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梓都美前言

    1871年，66名宫古岛居民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这一事被称为“牡丹社事件”。此事件当时虽并未引起很大重视，但由于有美利坚合众国总领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的提倡，最终发展成日本于1874年出兵台湾的事件。截至当时，日本的台湾认识与江户时代并无变化，但通过这一连串的事件，各种关于台湾的信息传入进来，结果① 近世以来继承下来的台湾认识、② 新增加的台湾认识，二者相融合，形成了与近世不同的、新的台湾认识。这样由于近代初期日本人的台湾认识与近世的台湾认识密切相关，因此本论文拟分为两大部分，就近世、近代日本人的台湾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展开论述。

    第一部从台湾信息到台湾认识

    ——江户幕府收集的台湾情报和人们的台湾认识江户时代初期，通过朱印船贸易，幕府本与海外进行着活跃的通商活动永机洋子：《朱印船》（吉川弘文馆，2001年）；岩生成一：《朱印船贸易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但到宽永16（1639）年，禁止葡萄牙商船来航，从而全面禁止日本人出航海外。尽管如此，其后仍限定四处口岸继续进行贸易活动。这一事实近年来已广为人知。例如：鹤天启《近世日本の四つの「口」》（纸屋敦之·木村直也编《海禁与锁国》东京堂出版，2002年）、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东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四处口岸（松前口岸、对马口岸、长崎口岸、萨摩口岸）中，带有特别任务的是长崎。

    与萨摩的岛津氏、对马的宗氏、北海道的松前氏不同，长崎一直是幕府的直辖领地。自宽永16年后，信息窗口不再局限于中国、荷兰，通过东亚各地的来日人士，抑或书籍流入、船只漂流往来事件，日本更多地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情况。中村质：《近世における日本、中国、东南アジア间の三角贸易とムスリム》（前引《海禁与锁国》，2002年）。

    关于台湾，我们都知道“滨田弥兵卫事件”滨田弥兵卫事件又称“台湾事件”。滨田弥兵卫是长崎代官末次平藏的朱印船船长。宽永2（1625）年，渡海前往台湾南部的安平之际，因拒绝缴纳关税，而被荷兰人禁止贸易，不得已而于当地过冬，由此发端的日荷两国人的纷争就是滨田弥兵卫事件。该事件被视为侵犯将军颁发的渡海朱印状，结果导致幕府终止朱印船的航海。（《国史大辞典》11卷，吉川弘文馆，667页。）、郑氏抗清斗争、郑氏海外贸易川胜守：《日本近世と东アジア世界》（吉川弘文馆，2000年）、前引，岩生，1985年。以及后来的台湾汉人叛乱。这段历史经过《国性—爷合战》等军记物语的演绎，催生了许多以滨田弥兵卫、郑氏家族、汉人叛乱为主题的论著。而在近世时期，人们对台湾的认识来源于滨田弥兵卫、郑成功等人的形象。例如：松永正义《台湾领有论の系谱—1874（明治7）年の台湾出兵を中心に》（《台湾近现代史研究 创刊号》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编 龙溪书舍，1978年）。实际上，幕府编纂的史籍很少记载台湾原有的风土和民族，幕府了解的台湾情报极其复杂。

    另外，在近世时期出版的地理、历史书籍中，介绍台湾的文章撷取了时人从国外书籍中读到和在长崎听到的信息，结果形成了不同的台湾面貌。在这个意义上，普通民众所认识的台湾是极其复杂的，不能仅用“滨田弥兵卫”或“郑成功”概括。

    所以在第一部中，笔者援用幕府主持编纂的《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中的台湾情报，① 调查这些情报中有多少记述当时台湾实情的内容的同时，② 对比中国文献，论述这些信息是以怎样的视点收集的，③ 这些情报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④ 比较、分析这些作为速报传入的情报与《华夷通商考》等出版物中的台湾情报，进而展望近世社会对台湾的认识，从而测量其与明治维新后以至日本的“台湾占领期”形成的台湾认识之间的距离。

    §§§第一章《华夷变态》、《通航一览》中的台湾情报

    整个江户时代，幕府始终积极收集、编纂海外情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二书。

    《华夷变态》是林鹅峰、凤冈父子受幕府之命，收集整理自正保元（1644）年的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定鼎至享保9（1724）年间，往来于长崎的福州、漳州、泉州商船带入的唐船风说书而成。风说书是唐通事从所有入港唐船收集海外情报，并详加注意以防谬误，监督而写成的，《华夷变态》的记载由于以风说书为基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即使在现在也受到很高的评价。包括一部分《阿兰陀风说书》（《荷兰风说书》）和从萨摩藩、对马藩传入的内容，此外，除对于延宝2（1674）年以前的部分显著事例加以调整、完善外，其余部分全部从入港唐船收集而得。（前引，浦廉一，1958年）而《通航一览》是根据江户幕府的命令，林复斋等根据永禄9（1566）年至文政8（1825）年的资料编纂而成的对外关系资料集，其以国别、年代为序记述，并利用了极为客观的史料，因此可说是非常可信的史料。木崎弘美《〈通航一览〉》の编纂と传来に关する考察》（《海事史研究》47号，1991年）、同《〈通航一览〉の书志学的考察》（《海事史研究》49号，1992年）。

    本章拟将上述二书中的台湾情报分析整理为数个条目，并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加以对比，通过分析两者间的异同、产生异同的原因、正确度的判定、特例等，来达到研究幕府中枢所把握的台湾像的目的。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华夷变态》一书如书名所示，是以明（华）清（夷）交替为主题的书籍，因此，书中关于明清交替期台湾发生的战乱的记载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前引，川胜，2000年，中村质《近世对外交涉史论》（吉川弘文馆，2000年）。但是，如前所述，本论文的主题在于传入日本的台湾情报，而不是活跃台湾的郑氏一族。因之，本章将这一时期除外，而专以天和2（1683）年郑克爽降清以后的风说书为考察对象。

    1台湾名称的演变与台湾船的出航地

    《华夷变态》记载的有关台湾的情报中，首先想要考察的是台湾名称的演变与台湾船的出航地。贞享4（1687年）年的30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上册，第689页。，是这样描述的：“所谓‘台湾’之岛屿，原称‘东宁’。国姓森官、锦舍、秦舍三代之内，称‘东宁’；所谓‘台湾’者，古来之名称也，至为大清之领地、秦舍降参之后，复称元‘台湾’之名。”可见“台湾”的名称经郑氏政权发生了“台湾→东宁→台湾”的变化。

    同年的48号台湾船同上书，第704页。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况：“锦舍居城之时节，称‘东宁’；……大清复用原名。”由此可见，“东宁”不是从森官（郑成功）开始，而是从锦舍（郑经）开始使用的。而实际上，郑成功于宽文元（1661）年命名台湾为“东都”，其子郑经于宽文4（1664）年改“台湾”名称为“东宁”。因此，上述两种说法，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情况。“成功就台湾土城居之，该台湾为安平镇，赤嵌为承天府，总名东都；设府曰承天府，设县曰天兴县、万年县。未几，成功死。子经居鹭江（即进厦门），成功弟世袭阴有窃拒意；经攻逐之，世袭渡海归诚。经嗣立，改东都为东宁，改二县为二州。”（台湾文献丛刊65《台湾府志》卷一，封域志，沿革，4页。）延不宝2（1674）年的《通航一览》中介绍到，漂流至台湾的日本人对台湾，“前称‘台湾’，近又称‘东宁’”《通航一览》卷二一五，唐国福建省台湾府部11，漂流，第443页。。另外，台湾称为“东都”的时期很短，不过3年左右，由此可见，“东都”之名，应该渗透得并不很深。

    但是，关于“东都”的情报之外，有关台湾名称的极为正确的情报确实曾传入日本，贞享4（1687）年以后来航的所有台湾船都称出航地为“台湾”这一事实即为佐证。

    关于贞享4（1687）年以前赴日台湾船的出航地，史籍上都有“鸡笼”这个地名。例如，贞享元（1684）年的1号广南船“罢渡东宁鸡笼之冲”《华夷变态》上册，第414页。，同年的20号暹罗船“来自东宁之鸡笼（以下略）”同上书，第437页。，延宝9（1681）年成书的《通航一览》中也有“驶至东宁之上鹤笼近处”的记载。《通航一览》卷二一五，唐国福建省台湾府部11，漂着，第440页。“鸡笼”指的是现在的基隆，这点已为《裨海纪游》确证。台湾文献丛刊44《裨海纪游》，第1、16、29、55、61、72页。另据《台海使槎录》记载，“东西洋通贩诸国，西洋则交趾、占城、暹罗、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东洋则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啴、美洛居、文莱、鸡笼、澹水”台湾文献丛刊4《台海使槎录》卷二，赤嵌笔谈，商贩，第45页。，“鸡笼”作为贸易中转站繁荣一时。从幕府编纂的资料来看，在台湾名为“东宁”的时期，“鸡笼”是一个繁荣的贸易港。

    2行政机构的变迁

    关于行政机构的变迁，贞享2（1685）年的一号福州船记述道《华夷变态》上册，第449页。：“去年没落之后，鞑靼人总兵官杨氏者，升任为镇守，代之为总兵官者二人，一人马氏，一人陈氏，致镇守，改东宁为一府二县，府称台湾府，府官蒋氏，为总镇守，二县之官，亦为二人，其名不存，镇守之军兵，二万左右。”

    风说书所载“杨氏”为清代台湾总兵杨文魁杨文魁为清代台湾总兵，康熙23（1684）至康熙26（1687）年在职。（许雪姬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附录》，远流出版，A140页。台湾文献丛刊65《台湾府志》卷四，武备志，历官，第76页。），而“蒋氏”，居贞享4（1687）年的30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上册，第689页。所述，被认为是指清代台湾历任知府蒋毓英。蒋毓英为清代台湾历任知府，康熙23（1684）至康熙28（1689）年在职。（前引《台湾历史辞典附录》A088）另一方面，元禄3（1690）年的43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218页。记述了“改东宁为一府二县，府称台湾府”的情况。这与“府之外有县三，台湾县、凤山县、朱罗县，皆属台湾府，守护之兵卒三万余”，台湾府设“县三处”的记载不一致。关于台湾设置的府县，《台湾府志》有“克爽心胆坠地，识天命之有归，遂纳款归诚。于是廷议设府一：曰台湾；县三：附郭曰台湾，外曰凤山、诸罗”台湾文献丛刊65《台湾府志》卷一，沿革，第1页。的记载。其他多数史志也可确认同样的记载。实际，郑克爽降清是在天和3（1683）年8月18日，贞享元（1684）年4月14日行政制度变更为一府三县张之杰编：《台湾全记录》，锦绣出版，1900年，第57页。，据此可说，1号福州船并未获得关于台湾行政制度的准确情报便来航日本。

    此外，贞享2（1685）年12号福州船《华夷变态》上册，第467页。记述了“秦舍所领之时，府名称承天府，属大清后，改府名，称台湾府”的情况，可知台湾府只是承天府变更名称的机构而已。元禄3（1690）年的43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218页。记述“台湾之仪，前廉为福建八府之外，属漳州支配之所，而今成一府之地方，为福建之属府，府名称台湾府”；同年的56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233页。记述“福建之一省，原为八府，而今台湾成一府，则为福建九府”。据此可确认这一时期台湾编入福建省的事实。这一事实，从中国方面的文献也可明确得知，如除元禄4（1691）年的52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254页。称“我等乃出自漳州之内台湾”以外，其他唐船都称自“福建”出航。例如：“康熙二十二年讨平之，改置台湾府，属福建省，领县三。”（台湾方志68，《清一统志台湾府》建置沿革，第1页）

    总体而言，关于初期的行政制度的变迁，可说传入了大致正确的情报。换言之，幕府正确而详细地把握“领台初期”的事实，如承天府改称台湾府，其下设三县，属福建省管辖等。

    另一方面，除领台初期外，清朝的行政机构变迁的情报传入日本的情况，出关于发生于台湾的动乱的情报（后述）外，仅由享保年间的两件。

    享保3（1718）年的22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下册，第2803页。记述说：台湾总兵官姚氏，五月晋升广东惠州提督，速越广东。右台湾之新总兵，至我等出航之时尚未确定。且又去年禁止西洋来航以后，两广总督奏闻，东京广南次两地，与广东内行水陆相接，依之赦免往来禁令之议，去年九月以上奏，而今未闻敕许。还有，享保5（1720）年的台湾船同上书，第2868页。记述“且有前台湾总兵姚氏，前年三月晋升广东提督，新总兵欧阳氏继任”。文中“姚氏”与“欧阳”应各指姚堂姚堂，清代台湾总兵，1712至1718年3月24日（前引《台湾历史辞典附录》A140）。与欧阳凯欧阳凯，清代台湾总兵，1718至1721年5、6月（前引《台湾历史辞典附录》A140）。。但三年一度更替的清代台湾总兵，上述二船如何可得之其名字呢？

    对于这一疑问，值得注意的是“且又去年禁止西洋来航以后”的记述。其实，22号台湾船来日本的前一年，享保2（1717）年，康熙帝发布南洋禁海令。南洋禁海令虽并未对日台贸易构成直接威胁，但台湾船可能担心其间接影响，而将情报向日本传达。柳泽明：《康煕五六年の南洋海禁の背景—清朝における中国世界と非中国世界の问题に寄せて》（《史观》140号，1999年3月）。不管怎样，幕府的确得知了享保3（1718）年清代台湾总兵发生更替的情况。

    3台湾发生的叛乱

    清代台湾发生多次叛乱，从中可得出关于当时台湾状况的许多信息。下面就这些信息进行论述。

    清代的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民众叛乱频繁发生。这一系列叛乱中，刘却之乱和朱一贵之乱发生的时期，正是《华夷变态》编纂成书的年代，因此有关这两次叛乱的比较详细的情况都曾传入日本。

    关于刘却之乱，元禄15（1702）年来日的三艘台湾船传达了其经过。特别是37号台湾船提供了详细的情报。《华夷变态》下册，第2276页。此外，同年的38号、45号、48号台湾船也提供了关于刘却之乱的信息。风说书中记载：福建刘却居于台湾深山中数年，此人去年冬季十二月勾结党徒，流露可夺取台湾之意。因之台湾总兵官派出兵卒，四月彼党徒之首刘却及其党羽尽数捕获诛杀。近来彼地安定，众人安心。刘却的阴谋与元禄15年12月暴露，翌年4月被捕伏诛。而中国方面的资料则显示，刘却于元禄16年2月被捕，叛乱完全平息。可见，虽然关于叛乱平息的时间有些许误差，但关于叛乱的经纬过程，幕府还是成功获得了确切的信息。关于记载刘却之乱的风说书的内容，松浦章氏有详细的研究，本节也有特别参照。（松浦章《海外情报からみる东アジア—唐船风说书の世界》清文堂，2009年，第231页。）

    一方面，关于朱一贵之乱，发展成为清代台湾三大反乱之一的大规模动乱清国统治下的台湾三大反乱，此外还有天明6（1786）年的林爽文之役，文久2（1862）年的戴潮春之役。，因此风说书中对其有非常详尽丰富的记载关于朱一贵之乱，松浦章氏也有比较分析风说书的内容与中国文献记述的研究。关于该动乱，他得出结论：“传于日本的风说书中朱一贵叛乱的情况，除日期上有若干差错外，相关清官军武官人名等都是正确的。”（前引松浦，2009年），从中可窥知当时台湾社会的情况。

    最初提供朱一贵之乱的详细信息的，是享保6年的20号宁波船《华夷变态》下册，第2905页。，“四月廿七日夜，于福建省辖台湾，数名不明身分者，鼓动台湾本地野人及其他百余人等，冲击台湾南路营之地，至于彼地参将官苗景龙之官署。”这条信息既表明当时存在相互间关系密切的“野人”和“华人”，也显示当时“南路营之地”的“参将”是“苗景龙”。关于“苗景龙”，《福建通志台湾府》的《南路营（驻凤山县）》项中记载“苗景龙，五十八年人，有传”台湾方志84《福建通志台湾府·职官》卷一二○，南路营参将，第690页。，可知这一信息是正确的。

    另外，风说书继续记载：“夫迅疾至于安平镇总兵欧阳氏之官所。”据此记述，可知享保3（1718）年就任台湾总兵的欧阳凯，于朱一贵之乱发生时尚在任，该动乱发生的情况很快就传到了安平镇。

    风说书进一步记载，“继之安平镇副将许氏引兵出战，此亦几颗为敌所攻破，台湾道台梁氏逃亡厦门之地，……五月朔日台湾之地三县悉为敌所破。……安平镇南路营北路营乃台湾要害之地也。”“安平镇副将许氏”，据《台湾通志》，是指台湾水师副将许云“许云，字复旦，海澄人。台湾水师副将。朱一贵乱，南路陷寇，云率兵五百，援总兵欧阳凯，于春牛埔迎贼。”（台湾方志130《台湾通志》列传，忠义，许云，第578页。）；“台湾道台梁氏”是指清代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梁文煊。梁文煊，享保3（1718）年至享保7（1722）年2月3号就任清代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一职。（《台湾历史辞典》A083。台湾方志130《台湾通志》职官，文职，分巡台厦道，第348页。）梁文煊“逃亡厦门之地”，可知当时台湾发生反乱的情报是如何传入厦门的。而且，从“台湾之地三县”的记述，可判断当时台湾的行政区划与清朝领有初期相同。一府三县的行政制度，至享保8（1723）年始变更为一府四县二厅。（《台湾历史辞典》A079）据最后的“安平镇南路营北路营”的记录，可知当时该地除安平镇和南路营外，还设置了北路营。

    此外关于朱一贵之乱的详细情况，来自于享保6年的23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下册，第2908页。该船提供了朱一贵之乱发生后，到清朝胜利为止的详细经过的情况。在这部风说书的开头部分，“同月廿一日，攻至台湾之统领营，参将官周氏被杀文中“周氏”认为是指周应龙。（“朱一贵倡乱，元率师同本标右营游击周应龙于南路冈山御贼；奋勇扼击，贼败走。”（台湾方志121《续修台湾府志》卷一一，武备，列传，第447页）。同月廿七日乱贼攻入台湾城下。”反乱发生于比20号宁波船提供的日期更早的“廿一日”。而且，关于27日后的经过，“厦门水师提督施氏，与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相联络……并及台湾近处澎湖，其后召集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官兵数万骑”，可以说一旦台湾发生不测事态，“台湾→厦门水师→闽浙总督”相互联络，呼应的体制，当时已经形成。

    朱一贵之乱的准确情报，通过上述二船传入日本。此外，享保6年的24号南京船《华夷变态》下册，第2911页。有“台湾分南路北路中路三处”的记录，可知当时台湾并非仅仅南路北路，还设置了中路。另外据“兵船一同驶入台湾鹿耳门……台湾城下安平镇相距甚近”的记录，可知联结台湾和澎湖的港口的名称是鹿耳门，且与台湾城下和安平镇都相距很近。

    最后，享保7年的10号台湾船同上书，第2936页。记载，“台湾去年秋恢复平安，归于平静，去年逗留于厦门的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当年三月还归福州城”，台湾恢复了和平。此后关于该动乱的记载就没有见到了。

    4汉人

    关于汉人，贞享5（1688）年的134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968页。有如下记载：“台湾，前甚繁昌，居住之唐人有数万人。大清一统以来，居住之唐人逐年徙居泉州漳州厦门，而今唐人仅有数千人居之。因之砂糖、鹿皮十无其一。”指出砂糖和鹿皮供给量的锐减，反映了华人人口的减少。但是，翌年元禄2年的39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110页。却记载“而今人们有四五万居住”，翌年的43号、56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218、1233页。也记载人民“十万人余”，似乎居民已返回台湾。还有，元禄5年的26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435页。记载：“台湾，而今人民自内地移入者甚多，今已别成繁昌之地。”而到了元禄6年，32号台湾船同上书，第1535页。则记载：“近年，泉州、漳州等处渴求台湾住宅者甚多，纷纷移入，已然成繁昌之地，住宅亦可安心。”反映了台湾人口显著增加的情形。这些风说书的记载显示，郑克爽降清后，清朝立即将10数万人民强制迁徙至内地，并禁止归国者再次进入台湾。但是东南沿海各省人口过剩，居民偷渡台湾的情况不断增加。伊藤洁《台湾》（中央公论社，1993年，第41页）、若林正丈《台湾—变容し踌躇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ちくま新书，2001年，第29页。

    134号台湾船也反映了砂糖和鹿皮的产量受到汉人人口变动直接影响的情况。有关鹿皮，元禄7（1694）年31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639页。记载：“鹿皮类，乃台湾土产，累年大量产出。去年，深山之野人出产鹿皮累甚少，故皮类格外少。因此我等虽往年大量运回，此次却运量渐少，此外别无土产品。”反映出鹿皮是华人通过与原住民交易获得，而不是华人自己生产。《台湾使槎录》《台海使槎录》是康熙60（1722）年左右，黄叔敬所记。包括《赤嵌笔谈》、《番俗六考》、《番俗杂记》等八卷。书中涉及多方面内容，而且由于详细记载了关于台湾原住民的丰富内容，作为理解清朝领有初期的台湾情况的重要文献，广为后世史志编纂者所参考。（《台湾文献丛刊提要》，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7年。）中也有类似记载：“日本之人多用皮以为衣服、包裹及墙壁之饰，岁必需之；红夷以来，即以鹿皮与贩。有鹿皮，有牯皮，有母皮，有獐皮，有末皮；鹿皮大而重，郑氏照斛给价；其下四种，俱按大小分价贵贱。一年所得，亦无定数。伪册所云，捕鹿多则皮张多、捕鹿少，则皮张少；盖以鹿生山谷，采捕不能预计也。”台湾文献丛刊4《台海使槎录》卷八，番俗杂记，社饷，第164页。另外，《海国见闻录》也记载了原住民采集鹿皮，通过荷兰人输入日本的情况，“教习土番耕作，令学西洋文字，取鹿皮以通日本；役使劳瘁，番不聊生。”（台湾文献丛刊26《海国见闻录》，东南洋记，第11页）可见，从荷兰时代起，鹿皮就是原住民的重要交易品。清代，鹿皮是原住民向政府所交的税赋之一。“平埔诸社，至此烧埔入山，捕捉獐鹿，剥取鹿皮，煎角为胶，渍肉为脯及鹿茸筋舌等物，交付贌社，运赴郡中，鬻以完饷。”（台湾文献丛刊4《台湾使槎录》，赤嵌笔谈，第52页。）

    关于其他产物，除了元禄3（1690）年的43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218页。介绍了苏芳这种台湾土产以外，其他的台湾船都只介绍了砂糖、鹿皮、米这三种台湾物产。同年的56号船同上书，第1233页。则说“无大商卖”，没有其他特别的物产。关于台湾的物产，《重修台湾府志》记录有“盐（有煮法，有晒法；台只用晒法）、糖（有黑砂糖、有白砂糖）、冰糖（用糖煮成，如坚冰）、油（有芝麻油、有蓖麻油）、藤（有大藤、有科藤）、菁靛（可以作染）、菁子（产于台者最佳），苧、麻、薯榔（皮黑、肉红，可以染皂），鹿、獐鹿等皮台湾方志66《重修台湾府志》卷七，土产，货之属，第252页。。”但出口日本的以砂糖和鹿皮为主，也许因此风说书中没有记载其他物产。山肋悌二郎：《长崎的唐人贸易》，吉川弘文馆，1964年。岩生成一著：《新版朱印船贸易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

    5台湾原住民

    《华夷变态》关于台湾原住民的记载极少。明清交替之际，幕府所需要的是明清交替的战乱情况、战乱终结后台湾的情况和产业等，而与其无关的台湾原住民的情况则不是很必要。除了台湾漂流民和漂流至台湾的日本人带来的信息外，记载有原住民情况的风说书，能确定的只有贞享4（1687）年的30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上册，第689页。和元禄5（1692）年的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435页。两件。

    贞享4年的风说书记载“深山中有很多种类之野人居住，亦不为妨碍，甚安全。台湾城附近野人，古不相贸易，取鹿皮为交易物”。此风说书关于原住民的称呼很值得注目。清代的史志类书籍中，称呼原住民为“土番”、“番社”、“番众”、“番妇”等，都使用带有野蛮意思的“番”字。参见《台湾府志》番社风俗等。而唐通事则将原住民的称呼翻译为“野人”。其中称呼的变化，很可能包含了日本自古以来的异域、异人观念。笔者认为这一点对于理解日本人关于异民族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将在其他文章中另作论述。关于日本人的异域、异人观念，有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Ⅳ地域と民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村井章介《日本中世の境界と领域》（《历史学最前线》，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

    该风说书也反映了台湾原住民分为生活于“深山”者和生活于台湾城附近者。“深山”中的原住民又是多种类杂居，“台湾城附近”的原住民则以采集鹿皮为生计。而元禄5（1692）年的风说书记载“取鹿皮之野人其先亦居于山中，与台湾贸易、与唐人往来的野人居于近处山中，深山之野人与台湾无往来”。这里也可看出原住民分为“近处山中野人”和“深山之野人”。“近处山中野人”“与唐人往来”、“与台湾贸易”，与“深山之野人”异地居住。

    一方面，元禄6年的三艘台湾船记载了台湾漂流原住民的情况。其中又以53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559页。此外，32号、33号台湾船也提及了漂流原住民。的记载最为详细。53号台湾船的风说书中记载“又去年台湾之野人二人遇风难，漂流而至”，将其救助后，送还台湾。但是，抵达台湾后，县官为将其送还其实际居住地而大费心力。

    因此与县官可至淡水，距台湾城下廿日路程。通知淡水附近的野人和山中的野人，召集可为翻译者。起初皆不能翻译，后距淡水十日路程之深山处有能翻译者，通事可与之对谈，事情之情形得明，乃是相距十日路程之深山处野人而无误。其处名“蛤仔难”，即日本人音译为“かばやん”者。

    即使因为原住民中很难找到“可为翻译者”，为判明其为“蛤仔难（かばやん）”的原住民而费了很多时间。另外，关于“蛤仔难”，“淡水至かばやん（蛤仔难）之间，皆是山路，其间异类之野人数种杂居，唐人尚未通”，是与华人未有过交流的原住民的居住地，“かばやん（蛤仔难）及其更深处，高山巍峨，山谷间野人聚居，人数三五百，多者不过千人，未曾有唐人至于其处”，“蛤仔难”以里是华人未曾踏入之地。

    关于台湾原住民“蛤仔难”，康熙16（1677）年郁永河编著的《裨海纪游》确证了他们的存在。据《裨海纪游》记载，“蛤仔难”虽为汉人所知，却不纳赋税，详情不明。“诸罗县居其北、摄番社新港、加溜湾（音葛剌湾）、殴王（音萧郎）、麻豆等二百八社外，另有蛤仔难（音葛雅兰）等三十六社，虽非野番，不输贡赋，难以悉载。”（台湾文献丛刊44，《裨海纪游》卷上，第11页。）《台海使槎录》说，只有极少汉人与“蛤仔难”往来“由鸡笼沿山后山朝社、蛤仔难、直加宣、卑南觅，民人耕种樵採，所不及往来者鮮矣。”（台湾文献丛刊4《台海使槎录》卷八，番俗杂记，第167页。）；《东槎纪略》则称，“蛤仔难”后来又被叫作“噶玛兰”“噶玛兰，本名蛤仔难，在淡水东北三貂，鸡笼大山之后社番地也。”（台湾文献丛刊7《东槎纪略》卷三，噶玛兰原始，第69页。）。

    至于“淡水”一地，53号台湾船宣称“台湾其右为淡水”，认为淡水没有受到汉人的影响。而据《台湾府志》记载，凰山县的最东端是“淡水”。可见“风传书”所言不虚，“淡水”是台湾势力所能到达的最东端。“凤山县治、在台湾府南一百二十五里。东至淡水溪二十五里、西至打鼓山港二十五里；东西广五十里。”（台湾方志65《台湾府志》卷一，封域志，疆界，第6页。）

    综上所述，元禄6年的“风说书”准确地反映了淡水的地理作用和“蛤仔难”等台湾原住民与汉人的关系。

    §§§第2章江户时代书籍中的台湾信息和人们的台湾认识

    以上第1章中，论述了《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中海外信息可信度高，以及据此幕府中枢得以正确把握当时台湾情形的情况。那么，江户的市井百姓对于台湾有怎样的认识呢？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著述可见关于台湾记述的文献中，笔者可以确认的书籍有《华夷通商考》、《增补华夷通商考》、《和汉三才图会》、《宽永小说》、《长崎夜话草》、《白石遗文》、《红毛杂话》、《翁草》、《万国新话》、《善庵随笔》、《野史》、《续昆阳漫录》、《海外异传》、《幽囚录》、《台湾郑氏纪事》、《国性爷合战》以及《台湾军谈》、《明清斗记》等。但是，这些书中，以《国性爷合战》为代表的“军记物”，是以郑成功和朱一贵等人的事迹敷衍而成的文字，不能算直接反映当时台湾信息的书籍。另外，自从《增补华夷通商考》出版之后，“1625年滨田弥兵卫事件”在近世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不过，这一事件是日本和荷兰在朱印船贸易中发生的纠纷，并不直接反映台湾当时的状况。所以，笔者认为恰当的做法是只考察在《国书总目录》中分入“外国地志”和“史论”的，不包含小说要素的书籍。《宽永小说》是编纂《华夷变态》的林凤冈所著。《国书总目录》中没有该书的分类记载。是否作为考察对象，存在疑虑，但因其内容多有小说性要素，故不作为本论文的考察对象。

    本章使用《增补华夷通商考》、《和汉三才图会》、《长崎夜话草》、《红毛杂话》、《万国新话》五册书籍，探究“江户时代人们记载的台湾即江户时代人们的台湾认识”与《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中记载的情况是否重合，以及这些书籍记载的根据如何。

    1《增补华夷通商考》

    《增补华夷通商考》是宝永5（1708）年西川如见西川如见，江户时代前期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庆安元年（1648）年生于长崎。20余岁有志于学问，隐居专心著述，名声大胜。江户时代西洋知识极有限，如见因长崎之地利，见识甚高，广受好评。享保4（1719）年被德川吉宗招致江户。享保9（1724）年卒。著述颇丰。其关于天文、历法、地理的著述被定位为为西洋认识的先驱。（《国史大辞典》10卷，吉川弘文馆，第850页）出版的世界地理书籍，书中增加了作者自万治2（1659）年《华夷通商考》出版后在长崎见识的中国、南洋、西洋等地的情形，并糅合了作者从国外书籍中得知的情报。《增补华夷通商考》是西川如见将万治2（1659）年所著《华夷通商考》参考《长崎始原记》和《崎阳杂记》等长崎的原有记事与传闻加以增补、改订而成。西川如见在此过程中增加了以台湾事件为首的记事，而且《增补华夷通商考》在市面上流通，因此这次以该书为中心展开论述。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古川三郎兵卫、梅村弥与门，1695年）、《增补华夷通商考》（洛阳：古川三郎兵卫等，1708年）。西川如见著，西川忠幸、饭岛忠夫校阅《日本水土考、水土解弁、增补华夷通商考》（岩波书店，1988年11月），位田绘美《研究会レビュー長崎旧记类と西川如见》（《立教大学日本学研究所年报》2号，2003年3月。）该书后来一版再版，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内容也为后世出版的许多书籍所引用。鲇泽信太郎：《锁国时代の世界地理学》（爱日书院，1948年，第1—23页。）

    在这部书中，如见指出台湾不是“外夷”而是“外国”《华夷通商考》中，与“外夷”相对照，将“朝鲜、琉球、大寃、东京、交趾”表记为“外国”，其地位“虽然在唐土之外，而从中华之命，用中华之文字，为三教通达之国也”（前引，西川，1695年）。，并确定台湾有“大冤”、“台湾”、“东宁”、“塔伽沙谷”，从而概括地记述了台湾历史：此岛古为无主之地。不知何时起，阿兰陀（荷兰）人渡海往日本之际，占领此岛，修筑城郭，由此出发渡海前往日本及其他各国。日本宽文年间，国姓爷自厦门攻取此岛，驱逐荷兰人，治理国中，改筑城郭而居。其子锦舍承父遗迹，统治一国，谋再兴明朝，终被迫服从清朝。其子奏舍，于日本贞享元年降清，离国渡海，身蒙王号，住居北京。今此岛处清朝守护之下。其记述虽有通史性的一面，但细读他所用的词语，可发现他是倾向郑氏立场的。例如，台湾原本是“无主之地”，“阿兰陀人”“占领此岛”，“国姓爷”“驱逐荷兰人，治理国中”等，否定荷兰人在台湾的行为，而赞许郑成功的行为。

    关于台湾的名称，书中确认有“大冤或台湾，又有二名，东宁、塔伽沙谷”四种。“此岛根本之名塔伽沙谷也。日本人假用‘高砂’二字。而大冤、台湾系唐人名之也。国姓爷以后改国号‘东宁’。此国虽在中华之南方，却名之‘东宁’，乃国姓爷本出生于日本，仰慕生国之故云云。”

    第一节已经确证，郑成功将台湾改名为“东宁”一说有误。而从以上的记述来看，这一误说流传甚广。同时可以看出，如见认为日本人取的“塔伽沙谷”、“高砂”和唐人取的“大冤”、“台湾”一样，都是台湾的“根本之名”。“塔伽沙谷”在《华夷变态》中没有记载，而自从丰臣秀吉计划招谕台湾以来，这一名称在日本被广泛使用。笔者认为，“塔伽沙谷”这一名称反映了包括如见在内的时人对台湾的认识。横田きよ子：《日本における〈台湾〉の呼称の变迁について—主に近世を对象として》（《海港都市研究》4号，2009年3月）。

    进一步需要注意的是，书中认为“国姓爷以后改国号‘东宁’”的原因，是“国姓爷本出生于日本，仰慕生国之故”。这一说法不见于幕府书籍。将国姓爷和日本联系起来，文末以“云云”结尾，可认为这一说法并非如见独有，而是当时人们至少是长崎的人们的共识。如见以俗称“国姓爷”称呼郑成功，恐怕也是因为其较“郑成功”本名更为流行。

    其次，关于台湾的位置与土地，“距离日本海上六百四十里，距离厦门东南七十里。或有百里之处。此岛北边云‘圭笼’。自此以南地跨百二十余里。出北极地自二十三度及于二十度。”确认地图上的位置的同时，说“北边云‘圭笼’”。

    “圭笼”是台湾话，指的是第一节提到的贸易港“鸡笼（现基隆）”。

    关于“鸡笼”，《台海使槎录》有这样一段描述：“台湾为士番部族，在南纪之曲，当云汉下流；东倚层峦，西迫巨浸；北至鸡笼城，与福州对峙；南则河沙矶，小琉球近焉。”台湾文献丛刊4《台海使槎录》卷一，赤嵌笔谈，第3页。《台湾府志》也记载：“台湾府襟海枕山，山外皆海。东北则层峦叠嶂，西南则巨浸汪洋。北之鸡笼城，与福省对峙；南而沙马矶头，则小琉球相近焉。诸番樯橹之所通，四省藩屏之所寄；戍以重兵，择人而治，内拱神京，外控属国。”台湾文献丛刊65《台湾府志》卷一，封域志，形胜，第7页。从这些史志可以看出，“鸡笼”正如《增补华夷通商考》所说的那样，是当时清朝势力范围的最北端。

    由上可见，《增补华夷通商考》确证“鸡笼”是清朝统治台湾的最北端，这一说法与《华夷变态》记载不同。

    《增补华夷通商考》不仅详细地记述了“鸡笼”的气候特征，而且介绍了“鸡笼”的物产——大米。“四季温暖也。日本六七月间，此国大热也。此国二八月如日本四五月，此国之冬与日本八九月同。无雪霜降，一年二度田作。”由于《华夷变态》中并没有关于季节的记述，所以笔者认为，《增补华夷通商考》记录的是如见在长崎听说的风闻或从国外书籍中得到的知识。

    另外，《增补华夷通商考》对原住民的记载，比《华夷变态》、《通航一览》更详细：人物甚卑，常裸，专狩猎，持矛逐鹿，生食其肉，卖其皮以买酒食。或以棉布为交易，多积蓄棉布以为财富。常与其友奔趋为习，其速胜过麋鹿。因其居于山中之故，号山童。海边之渔人犹贱也。未曾通词语，乃根本无文字之国。国姓爷以来，唐人多居住于此。故渔人猎师之外，民多习中华凤仪。《华夷变态》记载了原住民用鹿做交易的事情，而《增补华夷通商考》不仅介绍了鹿，还提到了酒（嗜好品）和棉布（产业）。此外，《增补华夷通商考》对《华夷变态》所描述的“与唐人往来之野人”有更具体的记述。《增补华夷通商考》说原住民“甚卑”，认定他们比《华夷变态》中从未提到的“海边之渔人”和“山童”更“卑贱”；“与唐人往来之野人”学习“中华凤仪”的记述，则从侧面反映了《华夷变态》中没有记载的、原住民的汉化情况。

    最后，《增补华夷通商考》记载了台湾船带来的贸易品：“土产，南京白砂糖，漳州磁石粉，各色鹿皮、水鹿皮、獐皮、棉布、西瓜，少许药种、鸟兽、大米、南瓜。”由此可见，除了《华夷变态》记载的大米、砂糖、鹿皮之外，其他许多产品也被运到了台湾。

    以上关于原住民、贸易品的信息，比幕府编纂的史料的记载更详细。从这点来看，这些记录也是如见在长崎听到或从国外书籍中得知的信息。

    综上所述，《增补华夷通商考》一书记载了18世纪日本人心目中的台湾全貌。

    2《和汉三才图会》

    正德2（1712）年，寺岛良安有关寺岛良安，非常遗憾的是，只知道他是元禄到享保时期活跃于京坂地区的医师，其他经历不详。（《和汉三才图会》，东京美术，1990年；《国史大辞典》14卷，吉川弘文馆，第871页。）完成了《和汉三才图会》一书。寺岛良安编：《和汉三才图会》（东京美术，1970年）。《和汉三才图会》以明人王圻编著的《三才图会》为基础，系统地记载了日本的对外情报和“异人图”，是《华夷通商考》出版54年、《增补华夷通商考》出版4年后日本第一部图解百科辞典。由于《三才图会》中并没有关于台湾的篇幅，所以说《和汉三才图会》中有关台湾的信息出自寺岛本人的记载。横田きよ子认为《三才图会》中所记“小琉球”即相当于台湾（横田前引书，2009年）。另外，《三才图会》卷四的地图中，称台湾岛为“澎湖屿”，却无一处记作“台湾”，可知王坼当时并无台湾岛即“台湾”的概念。再有，关于《和汉三才图会》，可参见位田绘美的《〈和汉三才图会〉にみる对外认识—中国の〈三才图会〉から日本の〈和汉三才图会〉へ》（《历史评论》592号，1999年8月）。而《和汉三才图会》的记述多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重复。

    寺岛对台湾的历史有如下记载：往古无本主，中古阿兰陀人劫篡之，构城郭，以为日本通路旅馆焉。于是有云国姓爷者，父则唐人，寓居日本长崎，子国姓爷是也。住居厦门，福建之思明州也。宽文初，攻彼岛，追阿兰陀人，自立为主，改建城郭，改﨏曷沙古为东宁，继而国姓爷死。子名锦舍，欲攻灭大清而不从清朝。至子奏舍之代，战负降清退出。清皇帝赐王号，从北京，当贞享元年。如今大清置布政司治岛也。台湾“往古无本主”，“阿兰陀人劫篡之”，后来“国姓爷”“追阿兰陀人”而“自立为主”。在这里，寺岛的记载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一样，肯定了郑成功的功绩。另外，寺岛明确记载了日本和郑成功的关系，说“国姓爷”生于“日本长崎”；郑成功将台湾的名称由“﨏曷沙古”改为“东宁”，也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的记载相吻合。

    寺岛用“大冤”、“台湾”、“东宁”、“﨏曷沙古”和“高砂”表示台湾的名称，这些名称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记载的名称相同。另外，寺岛记载台湾的物产包括“白砂糖、鹿皮、水鹿皮、獐皮、棉布、西瓜”，而这些产品与《华夷通商考》记载的产品完全相同。寺岛对台湾的位置也有记述，其内容与《华夷通商考》的记述相符。

    关于原住民，寺岛在《和汉三才图会》中有这样的记述：“其人品卑贱，常裸形，身甚轻捷如飞，以渔猎为业。每食鹿生肉，而以鹿皮交易。”笔者认为，书中所指的“其人”就是《华夷变态》中所说的“与唐人往来之野人”。这段记述虽然没有区分“海边渔人”与“山童”，文中却用“卑贱”一词形容原住民，与《华夷通商考》的记载相似。至于《增补华夷通商考》中记载的“滨田弥兵卫事件”，《和汉三才图会》从未提及。

    总体而言，《和汉三才图会》很有可能参考了《华夷通商考》的记载，这与后来出版的书籍参考《增补华夷通商考》情况不同。

    3《长崎夜话草》

    《长崎夜话草》是享保5（1720）年发行的地志。全书记录了西川如见的“夜话”内容，由其第三子西川正休整理而成。若木太一：《〈长崎夜话草〉考》（《古典文学研究》7号，1999年12月，34页），饭岛忠夫、西川忠幸校订：《町人囊、百姓囊、长崎夜话草》（1942年，岩波书店）。

    在《塔伽沙谷之事件并国姓爷物语》如见在该书的《红毛舟初来之事》项中也有记载关于台湾的内容，但以《塔伽沙古之事件国姓爷物语》中的记载最为详细。所以，本论文只以后者为考察对象。一篇中，如见记载了台湾的史实。正如标题所示，这篇文章与《增补华夷通商考》等不同，记述的重点是郑成功和“滨田弥兵卫事件”。

    在文章开头，如见记载了荷兰人和郑成功到来之前台湾的情况：塔伽沙谷乃唐土东南海中之岛国，本无国主，农民大种甘蔗造砂糖。山中之民谓之山童，其貌如猿，朝夕持鉾刺捕麋鹿，食其肉，持其皮出于市，贾酒食养妻子，以为产业。女人织棉布，每家常贮二三百端，以为家财。国暖无寒气，故一年二度耕作，多产稻米。上文中的“农民”应指汉人，他们种甘蔗一事与《华夷变态》的记载相同。“山中之民”应指原住民，“海边渔人”则没有提及。不过，文中提到了鹿皮（交易品）和酒（嗜好品），与《增补华夷通商考》的记载一致。由于《增补华夷通商考》中有原住民用棉布交易的记载，所以上文中的“女人”也指原住民。不过，《长崎夜话草》中没有介绍她们用棉布交易的情况。

    接下来，如见记载了荷兰人和郑成功到来后的那段历史：不知何时红毛人入居，改其名曰台湾，筑城郭而居，以为渡海至平户之便。然宽文元年辛丑年，国姓爷与福泉二州军，无援兵而失利，遂攻入台湾，驱逐红毛，夺城郭而居。……又改台湾之名为东宁，盖不忘日本而祝故乡之意也。国姓爷乃智谋无双之军将，其事委于长崎人之《明清斗记》。较之《增补华夷通商考》，《塔伽沙谷之事件并国姓爷物语》对郑成功的记载更为具体，文章的标题和“智谋无双之军将”的描述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笔者认为，如见或许受到了正德5（1715）年《国性爷合战》在大阪竹本座上演一事的影响，从而更突出了内容的通俗性。

    最后，如见点出了郑成功将台湾改名为“东宁”的原因：“盖不忘日本而祝故乡之意也。”如见还明确指出，近松门左卫门创作《国性爷合战》时参考的通俗读物《明清斗记》具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长崎夜话草》虽然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一脉相承，却受到了《国性爷合战》的影响，内容趋于通俗。

    4《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

    最后，笔者介绍兰学家森岛中良的森岛中良，宝历6（1756）年生，文化7（1810）年卒。其兄为桂川甫周。中良从事家业医术，为江户兰学者的一员，作为江户兰学的第二代而对兰学的启蒙发挥了很大作用，又是有名的戏曲作者。因此，他的出版物涉及多方面、多领域。（石上敏《森岛中良の著作における江戸と上方—出版システムの问题を中心に》，《地域与社会》创刊号，1999年2月。）《红毛杂话》森岛中良：《红毛杂话》（自家版，1787年）。和《万国新话》森岛中良：《万国新话》（大阪，浅野弥兵卫，1800年）。。

    《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分别成书于天明7（1787）年和宽政元（1789）年，书中内容参考了其他兰学家的见闻和森岛中良家中《增补华夷通商考》、《和汉三才图会》等书的藏本。前引，鲇泽，1948年，第90—131页。《万国新话》中有“人物风土记于《红毛杂话》之《海路》篇中，故略之”的记载，这说明《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所以笔者拟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考察。

    关于台湾的历史，《红毛杂话》中有这样的记载：“历数一千六百六十一年、日本宽文二年、清康熙元年，其岛为支那海贼袭取。此事乃国姓爷成功所为也。此后，无红毛置官长事。”从“支那海贼”的称谓来看，中良肯定荷兰人对台湾的统治而否定郑成功的统治，这与前述几种书籍情况不同。

    关于台湾的名称，《红毛杂话》记载说：“名曰福尔摩沙（Formosa）。华人谓之台湾，又谓之东宁。……自此以往，红毛人领有此地，构城而居。其所名曰‘热兰遮城’（Zeelandia）。”不仅介绍了西洋人所称的“Formosa”，而且提到了前面几种书籍中从未出现的“热兰遮城”（Zeelandia）。关于台湾的物产，《红毛杂话》提供的信息最为丰富，“此地所产，鸟属则鸦、鹭、鸿雁，兽类则豹、鹿、麕，药种则椰子、槟榔、荔枝等。”

    关于原住民，森岛提供了不同的信息：俗皆顽愚，好杀人。秃发，上粘铜箔或锡箔。男女皆跣足，身着短衫，腰下蔽以幅巾。妇人用青布裹胫，多带草花。男子凡至十五岁，编藤围腰，小其腰骨，是故出狩追兽，速于奔马。以生蒭染齿，穿耳穴。或刺文身。皆红毛文字也。原来没有文字的原住民，所使用的文字“皆红毛文字”。由此可见，《红毛杂话》中记载的原住民，指的是安平（台南）附近的原住民。他们很早就归顺了荷兰，在前面提到的“与唐人往来之野人”中也算是很早的。

    另外，《万国新话》对台湾的历史和原住民的丧葬方式有所记载。在《丧居者歌舞 台湾》一篇中，关于台湾历史的记载如下：往昔台湾乃无主之岛。不知何时，红毛人因无出驶东南诸国之地，故据此岛而构城郭，谓之曰“福尔摩沙”（Formosa）。然宽文年间，国姓爷自厦门渡岛，逐红毛人，居其城郭，地名改为东宁。此事广为人知。与《红毛杂话》一样，《万国新话》指出了台湾由“福尔摩沙”（Formosa）更名为“东宁”的史实，而这一史实“广为人知”。从这段记述来看，1780年前后，“福尔摩沙”（Formosa）的说法至少已为兰学家所接受。

    总体而言，《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成书时间比前述三种书籍晚了五十多年，其中又参考了大量荷兰文献，从而向人们展示了不同的台湾面貌。

    小结

    第一部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较之中国文献的记述，江户时代幕府获得的台湾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反映了台湾当时的情况？其二，普通民众对台湾会产生什么样的认识？

    §§§第一章包括“台湾名称的演变与台湾船的出航地”、“行政机构的变迁”、“台湾发生的叛乱”、“汉人”、“台湾原住民”等几个部分，对江户时代传到幕府的台湾信息进行了梳理。除去年号、名称等部分讹误之外，这些信息基本符合实情。

    第二章列举了《增补华夷通商考》等六种书籍，对其中的台湾信息进行了详细分析。从记述内容来看，书中的信息来源非常复杂，有些部分援用了朱印船贸易时代的台湾情报，有些部分受到了《国性爷合战》等通俗读物的影响，有些部分受到了国外书籍的影响，有些部分则参考了作者在长崎的见闻。而按照记述内容，这六种书籍可分为“以荷兰人统治台湾为中心的记载”、“以郑成功统治台湾为中心的记载”和“通俗记载”三类。借用井上厚史的话，“自我镜像和他者镜像是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印象的集合体，是描摹同时代人欲望的表象”井上厚史：《〈国性爷合战〉から〈汉国无体此奴和日本〉へ―江戸时代における华夷观の变容》（《同志社国文学》58号、59号，2003年3月）。，幕府一心探求历史的真相，民众则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他们对台湾的记载自然会出现差异。

    作为结论而言，江户时代人们对台湾的认识有两种情况。其一，人们通过《华夷变态》等官方信息认识台湾；其二，人们通过《华夷通商考》等江户、长崎学者的私人著作认识台湾。官方信息内容准确，与清朝文献相比亦不逊色；私人著作虽然不如官方信息准确，却吸收了兰学家和荷兰文献的观点，部分内容刷新了官方信息的说法。而自明治7年日本出兵台湾后，人们对台湾的认识发生了巨变，开始趋于统一。接下来，笔者将在后面两章中详细介绍日本出兵台湾的经过。

    第二部从近世到近代

    ——以台湾出兵为契机日本人的台湾认识发生的变化明治4（1871）年11月，宫古岛、八重山两岛居民66人漂流至台湾的八瑶湾附近海岸，其中54人被台湾高士佛、牡丹社两社的原住民杀害，其余12人生还。为汉人杨友旺、杨天保所救，明治5（1872）年2月，经台湾府城被遣送至福州琉球会馆，7月由福州被遣送回日本。这就是“牡丹社事件”。有关牡丹社事件，可参见林淑美《台湾事件と汉番交易の仲介者—双溪口の人びとのまなざし》（加藤雄三、大西秀之、佐佐木史郎编《东アジア内海世界の交流史》，人文书院，2008年3月）、大滨郁子《“牡丹社事件”再考》（《台湾原住民研究》第11号，2007年3月）、华阿财《“牡丹社事件”についての私见》（《台湾原住民研究》第10号，2006年3月）等。

    事件发生后，当时统治台湾的清朝，按照近世以来东亚世界惯例，即漂流民送还体制，对琉球漂流民进行了处理。关于漂流民送还体制，请参照赤岭守《清代の琉球漂流民送还体制について—乾隆25年の山阳西表船の漂着事例を中心に》（《东洋史研究》58号，1999年12月）、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等。日本在整个近世，也始终遵循这一体制对漂流民进行保护、送还。而漂流到该体制之外的地方的人，生还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是周知的事实。所以，明治5年5月11日，该事件明了后，明治政府只是把它当作一直频发的漂流案件之一，没有特别重视。日本想法的改变是在7月，柳原前光与英国上海总领事会谈之后。赵国辉：《近代初期中日台湾事件外交》，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年12月。

    明治政府听上海总领事说，欧美遇到同样事件的话，会即刻派遣军舰问责，索要赔偿金后，才知道欧美各国对这类事件的处理方法，开始重视该事件。Eskildsen Robert：《明治七年台湾出兵の植民地的侧面》，《明治維新とアジア》明治維新史学会編，吉川弘文馆，2001年。此后明治政府接受美国驻厦门总领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关于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请参照爱德华·豪士著、陈政三译《征台纪事牡丹社事件始末》，台北：台湾书房，2008年。的建议，向抱有中华世界传统领土观念茂木敏夫：《中华帝国の「近代」的再编と日本》，《岩波讲座 近代日本与殖民地1殖民地帝国日本》，1992年。的清朝提出按照西洋的主权支配权一致原理前引，Eskildsen Robert，2001年。，“台湾东侧为无主土地，日本派遣军队征伐原住民是正当行为”的主张，并最终决意出兵台湾。前引，松永正义，1978年。

    该事件因使清朝承认日本的征台行为和确认琉球归属日本前引，赵国辉，2008年。这两点，而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利益。但是，作为日本以“万国公法”和军事力量问责清朝领域内的实效支配的结果，该事件还标志了在近代不能再以东亚传统秩序观和领土观来有效应对国际问题，并成为日本的台湾侵略论的契机，并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前引，茂木敏夫，1992年。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点，即台湾出兵在7月4日以后，报纸新闻连日报道在关于台湾出兵的渗透度，牧原宪夫氏在《日本的历史13 文明国をめざして》（小学馆，2008年，第221页）中，指出了报纸对台湾出兵迅速应对，向国民提供了信息的事实。“台湾出兵计划在政府内部严格保密，正式公布是在西乡从道出航以后，但是根据报纸新闻的信息，大致内容已为人知。”，并出现大量关于台湾出兵的著书和建议书，由此成为近世以来日本人台湾认识转换的契机。所以，接下来就利用这些报纸和著书、建议书等，论述近世以来的台湾认识经过台湾出兵而转变的过程。

    §§§第一章《东京日日新闻》中读取的日本人台湾认识

    《东京日日新闻》创刊于明治5（1872）年2月21日，不仅是东京现代报纸的鼻祖，在整个明治言论界，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明治5年3月和《新闻杂志》、《横滨每日新闻》一同被公费收购后下放给各府县日本新闻协会编：《地域别日本新闻史》，1956年，第115页。，还由于它通过台湾出兵的报道，建立了在言论界的牢固地位。土屋礼子：《明治七年台湾出兵の報道について—『東京日日新聞』を中心に》，明治维新史学会《明治维新与文化》，吉川弘文馆，2005年8月。

    刊载关于台湾出兵的报道的契机，是明治7年4月6日出现的一封“来信”。“来信”，《东京日日新闻》，明治7年4月6日，652号。“来信”称，由于厅议决定问罪台湾，横滨米价暴涨，并批判《东京日日新闻》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没有任何报道。关于台湾出兵的最初的报道，是在明治7年4月9日。报道了《The Japan Gazette》诏书发布前的3月30日，日本对台湾“进行宣战”。（前引，土屋礼子，2005年。）《东京日日新闻》以回应“来信”的形式，在4月9日的“海外新闻”栏中，刊载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4月9日的报道，实际是翻译、转载的《The Japan Gazette》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日本人写的关于台湾的报道，最初是见于《台湾信报》。山口功二：《ニュースの発見（2）—『東京日日新聞』と岸田吟香のジャーナリズム》，《评论·社会科学》49号，1994年3月。另外，由于派遣了岸田吟香作为首位从军记者，现地时刻变化的局势得以成功传入日本。由于当时对于战争报道的限制并不非常严格铃木健二：《战争与新闻》，每日新闻社，1995年，第14页。，因此得以打破除在居留地的外国人和一少部分政府高官外，民众无法获得准确信息的状态；其他大多数日本人也得以容易地获知最新局势。实际上，岸田逗留台湾不过是5月22日到6月20日的非常短的时间。其间，经过回国后1个月的休养，在“台湾信报”栏中，通过“台湾手稿”向国民传达了台湾的局势。有关岸田吟香，请参见秋山勇造《明治のジャーナリズム精神》（五月书房，2002年）、杉浦正《岸田吟香資料から見たその一生》（汲古书院，1996年），草野美智子、山口守人《明治初期日本人的“台湾”理解》（《熊本大学综合科目研究报告》4号，2001年3月）等。

    因此，本节主要通过分析《海外新闻》、《海外信报》等《东京日日新闻》刊载的关于台湾出兵的报道中从海外获得的信息，以及岸田的《台湾信报》、《台湾手稿》中特别提及台湾认识的报道，来展开论述。

    1外国人的台湾认识

    《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载关于台湾的报道，是明治7年4月9日；而反映欧美人的台湾认识的报道，则最初见于明治7年4月10日的《海外新闻》。《海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4月10日，656号。该报道系转译《The Japan Gazette》的报道，“化外人，如此食人之种族，责罚之亦属当然，而今非不知此也”，认为“责罚”原住民的根据在于他们是“食人之种族”。

    另外，4月16日的《海外新闻》栏《海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4月16日，662号。中，也提及台湾出兵，“台湾征讨其议已决，当率军兵至彼岛，登陆支那领外曾恼杀日本人之化外人居住之地方”。从这段报道来看，可知欧美人将台湾岛内分为清朝领和清朝“领外”；而清朝“领外”的原住民则是“化外人”，是清朝统治所及之外的人民。

    关于台湾岛是否属于清朝领土，原住民是否是食人族的议论，也多见于其他报道。《台湾信报》12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2日，704号。明治7年7月18日的《海外新闻》《海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7月18日，746号。则详细转载了刊载在“Tokyo Journal”的“The Japan Gazette”报的内容，“‘福尔摩沙（Formosa）处支那化外，故而日本人膺惩之亦是正理’”。这里，福尔摩沙（Formosa），即台湾全岛都属“支那化外”这一点，与其他报道不同。

    以上，欧美人所理解的清朝在台湾的领有范围，虽因人而异，多少有差，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致认为台湾原住民是“食人蛮族”或“化外之民”。

    《东京日日新闻》于同年6月7日期，在“海外新闻”栏中分数次刊载了副标题“台湾纪行”的译文，“在留支那国之休斯（音）氏访问福尔摩沙（Formosa）十八种族之酋长托克托库（音）记事”。《海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7日，709号。

    6月7日的报道说：福尔摩沙（Formosa）之中央东方以南之土番，嫌支那人，又拒其他洋人之入，带有恐惧他人知其土情势之气质。因故，拒为开发田地而往来土番之人到丘陵之麓。虽逢暴风漂流而至之不幸海客，亦厌其上陆，偶有漂着之人，则与之为难，使心怀恐惧。称原住民由于有排斥外部侵入者的心理，而加害漂流民。

    翌日发行的710号《海外新闻》台湾纪行二，《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8日，710号。中则说：“唯蛮民互相杀伤以谋报复。若杀一人，则杀多人以复怨。因之战而复战，争斗不止”，原住民反复战斗。读到这里，新闻的读者似乎会对原住民抱有恐怖心理。但是，实际休斯（音）进入原住民的居住地后的感想，却对原住民抱有好意，给读者以不同的印象。

    6月9日的《台湾纪行》《海外信报》三，《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9日，711号。中说，“近土番地界，风景随之荒凉，耕地弥稀。村落只围绿树竹屋，民舍之制甚淡雅，器具家什亦粗备”。用“淡雅”一词来表达对原住民住居的实际观感，可见他对原住民的住居抱有好印象。此外，他继续道：土民遇人最厚，招余辈让座。又多人作陪，供饮食，似甚有礼。……舞剑于前时，肝胆俱寒。库阿里兹库（音）人其后亦往来甚亲。根据其自身经验，介绍说原住民是“亲切”“有礼”的人。在14日的“台湾纪行”《海外新闻》，台湾纪行三，《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14日，715号。中说：库阿里兹库（音）人以外，托克托库（音）之部下人民中，有野蛮暴恶之风者亦少。其性质之差异，只在过度亲切而已，性恶之人固非全无。然其性善者，亦习于恶俗，自然恶化者。记述他所接触的台湾原住民“性善”，只是“习于恶俗”。接着，他又说明原住民的“恶俗”是“与其他未开化国人们相同，福尔摩沙（Formosa）之土番轻生命如草芥”。但又接着说：“此土番中食人者，其妄杀他国人之恶风亦渐渐消灭，可谓渐趋开明之域也，犹有行大改革之萌芽。”得出结论说原住民是有开化可能的。

    总的说来，据《东京日日新闻》，欧美人一般认为台湾东侧是化外之地，食人蛮族居住于此。而实际进入台湾东侧，与原住民有直接接触的休斯（音）则认识到他们也是“善良而有开化可能的民众”。《东京日日新闻》的读者，从这些报道中会得出关于原住民的正负两种印象。

    2《台湾信报》中岸田吟香的台湾认识

    明治7年4月13日以后，《东京日日新闻》连载了日本首位从军记者岸田吟香的《台湾信报》。该栏目在报道台湾出兵局势等具体事件的同时，也记录了记者自身的台湾观。吟香赴台前写于长崎的《台湾信报》《台湾信报》第7号（《东京日日新闻》明治7年5月15日，688号），是理解他赴台前的台湾观的很有意思的报道。

    该栏中刊载了台湾全岛图，将台湾地理从视觉上很容易理解地展现给了读者，并配以文章说明地图上的事项。松永正义认为此地图很可能来自李仙得。（前引：松永，1978年）该文开头介绍台湾地形说：“台湾为南北近百里的大岛。东西约二十五里。中央一带有高山，南首北尾，如卧龙蜿蜒起伏。”接着说：其山之西，面向支那国。古来支那人多渡于其地为农商之业，产砂糖、米、木棉，尤以砂糖为多。常输出外地。有台湾府、有澎湖县、有大武郡。有淡水港，其他泊舟港口亦多。土人亦与支那人相交，或通婚，甚稳和。此称熟番。气候热，地处二十度至二十五度之间。山之东为土番。西南云寮枋，乃支那领地与土番之交界。首先，关于原住民，吟香称其为“土人”，并说明其中与“支那人”有交往的是“熟番”，而居住在台湾东侧的原住民是“土番”。吟香对原住民的区分和称呼，与近世幕府编纂的史籍以及《华夷通商考》等民间书籍表述不同。可以说，吟香在报纸上介绍了全新的原住民情报。

    而关于台湾的疆界，吟香认为以“寮枋”“寮枋”似为“枋寮”之误记。“凤山八社，皆通傀儡生番（中略）枋寮口……”（台湾文献丛刊4《台海使槎录》卷八，番俗杂记，番界，第167页。）为“支那领”内外的界线。吟香的领土观成为了明治政府出兵台湾的依据，而“海外新闻”一栏也介绍了他的领土观。由此可见，明治7年5月，吟香的领土观已为统治阶层所接受。

    该文接着记载：其中一半，称牡丹人种，性猛恶，不似人类，好为斗争，屠负者而食其肉。去年杀害琉球人即在此处。……古来未有至其地者，以故人种物产不详，然大抵与虾夷人同。指出引起台湾出兵的“牡丹社种”是食人蛮族。该文中更值得重视的是，吟香认为他们与“虾夷人”即阿伊努人相同。

    吟香的这种认为原住民和阿伊努是同等民族的观点，不仅仅是和明治7年6月26日《台湾信报》第17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26日，726号。、7年6月30日《台湾信报》第21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30日，730号。的报道重复。明治7年6月15日《台湾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15日，716号。刊载的大仓喜八郎的狂歌中，也说“名牡丹者乃不知世间富贵之路之阿伊努人”，认为牡丹社的民众是和“阿伊努”同等的民族。关于当时的日本人把原住民和阿伊努人同等看待这一点，还仅仅是推测。但可以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台湾原住民之于清朝，就像阿伊努之于日本一样理解。或许对日本人来说，把居住于异域的人们都当作是同等的这种看法，也是理所当然的。关于阿伊奴，请参照菊池勇夫、真荣平房昭编《列岛史の南と北》（吉川弘文馆，2006年）、菊池勇夫编《虾夷岛与北方世界》（吉川弘文馆，2003年）等。

    最后，吟香说：此次我政府出兵，当先于支那领地以南下手，略取之以为殖民地，然后，置兵于北方支那领地以南之地，渐次开拓之，伐大木，烧荆棘，教导土蕃，以广皇国版图。为了“广皇国版图”，政府须从“支那领地”进攻土番，并通过“教导”手段，将台湾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吟香的这一看法，还见于明治7年5月13日《台湾信报》第6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5月13日，686号。、明治7年6月28日《台湾信报》第19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28日，728号。的报道，由此可见，吟香在得到关于台湾原住民和台湾疆界的情报后，认为台湾对于日本的发展不可或缺。

    那么，岸田赴台，实地考察了台湾之后，他的对台认识发生了哪些改变呢？笔者认为，岸田来到台湾后，有关台湾“开化”的报道逐渐增多。

    例如，在明治7年6月25日的《续台湾信报》专栏《续台湾信报》，《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25日，725号。中，岸田对在战乱中被活捉的“生蕃”有这样的报道：“彼等野蛮人，洗手净面之事亦稀，跣足步行于砂石间……若着日本服，则忽现久未见之日本处女之面相。”在他看来，台湾原住民虽然是野蛮人，但他们如果换上和服，“面相”就会变得与日本人一样。而在明治7年7月7日的《台湾信报》《台湾信报》22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7月7日，736号。中，则说：“原本生活于如此番野之地之人民，与如我等居住于文明开化之国、得自由之人相比较，其幸与不幸如何？”将“文明开化之国”日本和“番野之地”相比较。明治7年8月10日的《台湾手稿》《台湾手稿》，《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8月10日，765号。中又说，“熟番之人民与生番相比，则大进于开化”。对前面的报道中笼统称“野蛮”的原住民，又进一步细分为是否开化。

    而在8月10日以后的报道中，岸田对经过分类的原住民的习俗做了具体介绍。这些报道表明，岸田赴台前后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赴台前，岸田认为台湾东侧是“土蕃”居住的地区，台湾原住民是类似于阿依努人的“食人种”；赴台后，岸田开始用“开化”的标准审视台湾原住民，而“开化”一词在当时是从欧美传来的概念。由此可见，除了台湾原住民类似于阿依努人的观点之外，岸田对台湾原住民的看法与欧美人大体一致。

    一方面，明治7年7月25日的《台湾信报》《台湾信报》25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7月25日，712号）。以如下内容开头：岸田自台湾归国后，“诸有人陆续来访”，“皆云台湾信报所报道之事，东京舆论对台湾印象甚恶”，皆甚担心本人安全与否。于是，吟香问其理由，才知道：种种传闻流传于东京市中，如支那出兵五万、军舰二十五艘，以至台湾。现下我军处大战争中，……或说牡丹人躯干长大，能食人，其勇猛不可当。更有甚者，传西乡都督亦已死于番人之手。可见当时各种谣传横行。《海外新闻》也不仅仅是刊登否定原住民的报道。岸田在《台湾信报》中虽提到了原住民的野蛮性，但类似“西乡都督亦已死于番人之手”等毫无根据的流言，则没有刊载于纸面。而从7月份谣言盛行的情况来看，民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获得准确的台湾信息，但他们对原住民的理解只是被夸大的“食人”一说。日本出兵台湾后，舆论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报纸发行量大增，但这些报道似乎并没有将准确的台湾信息传递给民众。

    §§§第二章建白书与出版物中的日本人台湾认识

    1. 《明治建白书集成》中的日本人台湾认识

    《明治建白书集成》是编辑、翻刻明治元年至23年，明治政府大臣、参议、官省等直接、间接提出的建议书而成的资料集。关于建议书请参照牧原宪夫《明治七年的大论争》（日本经济评论社，1990年）；而有关台湾出兵的建议书，则可参照牧原宪夫编《明治建白书》集成第3卷、第4卷（筑摩书房，1986年、1988年）。该资料收集了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教育、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议书，其中关于台湾出兵的建议书几乎与新闻报道同步。关于台湾出兵的建白书，最早的是在1873年8月，时任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参谋、在厦门兼任福州事务领事的佐贺县士族、福岛九成给岩仓具视提出的《清国台湾事情の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3卷198，1873年8月）。但是，该建白书是政府高官向政府高官所提出的，很难说在市井有广泛的传播，因此不作为本次考察的对象。同样，福岛九成在1874年2月提出的《预め蕃地を処分すべき方法》也不作为本次考察的对象。据建议书作者记载，他们在阅览报纸时产生了向政府提议的动机。很明显例如《闻止台湾之举之说论其得失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4卷147，1874年4月25日）。所谓“适阅本月二十四日的报纸”直接说明是从报纸上得到台湾出兵的情报的。，他们的主张从根本上受到了报纸的影响。

    例如最初谈论关于侵略台湾是非的建议书，是明治7年4月的《台湾策一道》《台湾策一道》，《明治建白书集成》第4卷150，1874年4月。该建议书中说：“当先遣使节于支那，证明台湾乃化外之国。然后伐之未晚。如若支那否认台湾乃化外之国，则可就此前台湾杀害我琉球人之事向支那问罪。”台湾是清朝“化外之国”，而这就是日本征讨台湾的根据。在这里，作者表达了新闻媒体的一贯观点。

    其次，关于台湾原住民，明治7年5月的建议书《台湾不可伐并设议院之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4卷167，1874年5月。中说：或曰，台湾之地位于北纬二十度左右，气候极热，草木繁大，物产众多，然则人民未知文教。其风极陋劣，甚至食人肉。故日本政府怜台湾之彼等之野蛮，欲使知天道……我北海道之事岂不堪忧。夫北海道之野蛮与台湾相比，盖相若也。记述台湾人民是“食人肉”的野蛮人，同时将台湾原住民和阿伊努做比较。

    关于原住民是食人族的言论，也同样见于明治7年10月《上〈支那处分之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4卷408，1874年10月。的建议书。而将原住民和阿伊努比较的言论，在明治7年10月24日《建白书〈支那和战之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4卷410，1874年10月24日。的建议书中也可确认。于是，民众根据报纸上刊登的少许情报，认为台湾东侧是原住民居住地，台湾原住民是类似于阿伊努人的“食人种”。建议书中没有提到原住民的“开化”情况，可见民众通过新闻媒体了解的台湾与岸田所认识的台湾基本一致。

    2. 决定台湾出兵后出版的书籍中日本人的台湾认识

    日本决定出兵台湾后，截至明治8（1875）年的2年间，国内发行了数册关于台湾出兵的著书。这是首次出版以台湾为主题的书籍。此后出版有关台湾的书籍，要等到发生日清战争的明治27（1894）年了。这些书籍继承了江户时代的出版文化，其读者远远多于报纸读者。笔者认为，在日清战争爆发前，书籍中记载的台湾与当时民众心目中的台湾相吻合。所以，本章中通过具体讨论明治7、8年间出版的、笔者可以确认的《台湾军记》、《番地所属论》、《台湾事略》、《台湾纪事》、《日本支那谈判始末目录》等5册书，来分析见于决定台湾出兵后出版的书籍中的日本人台湾认识。

    1明治7年发行的书籍中日本人的台湾认识

    《台湾军记》是田代干夫所著，是明治7年（1874）年10月日本军队出兵台湾后最初出版的书籍之一。《台湾军记》的作者是田代干夫，遗憾的是他的经历不详。关于该书的构成，田代在第3篇中说：“初篇依据斋藤拙堂的《海外异传》等，记录滨田弥兵卫、郑成功等事实；2篇以目下之见闻，参考各种报纸新闻，编辑其中确实之事。”实际上，《海外异传》发行于嘉永3（1850）年，记录了山田长政和滨田弥兵卫、郑氏相关的传记。而有关原住民等台湾岛的信息，完全没有涉及。斋藤拙堂：《海外异传》嘉永3（1850）年。因此可说，其第1篇是关于近世市井民众中的活跃于台湾的日本人的台湾认识；第2篇以后是新闻报道中日本人及欧美人的台湾认识。

    下面讨论该书的记载内容。《台湾军记》第1篇，在记录上述人物的事迹之前，先展示了台湾的概观。首先，“所谓台湾之国，本与支那之福建省泉州府厦门港之东南相对”，介绍了台湾的位置，“此岛分东西两部，彼与泉州相对之处号西部之地，今属支那国，东部为无主之野蛮地，不受支那所辖”，记录了台湾出兵以后，逐渐一般化的对台湾统治者的认识。还有，“适旅船误漂流至东部之时，土人多集而夺取衣服货物，更有甚者，杀其人，食其肉。残忍如斯……虽处一岛，东西互无往来”。田代给读者提供了与新闻相同的信息，台湾原住民是食人族。

    另一方面，关于作为第1篇主题的传记，“红毛船来……岛人为其所欺，至签条约……”，荷兰人一方面威胁原住民，另一方面又根据这个条约奴役原住民。在对荷兰进行了否定性记述后，又肯定性介绍了滨田弥兵卫事件，“弥兵卫名震海外，耀皇国之威”；关于郑成功，则肯定其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逐退红毛人，夺回台湾之地”。比起郑成功，滨田弥兵卫更为引人注目。《增补华夷通商考》、《长崎夜话草》、《万国新话》都出现了滨田弥兵卫的记载，并对他的事迹予以肯定。不过，这三种书籍中都没有滨田弥兵卫“耀皇国之威”的记述。《台湾军记》如此评价滨田弥兵卫，确实是日本步入近代的标志。

    第2篇以后，则只记录了台湾出兵及原住民的相关情况。关于台湾出兵，第1篇的最后说，“今年四月有出兵。而有战争之报告，当参考确说记载于次篇”。可以说，作者是在4月以后，依据该事件的最新信息进行写作的。

    关于原住民，田代分为进来风俗渐开的“熟番”和尚“野蛮”的“生番”进行记述。在第1篇中，作者只是统称“土人”，所以，“熟番”、“生番”这样的用语，应该是4月以后，田代从新闻中得到的新知识，这种可能性很高。还有，“此山中居住者有十八社，或称牡丹，或称高土滑，或称尔乃，多甚野蛮。此等仍称生番。其中牡丹人种性最暴恶，常好斗争，屠战败者以食”。再次把牡丹社当作食人种族。

    以上如《台湾军记》对郑成功的肯定等，继承了《增补华夷通商考》等的认识；而近世经常提到的台湾汉人的生业及叛乱等，则完全没有提到。另外，《台湾军记》虽然袭用了日本出兵台湾后报纸上出现的“台湾原住民是野蛮人”、“台湾原住民是食人种”的说法，却从未提到“台湾原住民类似于阿依努人”的观点，书中只记载了近世时期赴台日本人的功绩、台湾原住民“野蛮”一说以及日本出兵台湾的经过。

    下面介绍《番地所属论》。《番地所属论》和《台湾军记》一样，是明治7年10月，由立嘉度翻译、本多政辰编纂成书。立嘉度在该书前言部分说：“此书是翻译近来一洋人于上海印行的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英文原书”；而本多也说“聊加补说，以番地所属论为题。书中有括弧处系原书之注文，割注则为编者之注解”。可见该译著中加入很多本多的意见。另外，该书把《台湾府志》作为引用地图的参考文献，可知该书多少参考了中国文献。

    书中介绍台湾说：自为分界，其西北之地人们渐明人理，号之熟番，属支那所辖。其东南之地人民如虎狼，称之生番，未属支那版图，乃我国今日征服之所。而至生番欲服从于我之时，支那忽然食言，主张其全岛皆属自己版图，于是以致彼我间大生葛藤。台湾有“支那”领地内和领地外之分，生番“人民如虎狼”。在这里，本多重复了日本出兵台湾后报纸上的说辞。另外，本多还在文中指出，“乃欲永施我政权于其地，教育蕃民，以除将来之害”、“我等虽欲化人，彼不欲之。此皆为彼等计焉”，认为政府有必要对原住民实施教育而使之开化。《台湾信报》19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28日，728号。

    综上可见，本多参考《台湾府志》等书籍，阐述了关于台湾原住民教育的主张，从而深化了日本出兵台湾后民间产生的“台湾原住民是野蛮人”的观点。

    2明治8年发行书籍中的日本人台湾认识

    《台湾事略》系东条保所著，出版于明治8年，该书由两部分构成。在其前篇开头说：“此编略记台湾古今形势事情”，接着明确区分了“本岛西部开创以来”和“东部之生番”，称要“记述土地风俗人物之大略”。另外，关于应当参考的文献，东条说：“此书中往昔之事，依据郑将军成功传等，方今之事，采录诸新闻报纸之报道。征台之事迹，中田代干夫的台湾军记甚祥，不再赘述。看管当并览诸书，始尽知台湾之事情。”《圣武记》于道光22（1842）年在中国出版，记录了顺治3年以后的明清争乱，特别是郑成功的事迹。此外，关于朱一贵和林爽文之乱也有记录。《郑将军成功传》系朝川鼎于嘉永3（1850）年所著，以郑成功的事迹为中心写成。据此可知，东条不只是使用了近世的中国文献和日本文献两种资料，还参考了报纸报道等近代资料来理解台湾。另外，书中说关于出兵台湾的情况，应当参照《台湾军记》，可认为该书还记载了台湾出兵以外的有关台湾的其他信息。

    但最终该书的记述与《台湾军记》和《番地所属论》并无多大不同。例如，关于台湾东部地区，说“此东部之地自古未曾有一人涉足，地形等未详，虽然如此，今兹我兵实践以来，始得其详”，确认台湾东部是无主之地，而且也将土番分为汉化显著的“熟番”和性暴恶的“生番”。“生番”中，“其中牡丹社人种，性暴恶无人伦，常争斗不绝。其残酷之至，屠人食肉。其所为不似人类，仍云之生番”，与报纸及上述两书一样，说他们是残酷至极的食人蛮族。

    其次，津江佐太郎所著《台湾纪事》也先明确了台湾东部和西部、生番和熟番的区别，然后记述台湾出兵的经过，此外别无其他内容。

    最后，多天直绳的《日本支那谈判始末目录》也在序文中说“余客岁日清两国爆发葛藤以来，博览中外新闻，苟有关两国战事则摘录之，而成一篇”，可知是参考了新闻的报道而写。另外，其内容也只是详细记录了牡丹社事件以后日清间的交涉，与其他书籍的内容没有不同。

    纵观明治8年发行的书籍，所记内容包括近世时期赴台日本人的功绩、日本出兵台湾的经过和结果以及台湾原住民，其他方面的情况则未予记载。其中关于近世时期台湾的记载，内容不多却很全面。

    小结

    本章论述了牡丹社事件发生后，实地赴台者发回了怎样的有关台湾的信息；以及国内民众通过这些信息，怎样形成了新的台湾认识。

    第一节中，通过使用《东京日日新闻》，确认了欧美人和岸田吟香是怎样认识台湾的、这些认识是否传达到了日本，以及怎样传递给民众的。结果，虽然在《东京日日新闻》有提供台湾基础性知识的栏目以及对原住民持有好意的栏目，描述了台湾各种各样的侧面，但是各种流言还是流传于民众之间，人们也只是认识了台湾的负面情况。

    第二节论述了关于出兵台湾的建议书和明治7、8年发行的书籍中对台湾的认识。从建议书的内容来看，人们对台湾的认识基本符合岸田的主张。另外，明治7、8年发行的书籍中只有关于近世时期赴台日本人的功绩、日本出兵台湾的经过以及台湾原住民的记载，这说明当时民众获取的情报非常有限。

    以上记述了通过台湾出兵，各种各样的台湾信息传递给了人们。其中虽也有关于举止有礼的原住民、保护日本人的原住民等对原住民持好意的记载，但当时人们最想获得的信息是“①台湾出兵的经过”和“②日本出兵台湾正当与否”，与此相关，“③清朝领有台湾是否正当”、“④台湾原住民是何样民族”等信息也成为必要。由于人们通过台湾出兵形成的台湾认识是以这些信息为基础的，所以不是综合理解台湾岛，而是非常片面的台湾认识。但是这些片面的台湾认识，通过新闻报纸等发展成了近代初期人们共有的认识，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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