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着名历史学家克罗齐在考查那不勒斯的历史后说：“我们的土地上表现出的历史并不产生于其内部，因为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到，南方的意大利和西西里命中注定地要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主要冲突地点：在古代是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在中世纪是伊斯兰、拜占庭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意］克罗齐着，《那不勒斯王国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另注：原文语句不顺，笔者已经根据该书序言第6页的相关内容作了修正。通过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历史进行考查，我们同样可以说：克什米尔命中注定地要成为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冲突地点：在古代是亚洲腹地游牧民族之间的，稍后是锡克人和阿富汗人之间的，在近代是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在现代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间的。
作为英国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一项副产品，克什米尔问题虽然产生于1947年，但它深深地植根于克什米尔和印度此前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前现代的印度和克什米尔与它们当前的政治版图大不相同，现代的印度和克什米尔都是经过英国长期殖民统治塑造而形成的。克什米尔位于兴都库什山脉，那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在19世纪初，克什米尔处于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控制之下；1819年，它被杜兰尼王朝的封臣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兼并了。锡克国是骁勇善战的锡克人在北印度建立的国家，它实力雄厚，领土主要由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平原和克什米尔山区地带两部分构成。
克什米尔南面的查谟的多格拉贵族中有三兄弟都是才俊之士，为兰吉特·辛格攻城略地和摆脱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控制立下汗马功劳，先后从锡克王室获得采邑，成为位高权重的文臣和武将。其中的长兄古拉伯·辛格在1822年受封为查谟王，随后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吞并了周边许多小公国。从1834年到1842年，他乘中国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之机，多次侵略中国的属国和西藏地区，最后兼并了中国的属国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十多倍，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人准备兼并锡克国。面对这个强大的对手，而且英国人当时在印度的行政中心在遥远的加尔各答，他们采取了一种渐进的、从内部消耗分解的手段来兼并锡克国。克什米尔不仅地势险峻，而且地处偏远，与英国管辖区之间还隔着旁遮普、查谟等许多地方，英国人当时没有能力去征服它，于是干脆把它当作交易品来处理。英国人与锡克国中权势熏天的封臣查谟王古拉伯·辛格勾结，以扶植他脱离锡克国建立主权国家和获得克什米尔谷作交易，换取他从内部策应以支持英国兼并锡克国的印度河平原区。这样，在瓦解锡克国的基础上，在英国人的卵翼下，信奉印度教的古拉伯·辛格，以查谟为基地，以克什米尔谷为中心，建立了具有主权地位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成为英印帝国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土邦，同时也是它的北部边疆。
把克什米尔谷转卖给古拉伯·辛格之后，英国与俄国在中亚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防止俄国势力伸入南亚，英国帮助查谟王室兼并了以吉尔吉特为中心的鞑靼斯坦；1936年，英国人又在一项司法裁决中把蓬奇采邑判给它。这样，经过一百多年的扩张兼并，通常意义而言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终形成了，其辖区主要包括信奉印度教的查谟，信奉藏传佛教的拉达克，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尔蒂斯坦、克什米尔谷、蓬奇、吉尔吉特等地，由少数印度教徒统治多数穆斯林。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建立和形成，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以及19世纪阿富汗、锡克国、查谟、尼泊尔、中国、英国和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用下而产生的，是南亚北部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
地缘政治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种分析模式，相对应地分析局部（国内）的、区域（国家）的和全球（帝国）的地缘政治态势。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时段内只有某种模式的地缘政治影响克什米尔局势的发展，实际上它可能同时处在两种甚至三种地缘政治力量的作用之下。比如说在19世纪末，克什米尔已经是英印帝国里的一个土邦，它们之间有许多矛盾，甚至于英国政府在1889年褫夺普拉塔普·辛格大君的权力，建立部长会议而亲自发号施令，这是一种微观的地缘政治。然而，这个时期克什米尔在英印帝国和阿富汗的关系中也处于重要地位，当时划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阿富汗之间边界的李奇威线就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它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而进入南亚地区范围，这是一种中观的地缘政治。但是，这个时期的克什米尔还是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斗争避免直接接触的缓冲区，受到英俄关系的影响。中亚是地缘政治学大师麦金德所称谓的争霸全球的“心脏地带”，英俄中亚斗争是标准的全球争霸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宏观地缘政治。因此，19世纪末的克什米尔同时处在三种态势的地缘政治作用之下。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形成之后被称作印度的微缩体，其民族版图对后来克什米尔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上半期，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逆向发展的。在印度是占多数的印度教徒领导其他少数派民族，争取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出现了少数派穆斯林要求建立巴基斯坦国的运动；在克什米尔是占多数的穆斯林领导其他少数派民族，争取推翻印度教徒的封建统治以获得解放，出现了印度教徒等少数派的分离主义运动。
不同的是，克什米尔作为从属于英印帝国的一个土邦，它的政治发展受印度主流运动的影响很大：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两大政党穆斯林会议党和国民会议党，后者从前者中脱离出来；印度的两大政党国大党和穆盟，后者受前者的影响而成立。在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国民会议党与国大党分别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的第一大政党，两者关系密切，都主张世俗主义和为共同体内所有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穆斯林会议党和穆盟分别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的第二大政党，两者来往频繁，都强调保护共同体内穆斯林的利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却是穆斯林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合拍共进，却与印度的穆斯林建国运动背道而驰。这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渊源。
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体系叫作英印帝国，由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两部分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被迫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实行印巴分治根据赛琴？森的考证，甚至于印巴分治也是英国地缘政策的一个后果。他认为：“印巴分治实质上是边疆斗争的高潮。没有历史研究者会接受印巴分治乃穆盟的赠品这一观点。印巴分治无疑是穆盟斗争的结果，但英国切割边疆并让它们脱离印度教徒支配影响的政策，这才是印巴分治基本理念的根源。寇松勋爵在1905年分割孟加拉和阿萨姆两省并不是按照语言界线来展开，而是为了行政方便的目的。这在后来被证明具有消极的后果，该冠冕堂皇的计划旨在把印度的东北边疆置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这是英国讨好穆斯林政策的延续。东北边疆需要确保安全无虞。按照英国的帝国战略，边疆安全就需要抑制日益发展的印度教徒民族主义。印度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英国因为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对此并不担心，自信能够应对所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对于英国而言，印度的弱点在于其陆地边疆。
”（Sen， Sachin， The Birth of Pakistan， Lahore： Books Traders， 1978， p180）为了防止印度的民族主义势力通过陆地与国外敌对势力联系，进而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寇松总督随意分割了孟加拉和阿萨姆，这成为后来巴基斯坦运动的滥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激进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与日本相勾结，建立印度国民军，企图借助日本的力量把英国人赶出印度，实现民族独立。印度国民军曾经协助日本，从缅甸进攻英属印度，参加了重要的英帕尔战役。这一事件表明，英国人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在撤离印度的过程中，英国主要关心自己如何全身而退，因此把精力主要放在相对容易解决的英属印度分治上面，而基本忽视了复杂棘手的印度土邦归属问题。这期间制定的与土邦归属有关的文件主要有三份，分别是《内阁使团备忘录》、《蒙巴顿方案》和《印度独立法》，它们都没有明确印度土邦归属的具体解决办法。印度土邦的归属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导致相关各方都可以找出含混的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事依据，这为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提供了法律空间。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如果没有形成它在印巴分治前夕的那个样子，而是按照它在1822年的样子一直延续到1947年。那么，按照印巴分治的原则和印度土邦归属的普遍作法，各个部分将按其自然属性顺利地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就像当时其他印度土邦所做的那样。如果英国在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印度土邦如何选择归属，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将根据明文法律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行事，克什米尔问题也将不会产生。如果没有克什米尔民族主义派的支持，印度在1947年出兵克什米尔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如果巴基斯坦不与克什米尔接壤，也没有获得克什米尔什叶派穆斯林的支持，那它即便想干预克什米尔的局势也将无从插手，就像它对于印度占领朱纳加德和海德拉巴两个土邦而束手无策那样。由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成是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因此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应该追溯到地缘政治上去。
英印帝国确定分裂之后，印度把自己定位为英印统治国际地位的唯一继承国，这使它不仅想尽最大范围地继承英印帝国的领土，而且继承了它的北部边疆防卫政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印度潜意识地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纳入本国领土范围。但是，从地理、历史、民族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更与巴基斯坦连为一体，对它更有战略防卫意义。此外，由于巴基斯坦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两个民族理论”，它内在地把穆斯林占人口优势的毗邻西巴基斯坦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包含在自己的领土当中。反过来，印度却想把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确立为本国世俗主义的象征。这些冲突导致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要求获得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领土控制权，使出浑身解数去争夺它，从而导致克什米尔问题产生。印巴分治前后旁遮普的分割、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穆斯林部落民的反叛等事件，既是时局演变的结果，但印巴也参与其中进行较量，加剧了两国对克什米尔的争夺。
在国大党/印度与穆盟/巴基斯坦争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过程中，国民会议党支持国大党和印度，它的主席谢赫·阿卜杜拉甚至主导了克什米尔大君哈里·辛格与印度政府签署《加入证书》，要求印度出兵克什米尔镇压穆斯林部落民；穆斯林会议党支持穆盟，要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巴基斯坦。由于国民会议党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享有全面的优势，再加上土邦内的印度教徒统治阶层普遍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以及印度相对巴基斯坦的全面优势，使得印度在与巴基斯坦争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斗争中取得了相对优势；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居民普遍支持巴基斯坦，那些区域地势险峻，那里的什叶派穆斯林部落民反抗多格拉统治和印度，印军的优势难以在那里得到发挥，因此巴基斯坦在那些地区具有局部优势。
在印巴分治前后，克什米尔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有着相同性质的海德拉巴和朱纳加德两个土邦的归属也成为问题。与克什米尔的政治结构相反，海德拉巴和朱纳加德的居民主要是印度教徒，它们的土邦主是穆斯林，都宣布加入巴基斯坦。这两个土邦因为位于印度腹地，印度通过武力强行把它们并入本国领土，巴基斯坦除了提出口头抗议之外，对此无能为力。就像巴希尔？艾哈默德所说：“巴基斯坦能够接受印度攫取海德拉巴，因为它位于印度的心脏地带，巴基斯坦要去进行管理是不切实际的。”
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p128-129巴基斯坦无力遂行海德拉巴加入本国，所以它对印度攫取海德拉巴不能作有形的抵抗Ibid， p130。但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巴基斯坦山水相连，巴基斯坦可以直接对那里发挥影响，而且土邦内的什叶派穆斯林支持它，这使得它至少可以部分地在那里遂行自己的意志，而不至于像在海德拉巴和朱纳加德那样，鞭长莫及而束手无策。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接壤，这使得两个国家都可以直接干预该土邦的事务。尽管国大党/印度和穆盟/巴基斯坦出于各种理由而在独立之前就打算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纳入本国领土版图，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地缘战略的考虑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于印度而言更是最重要的因素——印度在哈里·辛格大君签署《保持原状协议》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作军事准备，出兵时强调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地缘战略地位，但没有谈及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海德拉巴和朱纳加德两个土邦的归属后来没有成为实际中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它们距离巴基斯坦遥远，两个土邦的居民没有对巴基斯坦形成规模上的支持，而且巴基斯坦与印度相比力量弱小，即便在它们的土邦主宣布加入本国之后，也不能遂行自己的意志。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印巴两国实力对比的制约，也就是说地缘政治是最主要的原因。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问题产生后，巴基斯坦由于势力弱小，自知无法与印度抗衡，立刻寻求英、美两国进行调解。但英、美两国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起初并不愿卷入其中，建议印巴将该问题提交国际组织调解。由于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问题，为了避免印巴两国陷入持久的全面战争，印度政府在1947年12月31日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调解。英美操纵的联合国在起初阶段基本以中立的态度来对待克什米尔问题，劝说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实现停火，按现状控制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1949年1月1日，印巴两国实现停火；同年7月在克什米尔划定停火线，使它分裂为印控克什米尔和巴控克什米尔两部分。这样，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暂时被抑制了。在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中，印度实现了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体现在它夺取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核心地区克什米尔谷，并巩固了自己在那里的统治。
印度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既是其民主理念的一个表现，更是其实力不济的一个表现。它如果能够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完整地遂行自己的意志，也就不必求助于联合国。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后，出乎印度意料的是，它并没有按其预期的方式获得解决。印度期待联合国谴责巴基斯坦侵略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要求它从那里撤军，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幼稚和一厢情愿了。英美等国不可能单纯地根据印度的建议来制定自己的克什米尔政策，它们必定会把巴基斯坦因素考虑在内，也肯定以自己而非印度的利益为行为出发点。巴基斯坦不仅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有合理的诉求，而且是维持南亚均势的平衡力量，更是全球博弈的战略据点。如果英美完全偏向印度，则它们不但有失主持公道的形象，而且破坏了南亚的均势，更危险的是极可能把巴基斯坦推向苏联一边。这些都是英美两国竭力要避免出现的情况。
由于印巴都不愿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实质性的让步，联合国的调解也就不可能使它及时得到彻底解决，从而为它的持久化埋下了种子。英美苏等世界大国起初都避免介入克什米尔问题，但随着亚洲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三个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使它成为全球冷战的一部分。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原子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由此发生逆转，资本主义阵营在亚洲的实力大为削弱，东西方集团在亚洲斗争的中部战线随之从中亚下滑到南亚和东南亚。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陡然变得重要起来，美国加强了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希望和平地解决该问题，以便把印巴两国整合进西方阵营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政策由于印巴双方都拒不作实质性的让步而遭失败。
1953年3月，联合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正式宣告失败，美国于是公开支持谢赫·阿卜杜拉建立独立的克什米尔国。这一阴谋随即被挫败，谢赫·阿卜杜拉也在 8月9日遭逮捕入狱，“独立克什米尔国”因此成为空中楼阁。恰好在这个时候，西方在朝鲜战争上也彻底失败，刚刚在7月27日被迫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这样，美国在南亚地区构筑遏制共产主义“铁幕”的渴望更加强烈，于是改而实行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同盟的办法，把它编入西方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体系之中。巴基斯坦因为感觉到印度的威胁，也希望与美国结盟。巴美军事结盟迫使印度加强发展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使得东西方冷战格局延伸到南亚。巴基斯坦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战略目标迥异：巴基斯坦主要是为了对付印度和重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做准备；美国则主要是为了对抗以及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这就使得巴基斯坦和美国军事结盟缺乏坚实的地缘政治利益基础，埋下了同盟瓦解的种子。
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开始冷淡和疏远，这使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度地恶化。在印度和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两国传统上模糊的边疆必须划定清晰的边界。印度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将印度国内的理性建议弃之不顾，企图利用中国在这个时期内外交困的机会，以有利于印度的方式强行地解决中印边界争端，最终导致1962年的中印战争。印度在战争中溃不成军，使它游离“不结盟”的外交国策，快速地向西方国家靠拢求援。由于印度在南亚所处的地位，美英等国家总是渴望把它纳入西方阵营遏制中国，于是不顾盟国巴基斯坦的反对，向它提供包括先进军事装备在内的大量援助。这种情况造成印苏关系和美巴关系疏远，巴基斯坦加强了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西方国家还利用这一机会，加强调解克什米尔问题，无奈印巴仍然不愿作实质的让步而以失败告终。
巴基斯坦对西方国家再次武装印度感到害怕，担心自己对印度暂时的既有军事优势很快就会丧失；与苏联亲近之后，自认为国际形势对本国有利；通过1965年4月卡奇冲突测试了各大国态度和印度新政府的软弱之后，在1965年8月贸然发动了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彻底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巴基斯坦的军事企图遭到印度的猛烈反击，很快就失败了。在这次战争中，作为巴基斯坦盟国的美国并没有对它提供实质性帮助。
在中印战争和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中，西方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取向不同，出现了无法调解的分歧。在地缘政治离心力的作用下，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变得有名无实，很快就自动瓦解了；相反，在地缘政治向心力的作用下，意识形态迥异的巴基斯坦与中国迅速地紧密靠拢，建立了亲密而友好的关系。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之后，巴基斯坦国内外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就国内而言，由于巴基斯坦在这次战争中的莽撞和失败，这加强了东巴基斯坦固有的分离主义倾向。因为这次战争是巴基斯坦主动挑起的，而且事后缔结的《塔什干宣言》没能彻底解决两国的矛盾，印度国内存在着复仇的欲望。1970年巴基斯坦因为大选发生了严重的国内危机，使东巴基斯坦的分离主义付诸实际行动。印度打算利用东巴基斯坦危机报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之仇，但也不敢轻举妄动。恰好在这个当口，通过巴基斯坦的鼎力相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在1971年7月9－11日成功地访问中国。中美战略接近造成了巨大的国际冲击，引起苏联和印度极度恐慌。作为反制行动，苏联迅速改变此前尊重巴基斯坦领土完整的立场，支持印度用军事手段干预东巴危机。这样，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东巴基斯坦发动战争，把东巴从巴基斯坦肢解出来建立独立的孟加拉国。但是，当印度妄图把东巴危机扩大到西巴基斯坦，并企图占领巴控克什米尔的时候，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预先地阻止了它的冒险行为。
孟加拉战争被看作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的延续，它再次改变了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进而对克什米尔问题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战争之前，巴基斯坦的东西两翼对印度形成了夹攻态势；战争之后，由于东巴基斯坦的丢失，剩余的巴基斯坦反遭印度的侧翼包围。这次战争对克什米尔问题造成的影响是，1972年7月2日，巴基斯坦与印度签订《西姆拉协议》，规定克什米尔问题此后将由两国通过和平方式予以解决，排斥地区外大国的干预；1974年11月13日，谢赫·阿卜杜拉与英？甘地签订了《克什米尔协定》，谢赫·阿卜杜拉接受印控克什米尔成为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此前坚持不懈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
孟加拉战争是印巴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较量，以巴基斯坦的惨败而收场。孟加拉战争的结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直接影响是《西姆拉协议》和《克什米尔协定》的签订，也就是说这两个法律文件是孟加拉战争结果的法律表现。因此，三者一道成为克什米尔问题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它在此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克什米尔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症结固然在于印巴两国都不愿向对方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但毫无疑问的是，自从它被提交联合国一直到孟加拉战争期间，它的发展就强烈地受到更大规模的亚洲或全球政治斗争形势变化的影响，而不再仅仅是印巴两国之间的地区性问题。在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之初，具体地说是从1947－1949年，由于世界大国不愿介入其中，它主要是印巴两国之间的角力，这是一个中观的地缘政治问题。随着亚洲地缘政治形势的剧变，美苏两个世界大国都先后卷入其中，使它的发展受制于宏观的亚洲和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1949年之后作用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微观和中观的地缘政治已经不存在，而是说随着美苏的介入，前者那个小的地缘政治场就受制于后者这个大的地缘政治场，正如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所阐明的那样。反过来，世界大国介入克什米尔问题，它们是出于更大的目标才卷入其中，是从亚洲甚至全球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待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再以这个视角去处理克什米尔问题。美国曾经竭力想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建立军事基地以威胁中国和苏联，那也是服从于其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全球冷战大目标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历史（即1947年之前）、克什米尔冲突的产生（1947年）和克什米尔冲突的过程（1947－1974年）进行考查可以发现，地缘政治（包括地理、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因素）对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