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日本的中国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一殷鉴论
“殷鉴论”是幕府后期到明治早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观。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贺侗庵（1788—1847）就著有一本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中的弱点和短处、对“唐人之失”进行大肆“裂眦骂詈”的著作《殷鉴论》，这是一本对中国文化习俗进行综合性批判的集大成之作。参见刘岳兵《学術·思想史の視点より見た近代中日関係史における幾つかの問題点》，大东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第13号，2008年3月。日本的中国观从历史上看，总体上的确有一个从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的转变杨栋梁、王美平的《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分“‘仰慕型’对华观的分化”、“‘平视型’对华观的显现”、“‘蔑视型’对华观的确立”三个阶段，力图从总体上考察和梳理自德川中后期（即日本史上所说的“近世时期”）以来日本对华观的变化，描绘出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很有参考意义。，而《殷鉴论》是日本将中国从作为仰慕、学习的对象到作为反面教材而加以批判、警示的对象的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说《殷鉴论》对中国的批评还只是来自书本，如该书序言所说：“予所最虑者，世之儒先，自幼迄老，沉酣唐人之书，阿其所好而不觉其弊。”那么，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事实传到日本，日本的知识分子，如佐久间象山，很早就将“清朝的覆辙”作为“殷鉴”（所谓“清国的殷鉴”《赠山寺源大夫》（1857年12月3日），《象山全集》卷四，信浓毎日新闻株式会社，1935年版，第642页。）来进行总结了。
1842年10月9日，佐久间象山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不时听到清国、英吉利战争的传闻，的确是听说了，但是难以言表。根据近来的风闻，感到真是不容易。依据事态发展，听说唐虞以来的礼乐之区恐怕不得不变成欧罗巴的腥秽，实在令人叹息！”他认识到英国在远东地区的交易，“无论如何，终究会成为本邦之患。即便他们没有犯我之心，兵法中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希望生于本邦者都致力于固国本、整备海岸防御。”佐久间象山：《致加藤冰谷》，《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326—327页。佐久间象山的《殷鉴论》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为什么周公、孔子之国也会遭被侵略的厄运？他认为关键在于所学不得其要，溺于高远空疏之谈。选择人才使贤能者居下、而愚者不肖者却执国柄，这样就无法救治时弊。还有不知道与时俱进改革兵制，一提到外国，就看不起，当做夷狄蛮貊来贬低，而不懂得其实际技术、特别是军事航海等方面已经远在自己之上了。《就海防问题上藩主书》（1842年11月24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4页。“如荷兰人所言，唐山频频败仗，其士民亦受损，以至失去土地，近来渐渐屈服，开始雇用西洋人，学习火术等，但是失去了大好的机会，这对我们来说的很好的鉴戒。”同上书，第281—282页。第二，日本的状况如何？应该如何应对？他认为“本邦为地球上无与伦比的灵慧之国，疆域之大虽然不及唐山、鲁西亚，土壤之丰腴、人民之智能，实际上要胜于诸州。此时在船舶方面，其处理已经远远胜于唐山人”。同时指出日本的军事技术也有与中国一样有待加强。他说：“本邦之火术皆为治世所开，而彼方之火术皆为于乱世尽机巧，因此不免相去有数等优劣之差。”因此强调“建立我神州的武备，使得永无戎狄之害患”佐久间象山：《致加藤冰谷》（1842年10月9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328页。。他指出：“英国已经久怀野心，如来窥窬，防御之策，鉴于清朝之覆辙，需要致力于兵法所谓知己知彼之义。”佐久间象山：《ハルマ出版に関する藩主宛上書》（1849年2月），《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4页。后来他在《和蘭語彙出版に関する老中阿部正弘上書》（1850年3月）中又说：“近来，西洋诸国相继强盛，技术方面往往有卓绝之处，在清国仍然泥于旧称，以英吉利等为戎狄而加以轻视，毫不致力于其兵法所谓知己知彼之义，其朝议失误，一旦开战，因此屡屡败仗，最终以大英国的尊称而讲和，在全世界留下千载难雪的耻辱，真是可笑之极！”见《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8页。第三，在道义上对英国的“强盗行为”进行批评。他明确地指出：“唐国人民年年大受鸦片之害，唐国官府严禁之，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缔结和亲贸易而犯其国禁，不顾残害百姓，而且轻易地在其船舶上准备了难以置信的大炮等武器装备，这些森严的装备使其奸凶肆虐，其不仁、不慈、无礼、无义，可以说是强盗所为。”佐久间象山：《ハリスとの折衝案に関する幕府宛上書稿》（1858年4月），《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296页。相似的内容，曾经在1857年12月3日致山寺源大夫的信函中论及，并且明确指出英国的行为是“强盗之所为”。《象山全集》卷四，信浓毎日新闻株式会社，1935年，第646页。
这种殷鉴论，可以说是在幕末志士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对华观。这从师事佐久间象山之前的吉田松阴的思想可以得到印证。吉田松阴在1848年的《书琼杵田津话后》一文中说：“满清为夷所侵，瓦解土崩，无足论者也。卒之请和而后止，然其间不见复有唱义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盖由纲纪废弛，而贤才不用、操习不熟耳。呜呼，前车之覆，后车之戒，虽吾邦亦不可不戒也。”强调“今之时可为我之鉴戒者，无近于满清之事；可度夷之情状者，无切于鸦片之事。苟观省此书，则殷鉴固不远矣。”此文有如下题记：“琼杵田津话者，兰人记辛丑壬寅二年间满清与英夷战事，以上我崎阳镇台、崎阳译官之所翻也。”收入1848年的《未焚稿》，见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36年，第336页。1851年吉田松阴入佐久间象山之门。
曾经师事佐久间象山的加藤弘之在1861年12月完成日本“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邻草》，其初的稿本题名为《最新论》，取名为“邻草”，实际上是根据当时蕃书调所的同事西周、津田真道的意见修改的。西周在此稿本上朱批曰：“题名似乎完全与本论不适合。或者叫《殷鉴新话》，如何？如何认为过于露骨的话，叫《邻草》之类，如何？”津田真道的朱批也就题名发表意见说：“叫《冈目草》如何？冈目就是旁观。叫《邻草》也可以。”《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岩波书店，1989年，第3页。《邻草》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之后，以对中国现状的批评为借口敦促日本进行改革，是“殷鉴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邻草》在对中国古代文化表现出了敬意的同时，直面中国“为曾经被鄙视为无知浅虑不足为患的夷狄禽兽的英法所攻击而屡遭失败”这样的事实。中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概括而言，是由于清朝士大夫的“柔惰”和“安逸”、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加藤弘之执笔《邻草》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好刚刚开始。加藤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想要真正复兴武备、强悍士气，仅仅靠制造坚船利炮、操阅练教决非可及”。这些“武备的外形”，在他看来“甚为末事，不能说是整顿武备之大本”《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4页。。他将设立“公会”作为“治国之大本”，进而强调“欲立万世安全之策，必先设此公会不可”。同上书，第12页。这里所谓的“公会”就是立宪思想里的议会。参见刘岳兵《日本における立憲政体の受容と中国——加藤弘之の『鄰草』をめぐって》（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7号，2009年3月）、《〈邻草〉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
到明治早期，殷鉴论在日本还很受重视。这从古贺侗庵的《殷鉴论》在1882年作为竹中邦香编“天香楼丛书”第四册得以再版可以说明。对于为什么要出版这本70年前的《殷鉴论》，该书的出版者竹中邦香在跋文中说：“支那国势不振者，原于尊大自处，非使其自知其非，则言不可入，交不可久。今日之形势，非我与支那为唇齿，则不能兴国益，宜规切之以示善邻之宜。乃设善邻义会，立五规则，将刻此篇，以颁同好。”而侗庵之长子古贺茶溪（1816—1884，名增，称谨一郎）继承家学，也是幕府的儒者，并曾负责处理俄罗斯事务，担任过蕃书调所前身“洋学所”的首任总管。其再版序（1879年6月）曰：我邦与唐山对岸，二千年来，多少受其熏陶。举目所视，凡百事物，过半莫不仿唐山式样。开辟之后先、土壤之大小，亦事理之宜然者也。不必讳言、不必羞言，然迨后代五洲情状明白之日，则断乎知其不可也。奈我邦儒先依然守唐山旧说，不知所取舍，并其敝风陋俗，亦尊崇过当，贻害弗少。先人当日深为国家忧，终草本论，将大声疾呼，醒世间人之大迷，故其言时似涉过激，救世之念，势不得不出此。在读者自知耳。然世之好尚逐年变迁，国之敝害随时不同。今日世人之轻侮唐山事，殆与昔日为反体之观。白面小生妄取圣经贤传诟骂，绝无所忌惮。使先人见之，其所忧或甚于当日者乎，诚未可知。而今则已矣，是独可惜也。
明治十二年六月不肖增谨识此《殷鉴论》本来不仅是为当时是日本人“自称为夷、目彼为中华中国之非”进行辩护，而且是要彻底非难中国的“政教民风”而写作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到70年后，该书再度引起人们注意，一方面是要让中国人“自知其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抑制当时社会上的轻侮中国之风气，所谓“今日世人之轻侮唐山事，殆与昔日为反体之观”。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其最终的目的都同样是为了日本的“国益”。
1879年王韬游历日本时，见到《殷鉴论》，其《扶桑游记》7月16日有如下记载：鹿门出示《殷鉴论》，谓系先辈古贺侗庵氏所著。其人学问赅博，立论宁失奇癖，而不屑袭古人陈腐。有《刘子说》（古贺氏出于刘姓）及《新论》数十篇，纵横辩诘，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侗庵之没，距今殆四十年而已。论及海外五大洲，殊中肯綮；识微于远，烛几于先，可不谓豪杰之士哉！王韬：《扶桑游记》，《日本日记·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扶桑游记·日本杂事诗［广注］》，岳麓书社，1985年，第471页。在日本开始“明白五洲之情状”后，中国在日本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便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殷鉴的中国”了。随着日本国势的增强，并以亚洲的盟主自居，殷鉴论在甲午战争之后便成为了过时之论。
二唇齿论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在西力东渐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将中国作为反面教材的“殷鉴”，主张从中吸取教训；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日本与中国互为唇齿，不仅因为文化相近，而且利益相连，甚至生死攸关。
唇齿论的中国观，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会泽正志斋早在其《新论》（1825年）中，就一方面认为“神州（指日本——引者）者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万国之纲纪也，诚宜照临宇内皇化所暨无有远迩矣”。同时，他冷静地分析世界形势，认为日本与中国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因为法国、西班牙、英国、俄罗斯所信奉的宗教大同小异，其“假法教以逞吞并则一矣”，因此“其动与相合，必然之势也”。所以，他认为日本处于各列强之中，要想生存发展，“若夫未尝沾染回回罗马之法（指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引者）者，则神州之外，独有满清。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势，大略如此焉。”《水户学》，日本思想大系53，岩波书店，1973年，第398页。这种唇齿论强调的是文化上的相近。由文化上的相近转化到利益上的相关，1849年佐藤信渊的《存华挫夷论》具有典型意义。他对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性质作了区分，认为“亚细亚洲人崇礼行义，各自确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国、夺取他人之物之念寡，故而远涉海外以利欲为业者稀。欧罗巴人好利恣欲，欺夺之念深而贪得无厌。……欧罗巴人之心与豺狼全然相同，严密不可备者也。”这时，他对当时的满清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蔑视、欣赏、同情、利用等意图在下文中和盘托出。他说：满清亦夷狄也，英吉利亚亦夷狄也。然愚老欲挫英吉利亚而存满清者，以满清之一统中华、仁明之君数世继出，行奉天意之政，使中华之人民大量蕃衍，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赏其功之意。且满清为当今世界之大邦，然不像蒙古的忽必烈那样凌驾我邦。且近来侈然自大而不务外详攘之武事，故英夷侮之而率舟师来侵伐，战而屡屡大败，江南四省流血而满清不能自卫，只好割地赔款乞和。如此以往其国益式微之时，西夷贪得无厌之祸，将东渐而至本邦。故愚老希望满清的君臣苦心积虑，赈贫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练兵数年，乃起复仇之义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复失地，完全攘除出东洋，这样满清可永远为本邦之西屏。鸨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读书新报社出版部，1943年，第355—356页。
所谓“殷鉴”或“旁观”，强调的都是论者的一种主观态度，都是以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当事者的是非利弊。但是在西风东渐、特别是其以船坚炮利大举东来之后，日本和中国都已经不可能成为事不关己的“第三者”了，而是如横井小楠等所说，中日两国是“唇齿之国”，相互关系非常紧密。这可以说是幕末日本中国认识的又一根本特征。今满清兴自古之所谓北狄，灭亡明朝而入中国，使邦俗一变。康熙、乾隆诸帝有贤德而政治清明，文教一新，天下太平。但是到了开国以来百数十年的道光、咸丰时代，升平日久，其弊流于骄傲文弱，而不知海外诸国往往穷理开智、施仁崇义、国富兵强而不如诸夏之亡，而仍旧以昔日之夷狄加以蔑视而等同禽兽，故而道光末年因为鸦片之乱而大受英国之挫折，虽不得已而立和亲条约，但朝野习气骄惰侮慢、守约不坚。每每数改其约而屈服于彼之大义，畏惧其兵威，以其良港沃土而偿其违约之罪，其屈辱之极，且朝廷无人，优柔寡断，既无惩前毖后之念，和战之议亦不决断，不唯个人苟且偷安，且有背约而滥杀英使之暴行，因此不得不使英国愤怒。今年（即1860年）4月，英法联军大举讨伐其不信不义之罪，7月遂攻破天津之河口进而逼近北京，故风闻清王恐惧而逃向鞑靼。即便以英国之好意而存支那帝国之号，国体陨坠如斯，今后亦不能专擅帝号。支那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唇亡齿寒，其覆辙就在眼前，非坐视旁观之秋。那么，现今要则天德据圣教，察万国之情状，利用厚生而打开经纶之道，而使政教一新，专念于富国强兵而抵御外侮。横井小楠：《国是三论》（1860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449—450页。横井小楠主张以“天地自然的道理”来“对待外虏”横井小楠：《夷虏应接大意》（1853年），收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这个道理也就是中国“三代之治”所依据的“天德”、“圣教”。可见他对古典儒教的圣人之道推崇备至，而对现实中国则大加挞伐，认为中国之遭西方列强欺凌，罪有应得。这与佐久间象山对西洋强盗行为的批评判然有别。这种对现实中国的批评后来发展成为觉得中国“实在可怜”、而又不得不正视其“毕竟为唇齿之邻国”的事实的复杂心态，如福泽谕吉在1869年2月的《清英交际始末序》（署名“庆应义塾同社志”）中说：在考察清英之交时，可以发现清人之耳目所及，甚为狭窄；清人之辙迹所至，甚为仅微。曾不知英国之富强，猥而藐视之不以为劲敌，自夸为华夏，称英为夷戎，其举止却反复无信，轻开衅隙，而每开必败，遂兵愈弱而国愈贫，萎靡不振以至于今日，实在可怜。追思其过失错误，小事不暇枚举，至其大者，则有鸦片之事、广东之事及天津与北京之事。由此两国之条约屡屡改签，且清之出赔偿金已不止一次。试开卷而观清英交际之始末，可得知其大概如何。呜呼，此事虽似与我无关，毕竟为唇齿之邻国，不知其始末可乎？《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59年，第539页。在政治或外交上应该如何对应中国这一唇齿之国，明治初期政府的核心人物、右大臣岩仓具视（1825—1883）的意见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明治政府的主张。在经历了征台与废琉置县之后，1875年3月，在《具视笔录外交之机务以供御览》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记载：“清国占据亚细亚之大部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无与伦比，与我邦为唇齿之邦，近来虽政纪废弛萎靡不振，但因与我国关系颇大，故加强和谊以建久远之基，应为今日所当务。窥其国势，应机而施经略，为他年之远略。”岩仓公旧迹保存会：《岩仓公实记》下卷，岩仓公旧迹保存会出版，1927年，第235页。
将中国视为唇齿之邦，从国家利益上考虑，这不过是使日本成为“东洋盟主”的一种不得已的谋略而已。这一点，草间时福（1852—1932）在《邮便报知新闻》1879年1月19日发表的《东洋连横论》已经一语道破。他说：“我辈维持欧亚之均衡，非只防止被之蚕食掠夺，以我国为东洋盟主并卓然立于执牛耳地位者，舍东洋连横无其他良谋善策。”《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岩波书店，1988年，第267—268页。草间时福曾就学于汉学家安井息轩、中村敬宇，毕业于庆应义塾，以教育家、鼓吹自由民权思想的新闻记者而著称，与曾根俊虎一样，是1880年2月成立的兴亚会的干事。从他的东洋盟主论既可以看出自由民权论者国权与民权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兴亚会中的所谓兴亚论者的目的和真正意图所在。
中日之间的唇齿关系，这时已经不纯粹是一种“和谊”的对等关系，在日本人的眼里，对中国已经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诱导者、保护人的优越感。福泽谕吉在1881年的《时事小言》中说：今西洋诸国以威势迫东洋，其状况无异于火之蔓延。然东洋诸国，特别是我近邻之中国朝鲜等，迟钝而不能抵挡其势，就如同木造板屋而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之武力支援他们，要知道这不单为了他们，也是为了自己。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诱导他们，不可不使其速效我例而加入近时之文明。在不得已的场合下，可以用武力而胁迫其进步。辅车相依、唇齿相助，虽然在同等的国与国之间可以通用，对当今的中国朝鲜期望相互依赖，可以说是迂阔之甚。《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59年，第187页。他明言最不希望看到“让支那人着先鞭而出现北京政府执东洋政略之牛耳”的情况，而强调军备扩张刻不容缓，其“东洋政略之素志”就是要使日本“文则为开明之魁，武则为亚细亚之盟主”，认为这是日本人“报国之本分”。《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1882年12月9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434页。在韩国的“甲申政变”之前，中日之间的唇齿关系中已经包含了敌对关系。如福泽谕吉所言：“支那为比邻之国。今后在商业上政治上争活力决输赢，合则唇齿、离则劲敌者，唯以此国为然。”《支那行を奨励すべし》（1883年7月20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92页。
三敌对论
将中国视为敌国，如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轻蔑论，乃至中国征战论，各种各样的中国观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具雏形。如林子平（1738—1793）在其《海国兵谈》（1791年刊）中就说：“我听说近年来唐山（指中国——引者）和鞑靼人与欧洲人交往密切。其交往越亲密，唐山、鞑靼英雄豪杰等就可以接受其妙法。而得到了妙法的话，就可能起侵掠之心。彼等要是起侵掠之心，甚至奔日本而来的话，海路也近、兵马又多。那时我们要是没有防备，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仔细考虑的话，后世企图侵略日本者必定是自唐山、鞑靼之地而起，千万不可怠慢。”林子平：《海国兵谈》，岩波文库，1939年版，第25页。这是将中国看做假想敌，觉得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论也影响到了佐藤信渊的《海防策》（1808年），面对当时俄罗斯的边境骚扰，他提出：“大清国强大而且临近，万一出现狡猾之主而兴兼并之志，其患之大非俄罗斯所能比。因此对此大清国即便费卑辞厚聘，也要变成盟国，通交易以收互市之利，乃今世之要务。”鸨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读书新报社出版部，1943年版，第332页。就是说，希望以结盟的方式来化解中国的威胁。后来佐藤信渊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大论》和《宇内混同秘策》反复强调“皇国”日本是世界万国的根本，或世界万国以日本为根本。如何使皇国日本实现统领全地球的宗主国的目标，他认为使中国臣服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江南的种种“秘策”。
面对西洋列强的威胁，在鸦片战争之后到明治维新之前，幕末志士对中国领土的企图，在吉田松阴的思想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他在《幽囚录》（1854年）中说：“国不隆则替，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加摸察加（堪察加）、隩都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36年，第596页。此后，1855年4月24日吉田松阴在《致兄杉梅太郎》中又写道：“鲁墨讲和一定，决然不可由我方破坏而失信于戎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而在此期间培养国力，分割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支那，交易中所失于鲁国者，可以鲜满之土地来补偿。”同一封信中还说到：“就是像丰太阁那样的雄才，也非常可惜。生于天下分争之日，致力于神州之拨乱，而终于没有将明国（明朝）拿到手就去世了。当今国内事起，而不能向外国伸手，大失时机。洪秀全等一时平定清国，朝鲜与满洲也都服从，在他之先通款我国的话，就不会有大遗憾了。无论如何要以此论说动幕府。”《吉田松阴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332、333页。在与西洋列强的交涉中，为了保障和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不惜侵占周边国家的权益，这里埋下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种子。1862年，幕府派遣的“千岁丸”到上海，即便是带着友善的目的来研究中国的，但是中国的衰弱、内忧外患下的困顿疲敝，通过上海之一斑而知全豹。峰洁在其《清国上海见闻录》中说：“清国之病已不仅在腹心，已显于面目，溢于四体，一指一肤无所不痛。以上海之一处而推其十八省，其大概可知。”他描写在上海的军营所见，说：“其兵卒敝衣、垢面、土徒跣、露头、无刀，皆如乞食，而不见一人有勇。如斯，我一人可敌彼五人。若率兵一万骑而征彼，可以纵横清国。”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ゆまに书房1997年版，第30页。参见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3页。其所见虽然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现实，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的蔑视以及对中国的征服欲望也表露无遗。
而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在明治政府的征台、废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几乎与日俱增，如福泽谕吉所言：“日支之间或不可保证无蹈水火之日。即便只为此事态所迫，除了扩张我陆海军、使我民心调和一致，先夺支那人之胆，使其知道日本可怕、不可敌、轻易开争端对自家不利，从而使其国人的舆论自行断念于此，此外没有什么方略了。”《支那人の挙動益怪しむ可し》（1883年5月12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658页。到韩国“甲申政变”之后，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敌对论、进攻论明显普及开了，掀起了对华宣战的呼声。如福泽谕吉说道：我们的目标是以支那为敌，首先派一队兵与朝鲜京城之支那兵鏖战，在让朝鲜政府承诺我正当的要求的同时，我陆海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皇帝如果推至热河，则进军热河，无论多么刚愎的支那人，也想尽办法而答应我正当的要求，而必须使其低头谢罪。然支那也是东洋之一帝国，日本兵虽说勇猛，但是为了拿住此大国，进而使之发出降伏之声，必然花费大量的金钱与劳力。法国人进攻支那尚显疲倦之色，一定有人问，日本人真的能够成此大事吗？我辈可以断言，成功无疑！《戦争となれば必勝の算あり》（1884年12月27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页。在这里，他将中日之战视为“关系到日本存亡兴废之战”，强调说：与支那之战如果不胜，我日本不仅自此将永远蒙受支那之凌辱，也将为世界各国轻侮侵凌，终究不能维持国家之独立；如果战胜了，我日本之国威不仅立即光耀东洋，也将远为欧美列国所敬畏，不用说撤销治外法权，作为百事同等之文明富强国，永远可被仰为东方之盟主。同上，《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61页。时任天皇侍讲的副岛种臣也主张：“若是开战，天皇陛下要行幸九州，定行宫于长崎，我军应采取以一部进入支那之芝罘（烟台），攻占山东省，一部进入朝鲜，攻下京城（汉城），驱逐国王，渐行追击之策。我军在达成攻击山东省之目的后，于谈判之中，应首先要求多额偿金，支那或许不会答应。因此，攻下之地应尽行占领，实施就此蚕食之策。若经营占领土地，则可确立国家富强之基础。”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原书房，1966年，第90页。见米庆余《日本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72页。他毫无隐晦地倡导：“要使日本万世独立，必须要在大陆拥有领土。大陆方面日本可以攻取的只有清、韩二国。”副岛种臣：《甲申事变后的对清政策意见》（1885年2月24日），见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3卷，东京：慧文社，2007年，第516页。
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其中明言：我国不可有期待邻国的开明而共兴亚洲之犹豫，毋宁脱其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其中国朝鲜之法也不能因为邻国之故而有特别的关照，应该根据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来处理罢了。亲于恶友者都难免于恶名。我在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40页。这样，以文明开化的名义力图从心理和精神上使日本完成“脱亚入欧”的角色转换。以“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来处理”就是与西洋列强为伍、以之为榜样来对付中国朝鲜这些邻国。
四亲善论
同样认为中国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当然也不都是强调其中的敌对关系，也有在这种唇齿关系中强调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主义者，也有诚心诚意的亲善论、联盟论者。如中村敬宇（1832—1891）就是代表。关于中村敬宇的中国认识，参见薄培林《中村敬宇における中国》（北京日本学中心编《日本学论丛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论及中村敬宇的，可参照肖朗《近代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史に関する覚え書き——中村敬宇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科）》第40卷第2号，1993年）、《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の一断面——中村敬宇の〈擬泰西人上書〉を中心に》（《日本历史》1998年8月号）、高增杰《中村敬宇与近代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两项新资料》（《中日关系史研究》1996年第1期）。甲午战争之前汉学家中重野安绎（1827—1910）强调对中国展开亲和外交的必要性问题，陶德民在《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中有详细论述。
中村敬宇是在明治时代与福泽谕吉比肩而立、但思想倾向明显不同的“思想界一伟人”。他在幕府时代的“御儒者”身份、温厚的君子人格使他能够克服功利主义的激进与狂躁，站在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高度追求一种和平的、道义的理想主义。这也表现在他对中国的认识上。同样是对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迫使咸丰帝出走之事，中村敬宇在看到有关报道之后“慨然兴叹，不觉涕泗之潸然下也”，他感叹“今洋夷扰周孔之邦而夺之，则周孔之道，疑其或为灭矣。周孔之道灭，而天地得独存乎？”在他看来，“周孔之道”是“天地之精神命脉”，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因此他认为“洋夷扰周孔之邦而夺之”并非天道使然，而是咎由自取。他说：“夫清之丧其国都，岂天为之哉？盖其自取也！”他一方面批判洋夷“盗国”为不义之举，批判“膻夷横行，污衊天地”，同时也从中国反思遭到侵略的原因，指出并非“洋夷巧于盗国”，而是中国“开门揖盗，亡其货财”，分析说：“向使清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康熙乾隆之遗训，昭垂勿坠；明忠奸之别，严华夷之防，虽有巧盗，尚何所施？乃一误之后，不毖后患，以致踵误于再三。然则都城失守之祸，岂待至今日而后知乎？”当然他希望中国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而发愤图强的。他期待：“大惩创之后，必有大愤悱焉。今清虽丧都城，尚全满州以守之。果能尝胆卧薪，以图恢复，乌知不有变衰为盛、转祸为福者乎？秦陇川广之间，又乌知不有举义兵以应之者乎？”《书新闻纸后》，《敬宇文集》卷一三，吉川弘文馆，1903年。这里不仅有对中国文化精神即周孔之道的普遍性与永恒性的坚信，而且认为现实中国所遭遇的一时的不幸，也是由于偏离了此种精神所致，同时对未来寄托了一种希望中国能够“变衰为盛、转祸为福”的美好祝愿。
明治维新之后，1874年，征台之论与出兵台湾后，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为台湾问题与清国开战，中日关系陷入紧张局面，台湾问题虽然后来通过谈判解决，但是日本朝野出现了一股对中国的敌对与轻侮情绪。期间也有些出于功利的打算而提出“支那不可轻侮”之论如《东京日日新闻》1875年11月28日发表《决不可轻侮支那》（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第257—260页）、《邮便报知新闻》1878年1月12日发表杉山繁《清国不可轻视论》（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第260—262页）等，可归为此类。而中村敬宇在1875年4月的《明六杂志》上发表的《支那不可侮论》，则应该说是一种善意的劝告。他列举了支那不可侮的七条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强大的文化潜能；第二是中国支那天然物产丰富，许多技术也值得日本学习；第三，借俄罗斯之例，说明“支那为吾师匠之国，可畏而不可侮”。且不能“只见邻国之恶处而不知其好处，妄加讥讽”，“如俄罗斯胜于支那万万而有训诫，鲁卫之政兄弟也，我邦岂可蔑视彼乎”。最后他批评那些以文明开化自居而蔑视中国的日本人，说：“今我邦之开化，为外人使之开化而非以自国之力而进步，有非用外人而为外人所用之态，以不相应之工资雇用外人，诸省中由此而轻于自责。支那如学欧美，或其见识有过之，不可不知要不以外人为奇货。今我若以得欧美之一分之心情而鄙视支那，即恰如借人之美服而鄙视穿着破烂者。不为有识之士所讥笑乎？”收入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3，筑摩书房，1967年，第302—303页。强调“从今以后，着眼于自国之事，而知自己之不足，汲汲自治而无暇外顾，更何况敢轻侮他国乎？”
中村敬宇写于1876年腊月的《栈云峡雨日记序》中又从正面论述了应该与中国“亲厚”的道理，他说：我东方亚细亚洲，文艺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广、生齿繁，莫禹域若也。可与欧罗巴颉颃者，莫禹域若也。禹域与我邦，文字同，可亲厚一也。人种同，可亲厚二也。辅车相依，唇齿之国，可亲厚三也。亚细亚不及今同心合力，则一旦有事，权归于白皙种，而我黄种危矣，可亲厚四也。抑元世祖之侵我西疆，我邦人之扰闽浙，当是时，不有欧罗巴之外交也，不有狼子野心之觊觎者也。设使如今日，则二国必无此事矣。今也我邦与禹域，务当小大相忘、强弱莫角、诚心实意、交如兄弟、互相亲信、不容谗间。有过相宽恕，无礼不相咎，盖二国所期者，在于同心协力，保护独立，以存亚细亚之权而已矣。载于1879年所刊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题为《栈云峡雨日记后序》（见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9卷，ゆまに书房1997年版，第189—193页），文字亦与此处所引《敬宇文集》卷六略有出入。1879年8月，他还在其《同人社文学杂志》发表《英人韦廉臣支那论》，翻译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1870年出版的Journeys in North China， Manchuria， and Eastern Mongolia： with Some Account of Corea中的有关章节，将今后亚洲的前途寄托在中国的命运上。12月他又在《同人社文学杂志》第37号上发表《中西关系论题辞》：“中西关系尚须论，况乃车书谊久敦。只使二邦盟带砺，河清海晏谧乾坤。”“中东和好善坚持，外国其谁敢侮之。同气连枝宜协力，愿相爱敬莫相疑。”转引自肖朗《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の一断面——中村敬宇の〈擬泰西人上書〉を中心に》，《日本历史》1998年8月号。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的真挚愿望。
中村敬宇也加入了创立于1880年的兴亚会，并赋诗以代祝词：近来多结社，莫若兴亚会。亚细多邦国，莫若禹域大。交通二千年，人民互相爱。资彼以济我，文物及道艺。往古通使命，此事久已废。尔来通航者，商贾特竞利。况自欧美至，新巧喜机械。邻好却不讲，咄咄成怪事。赖今修盟好，两国驻公使。辅车相因依，山河誓带砺。以期亚细亚，御侮如兄弟。以抗四大洲，患难相救济。人民又振起，结社互勉励。今日始共会，开先为吉利。呜呼忠信交，当去虚与伪。先于学语言，要须诚其意。鹦鹉与猩猩，能言何足贵？吾辈幸为人，愧于彼同类。中村正直：《与兴亚会以此诗代祝词》，《兴亚公报》第1辑，1880年3月24日。黑木彬文、鳟泽彰夫编《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东京：不二出版，1993年，第5页。对于日本成立兴亚会，当时就有中国人指出：“如立会之后，言语相通，即患难相恤，在大国不以并吞小国为心，在小国不以抗拒大国为志。则此举诚为美举，有志图存未始非识时务之俊杰也。如立会之后，欲识其形势，以行其割据山河之志；欲通其言语，以行其窥伺邻国之谋，则孟子所谓作俑无后，亦不可不鉴也。”甚至有舆论直接批评说：“日本人创立兴亚会，其志气则大，其名则美，而事势之难处、意见之各殊，则非特等于无补空言，且将类于阴谋诡计也。”《兴亚会报告》第12集，1880年11月15日。《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第78页。这并非没有依据。如兴亚会会员宫岛诚一郎与中国驻日公使馆成员的交往，其“全心致力于亲睦”，实际上是明治政府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大久保被刺杀之后，他将以亲睦为名从中国驻日公使馆获得的重要政治及外交机密情报，直接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报告，无形之中在琉球的交涉上“给当时中国外交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刘雨珍：《〈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琉球交涉史料》，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64页。戚其章在《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一文中指明，1885年1月6日黎庶昌与宫岛的笔谈中“黎视宫岛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无意中泄漏了国家的外交机密。这样，日本方面便摸到了中国的底，于是派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并签订《天津条约》，为日后日本出兵朝鲜留下了口实”。《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第51页。
由此可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亲善，还不能只看他之所言和表面上之所行，还要看他所言所行的动机与真实目的所在。亲善的外表之下包藏“阴谋诡计”的伪善，为中村敬宇这样重视仁义忠信的正人君子所不齿。中村敬宇“支那不可侮论”，实际上也是人与人之间应该讲求诚信的基本道德理念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的体现。他1887年5月8日在《汉学不可废论》的讲演中说：吾邦于支那，为邻国，人种亦同，文字亦同。自千有余年以来，至于中古，礼乐文物、工艺器具，大抵无不从支那朝鲜输入。儒佛二教即从支那朝鲜传来。故于幕府时代，如朝鲜人来聘，其仪式甚为殷勤，且择文人学士而结伴，文人学士也以选中为荣。笔谈问答，诗文往返，颇为兴盛。来长崎商舶的支那人，偶有有文事者，当时的汉学家敬重之，或一起笔谈，或乞诗文之批正，如能得一言之褒，视如金玉。然与欧美外交之事起，以至于百事以之为师，邦人或自以为在支那人之上，于是产生了鄙视支那人之弊。夫鄙视人者，其人自卑，君子于童仆尚敬之，况他人乎。纵然是比自己小的国家，鄙视之之心不除，便自区文明远矣。
我邦与支那朝鲜，同宗一家，古人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今清朝继承康熙乾隆之深仁厚泽，久养人民之力，政府虽贫，人民富，可谓藏天下于天下之景况。其人为官，首以经义，遣人留洋，使学器艺。如李鸿章既为学者亦为英雄者，居均轴之任，其用西法，虽然迟缓，但正如所谓进寸则王之寸也，进尺则王之尺也。似得持久之道。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3，筑摩书房，1967年，第324页。中村敬宇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将“周孔之道”作为“天地之精神命脉”所系，甚至认为“今日之经济学社会学也尽在舜禹所言之中”中村敬宇：《论支那学之非迂阔》，《斯文学会杂志》第1号，1889年。如三岛中洲也认为“老庄、佛教以及西方的法制思想不出仁义之范围”三岛毅：《五大洲不出仁义范围之说》（1891年5月16日于斯文学会讲演），《斯文学会杂志》第27号。收入《中洲讲话》，文华堂书店，1909年版。这些观点的是非曲直或许可以争论，但是从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周孔之道”中寻找一种处理人际之间、国家之间的必要的伦理道德的基础，这种寻求人类的和平、诚信、亲善的努力，无疑具有普遍的、恒久的意义。关于中村敬宇的儒学思想，请参见刘岳兵《中村敬宇的儒学思想》，收入《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以上列举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观中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这几种主要类型。其中每一种类型又有复杂的表现，比如同样是殷鉴论，其中有不同的对华态度与情感，可以是蔑视的，也可以是友好的；唇齿论中，有从文化上着眼，也有从功利上考虑的；而敌对论中有威胁论、轻蔑论、侵占论等各种形态；亲善论中既有主张诚心实意的联盟论者，也有打着亲善的幌子而行阴谋诡计者。由此可见，各种类型之间也是存在着复杂的交错关系。
如上所述，所列各种主要对华观的类型，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日本就已经存在。参见本书引言部分。这至少可以说明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各种类型并非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变化而特立独现，而是有其历史继承性。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威逼之下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日本中国观的变化机制也表现出了与近代之前不同的形式，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因素作用的不断加强。而日本从学习西方到“脱亚入欧”的近代化发展方针的确立，使得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中国观的变化，呈现出从视中国为“唇齿之国”到“东方恶友”、从将中国视为前车之鉴的反面教材来吸取经验教训到将侵略中国作为日本“万世独立”之根基的策略这种总体趋势。但是，具体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中国观类型也有共存与交错的现象，不同的中国观类型的形成又与当时日本的自我认识及西洋认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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