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院子不久，就遇见了黑大个儿。我们进院，他望着妻子，脸上笑笑的，看起来有点“色”。后来才知道，他是这个院子的一个租户：一个人，独自租一间房，锅碗瓢盆一放，就是一个家。
一般的，他白天在家睡觉；或者光着膀子，和院里几个闲人下棋，也打牌。一到晚上八点左右，门“哐”地一响，一准儿出去。至于什么时候回来的，谁也不清楚。干什么，也没人知道。
一日，院里的王婶上楼来了，进了门，看我在画画，说画的什么啊，鸡不像鸡，鸭子又不像鸭子，说得妻子“哧哧”地笑。王婶也笑了，和妻子坐下来拉话，说好一个水一样的人啊，和自己二三十岁左右好有一比。
妻子就说，王婶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女。
王婶说哪啊，能看得上眼罢了。然后长叹一声，压低嗓门儿告诉妻子，以后晚上少出去，注意坏人啊。
妻子一惊。我听了，毛笔一抖，画上那只鹰更变得非鸟非兽了。妻子问：“王婶，有坏人吗？”
王婶嘴往下一撇，道：“瞧，那不是吗？看女人的眼睛，狼一样。”
我们沿着王婶所指下望，黑大个儿就戳在院子里，木头一般，眼睛直直地盯着一个进院的女人，看着她进院，看着她经过面前；上楼了，还仄着耳朵，仿佛在听那“咯咯”的高跟鞋声。
“好像一辈子没见过女人。每晚出去，指不定干什么事呢。”王婶说完摇头，走了，去敲另一家门去了。
我回头，望望妻子，一条超短裙，一双瓷白白的腿，就说明天换了。妻子问为什么啊，我说超短裙啊。妻子笑：“我不买，你一定让买，说好看啊。”
我说好看是让我看的，可不是让那家伙看的。妻子瞥我一眼，说小气鬼。
就在说这话的第二天，院子里出事了。原来，王婶在院子里放了几个花盆，一个花盆里长了一棵黄瓜秧，用竹棍搭着，长长的，上面长着几根黄瓜。那天早晨，王婶准备去摘，发现少了一根。一转身，发现黑大个儿拿着一根黄瓜在吃。
“怎么少了一根黄瓜啊？谁偷的？”王婶大声喊。
“一个大老爷们儿偷黄瓜，害臊不害臊啊？”王婶对着虚空喊。
“王婶，你说谁啊？”黑大个儿大概感觉出来了，问道。
“谁答应就是谁。”王婶斩钉截铁。
“你！这是我昨天买的。”黑大个儿红了脸，理论着。
“该不是在我盆里买的吧？”王婶嘴角挂一丝笑，让黑大个儿的脸更红了，吭哧吭哧半天。正在这时候，王婶的小孙孙出来了，手里捏条黄瓜，喊：“奶奶，你种的黄瓜真好吃。”一句话，让王婶僵在那儿，说不出话来。
黑大个儿笑笑，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一言不发走了。以后，王婶见了黑大个儿，态度好些了。不过，转过身，仍叮嘱妻子：“注意，这人来路不正，早晚得出事儿。”
果然，这话被王婶料中了。
一天，王婶和妻子从外面回来，看见几个警察，后面还跟着一个女人。女人眼泡稍微有些红肿，衣服有些凌乱。看到王婶和妻子，警察就问：“请问，王小和在这儿住吗？”王小和就是黑大个儿的名字。
王婶就手一指，望望女人，望望警察道：“怎么？是不是那家伙——”警察点点头，带着女人敲黑大个儿的门去了。
王婶望望妻子道：“怎么样？我说吧？出事了。”妻子脸色寡白，三两步回家，脱了超短裙，换上牛仔裤，而且牢牢地系了一条牛皮裤带。我很惊讶，问怎么那样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妻子神秘兮兮地说：“那人可能是强奸犯。”
我问谁，妻子说黑大个儿。
我一惊，毛笔一抖，那张刚画得勉强像画的鹰这下子彻底报废了，像个大黑猪。
早饭后，我和妻子出去，经过院子时，黑大个儿仍然戳在那儿。我悄悄观察了一下，身上有伤，脸上也有。看样子，妻子说得不假。
黑大个儿仍然若无其事，眼睛望着妻子跌宕起伏的身子。妻子再也笑不出来了，紧紧地依偎在我身边，抓着我的胳膊，好像一不注意，就会被别人抢去了似的。出了院子，遇见王婶，妻子翘着嘴问：“怎么还不抓起来啊，怪吓人的。”
王婶想想，很内行地说：“一定是缺乏证据。”然后又想想，下定了决心，“走，我们去派出所举报，就说他每天晚上出去，有作案时间和机会。”而且，为了增加证据的真实性，还拉扯上我一块儿去。
派出所的警察红着眼睛，没有睡足的样子，说昨晚发生了强奸案，不过是强奸未遂，弄得人一宿没睡好。
“那也是强奸啊，抓啊。”王婶说。
“抓了，是一个民工抓住的。”警察说，“就是你们院里的王小和。”
我们都傻住了，接着松了一口气。
原来，黑大个儿在一个足浴中心当保安，上夜班。昨晚回来时，发现一个男子拿着把刀子，把一个女子向小巷里拖。黑大个儿见了，头发直竖，冲上去，拳脚交加。然后一提溜，把那家伙提到了派出所。今天早晨，警察带着那女子，是专门登门拜谢的。
我们都红了脸，出了派出所。过两天，院子要选一个保安，王婶、我，还有妻子首先提出了人选，就是黑大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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