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征讨清国策案》到甲午战争的爆发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思想界虽然也有各种形态的“亚洲主义”，如朴素的、策略的、征服的各种类型，但是研究表明，在早期亚洲主义内部各种思想流派的较量中，朴素的、具有真善美的思想因素，主张真诚、朴实的亚洲团结、民族平等互助的思想从未成为影响时政的思想主流。参见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载《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这一点，如上所述，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说得很明确，即所谓“我国不可有期待邻国之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之犹豫”，就是说，要日本与亚洲各国真诚地结成命运共同体，来共同振兴亚洲，这样的想法就不应该有，连犹豫都不应该。可见其毅然决然要主宰亚洲的欲望之强烈。

    关于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准备，正如日本学者中塚明所言：“日本从政府到军队，预先就设想了和中国交战的时机并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才断然出兵的，而且日中间的交战，至少从1887年开始，具体的作战计划就已经被构想出来了。”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该期还同时发表了吕万和翻译的中塚明所发现的《日本预谋发动甲午战争的一组史料》。戚其章《日本“征清”方策的陆续发现是对甲午战争偶发说的否定》（《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戚其章认为1879年秋被参谋本部派往中国的陆军中佐桂太郎根据侦察所得整理而成的《对清作战策》是近代日本制订的第一份“征清”方策。戚其章：《日本“征清”方策的陆续发现是对甲午战争偶发说的否定》，《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实际上，早在1874年日本“征台”之际，各种对清作战计划乃至“支那征讨敕命”就已经出现了。参见安冈昭男著、胡连成译《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五章“出兵台湾——征蕃与准备对清开战”。但是真正有充分准备，对清朝的地理、军事等状况进行详细侦察之后而提出具有切实可行性的作战方案，还是在1887年之后。1887年小川又次提出的《清国征讨策案》此“策案”国内有两种译本，一曰《清国征讨方略》，一曰《征讨清国策案》。《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发表了日本学者山本四郎的《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并翻译发表了《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戚其章在《日本“征清”方策的陆续发现是对甲午战争偶发说的否定》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此《清国征讨方略》。米庆余翻译的《征讨清国策案》与原稿影印件一同刊载在林伟功主编的《日藏甲午战争秘录——〈征讨清国策案〉与〈甲午海战记事〉》（澳门：中华出版社，2007年）。这里原原本本按照影印件称此策案为《清国征讨策案》。感谢米庆余教授提供资料与译文。就很有代表性。

    1小川又次及其《清国征讨策案》的出台

    小川又次（1848—1909）的事迹早在甲午战争之后立即被奉为“帝国军人龟鉴”，后来作为“伟人”、“名将”而备受推崇小川又次的事迹散见于枫仙子的《帝国军人龟鉴》（东京：东云堂，1895年）、吉本义秋、鹈崎熊吉的《大阪人物小观》（大阪：吉本义秋，1903年）、墨堤隐士的《陸海将校の書生時代》（东京：大学馆，1904年）、中川克一的《近世续伟人百话》（东京：至诚堂，1912年）、国民军事教育会编《现代陆军名将列传》（东京：国民军事教育会，1916年）等文献，以下叙述根据这些文献作成。以至近来还有将其作为日本“陆军战略的先驱者”对其进行研究。篠原昌人著有《陸軍戦略の先駆者小川又次》（东京：芙蓉書房出版，2000年），遗憾的是本文写作时未能参见此书。小川出生于小仓藩士之家，早年就学于藩校永思馆，与后来的陆军大将奥保巩同窗，安政年间随父亲到江户，向江川太郎左卫门学习西洋兵术，其时后来的陆军大将野津道贯亦在江川塾学习，二人同心协力，大有所获。庆应二年（1866），小仓藩与长州藩有隙，率藩兵与长州藩先锋交战。明治四年毕业于士官养成所，继而升为少尉。后来在西乡从道的率领下随军出兵台湾，出征西南战争之后升为少佐。先后在熊本镇台、大阪征台、广岛镇台工作之后，1885年任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同年枫仙子著《帝国军人龟鉴》封面

    与儿玉源太郎共同在陆军大学听德国教官梅克尔（Klemens Wilhelm Jakob Meckel， 1842—1906）少校的课，得到梅克尔的夸奖，而且其长于作战战略，据说被当时的陆军少将、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1848—1899）誉为“当今的上杉谦信”。1890年升为陆军少将步兵第四旅团长，1894年以第1军参谋长参加甲午战争，因军功位叙男爵。日俄战争中率领第四师团出征，在辽阳会战中负伤归国，翌年即1905年升为陆军大将。

    编《日露战役纪念写真帖》，下馆町

    小川又次出身于小藩而能够在军界崭露头角，论者认为凭借的是他过人的谋略胆识。他与梅克尔关于山炮（适用于山地可以分解搬运的一种火炮）、野炮（具有机动性的轻型加农炮）的争论在当时传为佳话。在日本军备上梅克尔主张山炮胜于野炮，小川则反对说，山炮射程短不适于实用，必须以野炮为宜。梅克尔不服，越发辩护山炮之功能，这时惹急了小川，便愤然对梅克尔说：既然足下如此倡导山炮之锐利，试率德国之兵以山炮装备来袭击我国，我以野炮破之，这样来证明谁的正确，仅仅纸上谈兵无益。说罢拂袖而去，此举让梅克尔惊呆了。山县有朋对小川有知遇之恩，也是看重他的军人素质。据说有一次山县去视察军事演习，其他军官都是坐在高头大马上指挥，将自身暴露在敌方面前，而小川则注意隐蔽自己，其他视察官说这是演习，没有必要如此认真，山县则摇头说：此言差矣，其他将校是在演习，只有小川一人在实战。军人如果没有这种作风，临阵将误大事。此后，小川便颇得山县之信任。枫仙子：《帝国军人龟鉴》，第24—26页。

    据德富苏峰编述的《公爵山县有朋传》记载，山县任参谋本部长之后，特别重视派遣人员到中国对其兵制、军备、地理情况进行实地调查。“1880年，公（山县）选拔十余名支那语研究生，派往支那，使之实地调查各地的状况，参谋本部第二局员小川少佐（后为陆军大将，男爵小川又次）当时作为其学生监督被派往支那。此后在参谋本部第二局编纂科发行《邻邦兵备略》及《支那地志》，就是这种实地调查的结果。”德富苏峰编述：《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第798—799页。1886年他再次到中国考察，1887年2月，他根据自己两次实地考察经验并综合其他考察意见，即策案“旨趣书”中所谓“曾两次秘密前往该国，视察其形势要领，并取舍驻在该国将校之意见，以决定计划之策案”，从而起草了《清国征讨策案》。

    2《邻邦兵备略》与《清国征讨策案》对当时中国兵制与军备的记述

    《邻邦兵备略》是陆军步兵中尉福岛安正受山县有朋之命而编，据福岛所言，初版1880年秋成，第二版明治1882年5月2日起草，6月30日脱稿，较之初版虽稍有增补，但是由于清国情况极为复杂，不足之处仍十有八九。初版出来后，山县有朋将其进献给天皇御览，并于1880年11月30日同时上奏《进邻邦兵备略表》。第二版出来之后，山县有朋又为此写“叙”，可见其重视非同一般。第二版分四卷，经整理，其目录如下：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扉页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序

    第1页书影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序第2—3页书影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序

    第4页书影

    卷之一

    第一编军制（第一章兵部、第二章兵制）

    第二编八旗（第一章总论，第二章禁旅八旗亲军营、前锋营、护军营、向导营、骁骑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步军营、圆明园八旗护军营、虎枪营、包衣兵，第三章驻防八旗畿辅驻防八旗、东三省驻防八旗、各省驻防八旗、新疆驻防八旗、守陵寝兵、守围场兵、守边门兵）

    卷之二

    第三编蒙古（第一章兵制、第二章沿革、第三章内蒙古、第四章漠北蒙古、第五章青海蒙古、第六章阿拉立善蒙古、第七章额济纳蒙古、第八章准噶尔、第九章土尔伯特、第十章土尔扈特、第十一章新和迹特、第十二章内属游牧、第十三章回部）

    第四编西藏（第一章兵制、第二章沿革）

    卷之三

    第五编绿旗（第一章直隶省、第二章山西省、第三章山东省、第四章河南省、第五章两江省、第六章闽浙省浙江提标、海坛镇标，第七章广东省督标、抚标（甲陆路镇戌：提标、惠州协、广州协、肇庆协、增城营、潮州镇、南韶连镇、高州镇，乙水师镇戌：提标、碣石镇、南澳镇、阳江镇、琼州镇），第八章广西省、第九章四川省、第十章湖广省、第十一章陕甘省、第十二章云贵省）

    第六编勇兵（第一章直隶省、第二章山西省、第三章山东省、第四章河南省、第五章江苏省、第六章安徽省、第七章浙江省、第八章福建省、第九章广东省、第十章广西省、第十一章四川省、第十二章湖北省、第十三章陕西省）

    卷之四

    第七编长江水师（第一章编制瓜州镇标、湖口镇标、汉阳镇标、岳州镇标、狼山镇标，第二章检阅）

    第八编海军（第一章北洋水师、第二章南洋水师、第三章福建水师、第四章广东水师）

    第九编商船

    编纂《邻邦兵备略》的初衷，如山县有朋在该书“叙”中所言：“古有外惧之戒，邻邦兵备之盛可以强我邦矣。”是为了说明“兵力强大而后国民之志气始可旺，交际之平均始可保，平市之利益始可制，而国民之富实始可守也。”《邻邦兵备略》中的“军舰全表”（局部）

    以此作为日本扩张军备的理由。因此论述当时中国兵备的情况，不惜竭尽全力搜集相关资料，不厌其烦地描述其“兵备之盛”，甚至不惜溢美之辞，目的在于引起“外惧之戒”。而《清国征讨策案》目的在于“攻击支那”以“鼓舞士气”、“伸张国威”。正是因为两者的目的不同，对中国兵备记述的视角也就完全不同。

    这两种文献依据当时中国的哪些资料而作成？其客观性如何？这些尚有待军事史家的考证。这里仅以上述两种文献中所描述的当时中国海军的状况，比较其侧重之不同。

    如上所示，《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卷四中的第八编为海军，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四章分别进行叙述。曰：“海军之军纪训练一律取法英国，远出陆军之右，其进步亦较陆军迅速。近年依托英国所造数艘军舰最为坚牢。又于福州、上海设置造船局，制造数十艘，其他大小数种合计为一百零五艘。”在形容军舰时，常常使用“坚牢”、“其质甚坚牢”，形容船上的枪炮等兵器，也用“保存甚为善良”、“皆载著名之大炮数门”等。对于水兵与舰长、士官，其中写道：舰长士官起初皆用欧人，清人位在其下，仅听其指挥。及稍练达于事务者辈出，于光绪七年开始用清人任之，能堪其职。以此至欧人雇使之期满，则代之以清人。《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卷之四，第26页。与上述器械因素的“坚牢”等相应，人的因素，则强调其“技术熟练”、“练达于事务者辈出”、“能堪其职”，均为强调中国海军的积极的一面。与此相反，《清国征讨策案》则否定其具有“真正实力”，强调其不过“虚势眩惑”而已。其中这样写道：清国之海军，从舰长至士官人员，概为乏于学术。是以，北洋之五只军舰，皆有十二三名外国人帮助。而此辈之志操，即使谓为侠义，但内心也皆以利己为目的，一旦开战，又焉有为清国而敢死尽力者耶？纵有一二好自为之者，也需一体同心。一舰之内使用译语，在弹雨血海之中保障指挥无误，必然徒见周章龃龉。加之清国水师所辖不同，经常相互不能应援，（法国）炮击福州之际，有其他水师救助者乎？后来再三督责，也仅从南洋出动五只军舰（南琛、南瑞、开济、驭远、澄庆），且在途中空为踌躇，最终招致石浦之耻（驭远、澄庆不堪法舰追击，自行穿洞沉没）。据前述威力和实力之比较，彼反在数等之下明矣。由是观之，更无可怕之处。米庆余译：《征讨清国策案》。林伟功主编：《日藏甲午战争秘录——〈征讨清国策案〉与〈甲午海战记事〉》，澳门：中华出版社，2007年，第18页。其中提到了驭远舰，其状况如何，《邻邦兵备略》第二版中专门以此“南洋水师之一等军舰驭远号”为例进行了详细叙述，以求窥清国海军全豹之效：驭远舰为光绪二年上海造船局全部以新加坡木材制成，其质甚坚牢。长三百尺，宽四十八尺，吃水二十二尺，水上十八尺，五百马力，时速能行十二海里。左右两舷共开炮门二十，十七厘米克虏伯炮十二门，更大者六门，作祝炮使用的备有两门。每炮有十个弹丸罗列于其两侧，加上弹药库所储藏的，每门炮有一百发。

    搭载的人员合计二百九十六名。其编制如下：总官一名、舰长一名，总官为副将、舰长为游击。其中水兵部，水兵分为四哨二十队，队长一名、水兵十名。五队合为一哨，属于队总指挥，故其总员如下：队总四名、队长二十名、水兵二百名、鼓号手六名，合计二百三十名。队总为都司守备，队长为千总、把总、外委。水兵为旧水师兵中之情愿者编制而成，服役不定期。若至老迈，有子则使用其子，无子则放弃。士官亦多采自绿营之中，虽未设兵学校，但技术十分熟练。

    其器械部，器械舱队总一名、副管轮一名、三管轮一名、四管轮一名、五管轮一名、正舵六名、副舵六名、木匠二名、器械舱长一名、油夫五名、伙夫十八名、煤夫十二名，共计五十五名。外有医官一名、饭夫七名。铳器为上海制雷明顿（Remington）铳和英国老式的前装施条铳混用，保存甚为良好。服装，守备以上着普通清衣，一见难以识别其官阶。千总以下头缠黑布，衣以黑天绒修边，其胸背亦以黑天绒著队长二字。水兵衣以红色修边，胸背大书某哨水师。靴用布不用革。

    月俸。总兵四百两、都司二百两、守备百五十两、千总五十两乃至六十两、把总三十两乃至四十两、外委二十两、水兵十五弗。炊事皆为自办。

    舰内设药室，若有病者，近陆则医官写药方与之，自就药铺购求。医官皆用纯粹之中医疗法，只存有数种药剂以备航海中不时之用。《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卷之四，第20—22页。这些描述无疑为我们了解当时清朝海军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据1918年海军部副官兼编纂科科长池仲祐所编《海军实纪》记载，“驭远”兵船为“上海制造局制，于光绪元年告成。船身长三百尺（计英尺），宽四十二尺，吃水二十一尺，马力一千八百匹，排水量二千八百吨”张侠、杨志本、罗澍伟、王苏波、张利民合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179页。。记述稍与有出入。关于时速，《海军实纪》也有“可勉行十海里”同上书，《清末海军史料》，第306页。的记载。而关于中法战争中的“石浦事件”，即《清国征讨策案》中所谓“石浦之耻”，其所指出的军备分属于不同地方管辖，遇到紧急情况“经常相互不能应援”，可以说是切中了清政府军事管理体制的要害。“驭远”、“澄庆”是南洋水师的军舰，隶属于江南提督，受两江总督节制，而事发之石浦，属于浙江宁波知府管辖。据说浙江地方当局视保护“驭远”号和“澄庆”号为“非浙江地方之责”，甚至宁波知府宗源瀚把避入石浦的这两艘“外地”军舰当成了累赘和包袱，以至于当两舰官兵遇难登岸时还遭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劫掠黄振南：《石浦事件初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真是可悲。这两艘军舰是纯粹“不堪法舰追击”畏敌自沉，还是有其不得已之处，尚可以分别探讨参见黄振南《石浦事件初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但是造成“石浦之耻”，从大局而言，并非与日本无关。

    日本利用中法战争，早有与法国连横的想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在朝鲜的利益。1884年中法战争相持之际，日本在朝鲜制造事端，客观上分散了清政府集中兵力打击法国侵略者的力度。1884年11月中旬（农历9月下旬），“李鸿章奉电旨，饬拨北洋兵轮赴闽援护台湾。遂募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C.K. Commodore Stribling），派其率带‘超勇’、‘扬威’两船赴沪，会同南洋所派‘开济’、‘南琛’、‘南瑞’、‘澄庆’、‘驭远’五舰，在沪修整，以备南下。十一月，以朝鲜有事，将‘超勇’、‘扬威’调赴朝鲜。”《清末海军史料》，第306页。

    实际上，清朝海军及水师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制驭日本”。1880年12月3日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筹议海防折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拟请严防东洋”，强调：“揆诸远交近攻之义，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也。旧年擅废琉球，今且窥伺高丽，琉球弹丸之国，海中一隅而已。高丽则与东三省唇齿相依，《传》曰：‘蜂虿有毒，而况国乎？’正此之谓。现在求购枪炮，高丽已有自强之意。拟请密谕李鸿章，酌派将领预为应援之地，保藩服正所以自保也。”《清末海军史料》，第19页。而李鸿章1881年1月10日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说：“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至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但同时，日本还是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或谓“日本国小民贫，虚骄而喜事”，或谓“日本地狭财匮，近虽倔强东海之中，其力量亦断不能多购真铁甲也”。同上书，第24、26页。

    其次，日本舆论如何看待中法战争呢？我们还是举福泽谕吉为例，他为此发表过许多文章，比如他认为只有以血腥的战争来治疗中国的痼疾，他说：盖今日之支那国终究没有看破文明之学问而奋然加以利用的决断。那么只有蛮夷戎狄的西洋诸国的邪器邪物在实际的冲突中让其自身感到胆寒，才顿悟到运用电气蒸汽的重要，此外没有别的治愈支那国之痼疾的良药。这样，不管是谁，谁能够使支那人胆寒、叫醒其四千年来的懒觉者，实际上就是支那国的大恩人。《佛国は支那の恩人なり》（1884年3月4日），《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410页。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支那的仇人法国则又是支那的大恩人。”同上书，第412页。而后来他对中法战争的性质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次法清事件，不简单，并非寻常区区之小纠纷。仅从假相来看，此事件好像只是支那与法国的纷争，但是如果洞察事件的真相，就可以说是气运使然，在欧洲文明之各国渐渐侵入亚细亚之际，如果说法国是偶开其渐侵之端，其大势实际上是欧亚交争之开始。……这次清法事件为支那灭亡之伏笔，即便一时和解，将来无法挽回的难症必然由此事件引发。”《東洋の波蘭》（1884年10月15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72页。如果回过头来推论，中法战争为中国灭亡之伏笔，而中国还得将使中国走向灭亡道路的“仇人法国”当做自己的“大恩人”！在他看来，中国的灭亡已经无法挽回了，可以说中法战争也是福泽谕吉“脱亚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在这种社会舆论之下，我们来看《清国征讨策案》，就不难理解其用心了。

    那么，《清国征讨策案》其中国认识如何呢？

    3《清国征讨策案》的中国认识与行动选择

    《清国征讨策案》以下所引《清国征讨策案》内容，皆出自米庆余译《征讨清国策案》，收入林伟功主编《日藏甲午战争秘录——〈征讨清国策案〉与〈甲午海战记事〉》，第13—25页。原文影印，见该书第26—53页。不一一注明。分“旨趣书”（即前言）、“攻击策案”两个部分，其中“攻击策案”中又分为“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三编。该策案的中国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中来认识中国。首先，它完全认同当时“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现实，在这时形势下，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认可这种帝国主义的逻辑才能生存和发展。他强调：“今日乃豺狼之世界，终究不能以理论和信义相交际。故而，断然研究进取之术，谋求国运之隆盛，实为重要。”在这个豺狼世界，没有什么信义可言，强权就是道理，是以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他在“旨趣书”中说：“在现今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万一无进取之计划，让诸一步，军无防御之策案，则将愈发招致外部觊觎，内部士气益加衰弱。此乃关系国家之兴败，岂有较之更为甚者乎？更何况，有如邻邦之清国，忍怨待机，而使欧洲强国之船舰出没于咫尺而逞其欲耶？故而，视察清国之形势，而渐次倍有所感。当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加以攻击。”在欧洲列强觊觎中国与东洋之际，日本必须研究认真中国的形势，等待时机加以攻击。他明确表示：“清国虽然困弊衰败，但作为亚细亚之大国，东洋之命运与清国之兴亡依然关系甚多。彼邦若是万一被他国蚕食，则本邦之命运亦不可图，莫如在欧洲诸国未侵入之前，先行确定统辖彼邦之谋略。”就是说要先下手为强。若发现西方列强“有投机而谋求夺取清国者，当切实审视地形，于我无害之地，可付之不闻不问。最终彼得寸土、我得丈地，彼占一小部、我占大部可也。然，现今幸而欧洲各国相互警戒，适值没有远征时机及实力之际，断然确定先制进取之计划，以求国家他日之安宁幸福，乃是今日最大之急务也。”就是说，与西方列强相比，日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一定要实现“彼得寸土、我得丈地，彼占一小部、我占大部”的目标，而且要趁着欧洲各国在相互戒备没有做好进一步瓜分中国的计划的大好时机，即在欧洲诸国未大举侵入中国之前，先下手为强，确定好统辖中国的谋略。

    《清国征讨策案》骂西方列强为“豺狼之白人”，实际上，该策案本身不仅完全认同了“豺狼”的逻辑，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与豺狼相比，其狠毒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于他对中日关系的本质的认识决定的。

    第二，从中日关系来看，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中，他认为中日不可能两立。他在“彼我形势”中开宗明义：“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他以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来形容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说：“英国保持其富强，不可不首先拥有印度。也即，我国不可不掠地于支那，以之为附带防御物，以之为印度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为了日本的独立和发展，必须掠夺中国。再者，他认为中国一旦实力强大，成为强国，也不会对“曾使其受到败辱、只有彼十分之一”的日本友善。他说：近来，适值其陆海两军渐次改良之气运。然清国优柔寡断，显然不能一蹴而为强国。但其勤勉不怠，当可达到相应之境界（就目前情况而言，二十年后当可稍至完备）。苟其实力稍备，其对我国之感情果然如何，实为不堪杞忧。自尊自大之彼，若是达此实力，则即使对无关之邦国，亦将弄其相应之腕力，更何况曾使其受到败辱、只有彼十分之一之我国焉？台湾之举，深深映入清人脑中，如琉球馆者，今日尚且存于福州，依然受清人之扶持。又如朝鲜事件，反招清人蔑视、朝鲜之怨声。由是观之，清国终究不是与我保持唇齿之国。这里实际上有一种明知自己做了亏心事，因而对将要强大起来的中国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即便如此，他也坚决反对调和中日关系，而是主张坚持明治维新以来的强硬政策，即所谓“明治维新之初，我则常常研讨进取之战术策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进而处分琉球等等，且以断然与清国交战之决心而坚决行之，实乃当继续之国策是也”。对待中国，一定要趁其尚未强大起来，而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即他所谓：“当乘彼尚且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其不能活动，方可保持我国之安宁，以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其冷酷与险恶，可见一斑。归根结底，《清国征讨策案》的目的“在于吞并不可保持媾和之邻邦，以绝欧洲诸国之觊觎，使国威伸张于天下，隆盛东洋之命运”。其吞并中国的野心毫不隐晦，昭然若揭。

    第三，对中国问题的具体认识。从总体上而言，《清国征讨策案》一方面始终强调中国是日本的“强邻”，强调“清国虽已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还不是真正的强国，说：“清国近来虽然虚张声势，频繁谋求扩张军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绝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这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作者具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思想。他反对当时日本存在的“动辄将清国视为强国，自行宽仁，不谋进取。倘若出此之计，则只能增长彼之觊觎，益加招致外国蔑视，益加损伤国民士气，以致酿成无复挽回之势。此时，宜讲究进取计划，有可乘之机，则益加伸张国威，确定断然不动之国策，乃是当务之急”。具体而言，他从军事实力和精神状况两方面来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在军事上，中国的兵力，虽然“三十万八旗兵之外，有绿营兵六十万及蒙古兵十万，合计百万”，但是他批评曾经“勇猛绝伦”的八旗劲旅，由于“惯于承平，浸染华美之风”，已经成为“无用之物”，而绿营兵也是“舞弊之风日甚”。实际上用来作为日常攻防的兵力，是勇兵即临时募集的壮丁和从绿营中选拔出来编制而成的练军四十万。但是，这些兵力在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弊端，严重影响了战斗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种四十万兵力，并非元帅一人统辖，而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是以，教育之法各不相同。或有刻意改良之人，聘任外国教师，但可惜者，并非举而全然委任于外国教师，而是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不过徒生烦杂之极。其教育既已如此，其军备又何能齐一？故而，一朝有事之际，聚合此等士兵奔赴战场，其不便之处，必然不可名状。加之，更为可怜者，乃是将校为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皆是唯有利己之谋。以如此将校指挥如此之兵，其临阵对敌之技，实可察知。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急，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而且，内地之教匪、苗民（将四川东南不化之民称作苗民）等，常有思乱之徒。平时以防勇、练军为主，以备镇压，也难以举之过半援助邻省。战时无动员编制，增加或补充兵员，不过临时招募无赖游民，是也足以证明其军备薄弱、财政困难。不仅如此，作者还看到：“安南战争以后，北京政府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由是观之，无非是担心防勇、练军日趋进步，八旗兵之衰败益甚，动辄危及清朝而不得已之措施。但恰好如同减少剽悍壮勇之精兵，而训练贫困惰弱之士族。是以，可谓清国之实力又有几分退步。”而且他还详细考察了炮台等军事设施，情况也很糟糕：“视察清国河海防御之力，其炮台数量虽然众多，其配置之炮也为不少，但其位置、构造之法，并不得宜。除一二之外，皆如无有，甚至反而有益于敌者。”总之，中国即便为大国，也并不可怕。他看透了中国“自大成风”，一旦有事，“则内心实为畏惧，但表面却装作傲慢不挠之状。故而，其惯用之外交政略，常以虚喝之手段。此乃其屡次与外国酿成纠葛，又屡次得以败辱之因也。”

    中国国民的精神状况如何呢？在“彼我形势”的第十项中他对中日两国在“忠君爱国之精神”上加以比较，他强调：“国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国内富饶，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若是缺乏此种精神，即使携带何等兵器，国有多少之富，也无济于用。”他认为日本是“富于忠君爱国之精神”的，中国的状况如何呢？他说：支那自古以来，朝廷屡屡兴亡变迁。其为国君之人，或起于民间，或来自塞外，以一时之威力而统驭人民。故而，人民于奉戴国君上，缺乏忠君之精神，因威力之张弛而乱党起伏。如今日之清朝，也是兴于满洲而最终君临其国。其威力既衰，故人民有厌恶清朝之倾向。长发贼、回匪大乱以来，至今窥伺帝室之贼徒不绝。清朝特意训练八旗武士，实乃虑于此也。是以，清国若为纯然之共和政治，但缺乏忠君精神，即使富于爱国之义勇，在一朝有事之际，人心可以奋然于此，但今日清国之人民，只知有本国而不知有外国，沿袭自尊自大之旧习，且疏于天下之形势，乃无智愚昧之人民。是以不知爱国为几何。呜呼，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认识，促使他作出了需要趁早对中国进行攻击的征讨方案。其具体的“作战计划”，我们来看前六项的原文：第一项欲使清国乞降于阵前，以我海军击败彼之海军，攻陷北京，擒拿清帝，是为上上之手段。而易奏其功者，则是在攻击北京之同时，以堵截击败来援京畿之敌兵最为紧要。故而，为达此目的，应派遣之远征军总数，当为八个师团（六个常备师团、二个后备师团），其部署及任务确定如下：

    第二项在海军掩护之下，将五个常备师团和一个后备师团，送至直隶湾，在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攻克昌黎县、滦州、永平府，以永平府为基地，设置兵站、医院等，利用滦河联络海军，且维持与本邦之交通。占据永平府后，一个常备师团则直接进发，经开平占据唐山，利用铁路在此设置坚固据点。然后，则夺取芦台，时时运动，以示突入天津之状，牵制天津清兵北上，兼任保护我军背后安全。

    第三项二个常备师团经滦州、开平、丰台、宝坻县、香河县进入通州。此二个师团之左边为天津，要对天津方向加以戒备。另外二个师团，要经永平府、丰润县、三河县进入通州。在此种行进中，要断绝通往热河及北京以北之道路，进行警戒并采取阻止清帝逃逸和来援之兵。此四个师团，事无巨细皆当相互援助，奋力猛进。占据通州后，当以之为据点，尽力收集地方物资，直接围攻北京。

    第四项围攻北京之部署是，二个师团在通州地方，另外二个师团占据燕山地方，以东西北三个方面为团，在东西两个方面虚张声势，以东北角为正面攻击之点。

    第五项一个后备师团与上述各常备师团同时登陆，夺取山海关，并坚固防守此地，以断绝东三省清兵救援之路，且注意铁门关方向，以使我军无东顾之忧。

    第六项一个常备师团和一个后备师团，与海军同时进入扬子江，首先攻克并占据吴淞，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之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陷江阴、镇江、扬州、南京、九江、安庆、武昌、荆州、长沙、宜昌等沿岸要冲之地。在扬州、武昌设置各师团之本营，占领镇江、南京、安庆和荆州，在南京拥立明末后裔，以截断长江，使长江以南之清兵不能北上，且在长江以北之地，进行背后骚扰威胁，使长江以北之清兵不能北上，并收集地方物资，以为持久之计，使攻击北京之兵，尽专力攻陷之任。其“作战计划”中非常重视南京的军事地位，强调：“一旦攻陷南京，则实与击败十八省四十万之敌具有相同之功效。夫南京乃是清国重地，明朝之旧都。故而，人民有南京之存亡即十八省存亡之感。咸丰三年，长发贼得之而强，同治年间失之，则如同瓦解。其因由也是如此。”他看到清朝内部不满势力结社为各种党羽，相信日军“一旦攻陷南京，此党显然会闻风而起，于各地反抗清廷。至此，小党相率云起，清廷终将至土崩瓦解之势。诚如是，则即令有百万之兵，又有何余力对抗我军。再者，我军夺得南京，若是立即拥立明末后裔，以此为都，则必然有所来附，益加呈现众多反抗清兵者。至此，能够抵挡我军者，不过为北京附近六七万之清兵。刻日制胜，使之为城下之盟，达到我国目的，决非难事。”达到此目的之后，他还有签订条约以分割中国的具体善后计划：若是达到对敌战争之目的而缔结条约，则要将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之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三项所列之地区划归为本邦版图；将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与清朝，令其在满洲独立；在支那本部，则迎明末后裔建立王国，割与扬子江以南之地，使之成为我之保护国，以镇抚民心；在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行立一王国，使之为我所属；在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在内蒙古、甘肃省之准噶尔，选拔其酋长或人杰，使其为各部之长，且受我监视（可参考附图）。如是分割十八省，在满洲立一国，区划西藏、蒙古，平均其力，唇齿相依，形成进步之计划，则面对欧洲之豺狼，亦不足为虑也。其中所谓“第三项所列之地区”包括以下“六个要冲”：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他详细地分析了这些要冲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其分割计划可谓处心积虑，十分周密。

    据考证，小川又次的上述《清国征讨策案》在甲午战争前的陆军中很有影响。山本四郎：《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4山县有朋的中国认识

    山县有朋（1838—1922）是日本近代军制的奠基者，制定了征兵令，创设了近代陆军。以陆军卿的名义颁布《军人训诫》（1878）以及他起草的《军人敕谕》（1882），强调军人的服从意识和天皇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体现了其皇国史观，他的对外扩张思想也是对吉田松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孙耀珠：《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思想和政策的继承》，《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甲午战争中被任命为第一军司令官，直接指挥战争，实践他的扩张战略，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之处。在甲午战争之前，山县有朋作为明治国家革新政策的推进者，在为日本近代国家确定前进的方向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后，他作为统和军阀与官僚的象征，创建并维护着军国主义的官僚体制。他的一生几乎就是近代日本政治史与军事史的缩影。参见藤村道生《山县有朋》，吉川弘文馆（人物丛书），1997年新装版第三次印刷。

    山县有朋的中国认识与行动，既有理智的、现实的一面，也有豪情万丈的一面。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节上，他都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的意见与策略。

    在日本出兵台湾之际，山县有朋作为陆军中将兼陆军卿于1874年7月提出《外征三策》。他认为上策是从台湾撤兵，这样“彼方（清国）必不至于率大军来讨”，但是这种策略因为西乡从道等人的固执而无法实施，于是他提出第二策，即所谓：如果朝廷决定与清开战，臣请率三万之兵蹂躏江苏，乘机而上直隶，至于事之成败利钝虽然未必可期，而三万之兵非一举可歼，颇可迁延时日，而其间朝廷与诸外国交涉而施行交合居间等策略，庶几不损声焰可济于事。若幸而我果得势，则直接突入天津，唯要城下之盟。至于出兵区处，臣素有胸算，此处不论。山县有朋：《外征三策》（1874年7月），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明治百年史丛书16，原书房，1966年，第58页。继续派援兵赴台湾，他认为是兵家所忌，誓死也不能出此下策。上策和下策，即他所主张的撤兵和他所反对的增援都未被采纳，他也只能尽一个军人的“本分”，即如果决定开战，他不论成败将毅然出征。

    他对现实的冷静的审视，集中表现在重视对中国兵备情况的搜集和整理上，其成果即上述《邻邦兵备略》。他在上奏的《进邻邦兵备略表》（1880年11月30日）中说：“夫清国之兵制于现今变动无常，难知其详细，但其兵数大约不下一百万，人员极多，资费极夥，而整体的制度未改，民风犹安于旧习，因而使用刀枪弓箭鸟铳等兵器者尚占其大半。队伍阵营之法、部署号令之节，亦仍旧惯，未可遽称其强。加之土地广大、道路辽远而多沙漠等，即便号令布置得宜而有兵数百万，其应援分合亦不如其意。咸丰北京之役，英法同盟军竟然仅以两万而逞其志，当时清廷之政略兵略皆失，以中国尊大自居而视四邻之弱小者为未开之国，以此对付欧洲百练之兵，其失败为理所当然。此后岁月渐久，与各国之交际亦日益亲密，故清国亦不能守古辙，遣学生于欧美，差驻星使于各盟约国，以此可稍察晓外情，兵器战舰皆知西法之所长，政略兵略可谓均前进一步。”《山县有朋意见书》，第95—96页。他是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当时清朝的改革的呢？他说：清国如果诚如近日之状，兵制改革骎骎不止，遂可横行于万国，岂止仅仅称雄于东洋乎？夫邻邦兵备之强，一可以喜、一可以惧。如果以此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以喜；如与之生衅隙，亦不可不谨慎畏惧。若邻邦疲敝衰颓成为欧洲各国之饵，唇齿之势，我亦受其压迫；不若相互对峙于东方永保和好为宜。今万国各守其国疆，各维持其独立，邻邦之兵备愈坚，本邦之兵备亦愈不可忽视。如果提防不周密而一旦产生罅隙，则溃裂四出以至不可复救。北方之强露自不待言，西邻果得其强，则介于我与朝鲜之间，犹如春秋时代郑卫之于晋楚，当列国权谋相倾之际，欲保无如假道于虞以伐虢之变，毕竟除恃我之强别无可图。此明晰之理也。同上书，第97—98页。自强才能自保，邻邦兵备之强有可喜的一面，他关注更多的是可忧的一面，强调必须以自强来严密提防，认为最好是势均力敌，以保和好。这里可以看到他还是将日本放在一个劣势的位置，以此来考虑如何应对强势的中国。

    1883年中法战争正酣之际，山县有朋对中国的戒备心理进一步加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军备向西方学习进一步深入，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是自觉到日本在出兵台湾、处理琉球问题及朝鲜壬午事变上“有凌彼之势”，害怕中国报复。他说：“清国自有长毛贼之乱以来，陆海军制渐渐为之一变，模仿西洋式样，雇用洋师，购入洋舰，已有百余艘之多。近来委托德国制造的甲铁舰，无比坚固，加之兵气之壮勇、士官有勇猛熟练者，亦可争雄于宇内。我国与彼缔结条约以来，自出兵台湾、处理琉球，以至于办理朝鲜事变，虽然皆为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但实际上有类似凌彼之势、杀其威者，彼之对我国抱有不平，盖非一日。彼将乘武备充实内治稍修之机，起而为东洋难制之强国，……亦不可测。且李鸿章受命办理安南之事，已经调集水师南下，万一清国与法国最终达到和平之局面，难以保证其不生产转锋而向东之意。”《对清意见书》（1883年6月5日），《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37页。要求在军备与外交上做好准备，“为举全力而决胜必须实行非常之政略”。就是说，他是将中国作为一个需要全力以赴来应对的“想象中的敌国”来看待的。

    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焦点在朝鲜问题上，这一观点后来逐渐明确。如山县有朋在1888年1月提出的《军事意见书》中就提到：“我国之政略在于使朝鲜完全脱离与支那的关系而成为自主独立之一邦国”，“然而支那政府对外扬言朝鲜之故自主独立，而暗地里以附庸国待之，每每干涉其内政，是以在朝鲜日支两国之政略动辄不免冲突。明治十八年有京城之变，依据天津条约虽然有维持和亲及对朝鲜国规定相互关系，但是尔后支那政府之干涉朝鲜内政日益加深，支那政府如果借机违犯天津条约之条款，我国不可能付之默然。回顾彼之京城事变之际，我国政府虽欲以和平之主义了结其局势，当时如果到了情不得已，朝廷的决策不是到了可以对支那宣战的地步了吗？”《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79页。就是说，为了朝鲜，日本可以不惜与中国开战。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他在1890年3月发表的《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说法，他主张： 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一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之形胜。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邻国接触之势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作为国家，无不有其主权线，也无不有其利益线。而外交及兵备之要诀就在于此二线之基础。方今立于列国之际，欲维持独立，仅仅守护主权线还不足，不可不进而防护利益线而使自己常立于形胜之位置。防护利益线之道如何？各国之所为，苟有不利于我者，我有责任排除之。不得已之时，则用强力达到我的意志。不能防护利益线的国家，退守其主权线亦依赖他国之援助才免遭侵害，这样的国家还不能可望成为完全独立的邦国。我国的现况是足以屹然自守，任何国家也没有窥窬我邦土之念。这一点虽然任何人都无容怀疑，但是进而到防护利益线以巩固自卫之计，则不幸与前者全然不同。

    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际上在朝鲜。……不可忘记，朝鲜之多事之时即成为东洋生产一大变动之机，而维持朝鲜之独立有何等保障，岂非对我利益线之最急剧之刺激？山县有朋：《外交政略论》（1890年3月），《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6—197页。1890年12月6日山县有朋总理大臣在众议院（第一届帝国议会）的演说《施政方针演说》中又重申这一主张，强调：“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途，第一为守护主权线，第二为保护利益线。其主权线即谓国之疆域，利益线即为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凡国家不能保护主权线及利益线则不为国家。方今介立于列国之间，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护主权线决非充分，必须要保护利益线。”见《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03页。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日本的利益线的焦点在朝鲜。当然，这种利益线的主张不仅涉及中国，还会引起欧洲诸列强的关心。山县有朋这时的目标还不是日本独占朝鲜，而是希望“日清两国成为朝鲜的共同保护主而生产东洋之均势，两国可以在将来鼓舞振兴同舟尚武之风气，可不使其萎靡”。《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8页。

    除了加强军备这种国家的硬实力之外，与上述小川又次在《清国征讨策案》中所强调的“国之基本”“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一样，山县有朋在这里也同样强调精神作用的重要，他说：“国之强弱，不可不以国民忠爱之风气为根本，如国民无爱恋父母之邦而以死自守之念，则虽有公私之法律，国家也一日不能自存也。”《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00页。

    日本明治初年以来就致力于“条约改正”，废除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废除治外法权和恢复关税自主权。致力于条约改正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日本近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日本加入西方列强阵营并一同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过程。这种意向，当然在山县有朋的思想中也会有所体现。如1891年2月16日山县有朋作为总理大臣在众议院所作的《关于帝国国是之演说》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入西方列强之中与之为伍，他说：“现在列国竞相扩展武备，眼光逐渐进而关注东洋诸国，这种形势我想已经为诸君所洞察。在宇内这种大势之下，扩张武备日盛一日，且与列国交际，必须加入其中与之为伍，与之为伍，不仅共同保全权利，也必须担负列国均一之义务。”同上书，第206页。在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他对中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与西方列强的比较中，他已经不把中国作为对手。1893年10月山县有朋作为陆军大将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描述了中国的“衰退之状”，他说：“明治7年台湾之役以来，秘密地观察清国的动静，尔来数年间，其兵制可以见到有实质性的进步，但是明治十八九年以来，有稍稍陷入衰退之状。福岛安正曾作为北京公使馆的武官而长期在清国，这次又经过支那内地，就其所目击者，说鸦片之毒害已深入军队，其志气之衰，实在令人吃惊。到吉林城时，藏格兰的传道医说，过去吃鸦片的百人中只有三四人，现在百人中达到七十人。”同上书，第218页。而且，他看到中国的实力也终究无法与西方的俄国、法国等列强抗衡，加上这种状况不可能在两三年这样的短时间改变，因此，他感到“东洋长久的太平无事终究难保”，并预测“东洋之祸机不出十年将破裂，其时成为我国的敌手的不是支那，也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诸国”。同上书，第220—221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走上称霸亚洲的道路也有欧洲帝国主义的参谋在起作用，比如德国的须多因曾经明言：“为东方亚细亚举旗以应宇内之大势者，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日本人为东洋开明之义兵也，诸君以此相勉吧！此功一成，东半球属于日本之麾下，朝鲜中国以下诸国，亦以日本为新文化之本源。”海江田信义编：《须多因氏讲义》，宫内省。见泷井一博《トイヅ国家学と明治国制——シュタイン国家学の軌跡》，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年，第238页。山县有朋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特别是在对朝鲜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上，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须多因的影响。参见加藤阳子《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東大式レッスン！征韓論から太平洋戦争まで》第四讲“利益线论是如何诞生的”，讲谈社现代新书，2002年。

    5走向甲午战争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自从其出兵台湾以来，各种舆论上的、战备上的准备就一直在进行着。甲申政变之后，日本朝野将目光锁定在朝鲜问题上，这种准备就更加明确了。所谓舆论上的准备，有像福泽谕吉那样从所谓“文明论”的角度来以文明对野蛮之战加以粉饰的，也有以这种粉饰为书生空论而赤裸裸地直言此战为利益之争的。

    甲申政变之后，时任宫内省一等侍讲的副岛种臣于1885年2月25日对来访诸生发表了《甲申事变后的对清政策意见》，其中对文明论的“空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空论是什么？当今第一空论就是世人皆为了力图使朝鲜趋于文明而来证明其独立。没有比这再愚蠢的了。你们认为现在是什么世道？强国以合并弱国而日日开其封疆为务。这是争夺的世界。如果说世界是争夺的世界，那么，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准备相应的兵力。没有兵力，对争夺世界而言就无以自立。无论朝鲜变得多么文明，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列强，无论如何也不会退却。治理好了，那便是无上的美餐。还能够给加以开垦的话，那就太感谢了。之所以表示满意，那时估计到了物产之类恰好兴盛的时候，将要吞并可谓必然之势。

    对日本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日本四面环海，在一瞬千里的军舰的战争中，日本是进攻容易而防守至难的国家。因此要使日本万世独立，必须要在大陆拥有领土。大陆方面日本可以攻取的只有清韩二国。世间书生虽然空论违背正理而出无名之师，而书生所夸耀的无上的西洋诸国之文明却正是如此。即便在西洋，宣扬力图停止战争、不应该战斗争夺的，也只限于学者即空论者。政治家实务家决不会这样。战争而忘记本国利益、为他国而谋求仁惠，不是背叛本国而忠于他国了吗？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3卷，东京：慧文社，2007年，第516页。就是说，像朝鲜这样的弱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都只有被吞并的命运。日本在这样的世界应该何以自处呢？他的观点十分明确，也道破了百年来日本大陆政策的奥秘，即所谓：“要使日本万世独立，必须要在大陆拥有领土。大陆方面日本可以攻取的只有清韩二国。”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通过战争，所以他不仅希望战争尽快爆发，同时也为战争在“公法”上寻找“合理性”。他说：“支那政府正因为是将满洲作为本国，才认为朝鲜是藩屏，而今如果任日本之意则对支那不利。这样的话争论没完没了。争论没完没了就会发生战争，战争才能确立日本的国家根基。世上书生的空论则说对无休止的论争不可兴无名之师，真是愚蠢之至。不是无休止的争论的话不能兴师。争吵中如果是非曲直都判然明显，只要一方谢罪了，就不会争吵了。各自争执才有斗争。我希望没完没了的争论尽快发展成为战争。”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3卷，第518页。他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所谓“均势之义”，即为了国家的独立，有充分防御的权利。他举例说：“所谓均势，就是如果俄罗斯攻取了支那一半，我亦应该取其半而不亚于俄罗斯。”他认为这种做法“在均势上说完全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他以此类推，指出：根据此理，现在支那要将朝鲜作为属邦，因为这不利于保全日本的独立，破坏此事是保全本国独立的正当的权利。而如那些空论家所言，使朝鲜文明化，那才是公法所不允许的，因为在公法中严格禁止干涉他国之事情。朝鲜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我国都没有干涉他国的道理。这是不必要的关照。只是为了保全我国的独立而应该伸张充足的权利。这是公法所许可的。这是公法上的奥义。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3卷，第517—518页。副岛种臣自许为日本精通公法的第一人，他所理解的“公法的奥义”，就是只要有碍于日本的独立，有损于日本的利益，就可以充分地伸张自己的权利。他认为日本的这种权利不仅可以伸张到朝鲜，更应该伸张到中国。他迫不及待地告诫说：“现在攻取支那的话，因为有土地就有财富，自然可以偿还今日之费用，也可以保持万世富强独立。虽然有人说现在出征支那所需三千万元的准备金还不足，这应该是陆军卿所可以鼓动的。”并强调：“从支那略取土地而建立富强之基础，这是经济上的高招。如果倡导因循之议论，今年不战明年不征的话，日本三十年的命脉啊（先生手颤目睁、起腰咬牙，声音激越。其慷慨使在座者皆泣）！我无论到何处都决心兴起日本万世之业。”并以“我愿意与我们忠勇义烈而请求从军的壮士一起为了国家而抛尸清朝之土地”同上书，第521—522页。表示自己的决心。

    以外交手腕“施尽狡狯手段”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中华书局，2009年，第9页。促使甲午战争开战的陆奥宗光（1844—1897）与上述副岛种臣的思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对待中国及朝鲜问题上都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特色。对甲午战争及“陆奥外交”、研究学界关于《蹇蹇录》已经有许多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参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上、中、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戚其章最近出版的《甲午战争新讲》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普及性著作。日本学者著作的中译本有米庆余译《日清战争》（藤村道生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中塚明著《歴史の偽造をただす》、《〈蹇蹇録〉の世界》两本著作合编而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等。这里仅摘录一些《蹇蹇录》中有关中国认识的文字，以示其“开战外交”的由来与特色。

    《蹇蹇录》手稿（据《伯爵陆奥宗光遗稿》）

    中塚明校注岩波文库版

    《蹇蹇录》扉页

    从文明的发展与变迁来看待中日关系，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认识中国的方法，陆奥宗光也不例外。他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指出：中日两国自从作为友好邻邦相互交往以来，已有悠久历史。不论政治、典章、文学、技艺、道德和宗教等一切文明因素，几乎无一不出自同一渊源；而且在往昔，我国受中国文明的诱导实非浅显，因此中国自然形成了先进国的地位，而我国则为后进国。然而，近来欧洲各国的势力逐渐伸展到东方，所谓西方的文明因素也流播到远东地区，特别是我国，从维新以来至今已有二十七年，政府和人民，努力效法西方文明，完成各种改革，进步突飞猛进，几乎完全改变了旧日本的面貌，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日本，而使当时欧美先进各国为之惊叹。然而，中国却依然墨守成规，丝毫未适应内外形势，努力改变旧习，因而两国虽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现一种奇异现象：即一方积极采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虽然也曾有过我国汉学者常称中国为中华或大国、不顾自国的屈辱而一味崇慕中国的时代，可是现在则我国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日后势必发生一大争论。而且不论外表上的争论出于何种形式，其争论原因必然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加之双方疆土毗邻，国力不相上下，久已存在的功利之心和猜忌心，日积月累，已酿成两国的憎恶和嫉妒，以致两国之间不应怀疑的也要怀疑，不应侮谩的也要侮谩，表面上虽未露出任何争论，但是祸机潜伏，爆发于何时何地未可逆料。如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已无详述的必要。但自明治15年（1882年）以来，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已经完全集中于朝鲜。以后只要一涉及朝鲜问题，双方便怒目相向。就以此次事件来说，双方从一开始就企图乘朝鲜内乱的机会，在朝鲜扩大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岩波书店，1983年，第58—60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7—28页。以下译文有些地方据原文稍有变化，不特别指出。就是说，他承认在过去中国是先进国而日本是后进国，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中国文明的诱导。但是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渐，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努力效法西洋文明，进行社会改革，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改变了旧日本的面貌，然而中国依然墨守成规，力图保守东方积习，这样中日之间的冲突便在所难免。这种冲突首先是国民感情上的，即他所谓日本“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这种冲突或争论的原因，他归结为“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而且，他认为这种感情上的冲突日积月累，必然会引起两国利益之争。他觉察到中日之间危机四伏，随时可能爆发，而中日争执的焦点就集中在朝鲜。如何通过朝鲜问题来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便是作为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的当务之急。

    陆奥宗光是如何看待朝鲜问题的呢？又是如何通过朝鲜问题来一举解决中日之间的争端的呢？设法挑起甲午战争就成了他的得意之作。他的意图在《蹇蹇录》中毫不隐晦地表露出来：自从我政府公开宣布将以独立承担改革朝鲜内政的决心后，我国朝野舆论，翕然一致，认为：“朝鲜为我国邻邦，我国纵然遭遇一些困难，为了邻邦的友谊，也应加以援助，这是作为一个仁义之邦的帝国所义不容辞的。”后来当两国出于交战状态时，认为我国是抑强扶弱，大兴仁义之师，我国置成败于度外，俨然把这种外交问题，看作是与其说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毋宁说是出于道义上的要求。但是，主张这种论调的人，如果推究一下他们的内心深处，不难看出他们表面上以改革朝鲜为名，实际上企图逐渐扩展我国的版图。即使不是这个企图，也是想以朝鲜成为我国的保护国，使其永远屈服于我国权力之下；或是实际上想使朝鲜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其略具一个独立国的形式，以备将来与我国与中国或俄国有事时，作为缓冲；另外也有轻率地建议由我国立即召开各国会议，使朝鲜成为像欧洲大陆的比利时及瑞士那样由各国保证的中立国。不过，这一切只是个人之间的闲谈，而公开发表于社会的，则不外乎是被称为庸俗的舆论，即所谓抑强扶弱的义侠论而已。对于改革朝鲜内政，我最初就认为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是没有其他用意的；同时也绝不认为有以义侠精神大兴十字军的必要。因此，我认为改革朝鲜内政，主要是为了满足我国的利益，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根本没有牺牲我国权益的必要。而且以此次事件来论，所谓朝鲜内政的改革，毕竟不过是为打开中日两国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后因事态变化，以致形成不得不由我国单独承担的局面。所以我从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重视；而且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能否进行合乎理想的改革尚抱怀疑。但改革朝鲜内政现在既已成为一种外交上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总不能不加以试行，至于我国朝野的议论究竟基于何种原因，已不必深问，总之，有此协同一致，不论对内对外，皆属便利。因此，我便想借此好题目，或把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重加协调；或终于不能协调，索性促其彻底决裂，总之，想利用这一问题使阴霾笼罩的天气，或者一变为暴风骤雨，或者成为明朗晴天，像风雨表那样表现出来。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61—63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28—29页。原译文“改革朝鲜内政现在既已成为外交上的一个具体问题”，其中“一个具体问题”原文为“一種の活問題”，此处改译为“……成为一种外交上的重大问题”。中塚明曾指出：“陆奥宗光大概和日本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有这样一种朝鲜观：‘为了日本的安全’，为所欲为地干涉朝鲜内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转引自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中塚明著《蹇蹇录的世界》），第295页。这种朝鲜观与上述副岛种臣的所谓“公法的奥义”如出一辙。这里，陆奥宗光完全撕下了文明或仁义的面纱，对朝鲜问题，他赤裸裸地直言那不过是“政治上的需要”和利益的驱使。他实际上对朝鲜内政之改革本身并没有兴趣，而且他非常蔑视朝鲜他在《蹇蹇录》中还写道：“对朝鲜这样积弊如此严重尚不省悟，因此自身并不感到有改革的必要的国家，由他国劝告其改革，恰如用年久失修的堤坝，堵防滔天的洪水，难免刚刚堵住这里，那里又决口泛滥。”中塚明校注本第64页，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30页。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的8月26日，日本政府要求朝鲜政府签订《大日本大朝鲜两国盟约》，其目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的草稿原文中道破，即“暂且把它系于我们的手中，使之不敢旁顾，但表面上使之处于独立国家的地位，这是当前的上策”。中塚明：《蹇蹇录的世界》，见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第182页。所谓使朝鲜独立，这不过是日本政府所做的表面文章。甚至怀疑在朝鲜这样的国家是否能够进行合乎理想的改革。那么，其意欲何在呢？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所谓“朝鲜内政改革”不过是他筹划的一种外交手段而已。他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调整中日关系，即或者重新协调，或者促使其彻底决裂。实际上，陆奥宗光一直在为开战作准备。比如在日本政府决定向朝鲜出兵的1894年6月2日晚，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和外务次官林董三人，在外务大臣府邸，就出兵后的预测进行了商谈，当时“商议的不是如何和平解决事件，而是如何发起战争取得胜利”《林董伯自叙传 回顾录》，见《後は昔の記他——林董回顧録》（由井正臣校注），平凡社，1970年，第75页。转引自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中塚明著《蹇蹇录的世界》），第224页。。

    对中国开战的重大障碍是日本政府担心欧美列强的干涉，正在日本政府为此煞费苦心之际，陆奥宗光发现机会来了，他说：“恰在这时，中国政府拒绝了英国驻北京代表的调停，其他各国也暂时取旁观态度。我感到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既不能长久继续下去，还不如以促成中日间的冲突为上策。于是在7月12日电令大鸟公使：‘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73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34页。在13日，陆奥又向派遣赴朝鲜的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强调：“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同上书，第136页。同上书中译本，第69页。大鸟圭介（1832—1911）公使没有辜负陆奥的期待和重托，利用中韩宗属问题，用陆奥的话说是“采取狡狯手段”、“厉行高超的外交政略”，日军于7月23日占领朝鲜王宫，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强迫朝鲜方面请求日方将在牙山的清国军队驱逐出境的愿望，于是中日两国陷入开战状态。1885年副岛种臣“希望没完没了的争论尽快发展成为战争”的夙愿也终于实现了。

    而事后，陆奥宗光却将战争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李鸿章一人，并对当时的清政府进行了嘲讽与批评。他说：李鸿章在中国，实为将此次朝鲜事件引起中日纷争的祸首、主谋者。不消说，其功罪均应由他一人承担。然而，在局势发展中，特别是在国家兴亡迫于眉睫之际，北京政府竟徒逞党争，对李加以此种如儿戏般的谴责，不仅使他不能充分发挥才智，而且还免除他的职务，在李鸿章方面固属不幸，清朝政府也可说是自杀政策。在北京政府和李鸿章继续这种明争暗斗期间，朝鲜局势已经紧张到万分，接着牙山、丰岛的陆海战争已经发生了，中日两国发布宣战诏敕，和平破裂，战争正式开始。这时冥顽不灵的北京政府，可能也感觉到此时已不是揭发李鸿章的过错而图自快的时机，或者由于没有人能代李担负这个重任才算作罢。总之，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心亦甚可悯了。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113—114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56页。1894年8月1日明治天皇睦仁发布《对清国宣战之诏敕》，甲午战争正式开始。在此前不久曾预测“东洋之祸机不出十年将破裂”的山县有朋，对中日开战当然非常兴奋。在开战之前他也是积极的主战派，由于他自告奋勇地要求出征，8月8日，担任过总理大臣、时任枢密院议长、陆军最高统帅的他被任命为朝鲜远征军第一军司令以下关于山县有朋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参照了德富苏峰编述《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第二编“公与二十七八年役”及前述藤村道生的《山县有朋》。9月4日从东京出发，与增援的第三师团于14日进入朝鲜京城，此日正值农历中秋，他赋诗一首，曰：“出师万里奉皇猷，行路兼吾不自由。期见天津桥上月，韩城城里遇中秋。”紧接着他与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及第一军参谋长小川又次少将等向平壤出发，于日军占领平壤之后十日，即9月25日到达。“到处山河新战场，凄凉风色近重阳。平安道上秋将老，却想奉天城外霜。”这首《平安道上》的述怀诗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平壤攻击战仅用两日就被占领，这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山县有朋认为这是负责直接攻城的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的指挥有方和将士的英勇善战的结果。

    10月25日，山县有朋率领的第一军从义州强渡鸭绿江，翌日占领了九连城。其《取九连山县有朋手迹城有作》曰：“所向无前意气雄，欲衣粮敌敌还空。何时饮马长城窟，万里山河一路通。”11月10日，天皇向山县有朋下达犒劳第一军的敕语，嘉奖其“忠勇，能排除百难进而将敌人击退到朝鲜国境外，最终进入敌国，占领其要冲之地”。但是由于其不服从大本营的统帅而独断专行，作为战地司令官恐怕对战争的大局造成不良后果，以健康为理由12月初敕命召还。他于是给野津、桂两位师团长留下一首励志诗，同时也表示了他壮志未酬的遗憾：

    马革裹尸元所期，

    出师未半岂容归。

    如何天子召还急，

    临别阵头泪满衣。山县有朋的志向从上述所引三首诗中可见一斑，即所谓“期见天津桥上月”、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 “却想奉天城外霜”、“何时饮马长城窟”。11月7日在九连城中的山县向朝廷提出《朝鲜政策上奏》，吐露了他的蔑视朝鲜和称霸东洋的心声。对朝鲜，他认为“其举国之民乏于进取之气象，偷安姑息，饱食则眠”，“想要帮助这样的国家成全其独立之名与实，实为至难之事”。因此使朝鲜独立为保全日本在东洋的利益提供方便乃是需要认真策划的。山县有朋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铺设自釜山经京城到义州的铁道，以及在平壤以北到义州的枢要之地移植日本人”这两条是最为紧急之事。对于铺设铁道之事，尤为重视。因为他认识到：“釜山义州之铁道即贯通东亚大陆之大道，无疑可以用作今后横断支那直达印度之道路。不仅如此，我国欲称霸东洋，永远雄视于列国之间，亦须要凭借此直通印度之大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24页。而让日本移民于临近中国国界朝鲜枢要之地，目的也是为了让这些日本移民“渐次掌握其商业农业之权，同时诱导土著民走向真正的文化之域，可以以此断然杜绝清国之影响”《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25页。。可见这种移民思想的要义在于“文化殖民”，也是为与中国争雄、为称霸东亚作准备的。

    日军进入中国境内之后，关于作战方案，山县有朋早在11月3日就提出《征清三策》，并违反大本营的指导而命令第三师团进攻海城，12月12日他在被召回的途中还提出了《关于征清作战的上奏》，为未见到自己的进攻计划的实现就被召回而感到“终生遗憾”。在此上奏中，他主张乘胜前进将兵力推进到山海关附近，尽全力攻陷敌人的首都而使之结城下之盟。但是据说由于已经接近结冰期，要在山海关附近登陆已经很困难，那么他希望采纳他提出的第二策，即“使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陆海合议协力攻击威海卫”，他认为攻击威海卫可以消灭北洋舰队，掠夺其唯一的根据地，为在融冰之后陆军在直隶作战做好准备。为此他表示可以不惜个人性命，也要“屠敌国之首都，速战速决”。同上书，第226、227页。

    读到“屠敌国之首都”的“屠”字时，不禁使人感到心惊肉跳。因为就在11月21日日军第二军（司令大山岩）攻占旅顺口，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及步兵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下令屠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惨案。郭富纯编：《永志不忘——旅顺大屠杀惨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28日，《纽约世界报》报道了旅顺陷落后四日间6万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惨遭杀害，整个旅顺，免遭杀害的中国人只有36人。日本这一头“披着文明的画皮而具有野蛮筋骨的怪兽”，终于“脱下了文明的假面具”而赤裸裸地将其“野蛮的真面目”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3年，第132页。米庆余中译本，第118页。而山县有朋正是受到第二军“成功占领”旅顺的刺激而在11月25日下令进攻海城的。对于这种野蛮行径，伊藤博文指示：“如果严格追究的话有很多危险，不是好办法，只能置之不问而专门采取辩护手段。”如藤村道生所言，其结果使日军“对残暴行为失去了罪恶感，使得此后这种行为连续发生”同上书，第133页。参见米庆余中译本，第119页。。也是顾忌到西方列强的干涉，山县有朋的直隶作战、屠敌国之首都的计划没有能够实施。

    就在甲午战争停战讲和、签订马关条约的前两天，即1895年4月15日，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上奏《军备扩充意见书》，明确提出“欲乘连捷之势，投机而径直成为东洋之盟主”。他指出，通过这次战争在海外日本可以取得新的领地，“而原来的军备只是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而如果想使这次战胜的效果不落空、进而作为东洋之盟主的话，必须要考虑利益线的扩张。然而以现在的兵备，还不足维持今后的主权线，以什么来扩张利益线而称霸东洋呢？”《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30、231页。利益线的扩张范围，在日俄战争中明确提出来。1904年7月，时任外务大臣的小村寿太郎向桂太郎首相提出《日俄媾和条件意见》，其中提到：“在战争（日俄战争）之前，帝国以韩国为我势力范围，在满洲仅仅以维持既得的权利为满足，而不幸的是此温和的要求不为俄国所容，以至于终开战端，基于此结果，帝国对满韩政策与前日相比，自然不得不更进一步，即韩国在事实上为我主权范围，基于既定的方针及计划确立保护的实权，应更加谋求我利权之发达，将满洲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我利益范围，不能不期待我利权之拥护伸张。”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上），原书房，1965年，第229页。明确地将满洲划为其利益线应该扩张的范围。

    甲午战争的确是东亚近代史的转折点。这场战争最终以中日双方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而告结束。中日两国自我认识及相互认识的情形如何，我们还是回到陆奥宗光的《蹇蹇录》上来。关于日本的国内形势，他写道：我国人民在平壤、黄海战役胜利以前，对最后的胜败都暗自有所焦虑，但现在对于将来的胜利已没有丝毫怀疑，余下的只是我旭日军旗何时进入北京城门的问题。一般气氛，称心快意，欢喜若狂；凯歌之声，到处可闻；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觉流露出来了，因此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国民众都如同克里米亚战争以前英国人所起的绰号jingoism（好战的爱国主义）团体一样，只知道进攻之声，其余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妥当中庸的主张，就被视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必只能忍气吞声、闭门蛰居。……我国人民所怀抱的理想，其热度如此之高，当然由于我国素来具有的一种爱国热忱所致，政府自应对此加以鼓励，毫无排斥压制的必要。然而这种爱国热忱不管如何豪迈，如果不注意在事实方面的运用，往往反而使当局感到困难。正如斯宾塞曾说俄国人富有爱国心，最后又说爱国心是野蛮的遗风，这虽然是过分的批评，但只有爱国心而不详细考虑运用的方法，往往就会与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能相容。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178—180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90—91页。这里将当时日本民众的狂傲与自满情绪以及对中国的蔑视态度活生生地描绘出来了，而且非常冷静地分析了“爱国心”的必要及其无节制的危害。他指出：“当时我国国民的热情，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而丝毫不容作客观的考察。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181页。同上书中译本，第89页。面对西方对日本人的褒贬，他可以说还是具有非常清醒的自我认识，他说：“日本人虽不像欧洲人从前所贬低的那样没有采用欧洲文明的能力，亦未必像今天欧洲人所过分褒奖的那样进步到文明的顶峰。也就是说，日本人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采用欧洲的文明，但是能否进步到这个程度以上，这是将来的问题。但是人类一般常情是：如果得到赞扬，便洋洋得意，一旦遇到指责，便垂头丧气。现在日本人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羡慕赞誉，今后如此才能估计自己的真价，也属于将来的问题。”同上书，第176—177页。同上书中译本，第90—91页。他者认识可以说与自我认识是互为镜子，而这时候，开始膨胀的日本，已经很难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了。自我认识不清晰了，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他者认识也就模糊不清了。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也可以通过《蹇蹇录》中对李鸿章的相关言论的记述窥见一斑。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的和谈中，赞扬日本改革事业的成就，叹息中国的改革尚未奏效。对甲午战争谈了两点深刻的感受：“第一，日本利用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取得显著成功，足以证明黄色人种亦决不逊于白色人种；第二，由于此次战争，中国侥幸得以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此实为日本促成中国发愤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可谓得益非常巨大。故中国人虽有多数怨恨日本，但我对日反多感荷。”并且他进一步展望：“中日两国为东亚两大帝国，日本有不弱于欧洲各国之学术知识，中国有天然不竭之富源，如两国将来能相互合作，则对抗欧洲列强亦非至难之事。”陆奥宗光认为李鸿章所论，“只是今日东方经世家的老生常谈，但是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骂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其狡猾，却也令人可爱，可以说是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257—258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132页。对日本提出的条约草案中的“割地”一项，李鸿章表示：“此次要求割让之土地，若强令割让，则不但不能消除争端，且日后两国必将继续发生纷争，两国人民子子孙孙永成仇敌，无所底止。”又说：“中日两国为比邻之邦，历史、文学、工艺、商业，无一不同，何必如此为仇敌耶？而以数千百年国家历代相传之基业土地，一朝割弃，其为臣民者饮恨含冤，日夜以图复仇，盖必然之势也。”“从此东方两国，同室操戈，永成冤仇，互不相援，唯有不时引来外人之攘夺耳。”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276—277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142—143页。这些值得听取的恳切之声只是被看做一篇“泛然概论”的“好文章”，而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现在的时代与百余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相比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强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今天，重读李鸿章的这些话，也能够感觉到其意味之深长。

    二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一）：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与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6月出版的《国民之友》上发表了《日本国民的品格》的论说，其中将国家人格化，分为被敬重的国家、恐怖的国家和被轻侮的国家三类。敬重是因为文明的力量，恐怖是因为野蛮之力，而轻侮则是什么力量也不具备的结果。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形态，而纯然轻侮是另一种表现形态。

    1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

    竹越与三郎（1865—1950），号三叉。曾就学于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和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在福泽的时事新报社工作过，由于不满其官民调和论而辞职。但是福泽谕吉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他说道：“竹越与福泽先生的一个特异之处，在于唤起思想上的革命，引来社会上的变革，构想新社会，而向外扩张日本的国权，这是先生既定的方针。”赞扬福泽谕吉“不只是作为思想家，也不只是作为学者，而且作为国民的首领留下了出色的业绩”。如新川登龟男所言，“作为国民的首领”谋划在思想上、社会上的变革，也正是竹越与三郎自身的写照。新川登龟男：《竹越三叉》，永原庆二、鹿野政直编著《日本の歴史家》，日本评论社，1976年，第36页。竹越后来加入德富苏峰的民友社，其作为政论家、在野历史学家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891、1892年由民友社出版的《新日本史》（上、中）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是第一次系统地描述幕末、明治维新以来政治、外交（上卷）和社会思想、宗教（中卷），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综合性分析叙述的历史著作。其意图在《题新日本史》中有明确的表述：著者并不想写那种将事实网罗无遗的记录史，也不想写考证派的历史。维新以来到现在仅二十余年，滔滔世间忘记了维新的大目的，走上了邪道。在朝之大臣，其政策错误，在野之志士，其见识错误，均陷于姑息偏安。因此著者慨然执笔，以记述维新以来世变之大纲。竹越与三郎：《新日本史》（下，西田毅校注），岩波文库，2005年，第11—12页。在1893年1月的《题第七版新日本史》中，他强调：“维新之大革命乃决定我国民万世前进之大道者也。违背维新大革命之血脉者，非日本正统之继嗣，非正统之继嗣者，不可使其家继续。余实有感于现今之时势而述作《新日本史》者也。”他欣喜地看到：“此书公布于世以来仅一年半，已经重版七次，发兑至万部以上，可称为我国稀有之事。由此可见，维新之大目的没有成为过去的梦想，旦暮朝夕，现实生长于我国民之胸中，这一事实决非可疑。此乃我心中之欢喜也。”竹越与三郎：《新日本史》（上，西田毅校注），岩波文库，2005年，第17、18页。那么，这里所强调的所谓“维新之大目的”是什么呢？同在1893年1月刊行的《国民之友》（第179号）上，他发表《大日本》一文作了很好的解释。而这一篇正好是《支那论》的第一篇。后以《新日本史》的思路写作了日本的《二千五百年史》（1896年），该书出版之际，也正是陆奥宗光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时，便在临死之前将竹越介绍给了西园寺公望，由此竹越与三郎进入政界。后来他还组织编纂了《日本经济史》（1919年）。

    竹越与三郎在学界以历史学家而著名，就其思想的一般性质而言，桑原武夫一方面看到其“健康的民主主义启蒙史观”、“平民的抵抗的启蒙主义”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作为最为重视‘经世实用之学’、处在上升期资产阶级史学家的竹越，在对专制表示强烈的反感的同时，也不隐瞒对实力主义的留恋和对国力扩张的希望”。桑原武夫编：《日本の名著近代の思想》，中央公论社，1962年，第55、56、57页。他在甲午战争期间出版的《支那论》，可以说是将这种留恋化成了呼唤，将这种希望吹成了鼓舞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嘹亮号角。

    《支那论》是1894年8月24日印刷、27日由民友社发行的，卷首有他1894年8月15日写的题记《题支那论》，文章开宗明义，说：现在我陆军已经扫除牙山之兵而迫近平壤，海军也已经在南阳湾获胜而迫近威海卫。海陆并而将进日章之旗树于北京城头之日，已经指日可待也。

    当此之时，国民只陶醉于胜利之中。如果要问为什么必须征夷清国，他们很多人的回答仅止于因为清国妨碍了日本援助朝鲜独立的事业。然而日本不能不征夷清国之理不止于此，如彼等在朝鲜之不法不义之举，不过是新造成的出师之契机。得皇天特宠的日本国民，为了奉行其天职，亦为国民之自卫，作为国家千百年长久之计，必须彻底地征夷清国。此书虽为一小册子，但它是代表日本国民而阐明其想说却未说、要谈而未谈之所在者也。这里用“征夷”作动词来表现中日之间的战争，值得注意。如前所述，在甲午战争之前，很早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征清”方策，比如日本将“出兵台湾”称为“征台”等等。“征”在中国古代本身就有“上伐下”或“上讨下”的意思，为什么要“讨”“伐”呢？因为“无道”。如《尚书》有“奉辞伐罪曰征。”孔颖达疏曰：“奉责让之辞，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而日语中的“征夷”原本是“征伐虾夷”（古代日本不服从“大和朝廷”的少数民族），后设有“征夷使”、“征夷大将军”等官职，从征伐东夷到征伐反逆者，最后发展为掌管“天下”兵马大权和政权的主宰者。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现了许多以“征清”为名的出版物，如《征清爱国军歌》（菟道春千代著）、《国民必读征清愉快武志》（金子哄堂编）、《征清伟功忠烈美传》（海东外史编）等等。这里特意用“征夷清国”来表示这次中日之间战争的性质，是彻底地对传统“中华世界”中所谓“华夷秩序”的颠覆与逆转。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征夷清国”这个说法，而且强调这种思想、这本小册子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他“代表日本国民”，作为整个日本国民的“首领”，说出他们想说而未说、要谈而未谈的内容。

    他明确地表示，书中所谈有向政府献策的意思，而且在题记中大略记述了书中十篇文章（多篇已经在《国民之友》、《国民新闻》上刊载过）的大纲：征清之师已出。此局如何结束？结局不易之时，在外交上向世界尝试何种措施？我相信这是热心且冷静的政治家所需要考虑的。此书对此也有些献策。

    简单地叙述本书的大纲，第一篇《大日本》，从列国之政治、自然的地理上来论述天下之形势一变，东洋的小国日本必须与大陆接近而进行大运动，同时经济人口等活力方面日本也必须有向外树立“大日本”的形势。第二篇《外交之忧不在欧美而在清国》，论述我们已经不得不建设大日本，而妨碍此大运动的首当其冲的是清国人。第三篇《清国自觉其大之日乃日本最危险之日》，从历史上论述清国的侵略、土匪性质，其国民产生自负时，对邻国而言是最危险的，而如果其自负现在达到顶点的话，这正是“大日本”的最大的妨碍者。第四篇《人种上侵略运动的大势》，英国的沃尔兹将军叙述了可以覆盖世界的支那人种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人种之争上胜利了，由此论述大日本之危险由此而来。第五篇《日清同盟之迂腐》，世间以东洋和平为名欲使日清同盟，本文排斥对之让步之说，主张日本成为东洋的英国。第六篇《同盟论能赢得什么》，论述作为日清同盟的代价所得到的，无论在东洋还是在世界上，都不过是使清国的权力增强而已。第七篇《非兵火不能使清人觉醒》，论述如同古希腊那样，在世界上传播文明是我国之天职。如果要向支那传播文明的话，先必须要以兵火之光使之醒目。第八篇《战后的索赔》，论述应该索赔什么。一旦战局结束必不可再战，要通过索赔来养护战斗力。第九篇《应进而登上世界舞台》，论述为了贯彻对支那的大希望，除了兵力以外，还要以外交的力量作成日俄法三国同盟，以此登上世界的舞台。第十篇《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是将日清之争与“三十年战争”时的瑞典与意大利之争作比较，如同以瑞典的力量产生了欧洲的权力平均，论述应以日本的力量创生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在了解了《支那论》的大纲之后，我们先来看看隐含着“维新之大目的”、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的“大日本”的意义究竟何在。首先，将“大日本”的要求分为日本国内的统一和向外发展两个方面，他说：“‘大日本’这个词已经倡导了很久了。从昌平黉的儒者、从源光国、从新井白石、从绳带跣足的日本到开始成为衣冠礼乐的日本之时，到在四书五经之外发现日本的儒教之时，从豪强割据的日本一转而到开启二百五十年一统之端绪之日，‘大日本’这个词就被用来作为国民自信之标帜。”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进而道出了他的心中的纠结：“一统之日本的确比割据分裂的日本大，然而这只不过是拥有衣冠礼乐、表示文物宪章粲然这些国民自信的标帜而已，向外却未曾有‘大日本’之实。”竹越与三郎：《支那论》，民友社，1894年，第2页。他认为如果说日本过去没有向外发展，那是由于地理与技术的原因，那么现在的形势完全改变了，他认为当今英、俄两国要在东亚争锋，其胜负的裁决权在于日本，“与我为敌则将败，得我之援则可胜。胜败已经在我掌中。吾人已非东亚之僻壤小国，乃可以与世界之强国联袂周旋之一大国民也。”竹越与三郎：《支那论》，民友社，1894年，第13页。不仅日本现今已经具备了向外拓展领土的能力，他认为向外发展更是日本现实需要之所迫。他说：“国民的活力已经旺盛得达到顶点，景行天皇以来尺寸未增之国土已经不堪其容了。”同上书，第14页。景行天皇是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传承上的天皇。传说是垂仁天皇的第三子，曾亲征熊袭（传说中所见的九州南部的地名），后派日本武尊评定东国的虾夷。他分析日本国内资本的用途已穷，资本与资本相争、劳力与劳力相争、公司与公司相争，无论是劳力还是利率都开始减退，加上人口密度的增大，因此日本原有的领土已经不堪重负，“大日本”必须“在海外谋求新故乡”。他说：“大日本”不是爱国者的豪言壮语，不是预言者的梦幻，不是诗人的高调，而是实际的问题、利害的问题、必然之势，是日本国民生存竞争的唯一胜利法宝。日本国民作为其才能与繁殖力的报酬，现在只要波涛所及、暖流所至、南极星之光所能够照射得到、暖带的草木繁盛所在，都有寻求新故乡、建设“大日本”的天纵之权利。吾人有建设大日本的权利。吾人用此权利则可生，不用此权利则是吾人进行国民性的自杀。我国民只有通过大日本的建设，将内溢而致相争的活力发泄于外，以此来谋求国内的安排、调和与整顿，这样才能活下去。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24—25页。谋求日本的海外发展、建设“大日本”在这里作为一个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这很自然地使人们回想起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所立下的“开拓万里波涛，向四方宣扬国威”的海外雄飞战略，如果说这一“明治维新的大目的”在维新之初还只是爱国者的豪言壮语、预言者的梦幻和诗人的高调的话，那么这个“大目的”在日本军政各方经过处理琉球、台湾以及朝鲜问题的“历练”之后，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政策初见成效之后，“大日本”这一日本“国民自信的标帜”变成了一种日本人可以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寻求新故乡、建设新家园的天赋的权利。他反复鼓吹：“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在世界——而不是亚洲——建设‘大日本’，是天所赋予日本人民的权利。自行放弃此权利，即自愿雌伏于他国之前而奉其册封。”他强调，如果安坐拱手，这种天纵之权必向他处移动，必须抓住这种千载难遇的机会，说：“我们不忍心自行放弃这种建设‘大日本’的权利，而以此祸遗子孙。”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26、27页。由此可见，“扩大大日本国民可生活之范围”是他所提倡的“大日本”的核心所在。他预测：“到五十年之后，东半球之全体、美国的南半部所到之处，日章之旗将随处可见。”如何建设“大日本”呢？他认为其方式可以有两种，“先因人民之利害而起，国家之政权由此而建立。或以国家之政权先行开道，而后人民之潮流随之涌入。”同上书，第30页。这样，他的建设“大日本”的意图就非常明确了，这种寻求新故乡、开辟新家园的活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海外移民，而是与“国家之政权”相伴而行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开发。

    对这种建设“大日本”的“兴国之大业”，他明确地告示日本国人：“当前最大的妨害者，实际上是清国！”同上书，第31页。那么，他对中国的认识如何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与欧美比较而言，“在所有方面，妨碍我国家扩张的前途者是清国。苟欲建设大日本，我外交上的深忧大患不是欧美，而是在清国。”同上书，第32页。

    对当时日本的外交形势，他分析指出，一般认为日本外交上的深忧大患在于现行的条约，所以将希望维持现行条约的欧美列国视为国民公愤的对象，他批评说这是不知敌我的短见。他认为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无礼与不义都是不平等条约产生的自然结果，一旦条约改正，就可以实现彼我同权，没有任何轩轾。欧洲各国的势力都在发展，任何一国难以专擅，而日本的国力也足以与其中任何一国抗衡。如果欧洲某国想与日本相争，它不得不考虑其在欧洲的力量权衡。即便它孤注一掷，也不可能单独行动，而必然与日本之外的东洋势力勾结。所以他的结论是欧西势力要想妨碍日本的生存，如果中国不加入的话，不足为患；从西力东渐的角度而言，中国也是日本的深忧大患。另外，他认为由于中国的法律不健全，法官无信用，这将对日本争取条约改正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吾人如何对应清国？是与之合谋结成亚细亚同盟，于和睦之间处理此利害冲突？抑或是断然排击它，迫使其屈从于我？这是日本国民在建设“大日本”之前首先要必须解释的至重、至大的问题。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37页。对这个问题，明治天皇的对清宣战诏书已经做出了回答。而竹越与三郎也以“征夷清国”这种独特的表述做出了回答。在不同的时期对欧美列强和中国的重视程度虽然或有不同，但无论是蔑视中国与西洋为伍、还是重视中国以至非要征服它不可，都是为了实现“明治维新的大目的”即建设“大日本”这一战略而提出的不同方策而已。

    第二，对中国本身及中日关系的认识。他以曾纪泽（1839—1890）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强调中国人的侵略本性。他说：秦始皇之国、汉武帝之国、唐太宗之国、成吉思汗的子孙之国，在几百年间都消沉于天下视听之外。至近世，其耸动中外之耳目的，乃是自已故兼任欧洲列国公使的曾纪泽，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年离开欧洲之际，给《亚洲季刊》投寄的一篇论文开始的。① 曰：清国非垂死，入眠也。② 睡眠被烧毁皇帝所切爱之北京宫殿的兵火之光所照醒。吾人不以为清国为垂死者，亦不以其为睡眠者，故亦不以其为有睡眠而开始觉醒者。彼为如象之大动物也，尽管其生长由于非日月进步，故不惹人注目，但确实其于内乱、外患、苛政、酷刑、收敛中亦不废其生长也。吾人仅谓其生长，而不谓其进步，其唯使支那之形体增大而已。只是在分量上有增加，于其性质上，不能够称其为进步。虽然不进步，但确实在生长。世界看到此生长之大动物而惊骇曰：清国之将来如何？

    聪明的曾纪泽为了镇静此惊骇，③ 曰：“吾人睡眠，今将觉醒。其结果如何？三亿万之民，自觉其梦醒之力量时，不产生滥用其力量的危险吗？曰：否。清国人决非侵略之人种，历史证明其为平静之人民。怎么会到将来不然呢？”然此保证不可信。所谓支那人不曾为侵略之人种，已虚伪也。所谓历史之证明，亦虚伪也。组成现今清国之大半的汉人之祖先，为什么人种？汉之武帝兵出四方、实行侵略政策以来，历朝帝王，自觉其大势力之时，无不四境出兵，征伐外国。……若回顾其穿越大漠，出兵塞外，蹂躏欧洲列国，在罗马城外耀武扬威的支那人种的侵略史，可以说彼等几乎是天生的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如果这样的人种也可以称作静谧的人种，那么就如同说俄罗斯人为天性最为柔弱、爱好和平之民一样。曾纪泽之言终究不过是外交官的常套口吻而已。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39—44页。引文中①②③编号为引者所加。曾纪泽出使欧洲应该是从1879年到1886年，1886年离开英国归国之际，写有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在伦敦的杂志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发表。文章发表后“备受热议”，曾纪泽“命同文馆懂英语之学生将其译作汉语，以馈知近传阅”。该文1887年2月8日被香港的英文报纸《德臣报》（The China Mail）转载。同年6月14—15日，《申报》刊载了该文的汉译稿《中国先睡后醒论》。同年夏，何启、胡礼垣写了《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以“新政真诠初编 曾论书后”为题收入其《新政真诠》，1901年格致新报馆铅印出版，附录有汉译《曾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全文，译述者署为“古沪颜咏经口译，娄东袁竹一笔述”）进行批判。曾纪泽此文不仅成为晚清中国“睡狮”形象的一个重要源头，而且在当时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见刘泱泱《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评介》（《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郑正伟《曾纪泽与〈中国先睡后醒论〉》（《天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石川祯浩《晚清“醒狮”形象探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引文中编号部分据《中国先睡后醒论》汉译本分别为：① “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② “盖自庚申一炬，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③ “有问中国有三万万人，如一时俱醒，而自负其力，其作事得无碍于中西之和局否？或记昔时之屡败，今骤得大力，得无侵伐他国否？余应之曰：决无其事！盖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嗣后亦决无借端挑衅、拓土域外之思。”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64、165页。这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他将中国比喻为如同大象那样的大动物。认为中国虽然有生长，但是没有进步，这也是中国“停滞”说的一种表现；虽然停滞，但肯定其“分量上有增加”。其二，上文对曾纪泽的批评可以说是曲解本意、强词夺理，以尽污蔑中国之能事，同时为所谓“征夷清国”寻找借口。曾纪泽此文是在当时中国已经陷入西方列强围攻、并被蔑视为“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的情况下，向世界声明中国奋发自强并谋求国际和平的外交主张。《皇朝蓄艾文编》的辑者于宝轩评论说：“曾惠敏公此论，于交涉虚实之间，苦心孤诣：或因西人素所鄙夷之处，迫制之端，而悚以危词，慑其轻蔑之气；或于中朝为难，牵掣失机之事，回护通融，藉张国势，收拾人心。其持论吞吐断续之中，实有一腔热血，大声涕泪，渍于字里行间。”转引自刘泱泱《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评介》，《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可谓平心之论。曾纪泽是针对现实的外交状况而论，强调：“近日与诸国交接，中国可谓和谐而无强求，以后当复如是也。”说明中国并非那种“一受灾害，始终切齿”，“所遗之血，惟血可洗”的睚眦必报的国家，而是能够反思“败衄之故，在于国之柔弱及多错误，而辱亦在是。如果弱而能强，错而能正，一经自知，稳固无敌，则国耻已雪，无异于铭识家表铜盾去锈镀金”。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第167页。注重从自身寻找失败的原因。且不说曾纪泽的原文中根本没有所谓“侵略之人种”之说，况且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无不是战争与和平相互交织而发展的，只看到战争的一面，便将中国人定性为“天生的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显然是强词夺理。

    《支那论》之所以对曾纪泽之论无理取闹，大概是其中有两点刺痛了日本人的神经。其中的一点是曾纪泽在该文中特别提到“声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其中说到：“现已钦派大臣，往高丽西藏新疆经理其事，借以维持大局。后有侵夺该藩属土地，或干预其内政者，中国必视此国为欲与我弃玉帛而事干戈矣。”日本对朝鲜觊觎已久，此言对他们该是极为刺耳。第二点是该文在结尾指出曰：“亚洲之诸国，彼此常存嫉妒，甚有过于欧洲之忌亚洲者。亚洲诸国有同患之情，不应嫉心相视，自宜协力同心，务将与西国一切交接，基于国谊而立之国约，非基于败衄而立之和约。”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第168、169页。这显然是对日本“脱亚”论的批评。

    《支那论》之所以如此强词夺理，一定程度也是觉得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出于一种恐惧心理。比如他认为，中国因为“其山贼般的侵略根性”，一旦觉得力量足够强大，就必然会发作，那么临近的国家就是最危险的了。断定其目标所向必然是日本，所以说“清国是日本百年的深忧大患”。他说：“吾人决不惧怕清国，然吾人不想怀疑清国自觉强大之时最先映入其眼中的就是我日本。”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49、50页。那么日本该如何面对中国呢？对中日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他表示：日清两国之手互相触及，我不杀你，你将杀我的危机，决不可避免。是若如此，吾人即便牺牲掉一切也还要与山贼般的国民购买和平吗？吾人抛却我荣光、我利益，也必须去买和平吗？吾人即便牺牲我“大日本”，也非要与山贼般的国民合作吗？如果向必然给我施以威力的国民牺牲掉一切而求和平的话，这种和平除了百年的降伏之外，终究还有什么结果呢？同上书，第51页。对于中日之争的必然性，他还从人口的增长方面来进行论述。他说：支那人是世界上最容易繁殖的人种，彼等如同鼠族，几乎是自乘式地增加。二十四朝、三千年，历史是朝代革命的历史，朝代革命的历史，是杀人如草、流血如河的历史。他国的战斗以谋略决胜负，清国的战斗以杀敌的多寡决胜负。然而暂时的太平，人口迅速繁殖起来。几百千回的残忍的杀人战之后，在医药止于草根树皮之国、卫生养生之术还不能清除瘴毒之国，于四百二十九万平方哩之中有人口三亿六千百五十万。这与器械工艺文明、保生安命之术无所不至的欧洲在三百八十万平方哩中有三亿五千七百万人口相比，难道不能说是具有膨胀力的人种吗？吾人看到我国民繁殖力之甚，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一平方哩内有二百七十五人，大吃一惊，说必须迅速于海外寻求新故乡。然而看看支那，根据1890年的调查，它以四百二十万平方哩的大国，已经每平方哩中容二百八十九人，冱寒、暑热、不毛、瘴毒、苛政、恶习、洪水、疾疫相参差的国土，在人口繁殖上却风光温和，这种比率，比民政宽和、医疗技术周到的我国要大。繁殖速度不及清国之我国民，若六十二年之内四千万人口倍增，清国四亿万之民，不是会以更快之速度飞跃地增加吗？四亿万之民，成倍数增长之时，彼等将在何处建立其新故乡？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54—56页。对中国蔑视的心态，从“如同鼠族”、“残忍”以及“医药止于草根树皮”、“卫生养生之术还不能清除瘴毒”等对中国文明程度低下的形容，以及将中国视为“冱寒、暑热、不毛、瘴毒、苛政、恶习、洪水、疾疫相参差的国土”，即自然环境与社会风俗与制度百无一是的措辞中可见一斑。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繁殖力和膨胀力惊人，将“支那人种”视为“抵抗日本国民膨胀性的最直接、最强大、最残忍的”对手。同上书，第54页。这种恐惧，甚至令他感到战栗。他引用英国军人吴士礼（Garnet Joseph Wolseley， 1833—1913）对中国的评价：“支那人种从西伯利亚、从西藏、从印度逶迤而来侵略欧洲，俄国不能拒，法国不能守，人种之波，滔滔侵略欧洲不已。最后为了与此可怕的大队作战，英国将与美国作成盎格鲁撒克逊同盟来抵抗。”对此他虽然认为这是外交上的煽动之辞，但是他对中国的大量移民十分感慨，这种感慨之中同样交织这蔑视与恐惧，还有一些嫉妒。他说：不藉其政府的政权，不受军舰保护之民，三百万移民向世界进出，年年有一亿万元之财富输送回本国，在豚尾汉、流浪者的嘲笑中，只保护其独自一个而吸尽世界财富之民，决不可轻侮。何况其山泽之利尚未开掘、其文明之工艺尚未在国内试验。如果天津之铁道一旦通向吉林府城，向左从陕西、甘肃而到玉门关，魏秦幽并之民听到汽笛之音，创世以来未曾开发的四川云南之山泽也被开发的话，其经济上的吞吐之势不如同海洋一样了吗？财富增益人口，人口增益财富。支那内地开发之日，四亿之民一跃而增至五亿，两跃而达六亿，三跃而到七八亿，人种的波涛必定以滔天之大势向着“大日本”的预定地而来。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60—62页。这完全是受西方帝国主义“黄祸论”的影响，目的也是为对中国开战制造借口。对此，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早有驳斥：中国本无人满之患，无须另寻新地，以为游民寄居。欧人谓其国人多于地，不能不觅新地以安置其人，非笃论也。或谓中国许多次已有亿万人为势所逼，而某食于古巴、秘鲁、美国及英国属地。不知此种人非因乡里谋生之难，乃遭粤匪之乱，丧失故业，乏困所致。其实十八省内，原有无主失种之田亩，兵燹之处更多。兼之满洲、蒙古、新疆，均有宽阔荒地，向无农工开垦者。中国人丁虽兴旺，即安插之，而尚有余地。故中国所应为者，不在使民谋食于外国，乃设法将民分置于国内，至迁百姓诣该处垦荒，为富国之一上策，亦军防之一要务，而不能不行者。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第165页。曾纪泽在该文中还谈到西方国家“屡欲与中国立约，准华民出洋佣工”，而中国方面“不愿含糊怂恿出洋”，这是因为“华民在外国，每受无穷之陵侮”。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第166页。前面提及的“玛也西”号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支那论》全然不顾这些，为“黄祸论”推波助澜，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假象，其用意，竹越与三郎也毫不讳言，他说：支那国民之势如此。如果任其纵汜横溢、自由发展的话，我日本人种还想在何处建立新故乡？吾人还想在何地开拓“大日本”？清国政府的山贼般的行为或者可以制止，然而支那国民的人种上的侵略队伍决无可以制止之日。而彼等之锋芒直接朝向要从东洋到世界开拓“大日本”的日本人种，而我们还能够安坐、沉默，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旁观吗？日清国民之争，即如同英俄之争、英法之争、盎格鲁撒克逊与拉丁人种之争。争是当然的、必然的、人种上的、国家层面的。而其争之根深蒂固，是你死我活的。掩盖必然的生死之争，而用“东洋”这样地理上的空名来培养千百年的深忧大患，究竟有什么益处呢？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62—63页。至此，竹越与三郎所论中日之争的性质及必然性，就已经一目了然了。

    第三，论“支那经书的文明与支那现今的文明之差”。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割裂开来加以区别对待，这是日本人中国认识中的一种常用定式，竹越与三郎也不例外。他说：说到支那，人们会直接联想到孔子，但现今支那的国民思想中，正经中庸的孔子之道德全然无存。支那国民的组织，大抵以朝廷将有学识的绅士（君子）收用，而将无学之野民（小人）放诸野为要点。这是因为将有文化的放诸野，会成为争乱的萌芽。所谓野无遗贤，这是支那历代的政策。因此孔子之教，只是在被收用的朝官县吏这些少数的绅士之间被倡导，在国民之间绝无根据。而即便在少数绅士之间，也没有进入其实际的生活，只不过是在诗文之间发挥的一种空想而已。如此，至于一般野民，则迷信、野蛮成风。……总之，其思想依然是阴阳五行说、佞鬼神而求福、求幻术；至于进德修身的思想，绝非国民的思想。因此，支那国民之间，所争唯利而已。如果人性中没有由于长期接触而产生的情愫，支那社会不久将要土崩瓦解。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90—92页。以上就是从历史上中国的国民思想加以分解并丑化，预示着中国社会将要土崩瓦解的悲惨命运。那么现实是中国又是如何呢？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开放五十年，但国民依然没有变化，迷信薄俗，“住在黑暗之中”而不能接受文明的恩光。政治上也很腐败，总督之治，专制、收敛，无所不至，也不知道改革。不仅如此，而且看到民众在迷信与淫欲之间醉生梦死，不但不能使之振作，还想愚弄他们。他感叹：曾纪泽曾在其支那论中明言：圆明园的兵火觉醒了支那政府之惰眠。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长夜之眠至今未醒，文明依然，心灵依然，迷信依然，人权之不被认识依然，正义之不能伸张依然，将君主比作神明的独尊的习气依然，社会的人道依然。唯一不同的是，山贼般无情冷酷的士兵，挖掘泰西之利器，拥有坚固的炮台，仅此而已！泰西的利器愈骄其心，坚固的炮台变成了防止文明进入的利器。文明的利器到了野蛮人的手里，反而成了妨碍文明的利器。吾国民已经不能踌躇了。为了大日本的建设，为了对山贼般的国民的自卫，我们要以正义之名、人道之名、文明之名，在上帝面前、在万国之视听面前，堂堂地拿起剑来，运用攻击清国的权利，以兵火使其惰眠觉醒，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同上书，第96—97页。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没有自觉醒悟的能力，任其发展下去，只能自取灭亡。又一次为日本“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找到了漂亮的借口：正义、人道、文明等等。

    第四，对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进行了总结。他是这样总结的：轻侮清国是明治初年以来我国民之常情。吾人见彼等不解文明，吾人见彼等受欧人之屈辱，吾人见彼等不备国防，吾人见彼等保守旧物且洋洋得意。于此想来只是清国极易对付，可直接斩其豚尾，踢其顶骨。此时我国民眼中几乎没有清国。然北京之政治家，比吾人想象的更拥有政治家之能力。彼等不仅知积财，也能散财，于此他们便是世界上无以匹敌之人种。吾人由文明、由进步、由独立而承蒙世界万民之认可。吾锐意进取之时，彼等却以金钱向世界通告清国之势力。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78—79页。在这里，他用“轻侮”两个字来概括明治初年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的一般特征，即所谓“国民之常情”。可见，至此，蔑视中国已经普及到日本国民的潜意识之中。他注意到日本人虽然这样看，但是西方并不这样想，甚至相反。他说：“为得到进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的日本得不到世界之认可。”而“在欧洲列国的眼中，明显地是以恶政的支那、野蛮的支那、非文明的支那认作东亚的霸主”。同上书，第79、82页。他认识到：“清国许久以前就被视为东亚之霸主。若无法撼动清国，就绝不能撼动东亚。”同上书，第89页。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呢？他主张：“先必须使欧洲列国了解我实力实权如何伟大、如何强烈。而为使欧洲列国了解我实权实力岂有别的办法？除非是惩治他们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而将其作为世界一大国民的清国，使之顿首再拜降伏于我之面前！”同上书，第86页。

    “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竹越这样概括欧洲列国的中国认识。如上所述，这可以说是包括竹越本人在内的许多日本人中国认识的一种典型的写照。为了彻底打消这种恐惧与忧虑，也为了在欧美列强面前证明日本才是东亚的霸主，只有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一战。这也是当时许多日本人的想法。如竹越所言：“吾人既已对清国派出惩伐之师，早已不应蛰居于亚细亚，而应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与欧洲列国联袂周旋于世界之中。如此才能实现将亚细亚中之日本变为世界之‘大日本’之大业。”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107页。

    2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

    甲午战争对德富苏峰（1863—1957）思想重心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刊出的其《大日本膨胀论》一书，是其思想重心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日本膨胀论》收入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明治文学全集34），筑摩书房，1974年。植手通有在《解题》中指出：“所谓苏峰的转向，在思想上，我认为基本上由本书完成了。”见该书第394页。关于德富苏峰的思想及其变化，笔者曾稍有论及参见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19—121、135—139、331—337页。这里不再赘述。也有人以甲午战争为中心对德富苏峰的中国观进行过研究参见杉井六郎《徳富蘇峰の中国観——とくに日清戦争を中心とし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30号（明治时期的日本与中国），1970年3月。这里结合上述竹越的《支那论》，以《大日本膨胀论》为中心对德富苏峰的中国认识作一简单的介绍。

    与《支那论》的开篇以“大日本”为主题一样，《大日本膨胀论》的全部意见几乎都收录在卷首《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刊于1894年6月3日《国民之友》）一文之中，德富苏峰说其他文章都是根据这一篇的意思演绎而成的，旨在论述日本国民须膨胀的命运、不得不膨胀的必然大势、须战胜阻遏日本膨胀前途之敌人以及膨胀的真正意义。德富苏峰：《大日本膨胀论·序》，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45页。可见《大日本膨胀论》与《支那论》在立论主旨上具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中国是阻碍日本膨胀的大敌。他说：我国民在向世界各处膨胀之际，不要忘记其大敌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支那人种在一定意义上，与我国民同样，甚至比我国民还要忍受更多的气候的袭击，在抱持其固有性格的同时还具有适应环境的长处。今天在布哇（夏威夷）、在桑港（旧金山）、在浦盐斯德（海参崴）、在濠洲（澳大利亚），支那人不都是我国民强劲的好敌手吗？在萨哈林岛（库页岛），支那人甚至为了一条鲑鱼而于日本的渔业者相争；在濠洲，支那人甚至为了一箱火柴而与日本的销售者相争。我国将来的历史，无疑就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详细地说，就像十七到十九世纪英法在邻国或在世界各地膨胀格斗一样。日清两国民，毋宁说是两人种，也许会在世界各地形成膨胀上的冲突史。膨胀的冲突史固然可以，希望在此冲突史上使日本胜利清国失败！要铭记，此悬案是由我国民的坚信、大胆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决定的！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49页。第二，与中国开战的意义，除了具有“使日本从收缩的日本变成膨胀的日本的转折、飞跃”的意义之外，通过战争提高日本及日本人在欧美列强眼中的地位，这种想法也是与《支那论》一致的。关于中国和日本在欧美人的眼中的地位，他觉得“欧美人士不仅不将我邦放在与其对等的地位，而且甚至与清国也不放在对等的地位”。对此，他对中国和欧美人都极为不满，特别是对中国的蔑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说：支那人在世界各地被视为贱恶，被侮蔑、被虐待。彼等如牛马被驱使，同时，如猛兽毒蛇，而被驱逐。然而在总体上，他们毋宁说是畏惮他们。对他们憎恨而又恐惧，对我等亲切而又轻侮。这不仅在日常交际上如此，政治上的权衡也固然如此。

    在浅薄的欧美人的眼中，看到视金钱比生命还重要的四亿万人种，看到在亚细亚沃土上虎踞龙盘的大帝国，看到先于希腊罗马文明出现而具有五千年文明之魁的旧国；在卑屈方面，看到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固陋方面，看到顽固而意志刚硬；在迟钝方面，看到坚忍厚重的风气。他们只是畏惧支那人，对日本人及日本国狎侮，势难止也。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52页。他认为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为卑贱可恶的人。对欧美人将日本人置于“世界上最为卑贱可恶的支那人之下”，表示极大的愤慨。如何消除西方人对日本的误解呢？他认为这次中日战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说：“日清战争不能不说实际上是我国运消长之大机会。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在暗室中战斗，而是立于世界的面前决战。”因为“决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此一举！”他强调：“万言不如一行，如果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将涣然冰释。”同上书，第253页。他甚至口出狂言：“我们用同胞的血洗刷世界的误解。”“我们战胜清国的同时也就是战胜世界！我们被了解了，才能被尊敬，才能感到畏惧，才能享受到适当的待遇。”同上书，第265页。

    对这次中日战争的意义，德富苏峰比竹越与三郎要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这表现在他从历史的眼光来强调这场战争“不仅是在世界面前决战，也是对祖先的威灵决战”、“不仅是对祖先的威灵决战，也是为百世的子孙决战。因为如果今日作成失败的历史，百世子孙将永远抬不起头来。”因此他大声疾呼：如果战胜了面积是我十五倍、人口是我十倍的清国，不仅可以光前耀后、在世界上永远占据我们的地位，而且可以永远巩固占据此地位的自信力。因此，我们不仅为在世界上建设膨胀的日本而战，也必须要有为建设膨胀的日本的自信力而战的自觉。

    决战吧！大决战！举国而决战！同上书，第254页。《大日本膨胀论》与《支那论》相比，对中国的警戒和恐惧心理大大减弱，而代之以对中国的蔑视与对中国毫不留情的打击。他鼓吹“我们为了布大义于四海而不断流血。我们作为文明的向导、人道的扩张者、光明的使者，不断教化清国。因此，每一次胜利即进行一次教化。”当然这样的战争在他看来是属于“义战”，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对己而言，是为了日本的开放解脱；对他而言，是为了给予世界上的顽固主义一大打击，将文明的恩光注射到野蛮的社会”。因此，他告诫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调子要定得“更加清深高尚”一些，“不要眩惑于兽力的现象，而要掌握道义上的、心灵上的因果”。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55页。

    他不仅认为这是“义战”，而且主张对中国进行无情地打击。他说：“为了永久的和平，必须要十二分地膺惩清国。而今还只是给予其二三分的打击，其顽冥驽钝，至今尚在醉梦昏昏之中。”他想好了具体的“膺惩”之策，他说：“要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洋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即物质上的牵制和精神上的牵制。”物质上的牵制就是要让清政府割地赔款，“使之在他日不能搅乱和平”；“精神上的牵制就是要使之从心里折服我国的威武，就像诸葛亮七擒孟获，使之发誓再不背叛一样，要杜绝其再逞野心的想法。”要做到这一点，他强调必须进行连续的更大的打击。“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使之永远归于我之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向其神经进行痛击。”同上书，第259页。他认为中国之挨打，无论从中国自身原因还是从日本发展的历史看，都完全是咎由自取。他说：彼之清国者顽冥不灵，大日本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清国阻碍其按道理应该发展的前途，还临之以暴慢无理。清国今日之非运、今日之屈辱，无非是咎由自取。

    我们并非因为是清国，就与之为敌。不管是什么国家，只要盘踞在我们的前途上，妨碍我国应该享受的权利与利益，我们都不惜与之为敌。而与清国作战，是清国喜欢与我们正当的国权保护、国运振作、国民膨胀为敌！

    因此征清一举为维新开国史的一节。此前有许多脉络，此后也有许多关节。我们作为对手而开战的虽然是清国，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对手是世界！我们所投入战斗的是海陆军队，但是不要忘记的举国全民而战！战场不限于平壤、旅顺、威海卫、台湾，必须觉悟到所有的国民发动的周边，都是战场！在征清的同时，我们在物质上可以扩大版图，然而建设精神上大帝国，是我们决不可忽视的责任。精神上的大帝国，是就国民的志气、元气、活力而言，如清国，虽然是一庞然大国，但是在精神上可以说无非是半死的侏儒。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71页。这里将甲午战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中国方面，不仅颠倒黑白，而且极尽嘲弄之能事，说中国与日本开战是中国咎由自取、自讨苦吃。他将这次战争的意义放大为对世界而战，与他要通过征服中国来洗涮日本开国的耻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开国是正理，然而日本是由于外国的强迫而开国，这是屈辱，是难以拂去的日本国史上的污点。到今天与世界诸强国对立，我们的膝盖还站不直，就是因为此污点的缘故。”如何洗刷这一历史污点？他认为“在今日征清之大战中，五十年来郁积磅礴的元气才得以大大地发泄”同上书，第261页。。他是有意识地将对西方列强的积怨发泄到同样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头上，以此获得与列强为伍、同列强周旋的资本。他已经被帝国主义的思想所同化，他的所谓“理外之理”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

    德富苏峰自觉地鼓吹帝国主义思想，并引以为荣。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明治二十七年年底，早就出版了《大日本膨胀论》，提倡帝国主义，当时谁都为此而将我视为变节者，世间的主要论客，即便不说是敢于与之附和，议论也几乎如出一辙。而我因为固执此主义而被称为变节者，彼等如进步派诸氏，因为能够随世间推移，而博得正人君子之名。我虽然觉得对这种特别的现象有诉苦的价值，但是因为舆论的颠倒太甚，不禁因此失笑。”《致山路爱山》（收入1899年出版的《世間と人間》），见《苏峰文选》，民友社，1915年，第514—515页。与竹越与三郎的自觉地“代表日本国民”而立言一样，德富苏峰也是自觉到“作为公众人物而立于世上，顺应大势、引领大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以笔代刀，无愧于他所自许的甲午战争“急先锋”《苏峰自传》，中央公论社，1935年版，第294页。之称号。而他们上述的中国认识为日本蔑视中国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二）：荒尾精的《对清意见》与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

    1荒尾精的《对清意见》

    荒尾精（1858—1896），在中国被看作是“企图通过侵略、控制中国以称霸世界”的军国主义者戚其章：《论荒尾精》，《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甚至将其一生称为“罪恶的一生”金桂昌：《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荒尾精》，《日本研究》1989年第3期。。同时也注意到“荒尾又与一般的军事行动派不同，有其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在于他的活动，首先主要是通过在华谍报活动，为日本制订侵华战争的作战方案提供依据，其次是为日本培养了相当一批干练的间谍，直接参与日本的侵略战争并立下了汗马功劳。戚其章：《论荒尾精》，《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除了真正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无私地援助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1870—1922）看清荒尾精一派为“支那占领主义者”便有意地远离此派之外宫崎滔天：《三十三年の夢》（宫崎龙介、卫藤沈吉校注），平凡社，1967年，第41页。宫崎滔天晚年这样自省：“然日本如何伟大，亦终无推动世界之力量，而若使支那转而为理想国家之实可成，则其力量足以号令宇内，道化万邦。在此判断之下，委吾一生，寻踪于自己夸大妄想之路径，其结果，即今日我之境遇也。”野村浩一引用这段话，将宫崎滔天的思想结构概括为“脱日入华”（脱离日本，进入“支那”）。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张学锋译，该书第二部第一章为“走向亚洲的航踪——宫崎滔天的思想与行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7、158页。宫崎滔天的中国认识受其二哥宫崎弥藏的影响很大，《三十三年之梦》中这样记述宫崎弥藏的中国观：“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强者逞暴，日甚一日，弱者的权利自由，一天天地丧失殆尽。这种现象，岂容轻轻放过。假使有人重人权、尊自由，就必须速谋恢复之策。现在如不设法防止，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之压迫。而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中国目前虽然衰弱，但地广人多，如果能扫除政弊，统一治理，并能善加利用，不仅可以恢复黄种人的权利，更足以号令宇内，行道于万邦，关键只在于能有堪当大任的英雄奋然而起。因此，我决意亲自进入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此人，我愿效犬马之劳来帮助他，否则，我将挺身自任。”（《三十三年の夢》，第22—23页。译文见林启彦译注《三十三年之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25页。）其中还记述道：“他（即宫崎弥藏）说：‘人人都说中国国民是尊古的国民，所以不进步。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们是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的理想。三代之治的确是政治的最高标准，同我们的思想相近。他们之所以怀古，不正是为了大步前进吗？但是这个掌握政权已达三百年的朝廷，以愚民政策为治世的要诀，以致民困国危，终于自受其祸害，势将不能支持下去。这岂不是革命的大好时机吗？空谈理论究竟于世无益。愿我们能为共同的事业贡献此生，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揽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至于法国、美国那些稍重理想，希望建立某种主义的国家或不一定与我们为敌。我认为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宇宙中建立一个新纪元的方策，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听罢为之雀跃。这一席话解决了我一向的疑问，从而确立了我一生的根本方针。”《三十三年の夢》，第36—37页；林启彦译注《三十三年之梦》，第40—41页。荒尾式的兴亚方略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和民间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886年春，他受参谋本部之命脱去军装潜入中国，在武汉以开办“乐善堂支店”为名纠合日本浪人不畏艰险深入中国各地搜集情报，这些资料成为其后以他所创办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名义编纂的《清国通商总览》的基础。在甲午战争中他的同志与门下百余人作为翻译等直接投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他在战争爆发之后，倾其平生蕴蓄而发表《对清意见》等，并未得到当局的采纳。1902年，近卫笃麿（1863—1904）所撰《东方斋荒尾精君之碑》文中提到：“凡其所谋虽不尽行于当时，而其所虑无一不验于后日焉。”近卫笃麿：《东方斋荒尾精君之碑》（汉文），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东京：左久良书房，1910年，第9页。可见荒尾精的中国观与日本当局并不完全一致，这也正是“其独特之处”。

    荒尾精的《对清意见》

    1894年10月，东京的博文馆出版了荒尾精的《对清意见》，该书再版之际，博文馆为此书所作的广告，可以窥见该书在当时的影响之一斑：“作为清国国势之先觉者、东方问题之先忧者，多年见知于朝野之间的荒尾精君，于此著《对清意见》一篇公诸于世。此书实能充今日世人之切望而释疑问者，而全篇主旨在于建国家百年之长计，行兴亚之大经纶。其议论简明切实，其说清国实势，提纲挈领，如快刀斩乱麻。著者慨叹我邦之人历来疏于彼，因而深入其内地，备尝艰辛，十数年如一日，已经为日清兴业养人以备国家之不虞，所作许多工作已广为人知。今于危机一发之际，不惜向我同胞倾多年蕴蓄，一翻此书，清国之形势了如指掌，不仅可知其实相，从来的疑问也一时冰释，心中得以豁然开朗。实为今日吾人须熟读之珍书也。”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1895年1月博文馆发行）卷末书籍广告，第2页。

    《对清意见》由“叙论”、“清国之现势”、“论东方之大势述对清问题之重要以及我国百年之长计”、“战后缔盟上不可缺之三大要件”四篇组成，其中“清国之现势”为重点，占全篇的三分之二。在叙论中荒尾精表述了对中、日的基本观点：“我日本虽称为一小岛，而夙以东方文明之先觉者自任。而立于防势中的清国，虽未脱固陋之积习，然而土广、民众，实为宇内无比之大邦。”如果这次战争日本取得完全的胜利，日本将以何种态度对待中国？他主张要“救清国于未亡，澄清弊政之本源使之实行一大革新，振兴清国以强我唇、固我辅，可构筑成就兴亚大业之基础”。而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清韩两国的诱掖者，由此则常执东方之牛耳”。他也想象了万一战争的终局是日本失败中国取胜的结果。他说：“清国从来就将我视同琉球高丽，意外地由我向彼宣战，不揣其力而最终为中国天戈所征服，轻侮加上怨恨，其对我之自尊骄傲之念将更甚于从前，以至于不得不忍受陆梁不逊。鹬蚌之争，最终将加速共同衰亡。”他认为如果日本一蹶不振，清国也不能独恣其雄。即便这次战争中国胜利了，“清国也将土崩瓦解，或者必然为外国所吞噬。我之翼先折，我之唇亦亡，东亚之事复不可为。”以上见荒尾精《对清意见》，东京：博文馆，1894年，第1—9页。可见，荒尾精虽然有要让日本“执东方之牛耳”的意思，但并非纯粹地将中国看成是与日本势不两立的敌人，而是具有比较浓厚的中日联盟、提携的色彩。这也是出自他对中国的认识。

    荒尾精批判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多审此而疏彼，或是说到枝叶而未及根干”，“徒计其弱而不计其强，或恃其弱而不取其所以强之术，或取其强之之术而不讲究我之所以对应之方法”。并指出“日本国民不明白决定东方各国特别是东亚的命运将来就在于西邻大陆清国的现势，这实在是一大缺点。因此要弥补这一大缺点，研究我国将来如何应对清国，从而树立在亚洲各国兴废继绝，一变欧亚之趋势的大策，无论是和是战都以此为依据，所有经纶计策都以此大策为本，以此而开成就千百年之后之鸿基，这才是我帝国国民的当务之急。”荒尾精：《对清意见》，第16、17、18—19页。

    荒尾精的中国认识如何呢？首先，他批评了对中国认识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轻蔑侮慢，一种是恐惧疑虑。他说：从来我国人论清国形势者，多以其为顽迷昧理、衰朽不足以兴，常以轻蔑侮慢之心待之。既而清国政府与俄国争接壤之伊犁，迫使俄国返还已经夺取了的伊犁；与法国构难于安南，亦遂其志；加之与我国屡屡争朝鲜而能占其利益与实惠；外交之政策往往中其肯綮。同时于国内设电信、造汽船，以谋交通运输之便；筑炮台、制舰队，于内地各处广起武器制造，国防之实亦渐举；特别是近来汲汲于布铁道、兴工业，应用文明之利器，呈现逐步发达进步之势。由此，过去之顽迷昧理、衰朽不足以兴而加以轻侮者，亦变为大国之情势不易测知，幡然而至以恐疑之念对之。过去之所谓顽迷衰朽而轻侮者，固然不过是皮相妄断，而后来所谓不易测而恐之疑之者，也是不通其实情、不详其内势所致。故宜不该轻侮之时轻侮之，不该恐疑之日恐疑，眩于其形而不识其神，见其果而不究其因。这就是我国人对支那的观察多不得其正鹄之原因。同上书，第20—22页。荒尾精对中国的整体认识是什么呢？他说：“现在的清政府根干已经腐朽而不可复培，而其枝叶尚存一时之春，处处有残红之类点缀。其命脉远在三十年前已经枯竭，仅仅是苟延残喘到今日而已。”同上书，第22页。之所以说清政府的根干已经腐朽，是因为他看到清政府原来是胡人君临中土，其政体政略固守祖法、墨守祖宗旧套而不知进行根本的变革，他认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亡国之实，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弊病不仅本来就积存很深了，加上二十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又蘖生了种种流弊，其余毒遗留到骚乱平定之后，使之雪上加霜，所以说其根干已经腐朽。即便如此，他认为：“只要清政府以非常之英断和下大决心而从事一大革新，网罗人杰而任其经纶，中兴之伟业固不难成，如果其经营实实在在地见其功效，其国家之强盛，不出三十年而雄视宇内，亦非至难之业。”荒尾精：《对清意见》，第25—26页。可见，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抱有一定的信心的。但是他也看到，国家的发展命脉如果不寄托在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善与革新上，而寄托在几个功臣的人望上，终究不会维持长久。他指出：盖长发贼勘定以后之天下，非清朝之天下，功臣之天下也。清朝赖此等功臣之力以建再造之业，又赖此等功臣之力保宗社于既倒。而此等功臣所怀抱之根本大革新的经纶虽不能实行，但只要清朝存立，不忍促其革命。且有难以默止清朝之倚寄礼遇者，进而当收拾经营之任，因此在其根干已朽之日得以保持其枝叶。……清朝本身之威灵权力均已消灭殆尽，而仅凭其元勋名士之德望材力而维持其形骸。

    现在第一流的大人名士已经都逝去，其处于第二三流者亦几乎凋谢殆尽，而能保其余生者独剩一耄耋李鸿章。如问其现在国情如何，过去已经枯朽的根干，即将腐败崩塌，过去繁茂的枝叶即将枯槁落尽。尽管李鸿章外交内治如何老练，如何富于权谋术数，终将知道无可奈何。一朝大风卷土而起，枯木扑地槁叶散空，只在转瞬之间也。同上书，第62—64页。在满清政府走向末途之际，在西力东渐、英法俄德诸列强对东方虎视眈眈之际，二十年如一日以兴亚为志向的荒尾精，在日本的对清作战节节胜利、举国皆为此胜利而欢呼之际，他指出：一朝清国有遭虎吞狼食之祸乎？我东洋之天地将沉入何种惨境？我东洋之民生将陷入何种穷途？余于此大声疾呼而告我东方之志士仁人：清国之兴亡决非清国一国之兴亡，欲挽回亚洲衰运使之振兴者，必须奋起而拯救此古老的大帝国，清国之志士不用说，朝鲜之志士、印度暹罗之志士，我国之诸名士也要幸而倾注心力于此大业之翼赞！东方亚细亚危急存亡之机，迫在一发之间。荒尾精：《对清意见》，第80页。他将中国的命运与亚洲的命运联系起来，呼吁亚洲的有志之士起来拯救中国。这也是他作为兴亚先驱者对西力东渐的一种自然的回应。他进而主张：欧亚两陆，处于东西而异其文华，黄白二色，其种族本来就不同。所谓西力东渐者，不就是直接意味着此二者之竞争吗？这样，朝鲜之贫弱，既是为朝鲜而忧之，也不可不为我国而深忧之。清国之老朽，既是为清国而悲之，也不可不为我国而悲痛之。苟欲使我国内张纲纪，外加威信，使宇内万邦永远瞻仰皇祖皇宗之懿德，必先以救此贫弱，扶此老朽，三国鼎峙，辅车相依，进而挽回东亚之衰运，恢弘其声势，膺惩西欧之虎狼，杜绝其觊觎为急务。此诚为国家百年之长计，亦为眼下一日也不可忽视之急务。印度不是已经遭覆亡之祸了吗？东方之故国旧邦，渐次成为豺狼之食饵，现在除了我帝国之外，仅剩支那朝鲜二国。其贫弱之极而未绝灭，其老朽之极而未倒毙，尚通一线一脉之气息，维持宗庙社稷于至危极难之境，盖亦为有天意之未厌弃东方亚细亚者存焉乎？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从天者成，背天者败。须深鉴也。

    然宜如何为之？曰：莫善于顺天意。何谓顺天意？曰：无他。救护彼贫弱者使之富强而已。厘革彼老朽者使之刚强而已。此事实为我帝国之天职也、顺天之责任也。我国起义兵而扶植朝鲜独立，非为全此天职乎？我国出问罪之师而惩清朝之骄暴，不为尽此天务乎？邪不压正，老不敌壮，天意之所归、理势之所趋，一旦战局告终，清国知我真意之所在，努力使朝鲜独立富贵之举，乃为东洋和平与兴隆之第一步，清国不管如何鲁钝，岂不可豁然解悟？诚如是，彼岂啻不仇视我，当助我赞襄东方之大业。我不独完成朝鲜扶植之志，进而鼓舞振作清国，使其得以图一大革新，到那时，彼果能以非常之大决心、大勇断扫荡百般积弊，据大陆之中枢而收财用兵马之实，清理法政教学之源泉，开造士用材之路，以国光国威之扩张而至典章文物之兴隆，骎骎乎动宇内之耳目，可以期待也。荒尾精：《对清意见》，第82—85页。综上所述，荒尾精的中国认识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在西力东渐的世界大势之下，中国、韩国的命运是与日本的命运、与亚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主张“清国之老朽，既是为清国而悲之，也不可不为我国而悲痛之”。“清国之兴亡决非清国一国之兴亡，欲挽回亚洲衰运使之振兴者，必须奋起而拯救此古老的大帝国。”第二，中国虽然根干已经枯朽，但是枝叶尚繁茂，“其老朽之极而未倒毙，尚通一线一脉之气息”，还有药可救，还有一线生机。这是天意尚未厌弃亚洲。第三，日本要顺应此天意，即帮助中国和韩国，拯救和扶植它们，使之富强和强大起来，共同对付欧洲列强，这是日本的天职。而这次中日战争正是日本履行这种天职的表现，所以日本所出的兵被看做是“义兵”，这场战争当然也就是“义战”了。既然“正义”在日本方面，那么他相信“邪不压正”，胜利一定是属于日本的。

    他的考虑还不止于此。他还考虑到日本“以侠义之心”促成了中国的革新并使中国富强起来，这对日本的地位是否有不利的影响的问题。即所谓“唇齿相依，鼎足相扶，以此挽回东亚之大势，排斥西欧之侵略，作为我国的天职，这是之所以启掖清国富强之本旨。然而中国已趋富强，会试图起而反噬吗？这样我国不啻持唇齿鼎足之势展东方振兴之志，就如同要抑制英俄之强横却反而在一苇海水的对岸设置了一个几倍于英俄的强敌。谋求东洋的兴隆，反而招致骚乱与危亡。这岂不是放眼大局考虑国家百年长计者所要深谋远虑的重要问题？”荒尾精：《对清意见》，第89页。

    为此他对几种欲占领、割据中国领土的方案荒尾精列举了以下几种方案：“或曰：支那之版图过于阔大，宜分割为五六分，我亦占领其一，以为日后之地。”“或曰：宜占领山东直隶两省，又或曰：应略取江苏浙江之沃土。”“或曰：应该占领台湾。又曰：应该割据琼州。”见《对清意见》，第91、92、93页。都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都是一时之计，而非百年长计，似有“偏倚于一时一部分的利害而迂于永世大局之得失之憾”。荒尾精：《对清意见》，第93页。他希望建立一种“振兴清国而不使增长其骄慢，以此可以救护清、韩，而不使我之天职失坠；以此可以实现唇齿鼎足之势而开兴亚伟业之基”同上书，第94页。大经纶，他呼吁日本的有志之士和东方的志士仁人深谋远虑，为此出谋划策。他在《对清意见》的最后提出了战后结盟时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一为使朝鲜独立安全，巩固东洋之和平，让清国履行签订盟约的条款，我国应该在渤海预置某一最重要的军港。

    第二为了维持东洋的和平，在与我国媾和成立的同时，与清国政府协议，以适当的方法向清国鄙都人民说明我宣战之大旨，要使其领会我国之真意。

    第三为了增进日清两国的福利，期待东洋的和平与兴隆，一扫我国从来在通商上所受的不便不利之处，与欧美各国相比，签订更加优待亲切的通商条约。同上书，第104—106页。以上三条，并无明显的割地赔款的要求，第一、二条是防御性的，第三条是他所一直重视的经济上的要求，要在经济上得到比欧美各国更优惠的政策。这些与当时许多直接要求割地赔款的方案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温和的。特别是第二条，他担心中国民众不理解日本发起这次战争的“真意”，“漫然以为我兴无名不义之师”而以“仇讐怨恨之心”来对待日本，则“两国民的感情永远暌离乖戾，遂无融合一致之期”。他强调：“即便不能遽然获得彼等之敬爱，也要使得在战后不留下侮蔑仇怨之念。”荒尾精：《对清意见》，第100、101页。既然相信“出问罪之师而惩清朝之骄暴”是日本在尽自己的“天职”，为什么还怕中国人对此存“仇怨之念”呢？

    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中间戴礼帽的为荒尾精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

    1890年12月，他在给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的信中写道：“我逢人必曰：今日我国经济之消长只在于日清通商政略方针的对错上。因此，欲论今日之经济，要先详细了解日清贸易如何。”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东京：原书房，1966年，第406页。再从他不辞艰险地对中国国情作详细的侦查的态度来看，他的中国认识中的确存在许多客观的、理性的成分。上述第三条要求，看上去是要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且他也的确一直强调：“东方振兴之先，在于掌握其通商权。”在甲午战争之后，他同时强调收回商权的方式是“通过通商的革新，不是急切地而是在和平中恢复商权”荒尾精：《对清通商意见 第一》，京都：荒尾精发行，1895年，第1、2页。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的《清国通商总览》“绪言”（1891年12月）中也强调要在中日贸易中“夺回清商的贸易垄断权”、“大力恢复我商权，培养扩张国权之财本”。。正是本着这种谨慎的态度，他指出：“熟览《马关条约》中所示通商上之大纲，往往有与吾人平生所期待的不同见解。其中假令与我无利而其害亦不大者，且置而不论。若其条款中有全然与我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在内阻碍我工商贸易之发展，将我之富源外府委于他人，远而言之，直接扰乱支那的经济，间接地给东方的前途酿成不测之祸，这样吾人岂可漫然看过？”荒尾精：《对清通商意见 第一》，荒尾精发行，1895年，第3页。为了提醒当局者的反思和相应行业者的注意，他举出《马关条约》第六条第四款：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16页。荒尾精：《对清通商意见 第一》，荒尾精发行，1895年，第5页。对此，他从“第一 我对清工业如何”、“第二 我生丝茶业如何”、“第三 支那之将来如何”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的结论是：“由此约款似乎我国制造工业在清国得到了自由，字面上诚然可喜，而事实上完全相反。只不过是为欧美商人在支那开放了兴业投资之道，使日清两国共受其弊。”“从来羡慕欧美人的（在华）恩惠而不得，该条约一转而使彼等羡慕我了，条约之表面诚然如此，其里面实际上呈现正好相反的结果。以牺牲我对清工业为代价，使我对清贸易归于衰退，并且为我国产贸易品制造了强敌，而招来欧美人垄断其利益，因而构筑了侵略割据之基础。而且在支那的现在未来，使政治当局者造成千年难忘的怨恨，最终只不过是扰乱了日清两国的国家经济，酿成了东方前途之大忧。”荒尾精：《对清通商意见 第一》，荒尾精发行，1895年，第26、27—28页。抱有这种忧患之心的人，在当时或许也不多见。

    1896年9月，荒尾精去台湾调查，研究治理的方策，不料因为感染了鼠疫，于10月30日病逝，时年38岁。近卫笃麿的《东方斋荒尾精君之碑》开篇即曰：“荒尾精君，深忧东亚大势，窃以挽回衰运为己任，奔走劳劬，经营惨憺，二十年如一日。一旦航海，南冒瘴疫，雄志未酬，溘焉毙于道途，海内志士，悲痛悼惜。”近卫笃麿：《东方斋荒尾精君之碑》（汉文），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第1页。这个人物，的确值得我们从多方面进行研究。

    2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

    尾崎行雄（1858—1954），号咢堂，早年就学于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1879年，21岁时被福泽推荐成为《新瀉新闻》的主笔，后来从政，参加立宪改进党的创立，此后成为从明治到昭和时代政党政治家。在大正初期作为护宪运动的先驱，被誉为“宪政之神”。尾崎行雄像（据伊佐修雄著《尾崎行雄》）

    在对外政策方面，明治时代提倡强硬的对外政策，到大正之后，反对西伯利亚出兵，提倡缩减军备，反对军国主义，作为国际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与军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著作收入十二卷本的《尾崎咢堂全集》（1956年公论社）。

    尾崎行雄著《支那处分案》扉页

    关于明治时代尾崎行雄对中国的认识，他自己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自白值得注意。他说：日清战争对我而言，我感到十年来的宿愿这时才得以实现，非常愉快。

    那是明治十七年（1884年）的事。支那与法国之间因为安南事件而发起了战争，那时我作为报知新闻的记者，以通信员的名义到了上海。当时日本的支那崇拜热很厉害，西洋崇拜热也不示弱。我对这两者都非常讨厌，正好遇到中法相争，我想借机去观察双方的实力。

    我在出发之前，尽量向多年住在支那、或者到支那内地旅行过的所谓支那通当面请教。但是去了一看，感到与这些人说的有很多不同之处。觉得在支那呆过多年的前辈不应该有错，便进一步进行研究，无论如何还是觉得自己所见是正确的。我这时才开始修正了对支那的看法。

    到上海一看，支那的军队已经准备出动，非常混乱。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不仅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而且士兵还各自都背着雨伞，手里还提着灯笼。还带着无数的旗和鼓等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也明确地知道了支那完全没有战斗力。这样，我在这时就感到有与支那一战，以打击其暴慢之心的必要，于是从此开始提倡“支那征伐论”。

    这正好是日清战争开始之前十年的事。十年来我不断地热心主张讨伐支那。为此，我甚至被视为狂人，现在因为日清战争才知道我不是狂人了。

    但当时我国人因为在四五千年间都将支那视为先进大国，尊崇其文化，结果无论朝野即便在日清战争爆发之后还意外地畏惧支那，而支那方面反而轻蔑日本为后进的一小国。

    然而战端一开，如我所预言的那样，我陆海军连战连胜，几成摧枯拉朽之势。我真是无限愉快！尾崎行雄：《咢堂回顾录》（上册），东京：雄鸡社，1951年，第219—220页。就在1884年底到1885年初，以尾崎行雄等为论说记者的《邮便报知新闻》因为甲申政变而发表了许多露骨的蔑视中国的言论，其基调如其论说题目所示，如《须知支那朝鲜之地位远在日本之下》（1884年12月17日）、《国际法不承认支那与朝鲜》（同18日）、《勿使支那朝鲜增长倨傲心》（同21日）等，批评“支那妄自尊大自负，不知道自家将要覆灭，还要干涉他人之事”，主张要“勇断果决地先行制服，威信并行而破其傲胆”。《支那朝鮮をして倨傲心を増長せしむる勿れ》，见《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第378、380页。进而还有《韩国尚可教，至于清人即便所谓无缘之众生释迦再生亦不可济度也》（同31日）。在1885年1月16—21日，发表论说《论与支那战争的利害》，宣扬可以战胜中国，日本是“亚洲的盟主”。这些论说虽然没有署名，都收录在《尾崎咢堂全集》的第二卷中，被认为是尾崎行雄的著述。《支那朝鮮をして倨傲心を増長せしむる勿れ》一文的“解题”，见《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第377—378页。

    无论是从晚年的自述，还是在他甲午战争前十年所发表的论说来看，尾崎行雄并不讳言自己是主张“支那征伐论”的对华强硬派，并且以此为自豪。最能够集中反映他的中国认识的，是1895年1月博文馆出版的他的《支那处分案》一书。该书出版之际，甲午战争还在继续，他在绪言中强调：“日清两国的胜败，将极大地导致文明的消长、道义的兴废、贸易的盛衰、陆海军备的变更。”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他也认为是“文野之战”，即“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进而更具体地说明这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秩序与混乱、慈爱与暴虐、进步与保守、自由与压抑、立宪与专制、交通与锁攘之战”。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东京：博文馆，1895年，第1、2页。就是说将不仁不义等所有的负面价值都扣到中国的头上。除了绪言之外，该书分“东亚之长计”、“支那之命运”、“列国的对清政略”、“帝国的对清政略”、“北京城下之盟约”、“占领之难易”、“列国的交涉”、“占领的利害”、“他日的机会”、“帝国的天职”十章，从当时的国际关系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对华认识与行动方针。在他看来，为亚洲和东亚的长远考虑，有两件事必须杜绝，那就是“欧洲势力的东侵和支那的再起复仇”，主张“亚细亚的天地必须让亚洲人自己来保有，这是维持治安、增进幸福的捷径”。同上书，第14页。这是亚洲罗门主义的一种表现。由于他认为日本是东亚乃至亚洲的主宰者，他所谓的亚洲人保有亚洲，实际上就是日本人保有亚洲。那么，中国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支那处分案》从“支那人的国家思想”、“支那人的政治思想”、“支那人的战斗力”、“支那人的道德”、“历朝的命数”五个方面来断定“支那的命运”。关于国家思想，他认为：“在支那，朝廷即国家，首都即朝廷。因此首都陷落，朝廷随之灭亡，朝廷灭亡了，国家即灭亡。”“支那人不知道朝廷之外还有国家。”同上书，第17页。不知道国家为何物，没有国家思想就不足为奇了。他进一步分析：“支那替换无数君主，内外贵贱各种人物变换着君临其上，因此人民视朝廷为逆旅，而朝廷动辄视人民为仇敌。至于慈母赤子的关系，只不过是学者之空言而已。这样，忠义心薄弱，毫不足怪。”另一方面，他说：“即便没有爱国心、忠义心，如果人民相互亲爱，富于团结力，也可以补足保国的要素。然而，秦山楚水相互隔绝，加上完全缺乏交通机关，境域过大而东西南北的风土习俗及利害关系大不相同，甚至是本部之人也有结果重新翻译才能言语相通，其人民如何能够产生团结心呢？”他的结论是：“国家思想、忠义心、爱国心、团结力，皆为保国之要素，支那人无一具备，这样的情况要在这侵夺的世界保持独立，未知有也。”同上书，第18、19页。关于政治思想，他认为：“支那人有文学思想而无政治思想，其政治上的奏议论策，至多不过是文学上的述作而已。”历代名臣奏议，在他看来都是“浮华之言，迂远之议”。其所谓政治思想即便有，也“不过是私利经营的思想”，是“极为卑微”，而“其政治上的行为已经腐败丑恶之极，像我们所说的欧美人所享受廉洁严肃的政治，支那人从来就不知道”。“支那的官吏以受贿盗窃为人间之常事”，所以他说：“支那人自古以来就没有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在今天独立于世界的。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21、24、25页。他不仅认为中国人没有政治道德，而且断言中国人缺乏社会道德。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言行不一，书上所记“皆浮夸张皇而与事实大相龉龃”。在他看来，“修文即为学习诈伪”，“因为文章多虚伪，所以支那人书读得越多，诈术就修得越深”。同上书，第34、35页。他对中国人的道德评价是：“虚妄、诈伪、无耻、无节、不义、无气魄，且好盗窃，支那人像这样还能够独立于今天文明世界吗？曰：不可，断然不可！”同上书，第36页。那么，中国人的战斗力如何呢？概而言之，他认为“支那人为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为好利之民而非好战之民”。进而他有几个具体的看法，曰：“支那无固有之武器，所谓武器，非杀人之具，宁为威吓之具。”又曰：“余曾解释支那之战字为‘旗鼓之竞赛会’，或近谐谑，相信决不失其实。”形容中国人“以旗鼓为战。鼓声震天地、旌旗蔽山野者胜，旗数不足、鼓声不如者败。两千有余年之久，支那的战争毕竟不过如此。”又曰：“支那之战为军容之战而非军器之战。如今虽也大量从欧美引入武器，战争的性质俄然一变，但是二千八百年间，唯以旗鼓竞赛为事的尚文好利之民族，学习到真正的战争并不容易。故兵卒死则将校逃，将校伤则全军溃。”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支那人的战斗力今后只能长期处于水平线之下，这样的民族也能在如今争夺的世界上保持其独立吗？曰：不能，断然不能！”同上书，第28、29—30、32页。综上所述，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必亡，由内乱外寇交至而亡，且其灭亡已经迫在眉睫。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44、45页。

    关于尾崎行雄的中国认识，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明确地区分了“书上的支那”与“事实的支那”两者的不同。在《支那处分案》中，他也回忆起十年前的情况。他说：“明治17年夏，我头一次游清国，仔细观察其形势，感到茫然若失。盖事实的支那与曾经在史书上所见闻的支那，完全不同。假使我对汉籍一无所知，见到事实的支那的惊愕决不会如此之深。不幸我多少读过些汉籍，由此而知道书上的支那，然书上的支那非实际的支那，发现了二者性质全然不同。”他进而评论说：“汉籍读得越多，距离支那的实况就越远。因为我多少知道些书上的支那，见到实际的支那大为吃惊。纲纪之颓废、道德之腐朽，已经达到极致。书中所记论的事项，没有一样在现实中实行。”同上书，第72—73页。由此，他相信支那帝国必亡。十年之后他的想法并没有变，肯定“支那不久将灭亡。其人民是否会流离四散，在于入侵者的政略如何”同上书，第76页。。

    面对中国这种将要亡国的形势，日本应该采取如何行动呢？首先，他批评了“日支同盟”论，因为“与命运必亡的邦国结盟，就犹如陪着濒死的病夫上战场，对我只有大害，绝对无益”。所以他认为与垂死的、没有战斗力的支那结盟没有任何道理。其次，他认为中国虽然无力自保，如果能够得到外力的扶助，还是可以避免一时灭亡。由此他认为无论从地理上、人种上还是东亚的长计上考虑，日本帝国作为“东亚的主宰者”，如果扶助的话，应该是日本独自来进行，而反对欧洲列强插手其中。而日本扶助中国的条件是：“支那将军事外交财政（维持军事外交所必要的）之权归我的话，我必为支那扫除灭亡的主因，否则无论如何都不可救药。”同上书，第88页。如果这样的话，他当然知道“支那非纯然的独立国家了”，而如果不主动答应的话，他认为就只有选择灭亡。还有一种可能是日本与西方列强“共同分割”中国，但是他认为让欧洲人蹂躏东亚，不是保持东亚治安的长远之计。他明确表示为东亚的长远利益考虑，日本以独自的力量占领支那是唯一的对清政略。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98页。他说：我实在不忍抛弃支那人。故日本帝国代天而领其地、治其民，唯欲使文明之光种横披四百余州。我们占领支那、掌握其主权的话，大量移植我国官吏使之掌管内治外交之要路，及行军制改革……振肃纲纪，确立军制，足以维持内外治安，保全境土生民。

    支那人欲自行为之，如同百年待河清，决不能达到目的；而如果由我帝国臣民当其局，不出二十年可以使其面目全然为之一变。此非支那民族之幸福乎？非人类之庆事乎？同上书，第94—95页。为了占领中国，促使清朝灭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占领北京。为此，他提出了如下六条理由：（一） 不入敌国之都城而退，为军队所耻。故我军欲全其面目，必须一举占领北京。

    （二） 如果要清人完全慑服于我之威武，一旦恢复和平，他日彼等必然再发其固有之傲慢之心，以至悍然逞其敌意。而扬我威武之道，莫善于攻克其首都。

    （三） 支那人之变诈诡谲，冠绝天下。故如果不先扼其咽喉而后着手媾和谈判，其必逞其得意之长技，旷日弥久诡变百出，而最终不能得其要领。

    （四） 如不充分膺惩之，即便签订怎样的盟约，清人决不会遵守，而占领北京为精神上膺惩之一大手段。

    （五） 支那二千五百年间的历史证明，攻陷首都，国便灭亡。故为了膺惩支那人，可见占领北京特别必要。

    （六） 丰公征韩之一举，至今尚振奋国人，其感化力之伟大，可以与万卷经典匹敌。我军一旦占领北京，虽在千秋之后，尚足以使惰夫奋起。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101—103页。总之，他认为：“即便在别处百战百胜，如果不攻入北京，不足以打破支那人的顽冥。”强调“只有不懂得军队的意气、国际之常道、支那的特质的人，才会觉得不必要进军北京”。同上书，第103、104—105页。要讲和，也要等到占领北京之后。在他看来，一城一将的降伏不算什么，其目的在于要使清廷降服；而如果清朝不交出主权，完全听命于日本，都不能叫做“清国的降服”。一句话，他就是主张日本要占领中国，使清朝灭亡！

    那么，日本要占领中国难易如何呢？尾崎行雄从现实形势和历史状况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就现实而言，中国无论是人口还是国土都是日本的十倍以上，一般认为日本要征服中国很难，尾崎行雄认为：“征服的难易由统制的张弛可知，境域过大容易缺乏统制，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支那大才容易征服。”同上书，第119页。因为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观念，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他指出：“如海陆军队，更是支离破碎之极，其利害隔绝而脉络不能贯通。所以直隶兵败，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又说：“根据开战以来到今日情况来评价，可以说‘我不是与支那进行战争，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今后战线扩大，才能说是与支那（毋宁说是其东海岸数省）战争。”“因为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那么可以驱使东部之兵征伐西部，率领北部之民征服南部。支那今日之情势实际上就是如此。”同上书，第116、116—117、119页。

    从历史上看，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奴性十足、甘当亡国奴的民族。历代的经略者中，虽有内起、外来之别，无一具有足以席卷四百州的兵马军器和资金，这一点是相似的。支那古来就是向占领者提供足够占领自己兵马军器和资金等的国家！

    支那习惯于援助占领者支付占领费。确切地说，有自费使自己被占领的习癖。以我兵马之精锐、资金之富足，尚不能占领如此邦国，岂有此理！

    居民即便毫不具备独立保国之素养，但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其他人种的统御的国家，由他国来占领有些困难。但是支那人古来甘受许多被视为夷狄禽兽者之统御，其视朝廷为逆旅，因此，不管何人来占领，只要能够安其业务，就满足了。因为爱新觉罗氏强行变革其衣冠，以丑代美，尚且恬然安分，不是明证吗？

    由胁迫而变易衣冠，乃愚妄之极。强行而为，乃满酋之无谋刻薄，自不待言。然而支那人恬然服从而不知耻，头戴豚尾还洋洋自得。天下之广，未有如支那民族容易征服、容易驾驭者也。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121—123页。因此，他的结论是：堂堂日本帝国，若想要占领支那，其作为，自然与逆臣流贼蛮酋等不同。故帝国不能万事万物皆仰被占领者之供给，如经费、兵力须要我自行供给。然而此乃为已经占领支那若干地步之前之。既然已经占领，即便我不强征，彼亦必将供给兵马经费等百般必要之物。二十万之精兵与三亿之军费，我国即便准备，恐怕也无用之之余地。即便一旦用之，不久也必可回收。同上书，第133—134页。以上是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中有关中国认识及其如何行动的相关论述。有这种充满激情的独占中国的愿望，在当时几乎整个日本都在为捷报频传的对华战争而狂欢之际，是不难理解的。这里只指出两个小问题，或许是他在为自己的侵华主张作宣传时疏忽大意了。

    第一，如前所述，他自诩读了不少汉籍，对书上的中国有些了解，实际上他的了解未必准确。例如，他在论述中国没有战斗力时，举了一个例子，这样说：如彼之后晋的景延广以“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之言，为毕生之豪言壮语。岂非剑戟皆常为锈腐之一证乎？不然何故用磨字？为了夸张吧。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27—28页。其中“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语出《资治通鉴》卷二八三。《新五代史》卷二九·《晋臣传第十七·景延广传》中写道：“延广谓契丹使者乔莹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且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则来，佗日不禁孙子，取笑天下。’”［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缩印本），1997年，第322页。《旧五代史》卷八八·晋书十四·列卷三中的景延广传所载之言意思大同小异。“延广告戎王曰：‘先帝则北朝所立，今上则中国自策，可邻为孙则可，无臣之理。’且曰：‘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当成后悔矣。’”［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缩印本），1997年，第1144页。“横磨剑”的解释，日本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解释为“磨完的剑。转指带此剑的兵士”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卷六，大修馆书店，1985年修订版，第569页。。商务印书馆的《汉语大词典》也收有“横磨剑”一词，解释为：“长而大的利剑。比喻精锐善战的士卒。”从汉籍中常常出现的“横磨”与“大剑”一词并用来看如［明］王士祯《居易录》卷一中有：“横磨大剑，玉帐晨开兵百万。一卷阴符，孺子功名圮上书。”之语。清末吴恭亨有诗《感时寄君复钝庵》：“横磨大剑纷孤注，败局残碁乱一盘。”，都是突显“示强”，重点应在一个“横”字上，表示的是一种强横的凛然之气。以此作为中国的“剑戟皆常为锈腐之一证”，实在是牵强附会，对汉籍的这种有意的歪曲性理解，虽然可以逞一时之快，但是经不起推敲，就如同他的情绪化的中国认识一样，只能贻笑大方。

    第二，尾崎行雄提出了“事实的支那”与“书上的支那”的二者全然不一致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他第一次提出的，比如区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的想法，早在荻生徂徕的思想中就很明显。尾崎行雄为了论证其中国必亡论，以他在中国一时一地所见之“事实的支那”来否定几千年汉籍所载的“书上的支那”，这种论法不仅有以偏概全之嫌，无视各个时期具体而复杂的历史条件，以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孔之见为标准来影射、解释整个中国历史，得出“修文即为学习诈伪”，“支那人书读得越多，诈术就修得越深”这种对中国典籍的极度不信任和对中国文化的极端蔑视的结论。既然知道中国的书籍“皆浮夸张皇而与事实大相龉龃”，为何为了证明中国容易征服，还要以中国历史为例，大谈司马氏灭亡以来长城以外之蛮族占领中国内地的史实，特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复仇之师，当时不过兵百人、甲三十副等等？就是说，只要能够给中国以致命的打击，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鼓舞日本人的士气与斗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过是他任意蹂躏的道具而已。

    第三，在占领中国的问题上，一方面要以中国的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强调日本是出“仁义之师”，“救支那民族于涂炭之中别无它途，唯在进而占领四百余州。受天佑者不可不尽天职，是天命我日本拯救支那民族”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222页。。由此而冠冕堂皇地高唱：“我不是为贪图其土地财货而占领它，而是为了维持永远的和平、增进支那民族的惠福而占领。”同上书，第223—224页。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兼备土地狭小、人口过殖之两忧，因此如果有地方可以占领，必须不失时机地尽快占领它”同上书，第180页。。从财政上、经济上详细分析占领中国可以成为日本“最大的利源之一”。他甚至想好了在占领中国之后，平均每人课以两元的租税，四亿人口就可以得到八亿的租税，以此批评那些“在财政上怀疑占领支那的利害者非识时务之俊杰”。同上书，第191页。可见，所谓“义战”、“天职”都不过是虚假的牌坊，其动机与目的无非都是贪婪的利欲。

    当然，尾崎所看到的中国的一些缺点，也不是在历史上或现实中全然不存在的捕风捉影。虽然他对有些缺点的描述会刺痛我们的神经，但是作为逆耳的忠言，还是值得记取和反思的。事实上，日本人蔑视中国的一些观点也为稍后主张中国需要改良甚至革命的先觉者所吸收，成为自我反省与批评的重要借鉴。

    四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三）：歌曲与漫画中的中国丑化管窥

    1歌曲

    蔑视中国的普及化，我们从甲午战争期间的流行歌曲和漫画中找到非常生动的体现。

    先来看看流行歌曲，举两个例子。第一首是骨皮道人所著《ちゃんちゃん征伐流行歌》（东京：弘文馆，1894年11月）中的第一首《阿房多罗经》。一首是被选入藤泽卫彦著《明治流行歌史》（东京：春阳堂，1929年）中的《新版ちゃちゃらかちゃんメッチャメチャ節》。《ちゃんちゃん征伐流行歌》书影

    骨皮道人，又号瘦瘦亭骨皮、爱柳痴史，本名西森武城（1862—1913），明治时代有名的讽刺文学作家，其《浮世写真 百人百色》（东京：共隆社，1888年）被摘录收入《讽刺文学集》（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明治编29，岩波书店，2005年）。甲午战争期间，他写作了大量的流行歌词、滑稽小品，如仅在1894年9月他就出版了《ちゃんちゃん征伐》、《日清開戦おどけ文庫》、《日清開戦滑稽剣舞》、《清兵退治の歌》等作品。

    ちゃんちゃん（CHANCHAN）读作“锵锵”，据《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解释，日本的德川时代在江户城中有走街串巷的小贩，穿着中国清代式样的服装，一边锵锵地敲着钲，一边叫卖糖果，这ちゃんちゃん原本是小贩敲打钲所发出的声音的象声词。指中国人的发辫，或者指只留头顶上一块头发的儿童法式。曾用来作为轻蔑中国人的用语。如《清兵退治之歌》的封面和序文都写着“ちゃんちゃん退治”。“阿房多罗经”即“阿呆陀罗经（あほだらきょう）”，是乞食和尚敲着木鱼或以扇子打拍节、挨家挨户或在街头演唱的一种取材于社会生活的俗谣。宝历（江户时代中期桃园、后樱町天皇的年号，1751—1764）以后兴起于大阪，后传到江户。到明治时代不仅作为街头的民众演艺形式，而且被搬到剧场广为流行。现摘录骨皮道人的《阿房多罗经》如下：本来CHANCHAN秃头和日本相比，就如同幼稚乳儿，不费力气随便一打便大败。仔细想来，这也情有可原。其国家的名字起得就很糟糕。叫“支那”，是以“し（音与“死”同）”字开始，叫“清国”还是以“し”开始，四百余州、四亿万人，都齐刷刷以“し”字可以概括殆尽。战败了，头上的猪尾巴也倒下，还是个“し”字（“尻尾”日语发音为“しっぽ”，“四”日语可读作“し”）。所以，无论来几十几万，都得一个一个死光。（笃、笃、笃、笃）

    这且不论，支那（しな）这个词反过来读，即为なし（“无”日语读作なし）。千万杂陈，但都是些无用的废物。仔细来看，第一是极无政治，这非虚言。国家虽然广大，但万事万端没有秩序，无法交流。人虽然多，但是因为不开化，不能作为对手。全是些野蛮、顽固、不明是非、没有目标、看不到前途、呆头呆脑的家伙。肮脏、住处不好，吃东西七七八八地乱吃，非常饶舌，与燕子云雀无异。（笃、笃、笃、笃）

    不知义理，不懂人情，利欲熏心，俗不可耐。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也就不懂学问、不识文字、不知礼义、不懂规矩。忠君爱国从来不知，也不知富国强兵，甚至不懂国家的耻辱。不知羞耻，不知外面的世界，说他是奴隶也不生气，嘲笑为猪尾也不在意，与畜生、虫子一样，总是咕咕容容、密密麻麻、咿呀哎呀地，无论如何都难以处理。

    《ちゃんちゃん征伐流行歌》第13页插画，表现唱此歌谣的样子。

    统治这些家伙的家伙，一脸官气，自以为了不起，实际上也是糊涂虫、窝囊废、大傻瓜、呆子、笨蛋、丑八怪、最该死的。其领班李鸿章完全年老昏聩，本来就连一般人的智慧都没有，这也罢了，却大胆不敌地将手伸向日本，没有智慧，却吹大牛，什么轻而易举、不在话下，骄傲自满而死到临头，老不自量，流着鼻涕还不服输。叶志超、聂士成之辈只是名字好听，实际上并不争气。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只会喊：冲啊！不断出击！一讨必胜！懦怯的大将孬种的军队，目标全然不知而拼命出击，当然不行，不过是纸上谈兵，不起任何作用。（笃、笃、笃、笃）

    无论多么努力，也很难胜利。CHANCHAN的脑袋叽里咕噜地很快掉得所剩无几，说是受不了逃吧，也害怕得两足无力。又出击，还是不能胜利。这些家伙都不能胜利。海上、陆上，都没有赢，真是没有法子。如何是好呢？渐渐地畏缩倒退，逃到自己的国界。但是日本的军势是逃到哪里追到哪里，九连城、凤凰城都被占领了。还要继续占领奉天府，然后就轮到北京了！（笃、笃、笃、笃）

    即便这样，也还不算惩罚吗？这些猪脑壳哟！还不闭嘴吗？这些猪脑壳哟！还不低头吗？这些猪脑壳！还不投降吗？这些猪脑壳！已经这样了吧，药罐中被开水烫着的章鱼，手足都出不来了吧？要救命吗？先讲讲条件。献出国家、顿首再拜，谢罪，此外没有别的手段。不得不如此了。自作自受。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日本的愿望。还是知趣地相信往生观念算了吧，猪尾巴晃晃悠悠的猪脑壳！从此世到地狱，理所当然地，如还没有宣告的阿房多罗引导的句子：大日本帝国万万岁！大日本帝国陆军海军万万岁！（笃、笃、笃、笃）骨皮道人：《ちゃんちゃん征伐流行歌》，东京：弘文馆，1894年，第9—18页。原文不分段，现以敲木鱼的“笃、笃”声之处分段。“ちゃんちゃん坊子”这里译成了衡南骂人的方言“猪脑壳”。再来看一首入选《明治流行歌史》中的1894年流行歌“灭茶灭茶调”：日本的自尊心太强了，要帮助朝鲜国，将CHANCHAN打得灭茶灭茶。

    操江的捕获太好了，乘上的CHANCHAN十余名，汪汪地哭得灭茶灭茶。

    支那的军队太可恶了，军粮不足，进犯牙山，灭茶灭茶。

    支那的舰队太笨了，面向日本的军舰，千五百人被打得灭茶灭茶。

    支那的士兵太软弱了，日本的士兵一发炮，舰队就灭茶灭茶。

    朝鲜的大院君太会卖乖了，置国家的政治于不顾，迅速地灭茶灭茶。

    牙山的战争太惨了，猪脑壳被突然袭击，竟逃向我皇军，灭茶灭茶。

    猪脑壳太懦弱了，一看到我官军的旗帜，就逃跑，灭茶灭茶。

    支那的李鸿章太糊涂了，不能和日本打仗，在天津彻夜饮酒。灭茶灭茶。

    支那的舰长太懦弱了，自己的生命有危险，就献出军舰，灭茶灭茶。藤泽卫彦：《明治流行歌史》，东京：春阳堂，1929年，第292—294页。“灭茶灭茶调”日语为“めっちゃめちゃ節”，“節”是调子、曲调的意思，めっちゃめちゃ形容混乱、过度、不合情理的状态。见田宗介对这种“灭茶灭茶”曲调所反映的当时日本国民的共同心情作了这样的分析：陶醉于战胜的国民的这种“灭茶灭茶”的欢喜，如果从中国民众方面的屈辱感推测，实在难以面对。但是如果仅仅将此解释为战胜国国民的骄傲自大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也还只是看到一个方面。自幕末的黑船与不平等条约签订以来，在欧美列强的压迫下，郁积起来的民族屈辱感、不安感、紧迫感，通过将其转嫁给其他民族而好像一举清除掉了，在这里有被解放了的感情的喷发，即便是使人想到像一夜暴富似的卑劣的毫无顾忌的欢喜，也是过去三十年间民族屈辱感的反面的表现。见田宗介：《近代日本の心情の歴史——流行歌の社会心理史》，东京：讲谈社（学术文库），1978年，第64页。将日本自身对欧美列强的屈辱感转嫁到中国的这些拖着“猪尾巴”的“猪脑壳”身上，这一点，如上所述，实际上早就被德富苏峰所道破，即就是要在“征清之大战中”，大大地发泄“五十年来郁积磅礴的元气”，并以此在世界面前洗刷日本的屈辱。

    也有不被日本人骂作猪脑壳而被赞扬为英雄的，这便是丁汝昌。铁石浪人创作有一首《丁汝昌》（欣舞曲调）的演歌歌词，曰：花落还留香，人死且惜名。堂堂五尺男子汉，何可计瓦全？

    好个丁汝昌，北洋舰队长，惨遭我军腹背击，四面楚歌扬。

    顿足蹴屈色，镇远破恶浪，死守弹丸刘公岛，剑折弹尽完。

    古今悲末路，白旗揭伏降，为救生灵出涂炭，仰毒豪气胆。

    继而张文宜，更有刘步蟾，以身殉职知国耻，可怜敌将亡。

    泪为英雄洒，吊炮响海疆，康济载誉都督魂，壮烈至美叹。转引自添田知道《演歌の明治大正史》，岩波书店（岩波新书），1963年，第68—69页。

    而且从浮世绘画家水野年方（1866—1908）于1895年所绘《清国北洋舰队于威海卫全灭遂提督丁汝昌我海军敌不能于官宅自杀图》转自小西四郎《錦絵幕末明治の歴史日清戦争》，东京：讲谈社，1977年，第127页。生动地描绘出了丁汝昌临危不惧的英雄豪气。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演歌的歌词中虽然将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宜视为英雄，但毕竟是日本的降将。歌词的原文直译的话，就是说：丁汝昌鼓励将士“最后死守弹丸的刘公岛和蕞尔日岛十余日，如今剑折弹尽，末路悲惨，古今之习，举起白旗降伏，见到数千生灵得救有望，才觉得万事皆休，便勇敢地服毒自杀，继而殉职”。就是说，认为丁汝昌是先投降而后自杀的。这种观点在日本比较流行，如小西四郎就指出：“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将全部战船和炮台、兵器交出，而代之以要求保证兵员的生命安全，这一要求被允许之后，承担战败的责任而自杀了。”小西四郎《錦絵幕末明治の歴史日清戦争》，第127页。而一直关注汝昌自杀之谜并有深入研究的戚其章，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丁汝昌先投降而后自杀的“已降复死”说为虚妄之说，坚定地主张丁汝昌在各种威逼利诱之下坚持了民族大义，没有动摇降敌；他是在对陆上援兵绝望之时，被迫自杀殉国的；投降是在丁汝昌死后，洋员马格禄、浩威、瑞乃尔等与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合谋，伪托丁汝昌的名义进行的。这三点结论，戚其章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2009年其新著《甲午战争新讲》（中华书局）仍然坚持此说，并补充了新的证据。见该书第241—242页。

    2漫画

    《据国史大辞典》

    这里介绍一位明治时代活跃的讽刺画家小林清亲（1847—1915）。小林因寄稿给片山潜为主笔的《劳动世界》，也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被认为是在19世纪末较早吸收新时代思想的日本画家。小林的讽刺画从整体而言，或许的确具有“反权力、反体制”的思想特点清水勲：《小林清親／諷刺漫画》（解说），东京：平文社，1982年，第3页。如在1899年1月15日的《劳动世界》上发表他的漫画“资本家与职工”上就题写了“资本家榨取职工的膏血而开酒池肉林之盛会”。他的非凡的绘画表现才能，在甲午战争期间也为在日本丑化中国的普及化发挥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由他作画、骨皮道人作文的系列锦绘漫画《百撰百笑》。“锦绘”是日本浮世绘多色印刷的木版画的总称。1765年由铃木春信等始创，印刷得像锦缎一样美丽，后来成为浮世绘版画的代名词。“百撰百笑”的日语发音与“百战百胜”同，取其谐音，通过文字游戏来加强讽刺效果，也是该系列漫画的特色。“百撰百笑”中又分为“社会幻灯”和“日本万岁”两个子系列。清水勲在《小林清親／諷刺漫画》中的“小林清亲漫画·讽刺画作品年表”中将“社会幻灯百撰百笑”列为1894年的作品，而将“日本万岁百撰百笑”列为1904年的作品。但是在15年之后出版的清水勲编写的《近代日本漫画百选》（岩波文库，1997年）中将“日本万岁百撰百笑”系列改为1895年（该书所收《近代日本讽刺画史年表》，第268页）。小西四郎所编《錦絵幕末明治の歴史日清戦争》中收录四张“日本万岁百撰百笑”，解说为1894、1895年作，两张“社会幻灯百撰百笑”解说为1896年作。下面列举几张，将骨皮道人的说明文字全文翻译出来。

    骨皮道人的说明文字翻译得到了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学科的山口谣司先生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所举7张漫画，其中《赶时髦》出自清水勲的《小林清親／諷刺漫画》，其余均出自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西垣文库《百撰百笑》（东京：松木平吉出版，1895年前后。西垣武一旧蔵）。连同漫画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第一，《厚脸皮》谈到脸皮厚与不厚，大概世界上没有如此厚颜无耻的家伙，不知羞耻，不懂体面。脸皮有千层厚，就是这些家伙。其癖好是不止两次三次地撕破脸皮，古话说“脸皮撕一次厚一层”，一般也许是越撕越厚。那么，好吧，这回稍微换个方法，从一边开始用刨子来刨……到这里，因为这家伙有瞧不起人的讨厌癖性，先将其眼珠子削掉，然后再将其高傲的鼻子削去吧。唉，这家伙总是将牛皮都要吹烂，这嘴也得刨去。这样反复地刨，就是再没有感觉，到这时也能看到有些受不了了。

    “啊啊，疼啊疼啊，就到这里，饶了我吧……”

    “呀，还不能容忍。”

    “那么请完整地保留这一边的眼睛不要刨了。”

    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

    百撰百笑·厚脸皮

    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

    百撰百笑·颤抖的退将

    “想要干什么？”

    “好了，因为这样就是比你差一等了。”第二，《颤抖的退将》只想着蒙骗军饷，不得已而出来的清将，口头上虽然想说得很强硬，其实风声鹤唳，吓得发抖，牙根都打颤。

    将：“尔尔……等振作一些，振……振作！说日本兵……如何……如如……何强大，跟着老……老子，就……没事。前……前进！前……进！这……是什……么。好可怕，啊，走不动了……

    你你们这些怕死鬼，这这样没没出息！能能迎迎战日本兵吗？老老子在在此，就没没事没没事事，冲冲啊冲。”

    战战兢兢地发着号令，士兵觉得不可思议。

    兵：“长官，您要别人冲，怎么您自己在发抖？”

    退将（“退将”日语发音与“大将”同，故意写成“退将”）以机警的声音说：“什什什什么？老子这是临临临临临阵威威风！”

    百撰百笑·所向无敌

    第三，《所向无敌》日本兵：“大连湾到手了，以后马上就是旅顺口，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山东”日语发音为さんとう，与“三度”日语发音さんど接近）。当然山东（图上的“山灯照”日语音读与“山东省”相同）也会变成我们的。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这就是所谓的所向无敌吧，无论如何要乘胜前进，到荣城、荣城。”

    清兵：“常言说登台下面是暗的，不管说日本兵如何精明，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打到这里来。啊，麻痹大意害死人呐！到这时张皇失措了吧。连性命都将被劫掠了，先逃到脚下亮堂的忠灵路上，无论如何要搞军备呀。”

    外国人：“日本，你厉害。支那不行，软弱，输了。太令人吃惊了！吓得走不走不动了。”

    百撰百笑·四方告急

    听其言观其行，看看他们的样子，原来他们是受雇山东的洋人。

    日本兵：“什么，不会要你们性命的，安心地照旧‘点火’就行，因为‘点灯’不杀人。”第四，《四方告急》可以说国家混乱了就会有紧急情况出现，这没什么，但是四面八方都来告急，紧急报告太多了，手脚忙不过来，眼睛都转晕了。

    “告急，告急”

    “哎呀，太闹腾了。稍微安静一会儿！……难怪，平壤输了，黄海也有四艘军舰被击沉。义州被赶出了。九连城也被占领了。奉天府也堂堂地成了日本的了……呀！这些家伙都说什么。都是报告打败仗的事，这叫什么紧急报告！偶尔也说些胜利的事！下次说胜利的情况！”

    “这可麻烦了。啊，有！有！”

    “对吧，就是。快说胜利的消息！”

    “唉，首先是输给日本兵，正是遗憾，我们的士兵太弱了。食不果腹，太饥饿了。脑袋被砍了，太痛了。还有，痛苦、悲惨呀。”

    “去去去，这家伙说什么呢。没有这等事，战斗不是胜利了吗？”

    “不，这里没有侦察兵。”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

    百撰百笑·地狱之大繁盛

    第五，《地狱之大繁盛》自CHANCHAN船在丰岛海有一艘沉没以来，阎魔大王就夜以继日地调查：“这位叫什么？”“我是淹死鬼。”“下一个？”“我也是淹死鬼。”“下一个？”“我也一样。”大王整整淹死鬼就连写了七日七夜。这种调查还没完，又有来的，马上，从成欢、牙山来了几千。这一起还没查完，这次又从平壤来了几万亡灵。之后又不断地从黄海来几百，到底有多少CHANCHAN？不该处理这些CHANCHAN。连阎王老子都感到吃惊！

    鬼：“还说什么忙不忙的，死者这样不断地蜂拥而至，地狱开辟以来也是头一回见到。战败而来的家伙，都是猪脑壳。为什么猪脑壳就得这样去死呢？”

    阎王：“因为其国家的名字就叫死国！”

    百撰百笑·猪的困惑

    第六，《猪的困惑》蜻蜓（日本国家自古有“蜻蜓洲”之称）：“怎么样？被追逼到如此程度，即便如蛆虫一样的傻瓜，也会多少有痛痒的感觉了吧？也许面貌还是那么傲慢。到这一地步，是煮着吃还是烧着吃，这是我们的自由了。”

    猪：“这个，要追究起来，我只要尝彼之鸡，即可满腹，极端的错误呀。不仅如此，还将羽翼伸入世界，将大人您错误地看成弱者，要与您过招，我是千错万错呀。肯定是惹您生气了，不论怎样的检讨书我都愿意写。这次无论如何都请求高抬贵手。只求救命。”就这样顿首再拜，放下尾巴，道歉。

    法国的蜂：“这是不错，对我们怎么办？”

    俄国的蜂：“还有对我们呢？不赶快处理好，就是这一剑刺过来。”

    百撰百笑·赶时髦

    猪：“真是祸不单行（原文为“この泣っ面の所へ”。日语中“泣っ面に蜂”是成语祸不单行的意思），这样四面八方遭受攻击，哎呀，不知究竟如何是好。”第七，《赶时髦》连支那本国都被各国笑话为野蛮、未开化，至于台湾人，当然可以说是人与猪的杂交儿，这回因为重新作为日本的领土，自由的空气飞快地弥漫开，开化之风迅速吹进，就像年末大扫除与婚礼被安排一同来到一样，这里的人民还一时在发愣而狼狈，渐渐地随着对日本的感激，有心人想要尽早变成日本式的，而放弃猪尾巴式的生活。就像其圆汤勺变成了蛙形一样的人物，层出不穷。其中也一个喜欢卖弄自己的男子叫“东变朴”（“东变朴”的日语音读与“唐变木”相同，是骂人的话，蠢货、木头人的意思），带着爱妻出来摇摇摆摆地阔气一番，连脚上长出来的肉刺都全然忘记了。这里那里到处乱走，他的朋友“污丹珍”（日语音读为おたんちん，是骂人的话，相当于蠢才、呆子）见了大吃一惊，说：“我还以为是纯粹的日本人呢，原来是东变朴君，……呀，太时髦了。”甲午战争中包括新闻报道、各种论说、流行歌曲、漫画以及演剧等各种文艺形式在内的舆论宣传工作，无论是日本政府有组织地展开，还是文人、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对日本国民意识的统一和国民国家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上述歌词和漫画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某些写实的因素，而更多的叙事细节是来自作者创造性的想象。这种形式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认识深深地铭刻在国民的心里，对中国的蔑视和丑化由此得到了广泛的普及。结语：由胜海舟的中国认识所想到的——与松浦玲先生商榷结语：由胜海舟的中国认识所想到的——与松浦玲先生商榷日本的中国认识与行动选择，在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一历史时期的表现，概括而言，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到渐行渐远、离心离德以至于兵刃相向的过程。

    一些学者本着善良的愿望，力图寻找并论证在这个过程中所存在着“不寻求日本的特殊利益，反对把日本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的“真诚、朴实的亚洲团结、民族平等互助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思想“从未成为影响时政的思想主流”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才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具体到对中国认识上，如主张亲善论的中村正直，其以“国际和平主义为基础的兴亚思想”，与那些以侵略扩张为目的兴亚论根本不同，但是在明治日本也是属于极端的少数派。薄培林：《中村正直の「興亜」と漢学》，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編：《東アジア文化交流と経典詮釈》，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出版，2009年。他作为汉学家，其影响有限，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去世了。除此之外，有影响的人物就没有了吗？我也一直在寻找。读到松浦玲所著《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波书店，1987年），有一些兴奋，也有些疑惑，就记下这些由胜海舟的中国认识所引起的兴奋与疑惑作为本书的结语吧。

    胜海舟（1823—1899），生于江户，为幕府旗本（江户时代有资格谒见将军的幕臣）之子，通称麟太郎，号海舟，因曾为安房守，又称安房，明治后改为安芳。早年学习西洋兵术而结识佐久间象山等，1853年佩里来航时向幕府提出海防意见，1855年被派往长崎学习海军。1860年，为日美通商条约，作为舰长指挥“咸临丸”横渡太平洋，回国后创办军舰操练所，1864年成为军舰奉行（奉行这一职名指某一方面政务的掌管执行者）、安房守，在神户开设海军操练所，甲午战争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1843—1914）即为该操练所学生。与倒幕军队西乡隆盛等调解实现了江户城的无血开城。维新之后，任参议、海军卿、枢密顾问官。是日本近代海军的缔造者。著作有《开国起原》、《海军历史》、《吹尘录》等，后人整理的谈话、语录有《冰川清话》、《海舟座谈》等，著作被辑为《胜海舟全集》。

    根据松浦玲的研究，作为“明治人”，胜海舟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是他主张西乡隆盛不是征韩论者，一是他反对1894年的日清战争。他认为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相对应，是主张在亚洲站稳脚跟的“亚洲联盟”论者。通过对胜海舟反对明治政府出兵台湾、反对征韩和自始至终反对日清战争的“事实”的分析，松浦主张像胜海舟这样虽然主张“破坏中华帝国体制，但不主张劫掠或侵略其解体的部分，这种立场，应该给予相应的历史地位”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第230页注释（25）。。这种呼吁是很有意义的。

    所谓兴奋与疑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谈。

    一所谓胜海舟自始至终反对日清战争

    胜海舟反对日清战争的重要证据，是他在开战时的一首诗：

    邻国交兵日，

    其军更无名，

    可怜鸡林肉，

    割以与鲁英同上书，第154页。该诗以《偶感（二十七年作）》为题收入龟谷馨编《海舟遗稿》，东京：鸿盟社，1899年，第21页。古新罗称为鸡林。。松浦引用当时处于外交中枢的林董的回忆：“此次战争，如果仅就事论事的话，是颇为无理的，胜安房亦以无名之师而论之。”认为林董能够理解海舟的“无名之师”之说，但是出于巨大的有形无形利益的考虑，而不顾道义发动了日清战争。由此，“放弃了对清国或中国人所怀的畏惧之念，而以侮蔑感取代了。”同上书，第156页。林董的话，见《後は昔の記他——林董回顧録》（由井正臣校注），平凡社，1970年，第77页。接着他这样评价胜海舟：他从幕末以来一贯是亚洲同盟论者。一直维持着以东亚三国的团结扭转欧美侵略的原则立场，没有与清国对立而置身于欧美一方的思想。因为站在亚洲一方，他在事前提起要注意，说兄弟吵架而即便日本赢了，英国和俄国可能钻空子，到战后，他还反复强调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对中国和朝鲜的敬畏，在战前、战后都没有改变。同上书，第158页。为什么胜海舟认为出师朝鲜是“无名之师”？松浦玲引用胜海舟1894年7月16日的一份上书草稿来说明。松浦玲未在该书中注明该草稿的出处。松浦为胜海舟研究的权威学者，并且参与讲谈社版《胜海舟全集》的编纂，我们且相信他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中对该草稿夹叙夹议的分析，见第160—164页。此草稿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清朝的出兵朝鲜，非“清帝之兵”，即不是“清国的正规军”，而是“宰辅之手兵”即“李鸿章的私兵”。他分析说：“将清朝的军队理解为李鸿章的私兵，将李鸿章派遣的军队解释为私自的援助的话，那么以对应于清国军队的出兵、在条约上被承认的对抗措施这种名分而派出的日本的军队，其名分就要失去了一半。”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61页。进而，其所引手稿中还说道：呜呼！出兵朝鲜之清军，为该国宰辅之手兵，非我王师之匹敌。彼若加以以无礼骄慢，将可以讨罪。然不可以此兵为清国国军，于此小事上争雌雄。同上书，第161—162页。对此，他解释说：“这就是说，日本虽然不应该出兵，而现实是已经出兵了。但是，即便发生冲突，也必须将其限于私斗。因为对方是私兵。万一弄错了，也不要将他们视为清国的正规军而挑起战争。”同上书，第162页。

    另一方面，在此草稿中胜海舟反对应朝鲜内政改革而出兵，因为日本自身的内政都问题重重，因此松浦玲评价说日本对朝鲜之事进行和平忠告的资格都没有，海舟因此继续呼吁作为亚洲国家要相互协助。草稿中说：“为向朝王说明派大使去，以邦家之前途、宇内特别是亚洲之形势，恳笃说论，要以协力同心为先务，此等事情，彼非不解。”“我不以此理相忠告，非邻邦交际之实谊。”

    综合以上两方面，松浦玲总结说：海舟反对朝鲜出兵。反对出兵的日本军队与清国军队的冲突。反对以武力为背景干涉朝鲜的内政。即便是和平的，也反对以先辈的架子进行忠告。必要的仅仅是提倡同为亚洲国家的协力关系。总之，这时政府与军部所作的一切他都反对，与他所认为必要做的方向完全相反。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64页。松浦玲所列举的胜海舟在战争发生之后还依然坚持反对战争的两个重要例子，一个是1895年2月胜海舟的一首诗，诗中写道：

    再云出师非，

    要路亦不怿，

    病卧数阅月，

    果知无筹策同上书，第167页。此四句之前还有四句为：“货币非瓦石，滥用或窘迫。我言国财匮，若辈皆嘲噱。”该诗为《二十八年二月时事有感而赋二首》中的第一首，见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21页。。还有一个例子是1895年7月31日福岛县的福岛第一小学的三浦熊吉受斋藤一郎兵卫的委托，拜访胜海舟并请他为安达郡太田村题写村里所建战胜纪念碑的篆额。三浦这样记载海舟的谈话：说什么为朝鲜独立、东洋和平而战，战争胜利了，钱却没有了，人民骄傲了，支那为外国蚕食了。朝鲜独立了吗？日本的人民都是些大笨蛋，被外国当做笨蛋了。这么小的战争胜利了就如此大欢喜，其心胸之小，真不值一提。我一开始就小心地提醒不战的好，但是不听，还是战了。战到后来难以收场了，政府的信用没有了。还是我告以先见之明。现在日本没有高人。人民为这些笨蛋所困。……

    建立纪念碑什么的，我最讨厌了。然而为愚蠢的政府而先战死者真是可怜。为国家而死实在令人钦佩。同上书，第172—173页。综上所述，我们不怀疑胜海舟的“无名之师”以及对出师非难的良好初衷，但是随着战争已经成为事实及其战争的进展，坚持说他还是反对战争的，是否会有些牵强？如上述“私兵”之说，即所谓“不可以此兵为清国国军”显然是掩耳盗铃。他对战争的支持态度，也有歌为证。如他特意作了三首和歌题为《送山县将军》：勇武之师解逆鳞，盼君早日凯旋还。

    鸭绿江上浪花高，精锐猛士气昂昂。

    旭日旗帜迎风展，插上高丽长白山。龟谷馨编：《海舟遗稿》，东京：鸿盟社，1899年，第50页。和歌原文为：

    いさましき軍たちかなまつろはぬ

    かたきを解きてはや帰りませ

    ほことりてますら武夫らわたるらん

    ありなれ河の浪たかくとも

    さして行くわか日のみ旗朝風に

    雲ふきはらふ高麗のしら山如《冰川清话》的编纂者吉本襄所言，此歌“意气昂然，为真适合征清饯行之作”吉本襄：《海舟先生 冰川清话》，东京：铁华书院，1897年，第123页。。开战时的“无名之师”到这里变成了“勇武之师”。将中国和朝鲜视为“不服从的仇敌”，鼓励日本的“勇武之师”跨过鸭绿江，将日本的旭日旗查到长白山上，可见其气概非同凡响。

    还有，他在和歌的题目中直接用“征清之师”，用和歌来表示对他们的慰问，而将所谓“私兵”的借口抛到脑后，该和歌的题目是《闻辽东之地，入冬则冻寒不可喻，怀征清之师而作》龟谷馨编：《海舟遗稿》，东京：鸿盟社，1899年，第51页。和歌《聞く遼東の地、冬に至れば冱寒喩ふべからずと。征清の師を想ひてかく》原文为：

    あつぶすま重ねし人はしらざらめ

    ほこに剣に 霜こほる夜は：厚衿重叠人不知，风刀霜剑夜未眠。还有比如对从外交上极力促成甲午战争的陆奥宗光，1897年胜海舟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也写了两首和歌来表示哀悼：愚妇莽夫亦有死，草革裹尸报皇恩。

    一叶飘零而知秋，数此落叶独伤神。龟谷馨编：《海舟遗稿》，东京：鸿盟社，1899年，第51页。和歌原文为：

    愚なる女もたけきもののふも

    つひにくさむす屍なりけり

    桐の葉の一葉散りにし 夕より

    落るこの葉の数をますらん胜海舟此时也渐入老境，而且大概也想到这些年有栖川宫炽仁亲王（1835—1895）、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847—1895）等相继去世，加上对伊藤博文为首的藩阀政府的不满，得知陆奥宗光这位曾经在自己门下（神户的海军操练所）学习过的“淘气包”也去世了，他曾经回忆说虽然陆奥不像他的同学伊东祐亨那样时常来看望他，甚至到死都从来没有来看望过，但他还是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本来就是才子，很有办事能力，也是一世之人杰”。吉本襄：《续 海舟先生 冰川清话》，东京：铁华书院，1898年，第46页。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中央公论社，1978年，第96页。同时也指出他适合作幕僚而不适合当统领，感叹要是他能够在大久保利通属下的话，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上述哀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陆奥在日清战争中的表现，但是，就其在日清战争中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事实”，再联系到哀歌中的“草革裹尸”这一象征着誓死尊皇的有名典故《万叶集》第18卷所收大伴家持作《贺陆奥国出金诏书歌》（第4094首）中有“……海行かば水漬く屍 山行かば草生す屍 大君の辺にこそ死なめ かへり見はせじ……”（《萬葉集五》“新潮日本古典集成”，新潮社，1984年，第143页。）对此，有将其中译为：“去海上葬身水中 去山上以草裹尸 在大君的左右 誓死无怨无悔”（金伟、吴彦译《万叶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92页。），也可以理解为对陆奥“功绩”的肯定吧。

    在战争期间，最能够反映他的态度的，寡闻所及，要算他在1895年1月给伊藤博文总理大臣的《愚存》，其全文如下：战斗的胜败在于能投军机、使将士保其英气。现在战争已经经过七个月，每战每胜、军机不弛，是由于将帅得其人与士兵之忠勇。现在冻寒之际，衣食不适度，病卒日增，国内之民众渐唱异议，或恐军机生松弛欤？其机既动，诚为可恐可忧之极也。仰望将帅能明察其先兆，士兵愈益鼓舞振作其勇威，内阁大臣革新民众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应问心无愧。

    近来上下唯汲汲于善后之策，善策之案穷出而其机已过，尚有何益？仅徒生纷纷议论而已。

    开战既阅数月，未必无成熟之机。我非谓倾向于和战某一方，其进退驱引在大政之掌中，若有可乘之良机，不可失也。机会一失再失，则难易之地位转换，不难预料。

    众人皆知事后之了结不易，故稍有心者窃愁于此。此风若波及民众，终将产生军机沮丧。

    武人无智，有智无勇，两两相倚，形成今日骑虎之势。窃窥众心渐生倦怠之色，犹如求醉后一掬之水。当此之时，使国家安宁乃大政之要点。事业虽可属于武人，如其战和如何、善后之策如何，则应属于内阁大臣之决断，自不待言。故内阁大臣应挺身而出，痛痛快快而义无反顾地决定善后之策。若悠悠然等到兵机沮丧，则不可挽回。百事蹉跎，岂在计策之立与不立？所分之难易唯在先机与失机，岂论区区策略？确乎唯在勇断实行而已。老朽之浅言固不足采，唯知不可默然于此时节，书微衷之所在，呈于左右。谨言。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94—96页。标题《愚存》前有“明治廿八年一月裁一书赠伊藤总理大臣”的说明。以上整篇文章，很难看出他一味地反对战争的态度。相反，他开篇便是对持续七个月来战争每战每胜的经验总结，即将帅得其人，士兵忠勇，这毋宁说是对战争的肯定与赞赏。但是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加上天气恶劣，他出于对军心、民心的体恤和忧虑，希望内阁总理大臣能够当机立断，决定善后之策。他表示不站在主战与主和的任何一方，对于主战者，他鼓励在外的将帅明察先兆，士兵振作勇威，奋勇杀敌，而国内的内阁大臣则要承担“革新民众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的责任，做好后勤保障；对于主和者，他则强调民心有怠倦之色，希望给沉醉于欢庆胜利的时势泼一盆凉水，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实际上已经处于危险的“骑虎之势”，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困境。这种“骑虎之势”是怎么造成的？他明确地指出是由于“武人无智，有智无勇，两两相倚”而造成的。整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对政府的不满与忠告。

    能否笼统地说胜海舟反对日清战争，看来还值得探讨。比如在《冰川清话》中也不乏主张扩张军备、肯定切实地身体力行的殖民论等言论（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28、139页）。如果说“胜海舟不是担心败给中国而反对战争”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67页。那么他是不是因为对中国友善而反对对中国的战争呢？我认为也不是。比如，到战争发展到有“讲和”的动向之时，他反对日本方面坐等清政府派遣的讲和使到来，而主张日本方面主动的“自行去天津直接进行谈判，亦无任何忌惮”。他说：“支那人虽说愚顽，如果以诚意与信仰来解释光明正大的道理与东洋的将来，难道不能使之一旦贯通而觉醒吗？”胜海舟全集刊行会（代表者江藤淳）编注：《冰川清话》，讲谈社，1974年，第253页。显然他认为“光明正大的道理”是在日本方面的，而此时他心目中的“支那人”无疑是需要先觉的日本人去加以开导才能觉醒的。当然，联合亚洲以对抗欧美的思想因素不可否认，但是更多的是出于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批判。如上所述，他将日本国家与政府区别开来，对为“愚蠢的政府”而战死者表示可惜，对“为国家而死”则表示可敬。其态度可见一斑。

    二“尧舜的政治”真意何在？

    对照松浦玲的《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关于胜海舟的中国认识，《冰川清话》中有以下两处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处是这样的：支那人毕竟心境宽广。在日本说战争胜利了，虽然兴奋得狂欢大闹，但是支那人，换了天子了，战争失败了，这些事几乎就如同马耳东风。不管是改换了天子，还是日本战胜了，这些都无所谓。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不管是一个朝廷灭亡了另一个朝廷取而代之，还是国家灭亡了成了他国的领地，整个社会还是保存着旧态。其社会，与国家的兴亡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如此，如果日本人因为战胜了而过分逞能，今后将会有好看的。即便在枪炮的战争中胜利了，而如果在经济上的战争中失败了，国家也是无可奈何。这种经济上的战争，我认为日本人远不及支那人，为此我暗自担心呀。

    支那人将一国的天子与代管人一视同仁。只要对地主无损害，多少次变换代管人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开国以来，有十几次改朝换代。因为是这种国体，对战争极为不利。所以日本人才在最近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输掉战争的，只是代管人，地主依然什么也没有变化，这一点不能忘记。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中央公论社，1978年，第140页。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70—171页的引文中没有第二段关于经济上的战争，其余大同小异（因为出处不同）。为了“美化”上述“代管人”说，《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特别引用了含有“尧舜的政治”这一词语的胜海舟的谈话，即：所谓尧舜的政治，就是这种代管人政治。因此支那人不管是满人作天子还是外国人作天子，对此都不闻不问。榻榻米也不时地替换，租金便宜，还对房子进行维修，这样的房主最受欢迎。因此香港被英国所夺，安南为法国所取，最近胶州湾被英国所占，都无所谓。因为结果用外国的钱来修路、建学校、警察医院都很完备，而实力实权都支那人掌握着，这种计划，就像是利用别人的东西做事。看吧，无论是香港、胶州湾还是新加坡，不都是支那人掌握着实权吗？这样，就与天天在讲所谓大义名分这些愚不可及的空论的日本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转引自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7页。

    支那人自古以来作为民族而发达，是完全不重视所谓政府的人种。这即是尧舜的政治。对支那不能很好地理解这种要领的话，将会有意想不到的失败。同上书，第198页。胜海舟全集刊行会（代表者江藤淳）编注：《冰川清话》，讲谈社，1974年，第265页。第二处《冰川清话》中的引文与第一处的相关，是这样说的：惩罚支那对日本不利，此事，世人还没有觉悟到吗？我从最初开始就知道。……

    虽然有支那被德、俄所困而早晚将要灭亡之类的说法，但决无此事。如胶州湾、三沙澳（三都澳，又名三沙湾，位于福建宁德市东南部）这样的地方，连我家庭院一角上的垃圾堆都不如。在总体上将支那和日本一视同仁就大错特错了。日本是堂堂的国家，而支那不是国家，仅仅是人民的社会。政府之类，怎么样都无所谓。只要对自己有利，支那人就满足了。清朝的祖宗打过井，连这样卑贱者的子孙也拥戴而不介意，可见支那人对统治者是什么样的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因此是德国人来代替爱新觉罗氏掌握政权，还是俄国人来施政，对支那社会不会有丝毫影响。德国占领胶州湾，英国占据三沙澳，支那人认为是雇进了坚固的门卫，也许反而会高兴呢。

    虽说德国占领了胶州湾，支那人与日本人不同，没有任何骚乱。长久地拖延，然后支付赔偿金之类。上海、新加坡、香港，实力都在支那人手中。对于德国的这种小骚乱，很难惊动。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中央公论社，1978年，第147页。此段胜海舟的谈话散见于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4、196、198—199页。我们先来看看松浦玲的解释。他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文中出现的“尧舜的政治”一词。他是这样来评价胜海舟的中国认识的：对于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而言，“尧舜的政治”是最高的赞辞，海舟也不例外。海舟谈这些的对象，在明治中期的知识分子中，因为汉学的教养是不可缺少的，举出“尧舜的政治”来说的海舟，绝对不用担心会被误解为这是侮蔑中国人。这是海舟对“支那”呈递的赞辞，听者也是这样接受的。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7页。同时，他也顾及到中国的国民感情，论述说：“从中国的nationalism来看，这些言论像是难以容许的，但海舟并不是侮蔑、轻视中国来说这些的。毋宁说是怀有畏惧之念来谈的……”同上书，第196页。他还提到在海舟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时，说到“日本是堂堂的国家”，认为应该将“堂堂的国家”作为反语来读，与海舟所说到“天天在讲所谓大义名分这些愚不可及的空论的日本”联系起来考虑，他指出：“‘堂堂的’变成了讽刺。就此谈话的文脉而言，这里如果不是讽刺乃至揶揄的话，则文理不通。因而与之相对的‘仅仅是人民的社会’是包含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厚与强劲的洞察的表现。”同上书，第199页。

    对于松浦玲的上述解释，不能不心存疑虑，特别是对“尧舜的政治”的解释。我们先撇开“尧舜的政治”来看看上述胜海舟的谈话中对中国认识的要点，这很容易使我们回想起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即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视朝廷为逆旅，因此也就没有忠义之心、爱国之心，只知道经营私利。尾崎也强调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无论中外贵贱，什么人都可以君临其上、可以当皇帝。这些特点，在上述胜海舟的谈话中都有。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中也提到最后一点，不过他是由此推出中国人具有“山贼般的侵略根性”，而胜海舟由此推出中国人对战争极不适应，得出中国社会停滞与保守的结论。

    这些特点与“尧舜的政治”是否匹配呢？先来看中国汉学传统中对“尧舜之治”的理解，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是主张性善而“言必称尧舜”的孟子。《孟子·滕文公上》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那么，“尧舜之治”的用心是什么呢？《大学》作了简明的回答：“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再看一个反对儒家学说、主张“绝圣弃智乃天下大治”的老聃对“尧舜之治”的理解。《庄子·在宥》中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鲅，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这些经典应该是“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很明显这与胜海舟所谓的“代管人政治”有天壤之别。

    胜海舟所说的那些特点与日本汉学家所言“尧舜的政治”有什么相关性吗？远的且不说，就举胜海舟本人十分推崇、而他自己也志在“明尧舜孔子之道”、“布大义于四海”的横井小楠来说，胜海舟在论及与横井小楠的关系时曾说，自己“从美国回来时，（与他）谈了许多关于美国的事，他常常是闻一知十的样子。说过‘哈哈！那是尧舜的政治啊。’”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58页。在另一处胜海舟说：“我从美国回来时，因为他（横井小楠）问美国的事情，我教了他很多，他闻一知十，很快就精通了美国的事。”同上书，第72页。横井小楠于1860年写的《国事三论》在论述“万国形势”时虽然论及英国、俄罗斯，但是重点讲到美国，说：“美利坚自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一、 因天下之惨毒莫过于杀戮，故顺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二、 求知识于世界万国，以裨益治教为务；三、 全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而不传子，废君臣之义而专以公共和平为务。以至于政法治术及其他百般技艺、器械等，凡地球上称美善者悉取而为吾所有，弘扬好生之仁风。”横井小楠认为这些“殆符三代之治教”。《渡边华山 高野长英 佐久间象山 横井小楠 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448、449页。而胜海舟所描述的中国社会的特色，很难以使人有美善之感，也与1865年横井小楠在《沼山闲话》中所强调的“尧舜三代之畏天经国”同上书，第513页。的用心格格不入。

    那么，胜海舟这里的所谓“代管人政治”与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相符呢？胜海舟的政治思想这里不可能详细论及，仅就其要点而言至少可以说有这样两点：第一，强调正心诚意，而反对法律万能主义。他说：“政治家的秘诀，没有任何别的，仅仅在于正心诚意四个字。根据这四个字去做，不管是怎样的人民都应该没有不心服的；不管怎样无法的国家，都不会无故而发生暴乱。”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05页。内政如此，外交也不例外。第二，重视经济基础。他说：“不论你怎样熟悉治民之术，因为人间万事以金钱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无论出现多么伟大的政治家，也终究无计可施。”同上书，第109页。第三，强调尊王心与爱国心的统一。强调志士要以身许国，治理社会要有宽宏大量，但不能八面玲珑。说“如果尊王心与爱国心不一致，不能举尊王之实。”他以“从二位勲一等的伯爵”身份，强调“脱离人民而提倡尊王，原本就是本末倒置”。同上书，第137页。仅此而言，这些也与他所说的“代管人政治”毫不相干。

    总之，不关心国家的兴亡，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能够满足，对统治者是什么样的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以外国的侵略为耻却反以为荣，胜海舟将中国的这种状况说成是“尧舜的政治”，而松浦玲坚持认为这里的“尧舜的政治”不是对中国的侮蔑和轻视，而是对中国的“赞辞”，这是否令中国人难以接受且另当别论，我想只要“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也会觉得荒谬。胜海舟在这里要讽刺和揶揄的或许不是“堂堂的国家”日本，而正是以“尧舜之治”作为核心文化价值的中国。尽管如此，诚如松浦玲所言，他的确“还有畏惧之念”，至少他担心“在枪炮的战争中胜利了”之后，“经济上的战争”恐怕失败。他说：“一消一长为世之常态，日本虽然已经战胜了支那，但是何时还会要碰到厄运，因此从现在开始对那时有所觉悟非常重要。”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39页。

    说到经济上的事，顺便可以看看他对古代中日关系中相关历史事件的评价。总的说来，他认为：日本“在过去，经济上是以支那为师傅的”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13页。。具体而言，他对足利义满的评价值得注意。他说：“总体而言，我国的金币始于足利时代，是义满这一英主与细川赖之这一豪杰两人顺利地笼络了明朝，表面上接受日本国王的册封，这样取得了金币的本钱。后世这样那样评价义满的家伙，毕竟是些看不到问题的本质的庸俗透顶之辈。这时所笼络到的金子和太阁征伐朝鲜所掠取的金子，两者至此成为日本金币的基础。”同上书，第112页。对此，他还说：“所说历史学家对足利义满被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进行了极力攻击，我不是对义满作任何辩护，但是不要忘记他接受册封的虚名是出于获得实际利益的考虑。他向明朝低头，也就因此而不客气地请求赠予永乐钱，这样看来，他也够狡猾的了。”同上书，第87页。就是说，有利于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那些虚名或空论是次要的。

    三胜海舟与丁汝昌、康有为

    胜海舟的中国认识，还表现在他对丁汝昌的评价和对康有为的劝告之中。

    1891年7月，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7艘军舰访问日本时，据《冰川清话》记载，丁汝昌到胜海舟家里访问，进行了恳切的交谈，并以提督之礼招待胜海舟参观了军舰，丁汝昌读过胜海舟的《海军历史》，被胜海舟引为“海外一知己”，并赠给丁汝昌一首和歌和一把宝剑。因为这种关系，他说：“日清战争时期，心里总想着北洋舰队，虽然是敌方，也注意其消息。而且因为那时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过去曾在我神户开的塾中学习过的缘故，在这难逢的灿烂人生舞台上，想着如何为日本海军的名誉及他自身建立功勋，当时我的心中既想着这边，又想着那边，几乎肝肠寸断。”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3—94页。在他得知丁汝昌自杀的消息后他作诗一首以示纪念，诗题为《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闻旧知清国水师都督丁汝昌自杀之报，我深感君之心中果决无私，亦嘉从容不误其死期。叹数时，作芜诗，慰其幽魂》：忆昨访吾庐，一剑表心里。

    委命甚诚忠，懦者闻之起。

    君固识量洪，万卒皆遁死。

    心血溅渤海，美名照青史。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22页。《冰川清话》中此诗有改动，改为：“忆昨访我居，一剑表心里。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心血溅渤海，双美照青史。”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2页。胜海舟还写了一篇《吊丁汝昌文》，记述其自杀经过以及他的评价，赞扬其“终履将帅之道而死，可谓有古英雄之风”。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97页。此句为《吊丁汝昌文》的最后一句，收入《冰川清话》时被删去。但是这篇文章对丁汝昌的自杀经过的描写值得注意。文章开篇写道：“廿八年二月十六日，丁汝昌以其所率领的军舰，以降旗向我投降。论其可否得失，而欲听我之意见。我以默识而未答。其后，以两三日，闻丁完成降伏顺序，自刃而死。我闻此讯，思彼之心里，叹息数时。”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2页。这里与前述铁石浪人所创作的演歌《丁汝昌》歌词一样认为丁汝昌是先投降后自杀。丁汝昌服毒的时间是2月11日晚，戚其章查到《丁氏宗谱》，其记载丁汝昌是“卒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辰时初”。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中华书局，2009年，第243页。即公历2月12日早晨7时许。丁汝昌死后，北洋舰队“广丙舰”舰长程璧光去向伊东司令官递交投降书。14日，牛昶炳与伊东祐亨签订《威海降约》。

    胜海舟对这种先投降后自杀之说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丁汝昌的这种处置，是“失去战斗力的舰长应该采取的模范”行为，并为他解释说：“像丁汝昌的境遇，数年来苦心培养的部下可以作为将来支那海军的要素，有两百名秀才，还有给人找麻烦的所雇用的洋人，必须对这些人有所安置。如果说奋战到死的话，已经有十年素养的两百名海军学员必将被杀，如果投降的话，自己的良心无论如何不允许。为此丁汝昌深思熟虑，只以支那海军的将来为重，也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出于对所雇用洋人的义理，而奋不顾身地以自己的生命和军舰作为牺牲，其心事，实在令人怜悯。”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4页。

    另外，他还从丁汝昌身上感觉到从容就死的大气，认为这是“支那人的美风”，但是他接着说：这种美风表现在万事之上。如在日清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旅顺口、威海卫等要塞全都落入日本人之手，即便如此，其国民完全不在乎，一点也不吃惊，人们会笑其感觉木然，大国民的风度，反倒在其中得到认可。

    丁汝昌也什么时候对我这样说过：“我国与贵国相比，万事都进步迟钝，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开始动起来，决不退步。”支那的可怕之处，实际上就在这里。最近的战争虽然顺利地战胜了，如果将其长处和短处综合起来考虑，我担心将来呀。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77页。这里顺便可以想一想，所谓“大国民的风度”是真心的赞美之词吗？就如同中国人的长处和短处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一样，胜海舟对中国的认识，也与同时代的许多日本人一样，往往是“寓恐惧于轻侮之中”。

    我们再来看看胜海舟的《与康有为书》。

    1898年10月27日，宇佐稳来彦（1872—1934）来访胜海舟，谈及从中国偕康有为来日本的情况，并请求胜海舟能与康有为见面。11月，胜海舟收到康有为来函，恳切请求会面。岩本善治编：《新订 海舟座谈》（胜部真长校注），岩波文库，1983年，第369、370页（《海舟座谈》关联年表）。12月，康有为访问胜海舟，谋求借助日本之力以实行清朝之革新。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富田铁之助编《海舟年谱》），第464页。戊戌变法后，康有为亡命日本的情况，线索大体明朗。最新的研究成果，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该书第842页谓：“‘宇佐稳来彦’，即宇佐穗来彦（1872—1934），‘稳’是康有为之误。”此判断或以伊原泽周《由近卫日记看康有为的滞日问题》一文为根据而来，该文翻译的1898年11月3日近卫笃麿日记中有“岩本善治于昨日（十一月二日）来书谓：（前略）兹有筑后人宇佐穗（按《康南海自订年谱》将‘穗’书为‘稳’）来彦者”（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第184页）之语。此非康有为之误，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の夢》的日文版与中译本皆为“宇佐稳来彦”（东京：平凡社1967年版第116页，林启彦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注释②对其人作了简介），下文所引岩本善治之文亦为“宇佐稳来彦”。但康有为与胜海舟的交往，似乎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康有为致胜海舟的信函亦未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康有为全集》中找到。松浦玲在其《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一书的结尾部分特别论及胜海舟与康有为，对于研究中日近代化走向提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思考。这里围绕胜海舟的《与康有为书》做些简要的说明。

    岩本善治（1863—1943）将《与康有为书》收入其所编《海舟余波》时，有如下说明：明治三十一（1898）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草。康长素之来，举国无不欢迎，志士多慷慨而谈。独先生对其提出忠告，恳切热诚。长素遂怒，怫然而去。先生其后语其同伴者宇佐稳来彦曰：即便人负我，我亦不负人。即载一书相赠。北泽正诚氏译之，而致宇佐君。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72页。北泽正诚（1839—1901），松代藩士，曾师事佐久间象山，在维新政府任左院议官等职。胜海舟的忠告究竟如何？且将其《与康有为书》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87—91页。后收入《海舟余波》时，第一句“康君足下，近日枉驾惠赐亲书，多谢多谢”与最后一句“足下请深虑。再拜”被删去。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79—281页。其余稍有不一致之处，文中标出。全文译出如下，以资探讨。康君足下，近日枉驾惠赐亲书，多谢多谢。夫西洋各国东渐之形势既起于三四十年前，当今其实际历然显现，其着手固及根底。亚细亚洲中，物产之多、土地之广大者，以日清两国（“日清两国”《海舟余波》版为“清国”）之交易交通为第一。其他寥寥者，岂能堪同各国之融通？

    熟察各国之所策划，其规模之大、动手之永续，以俄国为第一。故各邦隐然联合力图防止，终究不可能也。譬如近来我朝鲜事件，为此而国币空费，全国疲敝，且谤议盛行，纷纷扰扰。深入观察，不过为了给俄国以好机会也。急躁浅虑之所致欤？

    东洋诸邦，如着手了悉风化之所波及与政革（“政革”，《海舟余波》版为“改革”）之顺序缓急，惟望遁其邦内纷扰而使民蒙其泽。然而，如急躁而误改革之顺序，则内部攻击百出，或将促使内破。如斯之时，徒招来外侮而已。成何之功？终将与深谋者以可乘之机，后悔而不可及，且国内将愈益紊乱。如此，不能不说是从一开始便无反复考虑之误。

    凡亚细亚之诸邦，陷于不及西洋诸邦之姿势者，当其始为敌视彼，后来发生邦内小纷争，无力制止其纷争，而终至于求助他力，其国随之萎靡。于此，或曰改革派，或曰新进者、守旧者起，邦内愈生大病，同胞相食、相害（“相害”，《海舟余波》版为“自取灭亡之类也”）。为他国造成可乘之机，是可谓爱国者、大忠者乎？看俄国之东渐，其自初之计划至今已完成其半。其岁月，数十年百炼不挠，各洲阻碍、合纵连横地暗中阻碍，亦终不能得阻挡，反而以之为先驱。呜呼，可叹哉！（“呜呼，可叹哉！”，《海舟余波》版无。）

    深察宇内之大势，非邦内为病之时，且不可为小党派而伤害大体。

    不厘革旧法而使国家顺应其大势，终不能如何（“如何”，《海舟余波》版为“宜”）。此时非世间（“世间”，《海舟余波》版为“万斤”）有力者出，只能空为同胞者愤争而告终。譬如顽固者必守旧法，谋求不变，而东亚之大势波及，其不可能已经洞若观火。及此，与急躁者之破坏殊途同归。此乃志士应深思熟虑之要点也。

    我国大异于贵邦也。开国以来数百年，尊奉天皇而民不反叛，仅有之叛民亦因当时执权者倨傲营私而不顾民之疾苦因激怒所发。中世以来变为贵国所谓之封建制，兼并土地人民，侵略邻国土地，有势者恣其生杀予夺之心。根据其领土之广狭，养士民，筑城垒，保护其土地人民。由此，称臣者数十或数百人，其赏罚悉属主权者。总辖此主权者称为大将军或幕府。

    近四十余年前，自外交之事兴，废绝武家政治，国内成郡县之势，悉臣从于天皇。此大革命尚日浅，虽未至于完美，及今日之形势也。故我邦之改革及其他，或有大异于贵国之国势。因而难易与着手顺序，难以详悉于他人之明，原因在于其大体形势之异也。

    我国民性格剽悍勇猛，乏于远图之识，临事而易激怒，忍耐力弱，轻死、小节以义而疏于大节，此往时武士道之遗传也。以上为我国形势之大体也。

    凡临大事者，不可倚于他人，是可靠者不可靠。且如倚于他人，易失其机。如轻举急躁，则易蹉跌，岂可谓适大事乎？

    观察宇内之大势，深谋远虑者终得其志。其他则自失自败，不过为深谋者创造其地位而已。至其自败之极，空生鹬蚌之悔，亦何所及？亚细亚诸邦与西洋各国之交通至于今日，无不使其内部纷扰。其原因，自失自败，且误其机，以至于不可挽回，皆同一辙。此彼之所长而为我之所短也。足下请深虑。再拜。松浦玲在《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引用了如下一段胜海舟的谈话：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一起来了。因为那是宇佐带着亡命而来的，所以给予了各种帮助。本来与公使李盛铎等好像也是朋友，但是宣统帝失败之后好像也没有往来了。康、梁都是优秀的学者，但不是政治家。因为想要模仿日本布立宪政体，由日本的援助来谋求支那的改革，遭到大声斥责。说：“本来是支那人却不知道支那的长处，哪有这样的家伙？现今的支那即尧舜的政治，模仿日本的立宪政治之类，没有这样的傻事。支那的豪杰来日本，不要太骚扰了，静静地驾临吧。而且借助外国的力量进行本国的改革之类，简直是荒谬！日本幕末之际一些人也有这种错误想法，真是毫无道理！”真是完全直率的不拐弯抹角的学者。大隈失败而山县出来，充分地拜托康有为的事希望能够出些钱，即便看看外国也可以使之稍微开开眼界。连忠告书都写了，那是北泽正诚翻译的，因为没有什么风趣，让楢原陈政加以订正，由宇佐送去了。“日本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善政的国家，支那有支那的长处。使其长处得以发挥吧。”说到这种程度了。转引自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209—210页。胜海舟全集刊行会（代表者江藤淳）编注：《冰川清话》，讲谈社，1974年，第128—129页。松浦玲反复强调胜海舟谈话中的关键词“尧舜的政治”，是要借此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他认为胜海舟是反对日本变成“西洋型的‘近代国家’”，“对海舟而言的明治中期的现实，即便不是心甘情愿，但日本已经变成了西洋型的‘近代国家’了。……而中国还没有变成西洋型的‘近代国家’。何止近代国家，连国家都不是。这是包含着海舟的敬意的诊断。一定要让中国坚持守住不变成西洋型近代国家之道。那是模范，日本已经在没有意义的道上迷失了。”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200—201页。他还特别提到“‘反对中国变成近代国家’这种危险的说法，很容易招致nationalism中国的反对和激怒，但是象海舟那样，连日本这样也反对的话，就能够容忍了吧。不是说日本成了近代国家，而中国还原原本本地处于‘亚洲的停滞’状态；日本持续地高度成长，而使中国维持着源自保护自然的太古的农业的循环。”同上书，第200页。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现代化方向的重大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胜海舟的问题上来，即胜海舟是不是反对日本成为西洋型的近代国家？他是不是就真的认为“现今的支那即尧舜的政治”？他想要强调的中国与日本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对此我们联系他的《与康有为书》，简略地举例来加以说明。

    胜海舟以精通经济问题自许《冰川清话》与《海舟余波》中都言及。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13、259页。他很推崇岛津齐彬（1809—1858）这位萨摩藩主，说他“既像是开国家，也像是攘夷家。对开国家谈开国，对攘夷党谈攘夷”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52页。。务实而通融，可以说也是胜海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以货币为例，在1897年3月起草的给枢密院议长的建言中主张：“往昔海外的交通仅止于支那、朝鲜、荷兰。今则不然，交际通于宇内。国内的货币岂能泥古？国人亦不能泥于旧制度，要眼明胆壮，寻求圆活融通之道。”同上书，第273页。又说：“大观古今，古者真率而拙，今者巧智而拙乎？古者迟钝而不成大业，今者急躁失措而误事。此乃政官须反复深虑者也。”同上书，第279页。借鉴古今、放眼世界寻求现实可行的国家政策，是他一贯的态度。早在幕府时代，他就有这种思想。如他在1866年7月11日给横井小楠的信中就附有一篇《自书》中就强调“如果不明海外之实情，而在彼之道、我之道中加以损益取舍，在其大小广狭之处，以事实为标准平心加以处理，恐怕下民将年年岁岁陷于暗昧，势必将出现上下颠覆之状。”山崎正董编：《横井小楠遗稿》，东京：日新书院，1942年，第475页。这时，他主张为了邦家，幕府应该自毁封建之制，选贤举能，实行郡县制，“当万国交际兴起之际，郡县之议可谓当然之议。”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94页。可见胜海舟并非是泥古不化的守旧者，其目的是“对国家好就行”。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14页。他将所谓“主义”、“道”都相对化，认为：“所谓主义、道，断定其只不过如此，我最讨厌了。即便说道，也有大道、小道，山外有山。取其一而摒弃其他，平常绝不如此。人来了，议论纷纷，说出‘还有这样的情况啊’不争，然后仔细考虑，进行各种比较，认识到山外有山，真是愉快！所谓研究，至死方休，此前就一直是苦学，一日也不停止。”同上书，第257页。在《冰川清话》中也有类似的谈话。他说：“即便单单说道，道也有大小厚薄浓淡之差。扬一而排他，为我所不取。（中略）如果我所守为大道，而将其他小道也作为小道而放在那里，不是很好吗？”同上书，第173页。这种态度的确是值得学习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胜海舟特别强调首先是独立，而且还要有特色，反对口口声声讲文明，而实际上对西洋的道理一知半解的人。同上书，第270页。下面这一段谈话值得注意，他说：所谓国家，必须要独立，要有些卓绝之处。无论怎么说西洋西洋的，吸取其好的方面，此外还需要有些什么，而这些根本没有。就是说在亚细亚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才一一地模仿西洋。西洋规模大、很远大。因为牢固地树立着，别的自然倒下。对付日本等，就像对付孩子一样，一会儿褒奖，一会儿叱责。同上书，第211页。日本走上西洋型近代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也有迫于国际形势之故。胜海舟引用大隈重信的意见，说道：“我国自与美利坚定约以来，与外国交际越来越深厚，以至于彼来我往。当此之时，我邦之国法大行改革，如果不基于西洋各国普通之法，何时才能改变治外法权之法？不然，外人谁会立于我国权之下而接受我之国法？这是不待智者也应该明白的道理。”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30页。可见他并非反对取法西洋，他反对的是因为取法或借助于西洋而妨碍日本的独立。他不但不反对，还曾对西洋的善政充满了羡慕憧憬之情。如在1867年12月18日的《愤言上书》中表示：“譬如华盛顿之建国，于天下有大功而不私其职，不失安抚之宜，诚堪羡望敬服。”同上书，第300页。

    因为借外债会对国家的独立造成威胁，所以他特别反对借外债，认为那是大奸臣的做法。他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国体不同，在日本即便是天子说要借外债，也必须制止。同上书，第240页。如上所述，这样的荒谬的想法他认为在幕末就有。《向德川家达公陈愚衷书》（1893年11月），见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110页。而在他的谈话中提到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幕末很相似，他预言：“看吧，无论是朝鲜还是支那，现在正好和我国幕末一样，贫乏而极度衰弱，到了向外国借债的程度，今后肯定会招来祸端。”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11页。在内外交困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还会真心将当时的中国看成是理想的“尧舜之政治”吗？

    《与康有为书》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在西力东渐的大形势之下，国家的存立要以强化内治为主，其二是强调日本与中国的不同。他在《海舟余波》中也谈到“国者，决非由他人拆卸而解体，由内自毁，西洋人才得逞”，即所谓“国唯自亡”。同上书，第215页。《与康有为书》中所说的改革顺序要从平息国家内部纷争而使国民得到实际的好处着手，以变革旧法而使国家顺应世界大势为重，正是这个意思。如果不顾大体，国内分裂为各种党派进行内讧、内斗，这样同类相食，终将自失自败，自取灭亡。或者想借助外国的力量，倚于他人，不仅易失其机，而且只会为他国造成可乘之机，不仅不能算是爱国、忠臣，而是需要非常警惕的奸臣。胜海舟与康有为一系的改良派和孙中山一系的革命派均有接触，这无疑给他们都是当头棒喝，听到这样的“忠告”，以帝王之师自居的康有为“遂怒，怫然而去”。即便如此，胜海舟还是以“即便人负我，我亦不负人”的大度，提出即便在今天听来也不无借鉴意义的忠告，其“恳切热诚”的确可嘉。

    关于日本和中国的不同，《与康有为书》中只是提出日本在国家体制和国民性上异于中国的特点，并未直接论及中国如何。他指出，日本在国家体制上，实现了由过去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到如今的“郡县制”的转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尊奉天皇”。而胜海舟本人的严谨忠诚的“勤王心”，据说也令人“悚然胆寒”。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02页。在国民性格方面，他特别提到武士道的负面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有自知之明。他看到随着封建制度的破坏，武士风气日趋颓废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他也强调光有才气还不行，当路者更需要有胆力，因此对“三河武士的美风”同上书，第171、172页。亦充满怀念之情。强调中日两国国情之不同，提到日本维新日浅，尚未臻于完善，都是在暗示康有为等：中国的改革不可照搬日本的经验。这对于坚信“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附康有为伪戊戌奏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第433页。《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博物院藏稿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卷一二，第40页。的兴致勃勃的康有为而言，自然也无异于泼了一盆冷水。

    四“所谓历史，实在是难呀。”

    以上以松浦玲所著《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为讨论的对象，对胜海舟的中国认识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如松浦玲所言，胜海舟的谈话常常被篡改，其多大程度反映了胜海舟本人的真实思想，需要进行严密的考证。要再现真实的历史，的确很难。这一点胜海舟本人也有同感。他说：大凡世上没有比历史更难的了。本来人的智慧就不能看透未来之事，所以鉴于所写的过去的历史，来试图推测将来，然而此紧要的历史却不能轻易地相信，这不是太困惑了吗？你看，从幕府倒台以来才经历三十年，而就是这幕末的历史，能够完全地传达的，不是一个人也没有吗？而目击当时情况的故老也还健在。但是这些先生，即便如此，他们也并不理解局面的内外表里。那么在三十年之后如何才能书写传达那时的事情呢？就是说，从今后再过十年二十年，等这些故老也都死了，到那一天，怎样的错误都可能传到后世。所谓历史，实在是难呀。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56—157页。历史，别说三十年，就是三年，甚至昨天发生的某一个历史事件，想要弄清楚真相，都的确很难。这里不想陷入对真实的历史书写和传达是否可能或如何可能的空泛的理论思辨中，仅以对胜海舟的中国认识的理解何以可能出现歧义这一具体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但愿这种探讨能够有利于深入理解、同时也平心静气地对待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认识。

    第一，要尽可能对具体论题所涉及的原始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关于胜海舟的相关历史文献整理，已经出版三种全集，即改造社版《海舟全集》（10卷，1927—1929年）、劲草书房版《胜海舟全集》（21卷、别卷2卷，1972—1982年）和讲谈社版《胜海舟全集》（22卷、别卷1卷，1972—1994年）。松浦玲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研究者之一，因为参与讲谈社版全集的编纂，在文献的整理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他关于海舟的研究与论断是值得我们充满敬意地学习与领教的。但是即便如此，在材料使用上似乎也有些尚待补足或可以商榷的地方。在阅读《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之前，我对胜海舟并没有系统的了解，感谢该书给了我想要进一步了解胜海舟的兴趣。以上只是有针对性寻找相关材料，也许不自觉地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也许会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是经过这样的讨论，使胜海舟的不同侧面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也许对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会有帮助。海舟对甲午战争态度，还有些值得仔细琢磨的地方，下面再举几则史料加以分析。

    《海舟遗稿》中收有一篇《日清战役后书感》：昨伤鲁太子，今击清大使。

    狂浪恣徘徊，叹息招国耻。

    邻邦牵恶感，岂唯顽强訾。

    顺运渐向逆，忽漫殊误是。

    春风积雪融，阳和军机弛。

    疾病生兵营，恐到大事已。

    庙谟谁所画，窃希能终始。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20—21页。《海舟遗稿》中第一句为“唯伤鲁太子”，据《冰川清话》本改。此诗收入《冰川清话》时，其前后各有文字加以说明。其前面的文字，就是上文提到的“惩罚支那对日本不利，此事，世人还没有觉悟到吗？我从最初开始就知道。战争还在进行时，我就已经写过这样的诗。”接着就是上面这首诗。该诗引完之后，又说：“不正好是这种状况吗？”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47页。然后就是那段上述为松浦玲所反复强调的“支那不是国家，仅仅是人民的社会”那段话。

    这首诗也可以独立来看胜海舟的“战后”感想。该诗写作时间，由“今击清大使”可推知。李鸿章受刺杀是在1895年3月24日。“顺运渐向逆，忽漫殊误是”一句最值得玩味，其中“顺运”是不是暗示他对战争以来日本时势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到他在后来的收入到《冰川清话》里的谈话也没有变。后来也不是都没有变，至少在写诗的当时，他认为“今击清大使”是“招国耻”之举，重点在担心此举会使“邻邦牵恶感”。但是收入《冰川清话》里的谈话，谈到这一点时重点已经有所改变。他这样说的：李鸿章实在是一个狡猾的老翁。他前年被小山六之助狙击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尽管自己国家的医生准备得很周到，但还是接受敌国医生的治疗，一点也不怀疑。无论怎么说，到底是李鸿章呀。真不知他到底怎么想的。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1页。这里，首先将清朝与日本的关系定位为“敌国”关系，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到日本议和，在“敌国”遭到刺杀，胜海舟说他竟然“好像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上述胜海舟说到的中国人对换了天子、国土被掠夺等没有任何感觉的谈话。至少这里用“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来评价李鸿章我想不会是什么“赞辞”，以此类推，将中国人的那种状态冠以“尧舜的政治”真会是“赞辞”吗？

    还有胜海舟对三国干涉还辽之事的态度，也值得琢磨。《海舟遗稿》中收有一篇《闻辽东还附有感而赋》：世事都儿戏，闭门独默思。

    濛濛六合里，大义有谁知？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21页。此外他还做了一首俳句，题为《辽东附还三国云云，世上有愤者、愁者、泣者，我甚惑之，自画富士山之图咏之》龟谷馨编：《海舟遗稿》，东京：鸿盟社，1899年，第64—65页。俳句为：“三国にふんはたかれる富士の山”。巍巍富士山，踏开三国何所惧。胜海舟多处对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处理三国干涉还辽的问题上表示过不满。对此问题，他心中的“大义”是什么呢？这里举一例可窥见一斑。《海舟余波》中记载：三国干涉，终究还是归还了，但是有说就这样原原本本地归还的吗？我忠告过在支那铺设铁道、将赔偿金用在这方面。我也知道这不能实行，但总归今后要这样，所以先一竿子插上，然后，人心不会萎靡。对此，伊藤等好像说这是说大话。（1896年10月17日）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37页。这里的“大义”是不是也有通过在中国铺设铁路等举动，主张对中国大陆要有长久的“经营”理想，以此来鼓舞民心的意思呢？如他对“台湾总督”的人选就有明确的要求，他说：“台湾的总督，不具有海阔天空的大胸怀不行。靠耍小聪明是治理不好的。”同上书，第140—141页。

    以上这些材料，我想对于全面弄清楚胜海舟的日清战争观和中国认识，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要尽可能对同时代、甚至不同时代相关具体论题之间的史料进行比较，分析其相关性。

    要彻底阐明胜海舟的中国认识，全面地展示胜海舟的相关论述是第一步。同时还要将胜海舟还原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去，通过与他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比较研究，认清他与同时代的关联及其特殊性。比如说“尧舜之道”，作为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一般都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三代之治”，三代之后，比如荻生徂徕、古贺侗庵等，都强调尧舜之道就已经不存在了，更不要说到内政外交已经千疮百孔的清末。可见以“尧舜的政治”来称道清末的社会，按照正常的逻辑是说不通的。

    上文中提及胜海舟的一些中国认识与尾崎行雄、竹越与三郎的观点的相似之处，还有比如将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与幕末日本等量齐观，福泽谕吉也有类似的观点。松浦玲以胜海舟否定西乡隆盛为征韩论者的“事实”（西乡隆盛的真相如何另当别论）来说明胜海舟本身是百分之百的征韩论否定者、亚洲同盟论者。

    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其论证应该说很有新意，也非常有趣。但是即便是亚洲同盟者中，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对“早期亚洲主义”，就有人将其分成“朴素型亚洲主义”、“策略型亚洲主义”和“侵略型亚洲主义”的不同。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如果说胜海舟主张同盟，最多也只能是一种策略上的同盟。一个令人悚然胆寒的勤王论者、一个强调尊王心与爱国心要统一的日本近代海军的奠基者，说这样的人自始至终地反对战争、赞美中国，这的确非常耸人听闻。我也希望这样的“胜海舟形象”能够成立，但是其成立的可能性还需要更加严密的论证。必须要将胜海舟完整地还原到那个时代中去。

    这里举一个类似地强调勤王家与民权家应是统一的中江兆民（1847—1901）为例，他虽然主张外交之道应该以“坚守信义”、“人道”、“文明”等为原则，但到晚年也希望“雄张于大陆以支持东洋之和平”，且对甲午战争中日本军人“大耀国威”赞誉有加。刘岳兵：《中江兆民的中国观及其他——由〈中江兆民：鬼子兵的思想家〉一文想到的》，《中华读书报》2003年2与19日。收入《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尚且如此，那个时代的风潮可见一斑。

    前面提到中村敬宇，与胜海舟同为幕府旧臣，两人的思想是否一致呢？《冰川清话》中记载了一段胜海舟对中村敬宇说过的话：我记得什么时候对中村敬宇这样说过：“之所以珍惜你，作个失敬的比喻，就如同珍惜粘有金箔的书籍。勿使之粘上尘埃，也不放在下面，虽然非常尊重，但是遇到实际情况，我决不听你的教诲。虽然对你客气，但是在实务方面，因为我有自己的看法，未必效法古人，未必查阅书籍，应事处变，有荚开豆落、水到渠成的作用。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63页。中村敬宇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学者，在胜海舟看来只是“国家的装饰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64页。，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学问和知识是第二位，至诚奉公的精神最要紧。”同上书，第135页。如同为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一书所作的序跋，中村敬宇的“后序”强调的是中日“同文同种”，故须“诚心实意、交如兄弟”等，是一种历史传统和文化、感情上的认同。而胜海舟所写的跋中则重视的是其中对中国的地质、出产、漕运、政治、民情、烟毒、教害的“条分缕析，识透而论确，蔚乎经世之文”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9卷，ゆまに书房，1997年，第187页。，强调的是其经世价值。论者的视角不同，而学者、汉学家的文化认同很难引起政治家的重视，这种情况即便在今天又有多大的改变呢？

    第三，要允许对具体的原始资料、相关史料及其关联性有不同的解释，以史实为根据，创造性地解释历史，是历史研究者参与历史创造的职责和义务。

    松浦玲在《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塑造的上述胜海舟形象，与他写作这本书的意图紧密相关。他说：明治的海舟中所看到的这种“亚细亚”，现在如何对应？这当然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此问题甚难，不能马上得出可以使大家都认可的解答。如果一定要将其普遍化的话，这一问题具有与以下问题群不可分割的性质，即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西欧式的近代（现代）？如何克服国家与国家对立的人类的水准？面向未来如何确保人类及全部动植物的生存环境？等等。对此虽然知道有些人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分别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作为共同的课题来加以限定还任重而道远吧。从这种状况出发，我自身作为不断追问此问题的顺序，我想先极大限度地对明治的海舟进行追踪研究。这本书，就是包含了这样目标而作成的。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序），第6页。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作者得到了什么收获呢？他说：日清战争尽管是不义的战争，日本战胜的冲击撼动了中国人。此毒不仅奸污了康、梁等改革派，也奸污了孙文等革命派。

    日清战争的毒奸污了梁启超或孙文的说法，在二十年前肯定不被理解，现在也恐怕很容易招致误解或反驳。由中国人而进行的中国的改革或革命，即便其起因是受罪恶的日本的影响，当然也会得到肯定的评价。而连这些也要批评，我的想法便难免招致保守反动的非难。但是如果肯定这些的话，结果则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先进性”。价值的方向即如此。给予我怀疑这些的勇气，是与明治的海舟打交道以来我的收获。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序），第7页。该书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在作为地域的“亚细亚”，日本成了突出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经过战败，到现在资本主义又异军突起而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同时强拉硬拽“亚细亚”。日本人的自尊心、爱国的nationalism被激发。遗憾的是，也不得添上一句，中国的“现代化”口号也激发日本人的爱国的nationalism。这样，我们尽管在各方面吹毛求疵，而结果还是保持在总体上肯定日本近代的这种历史观，而对日本的近代化何以成功倾注力量进行分析。转换是很难的。试着将亚细亚返回到日清战争时海舟所作的思考来考虑，也可以当做一个为了摸索这种转换的方法吧。同上书，第217页。由此可见，松浦玲写作《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一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要对近代日本的“先进性”提出质疑，对日本所突显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发展方向提出质疑，有一种力图从总体上颠覆肯定日本近代历史发展轨迹的历史观的企图。而海舟的一些言论和思想不仅给予了松浦玲进行上述理论探索的勇气，也成为他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和方法论。我想松浦玲的这种挑战传统历史观的勇气和理论探索、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如上所述，就像该书重视的是胜海舟主张西乡隆盛不是征韩论者这一“事实”，而并不重视西乡隆盛是否真的是征韩论者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92页。一样，如果我们肯定该书的理论意义，也只要知道松浦玲主张胜海舟不仅反对征韩论，而且一贯反对日清战争、反对中国步日本后尘也走西洋型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道路这一“事实”就可以了，而胜海舟究竟是什么想法并不重要。

    许多人强调历史研究者要有现代意识，要用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去照亮历史，使之在现代学术背景下重放异彩。这固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真正能够“照亮历史”的“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对于每一个史学研究者而言，这种“火眼金睛”的获得不可能从天而降，其“灵光”也必然是通过与无数史料“肉搏”之后而炼成的。因此即便获得某种“灵光”，也不能将它视为可以普照世界的“真理”，而必须谦逊地严守其畛域。王尔敏有言曰：“研究历史，近世学界恶习，不就史料史实建树正确基础，徒务凭空创设理论欲求倡为解释之管钥，立定典范之标帜。自是凭恃聪明，假借断识，急求结论，竞图创新。于争奇斗艳之中，为惊世骇俗之言，自然逞快一时，必至贻误后生。”见王尔敏《序三》（载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校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我相信每一件史料都在呢喃细语，都有自己的思想，但史料本身却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而能否——如果能够、如何才能、多大程度上才能够倾听到史料的呢喃，理解出史料的思想，真实地再现历史的全貌，全凭史家的素养、能力和境界，全凭史家的心灵的丰富性和敏感性。历史之学是一种倾听、一种体察、一种理解，绝非寻章摘句而能尽其事，如胜海舟所言——历史，的确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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