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章主要论述克什米尔问题被纳入全球政治斗争舞台之后的发展演变。1971年的孟加拉战争依然是全球冷战的一部分，由于它对克什米尔问题有着突出的决定性影响，故而把它划出来单独进行论述。

    兰姆说：“第二次印巴战争是亚洲政治和外交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旧的关系瓦解了，新的关系形成了。大国均势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超级大国的姿态做了很大的调整。一个新民族将很快出现在南亚次大陆：旧国家的内部结构将屈从于外部紧张和重压，而其重要性也将必定得到充分的展现。”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74这段话高度地概括了1965年到1971年之间巴基斯坦和南亚的政治形势变化。

    兰姆把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看作印巴关系史上的分水岭，南达穆迪则认为：“作为一个整体，1965年的印巴战争对于后人理解1971年孟加拉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它论证了印巴两国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特殊外交政策的自发意愿结束了。1965年战争的一个结果是，巴基斯坦领导人认识到并不能轻易地打败印度的武装力量，自1962年被中国击溃之后，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果晚几个星期实现停火，战争将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于是，从纯军事立场来看，停火的效果仅仅是把算总账的日期延迟到1971年来进行。

    ”Nandamudi， Israel， Ph.D，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o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India： A Case Study of Indo-Pakistan War of 1965，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98， p134很显然，孟加拉战争是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的延续，标志着印巴之间以军事手段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和谢赫·阿卜杜拉领导的国民会议党寻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成为克什米尔问题发展史上的分水岭。

    第一节孟加拉战争定乾坤

    一、风云激荡的战前局势

    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其国土隔着印度共和国而被分割成相距1000多英里的东西两部分。当印巴两国关系紧张时，东西巴之间的联系就不能从印度的领土穿过，而得绕道斯里兰卡海峡。东西巴之间除了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之外，在历史、语言、民族、文化等各方面都相差很大巴基斯坦建国的理论基础是“两个民族理论”，但东巴和西巴对其含义有不同的阐释。例如，1940年的《拉合尔决议》称，英属印度穆斯林居多数的地方应该合并为地区，组成“独立的国家（states）”，“组成这些国家的各单位应实行自治并拥有主权”。这被认为穆盟当时设想在印度西北和东北建立两个联邦。

    只是到了1946年，为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穆盟又通过决议，将复数的“states”改成单数的“state”。但来自东孟加拉的穆盟领导人根据《拉合尔决议》，要求建立孟加拉国的希望一直没有放弃。（李德昌，《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1947-1987》，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独立之后，如果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能够实行东西平等、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政策，则它惨遭肢解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令人遗憾的是，巴基斯坦国的缔造者主要是西巴的旁遮普人和信德人，他们更多地是把东巴当作西巴的国内殖民地，经济上压榨而政治上漠视它。这就加剧了东巴人原有的分离主义情绪。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的一个负面结果是强化了东巴基斯坦的分离主义倾向。印度学者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说：“在这次战争中，东巴人羞辱地发现，自己对印度人毫无防卫能力。如果说他们有幸逃脱了印度人的占领，那是因为新德里担心，一旦印军开进东巴，中国人可能会进行干涉。”［印］因德尔？马尔豪特拉着，《英迪拉？甘地传》，施美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

    东巴人对自己在巴基斯坦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感到极度失望，1968年的“阿加尔塔拉阴谋案”更加使东巴人感到心碎，坚定了他们的分离决心阿加尔塔拉阴谋案：1968年，巴基斯坦政府宣称在东巴发现了一个反国家的阴谋。以在外国怂恿下在东巴从事反对巴基斯坦的阴谋活动为由逮捕了包括文官、武官在内的35人，并宣布早已在押的穆吉布·拉赫曼也同这一阴谋有关。据说这一阴谋是在印度的阿加尔塔拉策划的，故称之为“阿加尔塔拉阴谋案”。1968年6月19日，在达卡组成特别法庭对穆吉布·拉赫曼等人进行审讯。2月22日又撤销这一案件，释放全部有关人员。穆吉布·拉赫曼获释后把这一审讯称作“伊斯兰堡阴谋案”。这一事件使东巴与中央政府、与西巴国家疏远，矛盾更加尖锐和表面化了。（李德昌，《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1947-1987》，第97页。）。

    “阿加尔塔拉阴谋案”不仅加大了东西巴之间原有的鸿沟，还为印度考量巴基斯坦内部矛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第一，印度政府相信，通过东巴的反对行动，在适当的形势下把东巴从西巴中分离出来是有可能的；并且，由于西巴政府在1965年通过‘直布罗陀军事行动’试图动摇印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地位，分裂统一的巴基斯坦在新德里就从策略和战略两个层面都受到关注，以之作为对它的适当惩罚。印度为什么不应该针锋相对地在东巴基斯坦支持分裂主义者呢？第二，印度的情报机构已经注意到，巴基斯坦飞越印度领空连接东西巴之间的战术线路，以及西巴在东巴处境的弱点。如果有什么事情导致那些航线中断，那么开始在东巴进行秘密行动的时机可能就到了。第三，巴基斯坦军事机构中的战略家也能认识到这点；而且他们会考虑适当的军事反制措施，任何飞越航线的中断都有可能刺激他们这样做。”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84

    1970年12月7日，巴基斯坦将举行全国大选。11月12日，东巴遭到强烈的飓风袭击，飓风时速高达190公里，随后是海啸，造成20万人丧生。巴基斯坦政府对此表现冷淡，而且反应缓慢。东巴人对政府非常不满，支持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人民联盟党。人民联盟党获得东巴省议会310席中的288席，获得全国议会317席中的167席。巴基斯坦时任总统叶海亚？汗在阿里？布托的唆使下，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东巴人愤怒了，感到自己被抛弃、被忽视了，觉得自己不像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按巴基斯坦前任总统穆沙拉夫的看法，那就是：“应当说是布托和一小撮军方领导人联手毁掉了巴基斯坦。而拉赫曼也缺乏远见，态度顽固，他只扎根在东巴基斯坦，这倒给布托和叶海亚？汗帮了忙。他忘记了自己才是整个巴基斯坦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理，也忘记了自己需要到西部四个省走一走，以安抚西巴基斯坦人民，缓解他们对东巴基斯坦的恐惧心理。毫无疑问，叶海亚？汗害怕失去权力。诡计多端的布托施加压力后，叶海亚？汗总统于1971年3月25日宣布无限期推迟制宪议会。

    第二天他又宣布人民联盟党为非法，并宣布逮捕本次大选的实际胜利者、人民联盟党领导人拉赫曼。这一行动激怒了孟加拉人。”［巴］佩尔韦兹？穆沙拉夫着，《在火线上：穆沙拉夫回忆录》，张春祥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53页。印度学者克里尚？巴蒂亚说：“在巴基斯坦国内的严重危机中，毫无疑问，印度政府和公众对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持同情态度。……他们想到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有分裂的可能，就普遍地感到心满意足。在解放运动后期，东巴的那些自由战士无论在训练或装备方面都得到了印度的大量帮助。”［印］克里尚？巴蒂亚着，《英迪拉？甘地》，上海师大外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4页。1971年2月，印度禁止巴基斯坦飞机飞越印度领空。兰姆认为：“这表明，印度刺激巴基斯坦的‘阿加尔塔拉条件’就逐渐具备了。因为这是克什米尔争端的一个直接后果，而且处在一种源于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所制造的真实感情之中。”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85

    由于印巴之间总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敌意，由于孟加拉危机此时对印度所造成的反响，该地区的和平持续地受到威胁Loshak， David， Pakistan crisi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1， pp130-131。东巴危机造成大量难民从东孟加拉涌入印度境内。但是，印度时任总理英？甘地认为，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难民，而是逃离军事恐怖的战争受害者Appadoral， A，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27-72（Vol1），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17。

    必须无限期地向九百万到一千万巴基斯坦人提供衣食住宿，这负担要比用战争来保证他们返回家园更加沉重。……经济和政治的稳定要比和平更为宝贵［印］克里尚？巴蒂亚着，《英迪拉？甘地》，上海师大外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7年，第275页。印度经常狡辩，难民问题是他们干预东巴局势的原因。这是印度掩饰自己真实目的的遁词，美国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说：“当美国同意承担救济难民的主要费用时，它又转而坚持没有政治解决方案就不可能解决难民问题。然而印度为解决问题提出的条件又不断升级。当美国表示愿意帮助减轻东巴饥馑时，印度要求由国际机构来执行救济计划。表面的理由是保证救济物资得到公平的分配，但这种做法也使巴基斯坦政府不能借此从人民中获得信誉。”Kissinger， Henry， White House Years，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p856

    印度不仅在难民救济方面虚与委蛇，在难民重返家园的问题上也百般刁难。尽管叶海亚？汗总统宣布了大赦，印度仍然要把东巴问题政治解决作为难民重返家园的条件。但是，在属于邻国主权领土上究竟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政治办法，对此印度还保留着仲裁的权利。六月中旬，英？甘地总理宣布印度不会同意任何意味着“孟加拉国灭亡”的解决办法；换句话说，印度以肢解巴基斯坦作为它不动手的条件。在逐渐实行自治的方案遭到拒绝、难民得到煽动且回国无望的情况下，印度使危机的增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Ibid， p858。

    苏联在起初阶段对东巴危机持温和的态度。1971年4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给叶海亚？汗写了一封信说：“我一直并将依然确信，巴基斯坦新近产生的复杂问题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和平途径予以解决，不能采用武力。……我认为，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警告总统先生你是我的责任，应该坚持不懈地寻求最紧急的措施停止针对东巴人民的流血和镇压，并且求诸和平的政治方案来解决问题。

    ”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Vol1），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 p105参加过孟加拉战争的印度少将S辛格认为：“这封信尽管措辞强硬，但根本没有提出东巴自治的问题，更不用说独立了。……苏联领导人袖手旁观，显然是在等待对他们有利的结局。”［印］S辛格少将着，《喋血孟加拉》，皓月、宪鹏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他还认为：“苏联希望叶海亚？汗能够在东巴重建权力，并最终与穆吉布·拉赫曼的政治继承人达成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对穆吉布·拉赫曼不放心，一直认为他是美国的走狗。……莫斯科或许依然感到政治解决仍有可能；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便可以在不得罪忠诚朋友印度的情况下，把巴基斯坦拉到自己一边。”上引书，第120页。

    苏联在早期阶段对东巴问题的谨慎政策，使得英？甘地领导的印度政府虽然想干预东巴局势，但还不至于很嚣张。1971年5月20日，英？甘地在印度人民院说：“我们确信，解决东孟加拉问题或许用不着军事手段，有权势者必须寻求政治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舆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甚至能够影响最强大的国家。世界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它们正确而迅速地运用自己的能力，那我们才能期望我们的次大陆会有持久的和平。

    ”Appadoral， A， 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27-72（Vol1），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206月6－8日，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访问莫斯科。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关于东巴问题的主要内容是斯瓦兰？辛格对波德戈尔内4月2日给叶海亚？汗的信表示感谢，以及东孟加拉的难民问题。联合声明的全文参见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Vol1），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 pp111-112从这两次活动中可以看出，印度直到六月上旬的时候还没有决定以军事手段来干预东巴危机。

    随着孟加拉危机的发展，印度决心干预东巴局势。兰姆说：“印度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以一场印巴战争的方式卷入巴基斯坦的内部危机，却不刺激中国以超过1965年的力度来进行干涉。正在这时，叶海亚政府不明智地为印度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叶海亚感受到来自印度日益增长的威胁，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它当时处在令人惊讶的尼克松团体领导之下。叶海亚准备尽其所能地做每一件事情，帮助美国政府实现它与中国接近的计划。”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85

    中苏关系在斯大林时期就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到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由热变冷并最终破裂，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力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可以与美国一争高下，随着“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整套以“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为特征的对外扩张的理论。该理论采取进攻性战略，主要内容包括：军事上以美国为主要对手，战略重点在欧洲，将过去追求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改为力求取代美国，称霸世界。

    政治上提出：①有限主权论，认为为保卫社会主义利益最高主权，苏联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而不惜侵犯其主权；②国际专政论，宣称“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已超出了一国的范围，要由苏联实行“国际专政”；同时还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大家庭”的统一行动；要重新安排各国经济，进行国际分工，实现经济一体化，建立超国家的“经济综合体”；宣传“国际工农联盟”，认为亚非国家工人阶级尚未形成，只有“依靠”苏联才会有前途；不论在哪里出事，都涉及苏联的利益，对此苏联不能消极对待；苏联是世界大国，负有“特殊责任”，宣扬“大国特殊责任论”。

    的出台和“亚洲集体安全计划”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提出“亚洲集体安全计划”，计划在亚洲建立以苏联为首的军事同盟。的执行，中苏两国已经在边境上重兵对峙，在1969年甚至兵刃相接。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张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重新审视并调整对外战略，确定苏联为外来威胁的首要敌人。在同一时期，由于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1969年尼克松继任总统后，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摆脱越战困境，以维护其战略重点欧洲，对抗苏联在该地区的攻势。美国逐渐调整全球战略，从准备打两场半战争转为打一场半战争，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样，中美两国战略接近的前提就具备了。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军事冲突成为中美接近的黏合剂。基辛格说：“冲突发生之后，苏联政府打算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为此征求美国的意见。但是，美国政府获得的情报显示：这些冲突一成不变都发生在苏联主要补给基地附近，离中共通讯中心很远——这种态势令人不免起疑，判断苏联迅速沿中苏四千英里长的边境部署重兵，很快就超过四十个师的兵力。如果尼克松政府的分析准确无误，一项重大的国际危机已在全世界不知不觉中酝酿着。苏联若是对中国实施干预，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均势的最严重威胁。

    针对中国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意味着莫斯科将试图让北京政府像去年（注：即1968年）的捷克一样屈膝臣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而将屈服听命于一个核子超级大国——这将是可怕的中苏集团复活的征兆，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苏联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个大计划，的确不太肯定。然而，明显的是：这个风险冒不得，尤其是苏联政府一向以地缘政治观念考虑其外交政策，美国更是不容任何险着。如果认真看待势力均衡的问题，则任何可能爆发地缘政治动乱的情况，都必须加以抵制；一旦变迁已发生，再要反对就太迟了。最起码，抵制的代价也会呈现指数增加之势。”［美］亨利？基辛格着，《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66－667页。中苏边界冲突使尼克松和基辛格觉察到了中国人与苏联人之间相互间抱有的不安全感和敌意，并意识到了美国在正在出现的美苏中战略三角中的作用［美］丹？考德威尔着，《论美苏关系：1947至尼克松、基辛格时期》，何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67页。

    中美两国都认识到要快速联手抵抗苏联的重要性。在中美亲近过程中，巴基斯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协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1971年7月9－11日成功地访问了中国。基辛格访华的消息一经公布，整个世界都惊愕沸腾。印度和苏联迅速作出反应，1971年8月9日在新德里签定《印苏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同年8月18日生效，有效期20年。这个条约具有浓厚的军事同盟性质，在当时被广泛地认为具有秘密条款。

    条约由序言和12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将继续发展和加强两国友好、睦邻与全面合作关系；双方保证不缔结也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军事同盟，不对另一方进行侵略，也不容许利用本国领土进行可能对另一方造成军事损失的任何行为，不向参加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相应措施以保障和平与两国安全；双方声明不向他国承担与本条约不相容的任何秘密或公开义务条约的全文参见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Vol1），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 pp113-116。没有克里姆林宫的默默支持，英？甘地政府就不可能支持东孟加拉的游击队和执行它的“孟加拉国”政策See Mustafa， Zubeida， The USSR and the Indo-Pakistan War， 1971， Edited by Mehrunnisa Ali， Readings in Pakistan Foreign Policy， 1971-1998，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3。因此，苏联和印度签订这个条约，等于向火药桶里扔进一根擦燃的火柴。

    苏联为什么会改变此前的谨慎立场？1971年8月9日，印度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或许可以作为某种注脚：“世界正在发生快速而猛烈的变化，各种势力的组合方式也在改变。我们的‘不结盟’政策是一项有生机的政策，能够适应这些变化的形势。”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Vol1），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 p119印苏结盟是对基辛格访华和中美亲近的的一个反制行动。在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与斯瓦兰？辛格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双方都认为该条约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的历史性事件。……该条约与规范苏印双边关系其他文件的条款一道，保证双方就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定期联系，并且进行协商以便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护两国的和平与安全。”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Vol1），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 p119p120

    威尔科克斯说：“这个条约所产生的后果证明，苏联的罪过明显是唆使犯罪——不是直接参与作案，而是用以加强其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地位。”Wilcox， Wayne Ayres， The emergence of Bangladesh：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 redefined American policy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3， p46苏联的南亚政策应放在其全球战略图景中加以考察。朱贝达？穆斯塔法认为：“把印巴冲突从苏中美三角关系中分离出来是很困难的。

    战争明显突出了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世界大国竞相控制它。苏联决心在整个南亚地区赢得优势以便从侧翼包围中国，从而打开通向东南亚的桥头堡。控制了印度洋以及南亚的沿岸国家，莫斯科就能把北京孤立在大陆上，让她在其北部和西部边疆面对俄国军队，这样俄国人的行动就能使其邻居往南边和东边发展，那里是它所不能控制的太平洋。把苏联海军引入印度洋有一个抢先占位的动机，旨在预防美国的北极星潜艇部署在该地区。”Mustafa， Zubeida， The USSR and the Indo-Pakistan War， 1971， Edited by Mehrunnisa Ali， Readings in Pakistan Foreign Policy， 1971-1998，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0

    普普尔？贾亚卡说：“英迪拉？甘地以多年来很少判断失误的直觉，预感到孟加拉难民情况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印］普普尔？贾亚卡着，《英迪拉？甘地私人传记》，张曙薇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印度逮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把慌不择路的苏联拴到了自己肢解世仇巴基斯坦的战车上。至此，英？甘地政府可以从容地设计印度版的针对东巴基斯坦的“直布罗陀军事行动”，首先是训练“反叛者”，等同于1965年“直布罗陀军事行动”中的克什米尔“圣战者”，然后等严冬到来大雪封锁喜马拉雅隘口之际，进入达卡直接进行干预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95。

    印度少将S辛格说：“苏联担心印度对东巴基斯坦进行军事干涉会导致它所希望避免的世界大战。但是，印度认为，中国在等待多年之后刚返回联合国和安理会，不会轻易做有损自己形象的事，匆忙与苏联发生冲突。……以军事行动解决孟加拉问题的关键是要速战速决。在事实证明之前，苏联领导人一直怀疑印度在军事和政治上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印度决定独自行动，希望在其他大国援助巴基斯坦时，苏联会出面干涉。”［印］S辛格少将着，《喋血孟加拉》，皓月、宪鹏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1页。

    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国际社会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采取行动平息东巴的紧张局势。10月12日，印度表示共同撤军是无法接受的，但巴基斯坦单方面撤离边界将是有益的。11月2日，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单方面先行撤军，并准备同东巴的人民联盟党领袖进行谈判。基辛格说：“叶海亚？汗的不断让步使甘地夫人的难题日益严重。如果她能肯定叶海亚？汗口是心非且不会成立文官政府、穆吉布·拉赫曼不会获释、东巴不会获得自治并在几个月内获得独立，她可能会放长线钓大鱼，利用我们计划的失败作为摊牌的借口。正因为这些计划肯定会取得有利结果才使她的行动具有了紧迫性。文官政府可能领导巴基斯坦摆脱孤立状态。孟加拉代表同巴基斯坦之间的谈判，即便不终结也可能会限制印度强行加快步伐的能力。印度必须在这一连串事情发生之前采取行动。甘地夫人走向战争并不是因为她确信我们会失败，而是因为她担心我们会成功。”Kissinger， Henry， White House Years，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p880

    基辛格还认为：“巴基斯坦的让步不涉及英？甘地的根本利益。真正使她念念不忘的是巴基斯坦的性质，而非这个多灾多难国家的一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不义行为。……东巴局势反映出来的倾向对整个巴基斯坦都是适用的。俾路支斯坦和西北边境省都不是正当地属于巴基斯坦；它们也需要、并应当得到更多的自治权利；它们本来就不应当成为原初解决办法的一部分”Ibid， p881。

    战争前夕，英？甘地对西方主要大国进行访问，寻求它们对印度政策的支持。1971年11月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为她举行欢迎宴会，她在宴会上说：“国际社会需要尽力清除（东巴）这一问题的根源，印度将会慷慨大方地作出回应。同时，保卫我的人民的前途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不能予以逃避。”Jain， Rajendra Kumar， US-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2（Vol3），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3， p20有了美国的支持之后，英？甘地完全改变了五个月前的谨慎，积极准备干预东巴基斯坦的局势。她的决心异常坚定，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了。

    二、孟加拉战争的冲击

    斯蒂芬？科亨说：“英？甘地和尼赫鲁一样，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都缺乏安全感，而且她更加愿意将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她非常不赞成其父的自由理想主义，而是强调对邻近小国和超级大国的事务处理同等加强。……出任总理之后，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她都喜欢诉诸武力。”［美］斯蒂芬？科亨着，《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民主体制的确有其好的一面，但也会经常地刺激一个民族的沙文主义情绪。面对着孟加拉危机，印度的舆论和议会弥漫着沙文主义气氛，充满了嗜血的情绪。英？甘地对这种危机气氛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作用，现在这个危机已经起势，如果她不能驾驭，自己将被困难压垮。英？甘地在国内煽动起来的亢奋情绪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冲击力，这或许是她所期望的，但不管怎样都使她处在孟加拉危机的风口浪尖，无论把航向定在何方都将使自己被巨浪裹卷。然而，她的选择或许早已确定，那就是利用孟加拉危机，把印度军队开进东巴基斯坦，扶植谢赫？穆吉布建立孟加拉国政府。

    1971年11月21日，印军向杰索尔的巴军阵地发动袭击，第三次印巴战争正式爆发。1959年美巴双边达成的协议第一条规定，在巴基斯坦遭到侵略的情况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符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原则之下，将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在各方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军事力量在巴基斯坦政府请求下向其提供援助。12月2日，巴基斯坦政府根据该条款正式要求美国承担它的义务。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援助巴基斯坦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国务院反对支持巴基斯坦。1972年1月27日，孟加拉战争已经结束，美国时任国务卿的罗杰斯还说：“我们认为，最初的问题是因为巴基斯坦而产生。并且很明显，印度处在难民问题的巨大压力之下。而且，这一形势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印度不应该接受那么多的难民，并向他们提供照顾等等。”Jain， Rajendra Kumar， US-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2（Vol3），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3， p83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冯？霍伦也批评基辛格的观点：“印度并没有肢解西巴的宏大计划，苏联也不会促进英？甘地政府朝这个方向发展。

    把孟加拉地方危机上升到全球地缘政治层次，这既没有必要也不明智。基辛格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尼克松自愿冒险与苏联开战，包括派美国航空母舰去南亚，挽救西巴并保护世界和平框架。总之，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激情饱满地扞卫白宫政策，对服务美国利益而言有很大的缺陷和坏处。

    ”Hollen， Christopher Van， “The Tilt Policy Revisited： Nixon-Kissinger Geopolitics and South Asia”， Jain， Rajendra Kumar， US-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2（Vol3），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3， p74他认为，尼克松长期以来就亲巴远印，加上中国因素，使得美国政府制定了当时的政策，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印度的战争目标是肢解巴基斯坦。

    这种观点无疑很肤浅，作为一个离职的前任官员，他不能接触到当时的绝密文件。从英？甘地的作风来看，她未必没有夺取巴控克什米尔的计划。关于美国内部的分歧，基辛格认为其原因在于，“白宫是从地缘政治视角而国务院则从区域视角来看问题，在于执行我国外交政策时中国和印度谁应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加以对待。”Kissinger， Henry， White House Years，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p897在巴基斯坦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美国对于自己向盟国承担的法律义务，只是依靠玩弄文字游戏来加以敷衍塞责。

    巴基斯坦无力与强大的印度抗衡，不能扞卫领土之一部分的东巴，并且西巴也可能被弄得支离破碎，于是向中国求援。当时，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及叶海亚？汗总统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据我国着名外交家杨公素回忆：“这时，中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之中。西藏同内地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西藏军区司令员被揪斗，……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动。我们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但像第二次印巴战争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85－286页。

    战争正在进行中，美国政府从秘密渠道获得确切可靠的信息，印度政府决心要把西巴基斯坦也搞瘫痪。英？甘地已经表明：在孟加拉获得“解放”以前，印度不会接受联合国大会关于停火的任何呼吁；在那以后，印度部队将去“解放”巴属克什米尔，并一直战斗到巴基斯坦陆、空军全部消灭为止。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西巴也遭受肢解，陷于毫无防御能力的境地Kissinger， Henry， White House Years，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p901。

    国际社会质疑印度干预东巴危机的目的。印度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断然否认对西巴有任何领土野心，却把克什米尔地区排除在外。印度驻美大使杰哈在答复美国的咨询时说，克什米尔属于印度，其中巴控区是非法占领的。所有令人慰藉的词句加在一起，不过是精心安排的遁词。印度和苏联仍然拒绝承认西巴领土现状；他们蓄意保持兼并领土的可能性，而这种兼并只有完全摧毁巴基斯坦军队，进而使巴基斯坦土崩瓦解才有可能实现Ibid， p908。非常令人惊讶的是，早在1956年4月13日，尼赫鲁在一次公众会议上就宣称：“在我看来，东孟加拉的难民涌入印度与克什米尔问题有关系。尽管从外表看来它们是不同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它们是相互联系的。”Information Service of India， Kashmir， 1947-56： Excerpts from Prime Minister Nehrus Speeches， New Delhi， 1956， pp46-47

    巴基斯坦如果同时失去孟加拉和克什米尔，就无法生存下去；一切离心势力就会泛滥起来。美国政府确认，使西巴免遭印度摧毁的最大希望在于向苏联施加压力，使它看到次大陆的事态可能危及它同美国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有可能敦促印度保持克制。在向苏联施加压力的同时，美国还命令“企业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驶向孟加拉湾，理由是要接走美国派驻在达卡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其实，当时只有75名美国人留守在那里。基辛格说，尼克松政府真正的目的是来表现美国的决心，阻止苏联的动作，以及牵制印度投入到战争中的军舰和飞机。这并不是“企业号”航空母舰首次开进孟加拉湾，斯蒂芬？科亨曾对此评论说：“这本来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败局已定的巴基斯坦以及美国的新伙伴中国所做的一个政治姿态，但印度人却将它作为充满敌意的象征性示威载入史册，他们忘记了1962年‘企业号’航空母舰受命驶入孟加拉湾支持印度对抗中国的一幕。”［美］斯蒂芬？科亨着，《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苏联政府最后向印度施加压力，要它接受包括巴控克什米尔在内的西巴领土现状。12月16日，英？甘地提议在西巴实行无条件停火。这场战争总算是过去了，基辛格终于可以放心地说：“印度这场强权游戏并未动摇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没有破坏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虽然这种可能性本来存在，而且苏联也无疑希望如此。”Kissinger， Henry， White House Years，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p915这场危机对美国而言或许是无关痛痒，但对巴基斯坦来说则是缺胳膊断腿、元气大伤，巴基斯坦前任总统穆沙拉夫就不无伤感地说：“印度自称不结盟国家，在和平友好条约的幌子下，公然得到苏联的帮助，实际上双方结成的是战争同盟。另一方面，我们的长期盟友美国，除了表示同情之外，未有行动。”［巴］佩尔韦兹？穆沙拉夫着，《在火线上：穆沙拉夫回忆录》，张春祥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第二节孟加拉战争结果的法律表现

    一、1972年的《西姆拉协议》

    孟加拉战争刚结束，印度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久久不能平息。因为它大灭了巴基斯坦的威风，确立了印度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印］因德尔？马尔豪特拉着，《英迪拉？甘地传》，施美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威尔科克斯说：“从孟加拉危机中，印度以志存高远、孔武有力和手腕灵活的成功的地区强权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Wilcox， Wayne Ayres， The emergence of Bangladesh：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 redefined American policy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3， p54接替叶海亚？汗就任巴基斯坦总统的阿里？布托当时也承认：“巴基斯坦已经遭受了一场灾难……巴印之间军事力量的失衡较之以前大大地加剧了……政治上巴基斯坦是孤立无援的……巴基斯坦的经济残破易碎，人民的心理黯然神伤，印度却兴高采烈地享受着胜利的快乐。”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96

    印巴之间实力的根本改变很快就在法律上得到体现。英？甘地和阿里？布托在印度着名的旅游城市西姆拉进行会谈，解决战争遗留的问题。1972年7月2日，双方签署《西姆拉协议》（全文内容参见附录4）。协议的第4条第2款与克什米尔问题直接相关，其内容是：“在查谟和克什米尔，1971年12月17日停火造成的控制线，应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得到承认之立场的情况下得到双方的尊重。任何一方不应不顾双方的分歧和法律上的解释而单方面谋求改变这条控制线。双方进一步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以侵犯这条线。”从此之后，克什米尔的停火线被重新划成，被称为控制线或实际控制线。协议签订之后，印度遣返了巴基斯坦93000名战俘，归还了所占领的西巴5000平方公里领土。

    据英？甘地的秘书PN达尔称，会议期间阿里？布托和英？甘地之间达成君子协定在国家关系中，“君子协定”是指国家领导人或外交官之间所达成的纯粹以善意为基础而在法律上不拘束其所代表的国家的那种协定。达成这种协定的当事人有以其影响和权能使协定得到履行的道德上的义务。所以，这是个人的协定，而不是设定国家间的权利义务的协定。如果这种协定没有得到遵守，在法律上没有实行这种协定的可能性。（李浩培着，《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7页。）。阿里？布托向英？甘地承诺，他将很快承认孟加拉国，以便使战俘得到遣返；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争取彻底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并将尽力不破坏它。

    这就是所谓的西姆拉会议的“秘密条款”，但遭到巴基斯坦官方的否认。由于印巴两国就这一谅解并没有发布过任何材料，PN达尔的谈话尚无佐证。斯蒂芬？科亨对这事评论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西姆拉协议》背道而驰的解释，给印巴此类会谈又增添了一分不可信性。……在印度人心中，《西姆拉协议》作为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一项参考，已经取代了联合国决议。此外，印度领导人认为，双方已保证相互直接运作，绝对放弃超地区外交手段。而巴基斯坦人却说，《西姆拉协议》只能作为补充，并不能取代仍然有效的联合国有关克什米尔的决议。……在不同诠释的指导下，印巴双方一有机会就继续强调各自的主张。”［美］斯蒂芬？科亨着，《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大多数解决国际矛盾的协议的内容都是含混的，留给当事各方不同的解释空间，《西姆拉协议》也不例外。印度方面认为，《西姆拉协议》终结了在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的选项，把巴基斯坦因素从克什米尔内部政治中驱逐出去了Navnita Chadha Behera， State， Identity and Violence：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0， p133。但是，1972年7月3日，阿里？布托从西姆拉回到拉合尔机场时宣布：“在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我们没有做出妥协。

    我们告诉他们……克什米尔人民必须绝对地实践他们的自决权。这是一个只能由克什米尔人民才能决定的问题。巴基斯坦和印度在该问题上都没有发言权”。换句话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问题或许不再是激烈的领土争端，但该土邦人民想要他们的未来成为什么样子的问题绝对没有结束，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内部政治将依然是巴基斯坦政府的最大利益所在。布托在那个时候给印度带来的挑战是明确的。现在轮到印度向世界证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居民愿意接受印度提供给他们的东西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97。

    《西姆拉协议》与印巴此前签订的类似文件有很大的不同，与《塔什干宣言》也不一样，尽管塔什干会议及其协议是由第三国强加给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它们都没有取得针对另一方的决定性胜利，但西姆拉会议是在没有外国压力下由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举行的Bhagwan Singh， Political conspiracies of Kashmir， Jammu： Light & Life Publishers， 1973， p112。总的来看，《西姆拉协议》是巴基斯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失败、实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历史性妥协。……特别是巴基斯坦内部有信德、普什图、俾路支等民族问题，巴基斯坦担心如果再次同印度发生战争，巴基斯坦有可能进一步解体。鉴于克什米尔问题仍有可能导致印巴发生冲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出妥协，争取印巴和平共处符合巴基斯坦民族的根本利益。但是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印巴两国没能进一步找到最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办法，为后来克什米尔形势发生反复变化留下了隐患程瑞声，《南亚的热点克什米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115页。

    印度学者克里尚？巴蒂亚认为，通过这个协议，“甘地夫人一举就把克什米尔问题从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上撤销，使它成为由印巴间讨论解决的问题。”［印］克里尚？巴蒂亚着，《英迪拉？甘地》，上海师大外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6页。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这的确是印巴两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不以武力为手段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西姆拉会议对印巴两国关系有重大影响。科帕拉说：“印巴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拒绝对抗方针而代之以对话政策建立在两国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这已经被证明是南亚次大陆人民的主要利益所在。这就使《西姆拉协议》应该成为规范和稳定印巴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Chopra， V D， Genesis of Indo-Pakistan conflict on Kashmir， New Delhi： Patriot Publishers， 1990， Introduction p13

    二、1974年的《克什米尔协定》

    孟加拉战争不仅仅是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印度与印控克什米尔之间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印度在1965年之前对印控克什米尔的控制已经很强了，这年的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加强了印度在那里的地位。RN考尔甚至说：“这次战争使得克什米尔自治的口号变得过时了，印度稳步地把中央法律推广到那里。”Kaul， RN，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a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98这次战争还使得印度许多开明人士不再支持谢赫·阿卜杜拉，例如JP纳拉扬和C拉贾戈帕拉查理，他们曾经倡导通过印度、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的三边框架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由于印度公然地宣称：不许插手克什米尔。1965年战争也就证明，克什米尔不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了Ibid， p99。

    1967年，印挖克什米尔举行邦议会选举。为了确保执政的国大党赢得胜利，印度政府几乎是不择手段：“给有希望的反对派候选人介绍工作；绑架某些反对派的领袖，使他们不能按时填写提名申请书；使用国家机器参与竞选；挥霍金钱；为克什米尔地区的国大党代表印制双份的选票；反对派候选人的代理人被警察盘查或逮捕；推迟到最后一分钟才打开票箱，使反对派候选人没有时间和机会派出自己的选举代理人；与主管的官员勾结，利用未参加的选民的名额，由国大党投票代理人签票。”转引自［英］迪利普？希罗，《今日印度内幕》，裴匡丽，戴可景译，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75页。谢赫·阿卜杜拉当时仍被关押在狱，这次选举遭到他领导的公民投票阵线的抵制谢赫·阿卜杜拉被捕后，国民会议党的领导权由亲印的巴克希？吴拉姆把持。为了便于开展政治斗争，谢赫·阿卜杜拉的主要助手阿弗泽尔？贝格在1955年8月9日建立了公民投票阵线，并任主席。

    选举之后，印度政府自信已经充分地控制了印控克什米尔的形势，因此在1967年12月8日把谢赫·阿卜杜拉及其主要助手从监禁中释放出来。尽管如此，印度议会还是在12月20日通过《防止非法行动法》，赋予印度政府广泛的权力，取缔非法组织和监禁独立人士，如果他们敢于质疑被印度宣称为其领土的主权的话Quoted in Sympson， Patricia Colway， Ph.D.， The Kashmir Dispute in World Politics， ST Johns University， 1968， p133。帕特里夏？科尔威？辛普森认为：“该法的实施甚至可能适用于印巴之间关于克什米尔的讨论，它可以被认为是废除了《塔什干协议》。”Sympson， Patricia Colway， Ph.D.， The Kashmir Dispute in World Politics， ST Johns University， 1968， p135

    1968年1月2日，谢赫·阿卜杜拉与英迪拉？甘地举行了一次很友好的讨论，说他想做的一切只是调解印巴之间的分歧。但几天之后，巴基斯坦驻新德里的高级专员宣布，谢赫·阿卜杜拉给阿尤布·汗总统寄去一封信，感谢他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为自决而战”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p282-283。

    1970年6月，公民投票阵线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政策：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应该有一个最高的政府，负责包括克什米尔谷、查谟、拉达克、吉尔吉特和自由克什米尔在内的各个地区的事务。整个邦要么变成独立，要么加入巴基斯坦。谢赫·阿卜杜拉没有说他倾向于哪种选择；但他承认，当他1947年同意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时他犯了一个错误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p285。同年12月，英？甘地解散印度联邦议会，把议会选举提前一年到1971年进行。谢赫·阿卜杜拉宣布他们将竞选克什米尔选区三个议席中的两个。考虑到东巴基斯坦的局势，印度政府禁止他们回到克什米尔去，公民投票阵线也被宣布为非法而禁止参加选举Kaul， RN，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a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102。

    孟加拉战争对谢赫·阿卜杜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RN考尔说：“1971年的印巴战争对谢赫·阿卜杜拉与印度中央的关系有深刻影响。……英？甘地与阿里？布托签订的《西姆拉协议》仅仅是一个开端，最终导致了1974年的《克什米尔协定》（全文内容参见附录5）。”Ibid， p1021972年3月，印控克什米尔将举行邦议会选举，因为对东巴事件的干预，英·甘地政府担心由此激起的伊斯兰情绪可能会使谢赫·阿卜杜拉获胜，因此阻止他回去参加大选，直到选举结束后才让他回去。回到克什米尔之后，谢赫·阿卜杜拉在9月份组建了一个联合阵线。

    斯蒂芬·科亨说：“1972年以后，印度的外交活动转移到加强其在1971年用武力获得的地区性支配位置来。印度和周边小邻国签署了新一轮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条约就是与孟加拉签定的条约，这些条约使印度的地区优势得到保证。1971年印度与尼泊尔签定了《贸易和货物运输条约》；1972年签定了《印孟友好、合作和和平条约》。……正如加拿大籍印度裔学者巴尔代夫？拉贾？纳亚尔所指出的那样：‘1971年发生在南亚地区的战争导致了该地区权力的重新构建，把印度在次大陆的地位提升至鹤立鸡群的程度，随后使之成为重要的地区力量。’”［美］斯蒂芬？科亨着，《大象和孔雀 解读印度大战略》，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已经确立，巴基斯坦战败使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失去了最后的可能性，长期的斗争使谢赫·阿卜杜拉认识到，如果要维持自己在克什米尔的统治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就必须与印度政府妥协。谢赫？阿卜杜开始公开声明，他并不反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1947年加入印度的决定，在给英？甘地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并入印度的问题，并没有分歧，我一向坚信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未来是与印度相一致的。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英］迪利普？希罗着，《今日印度内幕》，裴匡丽，戴可景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8页。印度政府对他转变态度感到满意。1973年1月，公民投票阵线的两年禁令期满后，印度政府就不再作延长。

    1974年5月，印度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在南亚地区的优势；同一年，印度的保护国锡金首都甘托克发生一场游行示威。借此机会，不顾锡金国王的抗议，印度在9月7日吞并了这个小王国，把它变成印度的一个联系邦；11月13日，谢赫·阿卜杜拉的代表阿弗泽尔？贝格和印度中央政府的代表G帕夏萨蒂在新德里签订了《克什米尔协定》。1975年2月12日，谢赫·阿卜杜拉正式予以接受；24日，印度政府把它公之于众；26日，谢赫·阿卜杜拉正式就任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首席部长。《克什米尔协定》的关键条款是第1条和第2条，其内容如下：

    1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是印度联邦的一个组成单元，必须在这种条件下与联邦发生关系，它将继续由印度宪法第370条来管理；

    2剩余立法权继续保留给邦里；但联邦议会将继续有权制定法律以防下列行为发生：否认、质疑、或分裂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或者招致印度联邦部分领土被分割的行为，或分割印度联邦部分领土的行为；侮辱印度的国旗、国歌和宪法的行为。条约全文参见附录Ⅴ，剩余立法权，即加入文件的职权表所列项目之外诸事项立法权。

    换言之，查谟和克什米尔立法议会任何有可能被解释为含有使该邦走向独立的举措，更不用说与巴基斯坦统一了，这样的行为将被印度联邦议会否决，这一限制极大地损害了宪法第370条的剩余强制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307。兰姆认为：“谢赫·阿卜杜拉没有在《克什米尔协定》中实现他的雄心，即把克什米尔土邦恢复到1953年8月他被解职前所享有的确切地位。这传递出来的含义非常明确，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是最终的，印度此前对该土邦所作的许多决议也同样是有效的；当时在公众场合的发言中，谢赫·阿卜杜拉确定他承认印度政府对该土邦事务的改变。”Ibid， p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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