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英国被迫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在英属印度分裂亦即印巴分治的基础上建立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英国向它们和平地移交了政权。印巴分治给印度和巴基斯坦造成了许多问题，其中财产分割和难民迁徙等难题都顺利解决了，唯独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最终归属长期争持不下，这就是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矛盾的核心所在，牵动着两国大局和国民神经，旷日持久地损害它们的关系。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印度和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进行了两次半1947－1949年的第一次印巴战争和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皆因克什米尔问题而起，故分别被称作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和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因东巴亦即东孟加拉而起，又被称作孟加拉战争，但它与克什米尔问题也有很大的关系，故被称作半次克什米尔战争，总共加起来就是两次半战争。大规模的战争，边缘战争和零星枪击更是难以数计。与一般的国际争端不同，克什米尔与我国的西藏和新疆接壤，又由于阿克赛钦中印领土争端总共有东、中、西三部分：东段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以南是9万多平方公里，在印度的控制之下；中段零散地区加起来约2千平方公里，中印各控制一些；西段阿克赛钦（Aksai Chin）是33万平方公里，在我国的控制之下。印度以不具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作为诉求依据，认为阿克赛钦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一部分，进而推出它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对于阿克赛钦问题，后文相关章节将有详述。的原因，它与我国也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2000年3月，我因为撰写学士论文而开始接触克什米尔问题。起初获得的文献告诉我，克什米尔问题是由《蒙巴顿方案》造成的。后来我有幸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可以查阅到更丰富、更直接的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资料。当看到《蒙巴顿方案》的英文版全文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蒙巴顿方案》可以说几乎根本没有涉及克什米尔问题，这又谈何去制造它呢？（详述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从此，克什米尔问题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就一直困扰着我。

    随着更多地阅读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文章和着作，我对于它的认识一度反而更加模糊。克什米尔问题的确比较复杂，有如印度教的主神湿婆一般，呈现出多重面貌：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领土争端与民族冲突，宗教矛盾与文明冲突，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霸权与扩张，战争与和平，甚至于核武器等等，都与它有重大关系。不同论着侧重于从某个角度去论述克什米尔问题，虽然各有其真知灼见，这一问题的根本来源反倒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此，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时，我自然而然地把克什米尔问题为何产生和持久定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希望借此拨去笼罩在它上面的重重迷雾，找出其发展的原动力，现出它本来的面目。本书即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稍作修改而成。

    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有多种解释路径。人们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克什米尔问题，但对其来龙去脉进行详细考查之后可以发现，它之所以产生和发展无不受亚洲地缘政治的影响。因此，本书将运用地缘政治理论来对它进行阐释。地缘政治学是基于地理因素来研究国际关系，以之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发生和演变的一门学科。本书将运用地缘政治理论来阐释如下几个问题：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怎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得以建立和成型，该土邦由此而形成的民族版图和政治结构，对克什米尔问题有什么影响；在印巴分治前后，国大党/印度和穆盟/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政策怎样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之后为何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又是怎样卷入全球政治斗争并随之而脉动；本研究的分析下限定在1974年。

    二、相关概念阐释

    许多学术概念都有丰富的含义，它们在专业语境与普通语境中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这在克什米尔问题研究中也不例外。有几个概念对于准确地理解本书而言至关重要，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番界定和解释。

    （一）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是个内涵丰富的术语。通常而言的克什米尔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简称，它是英印帝国里面积约为19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土邦关于克什米尔的面积有不同的说法。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五卷，第2690页）和《南亚大辞典》说是约19万平方公里；《世界知识词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说是218000余平方公里；印度学者丘韦德在《克什米尔实况》中说是222236平方公里；前苏联学者BA普利亚尔金在《克什米尔》中说是218780平方公里；《大英百科全书》（芝加哥Hermoup Lally 1983年版）说是222798平方公里；《新韦氏国际百科全书》（佛罗里达诺普勒斯Trident Press International， 1996年版）说是221900平方公里。外国文献普遍地把3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阿克赛钦也包括进去，这是非法的统计数据。结合实际情况来分析，本文采用约为19万平方公里的说法。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其毗邻地区按顺时针方向从北面起依次为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西藏藏族自治区，印度的喜马偕尔邦和旁遮普邦，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西北边境省，以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并隔着狭长的阿富汗瓦罕走廊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相望。

    克什米尔是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交汇的地方，境内群山环绕、高峰耸立，很多地方常年积雪，是南亚次大陆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就其地理构造而言，克什米尔就像是一个自然博物馆，几乎所有土地构造的自然特点和类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Maneck B Pithawalla， An Introduction To Kashmir： its geology and geography， Karachi： Din Muhammadi Press， 1953， p3。克什米尔从西南到东北的地形可以分为查谟平原、山麓丘陵、皮尔本贾尔岭、克什米尔谷、喜马拉雅山西段、印度河上游谷地和喀喇昆仑山克什米尔的地理分区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德柳把它分为六个部分：（1）外部丘陵（西瓦里克地区），（2）中等山地（皮尔本贾尔）区，（3）克什米尔谷，（4）拉达克，（5）巴尔蒂斯坦，（6）达尔奇斯坦。

    （转引自［苏］普利亚尔金，《克什米尔》，第185页）普利亚尔金认为最好把它分成七个地区：（1）西瓦里克地区，（2）皮尔本贾尔中等山地和高山地区，（3）克什米尔谷地，（4）大喜马拉雅山地区，（5）西藏地区，（6）喀喇昆仑地区，（7）兴都库什附近地区。（［苏］普利亚尔金，《克什米尔》，第185－187页）。本文所采用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克什米尔的气候南北差异大，并随其海拔高度而变化。克什米尔的降水量自西南向东北递减，气温从北而南增加。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克什米尔谷，它是地广人稀的克什米尔的人口稠密之地，也是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克什米尔谷呈椭圆形，其中轴和喜马拉雅山脉的走向大致平行。克什米尔谷的形状像一个茶托，长84英里，宽20至35英里，平均高度海拔5600英尺Maneck B Pithawalla， An Introduction To Kashmir： its geology and geography， Karachi： Din Muhammadi Press， 1953， p6，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五卷，第2690页）。普利亚尔金认为克什米尔谷由东南向西北延伸，长160公里，宽35－40公里（长宽都按谷底计算），面积约有6000平方公里。谷地和凹形的盆地相似，向四面逐渐上升到边缘。

    虽然如此，但千万不可把克什米尔看作一成不变的既定共同体，它在不同时期所涵盖的范围差别很大。从政治文化角度而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地区：北部的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中部的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和东部的拉达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是查谟的印度教徒古拉伯·辛格及其子孙，从1822年开始，在一个多世纪里以查谟为基地扩张而建成的中亚王国（本书第二章将辟专节详述此过程），大致而言，克什米尔所指代的对象，在1846年之前是克什米尔王国或克什米尔省；在1846－1947年期间，是通常意义上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1947年10月27日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尤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9年7月27日签署《卡拉奇协议》之后，一般是印控克什米尔。但在更多的时候，克什米尔所指代的仅仅是克什米尔谷。克什米尔在不同语境中所指代的对象不相同，应该根据上下文的具体背景来加以判定。

    （二）克什米尔问题

    克什米尔问题是因克什米尔而引起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的总称，通常用于指代印巴之间或/和印度与印控克什米尔之间的矛盾。克什米尔问题衍生出来和攀附其上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使它犹如包裹在层层迷雾之中，让人难以认清它的真正面目。它在英文中有不少相关的对应词，如Kashmir Question， Kashmir Problem， Kashmir Dispute， Kashmir Issue， Kashmir Crisis和Kashmir Conflict。学者们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如把它看作殖民主义问题参见张德福《克什米尔问题是制约印巴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南亚研究季刊》1996年第1期；付小强《克什米尔问题起源和发展初探》，《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2001年。

    、霸权主义问题Maya Chadda，Ethnicity， Security and Separatism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宗教冲突参见尚会鹏《宗教对立：缠绕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难解之节》《中国宗教》2003年第3期。、文明冲突［美］塞缪尔？亨廷顿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民族主义问题NavlakhaGautam， “Invoking Union： Kashmir and Official Nationalism of ‘Bharat’”， in Sathyamurthy， TV Edi，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India： Structures of Power， Movement of Resistance（Vol 3），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领土争端、分离主义问题或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

    从某个角度来对克什米尔问题进行界定和分析，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实际上，克什米尔问题具有双层属性，正如伊法特所说：“它既是一个国际问题，也是一个国内问题，它是双重的长期争端。其最初且历史更悠久的那个维向，显而易见是印巴之间从1947年次大陆分裂开始就存在的领土争端；而更晚出现的这个维向则发生在印控克什米尔内部，它在本质上是一场克什米尔邦内不同族群与印度政府之间的族裔冲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虽然相对独立，但并非相互隔绝，它们具有许多平行线和重叠处，彼此影响和相互决定。”Malik， Iffat， Kashmir： 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dispute，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49年7月27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卡拉奇协议》，这标志着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正式结束。停战协议的签署并没有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它只是表示印巴两国同意在克什米尔维持现状，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因此被正式地分裂成印控克什米尔和巴控克什米尔，相应地使此后的克什米尔问题具有双重含义。基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这种特性，本文试图用克什米尔问题（Kashmir Question）、克什米尔争端（Kashmir Dispute）和克什米尔危机（Kashmir Crisis）来界定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性质。

    问题意指困难的事情；争端指引起争执的事端，通常指两者或多者之间的争执；危机指事件的危急时刻或状态，一般指内部所发生的“危机”一词的含义，参见阎梁、翟昆《社会危机事件处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3页。争端和危机都是问题的下义词，问题是它们的上义词，也就是说争端和危机是不同类型的两种问题。并且，争端一般指外联性的问题，而危机多指内在性的问题，故分别用来界定印巴之间关于克什米尔的冲突和印度与印控克什米尔之间的矛盾。

    克什米尔争端指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争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而带来的问题，这是两国的领土之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争端；克什米尔危机指的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分裂之后，印度对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进行改造和整合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这是印度与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之间的矛盾克什米尔问题不仅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涉及印巴两国的领土之争。本书无意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或其中某一部分的归属作判断，只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对既存现象作客观的分析。印控克什米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在1947年10月26日以后就一直处在印度的掌控之下；反过来，巴控克什米尔也处在巴基斯坦的控制之下。本文在论述克什米尔危机时，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印控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一部分。因此，克什米尔争端和克什米尔危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克什米尔冲突。

    （三）国家

    地缘政治是基于地理因素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或许是含义最为丰富的学术概念之一。凯尔森认为：“‘国家’的定义由于这一术语所指对象的多样化而弄得很难界定。这个词有时在很广的意义上用来指‘社会’本身，或社会的某种形式。但这个词也很经常在狭得多的意义上用来指社会的一个特殊机关，例如政府或政府的主体，民族或其居住的领土。”［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马克思、恩格斯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6页。列宁和斯大林都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对国家的性质有类似的阐述。列宁认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列宁着，《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页。）斯大林也说，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斯大林着，《列宁主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3页。）贾恩弗兰科？波齐对国家下的定义是：“近代国家或许最好被看作是担任官职的个人通过连续的有条理的活动来进行统治的一套综合的机构设施。作为这些官职总和的国家，它自己保留了对一个有领土疆界的社会的统治工作；它在法律上并且尽可能在事实上垄断了与这种事务相关的一切权能和机构。而且它在原则上根据对自己特殊利益和管理规则的领会独自处理上述事务。”［美］贾恩弗兰科？波齐着，《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页。

    弗兰茨？奥本海则认为：“各种国家理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说明，它们之中没有一种理论是从社会学观点派生出来的。国家是世界史研究的对象，只有用世界史的观点广泛而周密地研究它的本质才能认识它。”［德］弗兰茨？奥本海着，《论国家》，沈蕴芳、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页。通过细致的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是通过政治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社会”则是通过经济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但是，迄今为止，国家和社会始终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可是在未来的“自由民联合体”社会中将不再有“国家”，而只有“社会”。

    与上述从某种角度对国家进行定义不同，凯尔森在对前人观点进行分析之后，从法学的角度对国家的本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

    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的理论之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多半是由于不同作者以同一名义对待很不同的问题，甚至同一作者不自觉地在几个意义上使用着同一个词。当我们从纯粹法学观点出发来研究国家时，情况就显得比较简单了。那时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社团来加以考虑。唯一剩下的问题是国家如何不同于其他社团。其区别一定在于构成国家社团的那个规范性秩序。国家是由国内的（不同于国际的）法律秩序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的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从法学观点来看，国家问题因而就是国内法律秩序的问题。

    凯尔森认为，

    根据传统的观点，除非人们预定国家是基本的社会现实，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国内法律秩序的实质，它的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基本的不同点）。根据这个观点，规范体系之所以拥有使它值得被称为国内法律秩序的那种统一性的个别性，正是因为它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同一个作为实际社会事实的国家相关联；它“为”一个国家所创造或“对”一个国家有效力。人们假设法国法律是以作为社会实体而不是法律实体的一个法兰西国家的存在为基础的。法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认为类似于法律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假定，法律（虽然为国家所创造）调整被设想为人或超人的国家的行为，就像法律要调整人们的行为一样。正如在生物－物理学上关于人的概念旁边，还有法律上关于人格者的概念一样，所以人们相信在法学上关于国家的概念旁边，还存在一个社会学上关于国家的概念，甚至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先于前一个概念而存在。作为社会现实的国家属于社会范畴，它是一个共同体。法律属于规范的范畴，它是一个规范体系、一个规范性的秩序。根据这个观点，国家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事物。

    国家和法律的二元性，事实上是现代政治科学和法学的基石之一。然而，这种二元性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共同体不是一个和它的法律秩序分开的东西，正如社团并非不同于它的构成秩序一样。若干人之所以形成一个共同体，只是因为一个规范性秩序在调整着他们的相互行为，共同体不过是调整个人相互的那个规范性秩序而已。“共同体”一词所指的只是某些个人的相互行为被一个规范性秩序所调整这一事实。……既然我们没有理由假定有两个不同的规范性秩序——国家秩序与国家的法律秩序，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称为“国家”的那个共同体就是“它的”法律秩序。……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与法律的关系，并不像人与法律的关系那样，是自然现实或类似自然现实的社会现实。如果有一个和我们称为“国家”的现象相关联的社会现实，因而除法学外还有一个社会学上关于国家的概念，那么，优先地位是属于法学概念，而不是社会学概念。社会学概念预定要有法学概念，而不是反过来也是这样。［奥］凯尔森着，《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204－205页。

    凯尔森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国家领土的统一体，以及因而国家的领土统一体，是法学上的统一体，而不是地理、自然的统一体。因为国家的领土事实上不过是名为国家的那个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而已。”上引书，第233－234页。凯尔森认为，法律秩序是一种强制秩序，国家的法律秩序属地效力范围的意思是：由该秩序规定的强制措施、制裁，只是为这一领土而必须建立并且也只是在这一领土内才必须执行。某一国家的法律秩序的一般或个别规范居然规定强制行为应在另一国领土内实行，并且前一国的一个机关居然执行这一规范，这在实际上并不是不可能的。但万一这样一个规范被制定或执行，该规范的制定及其执行，即强制行为在别国领土内的实行会是非法的。这些行为所侵犯的法律秩序就是国际法。因为正是国际法，才决定着不同国内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并从而划定它们相互之间的界限。

    如果它们的属地效力范围在法律上不划定界限的话，如果各国并没有任何固定的疆界，那么不同国内法律秩序，即许多国家，就不可能无冲突地共处。……国家领土就是国家的行为以及特别是其强制行为在其中可被容许实行的空间，就是国家，即其机关，由国际法授权在其执行国内法律秩序的空间。国际法律秩序决定国内法律秩序的效力如何局限于一定空间以及什么是这一空间的界限。（《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234页。）接着，他又顺势断言：“狭义的国家领土（即公海和无主土地之外的领土）在原则上就是，一个国家，即该领土所属国有权在其中实现强制行为的那种空间，其他所有国家均被排除在外的一个空间。根据一般国际法，它是只有一个特定的国内法律秩序才有权规定强制行为的空间，也就是只有由这一秩序所规定的强制行为才可能执行的空间。它就是在国家的所谓疆界之内的空间。”［奥］凯尔森着，《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

    （四）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中的重要流派，它的基本观点是全球或地区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甚至制约。地缘政治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潘恩的人权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说，被看成是改变了世界发展进程的学说。地缘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Ge”或“Gaia”原意是地球之神，“polis”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Ge”的含义所指的是各种类型的人类家园，而“polis”的意思是人的统治和组织。

    因此，从词源派生而言，“地缘政治”一词指的是地球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其含义又远不止如此。它所强调的国家概念不单单指“位于”地球上的一种现象，也指“属于”地球的各类现象之一。其特征源于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部分。描述整个地球的“地理”（Ge）概念涉及某一特定国家所占有的地球之一部分与地球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政治”（polis）概念则指单个国家与其余国家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在区域地理及政治环境和他们所构成部分的物质世界及人类整体之间，存在更为宽泛的关系。［英］杰弗里？帕克着，《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3－14页。

    人类很早就根据地理因素来思考一些政治行为和国际关系，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出现却是由德国人拉策尔和瑞典人契伦奠定的，集大成者是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麦金德的基本主张是，世界历史可以从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解释为海权和陆权的对抗。他对这种对抗进行了历史的回顾，认为两个对抗的主角始终存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但两者之间又总是存在一种固有的均势，因此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对另一方的绝对优势地位。他们各自都具有某种优势，借此他们可以重建均势。这就是为什么要坚持两级格局的原因，尽管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国家关系模式［英］杰弗里？帕克着，《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麦金德把自己的观点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公式：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便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便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英］哈尔福德？麦金德着，《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4页。

    但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对抗。因此，麦金德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边缘地带”对世界霸权争夺者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争夺世界霸权的口号必须是：

    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

    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着，《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8页。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奥沙利文说：“地缘政治论用社会的地理透视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探讨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国家民族与区域结盟的空间历史、起源以及演化规律。”［英］奥沙利文着，《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91年，第1页。它整体地看待全球或区域的经济政治活动及国家间的关系，在地理系统的水平上来研究社会政治的历史、时局与发展的空间表象的演化机制，它的学科渗透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人口、技术、社会心理和综合国力等诸多方面上引书，第2页。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复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同时也是着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和实践者布热津斯基简要地概括说：“地缘政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着，《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刘晓明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前言第6页。

    对地缘政治形势有三种分析模式：微观的、中观的和宏观的。虽然地缘政治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种分析模式，但这并不是说在某个时段内只有某种相对应的地缘政治在发挥作用，实际上某个共同体很可能同时处于两种甚至三种地缘政治的共同作用之下。尽管地缘政治的构成部分极不相同，但它们可以组成各种不同功能的类型：局部（国内）的、区域（国家）的和全球（帝国）的状态。每一种类型的范例都可以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找到，但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却存在差异，某一特定时期内其中的一种通常成为范例［英］杰弗里？帕克着，《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三、研究综述

    关于克什米尔问题产生和持久的原因，长期以来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主要有帝国主义阴谋论、殖民主义论、霸权主义论、宗教冲突论、民族主义论、个人因素论和地缘政治论等几种观点。

    帝国主义阴谋论者认为，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归因于英美两国的阴谋：由于克什米尔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了防范苏联南下扩张，在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它们利用印巴建国时对许多问题难以兼顾的机会，策划并加剧了克什米尔问题，以便使克什米尔成为西方围堵苏联的桥头堡和军事基地。此外，利用克什米尔问题，它们还可以继续保持对独立后的印巴两国施加影响，使它们服从自己的全球战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可以利用它来围剿新中国参见《英美针对克什米尔的阴谋》（Vijay Kumar，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和《印巴分治：克什米尔冲突的滥觞》（陈延琪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他们征引的资料基本来自报纸杂志，鲜有直接体现政府政策的档案或文件。实际上，在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之初，英美是尽力避免卷入进去，反过来是印巴竭力要求它们介入调解。英美改变对克什米尔的态度主要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帝国主义阴谋论似乎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安插到前面去了。

    霸权主义论者认为，印度是一个葛兰西式的国家。国内权力的逐步中央集权化导致了印度在国际上日益追求霸权。独立之后，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中立或说抑制支配者而有计划地建立自己的霸权。印度统治阶级追求乔底利耶（Kautilya，约公元前350-283年，号称古印度的马基雅维利）传统，力图在世界范围内重建其霸权。正是用乔底利耶战略才能解释印度为什么会用武力迫使克什米尔并入印度，进而引发了克什米尔问题See Chadda， Maya， Ethnicity， Security and Separatism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

    宗教冲突论者认为，印巴分治之初，克什米尔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倾向于加入巴基斯坦，共同的宗教信仰坚定了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领土要求。而克什米尔邦的统治者属于信仰印度教的家族，倾向于加入印度。参见尚会鹏《宗教对立：缠绕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难解之节》，《中国宗教》，2003年第3期。由于这种宗教上的不合，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南亚教派主义势力的影响，印巴围绕克什米尔的争端也演变成为印度教沙文主义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争端。这就是说，宗教矛盾不仅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还加剧了它的恶化。

    霸权主义论认为，印度的霸权主义导致了它的扩张行为，进而引发了克什米尔问题；宗教冲突论则把克什米尔问题看作古老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矛盾的延续。霸权主义论和宗教冲突论的主张相去甚远，但都违反了一个基本史实，即在印巴分治前后，克什米尔穆斯林的主流是反对巴基斯坦，而主张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是他们要求印度派兵进入克什米尔镇压反叛的穆斯林部落民。所以，这两种观点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民族主义论者认为，克什米尔问题是南亚次大陆现代民主国家建设的产物。贾斯万特？辛格认为：“克什米尔不是一个领土争端，它是宗派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

    ”Sawhney， Pravin， The Defence Makeover： 10 Myths that Shape Indias Image，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100VD寇普拉则在《印巴克什米尔冲突的起源》Chopra， V D， Genesis of Indo-Pakistan conflict on Kashmir， New Delhi： Patriot Publishers， 1990一书中分析了在现代民主国家建设过程中，由于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和英国在殖民统治时期的政策，印度出现了以穆盟为代表建立伊斯兰神权政治和以国大党为代表建立世俗政权的两股潮流，穆盟最后依据“两个民族理论”“两个民族理论”（Two Nation Theory）是印度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及其政党穆盟的一项主张，认为印度有两个民族，即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有权在南亚建立属于自己的单独国家。该理论成为巴基斯坦运动的理论依据。建立了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由于其多数居民是穆斯林，印度为了否定巴基斯坦国的合法性，用武力强行占领它，以此否定“两个民族理论”。这种观点由于印度不断地渲染克什米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得到强化，甚至被许多人接受。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多次重复类似于下面的观点：

    我们总是把克什米尔问题看作我们的一个象征，因为它对印度有深远的影响。克什米尔作为一个象征，体现出我们是一个世俗主义国家，体现了尽管其多数人口是穆斯林，却毫无疑问地在本性上希望与印度联合在一起。克什米尔对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根据陈腐的“两个民族理论”的基础来处理克什米尔，明显地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数百万人民将会受到强大的影响。大量已经愈合的伤口会再次裂开。Kaul， RN，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a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73

    尼赫鲁还说，印度从来就没有接受“两个民族理论”，并强调：

    许多人认为并说克什米尔问题阻碍了印巴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但就其根本而言这是不对的。我的意思是，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之间其他冲突的结果，即使克什米尔问题以非友好的方式获得解决，这些根本冲突还是会继续下去。如果它以真正友好的方式得到解决，那当然它将会有所助益。通过友好的途径来解决该问题是重要的，而强制的解决方案将导致其他问题产生。我应该承认，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重新回到我刚才所谈论的，“两个民族理论”是民族主义之类的东西。Nehru， Jawaharlal，Nehru and Kashmir， New Delhi： Anmol Pub， 1995， p351

    克什米尔问题无疑可以被看作民族主义问题，但这并没有触及其最深层的本质。而且，尼赫鲁的话带有很大的误导性。曾任巴基斯坦总理和总统的阿里？布托就严厉地批评他所说的观点，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主张Bhutto， Zulfikar Ali，Kashmir， speech delivered to the Security Council（Vol1）， Karachi： Government of Pakistan， 1964， p9。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着名的印度边疆史专家阿拉斯太尔？兰姆考证，印度最初制定克什米尔政策时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非意识形态的目的See Lamb， Alastair，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所以，克什米尔作为印度世俗主义的象征或许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结果，而非其原因。

    另一种观点则是强调个人因素的重要性。印度学者达斯古普塔认为：“第一次印巴冲突的开始及其过程，不能仅仅依据对抗双方的政治目标和军事能力来解释。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印巴军队中任职的英国官员，就印度而言则英国人蒙巴顿总督的作用尤为突出。”Dasgupta， C，War and diplomacy in Kashmir， 1947-1948，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9这种观点主要是抱怨英国当时没有顺从印度的要求，反帮助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活动，从而造成了克什米尔问题。但是，巴基斯坦学者则认为：“尼赫鲁－蒙巴顿联盟是巴基斯坦创立的一个背景。”Kadri， Syed Shameem Hussain，Creation of Pakistan， Lahore： Wajidalis， 1982， p396 认为蒙巴顿偏袒印度，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给巴基斯坦制造了许多困难。

    另外，金斯雷？马丁至死都坚信，尼赫鲁的族裔出身是克什米尔问题的根源Chopra， V D，Genesis of Indo-Pakistan conflict on Kashmir， New Delhi： Patriot Publishers， 1990， Introduction， p10。

    但也有学者认为，克什米尔的潘迪特一旦离别了家园，很少有再怀恋故乡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之所以常常访问克什米尔，这与其说是由于克什米尔勾起了深藏在他心中的故乡怀念，不如说是由于他喜爱那里的山岳和冰河［印］克里尚？巴蒂亚着，《英迪拉？甘地》，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页。以前的出版物显示，国大党和印度最初的克什米尔政策是由尼赫鲁制定的，但后来公开的资料表明并非如此，而是由时任副总理兼土邦部长萨达尔？瓦拉伯巴伊？帕特尔萨达尔？瓦拉伯巴伊？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是国大党中与尼赫鲁并驾齐驱的实权人物。帕特尔是印度政坛现实主义势力的代表，尼赫鲁则是理想主义的领军人物，再加上精神领袖圣雄甘地，一同被称为国大党的“三巨头”。主导的。因此，这种过于突出个人——尽管他是伟人——在历史事件中作用的观点还值得商榷。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地缘政治对克什米尔局势的作用。哈斯奈恩在《1846－1921年英国对克什米尔的政策：克什米尔在英俄政治中的地位》Hassnain， F M， British policy towards Kashmir， 1846-1921： Kashmir in Anglo-Russian politics，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74一书中，考查了1846年到1921年之间英国对克什米尔的政策，认为19世纪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进行角逐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对克什米尔有重要影响。DN达尔《克什米尔政治变化的动力：从古代到现代》Dhar， DN，Dynamic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Kashmir：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New Delhi： Kanishka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2001一书，则从长时段来进行分析，考查了几股作用与反作用的力量如何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克什米尔的政治变化，其中就包括英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冷战因素。

    作为卓有成就的印度边疆史专家，阿拉斯太尔？兰姆对克什米尔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克什米尔：一份争议的遗产（1846－1990年）》Lamb， Alastair，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 （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和《不彻底的分裂，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1947－1948年》Lamb， Alastair，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的代表作，前者对克什米尔问题作了一个全景式的分析，后者则集中分析克什米尔问题产生前后的历史事件。他提出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明确指出克什米尔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彻底分治的地缘政治程序Ibid， p1。他认为克什米尔问题之所以产生，是源于印度既定的地缘政治战略，为了控制英印帝国的北部边疆，在印巴分治之前它已经决定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视为囊中之物。

    兰姆的观点遭到印度学者帕勒姆·香卡·吉哈的反驳，他的两部着作《克什米尔在1947年：对立的历史观点》Jha， Prem Shankar，Kashmir， 1947： rival versions of histor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和《争端的起源：克什米尔在1947年》Jha， Prem Shankar， The Origins of a Dispute： Kashmir 1947， London： Pluto Press， 1995，后者是对前者的扩展和补充，主要是驳斥兰姆的观点。

    兰姆把分析重点放在英国政策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所造成的影响，吉哈则侧重于从印度人的立场来进行分析和反驳，两人都有为本国的过错进行开脱之嫌。吉哈基本上是就事论事，缺乏对同类事件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的格局过于狭小，从而使得他对兰姆观点的批驳显得较为脆弱。其实，兰姆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于强调印度政策的原罪性，对于克什米尔穆斯林的主流投靠印度所造成的影响评估得不够充分。从当时的法律来看，印度并非没有权利获得克什米尔，且克什米尔最大众化的政党国民会议党对它的支持也是一个值得充分考虑的问题。此外，兰姆只是把地缘政治作为某种因素来解释克什米尔问题，还没有把它上升为理论工具来展开全面的论述。克什米尔问题的确具有地缘政治的性质，但印度的地缘政治战略只是它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的现象。要对克什米尔问题作出系统阐释，必须把它放置在更长远、更广阔的背景下加以考查。

    克什米尔问题不仅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也是研究生攻读学位的选题热门。根据在PQDDPQDD：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是美国ProQuest公司（原名叫UMI）出版的博硕士论文数据库，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硕士论文数据库上的搜索，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博士论文主要有如下一些：

    帕特丽夏？科尔维？辛普森的《国际政治中的克什米尔争端》Sympson， Patricia Colway， Ph.D.， The Kashmir Dispute in World Politics， ST Johns University， 1968，是美国圣约翰大学196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巴希尔·艾哈默德的《主要大国对克什米尔争端的政策：1947－1965年》Ahmad， Bashir， Ph.D.，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1972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两篇政治学博士论文写作的时间相差不远，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印巴战争之间，那是克什米尔问题的转型期。它们的优点在于对克什米尔问题作了一个大视野的分析，尤其是对美英两国的政策背景有独到的见解；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于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成过程和内部政治特征没做深入的考查，对于相关事件的历史背景没有进行详实的剖析，故而对问题的研究略显粗糙。

    罗伯特·布鲁斯·奥斯本的《陆军元帅克劳德·奥钦莱克：印度军队和印巴分治》Osborn， Robert Bruce Ph.D.， Field Marshal Sir Claude Auchinleck： The Indian Army and the partition of India，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on Austin， 1994，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1994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考查了英印军队末任总司令奥钦莱克力图公正地，根据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实际需要来分割印度军队的行动，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了印军分割在印巴分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作者认为国大党主要领导人想让巴基斯坦先天生存能力不足，与蒙巴顿勾结使克什米尔加入印度从而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

    艾姆？赛福鼎？柯哈雷德的《地缘政治和地区现实：美国与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1947－1954年》Khaled， Amm Saifuddin， Ph.D.， Geopolitics and regional real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ashmir disput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1947-1954，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1990，是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199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伊兹雷利？南达穆迪的《美国对印度的感知和政策选择：1965年印巴战争的个案研究》Nandamudi， Israel，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o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India： A Case Study of Indo-Pakistan War of 1965，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98，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199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两篇论文侧重于从美国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克什米尔问题，可以说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来看待问题，故而对于克什米尔的历史几乎没有涉及。它们对于美国政府在相关阶段的政策背景做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对于本文的研究颇有助益。

    杰拉尔德·鲁道夫·罗易的《克什米尔争端：洲际边界冲突的国际政治之个案研究》Roys， Gerald Rudolph， Ph.D， The Kashmir Dispute： A Case Study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an Interstate Boundary Conflic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81，是南加州大学1981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从洲际边界冲突的角度来分析克什米尔，视野开阔，有深度。

    哈里？弗里德曼的《印度独立后的统一行动：葡属殖民地、法属殖民地、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四个印度领土争端的比较和研究》Friedman， Harry J， Ph.D， Consolidation of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 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Four Indian Territorial Problem： The Portuguese Possessions， The French Possessions， Hyderabad and Kashmir，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56，是匹兹堡大学195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虽然行文比较简单，但仍然很有价值，选择四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印度领土争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文章认为，决定印度对这些领土争端的政策，是印度的政治力量而非法律权利，尽管印度领导人在争论时想遵循甘地主义的道德教导，但他们更多的是奉行现实主义政治的原则。

    克什米尔问题无疑主要是印巴两国之间的问题，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对象，这方面的着作很多，希西尔？古普塔的《克什米尔：印巴关系中的研究》Gupta， Sisir，Kashmir， a study in India-Pakistan relations，Bombay， New York： Asia Pub House， 1966、普拉克斯？昌德尔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无尽的冲突》Prakash Chander，India and Pakistan： Unending Conflict （Vol3， Present turmoil），New Delhi： AP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和罗伯特？沃尔辛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争端》Wirsing， Robert G，India， Pakistan， and the Kashmir dispute： on regional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希西尔？古普塔从上古的历史起，对克什米尔的历史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成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介绍和分析。如果要从印巴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克什米尔问题，该书是不错的选择。普拉克斯？昌德尔以主题的形式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主要关注目前克什米尔的问题，这与本文的主题关联不大。罗伯特？沃尔辛虽然也涉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原因，但更侧重于寻求它的解决办法。

    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但印度和印控克什米尔之间的克什米尔危机的研究者也不乏其人。

    贝赫拉的着作《国家、身份和暴力：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Behera， Navnita Chadha， State， identity & violence：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0认为，通常的分析都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视角来分析克什米尔问题，这是不够的，有必要从克什米尔内部来认识该土邦的政治特征，理解克什米尔各共同体人民的政治渴望，进而去研究克什米尔问题。

    她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各种社会模式，包括族裔的、宗教的、地区的、文化的和语言的身份，他们的政治性以及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背景中与该土邦变动的关系。从印度过去五十年政策的得失和克什米尔人的反应，考查了不同时期克什米尔动乱的原因，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印控克什米尔爆发分离主义运动的原因。指出印控克什米尔危机的出现，是印度政策失误、经济发展滞缓和教育水平提高，导致克什米尔人的认同发生变化，使得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印度态度也发生改变，导致问题产生或和缓。她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现实多元化和政治结构单一化之间的矛盾，是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原因。

    波比尔？辛格通过考查克什米尔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认同的变化，以及由此对政治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克什米尔危机的恶化是由于克什米尔人在不同时期的认同转变而导致的VB Singh， Shankar Bose，State elections in India： data handbook on Vidhan Sabha elections， 1952-1985， New Delhi；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7-1988。

    古拉姆·纳瓦拉卡在《祈求的联合：克什米尔和“婆罗多”官方民族主义》一文中则认为，克什米尔危机是印度官方民族主义和克什米尔区域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碰撞和激化的结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印度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克什米尔人身上，削弱他们的特性，导致双方产生矛盾，克什米尔人的分离主义情绪越来越浓，与印度渐行渐远TV Sathyamurthy Edi，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India（Vol3），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简而言之，阐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的论着，大致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是从印巴关系方面来解释克什米尔争端，一是从印控克什米尔方面来剖析克什米尔危机。分析克什米尔争端的着作，一般都采用现代民族理论来展开分析，它的中心思想是一元化发展，由传统到现代、部族到民族。因此，他们多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分析克什米尔问题为何产生及其解决的可能性。分析克什米尔危机的着作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拒斥中心化意识形态，强调给人民、社群和族裔以社会、文化和政治等空间，认为克什米尔人有权利保持他们的特性，应当给予他们高度的自治权。

    巴基斯坦学者伊伽兹？侯赛因说：“克什米尔问题的法律视角被忽视了。克什米尔问题的政治而非法律方面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来考查它是否以及何时产生。”Ijaz Hussain，Kashmir dispute：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Islamabad： Quaid-i-Azam University， 1998传统的克什米尔研究过于注重从政治尤其是印巴关系的角度来展开，或者是从克什米尔内部局势的演变来进行阐述。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把克什米尔问题的法律背景予以忽略，也有学者只专注于法律问题而不顾及政治层面，从而把克什米尔问题的政治与法律层面割裂开来。传统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缺点是，把1947年作为分析的起点或终点，从而在阐释克什米尔问题时把现代与传统（近代）割断开来。传统研究的第三个缺点是，分析克什米尔问题的格局比较小，对于周边形势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这三个缺点破坏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完整性，因为它们具有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性和继承性，所造成的后果是不能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因做出完满的解释。

    四、研究思路

    传统的克什米尔问题研究大致有三大缺点，即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政治与法律的割裂以及分析格局稍小。通过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考查可以发现，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克什米尔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周边紧张的国际关系。为了避免传统研究的缺点，本书试图立足于相对宏观的国际关系格局，考之于相关的法律文本，把克什米尔的现代与前现代结合起来，阐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研究克什米尔问题，大致的思路如下：

    克什米尔问题因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而起，它虽然产生于1947年，但与克什米尔此前一百多年的历史紧密相关。本书首先考查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如何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得以建立和成型，由此而形成的民族版图和政治结构对克什米尔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及其与克什米尔问题的关系。

    克什米尔问题是英国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一项副产品，没有印巴分治就没有克什米尔问题。本书接着阐释了在印巴分治的大背景下，国大党/印度、穆盟/巴基斯坦和英国对克什米尔的政策，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内部各主要政治势力对其归属的态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产生。此外，本书还试图解释为什么地缘政治才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动力，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宗教冲突、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等因素。

    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之后没能及时地得到解决，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斗争之中。因此，本书接下来分析，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克什米尔问题如何被卷入国际冲突之中，期间是怎样发展演变的，这些后果反过来又对克什米尔问题有什么影响，直到1971年孟加拉战争爆发。

    孟加拉战争是印巴两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较量，以巴基斯坦惨遭失败和肢解而收场，从根本上改变了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孟加拉战争的结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直接影响是，1972年7月2日，巴基斯坦与印度签订《西姆拉协议》，宣称此后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1974年11月13日，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重要的政治领袖谢赫·阿卜杜拉与印度政府签署了《克什米尔协定》，接受印控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此前一直不肯放弃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西姆拉协议》和《克什米尔协定》是孟加拉战争结果的法律表现。因此，三者一道成为克什米尔问题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它在此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史料基础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史学底蕴的国家，在历史研究方面有着许多优良的传统。自唐代刘知几提出史学三长以后，历代后学对此莫不孜孜以求。着名哲学家冯友兰说：“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冯友兰着，《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自序第1页。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首要的是对史料有尽量全面的掌握，但浩繁的史料不可能穷究，研究者唯有从中择取精当之材，再用流畅的语言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力争对历史事件和现象作出完整而准确的阐释。

    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奠基者之一翦伯赞认为：“就史料的价值而言，正史不如正史以外诸史，正史以外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翦伯赞着，《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7页。诚然如此！越原始和未经改纂的史料越有价值，经过修纂的东西可能脱离其本色。因此，本书力求在利用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来研究克什米尔问题。史料固然重要，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不可或缺。况且各人所得皆有其真知灼见，本书将积极地吸收前人的成果，把克什米尔问题研究再推进一步。

    最初构思毕业论文时，我想作为一篇世界史的博士论文，应当舍弃中文资料不用，但很快就发现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印度着名的克什米尔问题专家拉强德拉？库马？简说：“南亚长期以来就是东方和西方，以及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竞技场。大国的雄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加上该地区国家的不同利益，致使南亚政治具有挑战性的复杂。最近阿富汗的局势（注：指1979年苏联侵略阿富汗）就证明了这点。美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世界性大国，它对南亚事务的兴趣和卷入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改变。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其他两个利益大国即中国与苏联的政策和态度，以及该地区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Jain， Rajendra Kumar，US-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2， Radiant Publishers， 1983， Preface我最终认识到，要想完整地阐明克什米尔问题，离开中文资料根本行不通。中国自古以来对克什米尔地区都有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中文文献对研究克什米尔问题是不可或缺的。

    本书所用材料主要从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搜集查阅，通过各种方式从香港和国外的大学图书馆复印或者购买，以及相关网站上下载的资源。相关的资料很多，主要包括以下文献：

    1档案汇编：

    相关档案是研究克什米尔问题的必要资料。俄国（苏联）是影响克什米尔局势的重要因素，比较遗憾的是，笔者不懂俄文，没能直接使用俄文资料。聊以慰藉的是，大量相关的俄文资料都已经翻译成英文或中文，这使本书最终得以行笔。这类资料包括克什米尔历史以及相关国际关系的资料，主要有如下一些：

    （1）关于克什米尔的重要档案汇编

    《克什米尔争端的重要档案和注释》Lakhanpal， PL，Essential documents and notes on Kashmir dispute， Delhi： International Books， 1965、《克什米尔：宪法历史和档案》Teng， Mohan Krishen， Kashmir：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Documents， New Delhi： Light & Life Publishers， 1977、《克什米尔报告》United Nations Representatives， Reports on Kashmir， Karachi： Printed by the Manager， Government of Pakistan Press， 1958、《英联邦事务的档案和演讲》Document and Speeches on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1931-195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和《英属印度历史档案》Forrest， GW， Edi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British India （vol1-2），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 1985。

    （2）印巴民族运动的历史档案选编

    《巴基斯坦运动的历史档案》Allana， G， Pakistan movement： historical documents， Lahore： Islamic Book Service， 1977、《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档案选：1885－1947年》Pandey， Bishwa Nath， Edited， The Ind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1885-1947： select documents， London： Macmillan Pr， 1979、《印巴演进档案选编（1858－1947）》HL Singh and BN Pandey， The Evolu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1858 to 1947： select documents，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和《巴基斯坦决议到巴基斯坦国，1940－1947：档案选编》Qureshi， Ishtiaq Husain， Edited， Pakistan resolution to Pakistan， 1940-1947： a selcetion of documents presenting the case for Pakistan， Karachi： National Pub House， 1969。

    （3）相关重要国家关系的资料汇编

    《印度外交政策和关系档案选：1947－1972年》Appadorai， A，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47-1972，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1985、《印度外交政策的档案文本：1947－1959年》India Parliament Lok Sabha， Foreign policy of India： texts of documents， 1947-1959， New Delhi， Lok Sabha Secretariat， 1959、《英国外交事务档案：外交部秘密出版的报告和文件》Preston， Paul，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Bethesd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2000、《美国外交的基本档案：1941－1949年》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档案：1950－1955年》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Historical Offi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1950-1955 （vol1-2）， Washington： US Govt Print Off， 1957、《苏联外交政策档案》Degras， Jane， Soviet Document on Foreign Policy， Lond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1953、《中国与南亚的关系，1947-1980》Jain， Rajendra Kumar， China，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Vol1-2）， New Delhi： Radiant Pub， 1981、《苏联与南亚的关系：1947－1948》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Vol1-2），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美国与南亚的关系， 1947-1982》Jain， Rajendra Kumar， US-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2（Vol1-3），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3、《美巴关系档案》Arif， K， America-Pakistan relations： documents， Lahore： Vanguard Books， 1984和《英国外交事务档案》Paul Preston， Michael Partridge，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Part Ⅳ，Series E， Volume 7），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2001。

    （4）相关重要人物的言论汇编

    《真纳的演讲和声明（1937－1948）》Jinnah， Mahomed Ali， Jinnah：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1947-1948，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独立及此后：尼赫鲁重要演讲选，1946年9月到1949年5月》Nehru， Jawaharlal， Independence and after： a collection of the more important speeches of Jawaharlal Nehru from September 1946 to May 1949，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49、《甘地和真纳关于印巴分治的辩论》Merriam， Allen Hayes， Gandhi vs Jinnah： the debate over the partition of India， Calcutta： Minerva， 1980、《尼赫鲁关于克什米尔的言论选》Information Service of India， Kashmir， 1947-1956： Excerpts from Prime Minister Nehrus Speeches， New Delhi， 1956、《尼赫鲁与克什米尔》Nehru， Jawaharlal， Nehru and Kashmir， New Delhi： Anmol Pub， 1995、《穆罕默德？阿里总理在1955年克什米尔所有政党会议上的公开发言》Mohamad Ali， All Parties conference of Kashmir， 1955， opening speech by the Honorable Mr Mohamad Ali， Karachi： Ferozsons， 1955和《佐？阿里？布托在安理会的演讲》Bhutto， Zulfikar Ali， Kashmir， speech delivered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Government of Pakistan， 1964。

    2自传和回忆录：

    国家不像一般的自然人那样，不能自为意思表示，而必须由有权代表的机关，如国家元首、持有全权证书的代表等，代为意思表示。李浩培着，《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3页。国家作为一个集合体，在本质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行为得由具体的人来执行。因此，其构成人员执行国家职能的活动，他们事后的回忆，以及他们行为的观察者所留下的记录，是研究相关事件的重要资料。与本主题相关的这方面的英文资料主要有如下一些：《随蒙巴顿出使记》Campbell-Johnson， Alan， Mission with Mountbatten， New York： Atheneum， 1985 坎贝尔是蒙巴顿的私人秘书，追随他多年，对印巴分治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多有记载。

    、《卡兰·辛格自传》Karan Singh， Autobiography（1931-1967），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卡兰·辛格是克什米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元首，1956年就任克什米尔第一任邦长，后来进入印度内阁担任要职。该书讲述了克什米尔封建秩序的崩溃、克什米尔加入印度、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和谢赫·阿卜杜拉的被捕等克什米尔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边疆的形成：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五年经验和冒险》Durand， Algermon， The making of a frontie： five years experiences and adventures in Gilgit， Hunza， Nagar， Chitral， and the Eastern Hindu Kush，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英国驻南亚的殖民官员阿尔吉农？杜兰上校的《边疆的形成：在吉尔吉特、坎巨提、那噶尔、奇特拉尔和东兴都库什的5年经历和探险》一书，对于吉尔吉特、坎巨提、那噶尔、奇特拉尔等地区纳入查谟王室的控制之下，有着详细的描述。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Kissinger， Henry，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中文或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有如下一些：《查谟史》《查谟史》的作者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是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政府官员，派驻该土邦的许多地区，亲身参与了许多活动。该书记载了多格拉族家族的早期扩张，许多内容得到汉文资料的印证，成为研究克什米尔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该书用乌尔都文写就，陆水林翻译了其中部分章节，后与其他相关论文编纂成《西藏森巴战争》（陈家琎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西藏奏疏》、《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甘地自传》、《尼赫鲁自传》、《赫鲁晓夫回忆录》、《鲍尔斯回忆录》、《耿飙回忆录》、《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杨公素着）、《喋血孟加拉》、《艾森豪威尔回忆录》、《葛罗米柯回忆录》，等等。

    3他传和论着：

    他传的作者有些是历史事件的直接亲历者，有些不是。即便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作者对于相关事件还是有许多了解和描述。与本文相关的重要英文他传有《克什米尔土邦的创建：古拉伯·辛格大君传》Panikkar， Kavalam Madhava， The Founding of the Kashmir State： A Biography of Maharajah Gulab Singh， 1792-1858，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3和《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政坛不死鸟》Kaul， RN，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a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还有更多，包括《伟大领袖真纳》、《蒙巴顿传》、《阿古柏伯克传》、《阿尤布·汗：巴基斯坦首位军人统治者》和《英迪拉·甘地传》。自传、回忆录和他传的主人公都是南亚和克什米尔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其本人的历史就是南亚和克什米尔历史的一部分。

    克什米尔的民族民主运动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方面的论着主要有如下一些：柏勒姆·纳什·巴札的《克什米尔的文化和政治自由斗争史：从上古到当前》Bazaz， Prem Nath， The History of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Kashmir，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Present day， New Delhi： Kashmir Publishing company， 1954，该书对克什米尔的自由斗争做了全景式的考查，再结合印度分裂之前两个世纪的历史，得出了克什米尔争端的根源在于其历史当中的结论。

    善图什·考尔的《查谟和克什米尔自由斗争》Kaul， Santosh， Freedom Struggle in Jammu & Kashmir， 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 1990，该书分析的面相对要窄一些，分析重点放在英国统治时期，故而其研究有相对的局限性，对问题的阐释并不是很具体明白。穆罕默德？亚辛和蒯尤姆？拉菲齐主编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自由斗争史》Mohammad Yasin and A Qaiyum Rafiqi Edi， History of the freedom struggle in Jammu & Kashmir， New Delhi： Light &Life， 1980是一本论文集，它的整体系统性不是很强，但其中有的文章还是很有价值，如希耶德？贾摩尔？乌丁的《从教派政治到民族政治，1930－1940年的克什米尔》，分析了克什米尔民族主义运动的转变过程；皮尔？杰雅苏丁的《克什米尔自由斗争史的主要趋势》，研究了克什米尔长期斗争中的主要潮流，及其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影响。

    联合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除了关于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的汇编之外，还有研究它们关系的着作。拉马图拉赫？汗的《克什米尔和联合国》Rahatullah Khan， Kashmir and the United Nations， Vikas publications， 1965出版于1965年，他回顾了联合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作用，尤其是它在1965年印巴战争中的表现，感叹它只能做一些象征性的举措，而不能根除克什米尔危机。联合国无力解决国际间的领土争端，而各种势力也只是利用这一舞台谋求自己的利益。

    苏雷斯·K·夏马与SR巴克希主编的《克什米尔和联合国》Suresh K Sharma & SR Bakshi Edi， kashmir and United Nations， 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 1995，搜集了联合国与克什米尔问题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文献，如印度着名外交家V？K？克里希纳？梅农在联合国的演讲，MC昌格拉在安理会的演讲和奎希姆对联合国大会的演说；该书的第一章分析了第一次印巴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克什米尔问题怎样提交给联合国，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另外，它还收录了JK班纳吉在1948年撰写的《联合国和强权政治与克什米尔分裂》，分析了相关各方在第一次印巴战争中的立场和政策及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

    4网站、报纸和杂志：

    wwwkashmir-informationcom/historicaldocments.

    wwwkashmir-informationcom/LegalDocs.

    中国人大网？文献资料：wwwnpcgovcn。

    上述三个网址存放了一些与克什米尔问题相关的重要的历史和法律文件。报纸也可以是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本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相关政策或声明，多从《人民日报》（电子版）直接引用。此外，本书还征引了一些前人的论文，它们主要刊载于《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历史研究》。

    六、主旨和结构

    根据地缘政治理论，某些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国际关系的交往中具有战略重要性，甚至直接成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强权角力的竞技场所。例如，麦金德认为，世界霸权的兴衰是海洋势力和陆地势力的“雄雌”之争，对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而言，控制“心脏地带”是最重要的。斯皮克曼则认为，“边缘地带”对世界霸权争夺者才是至关重要的。麦金德把世界大致分成心脏地带、内新月地带和外新月地带，斯皮克曼则大致对应地把世界分为内陆、边缘和岛屿。通过对历史进行考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三种地带的交汇处，尤其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的交错处，散布着许多战略据点，成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强权争夺或竞力的场所。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发现，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断层线也基本与这些据点串成的链条相吻合。这些据点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成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强权争夺的对象，而克什米尔恰好就位于其中。

    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理论是从全球争霸的角度来分析地理对政治的重要性，其论证的是一个从政治到地理的过程。本书则相反，分析的是一个小地方的政治演变，所阐释的是一个从地理到政治的过程。地缘政治首先注意的是地理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关注历史、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地理对克什米尔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的影响非常巨大，就如米拉什说：“克什米尔人的性情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克什米尔谷的河流和春天、土壤和气候、山川和关隘在漫长的岁月里塑造而成的。”Misra， K K， Kashmir and Indias foreign policy， Allahabad： Chugh Publications， 1979， p1本书所欲证明的是，克什米尔问题如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产生，随后又如何在地缘政治作用下而发展演变。作为一篇历史学的论着，本书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展开论述，具体的篇章结构安排如下：

    导论导论主要是对本书的研究主题、将要运用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和阐释，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提出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介绍本书的思路，说明本书拟采用的论述方法，介绍本书的资料来源和篇章安排。

    第一章英印帝国里的克什米尔（1822—1947）本章主要叙述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是怎样建立和定型及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然后再概述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英印帝国中的法律地位，分析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背景。

    第二章南亚博弈中的克什米尔（1947—1949）本章主要阐释克什米尔怎样由一个潜在的问题变为现实的冲突，以及克什米尔问题为何被提交联合国调解。

    第三章冷战阴影下的克什米尔（1949—1966）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后，很快卷入并成为世界冷战的一部分。本章主要阐明1949－1966年间全球尤其是亚洲地缘政治形势的巨变如何影响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发展。

    第四章孟加拉战争与克什米尔（1966—1974）1971年的孟加拉战争是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的延续。本章主要阐明孟加拉战争对南亚地缘政治的冲击，以及由此对克什米尔问题造成的影响。

    结语这一部分对前面的内容作总结，并提炼出本书的观点：克什米尔处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战略要冲，在前现代时期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版图和政治结构，在当地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克什米尔问题在1947年产生，并在1974年之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