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是故土之上的乡亲用方言发出的声音。

    乡音离不开方言，方言中多用奇字，体现了中国文字与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可是，一直使我不解的是，隔绝于江海之中的崇明岛，为什么会有如此优美的方言？还有方言中优雅的古意，及其走到崇明乡下便能听到的洪亮的嗓音，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先说崇明方言中的奇字，如：

    汆，见《字汇》，乡音吞，《字林撮要》谓：人在水上叫汆。

    旰，晚的意思。旰到，晚到也。《左传》：日旰不召。

    坍，水削岸、崩岸叫坍，崇明在江海之中，因坍塌之频繁，坍字为众人所常用。

    岔，音咤，歧路为岔。

    窎，音吊，言其远，窎远。

    塳，言蓬，灰尘、尘埃之指，乡人谓塳尘。

    戗，音创，《说文》谓“伤”的意思，乡人称圩的东西岸为戗水，拒水也，亦作戗水。

    圩，音于，岸也，《史记》称孔子“生而圩顶故曰丘也”。乡人于新涨之地筑岸捍田称为圩。

    扒，音把，圩之南北岸曰扒头，界之尽头也。

    舀，音耀，《说文》：挹彼注兹也，乡人谓舀水。

    笴，音擀，俗谓笴栓，可以擀面者，《北梦琐言》：赵雄武能造大饼，以三斗面笴一饼。

    渧，音帝，乡人以水滴曰渧。

    辊，物之转动也。俗称滚，陆游诗：满路扬花辊雪球。

    璺，音问乡音转审，器物破而未离谓璺，俗谓璺缝。

    桚，音札，古刑法有桚，乡俗以绳捆物曰桚。

    顿，呼餐为顿，一餐饭乡音为一顿饭。《世说新语》罗友曰：“欲乞一顿食”；杜甫诗：“顿顿食黄鱼”。

    孛相，《太仓志》作“白相”，《宝山志》作“薄相”，黄庭坚《与范长老书》：韩十逐日上学，且护其薄相耳。意为嬉游，不务正业。

    …………

    崇明方言属吴语，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与封闭，崇明方言相对较少受外部语言的影响，因而是吴语北部边界稳定、古老的一种方言。崇明方言与启东、海门大体相似，和上海话则大有区别，在音调上，今上海地区只有崇明仍完好无损地保留了古音“平、上、去、入”四声各分阴阳的八个调类，而上海话缺三调只有五调。崇明方言属吴语系统，这是因为“邑地悬绝江河，波涛喷薄而为民情风气之感，视中土为敦厚。厥初生民自江南来者相传多句容人，建治以来隶通、隶扬、辖於江北，迨经五迁，地僻东南，隶苏、隶太仓，移涉往还又染南俗。历世既久，其源流迨不可考”（《崇明县志》民国版）。这一段文字告诉我们崇明岛的地理环境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悬绝江河、波涛喷薄。又因为沙洲涨坍、江流摆动，崇明岛先辖于江北，又辖于江南，江北、江南的方言、风俗都曾陶冶、影响了崇明岛。钩沉县志、古籍中的零星史料及传说，如容我猜想，最早登上崇明岛的应是樵夫渔民，时在唐朝，东沙、西沙之上。这些最早的登岛者就是地理发现者，他们为沙洲带来的方言和声音，是崇明岛方言和声音的最早的奠基，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连同公元696年有记载的六姓定居者，这些先民似应来自吴语北部边界地区。还有古籍称，后周灭唐后，姚氏率一万余吴兴人逃至崇明避难，追兵不能过江，吴兴人从此定居。因为战乱，大规模的避难者到岛上，先是北宋为辽、金所拢，北宋亡，南逃时开封几成空城，大部分到了临安（今杭州），也有的到了崇明岛。民谚云：天下乱，崇明沙上好避难。到太平天国兴起，与清政府大战，江南是主战场之一，避居崇明岛的络绎不绝。

    笔者还要记下同是我们的先民，而且为开发崇明岛作出贡献的那些流放犯。宋时崇明设天赐场，朝廷把一部分体格强壮的犯人流放到岛上烧盐，最多时达一千多人。崇明有渔盐之利，是崇明扬名之始，然后是崇明人发明的沙船，以及崇明人织的小布。资料完全缺失的是这些流放犯的档案，他们的身份，从事过何种职业、籍贯与所犯何罪等等，均无可考。零星的史料说，南宋绍兴元年即公元1131年，都统制王德歼邵青于崇明沙，这是崇明这个名字见于正史的开始。顾祖禹在《方舆纪要》中引《五代史》杨溥改顾俊沙为崇明镇，这是崇明这一地名的又一次出现，崇明沙、崇明镇，沙洲之镇也。南宋史学家李焘在其著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说：“国初以来，犯死获贷者，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门岛。有屯兵使者领护而海门岛有二处，一在崇明镇，居豪强难制者，一在东布州居懦弱者，皆令煮盐纳官。”李焘透露的信息中重要之处是，确认了崇明为流放之地，被流放者“豪强难制者”，流放犯在崇明的工作是“煮盐纳官”。

    进而可以猜想的是，这些流放犯中也是各色人等，有各种本事，其中有读书人也未可知，况且哪个朝廷、哪个时代没有冤假错案？这些人从四面八方被抓捕再流放到崇明，带来了各种乡音、方言、习俗，以及剽悍之气。不知其详的是，这些流放犯是怎样和岛上的土著居民沟通、交流的？在流放期满后，他们是回到原籍了呢？还是留在岛上开荒种地成家立业？

    我曾经写过：“有可能，我们是流放者的后代。”

    地方史研究者，对从四面八方因着各种原因而来到沙洲上，较早成为崇明岛开拓者的崇明人作了精当的概括：“五方杂处”，稍加延伸便是五音汇集。一般认为，崇明岛因其沙洲、芦荡、江海渔盐之利，吸引了众多的拓荒者。孤悬江海的自由，水陆隔断带来的相对的安全，远离政治中心的清静，也是崇明岛独特的魅力。还有水，长江浩浩荡荡的西来之水，太多的水，可以掬而饮之的淡水，来自北方的流放者在大口地呼吸岛上的新鲜空气之后，一定会大声地感叹：伟哉！大江。

    文化的碰撞与接触地带，有时候会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出现某种事物。在借助欧亚大陆桥于新疆、敦煌等地自汉唐始，开辟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之后，崇明岛这一处悬绝江海，波涛喷礴的沙洲，竟然有了迥然不同于江北或江南某地的机遇；一个荒僻之岛，成了流动的人群的汇集之地。南北文化，南人北人，开始面面相觑，进而接触交流。而这一荒僻之岛的地理条件，还决定了在生存的意义上，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能独力垦荒？谁能独力筑堤？谁能独力挖河？必须借助于群策群力，这群策群力便意味着文化与智慧的共通、共融及共用了。

    崇明岛开辟之初，乃至开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一处沙洲、芦荡的劳动者，与另一处的人打招呼时，必须要喊，大声地喊，直到我儿时，乡下旷野，从昼到晚，总是有喊声四起。对于中国而言，崇明是弹丸之地，对于生活在岛上的农人来说，沙洲又是何其辽阔！吴侬细语，谁听得见？喊是田野上的沟通，为了交流和协作。因此故，崇明人对“喊”字的应用普遍而有趣：“喊伊过来！”让他过来，何必喊呢，叫一声就可以了，但乡人习惯用“喊”，一个喊字喊出了沙洲旷野气息，“喊火烛”，儿时乡下有村里民兵背枪，提铜锣执勤，于夜间提醒农户人家注意灶口柴火以防火灾，这是必须要大声喊了，一人呼喊，全村倾听，“火烛小心，夜夜当心！”咣！咣！还有久喊而声哑的，“喊来喉（乡音胡）咙哑（乡音近似恶）脱”。乡下，我记忆中夜静更深时最凄凉的喊声，是千年遗传下来的巫术的一种，呼喊灵魂归来，施之于偶受惊吓，神志不清，或久病不起者，名为“喊火”，我母亲在宅门前的田埂上手里挥着我二姐的一件上衣，为我久病的二姐呼喊过：“亚苟归来！”……这声音中是母亲的愁苦与无奈，散落在村野，会开出小白花，紧挨着我心灵中的痛。“喊火”的火所指的是灵魂之类了，近乎魂兮归来。乡人还有俗话：“吓脱火？”

    喊，那是大声大音啊！

    关于崇明方言的发音之洪亮，遥远，《崇明县志》中有把声音与江海相联系的极为精彩的论述，不能不记：“邑民得江海澒洞之气，故发音洪亮，近江北，而语言同江南者什九。就地理推之介两成之间，风土人情相传习，则刚柔清浊宜有以融合之矣！”

    江海洞之气是什么？是江海的磅礴灵动之气？还是涛声昼夜不息的吟唱？总之，江海之间的崇明岛，总是为长江、大海的熏陶所感染，乃毫无疑义。所以崇明人说话大声，做人大气，就毫不奇怪了。如果容我补充，崇明人说崇明方言时的发音洪亮，还得益于身处茫茫江海中时油然而生的内心的孤独感，为了呼叫互答，也为了给自己壮胆，于是，便远离了柔声细气。不仅是沙洲上的生产劳动，就连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大声喊叫，男人如此，女人亦如此。儿时，夏日，一到太阳落山之际，村野中会传来此起彼落的母亲呼叫顽儿回家吃饭的喊声，“大郎吃夜饭！”“生财，吃夜饭！”“得宝，吃夜饭！”我的母亲曾呼喊过我，也曾听过别人的母亲的呼喊，当呼喊声广为扩散之后，我们便一个个从民沟里爬上岸来，向着自己的家向着母亲飞奔而去。

    崇明岛的方言及其发音，多古意。

    如：纠葛曰噜唆，曰累坠；

    受骗曰上当；

    两难曰尴尬；

    事败曰黄落；

    后悔曰懊恼；

    侥幸曰造化；

    不明曰糊涂；

    苛细曰疙瘩；

    鄙啬曰搂搜；

    怀嫌曰跷蹊；

    急作曰流星；

    凶横曰泼赖；

    呆钝曰懵懂；

    逢迎曰凑奉；

    阔绰曰海外；

    插手于袖曰镶笼空等等。其词其义与吴语同，差别在于发音。试想，在苏州、上海的小弄堂、亭子间里，怎么能发出洪亮之音？怎么能和崇明岛人在沙洲上临江海而呼喊的声音、气概相比？其中，道理并不复杂，盖声音发自天籁，域以地势，因江海波浪汹汹涛声涌涌之故也，以声识人，识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诚如曹炳麟先生所言，由声音而“辨其文质，则民俗之淳漓诚伪见矣，听政者乌可以言语不通哉”！

    是的，一个外人初到崇明岛上，听不懂一句崇明话，可是你听这声音之洪亮、笑声之爽朗，你看农人之朴实、勤劳，便可领略到民俗之淳、民风之诚了。

    同时也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到崇明做县官也不容易，先要听懂方言，最好能说崇明话、田乱话，方可听政、行政。在长江下游江南、江北的方言中，崇明方言既土又古更为难懂，那些从北方来的县太爷们一定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崇明方言中，有的只见于古汉语中，却为崇明农人普遍使用，如“肴馔”。

    还有比“肴馔”更让人惊讶的，如“先知”，崇明人的发音为xiaza，无论童叟，言及某人极为聪明时便会说：“哎呀，伊先知得来！”

    还如“营生”、“做营生”，是崇明农人种田的代用词，而“营生”的本义却要宽广得多。种田、从事农业劳动的另一种农人常用的叫法为“种花地”，不仅确切而且富有诗意，哪有庄稼不开花？这个世界上哪有比岛上连绵百里的油菜花更加辉煌的花？

    我还记得岛上西三江口有过一个公共汽车站，站名叫“浪搭桥”，多美啊，如诗如画的一句短语。但这还是俗称，其原名叫种玉桥。

    崇明人的发音，崇明人的方言，可以使人想起：这些五方杂处的农人，后来怎么就有了属于崇明岛的方言和发音？并且还拥有自己的包括音乐、舞蹈、戏剧在内的民俗文化？不妨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和实生味”的美妙的历史时刻，当一个封闭的沙岛成为一处家园、一个社会，它不仅需要物质而且需要文化，它不仅创造物质，而且必定会创造文化。否则，这一处家园将不复存在，不是沙洲的坍塌，而是精神的虚无或者沉沦。

    乡音啊，梦魂牵绕的乡音。

    乡音具有本原性，乡音为根的意识浸泡，再存于心灵之中，不时地释放而成为激动人心的生命之音。于是我感叹：是泥沙的沉淀形成了崇明岛，是乡音的累积造就了崇明人。

    我是乡音不改的万千游子中的一个。

    离乡返乡，又离乡又返乡，再离乡再返乡，如此等等便有了乡音的接续、激活以及关于乡音的思考：乡音是不可复制的，乡音是文字难以记录的，乡音是最普通从而也是最伟大的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回味乡音，就是回味无穷古意，回味浩瀚博大。

    “夜快了！”这是我母亲和乡邻在每一个傍晚，几乎都会发出的感叹，又一个白天结束了，要从地里收工了，要呼鸡唤鸭回棚了，要给儿女烧夜饭了，夜里又要开始纺纱了……“夜快了”，从时间的意义上是进行式的：很快就是夜晚了，但又确切地叙说当下的时间概念：傍晚。倘若以文字的感染力和信息量相比较，无疑“夜快了”要迷人得多，灵动得多，远胜于“傍晚”。

    “小官人”，我儿时东邻有一对老夫妇，男主人读过书，见面会称我们这些顽童为“小官人”，雅气毕现。但乡下农人更多的俗称是“小棺材”。长大了，在读过的古典作品中读到了“官人”这一称谓，便心有所动，这个字语传到崇明并成为日常用语，应有故事。“小棺材”一般理解是骂小孩的话，因为从小听多了，回味起来却又觉得这看似骂人的话中，有亲切之爱意，绝非咒骂。一俗一雅，并存于乡间。

    “转来了！”这是我每一次回到老家时乡亲们的见面用语，而每次出门，“早点转来”总是母亲的叮咛，我与堂兄堂嫂、东邻西舍打招呼时，他们也会纷纷嘱咐“多转来望望娘！”于今想起，“转来”、“望望娘”，这些字眼，这些只有在崇明这块沙洲上发出的乡音，催人泪下。走远了，转了多少地方，或者落魄潦倒如我，或者衣锦还乡如他人，总是要转回来，转到老宅、老家，转到娘的身边。那个“望”字中，有心灵的急切，有脚步声、有田埂路的期待，而且一望不够而再望，用的是崇明方言中经常妙用的叠字法：“望望”。

    叠字与叠词的恰当使用，在我们的乡音中可谓炉火纯青了。

    一条有弯曲的小路称之为“弯弯柳柳”。

    而空空洞洞，崇明方言谓“壳壳落落”。

    以两个叠词组成一个形容词，从而使词义、词意更加形象、贴切，如言其着急的“急吼吼”；言其懒散的“懒拖拖”；言其硕长的“长龙龙”；言其干枯的“干崩崩”；言其黑、极黑的“黢（乡音读彻）黢黑”；言其白、极白的“烁烁白”；言其明亮的“敞敞亮”等等。

    还有一些词专业意味极强，很少在日常引用，可是在崇明方言中却是农人至今还用的常用词，如“消缩”，以往是邻里结仇以后的吵架语：“消缩人家”，或者骂人、嬉戏用：“消缩棺材”，假如女人以此骂男人时，有的是真骂，有的则类似调情。更多的时候，是人们对某一件事情表达遗憾、痛心时的自怨自艾。“不堪”亦然，一般的用法与通常相同，也有不拘一格的：“张三太不堪！”

    崇明方言中保留了那么多的古语、古意，实在是令人惊讶的，比如：

    “鹘突”，呆钝也，见《朱子语录》。

    “耐可”，犹那可也，见唐李白诗。

    “连牵”，连带也，晋书《五行志》童谣：“阿坚连牵五十年”。

    “赤骨律”，意为赤膊也，《朱子语录》引北涧禅师偈曰：“无位真人赤骨律”。

    “光辣挞”，“光皮滑挞”，意指“光溜”、“光滑”，陈郁咏日诗云：“欲出不出光辣挞，千山万水如火发”。

    “揞”，读音“暗”，以手掩物，苏东坡诗云：“谢惠一揞巾”。

    “揵”，读音“虔”，以肩膀扛举重物，《史记》中有记此字。

    还如愚曰乌。

    闪电曰霍闪，霍字或可为忽。

    雾曰迷露。

    霰曰雪珠。

    晴曰好天。

    黎明曰黑胧胧。

    望日曰月半。

    断港曰滨。

    沙间流水曰洪。

    田间路曰埂岸、田埂路。

    田间水曰粼沟。

    风信曰暴。

    潮信曰汛。

    畜类曰众生。

    蛙曰田鸡。

    蟋蟀曰促织。

    莎鸡曰织布娘娘。

    萤曰游火虫。

    蝉曰紫蜩。

    粉蝶曰梁山伯。

    花蝶曰祝英台……

    再如，走路时左右摇动称之为“袅”（音niao），编造、说话不可靠为“撰说话”，床上躺一会儿叫“眠一眠”，小小的声音称“悠”，火光太暗叫“幽”，火光熄灭则称之“隐”。还有一个已经很少用的字，“敨”，崇明方言发音类似“透”，显摆、吹嘘，乡人称为“透卵”。查字典敨之原义是“把包卷的东西打开”。我从小常说的另一个词是“盐齑”，“齑”者切碎的腌菜、酱菜。崇明有名小吃盐齑豆瓣汤是也。

    能不能这样说，崇明方言作为吴语的一个分支，因为环水的缘故，保留了它的古色古香的纯正性，而比较少的为外部世界影响，有论者认为，从保存的意义上来说，崇明话是吴语分支河口方言的“活化石”。迄今为止，随着交通的便利，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旅游者纷至沓来，风俗、语言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岛上的年轻学子能说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以及连上海人也分辨不出的上海话，要听真正地道的崇明话只能到乡下去，要听农人说，并且是岁数稍大的农人。

    这样的时候，显身于农人之间，我会想起我的岛上的方言方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口“对着天空开放的花朵”（海德格尔语）。

    崇明方言不仅有古意而且有文意，其源出古白话而又为崇明人活学活用得贴切，让人惊讶，上述所举例子中所指牲畜为“众生”，以及“敨”、“悠”、“幽”、“隐”等等常常使我陷于沉思之中，“隐”而非“熄”非“灭”，退隐、隐去，我们祖宗是怎样拣选这一些字、词的？玄机何在？其中称粉蝶为“梁山伯”、花蝶为“祝英台”，是民国早年所修的县志中记述的，推想起来，应是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于崇明岛流传在先，农人为之感动，梁祝化蝶，而农人又从岛上纷飞的蝶中指认了梁祝，那么谁是这个故事的传扬者？传说、故事，丰富了崇明方言并使其更有诗意，此为一例也，你能不为崇明人的想象力感动！

    以方言、口语的提炼之精妙而言，崇明岛无疑是创造语言的天才之岛。

    长江创生崇明岛的泥沙，自上游、中游而下游而入海口，可以说是集合了华夏土地上最为丰腴的“五色土”，再经过大浪淘沙，不妨说，承载我们的是上游之沙，也是中游之土，是神山雪峰，峡谷峻岭，也是沃野平原，崇明岛、沙岛，却是集大成者。

    集大成的土地上，一定会发生集大成的文化。

    更何况，这一处土地又与广阔的大陆相阻隔，为江风海韵所围绕，当原住民陆陆续续进入这个沙洲之后，由他们带来的语言、习俗，便只能与沙洲上的芦苇一起生根、成长，因为他们已经远离大陆，在惊涛骇浪中无所依傍，五方杂处的人便以五方之杂交流、碰撞、融合，对于崇明岛的先民来说，无论是物质的如土地；精神、文化的如方言、方音、习俗，首先是固守，便有了延续千年的家园及吴语分支的河口特色，然后是在固守中发展。崇明人在劳动、生活中，在田间地头，不经意的却又如日常劳作一样以顺口、易记、贴切、形象的方言，同天地、耕种、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相联系，并自然而然地口耳相传，代复一代至今。在这个过程中，由崇明方言体现的崇明人幽默、豁达、崇文化、习尚朴实的性格，可谓淋漓尽致。

    崇明先人是孤悬海上的沙岛上的智者。

    笔者沿古朴而生动的崇明岛的方言、乡音追溯时，会生出如下的图像：沙洲自由地涨坍，耕者渔者自由地踏上沙岛，最早的探险者就是沙洲的主人，崇明岛是自由自在的啊！我们不知最早的黄、顾、董、施、陆、宋姓先人如何分配土地？所有这些资料都已被淹没，但，在最初露出水面的西沙、东沙之上，可以想象有足够的沙状可供垦拓，在芦苇丛中也有足够的鱼鲜美味。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先人垦拓之初的艰难，但，我们还要设想：这大浪滔天之中的沙洲上，人们有没有乐趣？什么样的乐趣？假如永远只是苦难，历史又何以为继？

    也许，最大的乐趣是自由。

    崇明岛现在所处的位置，原是长江口外的浅海，随着长江三角洲的东进，尤其是北唇的快速增长，长江入海口也随之东移，崇明岛也缓缓地如明珠一般似吞似吐于长江口。用了一千三百多的时间，从浅海大陆架的小小沙洲演变成河口冲积大岛，这个过程只会更长不会更短，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与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制的《上海城市自然地理图集》资料，在距今一千七百年前就有沙洲出露在今崇明岛的水面上，其无名也，亦无更多的记载可证。

    可以确定的是，在历史年代，风云际会、泥沙俱下的长江入海口经历着一场为时久远的水、沙关系的调整，以及沙的分途：有的随长江之水东流入海，有的在江海交会处沉淀累积，随着长江口的东移，沉沙也飘移。这一惊心动魂的运动及变化的过程在沙洲出露之前不为人知，隐没在大浪之下，变为不变所遮蔽。

    崇明岛从成岛之初到现在，从未有一分一秒停止过海陆更替的沧桑之变。当有的沙洲坍落全归于江海，或新的沙洲羞怯怯地冒出水面，岛上先民的内心曾受过何种冲击？假如说他们从涨坍之变进而注视天地风云之变，江涛海浪之变，不为过也。

    在大自然的变化中找到规律，在规律中得到自由。

    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这个沙洲很小。

    对于最初的几个乃至后来的一群又一群开发者而言，这个沙洲很大。而且在沙洲之上，还有成沙时的浅留之水蜿蜒其间。

    那时，崇明岛整个就是一处荒凉而美丽的天然湿地。

    在这样一个沙洲上，人与人之间最需要的是合作，竞争的年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为了合作就需要语言的交流，从围垦一片新地，到商量播种的时间，估计有雨无雨、有风无风的天气变化等等。

    还有风潮之灾，还有一次又一次的筑县城，建学宫，开河做岸。荒凉与灾难使人变得友善、互助，并聚集了人群和语言，而且为了生产和生活有了更多的沟通，因而这些人群以及他们的语言，便显示出更多的智慧和想象力。

    假如孤独是困扰人类的一个终极话题的话，崇明岛上风吹浪打中的垦拓者的孤独感，更加可想而知。能够抚慰并且为此疗伤的，语言是重要手段。智慧的语言可以排遣郁闷、探求变化、诉说苦难，会不同程度地改善内心的荒凉。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崇明岛上可能有过的某个时期、某种现象：因为沙洲的地理环境使然，在涨坍无定的沙洲上，农人相对分散，土地时有流变，给出了天高皇帝远的相对宽松的环境。同时，又因为沙洲肥沃，水源充足，还有足够的海鲜、河鲜可食。而且崇明岛还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崇明人吃的盐就是自己开灶烧的盐。除开沙洲突然坍塌，风暴潮没之外，崇明人的生活尚可温饱，人口也不断增长，并且在农闲的冬季稍有闲暇，这一切为这个海岛在风浪之中成为传统的长宜子孙的耕读，创造了条件。

    可是，崇明的农人总是辛勤劳碌的啊！

    除了拓荒种地，沟边田沿没有一寸荒地之外，水利始终是崇明岛上一个千年不变的生命话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引长江的淡水流转于岛上的每一条小河、每一块农田、每一个宅院；其二，抵御东海汹涌的咸潮。因此，对崇明人来说，开凿河道、挑泥筑岸永远是头等大事，然后是精耕细作。农人不仅要关心长江的引水、排水，还要把握天上的降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沙洲上，有了淡水的保障后，便是有没有粮食、收成好不好的天大的事情了。

    在农耕社会中，地球上所有的农民都会观天象、预测气候，但如崇明的农人一样，根据时令、节气、天上日、月、风、云的变化，总结出如此众多如此系统的农谚，相当于古代的一部口头的“农政要略”，并一直传承至今的，恐怕是极为罕见的了。

    实际上，崇明人在耕种之外的另一番辛勤劳碌，是观察气候、物候，并编成顺口易记易于流传的口语，也就是说，他们从事的已经是气象、文化领域的创造了。这是一种格外的辛勤劳碌，这是一个过程，如同农耕一样漫长的过程，是农人伟大的集体创造，无数次的增删，无数次的修正，谁能告诉我，如“初三潮，十八水，眨眨眼没到嘴”一样的语言，最早出自谁之口？

    在辛勤劳碌之后，崇明岛上农人的家、宅院，就在田野之中，古籍如此描述农人之庐的：“其业耕者，中田有庐，庐傍有沟环之，间植竹木，家自成材。”这就是前文已经写过的宅与宅沟及沟中之活水了，宅沟环绕的宅子草屋居多，也有砖木结构的宅院，“四汀头宅沟”、“三进两场心”，是崇明典型的民居，可惜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这个宅、这个家，便是农人的安居之地，在流水之间，在田畴茅草之间，在虫鸣鸟叫之间，诗意的安居啊！

    江海之声依旧宏阔。

    多少月朗星稀的夜晚，在农人安居的宅院中，我的乡音成了琅琅的读书声。还没有上学的儿时，最让我动心也最让我惊心动魄的读书声，是我家东南宅上的一个姓孙的邻居大叔，母亲总是说他“自小先知”，乡邻无不知道他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得了精神病，书痴，只知念书，一放下书本人世间也就不再存在，甚至不吃不喝，满口之乎者也，谁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有时，我会悄悄地躲在他门口看他念书，摇头晃脑，如醉如痴，而他的床上、桌子上堆满了书，有的是线装书。

    倘若被他发现了，神志清醒时还认得我：“高家小官人过来，教你念书。”我本姓高，后寄名出姓的，我不敢过去，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崇明人尊敬读书人，包括这一位读书读疯了的人。

    乡人说读书为“念书”，要念出声来，与纺车声、织布的机杼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夜幕下。

    不识字的父母会催促自己的孩子：“念书了！”如是夏日，还会随口念一首民谣：

    子曰、子曰，

    三人行，必有吾师；

    吱呀、吱呀，

    蚊子咬，蚊子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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