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论述战后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专着，用以特指美苏或东西方之间那种除了战争手段以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一切对抗行为和对峙状态。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冷战。（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布热津斯基说：“虽然冷战的参加者是新角色，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仍然是海洋大国和占支配地位的内陆强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古老的、几乎是传统的、无疑也是地缘政治的冲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着，《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刘晓明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第9页。他认为，欧亚大陆是东西冷战的中心重点，也是这场争夺的地缘战略焦点和地缘政治的目标。上引书，第26页。他还认为，争夺欧亚大陆是一场全面的斗争，同时在东欧、远东和西南三条战线进行。三条战线上都有两三个地处战略要冲的重要国家，其中西南战线是伊朗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东西方集团对峙之初，克什米尔在冷战中处于边缘地位。随着局势的发展，克什米尔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陡然重要起来，克什米尔问题也卷入并成为全球冷战的一部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的两大主角美国和苏联不但改变了以前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冷淡态度，反而积极地参与进去，最终使得南亚地区形成“四国双对抗”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并不利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它变得更加复杂，最后又因为无所助益而土崩瓦解。在近半个世纪的演变过程中，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起初的双方（东西集团）博弈逐渐向后来的三角（美苏中）游戏转变，这些都必然地牵引着克什米尔问题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章将详细地考查和分析这个过程的演进。
第一节冷战阴影降临克什米尔
出于冷战的需要，英美非常看重克什米尔的战略地位。1948年，印度记者约琴德拉？班纳吉在作战地访问时说：“从战略上讲，克什米尔显然是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上世纪起，英国就一直绞尽脑汁地把与阿富汗、中国和俄罗斯三个邻国交界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英国和美国目前也在微妙地施展手脚，以便在强权政治博弈中把同一地区置于它们的联手控制之下。”Banerji， Jogindra Kumar， I report on Kashmir， Calcutta：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s， 1948， p2
一、联合国多轮调解的失败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宣布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因此再次发生重大改变，东西方冷战在亚洲中部的前沿战线，陡然由中亚下滑到南亚和东南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有着星火燎原之势。美国共和党借此攻击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使美国失去了中国。尽管杜鲁门总统辩解美国从来就不曾拥有中国，但他也认识到必须遏制亚洲的共产主义扩张势头。克什米尔于是变得对美国重要起来了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5。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新疆的局势并不稳定，西藏甚至还没有得到解放，尼泊尔的局势也动荡不安，这些都让西方国家心急如焚。美国当时不仅担心尼泊尔可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而且还企图利用新疆和西藏的乱局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政局发展。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攻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魅力，美国急切地想把南亚纳入西方遏制共产主义世界的体系。印巴两国的大量军队被束缚在克什米尔已有两年之久了，美国官员觉得这种局势削弱了对东南亚和中东所有战略规划的基础Quoted in Kumar， Vijay， 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38。美国希望印巴和解，于是开始加强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
美国千方百计地拉拢印度，但尼赫鲁政府不为所动。1946年9月7日，担任刚组建的英印过渡政府副主席不久，尼赫鲁在阐明外交政策时就说：“我们打算尽可能地远离党同伐异的强权政治，它们在过去引发了世界大战，而且有可能再次导致更大规模的灾难。我们相信，和平与自由须臾不可分割，否认和平的地方必将危害自由，也将导致冲突和战争。
”Appadoral， A， 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27-72（Vol1），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4基于这种思考，尼赫鲁在外交方面制定了“不结盟”的政策，把它与世俗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列定为印度的四大国策。尼赫鲁认为“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最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但它并不是中立自闭或消极无为，它意味着印度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对国际事务按照印度的利益作出判断、采取行动。不结盟的核心是不加入对抗性的军事同盟，这反映了二战后赢得独立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两极格局下要求世界和平和自身安全与发展的良好愿望，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容易产生共鸣，很快形成了颇具影响的不结盟运动。尼赫鲁认为，加入军事集团违背了印度独立的初衷，因此坚定地拒绝了美国的引诱和拉拢。
印度地处东西方之间，其地缘战略位置使它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世界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使得尼赫鲁相信，“有些国家可能会觊觎印度，但其他国家会行动起来阻止这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取得对印度的统治权，如果一旦发生侵略，其他所有的国家就会阻止和挫败侵略者，这种对抗本身就是使印度免遭侵略的最好保证。”Jayarama， PS，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ABC Pub House， 1987，pp12-15
同时，“不结盟”政策也是印度国力弱小的一个表现。1956年，尼赫鲁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了会谈。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尼赫鲁坚持认为‘中立’还有另一好处。印度与中国有一千一百英里的共同边界。想维持这条边界的防卫力量是很费钱的，这只会使印度完全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饥饿和疾病则会使这个国家更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印度保持中立提出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任何一个放弃中立而参加某个防卫组织的国家，都应当能够担负自己的一份义务。印度完全无力按其人口和地理面积来相应地武装自己。印度和自由世界的任何明确结盟都只会削弱而不是加强这个结盟。”［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着，《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三），樊迪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14页。
由于西方国家频繁地制造战争，尼赫鲁尤为看重亚洲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独立前不久，印度政府组织在德里召开了一次亚洲关系会议。1947年3月23日，尼赫鲁在会上说，“在过去太长的时间里，我们亚洲人总是向西方的宫廷和大臣祈求。这样的历史必须成为过去。我们打算独立自主，并与所有准备与我们合作的人合作。我们不想成为别人的玩物。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转折关头，亚洲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亚洲国家不能再当作抵押物而被他人利用，在国际事务中它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政策。欧美对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赞扬和尊敬，并大量地向它们学习。
但西方也把我们带入数不胜数的战争和冲突中，即便在当前也是如此，在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以及原子时代已经降临的今天，他们还在谈论更精深的战争。在当今的原子时代，亚洲必须有效地维护和平。除非亚洲能够承担自己的职责，否则将无和平可言。”Appadoral， A， 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27-72（Vol1），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6-71949年初，由于西方国家支持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尼赫鲁专门组织了一次亚洲会议，推动印度尼西亚问题的解决。
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用武力干涉亚洲事务，增加了在亚洲发生新战争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尼赫鲁希望通过中印合作以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于是印度不顾美国的压力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由于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殖民主义遭到挫折，美国的亚洲政策更加倚重印度，便邀请尼赫鲁访美；印度也有求于美国，尼赫鲁便欣然接受邀请。1949年10月11日－11月7日，尼赫鲁对美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
10月20日，中国的解放战争和尼赫鲁的访美行程都还在进行中，《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美国需要尼赫鲁协助使印度加入包围苏联－中国心脏地带的海洋国家”的文章，里面说到：“新德里的某些人物说，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国家——从英国一直到印度尼西亚——必须共同合作来对抗环绕着苏联的‘心脏地带’的国家。在他们看来，印度的任务是把守住印度洋的钥匙阵地。”转引自纳塔拉詹着，《美国阴影笼罩印度》，姚华译，世界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杜鲁门政府本打算利用这次机会消弭两国之间的分歧，但由于双方立场差别过大而没有获得成功。1950年4月1日，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的遏制政策来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遭到它们的恶毒谴责。
1949年12月12日，联合国印巴委员会的四个委员（美国、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根廷）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提到三个问题：（一）“自由克什米尔”军队的处理，（二）从克什米尔土邦撤退正规军，（三）成为解决争端主要障碍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防务和行政权。安理会在12月17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安理会主席与印巴两国进行非正式会谈，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谋求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办法。依据这项决议，安理会主席加拿大人麦克诺顿将军提出了几项建议，在22日交给印巴两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并在29日向安理会报告。麦克诺顿的主席之职在12月31日到期，但被要求继续进行调解工作。1950年2月3日，他提交了最后报告。报告共有6条，主要内容是在去军事化的条件下，印巴达成协议通过公民投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应该任命一位联合国代表监督非军事化的执行。其中第2条“去军事化为公民投票做准备”遭到印度的强烈反对，其内容如下：
（1）去军事化方案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巴基斯坦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撤退自己的正规军，印度撤退超出维持停火线自己一边治安所需的正规军；裁减和解散地方武装，即克什米尔土邦的军队和民兵，以及“自由军”的武装。
（2）“北部地区”的武装也应包括在上述去军事化过程中，而其行政权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仍归现存地方当局行使。United Nations Representatives， Reports on Kashmir， Karachi： Government of Pakistan Press， 1958， p11
细读麦克诺顿建议的条文可以看出，联合国印巴委员会以前对印度政府所作的全部保证都一笔勾销了。第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政府对停火线以外地区的主权实质上已被否认了；第二，“自由克什米尔政府”（即“现存地方当局”）在这些地区的行政权却得到确认。第三，由于克什米尔土邦的军队和民兵也要解除武装和解散，建议中的解除和解散“自由军”武装的作用被抵消了。第四，印度对取得北部地区防务和行政权的要求已被永久撤销了Kumar， Vijay， 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19。因此，麦克诺顿的方案在巴基斯坦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但遭到印度的拒绝。理由是，它在实际上暗示着“自由克什米尔”概念合法化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171。
1950年1月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批评印度不明白迅速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重要性。尼赫鲁认为，美国试图威胁印度，对艾奇逊说出那样的话感到非常不满。联合国调解的失败以及印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上的分歧使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强硬起来。印度则反对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北纬38度线以北地区进行战争，给中国参战以道义上的支持，拒绝联合国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在此前的4月3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有关南亚的文件中建议，鉴于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支持，美国应该采取更加亲巴的态度，对于印度在克什米尔上的“不灵活态度”，“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印度就有可能成为亚洲继日本之后的帝国主义国家”，而“组织一个在巴基斯坦领导下的对美国友好而强大的穆斯林集团则有可能为南亚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均势”转引自王琛，“美国与克什米尔问题（1947-1953）”，《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第33页。美国邀请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汗在1950年5月访美，此举既是为了防止巴基斯坦倒向苏联，也是对印度态度的一个表现王琛，《美国与克什米尔问题（1947－1953）》，《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第33页。
1950年4月12日，安理会任命着名法学家澳大利亚前驻华盛顿特命全权公使欧文？迪克松为第二个克什米尔问题调停人，他在5月27日抵达次大陆。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迪克松在9月15日向联合国提交了自己的建议报告。他认为在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范围内进行公民投票已经不可能，于是提出了分治、地区公民投票和联合国管理克什米尔谷的办法。兰姆说：“克什米尔被划分为四个主要地区：查谟、拉达克、整个克什米尔谷（包括自由克什米尔的穆扎法拉巴德地区），最后是吉尔吉特专区及其所依附的巴尔蒂斯坦。
对于目前旧蓬奇贾吉尔和查谟位于停火线自由克什米尔一侧的许多县似乎依然保留给巴基斯坦，没有成为建议的一部分。……其他地区容易归并，克什米尔谷将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将成立一个印巴边界委员会来划定新的国界。”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172迪克松坚信这是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唯一方案。尼赫鲁对这个计划感兴趣，自信有谢赫·阿卜杜拉的支持，克什米尔谷将加入印度；利雅格特也愿意接受分区公民投票的方案，但双方在克什米尔谷归属这一核心问题上都不愿意作出让步。
虽然印巴两国愿意接受分区公民投票的计划，但谢赫·阿卜杜拉对此予以坚决反对，他认为任何分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计划将导致那里出现前所未有的教派紧张。1950年10月末，国民会议党在斯利那加召开大会。会议强烈反对分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宣称克什米尔人民的统一和有机完整绝对不能遭到破坏。会议宣布，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并没有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只是使它久悬不决，致使损害了克什米尔人民的幸福及其国家的前途。因此会议在10月27日通过决议要求：根据成人投票权，召开最高权力的制宪议会来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将来的政体和归属，以及取消地主土地所有权的赔偿问题。这是对美国和英国的直接挑战，反对它们要把克什米尔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军事战略要点Kumar， Vijay， 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42。
继麦克诺顿之后，迪克松的调解也失败了。1951年1月，巴基斯坦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给英联邦总理会议斡旋。这个时候，西藏已经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巩固。美国对这次会议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花更多钱加强备战并建立反华统一战线。它们的主要目标是让英联邦会议达成一致的计划，以印度为主要基地缔结《太平洋公约》，直接反对新中国以及东南亚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Ibid， pp136-137.。印度反对在英联邦总理会议上正式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因此，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四国总理在1月16日进行了非正式会谈。
澳大利亚总理孟希斯认为有限公民投票或许是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最好的办法，他建议英联邦派军队到克什米尔去维持安全，并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出兵。尼赫鲁表示，印度反对巴基斯坦把“两个民族理论”强加于克什米尔；艾德礼批评了尼赫鲁的观点，建议根据宗教基础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利雅格特表示，尽管巴基斯坦愿意接受地区公民投票，他还是坚持要进行全土邦公民投票。这次会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2月12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讲话中正式拒绝接受英联邦军队进驻克什米尔，因为印度不能接受外国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Lakhanpal， PL， Essential Documents and Notes on Kashmir Dispute， Delhi： International Bokks， 1965， p229。
英国和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很不满意。1951年2月21日，它们在安理会正式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派遣外国军队进驻克什米尔，以维护那里的去军事化和公民投票进程，印巴若有分歧则由联合国代表仲裁。这项计划遭到苏联驻安理会大使马利克的批评：“英美两国加塞的要求派遣联合国成员国的军队去保护克什米尔的去军事化和公民投票的提案，剥夺了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企图用它们制定的解决方案代替之。所谓的联合国赞助下举行的公民投票，不过是英美代表监督下的公民投票，而且还是在英美武装的控制下进行。
”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Vol1），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9， p6印度更是激烈地反对这项提案，坚决不允许派遣外国军队到克什米尔去。印度认为，英国和美国对待克什米尔，很少从克什米尔人民的观点去考虑，而过多从把它作为在另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可能的反苏战略基地去考虑。在美国的指导下，一个地方性的克什米尔争执已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倒霉的是克什米尔人民，造成这种情势的责任主要在于美国［印］纳塔拉詹着，《美国阴影笼罩印度》，姚华译，世界出版社，1954年，第197页。
由于印度的强烈反对，英美代表便在3月21日提出一项修正案，把驻扎外国军队和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监督的内容删除了。修正案要求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1948年8月13日和1949年1月5日决议案的基础上，在克什米尔实现非军事化。1951年3月30日，安理会通过了这项修正案，删除了由外国控制克什米尔政府的内容。这并不是简单地删掉几句话，而是表示英美策略的转变。新策略旨在尽早把公民投票行政官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安置到克什米尔去；把联合国观察员的人数增加到几千人，并且配备适宜的武器Kumar， Vijay， 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45。
4月30日，联合国任命第三位调停者、美国劳工部的前任国防人力顾问弗兰克？葛拉罕为新的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从1951年6月到1953年2月，葛拉罕与印巴代表先后举行了五轮会谈，对在克什米尔去军事化、停火线两边保留驻军、公民投票行政官就职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建议，竭力协调印巴两国的分歧。1953年3月，葛拉罕得出了与其前任迪克松相同的结论：除非印巴两国同意解决争端，任何外来的调解都不会成功，联合国印巴委员会的所有报告只不过是记录下争执双方的分歧。同年12月，美国对克什米尔争端解决的可能性彻底失望，美国国务院对印度否定联合国几乎所有建议感到非常沮丧，然而，南亚地区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又排除了美国对印度采取高压政策的可能，除了对尼赫鲁的立场提出批评外，它就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美国决策者感到改变中立政策将会导致印度怨恨，有可能把它推向苏联一边，因而是不明智的转引自王琛，《美国与克什米尔问题（1947－1953）》，《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第34页。
二、克什米尔独立的国际阴谋
社会主义势力在亚洲的壮大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感到恐惧，它们担心社会的主义力量进一步在亚洲和全球发展，而急于寻找应对之策。自从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政策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全方位遏制苏联。1948年，美国制订了“兴都库什行动计划”，企图在南亚一带围堵苏联。它以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方式企图拉拢并控制阿富汗，这反而更加把它推向苏联的怀抱［俄］A 利亚霍夫斯基着，《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页。此外，克什米尔问题在联合国长期得不到解决，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亚洲中部战线就洞开着，迟迟不能合龙。
为了把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墙完全砌起来，进而威胁苏联和中国，美国和英国决心铤而走险，支持克什米尔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藉此实现此前所策划方案的未竟目标。但纵使美英有心支持克什米尔独立，作为远离大海的亚洲腹地内陆区，若无内部的响应，这样的计划也难有施行的可能。美英这一阴谋的内部接应者就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谢赫·阿卜杜拉及其支持者。
谢赫·阿卜杜拉虽然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但他并不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并入印度，而且还追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1948年初，谢赫·阿卜杜拉在联合国参加克什米尔问题的答辩。1月28日，他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伦？奥斯丁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瓦伦？奥斯丁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报中汇报说：“阿卜杜拉访问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使美国知道还有第三个选择，也就是独立。他看起来过于焦急地要传达这一观点……他不想让他的人民受印巴争执之累。如果克什米尔独立，并能得到美国和英国在国家发展方面的援助，情况将会更好。当然，我没给阿卜杜拉沿着此线发展的任何鼓励，而且我相信，在离开之际他已经很好地理解了我们对这整个问题的立场。”Jain， Rajendra Kumar， US-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2， Radiant Publishers， 1983， p11这个时候，因为还在争取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美国并不支持谢赫·阿卜杜拉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
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开始对谢赫·阿卜杜拉的独立计划给予模糊支持。1949年春天，与美国驻印度大使在斯利那加会见之后，谢赫·阿卜杜拉好像得到一种印象，与他1948年在纽约被告知的相反，美国和英国将会赞同克什米尔独立，并为它提供国际保障Quoted in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ume Tow，1947-1956），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18。谢赫·阿卜杜拉也开始含含糊糊地宣扬克什米尔独立的计划。1949年底，谢赫·阿卜杜拉第二次访问美国，他的计划得到了美国的鼓励。在纽约时，他与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乔杜里？阿赫默德取得联系，并对后者说，要印度人离开克什米尔的唯一途径是赞成克什米尔独立。他据理力争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决不会冒疏远印度的风险而支持巴基斯坦［巴］阿尔塔夫·高哈，《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谢赫·阿卜杜拉访美返回克什米尔之后，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到那里与他进行磋商。
克什米尔独立计划得到美国明确支持之后，谢赫·阿卜杜拉变得大胆起来。1951年11月5日，他在克什米尔制宪议会里公开宣称，应该把克什米尔建成“东方瑞士”。为了寻求国际支持，他在1952年1月出访西欧国家。谢赫·阿卜杜拉和西方国家勾结，企图建立独立克什米尔国的阴谋，引起了苏联的警惕。1952年1月17日，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在发言中说：
1950年10月，国民会议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建议召开制宪议会以决定克什米尔土邦的未来及其从属关系。英美立即干预此事，以防克什米尔人民决心选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且独自决定他们国家的从属关系。它们匆忙向安理会兜售一项决议，宣称克什米尔制宪议会的召集，及其可能采取的决定克什米尔土邦未来的行动，对克什米尔的地位没有影响。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Ltd， 1979， p5
马立克指责英美干涉克什米尔问题是想在那里获得军事落脚点以对付苏联，他把葛拉罕形容为五角大楼的秘密代言人。尼赫鲁的传记作者戈帕尔就此评论说：“这是苏联在安理会第一次采取积极的态度，批评英美的克什米尔政策。这使尼赫鲁处于尴尬之中，因为这使克什米尔成为冷战竞争的一部分，并僵化其他国家的立场。”Gopal， Sarvepalli，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2），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16
谢赫·阿卜杜拉访问欧洲之后返回克什米尔。1952年3月23日，他在克什米尔制宪议会上说：“为讨论起见，假设人民不批准加入印度，那么，决不能推论说克什米尔当然要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法律上和宪法上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可能发生的，倒可能是这样：克什米尔土邦恢复它在加入印度以前所享有的地位。我们要把这一点弄明白。”Kumar， Vijay， 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p189-190
1952年，克什米尔制宪会议进行选举，国民会议党获得大规模胜利，这使尼赫鲁对公民投票的前景感到更为乐观，并与谢赫·阿卜杜拉讨论在克什米尔进行排除“自由克什米尔”的公民投票可能。联合国可以核查准备好了的选举人名单，然后进行公民投票。印度军队将驻守在停火线附近，提防公民投票遭到袭击。但是，谢赫·阿卜杜拉准备让一些巴基斯坦和“自由克什米尔”的着名人士来参加讨论，以便在“自由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时他能够获得同样的便利Quoted in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ume Two，1947-1956），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15。
在某种意义上说，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国内穆斯林群体总问题的一部分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ume Three，1956-1964）， London： Jonathan Cope， 1984， p264。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内以及印度国内的教派主义助长了谢赫·阿卜杜拉的独立思想。国民会议党执政之后，开始执行“新克什米尔”计划，打算无赔偿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废除克什米尔的君主世袭制。
因为印度宪法第31条规定，如果不支付适当的赔偿，就不能剥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所以除非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享有完全的内政自治权，不受印度宪法这一条文和其他类似条文的限制，土地赔偿委员会的建议才能付诸实行Kumar， Vijay， 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61。鉴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特殊情况，印度制宪议会在1949年10月17日制定了专门针对它的宪法第370条（参见附录Ⅱ），使它在印度联邦内享有特殊地位。克什米尔享有广泛的自治权，联邦的权力仅限于《加入文件》所规定的国防、外交和交通三方面，其他权力归土邦所有，中央在该土邦行使权力首先应该得到土邦议会的授权。纳武拉卡说：“印度之所以做出如此安排，是因为起初战争仍在进行……土邦里有些地方仍然控制在起义者或敌人手中。
印度还和联合国纠缠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Navlakha， Gautam， “Invoking Union： Kashmir and Official Nationalism of ‘Bharat’”， in Sathyamurthy， TV， Edi，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India： Structures of Power， Movement of Resistance（Vol3， Region， religion， caste， Gender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81953年修定的《印度刑法典》还特别规定，“印度”意指不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内的印度领土古蒂译，楼邦彦校，《印度刑法典》，法律出版社，1957年，第5页。
查谟和克什米尔君主制的废存涉及印度的乙部邦乙部邦（Part B States），印度共和国成立后，印度逐渐把许多大大小小的土邦改土归流，由土邦组建的邦就叫作乙部邦，在英属印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邦叫作甲部邦。问题。因此，国民会议党的无赔偿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君主制和有限加入印度的政策，遭到土邦内外印度教教派主义分子的猛烈抨击，夏雅马？普拉萨德？穆克吉、塔拉？辛格等人领导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企图迫使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完全加入印度，退而求其次也要把非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拉达克两省分裂出来并入印度。
印度的教派势力非常偏激，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印度教徒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印度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扞卫者，穆斯林则是叛国者和异类王红生，《二十世纪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谈源》，《北大史学》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8页。利雅兹认为：“教派主义者的真正目的是，因为尼赫鲁偏袒穆斯林，想以此为难他并把他赶下台。”Rizvi， Gowher， South Asia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1993， p.54
教派主义势力并没能把尼赫鲁赶下台，却加剧了谢赫·阿卜杜拉的忧心，也使他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说：
我不禁对自己失去信心。很明显，印度有股强大的潮流，那些人根本不在乎您所看重的把联邦建成一个真正世俗国家的政策，也不在乎您的克什米尔政策……我多次说过，我们之所以加入印度，是因为我们看到印度有两颗希望之星，也就是甘地先生和您自己，尽管我们和巴基斯坦有那么多的联系，但我们没有加入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计划与他们的政策不相符合。但是，如果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按自己的路线来建设我们的邦国，这些路线与我们的特征相符合，那我将如何回答我的人民，如何面对他们。Gopal， Sarvepalli，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2，47-56），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1
谢赫·阿卜杜拉认为教派主义者的行为违背了《加入证书》，并且在查谟地区屠杀穆斯林。他的传记作者RN考尔说：“谢赫·阿卜杜拉感到困惑并认识到，不但查谟和拉达克在滑离他的控制，甚至于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也在失去对他的信任。”RN Kaul，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A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601952年4月10日，他公开地说：“如果印度的教派主义死灰复燃的话，那我们将如何让克什米尔的穆斯林相信印度并不想吞并克什米尔。
……这样发展下去将导致中断克什米尔加入印度。”Quoted in Ibid， p59有学者认为：“谢赫·阿卜杜拉大无畏而坦诚地表达了他的担心。这是一种自然的率性流露，因为他缺乏真正政治家那种对自己观点隐而不宣的品质。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丝毫也不考虑这些意见可能会被歪曲。由于相信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他真的想要取消加入印度并使克什米尔独立。”RN Kaul，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A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68
克什米尔与印度的关系处于紧张之中，为了消除两者之间模糊的法律关系，1952年7月24日，尼赫鲁与谢赫·阿卜杜拉签订了《克什米尔协议》，重申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印度具有特殊的宪法地位，土邦制宪议会有权利制定克什米尔的宪法和邦旗。这份协议最重要的结果是暂时地消除了逐渐紧张的、让帝国主义国家有机可乘的印度和克什米尔之间的危机Kumar， Vijay， Anglo-American Plot against Kashmir，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65。
《克什米尔协议》给印度人民争取废除封建制度、废除王公政权很大的推动力，许多人援引此例，要求扩大到其他乙部邦。印度右翼激进政党查谟人民协会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总统、一面国旗、一部宪法”的口号。1952年11月23日，人民协会在此口号下，发动了新的骚乱。印度政府邀请谢赫·阿卜杜拉前往新德里，商谈解决克什米尔新出现的危机。谢赫·阿卜杜拉拒绝前往新德里，申明他完全遵守《克什米尔协议》。他不仅谴责骚乱者和进行教派性造谣中伤的印度媒体，甚至责备印度政府也没有明确宣布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地位不容进一步改变Quoted in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ume Two，1947-1956），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31。
1953年3月，葛拉罕宣布他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失败了。葛拉罕的失败意味着，美英企图通过联合国调解来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促成印巴两国和解，进而把它们纳入西方安全体系去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因此，从1953年5月初开始，美国公开地支持克什米尔独立的计划。6月23日，教派主义分子的领袖夏雅马？普拉萨德？穆克吉庾死狱中。他的死亡被指控为玩忽职守甚至谋杀，要求进行公正的调查。
一场情绪风暴把许多并非其政治支持者卷入到一场对尼赫鲁和谢赫·阿卜杜拉的严厉批评之中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ume Two，1947-1956），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29。7月13日是克什米尔的“烈士节”，谢赫·阿卜杜拉在这一天说：“如果我发现，通过维持独立我们能取得进步和繁荣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宣传这种主张。如果我认识到，通过加入巴基斯坦我们能够走向前进的话，那么任何力量也不能压制我表达这种想法。
”Quoted in RN Kaul，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A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70印度担心谢赫·阿卜杜拉与巴基斯坦相互勾结，进行不利于印度的活动。阿拉斯太尔？兰姆说：“实际上，无人能保证他不会与巴基斯坦的政治家达成协议，在真纳于1948年9月11日去世之后尤其如此。
”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164在这种情况下，克什米尔的元首卡兰·辛格认为：“谢赫·阿卜杜拉确实期望国际社会向印度施加压力，给予克什米尔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明显地这是他为什么坚持执行《克什米尔协议》的原因，它将进一步使克什米尔邦与中央的关系具体化。”Karan Singh， Autobiography（1931-1967），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60谢赫·阿卜杜拉与印度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1953年8月9日，卡兰·辛格下令把他逮捕解职，副总理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取而代之。
谢赫·阿卜杜拉的被捕是必然的。克什米尔独立缺乏地缘政治作基础，周边国家即便是巴基斯坦也不支持这一计划。后来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一个独立的克什米尔于事无补。任何形式的共管实际上也行不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利益将起冲突，如果两国军队都派驻克什米尔，两军也会冲突。一个独立的克什米尔将成为国际阴谋颠覆的温床，从财政或军事方面来说是不可取的［巴］阿尔塔夫·高哈，《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尽管谢赫·阿卜杜拉的撤职与被捕从宪法角度讲并不违法，但印度对克什米尔道义上的要求却被削弱了，考虑到国内的教派暴乱，尼赫鲁再也不能确信能得到克什米尔人民对印度的支持Gowher Rizvi， South Asia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56。谢赫·阿卜杜拉的被捕，在克什米尔引起了骚乱。
1953年7月，尼赫鲁访问卡拉奇，与巴基斯坦上任不久的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签署了《卡拉奇协议》，双方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8月17－20日，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回访新德里，两国就公民投票行政官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应在1954年4月底任命。这是印度立场的一次彻底转变，因为这是它首次同意明确时间正式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202。借助这两次访问，印度平息了因逮捕谢赫·阿卜杜拉而在印控克什米尔引起的骚乱。
1953年9月2日，苏联的《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克什米尔的局势：“众所周知，通过其代理人前总理谢赫·阿卜杜拉，华盛顿旨在推行一项把克什米尔一分为三的计划，一份归印度，一份归巴基斯坦，第三份克什米尔谷将成为一个美国保护下的‘独立’国家。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把克什米尔谷变作其战略桥头堡，该计划应据此加以评估。印巴协议对美国代理人而言可谓釜底抽薪，摧毁了他们的破坏性能力，并使美国丧失了一个公开干涉印巴关系的借口。该协议允诺通过符合各民族皆有自决权之民主原则的公民投票手段来和平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这无疑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里热爱和平者的一个胜利。”Jain， Rajendra Kumar， Soviet-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1979， p16
三、南亚冷战格局中的克什米尔
谢赫·阿卜杜拉的被捕意味着“独立克什米尔国”成为空中楼阁。此外，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签订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8月21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是亚洲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形势转变，社会主义不但没有被扼杀，反而愈战愈强。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朝鲜战争使得美国官员确信，冷战在亚洲比在其他任何地区都有可能变成热战。它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另一大影响是，尽管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经济资源，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并不因此感谢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实际上几乎是孤军奋战，集体安全失败了。当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时，美国在亚洲更倾向于依赖地区结盟而非集体安全。”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4美国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用心不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开始实行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同盟的政策，以期在亚洲南部围堵社会主义国家。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巴基斯坦和印度相比处于劣势，它若想加强自己的防卫，唯有寻求世界大国支持才有保障。因此，巴基斯坦也有与美国缔结军事结盟的愿望。1953年11月12日，巴基斯坦总督吴拉姆？穆罕默德访问美国时，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缔结了美巴军事同盟。这项举措遭到美国时任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的反对。1953年12月21日，他写信给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告诫美国不要同巴基斯坦签订军事条约，他说：
这将给苏联以极好的选择。为了同我们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相较量，苏联人肯定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这种援助还会得到支撑印度“五年计划”的苏联大量经济援助和支持。……美巴武器协定即将签订的传说日见增多，印度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煽动群众，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向苏联购买“防御性”武器。为了不使印度共产党利用这个制造问题，尼赫鲁于1953年12月底发表演说，以会把冷战带到印度自己的边界上来为理由，强烈反对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美］切斯特？鲍尔斯着，《鲍尔斯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页。
这封信表明，美国是在无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采取与巴基斯坦结盟的政策，试图实现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
苏联成功地爆炸了氢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国着手准备“大规模报复战略”。1954年1月12日，约翰？杜勒斯具体阐明了这一战略。他宣称，美国将不再被迫打无数个朝鲜战争式的花费巨大、旷日持久的有限战争而不得使用核武器；相反，美国从此将保留“用我们选择的任何手段，在我们选择的任何地区”，而自由地对它所认为的侵略行为运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美］詹姆斯？多尔蒂等着，《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397页。
1954年2月22日，巴基斯坦正式请求美国根据共同安全援助计划给予军事援助；2月2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的协定。前一天，他让美国驻印度大使艾伦向尼赫鲁转交了一封公开的个人信件，对美国的行为进行解释，内中说：“我们建议做的和巴基斯坦同意做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针对印度。而且我公开地确认，我们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援助，如果在侵略中被误用来直接反对另一个国家，我将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立即在联合国内外采取适当行动来挫败这种侵略行为。”Lakhanpal， PL， Essential Documents and Notes on Kashmir Dispute， Delhi： International Books， 1965， p274这是一些空洞的保证，印度当时就予以揭露：
美国给巴基斯坦的军事装备同其所说的军事目标毫不相关。如果实际上旨在把巴基斯坦军队变成美国发起的防卫体系之一部分，以阻止苏联或中国通过喜马拉雅山脉或兴都库什山脉的军事活动，那么它应该谋求适合于山区作战的装备。但是，美国供给巴基斯坦的装备——坦克、汽车牵引的大炮——却只适用于比较平坦的地形，换句话说，适用于印度北部平原。而且，巴基斯坦政府一开始就明白的表示，它同苏联或中国都没有什么争执，并且私下承认，它的扩军实际上是针对印度的。［美］切斯特？鲍尔斯着，《鲍尔斯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3页。
从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武器援助来看，它至少有部分惩罚印度的意图。而且，印度政府也根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的个人保证。3月1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说：“我们知道，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侵略往往发生了却遭不到遏制。六年半前在克什米尔发生的侵略具有可怕的结果。……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有可能会促进和滋长侵略。”Information Service of India， Kashmir， 1947-56： Excerpts from Prime Minister Nehrus Speeches， New Delhi， 1956， p38
美国的黩武主义使尼赫鲁忧心忡忡。印度对巴美军事结盟迅速做出反应，决心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发展亚洲的和平力量。印度与中国从1953年开始进行会谈，拟取消印度从英国那里继承来的在中国西藏地区的特殊权益。1954年4月29日，中印正式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放弃继承英国在藏非法权益；5月19日，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6月24日至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受邀请第一次访问印度。中国时任驻印大使馆二秘裴默农说：“尼赫鲁在日程中安排了陪同周恩来访问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活动，其用意十分明显。
尽管当时中印的关系很好，但周恩来以时间匆促为由，婉言谢绝了。尼赫鲁在会谈中详细陈述了印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要求周恩来在适当的场合说几句同情的话。周恩来又答以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尚待研究，一时难以表态，希望谅解。”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15－116页。在这次访问过程中，两位总理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巴方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希望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同情巴方的表态，同样被周恩来委婉地拒绝了。
9月6－8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新西兰和巴基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因在马尼拉签订，又称作《马尼拉条约》），组建了针对共产主义的军事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美国当初也邀请印度参加该组织，遭到尼赫鲁政府的拒绝。9月29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对此解释说：“参加马尼拉会议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不结盟’的基本政策。我们不能放弃那项基本政策，这项政策，我们执行了这么多年，不能因为仅仅参加那次会议而放弃它。”转引自张忠祥，《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尼赫鲁极为清醒地认识到，巴美军事同盟将把外部势力引入南亚地区，把南亚拖入冷战，从而使它处于核战争的危险之下。但利雅兹认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尼赫鲁担心美国会利用与巴基斯坦结盟的关系迫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使其独立白费，从而变为美国的殖民地。”Rizvi， Gowher， South Asia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60-61尼赫鲁不仅反对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还主张建立和平区以抵制美国在亚洲的冷战。10月19日，尼赫鲁以印度总理身份开始第一次访华。这一切都说明，印度不仅没有参与遏制中国，反而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除去印度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因素之外，巴基斯坦和美国缔结军事同盟还有着其他因素起着内在的推动作用，那就是巴基斯坦与苏联在南亚地缘政治利益上的相斥性。以前属于苏联现已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的学者阿基姆别科夫说：“英印帝国的解体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民族国家的成立，急剧地改变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形势。大规模印巴冲突尤其是两国因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而引起的军事冲突，让人有理由设想，未来巴基斯坦的一切利益将服从于同印度争霸的全局任务。所以，在客观上巴基斯坦对自己同阿富汗接壤的西北边境省形势的尖锐化问题不感兴趣。与此相适应，在新条件下保持莫斯科在阿富汗影响的继续存在和集中注视印巴冲突首先是符合苏联的安全利益的。原则上，阿富汗是苏联在该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和安全体系的关键因素。基本上，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莫斯科在印巴冲突中偏爱印度。这样就给苏联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安全附加了额外的安全系数。
”［哈］C M 阿基姆别科夫着，《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杨恕、汪金国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页。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因杜兰线分歧而存在“普什图斯坦争端”普什图人（Pashtuns），居住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部的一个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根据1985年的统计，约有2460万人口，其中居住在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的居民约900万，占阿富汗总人口约53％；居住在巴基斯坦西部的约1400万人，占巴基斯坦总人口的16％，又称为“帕坦人”（Pathans）；还有约10万人居住在伊朗境内。19世纪后半期，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对峙，为了避免直接接触而实行缓冲国政策，阿富汗即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国之一。1893年，英印帝国与阿富汗划定两国之间的边界线，以当时英国政策的执行者杜兰上校得名为“杜兰线”，现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线。
为防止普什图山地部落人民威胁印度边疆，英印政府通过“杜兰线”将阿富汗东南部普什图族山地部落数百万人民划归自己一边。阿富汗政府不承认杜兰线，从而造成后来长期影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系的“普什图斯坦争端”。出于确保苏联在南亚和中亚的利益以及安全，苏联政府把阿富汗作为苏联南亚政策的战略支点。因此，苏联在印巴冲突中应该支持印度，使巴基斯坦分心而无暇顾及与阿富汗之间的杜兰线争端，避免使苏联陷入困境。此外，苏联还对穆盟长期与英国人合作表示反感，认为它追求印巴分治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直到1948年才承认巴基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158。苏联境内存在许多民族，民族矛盾虽然遭到压制，但并未消失。这也是苏联反对穆盟主张的原因之一。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巴苏两国亲近先天就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美国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同盟，这使印度与它渐行渐远。1955年1月，国大党宣布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同时，印度参与发起在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召开万隆会议，并坚决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促成亚非人民大团结，向新老殖民主义者示威张忠祥，《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巴基斯坦和美国结盟，其用意主要不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是为了增强抵御印度的实力。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是巴美结盟的主要设计者，1953年至1955年担任巴基斯坦总理，后来改任外交部长。裴默农说，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穆罕默德？阿里总理会晤，向他表示，中国担心美国利用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发动侵略战争。阿里总理郑重声明，巴基斯坦怀有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巴参加两个条约组织以及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邻国的侵略，并不是针对中国的。
他还庄严保证，如果发生美国的侵略战争，巴决不参加，例如对朝鲜的战争，巴就没有参加。周恩来随后在万隆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了阿里总理的上述保证，阿里总理当场欣然予以确认”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巴基斯坦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保证不会参加西方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62年3月19日，巴外交部就参加军事条约问题向中国正式提交备忘录，表示巴基斯坦参加几个条约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自卫，这不是针对巴基斯坦切望与之加强友好关系的伟大邻邦中国程瑞声，《南亚的热点克什米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88页。巴美缔结军事同盟的目的既然迥异，这场缺乏地缘利益作基础的同床异梦就注定不会持续太久。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座建立在流沙上的碉堡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灰飞烟灭了。
1955年7月1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加入《伊拉克和土耳其互助合作公约》（又称《巴格达条约》）；9月23日，巴基斯坦又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1955年2月24日 ，伊拉克和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互助合作公约》（Pact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Iraq and Turkey），即《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分别于同年4月5日、9月23日和11月3日签字加入该条约。同年 11 月21日，巴格达条约组织正式成立。该组织在英、美操纵下，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东南亚条约组织一起形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圈。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发革命，推翻了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翌日，伊拉克革命政府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10月17日，巴格达条约组织总部迁往土耳其安卡拉。1959年3月24日，伊拉克正式宣布退出该组织；10月17日，该组织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3月，伊朗和巴基斯坦宣布，因该组织不再能起到保护成员国安全的作用，决定退出。接着，土耳其也宣布退出。4月30日，该组织举行会议，与会的英、美、巴、土四国代表决定，该组织于1979年9月28日不复存在。
苏联政府把巴格达条约组织看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附属物国际关系研究所编，《中东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06页。，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飙也说：“巴基斯坦的西部地区与西亚相连，而其东部地区（即现在的孟加拉国）靠近东南亚，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拼凑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时，便选中了巴基斯坦这个联结中东和东南亚的南亚国家，作为构成其军事锁链的重要一环。……这样，美国就把‘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两条锁链，通过巴基斯坦联结起来，在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军事包围圈，人们形象化地把它称为新月形反共反华军事包围圈。”耿飙，《耿飙回忆录》（1949－199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1－82页。
中国政府对巴基斯坦加入西方军事集团进行了严厉的抨击。195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危险的决定”的评论员文章，内中说：
巴基斯坦通过参加土伊条约而参加了美国的所谓“北层防御锁链”，使自己处在一种被美国当作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的基地的地位。人们很难理解这如何可以同巴基斯坦所一再表示的对中国友好的愿望相协调。……而今，在美国的这个战争准备计划中，巴基斯坦在南面参加了东南亚集团，在北面又参加了土伊条约。这样，不管巴基斯坦的主观愿望如何，它有身不由己地被美国拖进一场美国所准备的新战争的极大危险。《危险的决定》，《人民日报》，1955年7月10日第4版。
中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巴基斯坦后来的总统阿尤布·汗的新闻秘书阿尔塔夫·高哈说：“‘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条约旨在中东和南亚确保西方的战略利益。……巴基斯坦允许美国人在白沙瓦附近的巴达贝尔建立一个十分现代化的通讯基地，对美国来说，这极具战略价值。”［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这个军事基地对中国西北和西南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尽管如此，巴希尔？艾哈默德却认为：“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并没有对巴基斯坦采取敌视的态度，或许是因为认识到它与西方结盟主要源于对印度的担心。”Quoted in 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250
美国在亚洲组建军事集团的主要目标在于围堵苏联。受到巴美同盟威胁的苏联也感到必须有所作为，化解眼前的压力。从地缘政治立场来看，亚洲重要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日本和巴基斯坦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国，苏联于是开始向印度、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交好。苏联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印度，要对抗西方国家在其南部建立的反共产主义同盟体系，印度对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Quoted in 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p220。
苏联和印度于是惺惺相惜地走到一块。1955年2月，印度和苏联签订《比莱钢厂协定》，以此为界两国关系由冷变热。同年6月7日到23日，尼赫鲁以印度总理身份对苏联进行首次正式访问。赫鲁晓夫说：“在访问过程中，苏联尽量满足尼赫鲁的要求，什么都给他看，毫不掩饰。自然，苏联政府想让他看最好的东西，想让他对苏联这个国家有好的印象。”［俄］尼塔基？赫鲁晓夫着，《赫鲁晓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6年，第2572页。尽管受到如此礼遇，尼赫鲁对苏联成就的看法却有所保留。据赫鲁晓夫回忆：“表面上，我和尼赫鲁谈得很好，他盛赞苏联的成就，但关于我们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于印度的话，尼赫鲁闭口不谈，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以为他有这个想法。”上引书，第2573页。
同年11月到12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回访印度。在这次访问中，印度方面再三要求苏联领导人访问克什米尔。赫鲁晓夫回忆说，由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敏感性：
我们不想因为我们去访问而使印巴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也不想把自己和印度对克什米尔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持中立立场。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自己争议的问题。印度人意在恳求我们支持他们的立场，而我们对此则根本不以为然。但我们又不想因我们的拒绝而使尼赫鲁感到不快。我们同情他，同情印度，至少因为印度在国际问题上采取明智的立场，不加入任何集团组织，对苏联态度友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满足尼赫鲁的请求，访问克什米尔。这次访问是在我们访问印度的最后阶段进行的。［俄］尼塔基？赫鲁晓夫着，《赫鲁晓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6年，第2583页。
可以说，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新立场，完全是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的一个反击。1955年12月10日，在斯利那加的公众演讲中，赫鲁晓夫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苏联当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完全支持印度的立场：
传统的群众大会开始了，我们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子，里面的话是有利于印度而不利于巴基斯坦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话是站在印度和印度人民的立场上说的，说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属于印度。英迪拉？甘地先期抵达克什米尔，代表她的父亲接待我们。我们讲话的内容也征得了她的同意。我们的讲话进行了转播。英迪拉？甘地对我们在印巴争执中支持印度的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也对此感到非常满意，虽然巴基斯坦会很不高兴的。但我们和巴基斯坦没有直接的关系，两国关系非常不好。我们倒是想改善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并且做了种种努力，但巴基斯坦加入了旨在反对我们的军事组织。我们对此却毫无办法。而我们在印巴争端中和印度人保持一致的立场，感觉促进了苏印友好各项的发展。我想，苏联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不过我总是担心：可不要因此损害我们将来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上引书，第2588页。
这种与巴美军事结盟针尖对麦芒的意图，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印苏联合公报中更是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苏联领导人和印度总理一致认为，建立军事联盟或者区域性的军事集团不是保障和平和安全的办法。这种联盟扩大了‘冷战’的范围，为相关地区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增加了恐惧和紧张的气氛，并且为有关国家的和平发展制造了新的障碍。”《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期间的讲话（1955年11－12月》，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9页。“‘不结盟’政策在最近一些年来，获得了广泛的推崇，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相当大的声望。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着积极的作用，限制着侵略性军事集团的活动范围，有助于保障安全与和平的事业，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苏修关于印度问题的言论？二》，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5页。印度着名外交家克里希纳？梅农说：“联合公报在风格和实质方面完全是印度式的。必须承认，苏联领导人绝对没有运用丝毫影响，更不用说施加压力使印度倒向自己一边。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确表示，他们是客人，应该由我们来起草联合声明。”Quoted in 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225从此之后，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许多对印度不利的提案，使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更加顽固。
前文已经指出，在南亚的地缘政治方面，苏联与巴基斯坦具有先天的排斥性，相反，它与印度却是天生地相互吸引。从表面上看，印度和苏联相互靠拢进而发展亲密关系，似乎是一种消极的针对巴美结盟的被动反应，其实是有着内在的地缘政治吸引力在起作用，利奥？E？罗斯说：
新德里在西北战略上的虚弱，严重地影响着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对苏政策。对于印度来说，一个与苏联结盟的巴基斯坦，比一个与美国或中国结盟的巴基斯坦，问题严重的多。把苏印对这个地区的政策连接起来，可使苏联对次大陆可能有的扩张野心变得难以实现。对新德里来说，这比任何以地区为基础的安全体系都能更好地对付俄国人。利奥？E？罗斯着，《印度的边界：从喜马拉雅到斯里兰卡》，《南亚战略态势》，时事出版社，第93页。
印度为巨大的半岛地形，东西南三面都是海洋，东北部和西北部的陆地边疆横亘着高大的山脉高原。由于东北部是荒凉、寒冷、严酷的喜马拉雅山脉，人烟稀少难以通行，数千年来，外敌都是从西北部相对容易翻越的兴都库什山脉隘口入侵印度。并且，早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在整整一个世纪里，俄国政治家念念不忘通过中亚进攻印度的可能性。坎贝尔？班纳曼指出：“害怕俄国人入侵印度，是断断续续萦回于英国几代人脑际的恶梦”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三联书店，1993年，第24页。因此，通过与苏联建立友谊的方式，可以永绝此患。
苏联领导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新姿态，深深地刺痛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了苏联驻巴大使，抗议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克什米尔。这引起苏联的不满，随后在访问阿富汗时毫无顾忌地在“普什图斯坦问题”上站到巴基斯坦的对立面：“苏联主张公正地解决‘普什图斯坦问题’。不考虑普什图人民的切身利益，该问题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期间的讲话（1955年11－12月》，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0页。
在与中国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印度还在内政方面加强对印度克什米尔的控制。1954年4月13日，印度取消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关税壁垒，使它在经济上与印度融为一体。1956年2月22日，印度和克什米尔在新德里签订了一项协议，确认克什米尔并入印度联邦。3月8日，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在卡拉奇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敦促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印度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3月9日，印控克什米尔总理巴克希公开表示，拒绝在查谟和克什米尔范围内举行公民投票。11月17日，克什米尔制宪议会批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的证书，并自1957年1月26日（注：即印度共和国日）起生效。
对于印度采取的这些反制性的强硬立场，巴基斯坦并没有从美国盟友那里取得预期中的支持，只能落寞寡欢地自话自说：“1956年，印度反对关于全民投票的国际协定；其理由不是别的，而是巴基斯坦正在增加它的战争潜力和接受军事援助，根据尼赫鲁先生的说法，这导致整个局势发生了改变。这么说，由于巴基斯坦据说是在军事上日益强大，而克什米尔的人民就该被剥夺掉他们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了。”巴基斯坦驻华使馆编写，《克什米尔》，1956年，第14页。巴基斯坦与西方结盟换来的军事强大，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利益，更多地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慰藉。
印度的颜面并不比巴基斯坦的光辉灿烂。在以实力作支撑的残酷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弱小国家伸张正义的基础极其的脆弱。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发生反政府运动，11月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镇压反叛；10月29日，英法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攻击，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1956年11月，印度谴责英法侵略埃及；1957年1月19日，尼赫鲁在长期的沉默之后，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时终于指出，“外国军队必须从匈牙利撤走，匈牙利人民必须获得决定他们未来的机会。”Nehru，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Vol3（1953-1957），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1958， p322苏联对尼赫鲁的声明感到不满。
1957年1月24日，在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新宪法生效的前两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打击印度的决议。它重申了在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的要求，宣称克什米尔制宪会议的任何决议都无权决定该土邦的未来，并否决了印度把克什米尔的事态说成是问题而非争端的一贯立场。苏联投了弃权票，表面的理由是在克什米尔立法会通过相关决议之后，已经没有问题需要讨论了。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希纳？梅农接受了这种解释，但是，实际上苏联毫无疑问是要对尼赫鲁的匈牙利政策表达不满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ume Three，1956-1964）， London： Jonathan Cope， 1984， p46。
克里希纳？梅农是印度着名的左翼政治家，尼赫鲁的得力助手，他始终反对国际事务中的帝国主义政策，他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对双胞胎。因此，帝国主义大国同时又是殖民主义国家，这决非偶然。当然，不是所有的殖民主义国家都是大国，但所有资本主义大国一定是或曾经是殖民主义国家。”［苏］安？安？葛罗米柯着，《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下），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尼赫鲁坚决反对安理会的这个决议，指责西方国家故意给印度制造麻烦，让印度丢脸。克里希纳？梅农也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已经和冷战搅到一起，印度在这桩公案中无法取胜Quoted in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ume Three，1956-1964）， London： Jonathan Cope， 1984，
克什米尔问题旷日持久地得不到解决，它日益成为印巴两个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利雅兹说：“到1958年，在印度公众的感觉中，克什米尔逐步变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不再有在被认为是印度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的东西的谈判中作出让步的权威了。……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排除了任何对巴基斯坦让步的可能。”Gowher Rizvi， South Asia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1993， p63
第二节中印战争与克什米尔
在中印关系恶化以前，中国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一直坚持公正中立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持调解而不介入的立场，主张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其归属问题，希望印巴两国之间通过和平协商来克服分歧，解决这个历史悬案，而不应引入外来干涉耿飙，《耿飙回忆录》（1949－199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印度和巴基斯坦多次要求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态，面对这种情形，中国政府也总是以劝善促和的精神来劝它们和平地解决该问题。1956年1月，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时反复说明，巴印是源出同一母体的姐妹国家，应为两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友好相处，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勿为外人利用而损害两国团结，并指出这就是万隆会议的精神。他强调，一是不应该采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克什米尔争端，这对印巴双方都不利。
二是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不应引入外力进行干涉。三是巴印两国最好坐下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在这方面，两国政治家要起领导作用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西方学者也认为，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与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在1955年赞同印度在该争端上的立场Quoted in 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253。与苏联粗暴僵化的政策相比，中国对克什米尔争端的态度显得要委婉灵活得多。
一、“共同防御”建议的碰壁
印度继承了英印帝国的北部边疆政策。兰姆认为：“如果印度不能获得英印帝国在北部边疆的统治地区，那么，与英印统治晚期的年月里相比较，它将要花费大得多的精力去关注拉达克北部的那些边疆地带。这就有充分的理由让人相信，印度在1954年从地图上兼并阿克赛钦，1959年官方公然歪曲1899年照会的含意，这些迟到的措施意味着印度要实现这项政策。”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75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严重争议。从1950年到1958年，中印边境大致是平静的，印度虽然采取了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但并没有脱离和平的轨道。
1958年之后，中苏关系由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等一系列事件而日益紧张和恶化。莫亨？拉姆认为：“中印争端不过是更加复杂的中苏争端所起的一个作用，在中苏关系得到缓和以前，想使印中关系正常化是徒劳无益的。”转引自卡？古普塔着，《中印边界秘史》，王宏纬、王至亭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7页。在南亚冷战格局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斯大林已经去世，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许多分歧和矛盾逐步激化，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
中苏关系的冷淡和疏远，以及中国在内政方面的失误，使得印度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觉得可以从中渔利，企图以此为契机强行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这就导致中印关系紧张破裂，最终在1962年走向战争。1959年3月，我国西藏地区发生了农奴主叛乱，印度政府不仅支持和鼓励这次叛乱，而且在叛乱被平定以后，收容残余叛匪，纵容他们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在西藏叛乱爆发后不久，尼赫鲁总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他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已经被印度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没有被印度占领过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属于印度的“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62年11月15日）”，《中印边界问题》，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页。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表面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倾向于印度。而且，苏联还以防止把印度推向美国为借口，向印度提供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大量援助。
印度想利用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渔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巴基斯坦也想利用印度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牟利。从1959年5月到1960年1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共同防御”的建议，以便印巴两国能够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该争端一旦解决，两国就可以把它们的军队从边界上调离开来，并用它们对付来自次大陆外部的威胁，这样双方就能够集中于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代替目前耗资甚巨的军备竞赛。约赫尔认为：“阿尤布的建议看似极为轻率，不仅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还会招致中国的怨恨。其实，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走的一着险棋。阿尤布的建议是基于他对巴基斯坦与西方军事结盟的价值重新评估之后而做出的，此时世界大国调整了它们的南亚政策。……巴基斯坦对美国的价值因两个因素而削减了。第一，巴基斯坦政府坚持它与西方结盟的目的，不仅在于反抗共产主义国家，也在于反抗印度的‘侵略’。第二，美国认识到，巴基斯坦仅凭自身力量不能成为对抗苏联和中国在南亚扩张的保障。为此目的，就要利用印度，它有更多的人口、资源和军事力量。
因此，尽管美国给巴基斯坦军事、经济援助，也给印度经济援助。印度是美国此时期全球最大的经济受援国。”Sarbjit Johal，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in Indo-Pakistan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9， p92西方盟国可能抛弃巴基斯坦而去拥抱它的敌人印度，这将极度恶化巴基斯坦的生存环境，出于这种恐惧，阿尤布·汗想在此之前就与印度捆绑在一起，提出了“共同防御”的计划。1959年5月12日，巴基斯坦商业部长阿里？布托在吉大港演讲，对阿尤布·汗的建议作了解释：“如果印度认为它必须加入条约组织以建立共同防御体系，阿尤布总统愿意解除印度的忧虑和使他们安心……（巴基斯坦）可以考虑不用订立公约或条约的形式与印度互相进行合作”。《巴基斯坦一些报纸挑拨印中友谊，仍在兜售印巴“共同防御”》，《人民日报》，1959年5月14日。中国政府严辞抨击了阿尤布·汗的“共同防御”建议，斥之为挑拨印度和中国的友谊，企图用委婉动听的言词来诱使印度加入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同上。
尽管巴基斯坦开列的条件极为宽松，愿意接受在印度不加入军事条约的情况下与它合作；尽管中印关系已经步入紧张状态；尽管遭受着印度国内右翼分子施加的强大压力，但尼赫鲁在这个时候还不想使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完全破裂，他只是打算利用中国的内外交困，在中印领土争端中牟取利益。因此，他断然拒绝了阿尤布的建议。1959年5月4日，尼赫鲁在印度联邦院讲话时说：“我完全赞同解决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纠纷，过一种正常的睦邻生活。……但是当人们说，‘我们制订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吧’，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谁呢？我们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其他某种军事联盟的另一个说法。我们所奉行的整个政策都是反对这种观念的。” 张忠祥，《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尼赫鲁认为印度没有必要放弃不结盟政策而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互动关系，他也明白阿尤布所谓的“共同防御”，不过是要求印度在克什米尔争端上让步，这是他不愿意去做的。
尼赫鲁多年追求和平的工作使人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其实他并不完全拒绝把战争作为政策的一个工具Quoted in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3，1956-1964）， London： Jonathan Cope， 1984， p.191。尼赫鲁虽然不屑于同阿尤布作交易，但也不愿意让为印度谋利的大好良机白白溜走，决心早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为了谨慎起见，同时也可以反驳国际上对印度反帝角色的质疑，以及转移国内要求立即对中国动武的狂躁情绪，尼赫鲁打算解决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达曼和第乌问题果阿、达曼和第乌三个地方均在阿拉伯海岸。果阿在印度半岛西部，1510年起葡萄牙占领；达曼在坎贝湾东岸，1539年起葡萄牙占领；第乌在卡提阿瓦半岛南端，1535年为葡萄牙占领。葡萄牙将三地组成葡属印度，以果阿为首府。面积共3，813平方公里。印度收回这些地区之后，把它们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首府潘吉姆。现已分成果阿邦、达曼和第乌中央直辖区。，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1961年12月18－19日，印度出兵果阿，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那里的葡萄牙军队，随后把果阿、达曼和第乌并入印度。
果阿作为印度应有领土的组成部分，印度收回它本来无可厚非。内维尔？马克斯维尔认为：“果阿事件之所以遭到物议和令人不快，是因为印度尤其是尼赫鲁一贯主张，绝对不应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它也证明了印度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抽象地谈论或别人使用武力时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当印度在它认为是自己领土的争端中使用武力时，在政治上和在道义上就都是正当的了。”［澳］内维尔？马克斯维尔着，《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三联书店，1971年，第378页。
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印度收回果阿等殖民地，巴基斯坦却从这一事件中得出结论，认为与西方结盟关系不能保证参与国的安全和利益。巴基斯坦的《黎明报》评论说，国家之间的同盟不可靠。葡萄牙的北约盟友“仅仅发表了些无济于事的呼吁”。正如加入北约组织无助于葡萄牙一样，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也将无助于巴基斯坦。“军事条约只不过是套在脖子上的重轭”。此后，巴基斯坦不再迷信结盟关系，而是想发展多边外交张忠祥，《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5－236页。
二、中印战争的冲击
轻而易举地收回了果阿，这非但未能纾缓尼赫鲁在中印领土争端上所承受的压力，反使他处于更大的困境之中，国内右翼势力要求他在中印领土争端中也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由时任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提出的与中国交换领土的提议，遭到内政部长柯班德·波拉巴·潘特的否决。作为国大党的资深党员，潘特威胁说，如果有任何一块印度领土被用做交易的话，他将让尼赫鲁政府下台［美］斯蒂芬·科亨着，《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8页。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使尼赫鲁未能践行克里希纳？梅农的建议——也是他自己早期的主张，否则中印战争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
中印领土争端共有三部分，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多平方公里，中段02万平方公里，西段阿克赛钦33万平方公里。东段和西段的领土都在传统边界线的中国范围内。到60年代初，只有西段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而东段在印度的控制之下，中段双方各控制一些。印度强行把西段的阿克赛钦说成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一部分。
阿克赛钦主要属于新疆地区，它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中国的白石滩”。这个地区是连结新疆和西藏西部的唯一交通命脉，因此从18世纪中叶起，清朝政府就设立卡伦（边卡）对这里行使管辖，进行巡逻。从1956年3月开工到1957年10月，中国政府沿着惯道，修筑了一条从新疆叶城到西藏噶大克的公路，全长1200公里，其中有180公里通过这一地区，参加筑路的民工达三千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1959年12月26日）》，《中印边界问题》，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8页。印度曲解一些似是而非的文件，宣称三段所有12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区都属于印度。印度的观点极为荒谬，中国总理周恩来对此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
印度已经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的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现在还要占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这就是说，在印度看来，已经被它占领的中国领土是它的，还未被它占领的中国领土也是它的。这是耀武扬威的英帝国主义都没有敢于向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提出过的要求。新独立的印度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完全出乎中国的意料之外的。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印度向中国提出了全面的领土要求，而且还在于印度接着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来实现它的领土要求。印度武装部队在东段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了线北的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并且在1959年8月在侵占朗久的过程中挑起了第一次边境流血冲突。1959年10月，印度武装部队又在西段越过传统习惯边界，在空喀山口挑起了更严重的边境流血冲突。这两次边境冲突是印度要使中印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预兆。《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62年11月15日）》，《中印边界问题》，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0页。
由于阿克赛钦问题，印巴两国的克什米尔争端就无情地与中印边界争端联系起来。该地区的整个形势因为中苏关系紧张而进一步复杂化了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p258-259。尼赫鲁并不是一个黩武的人。鉴于他对苏联以及中印争端所持的复杂态度，如果当时莫斯科对他施加影响，规劝他妥协或放弃“前进政策”，这本来是可以起作用的。然而，苏联道貌岸然的中立态度鼓励了印度坚持自己对边境问题的立场，苏联的飞机更使它得以推行前进政策。印度的朋友恰好帮助它走上了灾难的道路［澳］内维尔？马克斯维尔着，《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三联书店，1971年，第461页。
中印关系紧张之后，从1960年10月到1962年5月，苏联向印度交付及印度向苏联订购飞机94架，喷气引擎6台。其中安－12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转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25页。即便在1962年夏季，当中印边境局势再度趋向紧张之时，苏联不仅向印度提供大型运输机，而且还在尼赫鲁公开说明向苏联购买战斗机的用途是对付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于8月接待访苏的印度专家代表团，向印度出售米格－21战斗机同上，第326页。赫鲁晓夫此时的政策，使人联想起约十年前的一幕：1950年6月25日，安理会投票表决是否出兵朝鲜半岛，在这个改变世界局势的节骨眼前夕，斯大林玄机莫测地让其驻联合国大使回国缺席投票，把美国网罗的联合国军顺利地送上了朝鲜半岛，从而抽身闲观一场残酷血腥的代理人战争。
印度由于对中国作了一系列错误的估计，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印度政府以为中国的经济困难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企图牵制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西南地区的防务空虚，因而认为这是它在中印边界全线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良好时机《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62年11月15日）》，《中印边界问题》，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5页。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方军区”之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新军团；10月20日清晨，印度军队按照尼赫鲁的命令，对中国边防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印度在南亚政治中总是一个支配性的因素。无论是从历史、地缘政治环境，还是社会经济条件来看，这个国家总是在南亚占据中心位置Kapur， Harish，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1972： Shadows and Substance，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88。中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认为这是把印度纳入西方的大好时机。当危机处于高潮时，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沃尔特·麦克康诺希求见巴基斯坦外长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竭力向他强调对尼赫鲁表示某种承诺的紧迫性，以便印度能够将部队从巴基斯坦边境调去对付中国军队。麦克康诺希大使说，这种姿态将软化印度对克什米尔争端的态度，并获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度赞扬。
博格拉对麦克康诺希大使说，巴基斯坦不得不应付两个相互敌对的邻国：印度和中国。对于巴基斯坦来说，犯不着招来中国的敌视。假如美国人能确保印度承诺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的话，美国的要求可以考虑。麦克康诺希大使对博格拉说，尼赫鲁会坚决反对这种建议。美国大使继续强调形势紧张，并指出，巴基斯坦按照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提议而对印度作出的任何表示，将会绝对保密。博格拉说，他理解美国人的想法：即从长远看允许中国涉足印度平原，将危害巴基斯坦的利益。然而他强调，人民的感情不容许巴基斯坦政府对印度作出单方面的友好姿态。博格拉将麦克康诺带来的肯尼迪的信转交阿尤布·汗总统，并附上自己的意见：“要是印度陷入更深，真主就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克什米尔的契机。我们不应坐失良机。”［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38－139页。
阿尔塔夫·高哈说：“美国极力主张印中战争应向纵深发展，以迫使印度与它建立军事同盟。1962年11月20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高尔布雷斯甚至自己在新德里设立了战事办公室，实际上如果说他不是负责这场战争的话，那就是在主持印度政府了。”［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战争的进展大大出乎世人，尤其是印度人的意料，印军很快就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10月26日，尼赫鲁秘密地向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寻求帮助，请求美国提供武器给印度自卫，并要求美国派遣空军轰炸中国的基地和机场。美国政府对尼赫鲁的要求稍有犹豫，部分原因是希望说服印度在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上作出更大的让步，而更重要的是出于担心向印度输送军事装备势必将使巴基斯坦感到不快，从而危及美国情报人员认为非常重要的美国在白沙瓦的军事基地［美］切斯特？鲍尔斯着，《鲍尔斯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4页。中印边界战争与克什米尔争端有着相似的地方，从侧面证明它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巴基斯坦是由于实力弱小才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惩罚印度政府的目标实现，中国政府在11月21日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宣告本国部队将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以前中印实际控制线自己一方，这一决定令世人震惊。阿尤布·汗总统对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说，中国过早地宣布停火，增加了巴基斯坦在军事上的问题，“如果你们继续同印度再打上一周左右，我肯定尼赫鲁必定下台，我们的问题将得到圆满的解决”［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中印之间这场短暂的战争改变了人们关于克什米尔的整个看法Mushtaqur Rahman， Divided Kashmir： Old Problems，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the Kashmiri people，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101。英美两国再次积极介入南亚事务，斡旋克什米尔问题。尼赫鲁无法抵制，宣布印巴两国外长无条件讨论双方关系。英美对印度的“不惜任何代价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心情产生了错觉。印度各阶层人士都在说，同巴基斯坦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时机到了，但他们的含意是按照克什米尔的现状来解决。对巴基斯坦来说，这并不是解决争端，倒是拒绝解决争端。在尼赫鲁的脑海里，同阿尤布·汗会见，很清楚不是“谈判”，而是“会谈”。印度为解决问题所准备作出的最大让步是同意调整停火线，这远远没有达到巴基斯坦的最低要求［澳］内维尔？马克斯维尔着，《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三联书店，1971年，第729－730页。
在1963年2月的卡拉奇会议期间，印度代表发现，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上的立场依然未变。约赫尔说：“随着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本国的发展，阿里？布托要求把整个克什米尔转交给巴基斯坦。尽管印度建议接受在克什米尔的停火线，把它转变成国际边界，巴基斯坦唯一的出价是印度可以拥有查谟省的卡苏亚县。巴基斯坦没有认识到，尼赫鲁在被中国挫败之后，在国内国外都遭受了一场严重的困难，这使得他对巴基斯坦单方面让步更加不可能。印度的交涉能力或许已经很弱，但它不可能被迫接受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顽固要求。”Johal， Sarbjit，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in Indo-Pakistan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9， p117两国立场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
阿里？布托建议克什米尔在限定的时间内实行国际化，随后进行公民投票，但是尼赫鲁好像仍然不愿意根据巴基斯坦的立场达成一项解决方案，认为巴基斯坦只是希望利用中印关系中印度的不利地位Gopal， Sarvepalli，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3，1956-1964）， London： Jonathan Cope， 1984， p259。戈帕尔说：“尼赫鲁相信，在这时进行公民投票将成问题，因为它将重新激活原教旨主义情绪；并且印度不能考虑任何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它直接妨害了印度应付中国的入侵。这意味着印度不能在克什米尔谷作任何让步，因为通向拉达克的路线经过这里。因此，印度既不能考虑把克什米尔谷转交给巴基斯坦，也不能同意让克什米尔谷在大国的保障下独立或以任何形式让联合国监管克什米尔谷。”Ibid， p256
印巴之间进行了六轮部长级会谈，最后以失败告终。印度并不是不愿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直到临终之前，尼赫鲁还说公民投票是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唯一办法，但发现了不能进行公民投票的原因，那样做印度将失去克什米尔。科尔威·帕特里克？辛普森说：“如果克什米尔人投票反对与印度的从属关系，这将使印度难堪并被冠上‘侵略’之名。印度将被指控犯有侵略克什米尔人民的罪，还将被看作是亚洲的殖民主义国家。”Sympson， Patricia Colway， Ph.D.， The Kashmir Dispute in World Politics， ST Johns University， 1968， p132
三、“南亚邦联计划”和中巴边界划定
戈赫尔？利雅兹说：“印巴分治没有解决印度教派冲突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两国之间的竞争。”Gowher Rizvi， South Asia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67印巴之间的六轮会谈毫无成果，尼赫鲁认为重开谈判或接受调停，不仅无所助益，可能还会被证明是一场政治自杀。因为，印度的议会和公众会认为，这是对中巴压力屈服的第一步和在政治上向中国投降的序幕。所以，他只能等待适当的机会以取得主动。
欧洲共同体发展到这个时候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他再次严肃地考虑建立南亚邦联的设想，真诚地渴望全面推进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寻求一项长远的包括两国间所有问题而不仅仅是克什米尔争端的解决办法。他暗示印度和克什米尔的邦联关系将导致类似的安排在巴基斯坦的东西两翼出现，随着时间的发展，印巴及其邻国将组成一个大的邦联。邦联对巴基斯坦的好处是，它既可以维持与克什米尔的关系，对东孟加拉的复国主义情绪也起安全阀的作用。该计划对印度也有吸引力，因为它堵塞了教派主义之路，让它远离“两个民族理论”，并为印巴的和平与合作提供了前景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3，1956-1964）， London： Jonathan Cope， 1984， p261。
1964年4月20日，《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JP纳拉扬的题为《我们在克什米尔的大好机会》的文章，里面说：“令人鼓舞的是，在回答外交事务辩论时，尼赫鲁总理勇敢地确认他忠实于建立印巴友好关系，他甚至正视了某种宪法约束，并慷慨地承认印巴双方都犯了错误。最近的事件表明，印度分裂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无论如何，现在对印巴两个主权国家来说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Narayan， Jayaprakash， Nation Building in India， Lucknow： Apala Publishing， 1990， p156JP纳拉扬是一位着名的甘地型道德政治家，在印度拥有巨大的影响，后来英？甘地总理在1979年下台就是他促成的。《印度斯坦时报》在这个时候刊登他的这篇文章，个中意味颇为深长，可以解读为尼赫鲁打算不顾一切地早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南亚邦联计划并非尼赫鲁一时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早在印度独立以前，尼赫鲁就认为：“如果那些靠着印度洋而在印度两边的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马来亚、暹罗、爪哇等等，有一个区域性的组织集团的话，那么，现今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将消失，或者无论如何，都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上来加以考虑了。因为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能作为一个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但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印］尼赫鲁着，《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712页。而且，他还说：“我们希望巴基斯坦是一个独立而繁荣的国家。一个国家不繁荣的话对我们没有好处，因为那将导致政治危机、冲突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并且，当巴基斯坦在政治或经济上变得虚弱时，其国内的恐惧因素将上升，政府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会恣意妄为。而人们总是害怕冒险主义之类的行为。这种情况阻碍了印巴之间自然地发展更加友好的关系，不幸的是它在过去发生了。”Nehru， Jawaharlal， Nehru and Kashmir， New Delhi： Anmol Pub， 1995， p352
为了达到目的，尼赫鲁甚至于不惜违反民主制度干预司法程序，把谢赫·阿卜杜拉释放出狱。他说：“谢赫·阿卜杜拉总体而言是正直高尚的人，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可能在许多小问题上犯错误，但我认为在涉及重大决策时他是正确的。唯有通过他，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方法。
”Quoted in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ume Tow，1947—1956），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16-117此外，克什米尔的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在1963年底发生了圣物失窃案，导致印控克什米尔爆发了严重骚乱，印度需要借助这位最孚人望的克什米尔领袖去加以平息。1964年4月8日，谢赫·阿卜杜拉获释出狱。在与尼赫鲁会谈时，他提出了自己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组建Confedexation的看法。与尼赫鲁的方案相比，他的范围要小得多，因为它没有谈及东孟加拉的自治问题。尼赫鲁对它感到不高兴，认为是不成熟的，也缺乏平衡，但允许他在访问拉瓦尔品第时向阿尤布·汗总统提出自己的建议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3，1956-1964）， London： Jonathan Cope， 1984， pp263-264。
5月26－27日，谢赫·阿卜杜拉访问巴基斯坦，他的主要助手米尔扎？阿弗泽尔？贝格、穆巴里克？沙阿？纳克希班迪和他的儿子法鲁克？阿卜杜拉随行。谢赫·阿卜杜拉在与阿尤布·汗会谈时向他建议，乘着尼赫鲁大权在握，目前渴望解决印巴矛盾，可以考虑南亚邦联的计划。阿尔塔夫·高哈说：“阿尤布·汗有些不耐烦地回答说，南亚邦联是巴基斯坦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方案。组成任何形式的邦联均同印巴分治背道而驰，并让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在邦联的外交、防务和财政方面处于主导和决定性的地位。所有邦联成员都会受居支配地位的邦联伙伴主宰，巴基斯坦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印度那些不怀善意的政策，也不能接受印度政治失误的遗产。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要组成南亚邦联，东巴基斯坦同西孟加拉将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孟加拉，作为一个独立成员加入邦联而将产生巨大压力。同样，南印度、拉贾斯坦，甚至锡克人都提议想成为邦联的自治成员。”［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阿尤布·汗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1947年10月25日，巴基斯坦刚独立不久，真纳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邓肯？胡珀采访时就宣称：“我想使之明确无误的是，巴基斯坦将永远不会投降，也永远不会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形成具有同一中央的任何宪政联邦。巴基斯坦已经存在，并将仍然存在。……‘两个民族’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印巴分治是建立在那个事实的基础上。”Ameena Saiyid， Jinnah： Speeches and Statements（1947-19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0阿尤布·汗不过是延续了真纳的政策而已，正如他所表白的那样，南亚邦联与印巴分治的目标背道而驰，否认了巴基斯坦过去十多年的历史，所以，这一美好的愿望还未出笼便胎死腹中。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逝世。谢赫·阿卜杜拉一行中断在巴基斯坦的访问，赶回新德里参加他的葬礼。这位伟人已经撒手人寰，留下克什米尔问题依然横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之间，侵蚀着两个民族的肌体，和平解决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阿尔塔夫·高哈说：“阿尤布·汗深知巴基斯坦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四周被苏联、中国和印度这三大邻国，以及敌对的阿富汗包围。他喜欢说，在外交领域内，他时刻在走四角形钢丝——秘诀是不要失去平衡。”［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中印战争期间，美国要求巴基斯坦支持印度。阿尤布·汗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他甚至拒绝向印度提供支持的正式表态。阿尤布明白，在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后，他已经使巴美关系面临危险。但他赢得了中国的友谊，这一友谊将证明具有永恒价值。巴基斯坦断然地采取措施同中国发展友谊，同苏联关系正常化。因为阿尤布明白，万一印度攻击巴基斯坦，要美国履行其职责支持巴基斯坦是极不可能的上引书，第40页。
巴基斯坦同中国发展亲密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巴同盟的性质，这使得阿尤布·汗受到西方国家的攻击。阿尤布·汗对此极为恼火。他对西方竟会舍弃盟友而去讨好印度这样猛烈抨击西方的中立国家大为震惊。美国人感到很难相信阿尤布·汗竟然如此天真，异想天开地认为美国培养某些经过挑选的国家成为盟友是取决于某种理想主义，而非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利益。一旦美国人从阿尤布·汗脚下抽走了理想主义的地毯，阿尤布·汗在制定巴基斯坦的地区战略过程中，地缘因素就变得极为重要。面对印度、阿富汗这两个得到苏联支持的敌对邻国，在巴基斯坦的西方盟国调整它们在这个地区的条约宗旨和援助数量时，阿尤布·汗除了抓住中国的友谊之手，别无其他的选择上引书，第163－164页。
1961年3月，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向中国建议谈判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巴希尔？艾哈默德说：“从长远来看，中国认为苏联是自己的主要敌手。由于中印关系也恶化了，中国担心苏联与印度在帕米尔山区链接起来，这将对新疆和西藏构成严重的威胁。中国必须防止苏联和印度在地理上接近。所以，中国开始承认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权利和对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占领。”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p259-260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外交部在1962年2月照复巴基斯坦，提议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明确表示：“在克什米尔问题的归属问题解决之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中巴先就两国间目前实际存在的共同边界走向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并在协议中规定，在印巴解决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这个临时协定。
巴基斯坦同意中国的建议。双方遂于5月初发表公报，宣布两国代表将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10月12日，双方正式展开会谈；12月26日，两国达成原则协定。1963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里？布托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协定的第二条确定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即巴控克什米尔）相接壤的全部边界线走向，以及双方联合实地勘测加以划定；第六条规定：“双方同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获得解决以后，有关主权当局将就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的边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本协定，该当局如系巴基斯坦，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将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中，应该保持本协定和上述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人大网？文献资料？双边协定（wwwnpcgovcn）。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说：“由于中巴边界协定对克什米尔问题作了必要的和适当的处理，这不仅有利于中巴两国维护边界的安宁，加强中巴两国的友谊，而且也不会损害印巴各自对克什米尔的立场，有利于印巴以后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程瑞声，《南亚的热点克什米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85页。1964年8月29日，印巴谈判破裂3个月之后，巴基斯坦和中国在卡拉奇签订航空条约，使两国的航线能够在彼此的领土上运行，并为确保各自领土所有具体地点飞行的畅通而提供一切必要的设施。
中巴关系亲近之后，巴基斯坦在冷战中没有改变立场，然而目前它在“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存在纯属象征性的了。巴基斯坦没有脱离这两个条约，只是为了不让美国公开难堪。巴基斯坦的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方位，这一定向明显穿透了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66－167页。阿里？布托还想让巴基斯坦审议一直让中国人耿耿于怀的巴基斯坦作为“中央条约组织”成员的问题。这样做，阿尤布·汗认为只会加剧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对巴基斯坦也无特别的好处。阿尤布·汗对于让他离开美国人自己独立走每一步都很痛苦。他不指望苏联人会援助巴基斯坦，阿尤布·汗真正惧怕的是，如果巴基斯坦走得太远，美国政府可能“做出蠢事”，届时中国人也无能力收拾残局上引书，第186页。1965年3月2－9日，阿尤布·汗访问中国。
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成果是签订两国边界议定书，表明了两国通过陆地勘察和空中摄影而共同进行的具体定界工作业已完成中巴边界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坎巨提的归属。坎巨提位于巴控克什米尔境内，与我国新疆的南部接壤。它面积不大，本是喀喇昆仑山区的一个小土邦，居民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我国元朝时，曾派兵占领该地，并把它作为中国的属地。到19世纪末的时候，它与查谟和克什米尔、英印帝国、中国的新疆地方以及满清政府都有宗藩关系。后来，这个土邦的酋长宣布脱离中国，接受巴基斯坦的管辖。这样，坎巨提实际上早已成为巴基斯坦的地方。但是，在民国时期印制的一些地图中，仍把坎巨提作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块飞地。中巴两国政府通过和平协商，在中巴边界条约签订之前就已经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参见《耿飙回忆录（1949－1992）》，第108页。）。3月10日，印度发表了一个气势汹汹的抗议照会，声称巴基斯坦同中国没有共同边界，巴基斯坦之所以在克什米尔北部存在是由于侵略和非法占领。
第三节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
一、印控克什米尔动乱和卡奇冲突
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替换谢赫·阿卜杜拉任印控克什米尔的总理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印度也把许多联邦法律扩展适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使它逐渐与印度其他邦平等。1957年10月9日，印度情报局指控一些克什米尔人与巴基斯坦秘密勾结，企图颠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合法政府，并使克什米尔加入印度无效Kaul， RN，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79。这一事件被称作“克什米尔阴谋案”。
为了应对这种危险，印度政府在1958年1月8日把谢赫·阿卜杜拉释放出狱。出狱之后，谢赫·阿卜杜拉攻击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指责他是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叛徒。这使得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有如芒刺在背，感觉到巨大的威胁，于是千方百计想把谢赫·阿卜杜拉诓进“克什米尔阴谋案”。2月21日，谢赫·阿卜杜拉发表了一通激烈的反印演讲，煽动克什米尔人民起义。因此，他在4月30日再次被捕入狱Kaul， RN，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80。
1963年10月3日，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在克什米尔议会宣布，今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元首改称邦长；政府首脑称作首席部长，而不再叫总理。此外，印度联邦议会中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议员，将由直接选举产生，不再由克什米尔议会提名。他还表示，1964年2月将通过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宪法的修正案，规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一劳永逸和无法更改地并入印度联邦。印控克什米尔政治地位的改变，引起当地穆斯林的强烈不满。
1963年12月26日，斯利那加西北边的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盗窃事件。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缕头发，作为圣物保存在一个小木盒的一根小玻璃管里，被人偷走了。这成了印控克什米尔穆斯林发泄愤怒的导火索，并演变为大规模的公众骚乱。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各界着名人士成立了一个“圣物行动委员会”，要求印度政府调查此事。尼赫鲁感觉到克什米尔民众的离心力在加强，让印度政府介入此案的侦察工作。1964年1月4日，圣物离奇地找回并重新供奉在清真寺里。
印控克什米尔政府因为圣物案被迫解散；2月28日，克什米尔社会主义党领袖GM萨迪克接任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德首席部长。印度政府在整个印控克什米尔实行戒严，禁止公众聚会和游行示威，克什米尔陷入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克什米尔的动乱局面使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同动乱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并从中获得了克什米尔内部的情报。不久，巴基斯坦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们确信，印度人已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只要得到巴基斯坦的一些帮助，勇敢的克什米尔人就会将印度军队赶出克什米尔［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克什米尔的动乱局势非常严重，尼赫鲁打算依靠谢赫·阿卜杜拉来加以安抚平息。RN考尔说：“尼赫鲁知道，除非并且直到克什米尔人民感觉到他们与印度的关系是安全的，他们才会对印度感到放心，这一点是不能依靠虚假的外力去强迫他们接受。克什米尔与印度之间的这一自愿联系或感情团结的关键在于谢赫·阿卜杜拉。
”Kaul， RN，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a political phoenix，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p91此外，尼赫鲁已经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极其渴望在自己手中彻底解决印巴之间包括克什米尔问题的所有矛盾，认为只有谢赫·阿卜杜拉才能协助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1964年4月8日把他释放出狱。阿尔塔夫·高哈说：“谢赫·阿卜杜拉的获释被巴基斯坦政府看作克什米尔人民的胜利：手无寸铁的百姓终于使强大的印度军队颜面扫地。要是获得一些武器和训练，难道他们就不能永久地将印度人赶走，实现他们争取自由的崇高目标？”［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尼赫鲁去世后，南亚邦联计划也随之搁浅。1965年3月，谢赫·阿卜杜拉前往麦加朝圣，然后转往阿尔及利亚访问。程瑞声说：“3月30日，他在阿尔及尔会见了在当地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期间讨论了克什米尔问题。周恩来邀请谢赫·阿卜杜拉访问中国，他接受了邀请，但没有确定日期。”程瑞声，《南亚的热点克什米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90页。兰姆说：“这被印度看作一个证据，表明谢赫·阿卜杜拉现在变成中巴针对印度阴谋的一个工具。印度仅仅引证一份杂志的报道而非经过深入调查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因此其中的企图就不能简单地予以忽略。”Lamb， Alastair，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57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印控克什米尔此时由于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圣物盗窃案仍然处于动乱之中；中国和巴基斯坦则在1965年3月27日在拉瓦尔品第签订了《中国巴基斯坦边界议定书》。因此，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形势极为敏感和警惕。1965年5月8日，谢赫·阿卜杜拉及其主要助手阿弗泽尔？贝格一回到孟买就遭到逮捕，并迅速被移到南印度拘留起来。斯利那加和印控克什米尔其他地区立刻爆发了骚乱。
中印战争之后，针对印度与西方国家亲近的现象，巴基斯坦和苏联加强发展友好关系。1965年4月3日，阿尤布·汗开始对苏联进行访问；5日，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会谈期间，他向苏联领导人表示，愿意对巴基斯坦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成员的问题重新加以考虑，并直言有可能不再续租美国在巴基斯坦的通讯基地，这显然说服了他们审议苏联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的立场［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阿尤布·汗对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案表示失望，认为正是苏联的否决才给了印度拒绝达成解决克什米尔方案的机会。柯西金说，苏联没有否决联合国在1948年8月和1949年1月通过的克什米尔问题决议案，根据这两个决议，印度应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举行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阿尤布·汗还表示了对印度的扩张主义政策的担心，苏联却对此不置可否。阿尤布·汗说，美国同印度签订了双边军事援助条约，结果却是这两个国家在印度的邻国之中都失去了影响。他警告，如果印度的邻国受其侵略，它们没有希望获得苏联的帮助，那苏联的影响也会受挫；印度的邻国别无选择，为了自身安全，只得转向中国［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
中印战争之后，印度迅速向美英等西方国家靠拢，苏联对此非常不满和警惕，试图与巴基斯坦建立比以前更加紧密的关系。此外，苏联为了防止巴基斯坦与中国过于亲近，开始向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巴基斯坦也希望苏联转变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过于亲印度的立场，即便不亲巴，至少也要保持中立，也乐意与它发展进一步的关系Sympson， Patricia Colway， Ph.D.， The Kashmir Dispute in World Politics， ST Johns University， 1968， p142。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联对南亚的态度做了重大调整。所以，柯西金向阿尤布·汗表示，苏联对克什米尔的政策将要灵活得多。阿尤布·汗的访问获得很大成功，巴苏两国的关系大为改善。美国总统约翰逊对阿尤布访问苏联及其相关言论非常不满，推迟了他访问华盛顿的时间。
印巴之间的这次战争首先并没有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发生，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卡奇沼泽地开火。位于巴基斯坦信德省和印度古吉拉特邦之间有一片荒无人烟的内陆湖区，属于以前的卡奇土邦，因而被称作卡奇沼泽地。巴基斯坦声称北纬24度以北3500平方英里为其领土，印度人则声称整个8400平方英里的沼泽地区为其领土。鉴于边界未划定，双方村民仍在称为“贝特”的草原上放牧。1965年3月，印度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向当地集结兵力；4月6日，巴基斯坦派军队进去作战。在英国的调停下，印巴两国在4月27日非正式停火；7月1日，停火正式生效。印军在卡奇交火中遭到打击。巴基斯坦国民为此情绪激昂，军界也欣喜若狂，仿佛印度再次遭受了1962年那样的惨败。
1965年5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无关痛痒的声明，说：“无论如何，不难理解的是，用军事手段解决印巴之间的这个冲突将违背两国的利益。卡奇沼泽地的事件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它们的发展，远谈不上导致该问题得到解决，正在日益加剧印巴之间原有的紧张关系。如果该事件不结束，发展下去它将耗尽印巴两国的军力，并可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危及亚洲和平。唯有西方列强中的帝国主义集团能从这一事件的发展中获益。
”Rajendra Kumar Jain， Soviet-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78，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1979， p61这篇声明对双方都没有偏袒，这非常有利于巴基斯坦。南达穆迪说：“苏联的态度必定纵容了阿尤布·汗发展其计划用武装力量去夺取克什米尔。”Nandamudi， Israel， Ph.D，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o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India： A Case Study of Indo-Pakistan War of 1965，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98， p124
1965年6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均出席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首脑会议，分别同英国首相哈德罗？威尔逊和英联邦关系部秘书亚瑟？波腾姆会谈。6月29日，在英国的调停下，印巴两国签署了《卡奇协议》，其中规定：双方自1965年7月1日起实现停火，并在7天之内撤出所有军队，恢复1965年1月1日前的现状，以及举行部长级会谈讨论边界划界问题。假如这些措施均未奏效，则将问题提交公正法庭，由它作出终审裁决。南达穆迪说：“对巴基斯坦而言，这是卡奇冲突取得令人吃惊的一个结果，因为印度此前总是不断地拒绝对克什米尔作任何形式的国际仲裁。无论如何，夏斯特里总理同意将卡奇争端提交国际法庭。如果印度在类似事件中再往前走一步的话，巴基斯坦必定会考虑将这一程序运用于克什米尔问题。
”Nandamudi， Israel， Ph.D，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o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India： A Case Study of Indo-Pakistan War of 1965，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98， p124卡奇冲突从而造成了两大实际后果：首先，它让巴基斯坦大胆地使克什米尔争端升级，以便国际化而寻求一项最终的解决方案；其次，它使印度政府承受强大的国内压力，万一受到巴基斯坦侵略时必须采取强硬政策Ibid， p125。正是卡奇冲突引发了六个月后的印巴战争，它因此也被称作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在外交计划中进行的一次彩排Quoted in Ibid， p126。
二、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
尼赫鲁逝世给印度造成了权力真空，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圣物盗窃案、卡奇冲突、谢赫·阿卜杜拉再次被捕以及克什米尔新的动乱，这些事件使得巴基斯坦许多高级领导人认为，有利于巴基斯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机会已经来到了，劝阿尤布·汗总统把握历史时机。1965年7月24日，外交部长阿里？布托在内阁会议上坚定地说，假如此时巴基斯坦仍对克什米尔的局势袖手旁观，它就永远不会得到历史的饶恕［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按：1965年9月28日，阿里？布托在联合国为巴基斯坦的政策进行辩护。布托在内阁会议中的主张在他的辩护词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他着重强调克什米尔问题对印巴关系的伤害，反复强调解决该问题的时机到了。（具体内容参见Bhutto， Zulfikar Ali， Kashmir： Last chance for the United Nations， Karachi： Government of Pakistan， 1965）。外交秘书阿齐兹？艾赫默德也坚信巴基斯坦有把印度人从克什米尔赶走的优势，他认为：
只要训练有素的巴基斯坦军队开进克什米尔，克什米尔谷的人民将自发起来反抗。由于惧怕中国，印军将不敢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因而就像在卡奇沼泽地一仗那样，巴军有将印军从克什米尔赶走的机会。……他还对这项计划的国际意义作了详尽的阐述：印度面临的形势极为脆弱。鉴于印度此刻领导人作古，国内群龙无首，在克什米尔的处境自顾不暇，民众骚乱遍及各地。若印军因受打击而造成力量分散，再遭训练有素的士兵进行游击式的武装骚扰，克什米尔不久将分崩离析。对巴基斯坦最强有力的有益因素是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友谊。即使印度被赶出克什米尔，中国亦将阻止印度大举侵犯巴基斯坦。［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36页。
独立之后，巴基斯坦努力与所有世界强国发展友好关系。1965年4月阿尤布·汗访问苏联之后，巴苏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再加上与美国、英国和中国早已建立的友好关系，它与主要的世界大国都关系良好。尽管如此，但巴基斯坦发现，它肯定不可能再期望从联合国获得支持，帮助它合理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Khaled， Amm Saifuddin， Ph.D.， Geopolitics and regional real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ashmir disput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1947-1954，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1990， p283。
尽管形势有利于巴基斯坦，它的政府高层之中当时还弥漫着一股忧虑。自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之后，巴基斯坦自认为在军事上与印度相比具有相对优势。但在中印战争之后，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再次活络起来，西方国家加强了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巴基斯坦担心，随着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军事优势一定会颠倒过来，应该在这一力量对比逆转发生之前就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处在重重压力之下，阿尤布·汗似乎生活在幻觉之中，梦想凭借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在初期阶段打败印军，避免进行全面战争，然后同它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他不期待速战速决，在外交部和总司令部背着他已采取了一切行动的情况下，深信“印度教徒的士气经不起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两三下沉重的打击”的一般规律［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经过痛苦的煎熬之后，他终于批准了解放印控克什米尔的“直布罗陀军事行动”。7月24日，巴基斯坦相关部队开始向前方集结，28日到达各自的目的地，然后越过停火线渗透进印控克什米尔。8月9日（注：谢赫·阿卜杜拉在1953年的被捕日），巴基斯坦渗透军正式向印控克什米尔发动进攻。
巴基斯坦政府制定的计划，把取胜的希望过于寄托在依靠本国的优势武器和印度一战即溃的假设上。印度在克什米尔的确是防御不足，但巴基斯坦高估了克什米尔穆斯林援巴抗印的情势。克里尚？巴蒂亚说：“有相当数量的克什米尔人，尤其是居住在斯利那加的那些人，他们在感情上倾向于巴基斯坦。尽管他们当时与印度政府处于敌对情绪之中，但巴基斯坦对他们未做太多的争取工作。如果他们知道巴基斯坦进攻的真正规模，如果造谣者制造巴基斯坦有几分胜利把握的舆论得逞了，那么这些亲巴分子很可能会出来帮助巴军。他们甚至会向印度对该峡谷地区的控制提出异议。”克里尚？巴蒂亚着，《英迪拉？甘地》，上海师大外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8－189页。然而，巴基斯坦的前期工作做得太少了，他们期望的克什米尔穆斯林风起云涌而且坚毅果敢地反抗印度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反应强烈。苏联对这次战争依然像在卡奇冲突中一样，竭力保持中立的态度，以这样的技巧不招致任何一方的敌意。8月20日，柯西金写信给阿尤布·汗和夏斯特里，要求印巴两国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举措导致扩大危机，恶化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势。9月4日，他再次敦促双方同意迅速停火，并表示苏联愿意提供良好的谈判场所给两国协商解决办法，阿尤布·汗和夏斯特里都拒绝了苏联人的建议。
但柯西金并未气馁，9月17日他再次建议印巴领导人在塔什干或其他苏联城市，在他的主持下讨论两国的分歧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p269-270。苏联不愿意因为克什米尔的局势而公开谴责巴基斯坦，原因在于它想继续改进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并使它脱离中国的影响Quoted in Nandamudi， Israel， Ph.D，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o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India： A Case Study of Indo-Pakistan War of 1965，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98， p141。
8月25日，印军占领巴控克什米尔的蓬奇和乌里地区，控制了哈吉比尔隘口。9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印巴两国发去电报，呼吁它们遵守克什米尔在1949年形成的停火线；9月4日，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巴停火并撤军。印度虽然在克什米尔取得一些胜利，巴控克什米尔地势险峻，在那里作战对印军不利。但印度无论在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比巴基斯坦强得多，因此从战略上看，开辟第二战场对印度来说是可取的程瑞声，《南亚的热点克什米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95页。9月6日，印军越过旁遮普的印巴国际边界线兵临拉合尔，打算拦腰截断狭长的西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处境极其危险，阿尤布·汗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尼克松说：“正像中东牵涉到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一样，在南亚和印度次大陆有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切身利益。”［美］理查德？尼克松着，《尼克松回忆录》，裘克安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5页。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政府不能置巴基斯坦的危险处境于不顾。中国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出兵援巴。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建议在与巴基斯坦接界最近处出兵为佳。外交部经过研究，选择中锡（金）边界作为突破口，准备在此地区对印度进行打击，以支援巴基斯坦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
9月9日，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沃尔特？P？麦克科诺希通知阿里？布托，美国决定中止给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所有军援，以此作为对安理会呼吁停火决议的支持，因为美国希望帮助结束这一冲突而非恶化它Stebbins， Richard Poate，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6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113。布托气急败坏地说，作为美国朋友和盟国的巴基斯坦，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美国却在它的背后捅了一刀。
他警告说，这一行径将损害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51页。阿姆？塞弗丁？卡雷德说：“实际上，巴基斯坦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时就犯了外交错误，以为他们会无限制地获得武器从而使自己通过武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但巴基斯坦所获得的只是防御性武装，这不会使它对印度形成军事优势，以至于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克什米尔问题。”Khaled， Amm Saifuddin， Ph.D.， Geopolitics and regional real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ashmir disput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1947-1954，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1990， p278
印度尼西亚时任总统苏加诺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9月13日，他在雅加达的一次集会上说，在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印度尼西亚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因为印度尼西亚深信，正义在巴基斯坦方面。我国着名外交家杨公素说：“他甚至对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巴基斯坦的问题。……周恩来告诉他，目前第三国不宜插手，而且印尼空军没有理由更无法参加战争，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给以物资等援助。”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82－283页。
9月1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向印度发表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这个照会传递给世界各国的信息很明确，其中第三部分的内容尤为重要，说：
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它的侵略逻辑是，凡是它已经占领了的地方，都是它的；它想要占领而尚未占领的地方，也是它的。1962年印度政府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是由此而起的，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也是由此而起的。……只要印度政府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复照印度政府提出严正要求：文到之日三天内拆除中锡边界印军入侵工事，立即停止印军一切入侵活动并保证不再骚扰》，《人民日报》，1965年9月17日第1版。
中国政府要求，在文到之日三天内，印度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且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送回被劫走的中国边民，归还被抢走的牲畜，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的声明引起世人注意。兰姆对此评论说：“中国没有让巴基斯坦失望；但他们以一种奇怪的、真正高深莫测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他们避免任何诸如直接卷入印巴冲突的危险，或许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做的话将导致美国做出非常猛烈的反应。代替之的是，他们用中印之间争论多年的一小块边界问题，制造一个小的事件作为向印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理由。”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67看起来似乎确实是，中国的干涉能够使阿尤布·汗总统在一种不同的形势下同意停火，这种形势有可能让巴基斯坦公众成为强势的一方，而不管真实的情形到底如何Ibid， p268。
9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常任大使亚瑟？J？戈德伯格说：“我们把安理会看作解决该危机合适而最有效的代理处。我们认为，必须行动，必须坚定、果断而迅速地行动。”Stebbins， Richard Poate，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6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114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不但把巴基斯坦与印度等量齐观，尽管巴基斯坦是它的军事同盟，而且不想介入这次危机，只打算让联合国去调解。
19日午夜，阿尤布·汗和阿里？布托从白沙瓦机场秘密飞往北京，亲自向中国政府求援。阿尔塔夫·高哈说：“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巴基斯坦想得到中国的全力支持，就得准备打持久战；战争期间，像拉合尔这样的大城市可能会沦陷。阿尤布·汗和布托对此均毫无思想准备。外交部的整体战略被设计成迫使印度人坐下来谈判的快速方案。阿尤布从未预见到印度人经受得起两三次严重打击的可能性，布托从未设想过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特别是，陆军和空军一致反对再延续这场冲突。”［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59页。巴基斯坦预想中的这场有限战争因而也就像一只刚放出就失控的气球，结果把自己也给炸伤了。阿尤布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终于回天乏力，被迫在命运面前低头。除了被迫与印度停火议和之外，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印巴两国宣布，1965年9月23日双方正式停火。兰姆说：“印度和巴基斯坦有许多理由同意在这个时候停火。印度的基本目的是维持它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既有的优势地位，它对国际监督下的解决办法不再特别感兴趣，而且拒绝同意印控克什米尔的地位继续成为印巴协商中的一个议题。对它来说，克什米尔问题已经结束了，印控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是如此了，有了现在的停火，它将依然如此。”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p265-266阿尤布·汗这场军事冒险的结果，就如巴基斯坦前任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所说，双方都没有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巴］佩尔韦兹？穆沙拉夫着，《在火线上：穆沙拉夫回忆录》，张春祥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5页。这表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争端中的颓势依旧。
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中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既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孙膑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骈宇骞等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20-22页。所言极是！阿尤布·汗在1965年的处境和心态，同尼赫鲁在1962年几乎毫无两样。尼赫鲁当时受着国内机会主义的强大压力，抱着中国怯战的心态，企图通过零打碎敲的临战状态来威胁迫使中国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最后竟致于走火入魔使事态失控而走向战争。阿尤布·汗此时亦复如是，把自己获胜的希望完全建立在对手怯战的基础上，丝毫不顾及强大对手有可能做出与之截然对立的反应。与尼赫鲁的一败涂地相比，阿尤布·汗的赌注也是血本无归。
三、《塔什干宣言》
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印度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分歧，1964年4月正式分裂。1964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以党的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等为首的一派在加尔各答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改党的名称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亲近中国共产党。随后，以党的主席丹吉为首的另一派在孟买又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继续沿用原有名称，在意识形态上亲近苏联共产党。此外，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大为压缩，印度乃其中最后地区之一，苏联还得依靠它来制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中，苏联积极地表示愿意斡旋印巴之间的矛盾，美英对此也乐观其成。阿尔塔夫·高哈说：“次大陆向来是西方的传统势力范围，阿尤布·汗对美英竟将南亚这块地盘留给了苏联感到十分不安。苏联作为调停人进入这个地区无疑将加强印度的地位。他不能确定这些超级大国是否已经达成某些谅解，允许苏联在这地区有更大的回旋余地。鉴于来自中国日趋增长的压力以及美国在越南的艰难处境，他明白美苏的战略和政治利益交汇在一起。苏联和美国都想把印度建成一支用来抗衡他们所认为的中国扩张威胁的强大压力。”［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
阿尤布·汗决定亲自访问英国和美国，寻求它们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据阿尔塔夫·高哈记载：“在伦敦时，英国首相哈德罗？威尔逊向阿尤布·汗表示，英美认为中国比苏联更具扩张主义，是南亚地区的最大危险，认定中国企图利用印巴矛盾而浑水摸鱼。美国对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深感不满，认为阿尤布利用1962年的中印冲突，这实际上是请中国来帮助解决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争议。……阿尤布向威尔逊表明，他要去塔什干，只是因为美国和英国丧失了主动。威尔逊鼓励他去塔什干，但劝他对此别抱太大的希望。他解释说，由于苏联在安理会所持有的态度，美国和英国已失去主动。苏联不允许在安理会通过任何决议，使得美国和英国除了允许苏联进入这一地区之外别无选择。既然如此，不如顺水推舟让苏联扮演英美无法取代的维持和平的角色，这是有好处的。”上引书，第270－271页。阿尤布·汗提议按照卡奇沼泽协议的方式，由英联邦建立一个克什米尔自决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威尔逊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英国不愿与克什米尔问题沾边和表态，并说明美国才是它们之间的最后决策者。
巴基斯坦对美国在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中的表现大失所望，将它同侵略者相提并论。阿尤布·汗访问美国没有实现他的主要目的，即说服美国和英国不要将这一地区的主动权拱手相让给苏联。他曾寄希望于能说服他们，对印度施加一定的压力，为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建立某种机制。他得到客气而又坚定的答复是，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相信，惟独苏联能够阻止西方最害怕的那种以苏联和印度为一方、中国和巴基斯坦为另一方的权力两极化模式。一旦发生这种极化，美国只得站到印度一边，这将扩大冲突范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已难以自拔，对于让中国人卷入次大陆事务感到惊惶不已。而且，苏联无论如何也不愿被卷入同中国的冲突。出于这两种考虑，苏联成为斡旋印巴局势最合适的中介人［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75－276页。
1966年1月3日，印巴两国在苏联的中亚城市塔什干开始会谈。美国为了支持苏联的斡旋，继续中止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经济援助，以此迫使它们在塔什干达成一项理性的协议Sympson， Patricia Colway， Ph.D.， The Kashmir Dispute in World Politics， ST Johns University， 1968， pp177-178。印度坚决反对在会议中涉及克什米尔问题，阿里？布托甚至未能说服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将它列入塔什干会谈的议程。
苏联接受了印度的立场，认为克什米尔问题过于复杂，在塔什干不可能建立彻底的解决机制。1月10日，阿尤布·汗和夏斯特里代表各自国家签署了《塔什干宣言》。《塔什干宣言》没有涉及克什米尔争端，除了注意到它的存在之外。实际上，这个问题被建议冻结起来，而去解决其他紧急问题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1846—1990）， Hertingforbury： Roxford Books， 1991， p271。根据《塔什干宣言》，印巴两国宣布，在不晚于1966年2月25日的时间内，双方在克什米尔将恢复至1965年8月5日之前的状况。
中国媒体批评了宣言，但措辞温和。高哈说：“阿尤布·汗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让中国人相信塔什干会谈并不等于为了使同印度的关系正常化而与苏联拉帮结派；同时，他还得让苏联领导人放心，巴基斯坦充分了解同苏联友好的价值；他也要让美国政府相信，巴基斯坦将不会制造一个让中国威胁印度以致出现整个南亚地区陷入战争的形势。由于东巴实际上要求独立，西巴对塔什干宣言沮丧不已，阿尤布就像坐在政治火山口上。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驱使他朝向中国，而超级大国的利益则将他朝相反的方向拉。”［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1966年1月12日，阿尤布·汗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上说，塔什干会谈是苏联出马斡旋印巴争端的第一个例子。苏联人这么做是认识到亚洲和平取决于印巴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不断发展的巴中友谊可能导致苏印联合反华的局面——这是他们竭尽全能所要避免的局面上引书，第286-287页。阿尔塔夫·高哈认为：“巴基斯坦尽管与美国的关系依然相当的亲切，现在变得不言自明的是，与中国的联盟才是其外交的重要基础。为了确保将来与中国有直接的联系通道，1965年战争停火之后，巴基斯坦立刻加快了修筑连接中国新疆的喀喇昆仑公路，这项工程在此前的几年里进展缓慢。对美国人来说，喀喇昆仑公路的竣工是阿尤布·汗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的最终背叛行径。”上引书，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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