟茶敬奉。路上遇人，互相作揖；初一晚上要早睡，俗称“盘稻囤”，养精蓄锐于一年的第一夜，盘好了稻囤五谷好丰登啊！就连我们这些小孩也不得出门疯玩，无奈之下便躺在被窝里偷偷地剥花生吃，总会弄出动静来，母亲会问这是什么声音啊，“老鼠在吃长生果呢！”
大年初一是规矩最多的一天：不扫地，不汲水，不洗衣，不泼水，不动刀剪，不开后门，不出秽语。会有演扁担戏的串村访乡而至，所谓扁担戏就是一人一扁担挑着流动舞台高脚凳，四处行走。田角地头均可演出的布袋木偶戏，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民间戏剧艺术，并为之如醉如痴。演出时，艺人用扁担一头撑起舞台，一头插入高凳横档的凹榫，于是舞台固定。所谓舞台者布幔之中表演者的一人之地。演出开始，艺人用双脚踩响开场锣鼓，铿锵有力。一阵击打之后，人物出场，人物者套在表演者手指头上的木头人——木偶是也。我在乡下看的第一个扁担戏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看完之后和一帮小伙伴一起练翻跟斗，乡下称“豁虎跳”，可以连翻几十个，但有时也会翻到宅沟里。
有资料说，扁担戏是在清朝咸丰年间由外地跑码头的戏担子传到崇明的，再由崇明人拜师学艺并在崇明的上下八沙流传。清末崇明岛上曾有过数十副扁担戏班子，这些戏班子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便是崇明戏剧事业的全部了，也就是说崇明人在这孤悬江海的沙洲上，除了猜天和编谚语、歇后语、唱山歌及偶尔有几个说书的以外，只是到了清咸丰年间才看到扁担戏，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崇明的农人对文化是渴盼的，在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他们关心天象、农耕，同时也关心着外面及过去的世界，他们天真而好奇。这使我找到了一个答案：为什么我的母亲以及类似我母亲的穷苦农民，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让儿女去念书？大约到了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每逢寒暑假，或者因为农闲或者下雨不去田间劳作时，我邻居的村民便会把我叫去，给他们讲读《三国》、《水浒》、《西游记》之类的古典小说。在乡下，我最早读到的这些旧小说一般都是民国年间印的绘图绣像纸本。还有更早的《薛仁贵征东》之类的版本。我的古典文学的学习实际上始于给农人读小说，一个上午读不完下午接着读，男人为主坐满一屋居然鸦雀无声。
回过头来再说扁担戏，也许读者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当外地人一根扁担挑着道具，挑担者同时又是表演者，让手指上的木偶活灵活现各种动作，还要用一张嘴表演各种人物的道白与唱腔，并辅以口技的扁担戏不复再见时，到了崇明却得以流传至今，是因为岛域环境的封闭，使这一古老、简单而又动人的戏种得以延续。封闭并非一定意味着扼杀，封闭也可以具有创造和流传的内涵。崇明四面环水，江海阻隔。别的剧团即使是草台班子，也要十几个人、几副担子，加上一堆道具行头，车船劳顿不说还要多出不少盘缠，于是望洋兴叹，作罢。
第一个把扁担戏带到岛上的人是有眼光的，一人一担来去自如，虽然扁担戏的表演和剧情较为单调，但自成一派特色鲜明，而岛上的农人又从无别的戏种可看，所以大受欢迎。尽管是外来剧种，后来却与崇明岛融洽而本土化，再由崇明岛人传承于崇明岛，并且有了本岛题材的剧目——《陆阿大卖小布》，陆阿大的名字在崇明岛上家喻户晓，成为善良、憨厚、无奈的典型。可谓是千辛万苦，一朵奇葩了。
看了扁担戏以后的年初三传为“撒草娘娘”生日，查各种民俗旧志，这一位“撒草娘娘”很可能是崇明特产的，这是不是与崇明滩涂荒野自生田变成熟田的过程中，野草太多有关呢？待考。这一天凌晨，鞭炮又一次响起，会有男子在田埂路上狂奔，狂奔者中有的全身赤裸，裸奔也。原来是为吓跑“撒草娘娘”，希望这一年田间少长杂草。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也叫上元节，农人称为正月半，十五至二十为元宵灯期。正月十三、十四开始家家户户磨粉做“茧团”，一种状若蚕茧两头大中间细的点心，月半中午要包馄饨，名为“兜财”，下午“斋田头”，用筷子插上茧团置于田头。我家的宅后有一块种棉花的高田，中间是一个隆起的土包，那是我父亲的坟，坟上长着两棵树。正月半的傍晚，母亲带我去“斋田头”时也在坟前插一个茧团，寒风夕阳下我能感到母亲心里的苦。夜间立高竿挂红灯，孩童提着状如车、船、龙、马、兔、鱼、蟹的各种彩灯，来来往往。这个彩灯是我儿时所向往的，但在乡下买得起红纸和蜡烛的人家并不多，所以我和一帮穷孩子便跟着提灯的到处跑。西保小学紧邻着保安镇，镇的西市梢有一家门脸朝北的杂货铺，卖蜡烛，这鲜红的蜡烛使我动心，可是我不记得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曾经拥有过一支蜡烛，点亮过一支蜡烛……
更激动人心的是“掼田财”，农人以芦苇、柴扎成壮硕的长捆火把，两头点火用双手舞动并在村路上疾行且一路高呼：“田财田财，大家发财！”田财者田里生财也，以火光照亮田地祝祷田地。我对发财自小就没有兴趣，但对那火光舞动跳跃于夜空下的情景及农人的呼唤，记忆犹新。
茧团又称“两头大”（乡音，“大”为“杜”），岛上的民谣说：“吃了两头大，各人寻段路。”正月半一过，春节也就结束了，农人要春耕春种，回乡的人要回上海、苏北做小工、当苦力，一切又恢复如常。
转眼就是清明了。
这一天是祭祖扫坟、插幡化纸的日子。化纸者烧化纸钱，我儿时的崇明岛上尚无冥币一说，纸钱均用手折，再用细白线串连，妇人、小孩执之上坟。除了富户操办酒席、鸣放鞭炮外，一般人家则添土修坟，置农家供品行祭，祭毕将供品分施看热闹的孩童。
立夏要“吃青”，而且是“吃七青”。一曰草头烧饼，二曰青壳鸭蛋，三曰青蚕豆，四曰青梅，五曰甜菜，六曰青麦仁，七曰海蛳。吃了“七青”，可免“疰夏”。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五”、“端阳”。端午前一两天就去民沟沿摘芦叶，青青芦叶用来裹粽子，粽子的外形最普通的是三角宝塔粽，还有各种花式，粽子的内容有糯米加红枣、赤豆，也有小麦粉的麦粽，无论米粽麦粽，都是满口芦叶清香。端午这天家家门口悬挂昌蒲、艾叶、大蒜头。妇女头上夹艾叶，孩儿额头涂雄黄酒，胸前挂着装雄黄的荷包。殷实之家的中堂要贴“端阳符”，挂钟馗画像，驱邪捉鬼也。端午的中午喝雄黄酒，并以雄黄酒喷酒，以白芷、苍术烟熏室内，祛毒散湿。也有龙舟竞渡的，但在崇明并不流行。
“六月六，买点肉笃笃”，崇明方言，“六”读作“陆”，“笃”的读音与普通话一样，但意思却是“煮”、“煨”，六月六要买点肉煮或者煨汤。不知为什么非要在这一天买肉，但可以肯定崇明乡下农人在半个世纪前很少吃肉，因为贫穷。“六月六”这一天之所以特殊，可考者有二，一是相传这一天皇帝晒龙袍，乡人纷纷晒被、晒衣物，图个吉利庆祝一下；二是新嫁娘出嫁后的第一个六月六一定要回娘家，于是摊面饼，“买点肉笃笃”。
六月六之后是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日，也称“七夕”，乡人谓“乞巧节”。“乞巧”的来历是，这一天晚上，妇女将凤仙花捣烂后以花汁染手指甲，并藏蜘蛛于盒中，次日启视，如蛛丝条理清楚则为得巧，再摊一张白纸于场院地上，可得织女自天上撒落的脂粉，涂之得慧，此“乞巧”之意也。七月七吃的小点心以面粉加糖水揉和再切成长方形薄片，入油锅而成“烤”，名为“吃烤”。在我的印象中，崇明农人以油为贵，所谓“起油锅”是以一块油乎乎的布在锅底涂抹一圈而已，油煎成“烤”自是美食无疑。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农人称“八月半”。“八月半”要吃月饼，但真正意义上的苏式酥皮月饼，农民少有人吃得起。一般农户吃的自制的月饼，其实是蕃瓜烧饼，一样香甜，同时还要吃芋艿、山芋、毛豆荚等应时地头食品。入夜，有雅兴的把酒赏月。
九月初九为重阳，登高节。
重阳后三个月，农历十二月初八，俗称“腊八”，要吃“腊八粥”，相传，这一天是释迦牟尼成道之日，寺庙煮粥祭供，民间相率仿行，时久成习。在中国吃腊八粥几乎南北皆然，但腊八粥中的成分稍有不同，崇明农人煮的腊八粥以糯米、黄豆、青菜、芋艿、慈菇、花生米、豆腐干、赤豆、油豆腐汇于一锅熬煮而成，更讲究的还加肉丝、火腿，其味鲜美食之不忘。
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或二十四之夜，崇明统称“廿四夜”，相传此日为灶君公公上天之日，民间向有送灶君的习俗，农人习惯以百叶卷以青菜、慈菇之类称为银包卷、赤豆饭、廿四糖作祭食，点香烛、备纸钱、叩头礼拜如仪，把灶君像与花帘礼串烧化，送灶是也。
廿四夜之后便是本章开头写的除夕了。
一年的岁时祝祭大概如此，还有不在此列而有的乡村、有的农家祝祭的：农历二月二吃“撑腰糕”，撑腰之后，春耕农忙到了。农历二月十三为百花生日，寂寞了一个冬天之后，鲜花将要开放。农历三月初三为上已节，妇女踏青、进香。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禁烟火。农历四月初四，麦熟节，吃青麦仁。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种棉花。农历六月廿四雷祖生日，持斋。农历七月十一瓜斋节，吃瓜。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盂兰盆会。农历七月三十地藏菩萨生日，吃芦穄，点地灯。农历八月十八潮生日，观潮。农历十月初一下元节，祭扫祖墓。冬至日祭祖。大寒至立春前一天称做“交神”，迁坟、拾骨、剪枝、挖树可在这期间进行，否则不吉。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风俗大半只有文字记载了，不少传统被当做迷信而革除，其后果是流传千年的民俗的断裂，那飘逝的总是美好的。
读一个地方的风气习俗，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们怎样相爱、怎样死亡，其间有些什么过程，也同样重要，这就是婚嫁丧葬了。
崇明岛上旧式订婚要由媒人牵线，此谓“说合”；再看人或看像片，是为“相亲”；然后是卜算男女生辰并八字，称之“合婚”；再由女方家长登男方之门察看住房等等，叫“访人家”，接着渐入佳境便是“定亲”、“吃小喜酒”，完婚需再择日，男方送大礼，完婚之日叫“吃喜酒”，又有一套程式：送嫁妆、迎亲、拜堂、吃花烛、入洞房、暖床、祭祖、回门等仪式。倘是富家，迎亲时新娘坐花轿，新郎坐官轿，鞭炮大作，三眼枪开道，乐队随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受上海影响出现新式婚礼，由地方名流证婚，证婚人、介绍人、新郎新娘分别钤印，新郎新娘行结婚礼，亲友致贺。此后风行婚礼简办，乐队送贺，吹奏《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婚礼讲排场，轿车迎亲，宴开几十至上百席，民风由简而奢，此为一例也。
崇明乡俗，死人是一件大事，丧事的操办按照旧例，繁缛复杂，实乃出于对灵魂的敬畏。人亡，先向远近亲属报丧，为死者擦身、更衣，次日由僧人立牌位、诵经做道场、下棺、出棺、送西天、烧床柴、化课。晚辈穿孝服，陪夜守灵。旧时崇明实行土葬，棺材厚薄视家道贫富，穷人只用薄棺，乡人谓薄皮棺材。棺材入土先看风水，墓有土坟，白云葬——棺材入土后墓坑上下四周围以熟石灰以求干燥，并有砖坑、石坑之分。土葬多年后，后代择日掘土破棺，捡出尸骨，称为“拾骨头”入甏中易地重葬。今土葬绝迹，火葬取而代之。
《礼记》规定，亲人死后男人需呜咽而哭，而女的则边哭边唱。在送葬的每一个仪式之间都要由女儿或儿媳哭唱一段歌谣，人称“哭丧歌”。“哭丧歌”由套头、经体、散哭三部分组成。“套头”是仪式开头时的哭唱，“经体”的哭唱是在丧葬过程的各个环节之间，口耳相传，内容固定。为死者换衣服时为《着衣经》，梳头有《梳头经》，擦洗身体有《汰浴经》等。在我儿时乡间仍流行哭丧，一帮女眷围坐在死者周围哭唱，有经体、有散哭，都是生者对死者的叮咛和追念，哀号而出。
笔者因从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亲友乡邻中有丧事时也紧随母亲之后，对于哭丧便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不是哭声而是唱的内容，歌谣一般哭唱中的想象力，对阴阳两界中阴界的叙述，黄泉路的一般情况，以及对已到阴间路上的亲人的牵挂。都说阴间黑暗，因此就有了哭丧歌中的《灯笼经》，两盏明灯照着黄泉路：
一心要唱《灯笼经》，
两盏明灯两边分，
上照三十六大道毫光亮，
下照十八层地狱都开门，
东照日出梧桐树，
西照如来佛动身，
南照普陀山上观世音，
北照万岁老爷坐龙庭。
黄泉路有八百里长，
抬轿子人抬仔我俚亲娘亮亮堂堂见阎君。
黄泉路上还有一个恶狗村，专咬新亡之人，如果阳间哭唱《狗义经》，这七只狗便“蹲在黄泉路上勿起身”了。
再如《孟河经》，黄泉路上必过一条河，叫孟河，过河时孟婆会留亡者饮茶，亡者喝完茶便开始糊涂，到了阎王殿面对阎罗王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说不清了，这是死者儿女最为担心的，于是便哭唱叮咛：
黄泉路上有条孟河桥，
亲娘必定经过这条桥，
假如孟婆留吃茶，
头也勿回赶紧跑。
吃仔孟河茶变糊涂，
阎罗王面前记勿清来话勿清，
我俚亲男女再三再四叮嘱你，
亲娘无论如何勿吃孟河茶。
有好几次我想问母亲：人死之后能听到哭声吗？我没有敢问只是想，想人死之后灵魂的耳朵是什么样的？
这是对灵魂的哭唱，安慰与叮嘱，那么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大约这样的问题，也只能由我自己去终极猜想了。
哭丧歌在上海郊区川沙、南汇、奉贤等近海地区均有流传，但崇明的哭丧歌最为完整。从死者临终的《断气经》到棺材入土后的《化课经》，一场丧事要哭七七四十九场、有的经体如《九千七二万四经》，是别的地区罕有的经体，它是哭丧过程中最长的一首经体歌谣，在崇明上沙与下沙的流传中长短略有区别，一般为二百多句，这个数字作为口耳相传的歌谣，足够惊人了！这首经体歌谣的名字也很奇特，其实“九千七”、“二万四”都是焚化给死者的纸锭数，如前所述，所谓纸锭是把黄纸裁成一寸见方，然后折叠成金锭状，用细长的水草以十锭为一条，十条为一串，以十串为一札而成千。九千七就是九千七百纸锭，二万四即二万纸锭加四百。纸锭，黄泉路上、阴曹地府通用的纸币，是死人开销用的“铜钿银子”。这个哭丧歌的排序在替死者换衣服之后烧床柴之前。女儿跪在死者所躺门板的右边哭唱《九千七二万四经》，儿子跪在死者脚跟头慢慢地焚化纸锭。
这九千七和两万四用来干什么呢？
女儿边哭边唱道：
我俚亲娘要听好仔来记好仔，
九千七二万四派点啥用场。
苦命丫头送的九千七在黄泉路上用啊，
儿子给的二万四要到阴间卖田卖地造新宅。
这几句哭唱的“套头”内容丰富：这些钱一是路上化销，二是到阴间买房置业，然后便是几无巨细的女儿对死者的嘱咐，忧心之情溢于言表：
亲娘呀，你买路要买官场大路走，
大路好走住户多，
羊肠小路路不平，
深山密林还有强盗不安宁……
亲娘呀，买茶要买龙井茶叶橄榄茶，
吃了清凉又香又解渴……
亲娘呀，过夜住宿找客栈，
要找名气响点大客栈，
勿找角角落落小旅馆，
防止坏人出没是黑店……
依着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女儿还嘱咐死去的母亲或父亲，到了阎罗府就得行贿撒铜钱，否则见不到阎罗王：
亲娘呀，你要听好仔呀记好仔，
阎王府有牛头马面将军看大门，
当门拦住难走进呀，
我俚亲娘手里要拿铜钱，
送给牛马将军买点酒吃吃，
还要勿忘记小鬼和小将，
统统送点烟酒钱……
“散哭”就是随便哭唱，趁兴哭唱，哭的人并不只是女儿和儿媳，而是包括了亲朋好友、邻居隔壁的一应女眷，完全依自己和死者的关系，对死者的了解，现哭现编现唱。“它既有对死者的追念，又有生者的感叹；既有对往昔的痛悔，又有对现在的比及。在哭唱过程中，哭丧者往往会大量使用比喻、排比、暗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因此散哭也极富文采。”《江风海韵》中的这一段话深得吾意，尤其是“极富文采”的评价，实际上这是崇明民间乡土文化之极不一般的一部分，所以说“极不一般”是因为：崇明的哭丧歌具备了中国乡土文化中难得一见、难能可贵的悲剧色彩，她们哭唱的其实是一个关于生死和灵魂的话题，有人性与忏悔贯穿其间。
这是一处对死亡十分看重，并且总是在追思灵魂的沙洲。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基于此，我的故乡才堪称崇明——崇高而光明。而深入其间又可以发现，语言的矿藏就在最普通生活之中的农人的心灵里，那些散哭的农妇无一不是语言的天才：
姆妈呀，亲娘啊，
你是当我屋檐上芝麻抬高我，
你是当我蒸笼顶上馒头烘高我，
你是三丈鹞线放高我……
这接连的排比均从农人生活中来，哭唱者感激过世的婆婆在生前如何看重自己。其实这样的儿媳崇明岛上比比皆是，她们没有读过书，并不懂得比喻和夸张，她们却是精妙语言的使用者、创造者。
这时候，生活中曾经有过的不快与互相责怪烟消云散了，生者原谅了一切，让死者的灵魂安然：
人家话，坏了衣裳布来补，
坏了筛子篾片补，
坏了椅子藤条补，
坏了镬子熟铁补，
我讲过错话怪过你，
只好大哭三场眼泪补……
用眼泪来弥补过失，紧随着“布来补”、“篾片补”、“藤条补”、“熟铁补”之后，出人意料的“眼泪补”，从想象以及文字的艺术性而言，可以让当今多少诗人、作家相形见拙。
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送孙儿时，一个祖母的哭唱可谓惊天动地：
生了你，好比天上落仔星下来，
生了你，好比地里挖出金块来，
生了你，心里荷花连夜开，
生了你，好比拾着元宝来，
我屋檐再低敢抬头，
我户槛高出三尺来，
谁知你心肝活肉黄泉路上去，
我是哭得沟里无水涨潮来，
井里无水升起来·……
哭丧歌，崇明乡下农人又贴切地称之为哭亲爷娘，有仪式的庄重，却又不仅仅是仪式，而是充满着骨肉之情的自由的倾诉，我不能再一次提到没有或者很少读过书的农人的才情，人啊，千万不要低估了农人的智慧。有一个女儿是在为其终身守寡的母亲痛哭而歌时，道出了一连串的苦，笔者在焘熊著的《江风海韵》中读到时，不禁苦从心来、拍案叫绝：
姆妈呀，亲娘啊，你是黄连汤淘麦饭口口苦，
黄连蒸印糕块块苦，
黄连泡竹笋节节苦，
黄连做哨子声声苦，
黄连汤浇树连根苦，
黄连汤汰浴从头苦，
黄连汤揩面满脸苦，
黄连汤洗脚兜底苦，
姆妈呀，亲娘啊，你是生在药铺里，长在药铺里，住在药铺里，死在药铺里，
一生一世苦、苦、苦！
对于崇明民情风俗的形成，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它的地理环境，即长江、东海大浪喷薄的影响，以及崇明岛上人从何来。可以说崇明岛在先民涉足之前只有芦苇、滩涂、各种野生动物。崇明无一本地人，崇明垦拓的人来自淮浙和江南句容一带。先后隶属于江北之通州、扬州，江南之苏州、太仓，后隶上海。江北风、江南情都是崇明风俗的组成部分，还有流放犯，北宋之后从北方来的逃难者等等，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五方杂处、风俗各异，然后又在江海边缘、大浪淘沙的过程。
有的风气保存了。
有的习俗消失了。
最难消失的大概就是与生死相关的风俗，生了小孩要送红蛋——染红的煮熟的鸡蛋——这一风俗在农村至今犹存。哭死人、哭亲爷娘即哭丧歌的文字中记述的场景，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崇明岛上含辛茹苦地抚育着我这一代人的父母亲们相继离世后，这一风俗也几近消失，不少人家办丧事时从录音机里放出几段哭丧歌来，声音很大、很热闹，但其中的内涵、声泪俱下的感情已荡然无存。更有甚者，崇明已有半职业的“卖哭者”，以哭一场多少钱计，崇明人给这些卖哭的取了个外号：“差吊”——差来吊唁一哭者也。不知道这是一方土地上的进步还是退步？
我们看得见的永远是物质。
我们看不见的永远是灵魂。
我至少能感到我的母亲是相信人有灵魂的，在她晚年，我陪侍在病榻旁时，母亲偶尔会说及哪一位邻居亲友故世时，哭丧的人很多，真是闹热——家乡人爱把热闹二字倒过来说，其意同。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要换上新衣服，在儿女、亲友的哭声与赞美中远行，这是我的母亲以及和她同一时代的老人们最后的心愿。
母亲还告诉我，按照旧时风俗，一个女人算不算能干的标准有二：一是会不会做针线；二是会不会哭死人。
灵魂也害怕孤独吗？灵魂也需要赞美啊！
也许，我可以这样认为，崇明岛曾流传千百年的哭丧歌，是一笔巨大而丰富的既有乡土意义又有朴素的本土宗教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崇明的风俗，据明朝正德《崇明县志》载：崇明这块沙洲上“士习诗书，农知力穑，俗尚质俭，不事华丽”。崇明人崇尚科举，以读书为荣，除大户人家外一般的农家子弟也多少读点书，而崇明岛上的农人，勤劳朴实能吃苦，虽寸土也不肯荒芜，妇女则养儿育女勤于纺纱织布。崇明民间有仗义古风，风潮海坍之灾后捐资出力同舟共济，乐于筑路、修桥、建庙。几种年代不同的《崇明县志》也都有对崇明民风的共同的批评：好赌，喜讼，重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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