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贺侗庵的《海防臆测》与《鸦片酿变记》
在鸦片战争前夕，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西力东渐的紧迫感。古贺侗庵1838年用汉文所撰《海防臆测》最有代表性，而其所撰幕末日本最早报告鸦片战争情况的著作《鸦片酿变记》（1841年）以及对东西“穷理”致思方向的不同等重大问题进行分析的《穷理说》（1843年），都在幕末甚至明治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古贺侗庵思想的研究，可参见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东京：ぺりかん社1996年）、《兵学と朱子学·蘭学·国学——近世日本思想史の構図》（东京：平凡社2006年）、梅泽秀夫《早すぎた幕府御儒者の外交論古贺精里·侗庵》（佐贺：出门堂2008年）。随着西力东渐的加剧，即便是以“词章之技”自鸣而“于国家大计靡攸干预”的幕末名儒佐藤一斋也认为“时务莫先于海防，而海防即方今之时务也”。佐藤一斋：《海防策一道》（1849年），《爱日楼全集》卷十五，荻生茂博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16卷，东京：ぺりかん社，1999年，第189页。古贺侗庵自幼关心世界大势，具有国际视野，“遗著百余种，可窥其学识一斑者，其《海防臆测》乎？其书仅二卷，而议论精明，当时彼我情状，如秦镜照胆。”阪谷素：《书海防臆测后》，见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出版人：日高诚实，1880年。从其门人阪谷素的评论可以看出《海防臆测》乃其代表作。侗庵的相关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与西洋诸国相比，日本与中国“政教之体，以使人知廉耻为至重”。“西洋人趋利，如鹰鹯之趋雀，万方必获然后已。故二国互市于他邦，则必蝎谮妨碍其一，使不得通，而己擅其利，与邻邦缔好，不啻胶漆之固。彼少有衅隙，直乘之以侵伐，不复顾齐盟。西洋所以富强，咸率由斯术。”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三十六），1838年撰，日高诚实1880年版。在政教风尚、礼义廉耻方面，东西方价值取向不同，认为东方处于优位，因为“戎虏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吾洞视其肝肺”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五）。
第二，相信儒家的道德理义具有普遍性，对西方诸国同样具有约束力。他指出：“西洋诸国间有怀虎狼之志者，未必不欲侵加乎我。而我理正义直，无暇可指擿，则彼恧然内愧，无辞以使其下。”强调需要洞悉外夷实情，认真对待，严格自律。他说：“夷舶之出没海上者，不无挟奸藏匿之辈，然当审核其是非曲直而区处之。今一切以梗边袭塞之虏视之，欲狝薙以自快。其中未必无衔冤者，而适自处孱愞怯敌之甚，非策之上者也。本邦宽宏之政，鸠勇之俗，万方所曹仰，独于外夷情实，有所犹未晓悉。故注措间有刺谬，致使外夷目我邦为悍戾无道之邦。夫人思致死乎我，是可惧也已。”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三十七）。
第三，对比中国与日本的差异，对中国的强弱情况作出分析。一方面，“支那亦为宇内最大之邦，然其骄矜亶是大疵。观于其痛斥外国，不齿为人。评本邦政俗，极为矫诬而灼然矣。本邦风习之懿，万万度越支那。惟中古以还，与支那交通，故骄之一失，未免少为所污染，不可不痛悛也”。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上，其二十二）。在他看来，日本“宽宏之政，鸠勇之俗，万方所曹仰”，是因为中古以来与中国交往而染上了骄奢这一不可不痛改的毛病，将中国看成了日本的“恶友”。而且从中国历史上看，指出：“西土所以罹燕魏辽金元清之难者，以其君臣荒淫，政厖民散，有必败之兆也。国有必败之兆，不思更张釐整以自强，而独冀敌之不来，以获倖免，洵属无策。”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一）。相比之下，他认为日本则“岿然雄恃乎巨海中，民风醇懿，守信尚义，在两间未见其比”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三十七）。从现实海防所必备的炮铳船舰来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技术也不如日本。他说：“西土明季而来，凭城御敌，专赖炮铳以奏捷。然而其术之精巧，似不能尚于我焉。船舰之制，觉亦逊乎我。往岁清商之漂来，清水凑也，予门生某蒙县令嘱，护送达崎岙，尔时得谛观清舶之制，迥不如本邦所造之巧致。此贾舶耳，而战舰可推也。”紧接着他便自问自答地展开论述：“夫船铳海防之大者，清无所备，而能不招侮于外夷者何？盖以其国之形势有殊也。”他进而具体分析说：“以清殆方二万里之大国计之，特不过一面受海，非如本邦地形狭而长环海以立国也。清世以不忘武为大训，海防亦稍修举，不至如明代之全然弛。固足以詟伏海寇，而海防止于东方一带，极易于措划，斯清人之至幸也。清既綦其强大，附近戎虏咸役属，与西洋所据之地，犬牙错，其威足以震懵之。一为清所奰怒，必不利乎彼，故西洋诸国，惕息不敢违忤。清之免于海寇，固自有以也。若乃本邦见西土疏于海防而克免于侵扰，谓吾亦然，以怠于沿海之备，是阔于物情事理之甚者也。”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三十八）。这里的“国之形势”不仅包括国家的大小、强弱，也包括地理环境。强调日本在海防上不可效法强大而且地理条件优越的中国，必须要高度重视。
第四，中国、日本虽然眼下尚未招致外侮，同样面临着被西洋侵略的威胁。西洋“狼贪虎残，无有盈餍。侵削五大洲，渐逼支那本邦，其可畏恶为何如也。命诸侯守令，时时以斯意晓告士民，使朝野都鄙瞭焉咸悉泰西信可忿疾”。在具体对策上，他主张不可盲目攘夷排外，而是要有大国风范。“虏之来，谕以礼辞，必遭怀入寇之志者，然后大毙之。斯为大国之举动矣。”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八）。特别是在自己的力量尚未足够强大的时候，以和为贵尤其重要，这样可以为加强自己和了解对方争取时间。“今日海防之未周，卒伍之未素习，难以应勍敌，故不如于戎虏播恩敦信，使彼无辞以始斗哄。彼犹顽乎猖獗，不肯驯伏乎我，遂至交锋镝。则彼师出无名，而我将卒夫人忾敌不义，勇力倍蓰。而我武备亦渐修整，斯可以奏捷。”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五）。1809年侗庵为其父、“宽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贺精里（1750—1817，其余二位为尾藤二洲、柴野栗山）所拟《极论时事封策》，是就针对当时俄罗斯的侵扰及英国军舰侵入长崎而提出的海防意见书。其中就提到和亲在日本海防尚不充分时之重要性。他说：“然虏前年侵扰，既得罪于我，和亲之议，切不可自我言之，适足以污辱国体而取笑于四夷。但彼改悔申请，则或许耳。……和亲既成，交市有无，务顺适其意，使彼不能生兵端，以其间修整武备，数十年之后，舟楫既已缮完，兵众既已整练，则惟吾所欲，无不如志。是和亲所以为战之资，战之得胜，适因和亲为之基也，而岂易言哉。”见梅泽秀夫《早すぎた幕府御儒者の外交論古贺精里·侗庵》，佐贺：出门堂2008年，第106页。他批判当时的俗吏、腐儒，“顾今俗吏役役于期会账簿，而抛武备于局外。拘儒专谈三代之英、汉唐之成护，绝不谙今日外夷情形。今欲定海防之制以攘遏外寇，非询谘于兰学者，必不能获其窾綮也。”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三十六）。而对兰学者与传统的兵家，他也进行具体分析，主张“节取其长，而弃其短”。他说：今之张主兰学者，专推崇泰西国势之强、兵锋之勇锐、战舰火器之精巧，而务卑视己邦，以为迥在下风。则世之兵家者流，又讪笑之曰，军之胜败全决乎气，我严吾武备，毅然自守以待敌，方可望其胜。今徒暴虏之强，令人心朒然退缩，未战而败兆现矣。之二者胥有所见，而均流于偏焉。夫兰学者不思鼓邦俗勇鸷之风以图自强，而徒侈言泰西之盛，以挫屈士气，固为失策。若乃兵家者流，绝不谙外国情形，欲直以威武詟服之，必多逆施倒行以偾事者。皆未得谋国之宜也。必也洞敌之长，察敌之短，知悉敌之狡谋，严我防备，无少渗漏，上下一志，不萌丝发孱怯之心，则庶乎其可。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上，其二十三）。值得注意的是，在古贺侗庵看来，当时世界形势已经不同于往古，“近岁强胡如鄂罗斯如英机黎，船舰牢而钜，极长于水战，虽千里而外转眼可达。则吾邦犹之邻比然，乃欲以千载前专恃骑战之虏待之，胶柱极矣。”因此，要真正成为大国，兼并扩张是更有效的防备。他这样展望日本的未来：试使本邦在支那印度之地乎？以邦俗之虓鸷，更得如烈祖及丰太阁之英武而驾驭之，以展厥宏略，可以吞并邻邦，突过清之大，而虎视于五大洲，岂不快之极耶。乃以四面临海不甚便于进取也，苶然有退缩之势，不复思兼并，予未见其为幸也。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一）。同时，他还积极为中国出谋划策，主张中国应该兼并、吞噬印度，才能够“免于杌陧之患”。他说：支那之于印度，虽曰隔绝之邦，而实相为唇齿。就今日形势，为清谋乎，必并印度，然后始免于杌陧之患也。清虽强大，其蚕食邻邦之术，犹迥逊太西之巧。清既歼准噶尔，据叶尔羌地，殆接印度之脊。印度衰苶已极，而中无拦截我师之虏，使清乘兵力之猛炽，以直莅印度，则彼断不能抗我，惟有奉版图以乞降耳。取印度而严其沿海之备，守其陆路之冲要，以绥怀西南夷，可以威覃四海。乃舍而不问，致太西人肆意占据濒海地，以渐侵削五天竺，坐失可乘之会，此识者所为深惜也。若更任泰西之狼贪，使之尽吞印度，凭据安日河东西，以攻逼支那，其祸有不可言者焉。藉使东夷西戎各自为一邦，而各自作梗，其患未必甚深。今乃使太西人迭相犄角，以出乎东西夹攻之计，则清将殆不可支。今清纵不能荡平印度，果能取榜葛剌及清竺中间诸小夷，亦足以自强。而清人智虑绝不之及，可谓国无人矣。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则祸毒直中乎我，其贻患有不可涯量者。今人吞噬印度之策，固为清谋，而实亦为本邦谋也。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五十四）。“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的预言在随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中得到了部分的应验。还未待鸦片战争最终结束，他便根据各种最新情报编写了《鸦片酿变记》，该书被认为是“为幕末日本的鸦片战争观确立了方向”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东京：ぺりかん社，1996年，第427页。，其思想为幕末广为流传的斋藤竹堂（1815—1852）的《鸦片始末》（1843年）、盐谷宕阴（1809—1867）的《阿芙蓉汇闻》（1847年自序）所继承。《鸦片酿变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本身的是非曲直，侗庵驳斥了当时风说书中由于清朝“非理无道”而招致英国出兵之说，明确肯定鸦片战争的性质是“清直而英机黎曲也。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他指出：“所谓非理无道，即指清之禁鸦片之令也。然清一谕不悛，掷数百万金购之而后焚，绰乎有大国之风。洎其再带来，清直焚燔、斩戮之，颇流于武断。然惇谕再三，尹夷顽然如故，是清直而英机黎曲也。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而清终不免侵扰，盖泰西之夷专事货利，为力是竞。苟我强大，敌有衅，则直乘之，而不复顾理义。其所为非理无道，特为托词。制戎夷者，不可不洞知此意。”其曲就曲在如上所述“戎虏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侗庵在《鸦片酿变记》中用事实论证了这一点，他指出：“太西诸夷多沽鸦片于支那以殖利，而于己国则惟不许吃烟草，严禁服阿片。”同上书，第427—428页。其损人利己，可谓非理无道之极。
第二，对于当时清朝的不足和病根，他也看得很清楚。首先在海防的对策上，“盖其国之濒海，不修船舰火器，实为防御之大阙典”。这已经在《海防臆测》中论及。而最关键的还是导致清朝海防不足的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他听说当时在日本的一位中国人夸口说清朝海防之严百倍于长崎，外敌之入寇不足介意，就此指出：“清之海防不知是否有过于我者，而彼之凶矜乃尔。盖妄自夸扬己邦，实支那之病根也。”同上书，第430页。鸦片战争之后，他进而感叹：“满清地大于欧罗巴全洲，富强莫与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务外攘，迩者囙鸦片之禁，与英夷构怨，大为所摧破。纳金乞和才自免。此覆车之灼灼可鉴者也。”古贺侗庵：《舆地图志序》（1845年2月），见箕作省吾《坤舆图识》，美作：梦霞楼藏版，1845年。此序为幕末日本学者如何应对国际形势之名篇，录其前后文于此。曰：“吾何求乎他邦？则有求乎我，仰我治教之懿、羡我土宜之夥够，卑辞重币，乞申好通互市。允其请，则求索无已，将逞溪壑之欲。拂戾其意，则怀愤挟怨，或起衅隙之端。故方万国星罗之始，制敌御寇之方不可不素讲。非可待患萌，然后始为备也。盖必有电征外夷之执，然后可退保一国。有威慑敌人之略，然后可申固盟约。若乃守险据要，图苟自保全，乌足以制强胡耶。莫卧儿丰饶甲于万邦，恃其盛大，晏然自佚而忘武。渐为泰西所削弱，竟歼乎麻剌甸。满清地大于欧罗巴全洲，富强莫与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务外攘，迩者囙鸦片之禁，与英夷构怨，大为所摧破，纳金乞和才自免，此覆车之灼灼可鉴者也。……夫今日要务，莫急于御海寇。而以此语人，则漠如充耳，亦惟不谙外国地理故耳，试就此编指点，则今日之眇如黑子著面者。昔至大之邦也，歼为墟厉者，古雄强无敌之国也。而五大洲之浩浩大都为泰西所吞噬，览阅之际，不觉发磔而胆张。洵为不言之教，使天下之士慨然兴敌忾之气、折冲之志者，必从此仅仅三卷之舆地图识始矣。”对中国“侈然自大”的批判，也是沿袭其《殷鉴论》和《海防臆测》的观点而在此求得了实证。而他也将“腐儒的通病在夜郎自大而不通外国事情”（《读书矩》）作为对其门人的告诫。他认为“人之凶德，莫大且甚于骄”，而“支那人惟其夸诩自大，故见闻日狭。见闻日狭，故夸诩自大甚滋，理势之必至也”。这样“不能采万国之所长而施之政，其治必不能跻于郅隆”（《侗庵新论》）。转引自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24、253—254页。
此外，侗庵还在《穷理说》（1843年）一文中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中国乃至东方传统思维中的偏失。关于“穷理”问题上的东西差异，如佐藤一斋说：“吾儒穷理，唯理于义而已。义在于我，穷理亦在于我。若以徇外逐物为穷理，恐致使欧罗巴人贤于吾儒。可乎？”佐藤一斋《言志录》（1813—1823年）第170条，《佐藤一斋大盐中斋》日本思想大系46，岩波书店，1980年，第230页。佐藤认为这当然不可以，因为“今洋说之近理，甚于佛氏。且其所出奇技淫巧，导人奢侈，使人不绝骎骎然入于其中。学者当亦以淫声美色待之”佐藤一斋《言志录》（1813—1823年）第169条，《佐藤一斋大盐中斋》，日本思想大系46，第230页。。正是通过对西方“穷理”的方向性批判，来达到说明西方人唯利是图和不讲信义。侗庵也有这种倾向，他在《穷理论》中说：“太西人之穷理，亦复外身心家国而务苦索事物之理，臻于突其奥，是以其人大都顽犷猾黠，牟利忌义，君子之所不韪也。”“夫太西人焦神役智，制奇器珍玩，以悦人之心目，洵可鄙。”转引自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94页。到1851年，佐藤的思想有了些变化，他说：“西洋穷理，形而下之数理。《周易》穷理，形而上之道理。道理，譬则根株也；数理，譬则枝叶也。枝叶自根株生，能得其根株，则枝叶从之。穷理者宜自易理而入也。”佐藤一斋：《言志耄录》（1851年）第234条，《佐藤一斋大盐中斋》，日本思想大系46，第284页。这里将西洋穷理提高到了“形而下之数理”的高度，而“吾儒穷理”即“《周易》穷理，形而上之道理”，仍然处于优位。虽然有高下优劣之分，但他认为二者是一体相连的，只不过“道理”与“数理”的关系是主从、派生的关系。侗庵则对“穷理”作了明确的分别，他说：“穷理者，学问至要之务也。而其中自析为二道，有仁义道德之穷理，有名物器数之穷理，二者划然不同。”二者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都可以发挥“济世大用”，不可偏废。“古昔圣王之穷理，重仁义道德亦未始外名物器数。”“君相机务之殷，固无暇穷究事理器数，故圣王已不过洞其大旨，必选才力克堪者任之。是以其事修举，济世大用，唐虞三代皞皞之俗，而百度整饬自无渗漏，职此故也。魏晋以降，夫人之识见日弛虚远，不屑究名物之末。宋代理学大明，而后其风滋炽，尚理道而鄙事务，主形而上而斥形而下，其君子倡率斯说，下民靡然风从，其意固在恪遵先王之遗意，而不自觉流于一偏，滋弊不尠。于是乎以至于目本邦为专张主理之邦，而历数名物甘逊太西，可慨也已。”转引自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94—295页。中国“不修船舰火器”就是甘愿输在“名物器数之穷理”上了。
要从学理、学科上将“道理”和“数理”真正区分开来，实现儒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变，在日本还要等上三十年。1874年西周刊行的《百一新论》才科学地将“当然之理”与“自然之理”，或者叫“心里”与“物理”进行了辩证地分析。
二洋学者的视线：渡边华山与高野长英
到幕末，即便是洋学者，其“皇国”意识也根深蒂固。高野长英因为“蛮社之狱”下狱后，1839年在狱中撰文这样为自己辩解：“夫皇国，自开辟以来至今，凡两千三四百年，而儒佛之学已行千六七百年。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不尊奉此二学。传习之久，儒学为一些支那人，僧则几乎是印度人。但人只奉其学而不慕其国，未以其国而臣服于支那、印度（只有足利义满公然受明之封，为我国开辟以来之耻辱），亦未闻有一人背叛皇国而投降外国者。因而皇统连绵，至今百二十有一世，上怀至仁，下重忠节，孤立于东方沧溟之中，可永仰为帝国，实为难得之神国也。然兰学之行，未至二百年。其为学者，仅千万人中不过一二，卑蔑之者多而尊信者少。我党强为此学，以其所言有实理、为业处有利也。岂能弃此可贵之神国、慕严寒不毛之西洋而从西夷乎？”高野长英：《わすれがたみ》（1839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82页。
1839年的“蛮社之狱”既是幕府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斗争而造成的一桩政治疑案，也是当时思想界保守派与开明派之间的斗争的结果。“蛮社之狱”中所殃及的“尚齿会”的中心人物渡边华山，被保守派抓住而投狱的重要把柄就是在其住处搜出的《慎机论》手稿。其中对世界形势有一种紧迫的危机感，他对西洋、中国与日本的处境的论述，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虽然东西方对“道”的认识和见解有所不同，但是从“道”的普遍性而言，他认为“西洋诸国所为之道、我所为之道，在道理上可以说是有一而无二”。因而强调对西洋之道要有全面的认识，否则“就会如同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对西洋，渡边华山有如下的整体认识：夫西洋各国，制度之污隆、风俗之美劣、人物之贤否，虽不能一概而论，大体其性质沉着而有忍耐力，以此治一国之法，在上者为君主、神职人员。君主传位于其子、神职人员传位给贤者，因此教学与政治分为二途。在下者所学技术也有两种。按照其天赋气质而选择道（政治道德）与艺（科学技术）中的一种来学习，因此其志向没有贵贱之别，而只是根据实际的个性而尽到社会责任。因此其技术专博，可以巩固教学、政治，似有唐山（即中国，以下同）所不及之处。以此了解天地四方之详情，布教利国，亦非唐山之所及。渡边华山：《慎机论》（1838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69页。他看到了西洋各国政教分离的特点，而且认为道与艺，作为学问，二者没有贵贱之分。重要的是学习者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而尽到社会责任。他后来进一步指出：“西洋有果断之处，皆来自穷理。故时常有诸国政之改正，近来英国商法俄尔大为改善。所谓穷理，既要明白物理（以自然为对象），穷究事理（人类之道理）尤宜精详。如此，以学术实践而审天地四方、培育人才、扩展国郡之际，如今地球中无一地不为欧罗巴诸国所有。五大洲之内，除亚洲之外，都成为洋人之领地。”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1839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9页。在这些方面，中国有不及西洋之处。即便如此，西洋还是被称为“夷狄”，或称为“西洋腥膻之徒”、“世代扰乱之骄徒”渡边华山：《慎机论》（1838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71—72页。等。高野长英也是如此，对西洋虽然也有时称其为“西夷”或“西戎”高野长英：《わすれがたみ》（1839年）中有诗曰：“西戎航海久窥东，众国靡然陷术中。大息忠言全不用，一朝有事策当穷。”见《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83页。，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无表露出赞美之意。比如对英国，他说：其“国人敏捷，学习诸事而不怠倦，好在文学、工艺、武术上下功夫研究磨练，以富民、强国之事为先务。”而且“专注于与各方交易，航海诸国，开垦不毛之地，进行殖民活动，教导夷人，使其服从，至此，在外国所领人数为七千四百二十四万人，达到本国的四倍”。高野长英：《戊戌梦物语》（1838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62—163页。而且他对锁国政策提出批评，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来自西方的船只都视为海盗而进行打击，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做法。再这样做就会“失去礼义国之名声”而被西洋视为“不辨是非的强暴之国、不义之国”，如果由此而被其察知日本国内衰弱的状况，后果将不堪设想。同上书，第168页。渡边华山也说：“今天下五大洲中，美洲、非洲、澳洲已为欧洲所有。亚洲独立国家也只有我国、唐山、波斯三国。此三国中不能与西人通信者，唯有我邦。虽唯恐多事，实杞忧不堪。可论者，西人视我邦犹如路上之遗肉。饿虎渴狼岂能不顾？”同上书，第69页。
第二，在这种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西洋观下，他是怎么看中国的呢？首先，渡边华山肯定现在中国已经被夷狄所征服而“终至亡国”，不存在有独立的中国了。他说：“五大洲之内，除亚洲之外，都成为洋人之领地。而亚洲之内，亦只有唐山、我邦、波斯三国不受洋人之秽，而唐山已为北狄（指满州族）所征服，唯我邦、波斯二国，古来独立。”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1839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9页。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政教隆盛之地，皆无不为北狄所兼并。”渡边华山：《慎机论》（1838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71页。什么原因呢？他也觉得很奇怪，仅仅是由于“天下之理势，乘除相成，物极则反、盛极则衰”吗？他分析说：“地球之内，如唐土之以一国为天下，如印度之地球之外有三千世界，毕竟皆空疏无稽之识，唯炫耀上古圣人之德，不知古今变化，奇怪的是古圣降生、文物隆盛之地，无一国不成为夷狄之地。”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1839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51页。他指出：“以三代绥服之制、秦汉御戎之论而论今者，亦如胶柱鼓琴”，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第三，渡边华山进而认为在这种国际形势中，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他说：“唐山长于陆战，拙于海战。彼（指俄罗斯）乘其拙而自海上而苦其首，且欲自陆上扑其背。我国之遭祸害，在唐山，唇亡齿寒之忧也。英国尤知之，蜿蜒委屈而磨其牙，伺机侵略。然英国之求于我者，如蝇之追膻，必拂之又来。”渡边华山：《慎机论》（1838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70—71页。但是由于中国与日本地理环境不同，在面对西方列强时也有不同的处境。日本因为四面环海，形势更加严峻。他说：“唐山之地，崇山峻岭以南北为界，其西围着浩淼沙漠，即便大寇推举袭来，仅一片之地。加之皆为代代不动之地，屯田守城，以逸待劳，尤有易防者。且其徒亦剽悍骄横，北狄之利居于北塞，仅易于南侵。如今我国四周为渺然之海，成为天下外国所据之界，我世世之所不备者多，而其来亦不限于一所。一旦有事，即便以全国之力，恐鞭长莫及也。况且西洋腥膻之徒，察明四方，治理万国，世代扰乱之骄徒，以其海船火技之长，而应我所短，妨害海运、威胁不备，以逸攻劳，百事反戾手足无措。”因此他呼吁要以中国为借鉴，接着说：“惟皆转为唐山滉洋恣意之风，高明空虚之学盛行，最终其光明被遮蔽，自陷于井蛙管见而不知。况且如明末尚典雅风流，虽然干戈日警，亦酣歌鼓舞，士风益陷于猥薄，终至亡国。”最后他联系到当时的情况，不仅有感而发：“呜呼，如今虽欲责在上之大臣，本来为纨绔子弟；虽欲责要路之谏臣，而有贿赂之幸臣。唯是有心者为儒臣，儒臣又难以指望，措大取小，皆为不痛不痒之世界。今夫如此，只有束手待寇欤？”渡边华山：《慎机论》（1838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72页。正是这一结尾之感叹，成为了幕府所抓住的“不惮公义不敬之至”高野长英：《わすれがたみ》（1839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81页。和“诽谤庙堂”高野长英：《蛮社遭厄小记》（1841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99页。的把柄，而被下狱。
三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儒者及志士的中国观
鸦片战争之后，直到日本真正开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一直是日本朝野议论国际形势的重要话题。如上所述，斋藤竹堂的《鸦片始末》（1843年）是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较早对此事件始末进行系统论述，而且以各种写本的形式被翻刻收录进各种资料集中，在当时知识界广为流行。其中他在此书结尾处所作的评论最为有名，他说：满清奄有汉土二百年，北起鞑靼，西至回部诸城，幅员万里，皆为臣妾。其疆之大、力之强，自有汉土以来，未之闻也。而鸦片之变，幺麽小丑阅四岁不定。江南殆陷，天下骚然。是其故何哉？吾考清英二国之名义顺逆，而愈有怪焉。夫鸦片之为物，英夷既不自食，而嫁祸于清，清不知而买之尚可也。知而绝之，为英夷者固宜收函敛櫜而补前日之愆。即不然，抗颜强请、唯贪利己而不顾他人之生死利害，是何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况当日立其朝之君臣乎？痛绝而极戮之，固其宜矣。而一败不振，日以委薾，事势颠倒，彼此变局，至以无礼无义之丑虏而挫衂堂堂仁义之大邦，是亦何也？吾反复考之，而后知清英之胜败利钝，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何者？宇宙万国，风土自异，孰夷孰夏？而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之术茫乎不讲，开口辄曰夷曰蛮，而彼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受其侮，其心必愤愤已久矣。而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及鸦片之事起也，尚未敢遽与之抗，先卑其辞，出不必听之请，清主果下严急峻酷之法，而夷怨益深、夷谋益固。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而今反变之，清失于骄盈疏傲，英有发愤思报之志。即一战炮炮仅发，汉军皆辟易，如行无人之地。清主虽欲不和，得乎。和则赂金割地，皆其所欲，可以休兵一时而窥变异日矣。是乃英夷之所以能料于其初，而既决其胜败之机也。不然，英夷岂特以火炮船舶诸器之精而妄加兵于人国哉。呜呼，为清者既一误矣，果无再误则可也。斋藤竹堂：《鸦片始末》（1843年5月），见《历史认识》，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岩波书店，1991年，第3—4页。原文为汉文，文字据龟山历史博物馆所藏加藤家文书中的写本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写本而定。这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时代，为“堂堂仁义之大邦”。第二，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罪不在清朝而在英国。“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他批判英国说：“夫鸦片之为物，英夷既不自食，而嫁祸于清，清不知而买之尚可也。知而绝之，为英夷者固宜收函敛櫜而补前日之愆。即不然，抗颜强请、唯贪利己而不顾他人之生死利害，是何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况当日立其朝之君臣乎？痛绝而极戮之，固其宜矣。”其义愤填膺，可见一斑。第三，他分析清朝失败的原因，断言乃“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具体而言，就是“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之术茫乎不讲，开口辄曰夷曰蛮，而彼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受其侮，其心必愤愤已久矣。而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及鸦片之事起也，尚未敢遽与之抗，先卑其辞，出不必听之请，清主果下严急峻酷之法，而夷怨益深、夷谋益固。”是清朝的骄横使英夷“有发愤思报之志”，而一旦战争爆发，“汉军皆辟易，如行无人之地”，只好清朝讲和，而使清朝“赂金割地”，“可以休兵一时而窥变异日”也正是英夷之所欲。清朝只有改弦更张才能有所希望。
此《鸦片始末》被收入盐谷宕阴编辑的《阿芙蓉汇闻》，盐谷宕阴对鸦片祸害的源起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其《阿芙蓉汇闻序》此序收入《宕阴存稿》（刻于1867年11月，成于1870年5月）卷四，此《阿芙蓉汇闻序》（1847年正月）后来经过删节而改题为《论澳门居夷》，收入《隔靴论》（1859年快风堂藏梓，见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第4册论辩部，东洋图书刊行会，1929年）。《日本儒林丛书》的“例言”谓《隔靴论》为1857年著。中明确指出：“鸦片之祸，自澳门居西洋诸夷始。”他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他认为“栖诸夷于澳门者，满清之履霜也”。具体而言，即：夫诸夷之居澳门，从明中叶，清沿而不革，至乾隆时，洋夷来住者二千余人。营家室，长子孙，置兵备炮，设寺观园囿台榭，分汉民宅而赁之。有与汉妇淫者，有诱汉民入其教者，有雇汉民为奴者，有引汉民为蛮者，甚焉至伤害汉民，抗匿不敢抵偿。汉法之纵，与夷之鸱张亦极矣。于是乎夷汉杂居者余二万人。夫其数千万之汉民，不为夷之服役，则为夷之接济；不为夷之腹心，则为夷之耳目。
因此，西洋诸夷对清朝的情况，包括风土人情，“乃至文字言语、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备虚实，莫不洞悉”。相反，他分析了清朝对西洋存在着几种错误认识，特别是对其军备、技术方面，不知其“坚舰如山”，而在中国内部，不知其“汉奸如蝇”，总体形势他认为“洋夷知彼知己，而清人以华自高，不务索外蕃之情，及其交锋，毋怪乎如以铢称镒“以铢称镒”，表示力量极不相称，处于绝对劣势。《孙子·形篇》：“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王皙注：“言铢、镒者，以明轻重之至也。”张预注：“二十两为镒，二十四铢为两。此言有制之兵对无制之兵，轻重不侔也。”见《诸子集成》第六册所收《孙子十家法》，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第64页。也”。最后以“微之不可不慎，渐之不可不防，如此哉”的结论，来印证和说明《鸦片始末》中“清英之胜败利钝，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这一观点。
极端的攘夷论者则主张从根本上禁绝洋学洋货，认为其腐蚀人心，危害极大，必须防微杜渐。如大桥讷庵《辟邪小言》（1857年）也是借中国的情况来进行阐述其攘夷思想。他说：“满清之败绩，而受英夷之丑辱，乃由于洋学洋货之行蠹蚀人心所致，是洋学之可恶第一明鉴也。……洋学之初入明朝，亦以历算等为香饵，瞒昧缙绅学士，遂酿其洪害。清人无远识，凡出自西洋者，一切该芟夷。仅禁绝袄教，而采用其余之事，就如同贬黜小人而爱惜其才艺，置之于庶僚之末。流毒阴阴，而未有决裂之时乎？……知西洋诈黠之心而半舍半用，且亦许通商，丑虏愈益得其便宜，送来新说新器，暗中腐蚀人心，渐之已久也，故稍有见者深惧为他日之祸。……不禁绝洋说洋货而任其蔓延，自养祸害，可谓清人失策之至极。”大桥讷庵：《辟邪小言》，《明治文化全集》第23卷·思想篇，日本评论社，1967年第2版，第28—29页。
《阿芙蓉汇闻序》中说：“谚曰：邻人病疝，我则疾诸首。诮其痛痒不相关而妄忧者也。我之距清土才一苇，而夷之涎垂于东海矣，今则不可不相病者焉。”结尾写道：“乃自我而观之，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为东海之霜也哉。”盐谷宕阴是幕末有名的汉学家，深谙中国历史，他编此书，不仅是发自其危机意识，同时他也认为这是最好的预防之策。《阿芙蓉汇闻跋》中说道：“我之于清英鸦片之乱，比诸宋元之事，事体虽异，观其攻守之迹，以审利害得失者，亦非预备之一端欤？呜呼，宋之忠臣义士，所殚智毕精，扼腕张胆以建议者，率多不行。即不行于当时，冀或被取于身后。不独不被取，而深筹良谟，悉为赍盗之粮，使其不劳而收功，则忠义之精块魂魄，宜何如抱恨也。今则不然，鉴乎邻而警乎我，及暇修备，使豕蛇鲸鲵震詟逃避之不暇，则亦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宕阴存稿》卷一二。好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和推行，这正是他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所发出的感叹：“英主硕辅，能斟其意、择其策，举而施诸政事，则转祸为福、变凶为吉，无难也。”可惜的是，“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宕阴存稿》卷四。盐谷宕阴将自己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对在鸦片战争中清朝战败的原因及英国的狡诈的认识，在对旧作进行删改整理的基础上，撰成《论澳门居夷》、《论清十败》等十一篇文章，结集为《隔靴论》一书出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吉田松阴1858年6月28日给久坂玄瑞的信中说到：“盐谷文《论澳门居夷》以下五六篇皆妙，实为海内之文宗。”《吉田松阴全集》第6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45页。1851年吉田松阴在《复中村道太》中说“宕阴子（盐谷），仆亦尝钦其为人，顷闻笃疾，未得相见”。见《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36年，第395页。如上面已经提到，清朝的失败“汉奸如蝇”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在系统总结清朝失败的十条原因中，其中的第七条再次提到：“清发鞑兵，万里羁旅，久役思家；英夷深入意专，有汉奸为之主，或以为乡导，或以为探报，或以为因粮之计，或以为内应之策，是英转客为主，而清则主反为客。”《隔靴论·论清十败》，见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第4册论辨部《隔靴论》，东洋图书刊行会，1929年，第7页。此《论清十败》原题为1847年所作《书清兰鸦片单报后》。而1850年吉田松阴在《西游日记》中记述了自己读《阿芙蓉汇闻》的情况，并在一篇随笔中写道：“余观满清鸦片之乱，大患在汉奸自内勾引，盖由邻里乡党之制废，而伴助扶持之教荒耳矣。”《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36年，第357页。其影响可以想见。
吉田松阴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他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认识及其思想与孟子的关系，郭连友所著《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一书有详细的论述郭连友所著《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的相关章节有：第一章为“鸦片战争与吉田松阴”，第二章为“太平天国与吉田松阴”，第三章为“吉田松阴的‘民政论’与孟子思想”，第四章为“吉田松阴的‘人性观’与孟子的‘性善论’”，第五章为“吉田松阴的天皇观与孟子思想”。请参阅。，这里仅就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吉田松阴的相关思考作一简单介绍。
第一，在吉田松阴的知识结构和精神世界中，中国并非处于其中心的位置。他作为一个兵学者，一方面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同时也打破了儒学内部的派系之争，把仁义作为最基本的要求。他说：学兵者，不可不治经也。但经亦多端，性命之精微，鬼神之幽妙，下及训诂之繁冗；其书则诗书礼易春秋，有论孟，有宋明诸家之学，有本邦伊物之流，推类分部，无知畔岸，如之何？其学兵之余，而能遍探而精覈乎？虽然，人唯有五典五常《书·泰誓》：“狎侮五常。”孔颖达疏：“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古代也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皆为儒家的道德规范。，亘古今而无变，虽夫精微幽妙与繁冗者，其言不能人人而无异同。而典常行于其间，而不相乖相悖。典常既得，则凶逆可以济仁义。学兵者之治经，于是乎足矣，何必朱王伊物云尔乎哉。唯泛滥无纪不堪其弊，故或朱、或王、或伊物，适从而可。《论学一则》（年月不明），《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36年，第354页。中国的经典、汉学固然重要，但是他更加强调学习日本国史的必要性。他说：“明于汉事，而茫乎国事，学人通病，故宜先读国史。国史自近古始，上古幽远，中古悠优，其史皆难读，非幼学所及也。”《野山狱文稿·与从弟玉木彦介书》，《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7—8页。《野山狱文稿》为1854、1855年松阴在野山狱所作汉文稿，收入上述《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第1—50页。他在《睡余事录》（1852年6月8日）中说：“身生皇国，而不知皇国之为皇国，何以立于天地，故先读《日本书纪》三十卷，继之以《续日本纪》四十卷，其间有古昔慑服四夷之术，可法于后世者，必抄出录之，名为《皇国雄略》。兰夷之航我邦，必发自瓜哇，乃瓜哇之事，不可不审。故读《海岛逸志》。古今论策，切于时务者多矣，独宋人陈同甫论华夷之辨、君臣之义及天下之大计、古今之得失，尤为痛快，故读陈龙川文。”见《吉田松阴全集》第7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283页。“瓜哇”原文如此。其《士规七则》中的前两条即：“凡生为人，宜知人之异于禽兽，盖人有五伦，而君臣父子为最大，故人之所为人，忠孝为本。”第二条：“凡生皇国，宜知吾所以尊于宇内，盖皇朝万叶一统，邦国士夫，世袭禄位，人君养民，以续祖业；臣民忠君，以继父志，君臣一体，忠孝一致，唯吾国为然。”《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12页。在日本固有的神道与儒、佛及洋教之间，他有自己明确的主次定位。他说：“以神道比佛儒，曰三道鼎立云者，我未得其解也。儒佛，正所以辅神道也；神道，岂可以儒佛比哉。神道，君也。儒佛，相也、将也。相将而与君鼎立，是安免于诛乎哉。然俗儒或以夷变夏，妖僧或奉佛遗君，皆神道之仇。而虽神道，亦或流为巫祝流，是洋教之所乘而起也，可不深惧也哉。”同上书，第34页。在《讲孟余话》（《讲孟札记》）中他说：“将皇国之君臣论述为与汉土之君臣为同一，我万万所不服也。”“居皇国则仰皇国之体，然后亦应学汉土圣人之道，问天竺释氏之教。”《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第480页。可见其日本优越意识非常明显。在这一前提下，他“亦有修洋学之志”《送古助游学江户序》，《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35页。，认识到“天下之事，势之大者，理之精者，尚或可探索而言矣，而未必益于事实也。若求其益于事实者，技术之精是已，过此以往，非画饼则蛇足，无足言者矣。是吾邦学者之所短，而欧墨诸国之所长也。仆向有见于此，欲得欧墨书读之。”《与医员青木研藏书》，《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26页。吉田松阴的中国认识也有来自西洋人之书者。他在《讲孟余话》（即《讲孟札记》）中讲道：“曾见西洋人所记清国之事，说支那国内虽然人民繁衍极盛，但贫困之徒最多。其穷迫之甚，可怜得目不忍睹。至冬月酷寒之时，夜间贫民相聚城累，或彻夜烧火以防冻死。惟其病夫老妇时有冻死，土人将其尸体投入桥下堤侧，而官吏也不过问。又说支那多有杀害抛弃乞食者，而且病残者站在路上向过往之人乞钱。又说贫者徘徊于路旁，向他人乞食时，或装作腹痛不堪的景象，或作手足残废而不得不步行屈伸之状，其最狡猾的，有故意损毁其子女的眼睛，而由其母亲带着以哀愍之情而多乞钱。或者为了将其爱子卖于宫中而剪掉其男根而成为宦官，以此来谋其自身之荣。此恶风之起，是由于州内没有医院。而且因为州内没有抚幼院，而不能养育贫困子弟，有弃子于道路者。如北京府清国之都，据记载，一年之弃儿数不下九千人。虽然汉土圣人之典籍具存，而王政已扫地。遂至招西洋夷辈之非议。亦惟可悲！”见《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276—277页。在这种知识结构和精神状态下，他是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的呢？
第二，“有为支那人深悲者”。悲从何来？松阴在野山狱时，收到一封赤川淡水赤川淡水（1833—1864），即佐久间佐兵卫，长门藩士，曾就学于会泽正志斋，1849年为松阴兵学之弟子，因禁门之变失败后被捕而处死。松阴曾给高杉晋作说：“天下固多才矣，然唯一玄瑞不可失也，桂（小五郎，即木户孝允）、赤川（淡水）吾所重也。”（吉田松阴《送高杉畅夫叙》，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书翰》，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8页。）可见其在松阴心目中的位置。的来信以及关于清朝太平天国的记事。淡水在信中感叹：“嘉永以来，夷蛮跋扈，官司不知驭之。遂革烈祖之大禁，以枉从其意，此正所谓嘉庆之祸源也。苟非发愤奋力，内以自治，外以惩创之，清其源口通其流，则闽浙之患，我将观之不远也。岂可不寒心耶。”《赤川淡水致吉田松阴》（1855年1月27日以前），《吉田松阴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310页。松阴在回信《与赤川淡水书》《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10—11页。中说道：“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下不疑，况乃疑于蒙古与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为常。”这里主要是批评中国的自大，批评中国的忠孝之道在易姓革命的历史中都是空言而不能实施。之所以如此，吉田松阴看到了中国的正统论与华夷之辨的矛盾，他认为洪秀全正是利用了这个矛盾，“如蒙古满洲，人心犹或知恶之，是洪钱（指洪秀全——引者）之所以煽其民也。”他接着指出：“夫洪钱，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一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逆，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因为中国的正统之争与华夷之辨的不一致，使得人民无所适从，这正是造成眼下中国内忧外患的“深悲”的根源。与此相比，他认为日本则不然，并自豪地说：“独吾国皇统绵绵，与天壤无穷，下至邦国茅土之封，与山河无竭。故天下有难，亿兆臣民，皆当死之。邦国有难，封疆臣民，皆当死之。亿兆臣民，不可皆死，则皇统与天壤无穷；封疆臣民，不可皆死，则茅土与山河无竭。此义卓越万国，支那以下，莫能及也。仆虽在幽囚，犹在亿兆之数，封疆之内，区区之心，不能自已，唯望足下诸友，明此义于世，使无为支那人所笑耳。”以此来为其志同道合者鼓舞士气，希望日本不要重蹈清朝的覆辙。
第三，吉田松阴的老师佐久间象山曾称魏源为“海外同志”，但是对其《海国图志》亦有所批评。佐久间象山在《省諐录》（1854年）中说：“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又说：“海防之要，在炮与舰，而炮最居首。魏氏《海国图志》中，辑铳炮之说，皆类粗漏无稽，如儿童嬉戏之为。凡事不自为之，而能得其要领者无之。以魏之才识，而是之不察，当今之世，身无炮学，贻此缪妄，反误后生，吾为魏深惜之。”见《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15页。《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影响可参见源了圆《幕末日本通过中国对“西洋”的学习——以接受〈海国图志〉为中心》（严绍、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晓秋所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及《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年）、钱国红《走近“西洋”好“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的相关章节。吉田松阴同样深受《海国图志》的影响而有所批评，从他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首先，对鸦片问题，他指出：“唐国大衰之由，皆假鸦片之役。”而且“唐国争乱之基，其一阿片是也。当时用阿片者百余万人，其费用计二千五百万两。用阿片使体弱、使富贫、才气减，精神疲敝，如同非人倒于道路，由于贫困而出现盗贼等不少恶事。如此多的阿片皆英夷东印度所生产，成为唐国之大害，而英夷大获其利。英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损害唐国，因此言此阿片之大害，日本要防备英夷。”并且说：“吾曾读魏源之《筹海篇》，阿片之交易，不仅仅是英夷，如墨夷亦不少。墨使之言，断然不可信。”《戊午幽室文稿·未定稿附和作》（1858年），《吉田松阴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143—144页。那么，外夷之侵略是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呢？他在《读筹海篇》（1855年5月4日）中对此提出了疑问。他说：清魏默深《筹海篇》，议守、议战、议款，凿凿中款，使清尽用之，故足以制英寇而驭鲁拂矣。然吾独疑，此书之刻，在道光二十七年，曾未三四年，广西民变，扰及八省，祸延十年，遂至北京殆不守，其所底止，未可知也。则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何以默深无一言及于此乎？世之议守者，不过于筑坚墩、铸巨炮、调客兵；议战者，不能为其所宜为；议款者，徒逼于不得已，是皆默深之所深忧，而清乃为之，姑息以养夷谋，脧剥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内变外患者也。且默深之言曰：匪徒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其人皆偏俾将才，其属皆精兵，而文法吏目为乱民、为汉奸，不收以为用。然则广西之乱，默深其已知之矣。噫！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悲哉。《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23—24页。就是说，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应该首先在国内问题上励精图治，通过“治内”而达到“制外”才行。如果“姑息以养夷谋，脧剥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内变外患者也”。因此，他的结论是“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
即便是在对待外夷上，吉田松阴也感叹当时中国“不知彼亦太甚矣”。他举例说：“清人魏源喜论外国事情，谓鲁（俄罗斯——引者）与墨拂（美、法），皆恶于暗（英国），宜收以为水陆之援，援古事指今事，凿凿有据。然以吾视之，是知一而未知二者耳。凡夷狄之情，见利而不见义，苟利与，敌仇为同盟；苟害与，同盟为敌仇。是其常也。”他认为魏源没有认清夷狄的本质，夷狄都是受利益驱使，英俄可以交恶，英法也可以合谋。由此他总结说：“汉土之习，于外国之事，茫然不问，反以臆断之，自古如此。如源者，汉土人之翘楚也，而未能免其习也欤。”在对夷狄没有清楚了解的情况下，不能依靠其作为外援。因此他主张“立国之体”要做到“我无有待于人。苟使人待于我，则敌仇亦可以为我用也。我有待于人，则同盟亦将来啮我也”《读甲寅囒顿评判记》（1855年7月），《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30页。归根结底还是强调自强的重要性。依靠外国的援助来维持国政，或者如前所述“姑息以养夷谋”，都是对国家的存亡非常危险的举措。这一点到“千岁丸”上海之行时日本人亲眼所见中国的状况，感受更加深刻。
第四，清朝是日本最好的借鉴。他在《清国咸丰乱记》“序文”（1855年）中说：“吾之所宜以为则者，莫若清国。清国治平日久，宴安日甚，视豺狼如猫狗，视苍赤如土芥。道光一危，咸丰再乱，吾苟能反其道，则天下宁有危与乱哉？”而且在此稿的“例言四则”的最后一则强调：“清国与我隔海相邻，土广民众，财富物阜。故其国之治乱，以至往往与我国有关。欧墨诸夷，荒陬不比我远者，昔天平宝字之时，唐土安禄山谋叛，天朝乃命筑紫，使严武备。古之朝廷率用心如斯，今人如何不察，读此记者，切勿忘此意。”《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55、58页。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他对待西洋与邻国的方略如何呢？1855年4月18日他在《与来原良三书》中吐露：“天下之势，日趋陵夷，……为今之计，和亲以制二虏，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夺满洲、来朝鲜、并南地，然后拉米折欧，则事无不克矣。”同上书，第22页。这与他同月24日《致兄杉梅太郎》中所言及的“分割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支那，交易中所失于鲁国者，可以鲜满之土地来补偿”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
四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与实证的中国观的形成
关于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冯天瑜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该书第305—465页为《附录：“千岁丸”乘员上海纪行文选辑》可以参考。以下引自此附录者，仅标注为“冯著附录”，本文所引，译文或有改动。实际上这次中国之旅的意义和目的，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中有明确记载，曰：“盖此行，幕府欲渡支那为贸易，宽永以前朱章船以来未尝有之事。官吏皆拙于商法，因使英人及兰人为其介，官吏惟观商法形势，为他日之谋而已。”又说：“我奉君命随从幕吏至支那上海港，且探索彼地之形势及北京之风说，如果我日本不速为攘夷之策，亦难料终将蹈支那之覆辙。”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岩波书店，1991年，第269（冯著附录第439页）、226页。就是说此行的目的，一是进行贸易，为他日之谋；一是刺探形势，助攘夷之策。这次日本官吏及其随从在上海的见闻的意义，他们自身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其中有人就指出“如果把此次同船的几十个人的各自见闻汇皆集而大成的话，肯定会有不少有益的东西”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卷，东京：まゆに书房，2007年，第21页（冯著附录第312页）。。
据当时长崎奉行高桥美作守（高桥和贯，在职时间为1861年5月12日至1862年8月16日）的记载看，幕府官吏（主管外国事务的官员“外国挂”、主管财务的官员“勘定奉行”和监察官员“目付”）主张“本邦与唐国的关系是唇齿的关系，通商不用说，我们可否实现通信，也要通过某种方式调查一下他们官员的规章”，还有五个通商口岸的租税状况等，而且注意到“近来唐国与英法两国的战事，加上贼乱并起，国内一派衰乱，这种状况下能否开通信之端，关键是要向唐国官吏询问情况”。《夷匪入港录一》，日本史籍协会丛书16，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重印本，第288—289页。寡闻所及，日本的这次上海之行，幕府官员与中国官方之间的接触，只看到抄写的《道台府应接书》，中国方面的意见是，在与日本没有签订通商条约之前，按照与荷兰通商的规则办理同日本的相关事宜，具体活动一切委托荷兰领事进行。《道台府应接书写》，收入《夷匪入港录一》，日本史籍协会丛书16，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重印本，第298页。通过这次上海之行，幕府官员的对中国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对上海的见闻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样子与日本并无不同。第二，上海的面积比长崎大三倍，但是其中三分之一为夷国蛮夷的商馆。第三，地形是平地，附近没有高山，因此污水处理非常麻烦。第四，稻作、农业与日本无异；商法亦无特别之处。《长崎书简写》，收入《夷匪入港录一》，日本史籍协会丛书16，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重印本，第301—302页。“千岁丸”上海之行的共同印象中，对上海的卫生状况多有微辞，特别是污水。对此，当时的名医王孟英也有记载，其《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年自序）中说：“上海特海陬一邑耳。二十年来屡遭兵燹，乃沧海渐变桑田，外国之经营日广，苏省又以为会垣，而江浙之幸免于难者，率迁于此，各省商舶麕集，帆樯林立，踵接肩摩，居然一大都会矣。然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痧诸症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盛增秀主编：《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副岛种臣《游清诗草》中亦有诗曰：“黄浦朱泾间，江浊难濯缨。嘉善嘉兴际，水色始澄明。忽听渔父唱，缅焉移我情。”见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1卷，慧文社，2004年，第13—14页（又第3卷，第174页。末句为“悠哉移我情”）。
“千岁丸”的上海之行，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影响比较大。在论述高杉晋作的中国认识之前，先看看其他随行的有关记录。
首先，他们看到中国上海有繁华的一面。千岁丸刚刚进上海港口，他们为上海的繁华景象所感叹：“吴淞至上海计英里十五六里云。港内者商舶军舰，大小辐辏，帆樯之多不知几千万云。就中英船最多，但支那船之多本不待言。右岸，西洋诸国之商船栉比，极为壮观，实为支那诸港中第一繁华之所，比之传闻犹有过之。同舟诸士中有两人曾于前年赴美利坚，据其所云，比之美利坚之华盛顿、纽约，其繁华犹远胜之。”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1862年5月初六日），冯著附录，第417页。
其次，能够以第三者的眼光看待中日两国彼此不同的风俗习惯。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唐船不断地靠近我船，指着我们的头笑得前仰后合。我则看着他们头上垂着数尺长的尾巴而捧腹大笑，双方互笑对方愚蠢之举。在长崎有人使劲地诽谤唐人梳辫子不巧，有一个人在旁边笑着说，头上垂着尾巴，有什么巧不巧的，左右的人都笑起来。唐人说，贵国的人让头发倒在额头上，有何巧否之说，然而还常论其发髻的巧拙，又从何谈起，大家都捧腹大笑。实际上这都是风俗所至，很难说出谁笑得对。”日比野辉宽：《赘肬录》，冯著附录，第339—340页。
第三，以他们亲历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的危机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见到圣庙被英国人占据，他们就会认为日本“敬孔夫子胜”过中国，因为中国的圣庙中“无圣像而有英（国）人”，见到中国人“受戎狄之鞭挞，不敢耻”，就怀疑中国人“岂可谓之有义心乎？”日比野辉宽：《没鼻笔语》，冯著附录，第412、403页。比如从中国兵卒的装备见出官府之窘迫：“一天，见吴熙（位三品，任布政使司之职，兼兵备道）带很多兵卒到荷兰领事的处所，戟好像是用钉子做的，其柄是用未刨光的苏木，弯弯曲曲。盖伞是用几根破开的竹子支撑着旧布面，士兵们戴的是在竹笼子上糊着纸的帽子。其状宛如狐狸的行装。官府之穷由此可见。”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冯著附录，第318页。从整体上说，他们一方面将中国作为“殷鉴”，感叹“外面洋夷猖獗，内有长毛贼煽起动乱，灾难并至。既是有善人，该如何收拾此局面呢？我们来到清国看到如此一番景象，对外土地出借，开放五个港口，唉，殷鉴不远。近在一水之外，真叫人可怕。”日比野辉宽：《赘肬录》，冯著附录，第346页。另一方面他们分析中国陷入此窘境的原因，也表示怜惜。认为“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论。因此近世之风则是有志者无一不是为己者，一味贪求中举。为中举煞费苦心于制科时文，成为虚鹜徒劳的弊端。既是遵从优雅艺文，又何必耗资如此之大，将自己陷入到虚文卑弱的地步，照此下去岂能治理国家，以致被长匪苦害，外来夷狄控制。清国危如累卵，实在可怜。”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冯著附录，第311页。通过上海这一个地方，他们窥一斑而知全豹，指出“清国之病不止在腹心，而且现于面目，溢于四体，一指一肤莫不所痛。如此，以上海一处而推十八省，可知其大概。当今上海之势，内有长毛贼之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只是在城内喁而手足无措。县城前虽有数千商船云集，看上去极为繁荣，但是不能自取其税银，而全部由英法两国收取。”峰洁：《清国上海见闻录》，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东京：まゆに书房，1997年，第30页。
再来看看吉田松阴的门人、具有真知灼见甚至令吉田松阴也自愧不如的高杉晋作1858年7月18日吉田松阴《送高杉畅夫叙》中盛赞高杉晋作为“有识之士”，说：“畅夫建论议于此间，多与余意合。而至其精识，则非吾所及也。畅夫议事素多持重焉，近则振发凌厉，如专以气行之者，盖其识之有进也。”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书翰》，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7—8页。对中国的观察参见徐兴庆《日本幕末思想家高杉晋作的中国观——兼论“明伦馆”与“松下村塾”之思想教育》（收入高明士编《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罗立东《日本近代化的中国因素：以高杉晋作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在乘“千岁丸”来上海之前，高杉晋作作为攘夷志士，思想已经很成熟了。“初米夷请通商与我，一言未发，而系军舰于码头；一戟未战，而轰大炮于内海；骂官吏，劫人民，其猖獗惨毒，虽天下愚夫愚妇，知其请通商也真非请通商，其志在并吞，而欲夺我神州矣。然而虽庙堂之士，固非不知彼志欲夺我神州也。而因循姑息，破锁国之禁，为开港之盟，遂使我神州陷于米夷之诡术，受千万年未受之耻辱，是果有深谋远虑然乎？亦或惧米夷之猖獗乎？予于此耶不能无恨矣。夫天运循环，虽神州元气之地，不能无盛衰。若使丰公、时赖生于今日，则岂忍受千万年未尝受之耻辱、陷于米夷之诡术也？予唯待豪杰之奋起而已矣。”《读米人彼理日本纪行》，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诗歌文章》，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3—4页。他进而将当时日本的形势与中国进行比照，认为“夫丑虏之寇神州也，西入崎港，东袭虾夷岛，需薪水、掠人畜，遂至开互市于横滨，其猖獗蹂躏，视我国犹无人国，是我将践明清之覆辙。”因此主张“攘夷之第一策，则在一天下之人心。天下之人心一，则虽百万之丑虏，不足惧矣”。否则，他认为就会“祸患起内外，神州亦有如明人之失台湾、舟山，清人之受毒烟矣”。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东行遗稿》，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49页。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他看到的上海又如何呢？其《外情探索录》开篇的《上海总论》中写道：“上海为支那南边之海隅僻地，尝为英夷所夺之地，虽津港繁盛，皆为外国人商船多之故。［眉注：上海形势，亦可谓大英属国也。其实稍有志之人，避于北京或西方之地，上海为贪利商人、日雇之人所居也。］城外城里皆外国人之商馆多，故而繁盛也。见支那人之居所，多为贫者，其不洁之事难以言表。或终年居于船中，唯有富者被役使于外国人之商馆。但城里城外及街市上也有很多富裕商人居住的样子。大概稍有学力、有志者，皆去北京方面，而留下的多为日雇以谋生计之人。”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44页。他进一步指出：“因熟观上海形势，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之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傍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佛属地，又可也。”他特别强调不可将这样的事情只是看做中国的事情，“虽我邦人，可不须心也，非支那之事也”同上书，第272页。冯著附录，第445页。他在另一处记载：“支那人为外国人之所役，可怜。我邦遂不得不如此，务防是祈。”见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70页。冯著附录，第442页。。他认为上海的繁荣，只是一种虚幻的繁荣，实质上是一种衰微的表现。为什么会如此呢？他说：“思考支那为何如此衰微，毕竟在于其不知将外夷防止于海外之道。其证据有：凌驾万里之海涛的军舰运用船、防敌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等都没有制成，彼邦志士所译《海国图志》等也绝版，徒然以僻陋秉性而倡导固陋之说，因循苟且，虚度岁月。因为无断然而改太平之心、制造军舰大炮，而防敌于敌地之大策，所以至于如此衰微也。故而，我日本亦已有蹈覆辙之兆，迅速如蒸汽船［以下缺］。”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26—227页。可见，他观察中国，实际上也是看到日本本国的痛处，他思考中国之衰微的原因，也是在寻找日本本国的对策。
具体而言，他的上海之行促使他进一步从官吏的因循、兵术之颓败、思想上需要重新认识圣人之言等方面来反思中日两国的处境。
在《游清五录》中，高杉对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的官吏亦有所批评。出航之初的4月28日，他就感叹：“嗟，日本人因循苟且，乏果断，是所以招外国人之侮，可叹可愧。”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69页。冯著附录，第439页。5月9日到达上海之后，他记载：“此日送行李及诸器物（品）于陆上，午后官吏上陆，寓居于宏记洋行，宏记洋行中国行名，馆主（姓张，名叙秀）支那人，宏记别号‘保禄’即西洋名。宏记馆地名洋泾浜，居室狭隘，官吏甚不平，议论纷纷，同局相骂，其丑体不堪笑杀也。”同上书，第271页。冯著附录，第443页。而在归国之际，《上海淹留录》记载7月4日的情况：“皆云：今朝必可解缆，而官吏因循不得解缆，终日匆匆。”同上书，第275页。冯著附录，第450页。冯著附录此处写成“终日忽忽”，原文为“终日怱怱”。对幕吏的不满，是后来使他从攘夷到倒幕转变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的情况，他也是从“君臣不得其道”来加以分析。他留下了以下的笔谈：高杉：贵邦尧舜以来堂堂正气之国，而至近世，区区西洋夷、蛮夷之所猖獗则何乎？
顾麐：从是国运陵替，晋之五胡、唐之回纥、宋之辽金夏，千古同慨。
高杉：国运陵替，君臣不得其道故也。君臣得其道，何有国运陵替？贵邦（清）近世之衰微，自为灾而已矣。岂谓之天命乎？
顾麐：甚是甚是。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78页。冯著附录，第455页。冯著附录“顾麐”作“顾麟”。早在1858年高杉所写的《对策》中，他也是从日本自身来寻找不得不接受西洋帝国主义城下之盟的原因。他说：“顷者墨夷朵颐我神州，军舰泊伊豆，使节盟武城，岂非开辟以来之一大怪事耶？神州天地之正气所钟，而勇武卓绝于海内矣。故北条时宗歼蒙古十万于九州，加藤清正败明兵百万于朝鲜，织田信长放邪苏伴天连于海外。犬羊腥膻未能尝逞跳踉，非其勇武卓绝于海内，宁能如此耶？而方今升平三百年，上下文恬武嬉、兵革日衰，士人不精武技，陷花法；儒臣不读孙吴，而雕风月；黎民不视干戈。于是乎我勇武之卓绝，亦不足以恃也。”当时幕府的状况，他认为是“内忧兵革之不备，外恐诸侯之兴起”东行先生五十年祭纪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书翰》，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20—21页。。因此，中国国运陵替，并非天命使然，问题出在中国自身，是由于君臣不得其道。而在上海，通过观察中国人练兵，“看其兵法，似威南塘兵法而非者。铳队以金鼓为令，为操引操进，其余无变化。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唯阵屋用西洋。归路访南大门卫士阮松，寻练兵之事。笔话付别录。阮松云：向者请英法兵防长毛贼，近日又使我兵卒学西洋兵铳，因贼惧不能近。由此言，支那兵术不能及西洋铳队之强坚可知也。”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73—274页。冯著附录，第447—448页。峰洁《清国上海见闻录》中记载：“到上海兵营见其兵卒，士兵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刀。皆如乞食，未见一人有勇者，如此我一人可敌其五人。若率一万骑兵而征之，可纵横清国。”见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30页。
高杉晋作留下的笔谈中还记录有一段与当时苏州司马温忠彦对中国传统儒家“格物穷理”理解的讨论，认为是关系到“中日两国士人不同文化观念的论争”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第292页。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页。其笔谈内容如下：高杉：请问，宋朱文公所说格物穷理，与西洋人之所说穷者异否？
温忠彦：朱文公之格物穷理，即圣人之齐家修身，推进一层，不外乎诚之一字。贵乎实践，不取钩深。至西洋人所讲，虽本乎理茅，近于术数，未免尚隔一层尘障。此论虽僻，鄙见如此，请教。
高杉：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工夫，外以至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研穷其至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术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工夫之不至也。故以所为利之器械为义是用，乃取舍折中之道也。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
陈汝钦：语事多识，佩。
温忠彦：诚意正心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源，浅而约之，则诚正；推而致之则治平。道贯古今，理周中外，至航海炮术等事，不过格物之一端。圣人治天下以仁，不得已用兵、戢暴，正所以全仁了。然否？
予将取笔为答，时英人警卫之步卒五六名，至予辈为笔话之傍，因温忠彦乘舆去，故不能为答，以为遗憾。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79页。冯著附录，第457—458页。笔谈中记录温忠彦的情况如下：“姓温，名忠彦，晋之太原人。由乙榜，官苏州司马，昔珂笔秘增，曾与朝鲜贡使姜星沙、李藕船为笔墨交，道及贵国文治，为东诸侯领袖，钦佩已久。”（同上《开国》，第278—279页，冯著附录，第457页。）这里，实际上是高杉面对西学东渐的强大压力，针对传统与西学的关系而提出一种重要的对策，即东西“取舍折中之道”。要打破传统世界中义利完全隔绝（“为义为利天地隔绝”）的状况，而主张在用上以利为义，即所谓“以所为利之器械为义是用”，力图以此将西洋先进的航海炮术器械之理等囊括到圣人之道中来，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导致“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的悲惨结局。我们看到上述笔谈中被高杉引为“海外知己”的陈汝钦就是赞佩高杉的言论的，而且在“千岁丸”来上海的前一年，即1861年，冯桂芬在所著《校邠庐抗议》中已经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2002年，第57页。的观点，成为在近代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中体西用”文化方针的滥觞。而且像温忠彦这样坚守儒学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幕末日本也不乏其人，比如上面提到的大桥讷庵就是如此。而早在1854年，佐久间象山在《省諐录》也提出了著名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413页。的命题。由此可见，就此断定“高杉与温氏的辩论昭示了日中两国士人处在近代转型关键时刻的不同认识。而这种认识的歧异正是两国在此后的近代化历程中差别巨大的精神原因之一”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第293页。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页。，就显得有些笼统。近代中国并不乏富于远见卓识的先觉者，造成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的差异，固然有认识上、观念上的原因；历史条件与实践差异或许更为根本。
关于这次上海之行的感受，高杉晋作后来也谈到。1865年他在一封书信中提到：“支那之行，在支那见闻外国之事情，预料无论如何必须发展海军，回到长崎，便独断地签订了购买一艘蒸汽船的条约。”东行先生五十年祭纪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书翰》，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155页。1864年4月7日他在野山狱中写道：“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狱中手记》，东行先生五十年祭纪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日记及手录》，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127页。而这次上海之行，对他的开国、锁国思想也无疑也产生了影响。比如在1866年正月他给友人的墨宝就写道：“识者谋航海，义人议锁邦。思之亦思是，我眼忽眬眬。丙寅正月，退藏正树君来访，求书于余，余素拙笔墨，仅录二十字塞责。”东行先生五十年祭纪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诗歌文章》，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8页。又有“识者谋航海，义人欲锁邦。思之亦思彼，吾眼忽眬眬”之作。见上书第9页。如实记录了他对航海（开国）和锁邦两者均持有肯定的态度，而自己正无所适从的困境。后来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便将矛头对准了幕府。
“千岁丸”上海之行，日本方面除了达到了进行贸易和搜集情报的目的之外，中日两国士人通过交往还结下深厚的友谊。如名仓予何人“与侯仪（为五品司马之职，曾为浙江之儒者）特相亲”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冯著附录，第420页。，6月23日记载名仓为侯仪的送别诗所作答书，可谓情真意切。其中写道：“弟将奉之归故国，为轴子悬之于座右，朝朝暮暮视之，以慰一日三秋之情焉。但一别万里，后会难期，奈何之恨不知绝期也。加之敝邦有禁不许通信问于异域，又不许受域外之信问也，犯禁之罪，受祸不测，是特以为憾。愿大兄为国自爱，以身报国，片言不尽意，头与泪共垂。”同上书，第432—433页。再如高杉晋作将陈汝钦（号勉生，天台人）视为“海外知己”，作有《留别陈汝钦》，诗曰：“临敌磨练（勉强）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孤生千里归乡后，每遇患难又思君。”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岩波书店，1991年，第227页。并将自己常用之砚留给陈作纪念，在临别之际，对陈说：“看兄以勉生为号，弟亦以为，我又以默生为号矣，请兄，为弟被书默生二字，幸甚幸甚。”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81页。冯著附录，第462页。这种友谊可以说是建立在两国面临共同的国际形势下，相互勉励、各自报国、建功立业的基础之上的。
补论：近代日本的立宪政体与中国——以加藤弘之的《邻草》为例本文是根据本人2008年9月14日在杭州召开的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与浙江树人大学共同主办的“近代东北亚的启蒙思想”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报告修改而成。该文日文版《日本における立憲政体の受容と中国——加藤弘之の『鄰草』をめぐって》发表在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北東アジア地域研究センター）的《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7号（2009年3月）上。稍作修改之后，中文以《〈邻草〉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为题发表在《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加藤弘之（1836—1916）于1861年12月完成的《邻草》，在日本作为“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被誉为日本“立宪思想发展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文献”。尽管如此，如加藤弘之所言，因为那时不能明目张胆地主张日本要采取西洋的立宪政体，而当时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就只好取替邻居担忧的意思而将该书起名为了“邻草”。下出集吉：《〈邻草〉解题》，载《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解题）》，日本评论社1967年第三版，第3页。该书的确对如何认识中国以及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问题进行了意味深长的论述。以中国为谈论对象而明确主张立宪政体的《邻草》，在一定意义上，即便放在中国同时代的立宪思想发展史中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珍贵文献。我曾经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近代中日关系的原点时论及《邻草》的意义
刘岳兵：《学術·思想史の視点より見た近代中日関係史における幾つかの問題点》，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第十三号，2008年。，这里旨在分析《邻草》的中国认识以及通过对其立宪思想与同时代中国立宪思想的比较来探讨中日两国启蒙思想的异同。对《邻草》的研究，参见鸟海靖《日本近代史讲义》（第二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区建英：《〈隣艸〉と〈西洋事情〉——西洋理解の思考様式の角度から》，北海道大学法学部《北大法学论集》Vol.41，No.1，1990年；李晓东：《近代中国の立憲思想：厳復·楊度·梁啓超と明治啓蒙思想》（第五章），法政大学出版局2005年版。《邻草》是日本近代主张立宪政体的发轫之作，而日本主张立宪政体的发轫之作竟然是以通过探讨中国的形势及对策为内容而完成的。由此也足见近代中日关系的紧密性非同一般，而将该书放到中国立宪思想史上，作为中国立宪思想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文献来阅读，对于我们从比较思想史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近代中日关系也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
1《邻草》的中国认识
《邻草》的最初的稿本题名为《最新论》。取名为“邻草”，实际上是根据当时蕃书调所的同事西周、津田真道的意见修改的。西周在此稿本上朱批曰：“题名似乎完全与本论不适合。或者叫《殷鉴新话》，如何？如何认为过于露骨的话，叫《邻草》之类，如何？”津田真道的朱批也就题名发表意见说：“叫《冈目草》如何？冈目就是旁观。叫《邻草》也可以。”《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3页。就是说这里除了《邻草》之外，还有《殷鉴新话》和《冈目草》，共有三个书名的提案。“草”是某个话题的材料的意思，也用作随笔作品的题名，如《徒然草》、《翁草》等。“邻”是取地理上的临近，而所谓“殷鉴”或“旁观”强调的都是论者的一种主观态度。所谓旁观，是以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当事者的是非利弊。但在西风东渐、特别是其以船坚炮利大举东来之后，日本和中国都已经不可能成为事不关己的“第三者”了，而如横井小楠等所说的，中日两国是“唇齿之国”《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50页。，相互关系非常紧密。这可以说是幕末日本的中国认识的根本特征。
许多研究者将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即从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的转变参见杨栋梁、王美平《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的契机，或者认为是184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第70页。小岛晋治：《日本人の中国観の変化——幕末、維新期を中心に》，神奈川大学·浙江大学学术交流十周年纪念《日中文化論集：多様な角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劲草书房2002年版。，或者认为是1862年幕府向上海派遣“千岁丸”日比野丈夫：《幕末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観の変化》，《大手前女子大学论集》20号，1986年11月。之事。这些说法在理论上很好说通，也很容易让人接受。但是所谓中国崇拜的观念到底是什么，不用说还需要进行分析，古代日本且另当别论，近世以来，中国崇拜的实况，即崇拜中国的什么方面、到底多大程度的日本人崇拜中国，对这些问题不作具体的阐明，就判断言其中国崇拜的观念得到了修正或者发生了转变，这很容易陷入一种想当然的抽象的观念论中。中国文化对古代日本的确影响深广，但是至少到近世之后，就不能无视日本的“主体性选择”。以此为前提，各种各样的潜在的或既存的中国观，根据不同的历史状况或“主体”的需要，任何一种都有可能一时成为主流。所谓“主体性选择”，具体而言，在逻辑上有以下几层意义。首先是将中国相对化、对象化，或者叫客体化。其次是从外交或国家战略上，对被相对化了的中国，或者主张应该持有强烈的警戒心，或者如上所述要么力图结为盟国，要么妄图主动地进行侵略，各种各样，尽其所能。最后是从历史和文化上，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加以分裂。
就《邻草》而言，如上所述，西周曾经建议将其改名为《殷鉴新话》。日本将“唇齿之国”的中国作为一种“殷鉴”来看待，这在幕末是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而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贺侗庵就著有一本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中的弱点和短处、对所谓“唐人之失”进行大肆“裂眦骂詈”古贺侗庵：《殷鉴论》序（1813年）。1882年10月《殷鉴论》作为“天香楼丛书四”由编辑兼出版人竹中邦香公刊。的著作《殷鉴论》，这是一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综合性批判的集大成之作。侗庵的父亲是宽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贺精里，其长子古贺茶溪也是幕府的儒者，并曾负责处理俄罗斯事务，担任过蕃书调所前身“洋学所”的首任总管。可以说“殷鉴论”是幕府后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认识。而《邻草》作为一种“殷鉴新话”，其中国认识有什么特点呢？
《邻草》的中国认识的特征，总体而言可以说是在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分别对待的思考方式的延长线上。但是加藤弘之不是将二者作简单的分裂，而是根据各自的状况作出具体的优劣判断。
首先，在《邻草》中对中国古代文化表现出了敬意。将“汉土”作为“往古圣主贤君代代出现的国家”，认为其优越性“决非其他君主握权之国可以同日而论”，甚至强调“即便到了如当今弊政丛生的地步，也自有许多其他国家所不可企及之处”。他解释其原因，认为其法律制度等所根据的都是“先王的遗法”。《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9页。“先王的遗法”换言之就是“先王的政治”或“先王的政体”，而先王的政治或政体，完全是以仁义为宗旨的公明正大的政治或政体，即所谓“仁义之政”或“仁政”，因为加藤思想中同样具有先王的政治是理想的、完美的这种传统的儒学政治理念，因此，从这种道理上说，自然可以导出“无论怎样的政体也不可能比先王的政体更优越”、“先王的政治决不可能产生弊端”《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5页。的结论。
但是，又不能忽视现实的中国“为曾经被鄙视为无知浅虑不足为患的夷狄禽兽的英法所攻击而屡遭失败”这样的事实。中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概括而言，是由于清朝士大夫的“柔惰”和“安逸”、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他列举说：“不知道中华非古之中华，夷狄也非古之夷狄。也不知西洋各国智巧大开，从天文地理之学到格物穷理等各种技艺都臻于精妙，特别是兵法器械等已经远出清朝之右，而全然忘记了不虞之备。”同上书，第3页。就是说他也对现实中的中国还囿于传统的华夷秩序观而无视西洋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提出了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在将中国作为“殷鉴”来认识的幕末日本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一种常识。在《邻草》完成的前一年，即1860年，横井小楠也论述说：“今满清……开国以来百数十年以至于道光、咸丰，升平日久，其弊流于骄傲文弱，而不知海外诸国往往穷理开智、施仁崇义、国富兵强而不如诸夏之亡。在道光末年，在被往日蔑视为夷狄而等同于禽兽的英国所挑起的鸦片之乱大受挫折。”《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449页。而加藤弘之曾经师事过的佐久间象山，很早通过鸦片战争将“清朝的覆辙”作为“殷鉴”（所谓“清国的殷鉴”《象山全集》卷四，信浓毎日新闻株式会社1935年版，第642页。）进行了总结。如他指出，所学不得其要，溺于高远空疏之谈。选择人才使贤能者居下，而愚者、不肖者执国柄，这样就无法救治时弊。不与时俱进改革兵制，提到外国就当做夷狄蛮貊来贬低，而不懂得其实际技术、特别是军事航海等方面已经远在自己之上了。《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4页。
清朝失败的原因，也有如佐久间象山所指出的是由于英国的“强盗之所为”《象山全集》卷四，第646页。造成的一面，但是从清朝内部寻找对策，无疑是当务之急。在日本当时也有以“天地自然的道理”来“对待外虏”横井小楠：《夷虏应接大意》，收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的主张，但关键是要讲求究竟如何进行具体的改革。加藤弘之执笔《邻草》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刚刚开始。加藤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想要真正复兴武备、强悍士气，仅仅靠制造坚船利炮、操阅练教决非可及”。这些“武备的外形”，在他看来“甚为末事，不能说是整顿武备之大本”《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4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横井小楠的以欧美的政治“几乎符合三代之治教”横井小楠：《国是三论》，《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448—449页。的想法相对应，加藤弘之在充分肯定“先王的政体”优越性的同时，明确地指出：“先王的政体在建立方式上也不是没有未至之处。”《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5页。此“未至之处”是什么呢？他说：“实际上可以说是汉土的缺典的就是所谓公会。由于自唐虞三代之时以来未设此公会之故，以至后世出现暗君暴主，或政权为奸臣贪吏所盗，或君主独专其权，遂使天下国家易失。”同上书，第9页。这里所谓的“公会”就是立宪思想里的议会。他痛感有引进立宪思想、设立议会的必要。
2《邻草》中立宪思想与同时代中国的立宪思想的萌芽
1． 《邻草》中的立宪思想
（1） “人和”与“公会”
上文提到，加藤认为“武备的外形”为“末事”，并论及“整顿武备的大本”即“武备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是什么呢？他认为“除了人和之外没有能够成为武备的精神的了”《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4页。。在他看来，“无论有怎样的兵法器械，如果没有人和也决不能取得胜利。……因为人和是武备的精神，所以真正地整顿武备，必须先得人和。”同上书，第5页。对此，西周用朱批的形式给予高度评价：“以人和来阐述四大制度。这是以孔门的源流转而为西哲之浩荡，尤为具有说服舆论的力量。”《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第6页。“人和”可以说既是《邻草》中立宪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目的。
《邻草》在分析当时清朝的状况时，将天下治乱的责任归结于“天子”、“人君”。圣主贤君之治，能使上下之情和合如父子，能使四海万民亲睦如兄弟，即能得人和，所以天下太平。他认为无论是哪个国家，从创业之君到二三代之君，圣贤者居多，至四五代之后（在清朝，特别是嘉庆之后）往往忘记牧民之大任，唯以宴乐奢侈为事而将治国完全委任给奸臣佞士，因此上下之情壅塞而不相合，万民不亲睦，人和被破坏。总而言之，清朝为外邦所轻侮且屡屡为其侵略所困，加藤断言“其咎独在天子（人君）”。是因为为天子、人君者忘记了其为民之父母的责任，忘记了天下是天下万民之天下，不得人和，就会最终失去仁义之政。因此，其结论就是“胜败之大本实际上就在于得不得人和”《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7页。。
正是为了人和，他强调并详细地论述了设置“公会”的必要。他说：“清朝自高宗一切皆为英明之主……仁宗之后，暗君代出，……终于到现在这种可悲的形势。这特别是因为没有开设公会的缘故。如果设置公会，虽然是暗君也要常听下说、通下情，因此有可能自然地变得英明；而且即便奸臣想要盗权，因为在公会之下民之不从，也决不能遂其志。因此设立公会，远比尧之作敢谏鼓、舜之立诽谤木还要优越，实可谓治国之大本。如果无此公会，不管有怎样的法律也没有益处。”同上书，第9—10页。就是说，他将设立“公会”作为“治国之大本”，进而强调“欲立万世安全之策，必先设此公会不可”。《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2页。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上述“公会”的机能来看，虽然他也言及其有牵制王权在论述上下分权的政体时，言及“设立确实的大律，或称为公会来杀住王权”。见《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6页。的一面，但终究不过是使“仁政易施且人和易得之一术”，大而言之也不过是“治理天下不可少的良术”。在论述上下分权的政体时，言及“设立确实的大律，或称为公会来杀住王权”。见《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页。如李晓东所说，对加藤而言，“公会”最终是为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李晓东：《近代中国の立憲思想：厳復·楊度·梁啓超と明治啓蒙思想》，第161页。我们从加藤所谓“无论设立怎样好的政体，如果其君不用的话，也没有如何用处”《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2页。的说法可以看出，在政治这一全盘的视野中，就君主是绝对的这一点而言，“公会”明显地不是独立的，只是附属的。而且，他还将立宪政体的核心“公会”制度比喻为“规矩”。他说：“如果是圣贤之君，政体的建立方式即便有未至之处，也决不会产生其弊端，但后世出现昏暗之君时必然会立即产生弊端。因此，规矩是为了竭力使拙劣的工匠不亚于良工而必不可少的，而使政体的建立方式臻于完美也是为使昏暗之君能行不亚于圣主贤君的仁义之政所必不可少的。”同上书，第6页。就是说，“公会”这一“规矩”对政治是的良工即圣贤之君而言，“几乎是无用的”，而是拿来专门辅助昏暗之君治理国家的工具。“公会”作为有用的“必不可少”的“良术”或者作为“规矩”，在其政治的具体机能方面，它具有绝对性意义，不能不承认其作为“治国之大本”的独立性。
这里，我们可以将西周的评语“以孔门的源流转而为西哲之浩荡”，理解为是以“仁义”“仁政”等儒学的传统观念来包容和接受“公会”这种西方政治体制中“治天下不可缺少的良术”。从加藤的这种力图将儒家的“道”与西方的治国之“术”结合起来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给窥见日本最初接受立宪思想的基本状况。
（2） 政体分类及其差异、发展趋势等
加藤在《邻草》中将世界万国的政体分为“君主政治”和“官宰政治”两大类。进而又详细地将君主政治分为“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将“官宰政治”分为“豪族专权”与“万民同权”，即一共为四种政体。他认为其中“君主握权”与“豪族专权”两种政体是不公平的，而“上下分权”与“万民同权”是“公明正大而最协天意合舆情”。《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9页。判断其差异的标准，他是根据各种政体与“人和”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机能。比如“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的差异，他认为就在于“君主握权的国家万事为王室朝廷谋，而上下分权的国家万事为国家万民谋。仅以此差异可知此二政体之公私如何”同上书，第13页。，由此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以此标准，他预测了将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即“世界万国的政体都逐渐地将变成公明正大而协天意合舆情的上下分权与万民同权两种政体，这是自然之势，决非人力所能够阻挡”。同上书，第11页。津田真道对此评价说：“说得确切，前条可谓思百世之后地球皆为万民同权。”见《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第18页。
《邻草》还就政治制度与运用此制度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的建立方式、制度的制约力等也进行了反复的论述。制度与人的关系，总而言之，他认为“政体是死物，而人是活物”，强调了运用制度的人的主体性。由于运用制度的人（这里他强调的是天子、人君）的存在，制度的机能就表现出了相对性与局限性。他在强调“政体是死物，人是活物，这样来看的话，无论如何至良至善的政体，如果作为活物的人不去用它，死物的政体也没有任何益处”的同时，进而将“并非只要政体公明而不管人君的贤愚明暗，国家都可以治理得安宁，本来人君无论如何得要英明”，作为“当然之理”来强调。就是说，在这里加藤否定了“制度万能论”。由此来看，上述所谓“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的差异，其相对性的侧面就表现出来了。他解释说：“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两种政体的差别，只是到出现暴君暗主之类时其政治是容易忽衰还是难以忽衰上，绝没有如果是上下分权政治就不衰之理。”《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2页。
然而，对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所困的清朝而言，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为好呢？《邻草》中指出，清朝要克服现实危机，必须“迅速改革为上下分权的政体”，这才是“清朝的一大急务”。同上书，第9页。而且将上下分权的政体作为“良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加藤说：“尽管用此一术，如上有暗君而下有佞臣的话，那什么用都没有，但是此良术，是可以使暗愚之君中自然变得贤明、佞邪之臣自然失去时机的良术。可惜，如果从二十年前鸦片战乱那时就开始运用的话，就不会变成当今这样的形势了。”同上书，第5页。而在《邻草》的结尾之处还十分恳切地展望：“清主回到北京后立即建立上下分权的政体，设置公会，施以公明正大的政治，那么下民皆怀其仁德，而视朝廷如父母，万民相亲如兄弟，无疑可以完全政通人和。到那时因为武备中完全具备了其精神，坚船利炮才变成真正有用之物，教练操阅也才变得实用。所以，纵然有外患内贼也不足为患，这样无疑可以国家永远太平，王室可以永远安全。”同上书，第14页。就是说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的核心内容“人和”、“精神”上来了。
我们也不能忘记，加藤在这里同时也告诫我们在运用作为政治之“术”的上下分权政体和“公会”时照搬西方的危险性。他指出“即便同样是上下分权之国，其法律制度的建立方式，以至于公会的设立方法等也有善恶精粗的差异。要充分调查研究各国的法律制度及公会等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取舍损益，以力求至善。如果因为公会的设置方式不善，反而可能给国家带来大害，这必须首先注意。”《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0页。这实际上也是提示人们在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时考虑潜在于政治制度背后的地域的、文化的要素。
2． 关于《邻草》的参考文献
执笔《邻草》时，加藤弘之获得了蕃书调所教授助理的职位，关于《邻草》的参考文献，下出隼吉曾经指出：“虽说是读了蕃书调所的藏书而执笔的，但是根据什么书籍而写的，博士（指加藤）并没有说。即便去调查现存于静冈的葵文库中当时流传下来的洋书，据说也没有分析像样的原本。在语言的使用是像是多有依据汉译本的样子，但大体上毕竟还是根据荷兰或德国那些公民读本吧。”《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解题），第4页。与此相对，尾佐竹猛在《日本宪政史大纲》的“议会思想的移入”部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认为当时日本国民中除了极少数一部分可以得到“来自荷兰语的外国知识”外，“那时在中国的欧美人的文化宣传事业脚踏实地地得以推进，出版了许多有益的汉文著作。这样一来，中国人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当时我国的有识之士因为全都是汉学者，有幸竞相阅读这些著作，将其翻译过来的在我国也不少，由此渐渐地欧美的议会制度也被介绍到我国。”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上卷，日本评论社，1938年，第15页。的确，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1795—1873）的《瀛寰志略》在日本甚至作为地方学馆的教材来使用，可以说流布极广。参见鲇泽信太郎《幕末開国期に伝来した唐本世界地理書の翻刻と邦訳》，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乾元社，1953年版。尾佐竹猛在介绍《瀛寰志略》时虽然提到“加藤弘之所著《邻草》借助于此书的译语很多”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上卷，第27页。，但语焉未详。今略举一例说明。比如在论及英国的议会制度时，《瀛寰志略》有“爵房”和“乡绅房”的译语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第235页。《瀛寰志略》的这一部分也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卷五二所引用。，分别表示其上议院和下议院。而《邻草》中就原原本本地借用了“爵房”这一用语，同时将“乡绅房”改为“荐绅房”。《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6页。
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源泉，中国的著作对当时日本人的新的世界认识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源了圆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就是：“直至庆应二年（1866年）出版福泽谕吉著的《西洋事情》的初编时为止，当时的大部分知识人主要是通过汉文书籍来认识世界的。”源了圆：《幕末日本通过中国对“西洋”的学习》（张建立译），严绍、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第十二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0页。《邻草》这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以从中国获得的世界知识而在国际性的视野里劝说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由此却成为在日本“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这种将中国作为日本的“殷鉴”的思想意识，已经远非半个世纪之前完成的专事“裂眦骂詈”的《殷鉴论》同日而语了。津田真道在《邻草》的初稿本《最新论》中以朱批的方式给予其所论下了一个综合性的评价。对其“清英胜败之故”和“清国恢复之策”，从总体上不惜用“最妙”加以赞扬。同时将其所论置于同时代的东西方思想状况中，论述说：“以西洋人的眼光来看虽然不足为奇，而满清的一万万人，恐怕没有一个人着眼于此。可惜清主不能听到此论。盖爱新觉罗氏，一家之存亡可以任天意，但关系到清民一亿之祸福呀。余也到于此而悲于清国无其人焉。”《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第18—19页。这或许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早的一种比较思想论了。
那么，同时代中国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呢？中国果真如“悲于清国无其人焉”之说那样可悲吗？
3． 同時代中国立宪思想的萌芽
这里来看看与《邻草》同時代、主要是此前中国的立宪思想萌芽的状况。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仅就相关之处作简单的介绍。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的宣教师虽然也将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但是系统介绍并热情称赞西方民主制度的，魏源是第一人。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79页。他的《海国图志》（1842年完成50卷本，1847年增至60卷，1852年增补到100卷），对中国和欧美的政治制度的差异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与《海国图志》一样，《瀛寰志略》不但是近代中国人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名著，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热情称颂欧美民主制度，不满君主专制的最早记录。”同上书，第81页。这两部书都输入日本，在日本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华盛顿所创立的民主制，被认为是“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特别是赞叹其“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第227、291页。这也在一定程度成为中日两国追求民主思想的共同理想。
魏源的思想中也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在“人者，天地之仁”及“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意义上，他认为“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因此，他批判天子脱离大众而高高在上甚至蔑视群众的倾向，而主张“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魏源：《默觚下·治篇三》，《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45页。，就是说，天子只有把自己当做普通百姓一样，体会民众的喜怒哀乐，才是将天下视为天下人的天下。但是同时他也对“上下相知”、“上下情通”的难度有充分的认识。他说：“人材之高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难；政治之得失，上达下易，下达上难。君之知相也不如大夫，相之知大夫也不如士，大夫之知士也不如民，诚使上之知下同于下之知上，则天下无不当之人材矣；政治之疾苦，民间不能尽达之守令，达之守令者不能尽达之诸侯，达之诸侯者不能尽达之天子，诚能使壅情之人皆为达情之人，则天下无不起之疾苦矣。”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全集》第12册，第65页。只有“公议无不上达，斯私议息，夫是之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也”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二》，《魏源全集》第12册，第67页。。
与《邻草》中特别强调“人和”一样，在近代中国对这一问题也很早就有了充分的认识。据《郭嵩焘日记》记载，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二十四日，咸丰帝与郭嵩焘（1818—1891）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上曰：汝正折所言，或尚有不能形之笔墨者，当尽情陈说，不必隐讳。臣奏言：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如何处分得恰当？事事要考求一个实际，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为急。”《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5页。这是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直接向皇帝直接提出“去隔绝”和“通下情”的紧迫性，而这也是此后郭嵩焘要求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130页。
与《邻草》几乎同时完成的冯桂芬（1809—1874）的《校邠庐抗议》（1860—1861），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的名作。其思想形成，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参以杂家，佐以私议，甚且羼以夷说”，但是又声明其“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自序），上海书店，2002年，第2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为何在当时却受制于小夷，即所谓“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他对西方的长处和本国的弊端进行对比，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有以下四个方面“不如夷”，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同上书，第49页。这四个方面可以说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君民不隔不如夷”明显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对于优秀的制度（法），他的态度是：“法苟不善，虽古先吾弃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同上书，第75页。也就是说，他是要舍弃传统的“华夷”标准，而建立以现实的“法”的善恶作为新标准。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化建议。比如在官吏的考核和提拔上强调“博采舆论”、“公举”、“公论”的重要性。他指出：“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自序），上海书店，2002年，第2页。特别是他提出的“荐举之权，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同上书，第41页。的主张，被后来顽固的保守者看成是“民权说”而加以反对。但是同时也有开明官吏认为“用人凭公论，固是古法，而西人议院亦是此意。此法行，而徇情纳贿之弊可除”。李侃、龚书铎：《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介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校邠庐抗议〉签注本》，载《文物》1978年第7期。收入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见该书第126、124页。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民权、议院这些概念虽然在《校邠庐抗议》中没有提及，但这样的思想因素已经呼之欲出。
除了在人才选拔上提倡要尽可能重视大多人的意见和地位低的人的意见外，在管理制度方面，他也详细地提出了“公举”的方法和“公所”的设置方式。例如，他“酌古斟今，折中周、汉之法”而设计了一套地方民主管理体制，就是说：“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不设仪仗，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民有争讼，副董会里中耆老，于神前环而听其辞，副董折中公论而断焉。理屈者责之罚之，不服则送正董，会同两造族正公听如前，又不服送巡检，罪至五刑送县……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异绩殊誉，功德在闾里者，许入荐举，有过者随时黜之，……有罪即与凡民同。”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12—13页。冯桂芬也十分重视作为体现“人和”的“通上下之情”。他说《校邠庐抗议》中所强调的“重儒官、复乡职、公选举”都是为了“通上下之情”。同上书，第35页。以“诗”来通上下之情是中国的传统，因此他提倡“陈诗之法”并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认为“通上下之情，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他的“复陈诗之法”就是“令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钞送山长，择其尤，椟藏其原本，录副隐名，送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进呈，候皇上采择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学政，上其名而赏之，无效者无罚。诗中关系重大，而祭酒、学政不录者，有罚。”在论述通上下之情时，还特意提及“上与下不宜狎”、“不宜隔”等一些应该注意的具体细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34、35页。
冯桂芬小心翼翼地将其民主思想包裹起来，使之“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这正表现了其思想的根本特征，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同上书，第57页。，而此命题成为了在近代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中体西用”这一文化方针的滥觞。
3中国与日本“启蒙思想”的异同
1.幕末日本的洋学与清末的洋务派
加藤弘之所供职的蕃书调所是江户幕府于1856年设立的一个洋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这里集中了日本全国的洋学精英，是日本洋学的中枢所在。在锁国体制下，幕府的外交事务很有限，多委托长崎奉行（官职名，掌管长崎市政的长官，包括海外贸易与海防）办理。1853年美国舰队叩响日本国门，并在翌年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国门被打开。不仅是外交上的必要，面对西方势力的迫近，对西方军事技术及其基础的自然科学的了解成为当时不可回避的课题。而且蕃书调所还承担了在输入洋学的过程中防止有害于国家的思想意识进入的监察任务，表现了其维持幕藩体制的立场。加藤弘之在其自叙传中就写作《邻草》的目的作了如下的说明：“西洋各国有所谓议会者，是阐述建立监督防止政府的专制的制度的，实际上是考虑到有必要改革当时幕政而写的”，其执笔的意图是站在幕府的立场，如田畑忍所解释的那样，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中吸取立宪政体、力图维持幕府体制的现状维持的改良主张”田畑忍：《加藤弘之》，吉川弘文馆1976年新装版，第20页。。
在日本，当时以土佐藩和福井藩为首的开明各藩实际上已经有议会论思想的苗头，就是说幕府体制内部也已经有立宪思想的萌芽。田畑忍指出：“无论是现状打破论者还是现状维持论者，都希望走向列藩会议论，但是他们绝非充分理解了纯粹的欧美立宪思想，就是说他们对要通过怎样的训练来完成议会制度和如何运用此制度并不知道，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进行科学的严密的研究。加藤弘之的情况也不例外。”同上书，第21页。因此，加藤弘之这一时期的“议会论”，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了维持德川幕府的“列藩会议论”的一种表现而已。参见李晓东《近代中国の立憲思想：厳復·楊度·梁啓超と明治啓蒙思想》，第162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像蕃书调所所代表的官方的洋学，在整个幕末洋学中只是冰山一角。能够入蕃书调所学习的开始只限于幕府将军直属家臣即“直参”的子弟，后来才允许这些家臣的臣子即“陪臣”也可以入学。而当时社会上的洋学塾遍布各地，据统计有上万人受过洋学教育，其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基层。参见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从实用方面而言，早在1668年，长崎的荷兰语翻译、医师西玄甫（？—1684）就拿到了西医的医学证书，善于用西医来进行外科治疗。而对欧洲政治制度的关心，早在1825年，吉雄忠次郎的译著《谙厄利亚人性情志》中就论及英国的立宪政治。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第401—402页。而在1826年兰学者青地林宗译述的《舆地志略》中的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国议会的两院制度，是日本最早介绍欧美议会政治的著作之一。尾佐竹猛：《維新前後に於ける立憲思想の研究》，中文馆书店1934年版，第18页。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第107—108页。关于西方的哲学思想，高野长英写于1835年的《闻见漫录》中的《西洋学师之说》收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从古希腊的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底斯多德，谈到笛卡儿、莱布尼兹、洛克、沃尔夫，是日本最早的介绍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对西方的哲学史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
洋学虽然是在封建统治者的庇护下为加强幕藩体制而培育和发展起来的，但随着洋学的性质从单纯的关注技艺之学发展到对包括治国之道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的关注，封建意识形态便包裹不住其思想的锋芒。幕府对洋学既有利用的一面，也有打击的时候。前者表现在幕末危机中凸现的海防与军备方面的需要。如藩书调所的创设，可以说是洋学官学化的一个明显迹象。洋学的兴起，也不可避免地要使封建意识形态相对化。对兰学的认可本身就意味着承认西洋科学技术的优越性，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探求西洋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的兴趣。洋学的发展不仅开阔了日本人的视野，也自然地萌生了一种对中华意识乃至封建体制的批判。高桥磌一：《洋学の興隆と反封建的世界観》，收入其《洋学思想史论》，新日本出版社，1972年。这种批判意识蔓延到对社会经济、对政策以及锁国政策各个领域，对幕府的统治形成了威胁，也招致了幕府对洋学的打击，在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有1828年的西博尔德事件和1839年的“蛮社之狱”。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6—297页。但是，对中华意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儒学本身的否定，他们中一些人更加希望并致力于以“西洋穷理”来附会和订正“程朱之意”，如佐久间象山在1854年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413页。，作为一种东西思想文化结合的模式，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洋学对封建体制的批判，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平等观念。从合理思想的角度来考虑，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司马江汉在《春波楼笔记》（1811年）中就提出“上自天子、将军，下至士农工商，非人乞食，皆为人也”司马江汉：《春波楼笔记》，载泷本诚一编《日本经济丛书》第12卷，日本经济丛书刊行会，1915年，第345页。，从而批评了封建的等级观念而提倡人人平等的思想。杉田玄白在《形影夜话》（1802年）中也说：“不论古今、不论何国，所谓人，上至天子下至万民，除男女之外别无他种，然分上下、立位阶，又为其各自命名而定四民之名目，为人者皆同为人也。”《洋学上》，日本思想大系64，岩波书店，1976年，第278页。蕴含在洋学中的这种平等观念，更是催生近代思想萌芽的大好温床。
在中国，与蕃书调所相当的机构应该说是同文馆（1861年恭亲王等所奏，1862年奏准）的设立。关于同文馆的情况，参见孙子和《清代同文馆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台湾），1977年版。从设立的目的与机构性质以及作为教育机构最终都或者纳入帝国大学、或者成为京师大学堂的一部分的归宿来看，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对西方科学了解，无论是在时间的先行性、内容的系统性与深入性、队伍的广泛性和人数而言，日本的洋学可以说都几乎超出了中国的洋务派。1898年《时事新报》发表社论《支那分割今更驚くに足らず》，其中说到：“1862年，福泽先生在英国伦敦时与支那游学生某氏邂逅，会谈数次，谈话多论及教育，某氏曰：谋求东洋之革新当务之急相互都是要输入西洋文明之教育，现在在日本能够读洋书而解其意，且能够将其教给他人者有几人？先生答曰：虽然难以举出精确的数字，据我估计日本国中的确该有五百人。并反问中国如何。他屈指而叹息，脸红地回答仅有十一人。……全国几亿人中仅不过十一人，这与我国几乎没有可比性，这样的话到底没有进步的希望。听了某氏的谈话，自当时就绝望了。”《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岩波书店，1961年，第209—210页。这里的“某氏”，石河幹明认为是指唐学埙。见石河幹明《福泽谕吉传》第1卷，岩波书店，1932年，第333页。中国的洋务派中，像李鸿章那样认为只是学习西方的军事、工商业就足够了的占有绝大多数，而如郭嵩焘那样明白“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认识到“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乃“其立国之本也”，强调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被视为异端。洋务派的政治立场只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的现状，而不得不主张有所改进而已。在中国虽然没有发生像“蛮社之狱”那样的事件，但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1877年）被作为禁书也具有象征意义。
日本幕末的洋学与清末的洋务派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上所述又各有不同。比如再从人员构成上看，洋务派开始多为政府的官僚，而洋学者多为普通知识分子。洋务派的努力可以说是临时抱佛脚，而日本的洋学则是未雨绸缪。
2.儒学机能的不同
同样是面对西洋列强，同样是想学习西方，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状况的不同当然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历史传统的不同，则更为根本。福泽谕吉早就以一个胜利者的口吻，说：“为支那考虑的话，当务之急虽然是和日本一样，从根底上破坏儒教主义而将西洋的文明导入国中，但是以我辈所见，支那的国情完全有别于我国，要想达到目的很不容易。”他认为中国“儒教中毒”太深，需要“从根本上破坏其政治的结构”。《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第209、211页。这不能不说是切中了要害。
中国的儒学对日本自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日本儒学有自己的特色。王家骅将日本儒学的特色概括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重视感觉经验的认识论、富于感情色彩的伦理观、“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强调灵活对应现实、与固有思想共存与融合六个方面。见其《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第六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虽然对日本儒学的特征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丸山真男所提示的，它与其说是像中国的那样“作为一个整然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具有强大的制约力与影响力的“道统”，“毋宁说在于儒教的各种理念对封建社会的人而言成为其思维范型（Denkmodelle）这一点上”。丸山真男：《福沢諭吉の儒教批判》，《丸山真男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96年，第140页。实际上关于日本儒者与中国儒者之不同，荻生徂徕早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此方之儒，不与国家之政，终生不迁官，如赘旒然，岂有立功策名、显其父母之愿哉。治经为文，各从其心所欲为，而官不为之制。”《荻生徂徕》，日本思想大系36，第531页。就是说，日本的儒者因为不参与国家政事，只不过如花瓶摆设，这样就不那么有功名之心。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经典，也不会有谁来管他们。曾经师事过朱子学者佐久间象山的加藤弘之在《邻草》中以对“仁政”、“仁义”、“圣君贤士”、“人和”等理念的尊崇而表现出了浓厚的儒者意识。同时，“道”（先王的政体）与“良术”（公会）在各自的层面上都分别被赋予了独立性。指出先王在政体建立方式上的不完备之处，而且将一种治国之“术”的“公会”的设立强调为“治国之大本”，这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将“道”与“术”等量齐观的思想，在荻生徂徕那里就已经非常突出。荻生徂徕就是用“安天下之道”即礼乐刑政等国家的制度法律来解释“道”，强调“非离礼乐邢政别有所谓道者也”，因此他将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兵学）这些与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学问看作儒者的第一要务，甚至认为道就是道术、就是文、就是礼乐，而认为那种“轻外而归重于内”的思想“是老庄内圣外王之说”，指出其“大非先王孔子之旧也”。《荻生徂徕》，日本思想大系36，第200、201页。他打着复古的旗号，是要迫使道德的理想主义让位给经验的功利主义。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民主化方案，但其所论几乎都没有超出封建制度的实用性层次，其提案也并不具有超出中国古典或先例的独创性。佐藤慎一认为冯桂芬等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典或先例中寻求探索危机的对策，就“如同试图在没有出口的迷途中寻找出路。他们越是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地去摸索正确答案，就越是浪费时间、加深危机”。他们的努力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他指出“中国近代化的挫折，决不是由于他们无能而造成的”。因为“如果他们不是那种有能力的人，倒可能会及时注意到中国文明的积蓄及自身能力的界限而试图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寻求出路。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甲午战争的败北所造成象征的中国近代化的挫折正是由于士大夫的有能力而引起的”。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4页。这种对中国士大夫“有能力”的“夸奖”，无非是对其“儒教中毒”太深的一种“体面的”解说而已。在儒学的道统下，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所说，“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魏源：《默觚下·治篇四》，《魏源全集》第12册，第46页。所谓变法，在观念上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像《邻草》中那样，将“公会”在不同的场合或者作为“治国之大本”、或者作为治国之“术”来自由对待，这对同时代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种不可能不只是说个人能力的不及，而是那种文化背景、那种强大的道统意识不允许这种意识存在。熊月之从冯桂芬对《校邠庐抗议》的修改中清楚地看出了其“思想深处的矛盾”。熊月之发现《校邠庐抗议》的手稿（藏上海图书馆）中在“公黜陟议”篇的末尾原来有如下一段话：“及见诸夷书，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柜中，视所推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骎骎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后被删除，而且把“传贤不传子”中的“贤”与“子”二字涂抹得难以辨认。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95页。在这种矛盾之中他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折中办法。他虽然提出了“采西学议”，但是由于他所提到的西学也只是侧重与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因此他所希望的“此议行，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57页。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只有对包括政治制度、哲学思想在内的西学有了整体的理解，才能真正出现“得其要领”的“通达治体者”。
为何近代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之道如此艰难而漫长？这不只是单个的中国人的有能与无能的问题，必须要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机制与特征等非个人的要素进行综合的考察才能得出妥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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