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俄罗斯现代文学大家

    普希金

    普希金，1799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他青年时代讴歌自由、反对专制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等，流传极广，引起了沙皇的愤怒。1820年5月，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由于普希金继续歌颂自由，后来过着颠沛流离和实际上被幽禁的生活。

    在流放期中，普希金创作了《高加索的囚徒》（1821）、《强盗兄弟》（1822）和《茨冈》（1824）等长诗，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中心部分，此外，还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企图笼络诗人为专制制度服务。但普希金依然高唱“旧日的颂歌”，写了怀念和歌颂十二月党人的诗《致西伯利亚》（1827）等。1830年秋普希金在领地包尔金诺度过3个月。《叶甫盖尼·奥涅金》八、九章，《别尔金小说集》、4个小悲剧和30多首抒情诗都在这时完成。30年代普希金还写了长诗《青铜骑士》（1833）、中篇《黑桃皇后》（1833）、《杜布罗夫斯基》（1833）、《上尉的女儿》（1836）及不少更加朴素、完美的抒情诗。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因年轻美丽的妻子的事与法国七月革命时的逃亡者丹特士决斗，于1月29日逝世，年仅37岁。决斗事件与沙皇政府的阴谋有联系。普希金的死震动了俄罗斯。普希金短促的一生，是反对沙皇专制势力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他在《致诗人》（1830）一诗中就表明：诗人不应取悦于上流社会，不要计较他们的批评。《纪念碑》（1836）一诗则是他对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他用诗作“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他相信人民将来必然会承认他的劳绩，因此他对上流社会的毁誉褒贬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

    普希金一生创作了800多首抒情诗。他被称为俄国现实主义抒情诗之父。普希金的抒情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语言生动优美，大体包括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卡达耶夫》、《毒树》、《致西伯利亚》、《阿里昂》），关于大自然的诗（如《致大海》、《秋》、《乌云》、《我又造访了……》），关于友谊和爱情的诗（如《十月十九日》、《致凯恩》、《我曾爱过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及关于诗与诗人题材的诗（如《先知》、《致诗人》、《回声》、《纪念碑》）等。

    《茨冈》（1824）是普希金在南方流放时期所写的一组浪漫主义长诗中的一篇。长诗的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厌倦城市生活，自愿到茨冈人中过流浪生活，与茨冈女郎真妃儿相爱结合。但后来，当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阿乐哥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去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阿乐哥不了解，也不尊重淳朴的茨冈人的生活权利。而老茨冈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妻子丢下儿女离开他而打算复仇。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揭露了贵族阶级的利己主义思想、习惯和矛盾。原来的封建社会环境和教养在阿乐哥心里形成的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这里，普希金谴责了拜伦所歌颂的个人主义英雄，批判了阿乐哥生长的“文明的上流社会”，但同时，普希金对茨冈人放浪不羁的生活也有所美化。

    《驿站长》是《别尔金故事集》（1830）所包括的5个短篇中最优秀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地位低微的驿站长维林常受各种达官贵人的侮辱，他唯一心爱的是他的美丽的女儿。但一天，忽然一个旅客把他女儿拐骗走了。过了几年，女儿就被折磨而死，驿站长过着孤独无依的晚年。这篇小说对下层人物驿站长的不幸满怀同情，通过他的遭遇暴露了社会的不平。《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1部描写“小人物”的短篇，它不仅标志着俄国文学的进一步民主化，而且对于从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到契诃夫的《苦恼》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同情下层人民的进步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30年代普希金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创作了《杜布罗夫斯基》（1833）和《上尉的女儿》（1836）两个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直接描写了18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普希金30年代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俄国文学上第1部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上尉的女儿》以主人公、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约夫回忆的形式写成。小说的重大成就是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布加乔夫的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布加乔夫聪明、风趣、“朴素不凡”、“十分可爱”，同时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他仇视贵族，宁死不屈。当格利尼约夫问他为什么要起义时，他讲了一个老鹰和乌鸦的童话作为回答。老鹰说：“不！乌鸦兄弟，与其吃死尸活300年，不如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鲜血。”小说另一突出成就是对混入起义队伍的投机善变的军官施伐勃林的刻画。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普希金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普希金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同情和赞扬，也有曲解和歪曲，同时他美化了女皇。

    在艺术上，《上尉的女儿》巧妙地把家庭纪事、个人遭遇和历史事件3者结合在一起。在不大的篇幅里，容纳了广阔的生活内容。小说充分体现了普希金的朴素、简洁、圆熟和明快的散文风格。

    果戈理

    果戈理，1809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小地主家庭。他的早期创作具有浪漫主义色彩，1831~1832年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是他的成名作，这是一部乌克兰民间故事集。1835年，果戈理写了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这是作家的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小品集》中的小说后又被收入《彼得堡故事集》（1835~1841），《故事集》多方面地反映了充满矛盾的彼得堡社会生活。

    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狂人日记》（1835）和《外套》（1841）中描写了官僚制度统治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出社会的贫富悬殊，提出反对等级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1836年果戈理又创作了剧本《钦差大臣》。果戈理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死魂灵》。

    从1842年《死魂灵》第1部问世到1852年果戈理逝世，是他的思想危机时期。

    《死魂灵》第1部出版后，果戈理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攻击。1842年果戈理再次出国。他和进步文学界疏远了，他的贵族偏见和宗教情绪抬高，世界观中消极的一面占了上风。他认识到社会“处在十字路口”，认识到农奴制社会瓦解的趋势，但却不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而把古代宗法制社会理想化。1847年他发表了《与友人通信选录》，书中否定了过去创作中某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宣扬从道德、宗教方面改善社会，使进步的知识界感到痛心和愤怒，特别是别林斯基在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1847）中，对于果戈理对人民利益的背弃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原则性批判。果戈理没有反驳，但也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果戈理在《死魂灵》第2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和官僚形象。由于这种思想倾向的错误，招致了艺术上的失败。果戈理的思想危机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年代，已觉醒的贵族摆脱不掉本阶级沉重思想影响的悲剧。

    著名喜剧《钦差大臣》（1836）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发展中的新阶段。作品描绘了30~40年代农奴制俄国官僚统治的真实画面，《钦差大臣》是对专制、官僚制度的讽刺，对贿赂、盗窃公款、横暴、堕落和卑鄙的揭露。果戈理说：“《钦差大臣》中，我把那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态，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集中在一起，统统加以嘲笑。”高度的概括性和猛烈的讽刺、嘲笑是果戈理成熟期创作的特征。剧本前的题词“脸丑莫怪镜子”表明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

    《钦差大臣》通过一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被县城的官吏们误认为钦差而引起的喜剧性冲突，深刻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和罪恶。以市长为代表的县城官吏们的行为和心理，概括了媚上欺下、残暴愚昧、无恶不作的俄国官吏的特点，构成了一部“完备的关于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学教程”。

    果戈理在剧中通过刻画其他官吏和地主形象，补充了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的性格特征。这里有自称“自由思想者”的法官、一个滥用职权的屠夫；有专在“告密”方面“尽责”的督学；有专为好奇而乱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横行霸道的警察；散布谣言的地主……通过他们相互间的勾心斗角，果戈理成功地描绘了官僚集团和贵族内部的矛盾，这是一幅生动多彩的官场现形图。

    果戈理用喜剧手法概括了社会典型形象。他把笑提高为讽刺和谴责社会罪恶的手段。他认为，在《钦差大臣》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唯有笑是个正面形象，“一下子把一切嘲笑个够”，就是说，把笑当成鞭挞沙皇统治的有力武器。果戈理正是通过笑启发人们深思。赫尔岑认为在果戈理的笑里有着某种革命的东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钦差大臣》演出后在当时进步文学界和反动派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统治阶级代表和反动文人力图贬低剧本的意义，说它是对俄罗斯社会的诽谤，是罪恶。别林斯基却正确指出喜剧的悲剧性，肯定了果戈理在形成俄国民族戏剧中的重大贡献和他的喜剧的人民性和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但是，在沙皇专制压迫下，果戈理感到害怕和苦闷，终于在1836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其实并不根本否定专制制度，他想用美来教育台下的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之类的人，从道德说教的角度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幻想他们改邪归正，幻想有正直的钦差出现。

    《钦差大臣》中的反面人物的名字已成了通用词汇。列宁不止一次在论战中引用过它们。列宁把爱吹牛的孟什维克称作“赫列斯达可夫”。

    《死魂灵》（第1部，1835~1842）是果戈理创作的顶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名著。果戈理说过，他要在《死魂灵》中把“整个俄罗斯显示出来”，要“用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地刻画”，使地主、官僚以及资产阶级的性格“分明地，凸出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用“分明的笑和不分明的泪，来历览壮阔的人生”。

    《死魂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罗斯社会，揭露了农奴制度下贪得无度的地主和悲惨的农奴生活，揭露了沙皇官僚机构的无耻和丑恶，并反映了农奴制的日趋瓦解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整部小说由乞乞科夫为购买死魂灵（即死农奴的名单）而周游俄罗斯贯穿起来。

    果戈理善于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一系列地主形象中，最先出现的玛尼罗夫是懒惰、虚伪、假文明、好空想、不务实际的贵族寄生虫，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典型。

    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个性和玛尼罗夫完全相反，她不用任何纱幕掩盖自己的愚蠢无知，她没有任何空想。这个形象的贪婪、闭塞、浅薄、狭隘，反映出小地主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联系。

    罗士特莱夫是地主中的恶少和无赖，他是闹事鬼、吹牛家、赌棍、酒徒和浪子的类型。这种人，粗相识，与你一见如故，看来如豪爽的英雄，狂暴的好汉；几经交往，细体察，原来是地道的流氓，十足的无赖。

    地主梭巴开维支是保守、顽固、冷酷专横的俄国农奴制度的化身，俄国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他赤裸裸的奉行这一制度弱肉强食的原则。

    地主形象画廊中的最后一个是泼留希金。剥削者的自私、堕落、吝啬、贪婪，在泼留希金身上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这是一个可怕的吝啬鬼，一个丧失全部活人感情，猥琐、卑微、僵硬、麻木，成为“人的灰堆”的地主典型。

    果戈理通过泼留希金的形象，在客观上显示了农奴制崩溃的必然性，同时，通过这批地主的形象的描绘，展现了一幅农奴制下贵族社会经济、道德总崩溃的揭露性图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死魂灵”。

    此外，《死魂灵》还描写了与地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外省官僚世界，这是一股残酷统治人民、保护封建贵族利益的专制势力。与此同时，在整个作品中，渗透了果戈理对农奴的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他们的伟大潜力的赞扬；虽然果戈理并没有正面写出地主阶级对农奴的剥削，更没有把这两大阶级的矛盾作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果戈理并不同意农民起义，他是从人道、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地主的丑恶和同情农奴的。此外，果戈理心目中的“俄罗斯祖国”也是抽象的，是包括一切俄罗斯人在内的“全俄”。

    在《死魂灵》中，果戈理早期小说中的怪诞情节和神秘主义消失了，讽刺批判力量更为深刻、强烈，农奴制统治者的典型形象比《钦差大臣》更丰满了。果戈理现实主义的人民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更成熟。典型化原则已经到炉火纯青和独具特色的程度。他善于通过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通过对人物的具体物质生活和细节描写，刻画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5个地主各有性格，决不互相重复，这在典型创造中是杰出贡献。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明显地流露在他描写地主、官吏时所用的讽刺手法中。由此并产生了果戈理创作最大的艺术特色——“含泪的笑”。果戈理对人民和祖国的爱和有关的思考则体现于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抒情插笔中。作者的爱国主义不能突破他的思想矛盾和阶级偏见，而只能局限在对农奴制和地主的反人性的恶德的控诉和对祖国未来的浪漫主义幻想上面。

    《死魂灵》的体裁也是俄国文学中特殊的现象。叙事的散文和诗的意境结合在一起。作家称这部小说是“长诗”并不是偶然的。果戈理的创作对19世纪的杰出作家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都有很大影响。

    果戈理促进了俄罗斯文学语言更接近生动的口语。这种语言以其简练、有力、确切、惊人的灵活和逼真而受到欢迎。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光辉代表，杰出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别林斯基不顾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迫害，坚决主张文学要揭露专制农奴制的黑暗，以唤醒人民的觉悟，并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意义，对俄国进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别林斯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医生家庭。1833年起任杂志《望远镜》编辑，1834年发表论文《文学的幻想》，探索了从罗豪诺索夫到果戈理的俄国文学发展过程。1835年发表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标志着别林斯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1839年底别林斯基由莫斯科迁居彼得堡，他逐渐成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担任《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1846年转到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直到逝世都在《现代人》工作。

    从1840年起，别林斯基每年都在杂志上发表他对一年来俄国文学的综合性评述。《1847年俄罗斯文学一瞥》（1848）一文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的最后结论。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共写了11篇文章分析普希金的创作（1843~1846）。1847年7月写的《给果戈理的信》，对果戈理晚年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封信是别林斯基文艺批评活动的总结。

    别林斯基是在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列宁）。他的思想发展通常分为两阶段，即30年代的民主主义—启蒙主义阶段和1840~1848年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别林斯基克服了唯心主义错误，转到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立场后，认为社会主义对他来说是“思想中的思想，存在中的存在，问题中的问题”（《18年给鲍特金的信》）。

    在文艺理论批评上，别林斯基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主要是：

    第1，他提出了文学的人民性理论。他认为人民性首先就是民族特性，因为文学“不可能同时又是法国的，又是德国的”；这民族独特性“不在于汇集一堆凡夫俗子的言语”，“而在于俄国式的对事物的看法”（《文学的幻想》，1834）。人民性是和忠实地反映社会问题紧密相联系的。同时他还指出了文学“必须把全部注意集中于群众、大众，描写普通的人。”

    第2，别林斯基阐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及其巨大意义。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他提出“理想的诗歌”和“现实的诗歌”的区别，强调后者更符合于时代的要求（但这时他把两种诗歌过分对立起来，后来作了纠正）。他对典型化问题作出许多论述，指出塑造典型是“创作本身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第3，他从俄国18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中具体论述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学派”即俄国现实主义派的巨大意义和创作特色。他肯定了“自然派”文学的批判讽刺倾向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战斗作用，驳斥了认为揭露黑暗是“诽谤”现实的谰言。

    第4，他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具体、深刻的论述，开创了俄国文学批评的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和具体分析的优良传统。

    冈察洛夫

    冈察洛夫，1812年6月18日出生于辛比尔斯克一个商人家庭，183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30年代末期起在几种手抄文集上发表文学习作。1842年所作特写《伊凡·萨维奇·波德查勃林》，运用自然派写实手法，是他早期较好的作品。1846年与别林斯基相识，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有很大影响。

    1847年，冈察洛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第1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描写一个在外省地主庄园中长大、爱好空想的贵族青年如何在彼得堡生活环境影响下变成一个讲求实际的官吏和企业家的故事，抨击了庄园生活所形成的种种传统习气——浪漫主义、耽于幻想、感伤情调和外省作风，表明资产阶级关系正在兴起。

    这部小说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1852~1854年，冈察洛夫随海军中将普佳作环球航行。1858年出版《战舰巴拉达号》，生动地记述了欧亚一些国家的风土人情。1856~1860年任图书审查官，对进步文学抱同情态度。1862至1863年主编官办的《北方邮报》，1863~1867年任出版事业委员会委员，1891年9月27日逝世于彼得堡。

    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1847~1859），表达了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上强烈的反农奴制情绪和要求变革的愿望，细腻地描述了地主知识分子奥勃洛莫夫精神上的死亡过程。

    奥勃洛莫夫养尊处优，视劳动与公职为不堪忍受的重负。尽管他设想了庞大的行动计划，却无力完成任何事情，最后只能躺在沙发上混日子，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汉和废物。他标志着传统的“多余人”蜕化的极限，是一个没落地主的典型，同时还具有更大的概括性。杜勃罗留波夫称赞这个形象丰满逼真，有立体感。他说：“冈察洛夫才能的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形象，善于把这形象加以提炼，加以雕塑。”

    60年代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冈察洛夫世界观中的保守因素加强。他和屠格涅夫一起脱离《现代人》杂志，与民主阵营分道扬镳。他的第3部长篇小说《悬崖》写作达20年之久，反映了他的思想的演变，暴露出他在60年代世界观中的矛盾。小说一方面批评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无能（莱斯基），并以同情的笔调描写藐视旧传统、追求新生活的薇拉；一方面又歪曲平民知识分子、“虚无主义者”伏洛霍夫的形象，攻击革命民主派，并美化封建家长制生活原则（祖母的形象），因而受到进步阵营的批评。

    冈察洛夫的3部长篇小说实际上形成一个整体，连续反映了40~60年代俄国社会的演变：农奴制俄国墨守成规的积习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积极实干的精神所代替。冈察洛夫虽然看到资产者的狭隘与冷酷自私，但认为他们代表时代的发展方向，因此他笔下的企业家形象带有一些理想化色彩。《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尔迦、《悬崖》中的薇拉是优秀妇女的典型，体现着俄国进步思想界对新生活的向往。

    冈察洛夫晚年写了一些短文、回忆录，如《文学晚会》（1877）、《在大学》、《记别林斯基的为人》（1881），以及文学评论《万般苦恼》（1872）、《长篇小说〈悬崖〉序》（1869）、《长篇小说〈悬崖〉的意图、任务和思想》（1876）和《迟做总比不做好》（1879发表）等。《万般苦恼》评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指出其中的主人公恰茨基不仅是农奴制的揭发者，而且是社会上每个转折时期必将出现的与旧事物斗争的英雄。《迟做总比不做好》总论自己的3部长篇小说，捍卫现实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

    冈察洛夫指出，“现实主义是艺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现实主义的关键是塑造典型，而“如果形象是典型的，它们就一定要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本身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唯其如此，它们才是典型的”。

    赫尔岑

    赫尔岑，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大贵族家庭。自幼深受十二月党人起义影响，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科学习，与奥加辽夫等人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关心西欧革命运动，宣传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后，因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于1834年和小组成员一起被捕，以“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先后两次被流放。在长达6年的流放期间多方面接触黑暗的社会现实，加深了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憎恨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1836年起以伊斯康捷尔笔名发表文章。1842年回到莫斯科，站在西欧派左翼立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

    40年代，赫尔岑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他与别林斯基一起，主张俄国走革命的道路，先是反对保守的斯拉夫派，到了40年代后半期，又同自由主义西欧派分道扬镳。主要哲学著作《科学上一知半解》（1842~1843）、《自然研究通信》（1844~1845），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要求哲学密切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实际，肯定自然和人、物质和意识的统一，认为“真实的世界无疑是科学的基础”，强调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矛盾是自然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列宁认为，赫尔岑“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由于在沙皇专制统治下无法进行社会活动，1847年携家赴法国，成为政治上的流亡者。次年目睹法国二月革命以及革命失败后工人的被血腥镇压、反动势力的“可耻的凯旋”，他思想上发生危机，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转而把希望寄托于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后可以通过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

    1852年8月，赫尔岑移居伦敦，1855年在伦敦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出版过许多革命传单和小册子；1855年创办文艺丛刊《北极星》，1857年又同奥加辽夫合办《钟声》报，发扬十二月党人革命传统，号召人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些报刊大量地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农奴制改革前夕，他曾有过动摇，表现了自由主义倾向，在《钟声》上呼吁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同时，在评价贵族知识分子对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上，又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有分歧。不过，在他身上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占了上风。60年代，他坚决站在革命民主派一边，反对自由主义，促进秘密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建立，支持1863~1864年波兰起义。晚年侨居日内瓦，期待西欧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把视线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寄希望于“劳工世界”。1870年1月21日在巴黎逝世。

    赫尔岑在反对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现实主义文艺观。他认为“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是革命和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是指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包括以它为基础的尊重现实、热爱生活的美学观。他肯定人的审美活动同社会实践的联系，强调美“不能置身于自然规律之外”，美来源于现实生活。确认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艺术的特征在于“艺术是想象，科学是理解”，艺术家的思想“由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为形象”。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坚持文艺的思想性和人文性，认为文学“作为人民的语言，是他的生活的表现”。

    他在在《科学上一知半解》、《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0）等著述中，提出对俄国文学史和世界艺术史的系统见解，论证现实主义代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揭露现代资产阶级文化艺术的腐朽没落。他在《终结和开始》（1862）等文章以及书信中，一再指出“市侩精神……对艺术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它在艺术上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为金钱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他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文学是唯一的论坛，可以从这个论坛的高处，向公众发出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这一思想贯穿于《谈谈描写俄国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1857）和《俄国文学中的新阶段》（1864）等论文中。

    赫尔岑肯定俄国文学同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强调以果戈理为代表的“新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病理解剖”，“对现存秩序的新的否定”；同时十分重视出类拔萃的正面人物的塑造，认为通过这种典型能最充分、最鲜明地体现时代的理想和美。

    赫尔岑的文学创作贯穿着反农奴制的主题，形式多样，独具一格，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30年代以浪漫主义开始创作活动。一些早期作品着重表现对未来的朦胧理想，歌颂以个人精神力量与现实对抗的浪漫主义英雄。

    1840~1841年发表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标志着赫尔岑转向现实主义。这篇作品真实描写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长篇小说《谁之罪》（1841~1846），通过3个出身不同的青年的爱情悲剧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的描写，暴露农奴主的残酷专横、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远离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贵族青年别里托夫形象的塑造，丰富了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的画廊。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的血泪史，揭露了摧残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的专制农奴制度；《克鲁波夫医生》（1847）辛辣地讽刺农奴制社会的“普遍疯狂”的现象。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政论色彩，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人物的深刻心理分析同富于激情的哲理性议论相结合，在俄国社会心理小说中别开生面。别林斯基认为他的才能的“主要力量”在于“思想的威力”，并称他为“人道的诗人”。

    流亡国外期间，赫尔岑主要以政论、随笔、回忆录、书信等形式进行创作。《法意书简》、《来自彼岸》（1847~1850）等论文集，以犀利的笔锋抨击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抒发作者因目睹法国二月革命失败而引起的精神悲剧和激情，笔墨饱含血泪，情理交融，形成独具一格的抒情性政论。代表作《往事与随想》（1852~1868），是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回忆录。作者自称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它的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7卷，内容丰富，反映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半个世纪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画面上描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并把重大事件同作者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是这位思想家一生对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对光明未来的坚强信心。

    赫尔岑的作品文笔生动活泼，富于感情，人物刻画鲜明、简练，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概括深刻的时代内容，在俄国以至全世界自传体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以独特的文体家著称。屠格涅夫认为“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这样写作”，“这种语言是有血有肉的东西”。

    赫尔岑的许多著作在俄国长期被禁，到1905年后才准印行；在国外，19世纪70年代后期即已出版，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其主要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已陆续介绍到中国，《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等都有中译本。

    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1814年10月15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沙俄退役军官。莱蒙托夫出生后不久被送到奔萨省塔尔哈内外祖母的庄园，由外祖母抚养成人。1827年随外祖母去莫斯科。1828年进入贵族寄宿中学，从此开始写诗。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次年丧父。1832年离开大学，进入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

    1829~1832年间他写了一些长诗和剧本，以及抒情诗300余篇，约占他全部抒情诗3/4。这些诗篇之中比较著名的有《乞丐》、《天使》、《帆》等，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诗里所抒写的“生的渴望”、行动的企求和生怕一事无成的哀愁，是他笔下的主人公的感情特点。

    1834年，莱蒙托夫于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彼得堡近郊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1835年第一次发表作品长诗《哈吉·阿勃列克》，开始引起注意。同年写了剧本《假面舞会》，主人公是一个反抗上流社会的悲剧性人物。1837年2月8日普希金在决斗中受伤，两天后逝世。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指出杀害普希金的凶手就是俄国整个上流社会。作者愤怒地对这些屠夫说，他们虽然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公论与正义都噤口无声，但是“神的裁判”在等着他们。“神的裁判”就是指人民的裁判。诗人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这篇诗震动了整个俄国文坛，他被公认为普希金的继承人。在流放高加索的途中，载有他的长诗《波罗金诺》的那一期《现代人》杂志出版。这首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诗篇是莱蒙托夫重要作品之一，标志着他的创作活动进入成熟时期。诗中充满爱国主义，说明战争的真正英雄是人民。

    1838年4月，莱蒙托夫返回彼得堡原部队。不久，他发表用民歌体写成的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写16世纪伊凡皇帝时的一个故事。诗中青年商人不畏强权，挺身维护自己的尊严，博得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尊敬。1838年在《祖国纪事》发表了《咏怀》一诗，严厉地批判当时的一代人，谴责他们缺乏理想，没有斗争勇气。接着又写了著名的诗篇《诗人》，继承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传统，宣称诗人的使命在于唤起人们崇高的思想。

    1840年新年，莱蒙托夫参加了一个贵族的假面舞会，写成《一月一日》一诗，引起宫廷贵族和上流社会的很大不满。次年2月因同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又遭逮捕。沙皇决定把他再度流放高加索。临行前他写了那篇有感于自己“永恒流浪”的沉痛的诗《云》。路过莫斯科时参加了果戈理命名日宴会，向果戈理朗诵了刚写好的长诗《童僧》（1839）的片断。长诗描写一个想要摆脱修道院的监狱般生活而返回家乡的少年的悲剧性故事，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

    莱蒙托夫于1840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在高加索广阔的背景上凸显了主人公毕巧林的复杂的性格。毕巧林对当时贵族社会抱有批判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得不到合理的发挥，只能在一些琐细无聊的小事上浪费自己的才力，乃至生命。

    毕巧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莱蒙托夫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他，在《当代英雄》第二版序言中说，这个形象“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当代英雄》虽然带着浪漫主义色彩，但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结构完美，并富有特色，心理分析细致，语言准确优美，成为俄国文学中最早最出色的长篇小说之一。

    莱蒙托夫于1840年6月到达高加索，7月就参加了瓦列里克河上的战役，事后写了《瓦列里克》一诗，以战役参加者的身份，用第一人称真实地描写了战役中的一切细节。对沙皇俄国发动的这种对高加索人民的战争，诗人显然是反对的，他用与《波罗金诺》迥然不同的语气写道：“这血的日子他们忘不了！”

    1841年1月，他得到两个月休假。2月回彼得堡，对他在中学时期动笔经过多次修改而未发表的长诗《恶魔》的稿子，作了最后的加工。《恶魔》（1829~1841）体现了诗人叛逆的思想。恶魔是一切公认的破坏者，是束缚人一切力量的反抗者。他离开天国来到人间，但仍然感到孤独。他的失败证明，个人利己主义的反抗不但得不到结果，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且也表明，光是“否定”是不够的，还应当肯定积极的生活原则。《恶魔》和《童僧》一样，是莱蒙托夫浪漫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洋溢着现实主义的气氛。恶魔和童僧这两个形象，可以概括诗人全部作品中的形象。他笔下的主人公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性格：前者是个人主义者，后者则是自由的战士。1841年在《祖国纪事》上他又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诗作《祖国》。诗中否定了“用鲜血换来的光荣”，指出热爱祖国山河和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莱蒙托夫本想趁休假之便设法离开军队，完全献身于文学事业，但所得到的却是限48小时之内离开彼得堡返回高加索的命令。回高加索后，一些来自彼得堡的贵族预谋已久，唆使军官马尔特诺夫与莱蒙托夫决斗。1841年7月27日，莱蒙托夫在决斗中被杀害。

    莱蒙托夫没有活到27岁，他成熟期的创作活动只有短短4年，但他的作品对俄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诗人，他在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展示人物内心生活的心理描写方面，他是俄国文学中的先驱，后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所师承和发展。

    鲁迅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介绍过几个“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的诗人，其中之一就是莱蒙托夫。莱蒙托夫的诗篇及其小说《当代英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陆续有较完整的译本出版。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1818年出身于贵族家庭。1837年大学毕业。1838~1841年在欧洲游历。他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创作。

    屠格涅夫早期创作受革命民主主义的有益影响。他曾参加过《现代人》的撰稿和编辑工作。屠格涅夫创作写成的第1部现实主义作品是短篇小说及散文集《猎人笔记》（1847~1852）。这是俄国文学中把农民的贫困生活同他们的内心美结合起来描写的第1部作品。《霍尔与卡里内奇》、《歌唱者》、《孤狼》、《森林和草原》等，都是其中的名篇。《猎人笔记》还以出色的大自然风景描画著称。《猎人笔记》是“富有诗意的对农奴制的控诉书”，但它不否定整个贵族阶级，而力图在贵族中找到健康和正直的力量来解决农村中的矛盾。

    从1856年发表《罗亭》起，屠格涅夫转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共发表了6部长篇小说。此外，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一组以爱情和个人幸福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浮士德》（1856）、《阿霞》（1858）等。他的著名作品还有短篇小说《木木》（1852）、《初恋》（1860）及晚年所写的《散文诗》（1878~1882）。在《散文诗》中，屠格涅夫把自己一生对社会、人生和创作问题的长期思索，凝聚压缩成非常精炼的、带有象征性的小故事或抒情独白中。其中脍炙人口的有《门槛》、《麻雀》、《爱之路》、《俄罗斯语言》等。

    屠格涅夫写的6部长篇小说是：《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8）、《前夜》（1860）、《父与子》（1860~1861）。《烟》（1866~1867）和《处女地》（1877）。代表作是《父与子》。

    《罗亭》的主人公罗亭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多余人”行列中的新典型，是40年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头脑清晰、热爱真理，唤醒了17岁的少女娜塔丽亚对真理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罗亭不了解俄国和人民，他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当被他唤醒的娜塔丽亚准备抛弃家庭，随着他去追求崇高的事业的时候，他却动摇、退缩了。他不仅在爱情上表现软弱，在他致力的农业改革、通航计划、教育事业中，也都遭到了失败。但罗亭始终不与周围环境妥协。小说通过罗亭型人物的命运，肯定了他们在40年代的进步作用，并谴责了使他们痛苦的贵族上流社会。

    《贵族之家》继续探讨贵族中进步知识分子在40~50年代的社会作用问题。小说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立志改革，比罗亭更积极，但却更加一事无成。他与华尔华拉结了婚，但却没有爱情幸福。他后来与丽莎真诚相爱，但由于他有妻子，丽莎遵守着严格的封建宗教道德，他们的幸福也化为泡影。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拉夫列茨基处境的戏剧性已经不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无力做了斗争，而是因为跟这样的见解和风习起了冲突——跟这些见解和风习的斗争是可以把坚毅和勇敢的人都吓退的。”拉夫列茨基最终成了一个“仍然活着，却已经退出了人间舞台的人”。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客观上表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已经终结，为贵族阶级唱了挽歌。小说充满平静忧伤的哀歌情调和抒情气氛。小说有细腻的心理描写。

    50年代末，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革命家登上政治舞台。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的屠格涅夫写了《前夜》，从创作以“多余人”为中心的小说转向反映“新人”题材的小说。《前夜》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英沙罗夫具有明确坚定的理想。小说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女主人公叶琳娜·斯塔霍娃是一位比娜塔丽娅和丽莎更自觉更坚强的妇女形象，反映了俄国社会对于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需求。

    屠格涅夫敏捷反映俄国社会中新的动态，这是他的功绩。但是《前夜》所创造的还不是俄国的“新人”，主人公英沙罗夫来自保加利亚。屠格涅夫借此表示，俄国还只处在出现这类英雄人物的“前夜”。英沙罗夫是一个反对土耳其侵略的爱国主义者，而俄国的英沙罗夫要反对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反对“内部土耳其人”。此外，英沙罗夫的形象在艺术上有某些概念化的缺点，缺乏生动精细的性格刻画。

    60年代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后，加深了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中的矛盾。他一面对国内政治上的反动怀着愤慨，另一面又害怕革命变动。这种矛盾反映在他著名的第5部长篇小说《烟之中》小说透露出虚幻的悲观主义思想，“烟，烟……他好象觉得一切都是烟”。

    屠格涅夫最后1部长篇《处女地》是反映70年代末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的，作者写了民粹派运动的社会根源和失败原因，但小说以自由主义观点解释这一事件，并带着悲观主义色调。

    《父与子》（1860~1861）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所写事件与创作时间大致平行。屠格涅夫对当代现实的敏锐态度在这里又一次充分体现。

    小说写青年医生巴扎洛夫到他的同学阿尔卡狄家做客，与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巴威尔是旧贵族保守派，年轻时他放荡不羁，寻欢作乐，而到中年后他却要故意表现贵族的高傲和优雅。起初他看到巴扎洛夫不拘守贵族礼节，心里不痛快；后来听说巴扎洛夫不信任任何贵族的神圣原则，就更加愤慨了。这两代人的代表经常争论不休。在父辈和子辈的论战中，阿尔卡狄站在巴扎洛夫一边。后来，两个青年人到省城去，在舞会上认识了优雅动人的富孀阿金左娃，随后又应邀到她的庄国做客。巴扎洛夫明知他和这个好享受、对谁也不迁就的地主太太之间隔着很大距离，但却对她产生了爱情。她虽也为巴扎洛夫不凡气度所吸引，但终因不愿改变平静舒适的旧生活而拒绝了他。巴扎洛夫苦恼地回到父母身边，当他第二次又去阿尔卡狄家做客时，他与巴威尔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为一件偶然的事发生决斗。巴威尔受了轻伤到国外去了。巴扎洛夫又回到家中，帮父母行医。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手指被细菌感染而死去。通过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屠格涅夫展开了一幅“父”与“子”两代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画面，创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新人”，即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主义者巴扎洛夫的形象。

    巴扎洛夫的形象基本上概括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一些特征和哲学政治观点。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承认客观存在，蔑视抽象的概念和原则。巴扎洛夫尖锐地批判自由主义，认为他们的所谓“揭露”，只批评政府一般的缺点，而不接触到制度本身，这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态度。巴扎洛夫对贵族阶级是极端憎恨和尖锐否定的。他无情批判贵族的一切生活习俗，他们的文化和唯心主义哲学。他尽情嘲笑各种感伤、温柔、“美丽的词句”和那种把爱情看成是某种超自然而“神秘”的感情的观点，他把这一切都叫作“浪漫、荒唐无稽、腐败和做作。”巴扎洛夫关于“原则”和“感觉”的言论，虽然有某些夸大，仍基本上反映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

    屠格涅夫把60年代的新思想归结在“虚无主义”的名义下，并明显暗示其中包括对沙皇专制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否定。他在给斯鲁切夫斯基信中写道：“把他（即巴扎洛夫）叫做虚无主义者，那就应该当作革命者来解释。”和巴扎洛夫相对，屠格涅夫创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形象。在对垒鲜明的形象系统中，巴扎洛夫是唯一具有高度智慧和意志的现实力量，找不到一个人能与之相抗衡。死守贵族原则，顽固而保守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虽“用全副心灵来恨巴扎洛夫”，并屡次主动挑起争论，但丝毫不能动摇巴扎洛夫的信念。屠格涅夫在致赫尔岑的信中写道：“还用说，他（巴扎洛夫）当然压倒了蓄着香喷喷小胡子的人……”

    至于善良软弱而喜欢感伤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根本不敢渴望成为巴扎洛夫思想上的对手。阿尔卡狄则不过是一个“软软的、爱自由的少爷”，他和巴扎洛夫短暂的“友谊”，只是说明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流行之广，以致一些思想上完全异己的人也暂时附和进来。巴扎洛夫在道德力量上压倒了他周围的一切贵族，显示着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

    但是，屠格涅夫并不相信巴扎洛夫型人物的理想和事业。他抱着自由主义的怀疑态度，认定巴扎洛夫注定要灭亡，因而给他安排了一个意外的早死，给这个形象涂上了一层悲剧性的色彩。他一面刻画巴扎洛夫和人民的关系，一面又夸大巴扎洛夫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互不理解。屠格涅夫还赋予巴扎洛夫一些不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性格特征，如否定一切，只信自然科学等。在屠格涅夫笔下，巴扎洛夫在永恒无垠的宇宙面前，有时感到个人渺小和最终不免死亡而悲观失望，并因此怀疑为人民福利而斗争的必要性。这些局限性使《父与子》有别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新人”的小说《怎么办》。

    《父与子》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激烈的论战，说明小说的迫切现实意义。革命民主主义阵营对小说的评价也有分歧。

    屠格涅夫的艺术造诣很深。他的小说结构严谨完整，形象生动鲜明，爱情主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不主张对人物心理作过分细致的挖掘，而采用简洁的综合性的手法，如通过人物外部表情动作，人物对话，通过音乐和风景的描写以刻画心理活动。他使散文语言和诗的语言接近起来，不但优美、鲜明、准确，而且具有诗的抒情性和音乐性。

    如小说中关于巴威尔与巴扎洛夫争论的描写：一天傍晚，巴威尔警告巴扎洛夫说：“贵族制度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没有头脑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地过日子。”可是巴扎洛夫却反驳说：贵族制度“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并质问说：像巴威尔这种贵族，“整天袖手坐着，对社会有什么用处？”巴威尔听了脸色气得发白。巴威尔反问巴扎洛夫说：“我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承认原则、法则！是什么东西在指导您的行动呢？”巴扎洛夫回答说：“凡是我们认为有利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现在最有利的事就是否定，因此我们就来否定。”语言针锋相对，简练有力，使父子两代人的冲突跃然纸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期他受到别林斯基和果戈理的影响。其处女作《穷人》（1846）得到别林斯基的很高评价。接着他又发表了《两面人》（1846）、《女房东》（1848）等流露出神秘主义倾向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的中篇小说《夜》（1848）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在反农奴制的进步团体彼德拉谢夫斯基小组朗诵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被捕、流放。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1849~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消极的哲学政治理论逐渐形成。他错误地认为革命宣传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为人民笃信宗教、顺从、忍耐；唯一的道路是从道德伦理方面改造社会。

    1859年回彼得堡后，他在《时代》和《世纪》两杂志上宣扬这些观点，反对革命民主主义。但他的思想始终存在着矛盾，正象他自己所说，在“对信仰的渴望愈来愈强烈时”，“心中的反叛声音也愈来愈强烈”。小说《死屋手记》（1861~1862）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苦役犯的生活，但同时又宣扬了犯罪出于天性的思想。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穷人》的主题，描绘恶毒的富人和被损伤的穷人之间的矛盾。小说对社会罪恶的揭露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比较感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概述作者到西欧旅行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作了一针见血的深刻批判，但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渗透到一切阶级，看不到社会的任何出路，宣扬只有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专制和正教的俄国，才有一切阶级精诚团结的可能性。

    60年代末和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有《白痴》（1868）、《群魔》（1873）、《少年》（1876）、《卡拉马卓夫兄弟》（1880）等。其中小说《白痴》通过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的悲惨遭遇，进一步发挥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当作商品拍卖的妇女命运的揭示，达到尖锐的社会讽刺高度。另一方面小说通过男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形象，宣扬用道德伦理来感化人们，改造社会，反对革命民主主义，歪曲了革命者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1846）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和果戈理关注和同情“小人物”的民主主义传统，被别林斯基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读了《穷人》的稿子后就惊呼“一个新的果戈理诞生了！”《穷人》通过年老的小官吏杰符什金和被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来往书信，描绘出彼得堡穷人们的悲苦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描写了瓦尔瓦拉走投无路，沦为妓女，在杰符什金的帮助下跳出火坑，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贫困和迫害，她被迫嫁给了原来侮辱了她的地主贝科夫。作者对两个被迫分开的小人物之间的深情写得十分凄婉动人，并对“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作了深入的挖掘。在官僚社会里，杰符什金饱尝了生活的折磨，但开始意识到穷人也是一个人，对人们的冷酷和社会的不平感到愤慨，为自己能够照顾一个孤女而得到安慰。别林斯基认为《穷人》的主题不在于描写“被生活击溃、压扁的人”，“作者的想法要深刻得多，人道得多；他想告诉我们，在最浅薄的人类天性中蕴藏着多么美好的、高尚的和神圣的东西”。

    《罪与罚》（186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小说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深刻的矛盾。小说描绘了一个贫穷的法科大学生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首和“新生”的故事。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醉汉马尔美拉多夫两个家庭的遭遇，表现了彼得堡社会贫富对立和穷人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惨生活。这构成小说中有力的批判成分。但在社会生活画面的描写中也弥漫着悲观、消极的情绪。小说的主要部分是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心理活动分析。他是在“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和“超人”哲学的支配下，也在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的支配下犯罪的。作者通过主人公在犯罪后的矛盾心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这些资产阶级心理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基督教的顺从、忍耐、爱别人的原则出发，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间苦痛的女生人公索尼亚的形象描写成黑暗社会的一线光明。作者还以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形象来影射当时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但他与革命平民知识分子没有共同之处。他和作者其他作品的许多主人公一样，离群索居，住在阁楼或地下室，在资产阶级意识的支配下彷徨、苦恼、不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文学具有很大影响。他具有很高的艺术描写技巧，最大的特色是长于对他所爱的下层人物的灵魂和心理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并着力发掘出他们在极其困苦不幸的境遇中仍然保持着崇高的灵魂。鲁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指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茅盾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可惊的细腻和深刻显示出他那动荡时代下层社会的心理。他爱那些‘被践踏者与被损害者’，他在他们的污秽的生活中找出灵魂的洁白”。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醉心于病态心理描写，这是和他主张忍耐、顺从的人生哲学有联系的。

    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1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尤其对道德哲学产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分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参加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托尔斯泰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他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他的悲观情绪。1859~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2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抄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发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形。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1/2。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像《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3部曲之后的是：

    《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家庭幸福》（1858~1869），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

    《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他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古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他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熏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形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

    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

    晚期（1881~1910）托尔斯泰作品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

    托尔斯泰在50~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写出了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生活，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如《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糅合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不粉饰，不夸张或不理想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痕迹。

    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像《战争与和平》就7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多用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俄国热”的主要对象。

    80~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萧伯纳、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评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安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

    “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时期最卓越的革命家代表，革命民主主义派领袖，唯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列宁称他为“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28年7月12日生于萨拉托夫，父亲是个神父。大学时期（1846~1850）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便已形成了，他“迫不及待地期望革命来临”。

    185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后，在彼得堡陆军军官学校当了临时的教员，旋即被任命为萨拉托夫中学的教员。他不顾危险宣传革命思想，决心献身革命。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去彼得堡。他在《现代人》工作期间（1854~1862）正是俄国准备和实行“农奴制改革”的时期。他和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一起把《现代人》杂志变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机关刊物。改革法颁布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战友们起草了一系列传单。他用通俗的语言向农民分析了改革的欺骗性，直接号召农民起义，同时还从事革命组织工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恐惧和仇恨，1862年7月，反动当局卑鄙地制造假证据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关在彼得堡罗要塞。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了革命家的英勇气概和忠贞气节。在狱中他用唯一可能的形式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写了长篇小说《怎么办》。案件的审讯延续达一年半，政府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判罪，只好无耻地收买奸细，伪造证据，1864年1月宣判服苦役14年，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亚历山大二世伪善地把苦役期减为7年，流放前举行了侮辱性的褫夺公民权仪式，但人群中投来了花束。当“罪人”被押走时，人们还尾随不舍。在流放地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利用文学创作来宣传革命思想，写了小说《序幕》（1867~1869）。

    俄国先进人士想尽方法营救。马克思也曾多次组织力量设法营救他。当局想诱使车尔尼雪夫斯基递书请求赦免，遭到了他的严正拒绝。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1862年被捕到1883年，在监狱、苦役和流放中度过了21年，经历了无数折磨和苦难，但他一直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气节。1883年沙皇政府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移往阿斯特拉罕，在这个炎热地区又被流放了6年。直到1889年6月，健康被彻底摧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才被允许回到故乡萨拉多夫，同年10月一代伟人与世长辞。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前伟大的革命家、哲学家和美学家。他的美学代表作《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1853~1855）一反当时流行的美是观念的产物、艺术是填补客观现实中美的欠缺等唯心主义观点，鲜明地提出“美是生活”，“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是“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的唯物主义见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许多文学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是他的文学批评代表作。文章充分肯定了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功绩，指出俄国文学从普希金到果戈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批判精神的不断加强；高度评价了果戈理所奠定的文学批判倾向；号召作家成为人民的喉舌，无情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激发人民追求美好的未来。他的文学评论善于从具体作品出发，深入阐释作品的社会价值，巧妙地提出当时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此外，著名论文还有《幽会中的俄罗斯人》（1858），《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1856）等。

    长篇小说《怎么办》是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中辉煌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异常艰难的环境——彼得堡罗要塞中写成这部小说的，前后只写了短短的4个月（1862年12月~1863年4月）。

    小说描写的女主人公薇拉·巴甫洛芙娜出身于彼得堡一个小市民家庭，她渴望自由平等。她的母亲玛丽亚贪图富贵，要她嫁给上流社会的有钱人。在家庭教师、医科大学生罗普霍夫革命民主主义进步思想的启发下，薇拉思想豁然开朗。罗普霍夫为了把她从地下室般的家庭拯救出来，决定放弃学业，未毕业就工作谋生。薇拉离开了家庭，并同罗普霍夫结了婚。薇拉在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组织缝纫工场，采用“社会主义”原则，改善工人福利，兴办学校。罗普霍夫的同学和好友吉尔沙诺夫也是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热心为工人教书，免费为盲人治病，经常集会讨论重大问题，从事革命活动。不久薇拉发现，自己虽然与罗普霍夫结了婚，却并不爱自己的丈夫，性格也不一致。相反，她却发现自己爱上了吉尔沙诺夫，这种感情愈来愈强烈。吉尔沙诺夫也爱上了她。但吉尔沙诺夫为了朋友的家庭幸福，尽量避免同薇拉见面。罗普霍夫虽深爱着薇拉，但他了解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真正感情后，就假装自杀，秘密出国，改名换姓，以成全他们的爱情。这样，薇拉就与吉尔沙诺夫结合了。后来，化名的罗普霍夫回国，并且同薇拉的女友在真正相爱中结合。两个家庭都生活得很幸福，一直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并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工作。在这三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中，小说还写了革命派领袖拉赫美托夫性格成长的故事及他的一些活动。

    小说通过恋爱故事，塑造了一系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形象（作品以“新人的故事”为副标题），表现了社会主义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社会革命三个重大主题。作者还在作品中提出了他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理想和新的道德准则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而不以其他条件为转移的，以及对对方，特别是对妇女的尊重。这部作品回答了时代的迫切问题：要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应当怎么办，渴望造福于祖国人民的人应当做什么。

    小说在描写“新人”之前，展现了一卷旧世界的画幅。这个世界的代表是小市民玛丽亚。她的人生哲学是：我不抢人，人必抢我，宁作抢人的骗子不作被人抢的傻瓜。作者指出她的种种丑行是罪恶的社会环境促成的，在另一种合理的社会中这类人是可以被改造的。

    小说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作者描写了普通的和杰出的两类“新人”。他们正直不阿，勤奋地学习科学，从小习惯于以自己的劳动和才智为自己开拓道路，为社会进步踏踏实实地工作。与精神苦闷、怀疑生活的“多余人”不同，他们具有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热爱生活，敢于行动。他们也具有启蒙者的特点，相信科学，崇尚理性。他们奉行“合理的利己主义”，主张有节制地追求个人利益，并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在私生活上，他们提倡男女平等，相互尊重，反对爱情中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认为牺牲会使对方痛苦，给自己带来不幸。“合理的利己主义”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利他主义，既反对了顺从忍受、牺牲节欲的封建道德，也打击了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资产者道德。但这种伦理道德仍然是从“我”，从“人的本性”的要求出发的。

    小说中两个大学生各有个性特点，罗普霍夫比较深沉严肃，吉尔沙诺夫是热情外露、温柔随和的人。联结作品情节的中心人物是女主人公薇拉·巴甫洛芙娜。她是小市民玛丽亚的女儿。在罗普霍夫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有益于社会的事业中，她找到了妇女解放的道路，并且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作者通过薇拉创办的缝纫工场，表达了她的社会主义自由劳动的理想，并指出妇女的解放是与社会革命分不开的。薇拉的4个梦不仅是她的性格发展阶段的标志，而且更深入地揭示了劳动的意义，说明了社会革命的必要。特别是在第四个梦中，展现了未来社会的美妙图景，号召人们“向它突进，为它工作，使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

    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是比普通的新人更高、更优秀的人物。拉赫美托夫出身于贵族地主阶级，但他在吉尔沙诺夫等人的影响下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联系起来。作者告诉我们，作为革命领导人物的拉赫美托夫的性格和思想是在艰苦地学习理论，参加实际劳动和社会观察中，在艰苦的自我锻炼中形成的。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职业革命家的主要特征。他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和高度的自觉。他信心百倍地迎接革命风暴。他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标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奢侈行为。他坚持严格的生活方式：刻苦锻炼体力，不穿舒适温暖的衣服，吃最坏的、普通人的食物，不喝酒，不恋爱。甚至为了考验自己，他整晚躺在钉着无数小钉的毛毡上。他忘我地劳动，不浪费一分一秒，艰苦克己，严格要求自己，顽强地学习，选择最主要的著作阅读。他自觉地投身于群众之中，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徒步遍游俄罗斯，当过樵夫、锯匠、石工、拉纤夫，力图消除与老百姓之间的隔阂。他虽然获得了“严肃主义者”的称号，但不是冷酷的人，内心蕴藏着丰富的感情，熟谙人情世态，他把一切都服从于革命的需要。

    作者通过拉赫美托夫表现了革命的主题。这样的人在当时还很少，作者说：“到现在为止，我只碰见过8个这样的典型”，但作者强调这种人对革命的作用。他说：“不要跟着他们走，高贵的人们，因为他们正在号召你们走上一条缺少个人乐趣的道路；但高贵的人们不听我的话，倒说：不，个人乐趣并不缺少，反而很丰富，就算在某个地段缺少吧，这个地段也不会长，我们有足够的气力走过它，来到那乐趣无穷、辽阔无边的地方”。“他们的人数虽少，但有了他们，人类生活能够欣欣向荣，没有他们，人的生活就会凋萎和腐烂，他们的人数虽少，却能人人呼吸，没有他们，人们便会窒息而死，正直善良的人随处皆是，这种人却为数不多……”这里虽过分强调了个别人物的作用，但作者对革命者的赞颂却无可非议。

    拉赫美托夫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他在书中所占篇幅不大，与其他人物和事件似乎也没有什么情节上的联系，但他是革命主题的体现，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人公。

    拉赫美托夫成了当时及后来许许多多俄罗斯革命者及青年的榜样，教育了一批批青年走上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斗争道路。他与“薇拉·巴甫洛芙娜的第四个梦”中表达的社会主义理想一起，鼓舞着人们为消灭旧制度而斗争。在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一本书起过《怎么办》这样大的革命作用。

    列宁对于《怎么办》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过：“在它的影响下成千成百的人变成了革命家……比方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吸引了我的哥哥，他也吸引了我。他使我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列宁认为“这部小说能使人整个的生命都充满活力”。《怎么办》成了进步青年的“生活教科书”。普列汉诺夫写道：“自从俄国有了印刷机以来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印刷作品曾有过《怎么办》这样的成就。”《怎么办》的影响还不限于俄国。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士、保加利亚革命家季米特洛夫也受过这部小说的强烈影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表现了独特的艺术技巧。小说的布局颇具匠心，它既能引起读者兴趣，又能蒙蔽敌人。作者把革命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新人活动的描写，对现实社会的揭露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个人性格的描写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小说中对于“敏感的男读者”的奚落、揶揄，以及议论性的插笔，使小说获得了政论色彩。作者对“新人”的心理分析入情入理，善于挖掘和强调他们身上的正面品质；作者对“新人”的这种浪漫主义热情和对性格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往往是结合着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描写手法。为了骗过检察官，作者还利用了伊索式的语言。

    契诃夫

    契诃夫是19世纪末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和戏剧作家，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

    契诃夫在1861年帝俄废止农奴法的前一年诞生，而在1905年革命的前一年逝世。他经历了沙皇专制统治最反动黑暗的时代，同时又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他的全部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这个过渡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描写了各阶层中各种地位、各种性格人物的生活面貌。

    契诃夫，1860年生于南俄塔冈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880年在莫斯科大学医科读一年级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他一生写了470多个中短篇小说（其中主要是短篇）和十几个剧本。

    契诃夫的创作一般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80~1886）是契诃夫艺术风格初步形成的时期。他主要写了两类作品。

    1.幽默讽刺短篇。

    《变色龙》（1884）是早期幽默讽刺短篇代表作之一，它通过一只狗咬伤了人，被咬者要求赔偿损失，巴结权贵的警官三番五次地改变态度的故事，嘲笑了看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奴才心理。阿谀逢迎、趋炎附势是80年代反动时期极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契诃夫还在《一个小公务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假面人》（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等杰出短篇中揭露了各种表现形式的奴才心理。《胖子与瘦子》创造了善于拍马谄媚的小官吏形象。《小公务员之死》所批判的奴才心理，则是同等级观念和唯恐权势者打击报复的社会流行病分不开的。《假面人》描写一群在百万富翁前奴颜婢膝不知羞耻的知识分子。《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同样也是奴才，但普里希别叶夫性格是专制警察制度的产物。契诃夫的这些小说使人禁不住去思考那形成种种奴才心理的窒息人的社会环境。但是大学时代的契诃夫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观察还较窄，他嘲笑了那也许只有他才能发现的庸俗与丑恶，但对产生这庸俗与丑恶的原因却似乎不感兴趣。他的讽刺较之果戈理和谢德林耐人寻味有余，尖锐泼辣不足。

    2.描写下层人民境遇的短篇。

    80年代中期，契诃夫的作品愈来愈多地出现受侮辱受损害的下层人民的形象，如：妻子病死，自己成了残废的木匠（《哀伤》，1885）；晚年失子，孤独无靠的马车夫（《苦恼》，1886）；远离家乡，挨打受饿的小学徒（《万卡》，1886）和被女主人无理搜查的女家庭教师（《风波》，1886）。纯粹的戏谑嘲笑的调子减少了，喜剧性和悲剧性的因素开始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反映着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

    在短篇《苦恼》里，马车夫姚纳想要倾吐失去儿子的痛苦和周围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周围人对他的不理睬似乎是完全正常而无可指责的，而姚纳几次三番想要找人谈谈心里的痛苦而无人听他，以至最后居然只好对马说起话来。小说在幽默里包含着一种对于整个生活的思索，对于千千万万“小人物”的痛苦命运的同情。

    中期（1886~1896），契诃夫的创作对现实的概括更广，批判更深，同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逐渐成为契诃夫创作的中心课题。在体裁上，逐渐过渡到刻画社会心理的中篇小说。著名的有《一个乏味的故事》（1899）和《第六病室》（1892）。前者批判了没有“主心骨”即没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第六病室》直接批判托尔斯泰主义。它写的是一个小医院里专门住“精神病患者”的第六病室中发生的事。这个病室肮脏、紊乱，对病人任意虐待、殴打。病室简直和监狱无异。医生拉京初来时曾想把病室整顿一番，但他在遇到人们漠不关心的冷淡之后，却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的身内”，因此，就没有必要斗争。他相信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哲学。25年过去了，医院的情况愈来愈糟。后来，拉京因为同被迫害的“病人”格罗莫夫谈得很投机，他也被别人当作精神失常关进了“第六病室”，同样落到挨打受罪的境地。这时他后悔已晚，很快就死了。

    当时，俄国许多知识分子面对病室似的丑恶社会，像拉京一样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小说通过拉京的经历说明这种消极态度的危害。

    《第六病室》被柯罗连柯称作表现了契诃夫“第二阶段情绪”的作品。另一个俄国作家列斯柯夫说：“……到处都是第六病室。这就是——俄国……”青年时代的列宁在一封信中曾谈到这篇小说：“昨天晚上我读了这篇小说，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待不住，站起来走了出去。我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此外，这个时期契诃夫还写了几篇探索理想的小说如《草原》（1888）、《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带阁楼的房子》（1896）、《我的生活》（1896）等。

    晚期（1896~1904），作家的思想进一步民主化，创作题材扩大，对社会问题的挖掘更为深入，是小说和戏剧创作的繁荣时期。“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思想在这时期的作品中日益突出，作家也朦胧意识到美好的未来必然要到来。

    著名作品《套中人》（1898）的中心人物别里柯夫胆小怕事，维护旧制度，害怕及反对任何新事物，墨守成规，完全脱离现实。他的性格主要是通过他的“套子”，口头禅“可别出什么事才好！”及他与同事的关系等描写揭示的。和瓦利亚恋爱的情节加强了人物的喜剧性。

    别里柯夫的性格不仅可笑，而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周围的人都在他的“可别出什么事才好！”的信条影响下，不敢做任何稍微越出常规的事情。因为他为了扼杀一切不符合“套子”的事物，不惜对别人盯梢、告密。于是，整个城市居然处在别里柯夫这个看来既可笑又可怜的人物的控制下。这个形象是窒息生机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别里柯夫死了反倒使人们喘了一口气。契诃夫借小说中人物的一句话——“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表示他对这种人物及其生活原则的否定。列宁和斯大林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这个形象来嘲笑那些保守顽固、阻碍新生事物的人。与《套中人》主题近似的还有《醋栗》（1898）和《关于爱情》（1898）等。此外《姚内奇》（1898）是批判庸俗习气的著名小说。对庸俗的揭露一直是契诃夫创作的中心主题之一。

    从1887年到1900年，契诃夫接连写了几部直接反映农民生活和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作品，如：《农民》（1897），《出差》（1899），《在峡谷里》（1900）等。《农民》里展开了一幅改革后农村极端贫困的可怕图画。在繁重的劳动、长年的饥饿和疾病的压迫下，农民甚至对死亡都视为乐事。

    20世纪初，俄国社会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契诃夫的作品中，过去那种怀疑、压抑的调子也大大改变。这在他最后一篇小说《新娘》（1903）中得到明显的反映。《新娘》中的娜嘉是作家对妇女形象探索的新阶段。从《一个乏味的故事》中的卡嘉到《三姊妹》中的伊林娜，都是环境的牺牲者，娜嘉则能够摆脱庸俗的生活环境，走向新生活。娜嘉固然还不是革命者，但那诱惑和召唤着她那“崭新、宽广而又充满了秘密的生活”，也召唤着读者，鼓舞他们和娜嘉一起告别旧生活。

    契诃夫还创作了5个多幕剧，《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1）和《樱桃园》（1903）。这些剧本都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或彷徨苦闷，或空虚无聊，或向往追求。代表作是《樱桃园》，剧中樱桃园更换主人的情节成了俄国生活更换主人的象征：以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为代表的地主贵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以罗巴辛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暂时还在得势，但也没有希望；未来属于以安妮亚和特罗菲莫夫为代表的新的一代。这里表现的已不是生活的停滞，而是生活的历史运动。契诃夫没有科学地认识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和全部图景，他对未来的信念也仍很朦胧，但却敏感到了这个运动的大体趋势，对新生活充满了信心。他借特罗菲莫夫之口，发出了“新生活万岁！”的激动人心的呼唤。《樱桃园》不仅是契诃夫创作的最后总结，同时也体现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后发展阶段上的一个特点——基于对新生活的不明确的预感而产生的浪漫主义因素。

    契诃夫是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在情节简单、短小精悍的作品里容纳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他语言的最大特点是精炼，他善于以两三根线条刻画出人物性格，生动地展示形象或内心心理。契诃夫的小说达到了形象的高度典型化、思想的哲学深度与语言风格的优美含蓄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列夫·托尔斯泰把他称作“散文中的普希金”。他在戏剧领域里的革新大大扩展了戏剧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可能性，促进了俄国舞台艺术新学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建立。显然，契诃夫的创作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分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继承。

    叶赛宁

    叶赛宁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曾就读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莫斯科当店员、校对等，同时在民众大学学习，后成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

    191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扫墓日》发表，其中包括优美的风景诗和宗教诗，受到好评。十月革命后曾创作过许多歌颂革命的诗歌，如《同志》、《宇宙的鼓手》等。

    20年代进入创作上的黄金时期，发表了诗集《一个流氓的自白》、《小酒馆式的莫斯科》、《俄罗斯与革命》，长诗《四十天祈祷》、《回归祖国》、《列宁》、《孤独的俄罗斯》、《安娜·斯涅金娜》、《黑影人》，诗剧《普加乔夫》、《坏蛋的国度》等。

    他的诗歌，意象和感情水乳交融，充满乡土气息和田园风情，对城市的喧嚣和腐朽表现出极大的憎恨。他是俄罗斯抒情和意象派诗歌的代表。

    叶赛尔于1925年12月自杀身亡。

    库普林

    库普林，1870年出生于奔萨省一个小职员家庭。他早年丧父，随母迁居莫斯科。1880年进入士官学校，军校生活对他的性格产生很大影响。他于1890年毕业，编入驻波多利斯克省步兵团。这时期他开始创作。1894年退伍，在基辅以写作为职业。1896年曾任顿涅茨矿区工厂职员。1897年在波列耶西边陲地区当过诵经师。1901年迁居彼得堡，次年结识高尔基。后写了反映1905年革命的特写《塞瓦斯托波尔事件》。

    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思想趋于消极，同知识出版社断绝往来。他对十月革命态度矛盾，既赞美革命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又担心祖国文化的命运。1919年全家流亡国外，长期定居巴黎。1937年身患重病，回到祖国，次年病逝于列宁格勒。

    库普林的作品多以亲身经历为题材，以现实主义笔法揭露沙皇军队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中篇小说《莫洛赫》（1896）抨击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奥列霞》（1898）讴歌民间少女的纯真爱情，短篇小说《石榴石手镯》（1911）以浓郁的诗意描写小职员的爱情悲剧。揭露沙俄军官野蛮与腐败的长篇小说《决斗》（1905），在他的创作中占有显著地位，曾受到以高尔基为首的进步文学界的好评。同类题材的小说还有《大转变》（1900）。长篇小说《火坑》（1909~1915）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妓女的悲惨生活，但带有自然主义色彩。在国外时期的创作多带回忆性质，并缺乏重大社会内容。主要作品《士官生》（1928~1933）流露出无法排遣的伤感情调。

    库普林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代表之一，受到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文学思想的影响。他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揭示社会矛盾，烘托环境气氛。题材广泛，几乎触及俄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与愚昧，歌颂底层人民的勤劳与善良。但也有个别带颓废倾向和歪曲现实的作品。

    他的重要作品如《莫洛赫》、《奥列霞》、《决斗》和《火坑》等已有中文译本。

    第二节苏联现代作家

    绥拉菲莫维奇

    绥拉菲莫维奇，1863年1月7日生于顿河州下库尔莫雅尔斯克镇一个哥萨克军人家庭。他早在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习时，就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887年因起草反对沙皇的宣言被开除学籍，并遭逮捕和流放。1890年刑满获释，在顿河地区从事新闻工作。1902年迁居莫斯科，同年与高尔基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绥拉菲莫维奇在流放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01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早期作品如短篇小说《在冰块上》、《扳道工》和《冰雪荒漠》等，用简朴生动的语言，反映北方劳苦大众的生活，因期题材新颖，引起文坛注意。

    1902年，在莫斯科参加“星期三”文学社，不久成了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的经常撰稿人。1905年，写了《送葬曲》、《街上的尸体》、《炸弹》等许多特写和短篇小说，及时生动地反映了革命工人的英勇斗争和普通劳动者的觉醒，控诉沙皇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

    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1912）和中篇小说《耗子王国》（1912）等。前者描写偏僻荒原上一个城市的诞生和发展，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的过程，揭示资产阶级的贪婪、残暴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批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背叛和堕落，同时表现了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后者以20世纪初俄国外省城市生活为背景，描绘了被压迫者的凄惨境遇、小市民的狭隘自私和沙皇警察统治的凶恶，同时指出“生活的火光”就在前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俄国公使报》记者，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沙文主义狂热以及它们对人民的大屠杀进行猛烈抨击。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绥拉菲莫维奇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一边。

    1918年加入共产党。国内战争期间，一直担任《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写了大量的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歌颂工农红军的英雄主义，揭露反革命白军的凶恶残暴。

    20和30年代，绥拉菲莫维奇曾先后主持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宣传鼓动部和苏联人民教育部的文学处，领导《创作》和《十月》等大型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创作方面，先后发表长篇小说《铁流》（1924）、《集体农庄的土地》（1933~1938）以及短篇小说《加尔卡》（1928）等。其中《铁流》描写国内战争时期一支散乱的旧哥萨克部队突破敌人重围，历尽艰险，终于找到红军主力的感人故事。这部长篇以浪漫主义笔触和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一个铁一般坚强的革命集体的形成过程，被公认为早期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1943年他获得斯大林奖金。

    绥拉菲莫维奇于1949年1月19日在莫斯科逝世。他是中国读者最喜爱的苏联作家之一。他的名著《铁流》早在1931年就由曹靖华译成中文出版，鲁迅在译本的序言中曾称赞它是“鲜艳的铁一般的鲜花”。

    高尔基

    高尔基早期的创作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他的笔名。1868年3月28日，他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罗德城。

    高尔基一生写了几百篇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浪漫主义作品，另一类是现实主义作品。

    他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以及《少女与死神》、《小仙女与青年牧人》是最早的几部浪漫主义作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自由和爱情的主题来反映社会中的问题。

    在《马卡尔·楚德拉》中，高尔基通过老茨冈马卡尔讲故事的方法，以浓郁、豪放的浪漫主义手法，刻画了两个坚强不屈的性格。青年左巴尔和少女拉达彼此相爱，对于他们来说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是自由。在爱情、生命、自由三者中选择，他们选择了自由，抛弃了爱情甚至生命。

    1892年，高尔基写了另一篇美丽的爱情诗《少女与死神》。他以轻快、鲜明、优美的文笔刻画了3个形象：沙皇代表社会的黑暗势力，死神代表自然界的恶势力，而少女则是爱情的象征，是人的力量的象征。沙皇败了回来，路过一个村庄，听见一个正在恋爱的少女欢乐的笑声，他非常气愤，命令士兵把少女交给死神。但这个少女既不害怕沙皇，也不理睬死神，在爱情的力量下，死神终于让了步，允许少女继续留在人间。《少女与死神》歌颂了爱情战胜死亡，善良战胜邪恶。这首诗实际上歌颂了人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捍卫了人间的不可剥夺的幸福权利。

    《小仙女与青年牧人》写的是林中小仙女被放牧人的歌声所吸引，不顾母亲和姐姐的劝说，终于来到草原的故事。最初，由于草原生活的新奇和与牧人的爱情，小仙女感到很开心，也很满足，后来暴风雨突然来临，草原上雷鸣闪电，大雨倾盆，小仙女的幸福感顿时一扫而光。她虽然仍然爱着青年牧人，但更向往在母亲身边的生活，于是她来到森林，却发现母亲已经不幸死去，自己遭到姐姐们的责备与冷遇。后来，在青年牧人的歌声的召唤下，小仙女又回到了草原。欢乐的春天和夏天很快过去，阴晦可怖的秋天即将来临，她感到在草原上孤独、恐惧，牧人也为失去自由而闷闷不乐。最后，小仙女终于在忧虑和惊惶中死去。作品赞美了对理想的不倦追求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谴责了对舒适、恬静、消极的生活的眷恋。

    90年代中期，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和现实生活对作家的启发，高尔基浪漫主义作品中的社会主题和正面形象越来越具体化。1895年发表的《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标志着高尔基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进一步发展。在这两篇中，作者转向对生活意义的具体探讨。这两篇作品可称为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伊则吉尔老婆子》是由两个民间传说和一个生活故事共同组成的。第1个是关于腊拉的神话传说。腊拉是雄鹰和少女生的儿子，长期离群索居，形成孤傲、自私的性格，他杀死了一个拒绝他爱情的女子，人们惩罚他永远过孤独的生活，最后他变成了一个空虚、黑暗的影子。高尔基通过这个神话传说谴责了极端个人主义。

    第2个故事描写的是伊则吉尔的一生。她年轻时美丽健壮，向往自由。本来可有所发展的，但她没有正确的生活目的，只追求个人享乐，虚度青春年华，老来成了“一副赤裸裸的骷髅”，也几乎是个影子。作者通过她的一生指出了个人主义的害处。

    第3个是关于丹柯的传说。古时候有一族人住在茂密的树林里。后来，一些异族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并且想把他们赶走。丹柯是一个勇敢的青年，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领着大家走出森林。当大雨来临时，林子一片漆黑，恐怖异常。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丹柯忽然抓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了他的心，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他的心燃烧得比太阳还要亮，整个森林被照亮了。人们走出了森林，而丹柯却死了，丹柯是高尔基理想的英雄，是他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最光辉的形象。作者通过丹柯歌颂了为集体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

    《鹰之歌》是老牧人拉吉姆在海边讲的一个故事。高尔基在作品中描写了美丽的，似乎正在深思的自然景色，造成了神话般的意境。第1章写了鹰和蛇的对话，第2章写出了蛇的独白，最后以波涛合唱热情赞许了鹰的奋不顾身的精神。

    《鹰之歌》中有两个不同的形象，即在奔腾的山泉上飞翔着的鹰，在潮湿的峡谷里俯卧着的蛇。鹰受了重伤，但仍爱辽阔的天空，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战斗、拼搏，它是追求光明，视死如一的革命战士的象征性的形象。

    而蛇与鹰截然不同，它对峡谷里那种“又暖和、又潮湿”的生活感到十分满足。它认为，“无论飞也好，爬也好，结局只有一个：大家都要躺在地里，变成泥土。”这象征着安于现状，害怕斗争，缺乏理想的小市民形象。

    热情的歌颂和无情的讽刺结合是这篇作品的又一独特风格。高尔基谴责了安于现状的蛇，热情地赞扬了英勇顽强的鹰。

    高尔基虽写了一些浪漫主义的作品，但现实主义的作品所占的比重还是最大的。他的现实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失业工人、流浪汉、苦力、乞丐、小偷、妓女等。他怀着同情描写他们的不幸生活，有时还表达他们的反抗精神。同时，他又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残酷、罪恶。

    高尔基也关注和同情妇女的命运。他把自己对妇女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妇女问题的思索写进了许多短篇小说。《有一次，在秋天》写的是作者在一个寒冷的秋夜同一个妓女的不期而遇。女主人公虽然饥寒交迫，无处栖身，却有着一颗淳朴善良的心。《醒悟》、《游街》、《鲍列司》描写了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因为烦闷无聊》的女主人公是车站的厨娘——阿琳娜，她快40岁了，从未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她对扳道员戈莫佐夫产生了感情。可是站长等人由于无聊，寻找开心，残忍地嘲弄了她的爱情。阿琳娜感到悲愤交加、无地自容，最后上吊自杀。高尔基对她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站长等人的市侩习气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作品风格是多种多样的。《童话》是以童话的形式描写了一位少女的身世。魔法师为报答少女的好意，同意她提出任何要求，于是她预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一生。她婚后勤劳肯干，为丈夫和孩子献出了青春、美貌，所有的一切，最后孑然一身，死后很快被孩子们所遗忘。高尔基在这个短篇中第一次提出了“母爱”的主题，后来成为他创作中的重要一部分。

    高尔基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品中，还怀着强烈的愤慨和同情，塑造了贫苦儿童的形象。不仅真实地反映帝俄时代儿童备受欺凌的苦难生活，并揭示了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

    《没有冻死的男孩和女孩》是一篇十分具有儿童特色的文学作品。作品描述了圣诞夜两个乞讨的孩子冒着严寒沿街乞讨的情形。他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圣诞节故事”的传统格式，不限于只写孩子们忍饥挨冻，却看重描写他们积极同贫困作斗争的勇敢精神。男主人公米沙丝毫不屈服于困难的环境，反而鼓励他的小女伴同严寒以及欺压他们的人作斗争。高尔基热情歌颂贫苦儿童那种英雄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

    《科柳沙》和《孤儿》两篇作品可以说是高尔基早期以儿童为主题的、最具悲剧性的作品。《科柳沙》的主人公是12岁的男孩科柳沙，他因家境贫困，故意撞马车，他以为这样可以得到过路人的同情和施舍，帮助家里渡过难关，没想到却白白地送了自己的命。作品很短，但科柳沙母子的形象却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孤儿》描写的是阴雨天在墓地的情景。一群神父在安葬了一位太太之后，为了几个戈比同马车夫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把死者临终前托付给他们的孩子忘在脑后。此时，哭肿了眼的孤儿独自站在墓地的十字架下，默默地望着这新坟，不时地叹着气。这篇作品写得较为深沉含蓄。

    90年代后期，高尔基的创作中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更加深刻了。这由于他参观了1896年在下诺夫戈德罗举行的全俄工业展览会，有了更多的机会观察商人的生活。他写了《钟》、《闲逸的生活》、《苦恼》等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和资本家精神空虚的作品。《钟》的主人公是个暴发户，是垄断全城政治经济命脉的头，他用剥削来的钱向教堂捐献了一口大钟。5年来，钟声震响四方，显示着“主人”的威严。但在复活节那天，钟不知为什么破裂了。商人深受震动，以为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高尔基是为了表明资本家事业的不巩固。

    《闲逸的生活》虽然只写一对开杂货铺的老夫妻日常生活中的一幕——晚上商店关门后他们算账时的情景，却给我们展现了两个贪婪、刻薄的资本家的丑恶面目。

    《苦恼》描写了一个终日感到痛苦无聊的磨坊主的生活。他从一个普通的劳动工人爬上了“主人”的地位后，对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对幸福的生活感到失望，他为了摆脱这种情形，整天酗酒放荡，寻欢作乐，逃避现实，结果使他更加苦恼，这是高尔基笔下的第一个对资产阶级事业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的人物形象。这是他最早描写资本家内心空虚的作品之一。

    流浪汉题材的短篇，在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作品中最为常见。《叶美良·皮里雅依》是高尔基最早描写流浪汉的作品之一。流浪汉叶美良已经40多岁了，不仅没有一个窝，连面包也没有一块。他长期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愿意雇佣他，他只能饿着肚子，到处流浪。

    叶美良由于环境所迫，也因为对富人的仇恨，曾经企图杀死一个商人，而当他手持铁棒在桥头等候的时候，来了一个悲痛至极，想投河自尽的少女。叶美良忘了自己原来的打算，怀着同情劝说这位失恋的少女，使她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在那黑暗、丑恶的社会背景下，这个不幸的流浪汉的心灵被刻画得纯洁而高尚。

    《我的旅伴》和《草原上》是两篇受到契诃夫和托尔斯泰赞誉的小说。《我的旅伴》中的夏洛克公爵是一个地主的独生子，他偶然参加到流浪汉的行列中，作者通过旅途中许多故事的描写和夏洛克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提示了他这个地主少爷贪生怕死、庸俗下流、懒惰无能等剥削阶级的本质。

    《草原上》，作者以辛辣的笔调鞭挞了一个自称为“大学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同几个伙伴在草原上过夜，趁别人睡熟之时勒死了生病的细木匠，抢走了他的钱财，逃跑的时候却把细木匠的手枪塞到一个同伴的怀里企图嫁祸于人。在这两篇作品中，高尔基描写了两种人，一种是寻求自由生活的流浪汉，他们心胸开阔，犷悍不羁，品质善良；另一种却是自私自利的人。

    《切尔卡什》应该是高尔基写流浪汉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开篇序曲中，作者以死气沉沉的大海、沉重的船只和刺耳的嘈杂声为背景，在以这海港为背景下，作者描写了两个流浪汉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切尔卡什是一个饱经沧桑、独立不羁的流浪汉，他雇用破产的农民加弗里拉深夜泛舟，盗卖码头上的货物。在紧张的走私活动中，切尔卡什表现出沉着大胆机智的样子，而加弗里拉却显得胆小迷信。但第二天分钱时，加弗里拉却起了贪心，想杀死切尔卡什，独吞巨款，切尔卡什轻蔑地把钱全部抛给了加弗里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觉得自己“尽管是一个贼，一个和一切亲属断绝了关系的流浪汉，却永远不会这样贪婪、这样下贱、这样忘乎所以。永远不会这样！”

    最接近《切尔卡什》的《马尔华》也是描写流浪汉的名篇。女主人马尔华在律师家当过厨娘，为了反抗妇女在家庭里的奴隶地位，她来到海边当了渔工。她和切尔卡什一样，向往自由生活。她既放荡，却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她虽然贫穷，却鄙视自私自利。她憎恶现实，对任何灾难都无所畏惧。作者歌颂了她那落拓不羁的性格，批判了狭隘自私的华西里父子。但马尔华的人物性格也有局限性，她并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也不知道怎样为自由斗争，只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安慰自己，她的反抗是无助无用的。

    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有一些人物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1896年的《柯诺瓦洛夫》中的主人公，柯诺瓦洛夫是一个烤面包的能手，他正直热情，当他听到有人朗读描写斯坚卡·拉辛的作品时，他那淡蓝色的眼睛像焰火般发着光，为拉辛受的苦难而放声痛哭，他对面包房里令人窒息的生活十分不满，最终走向了无边无际的草原和辽阔的大海，尝受了流浪汉的自由生活。但柯诺瓦洛夫的命运很悲惨，后来他开始酗酒、自暴自弃、忧郁的生活，最后竟然自杀！他的结局给人以十分沉重的打击，在他的内心里已有了反抗和觉醒的萌芽。

    高尔基为什么对流浪汉这么感兴趣呢？一方面是由于19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城市手工业者和农村的农民破产，沦落为流浪汉，当时描写流浪汉的非人生活，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议。另一方面，高尔基曾经在流浪汉的队伍中生活过，他很熟悉这种生活。他在下层人民中寻找正面人物时，发现大多数的流浪汉都爱好自由、敢于反抗、放纵不羁、重义轻财，他们在精神上不仅高于因循守旧的小市民，而且也远远高于资产阶级。

    高尔基在运用语言方面是一位要求极为严格的作家。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已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他力求形象生动、色彩鲜明、语言精炼，而且富于音乐的旋律。他广泛地运用了隐喻、象征、对比、讽刺、夸张和拟人化等艺术手法，善于用简练的文字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1897年，高尔基开始写长篇小说，1899年，他的长篇小说《福马·高捷耶夫》问世。1901年初，他又完成了中篇小说《三人》。

    《福马·高捷耶夫》的主人公福马出身于暴发商人的家庭，他继承了父亲的全部家产和事业，但他不愿和商人们同流合污。由于福马在同商人社会发生冲突之时，总是孤立无助，结果遭到了失败，被认为是危险人物。后来被送进了医院。

    高尔基在小说中出色地刻画了3个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福马的父亲是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从船老大变成一个大富翁的。他以超人的精力，在争夺金钱的斗争中，成为巨富。福马的教父是另一种类型的资本家。他的人生格言是：“不做吃人者，就要被人吃。”他比福马的父亲阴险得多，不但能够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而且会想方设法地去巩固这个阶级的地位，希望他所在的阶级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者。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福马少年时代的同学斯莫林，他继承了老一辈的做法，又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学了一套新的剥削劳动者、吞并弱小同行的本领。

    小说的主人公福马无疑是俄国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福马的父亲因为是晚年得子，所以对他特别宠爱。福马从小傲慢而胆大，他父亲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样子。父亲和教父在福马小的时候就教给他资产阶级的人生道理，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出色的资本家。但福马对这些却毫无兴趣，当他渐渐长大时，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所以他不满现实，在他的行动中，他的这种态度也流露了出来。

    福马的父亲死后，他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他成了百万家财的继承人，但是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不断地进行思索。他最苦恼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只为金钱而活着。他痛苦地探讨生活的意义，却找不到答案。他有强健的身体，旺盛的精力，但是却无处发泄。

    福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折磨着他，于是他的不满终于成为反抗。一天，在庆祝一条新轮船下水的宴会上，当他的教父同许多资本家举杯喝酒的时候，福马站出来痛骂全城的资本家：“你们这些恶棍！你们建立的不是生活，而是监狱！你们创造的是束缚人的锁链！你们是杀人犯……”正当福马痛快淋漓地揭发资产阶级罪行的时候，周围的资本家把他绑了起来。马耶金眼看吞并福马财产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宣布福马神经错乱，于是福马就被送进了疯人院。

    中篇小说《三人》通过贫民窟3个青年走的3条道路，描写了小城市居民的生活。

    其中的一个青年雅可夫是酒店老板的儿子，他性情懦弱，逃避斗争，想通过信教来打发日子，结果也就走上了绝境。

    另一个青年是铁匠的儿子工人巴维尔，由于接近了进步知识分子索菲亚，他走了光明之路。索菲亚是邮递员的女儿，革命小组的成员。她是《母亲》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先驱，是她把巴维尔指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小说中的主人公伊里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家庭。他没有什么奢望，只是想做一个小买卖人，住上一间屋子，娶上一个老婆。后来他爱上了一个妓女，却被妓女的抚养人，一个老财迷挖苦。第二天，他偶然走进了老财迷的店铺，一时冲动竟然把那个老财迷勒死了，顺手还拿走了几千卢布。从这以后，伊里亚的生活好像有了保障但是心里却充满了矛盾，他不满现存的社会，最后自杀，他的生活道路是不幸的。

    《三人》在当时赢得了读者，并获得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表扬。

    在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作家中，没有任何人像高尔基那样具有丰富而复杂的下层社会的生活经验，像他那样深刻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像他那样身受老板们压迫和剥削。高尔基的作品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

    欧洲爆发工业危机的19世纪末，俄国也同样受到了影响。

    1900~1903年的危机年代里，俄国有3000多家企业倒闭，10万多工人被解雇。工人失业，农村破产，工人运动大规模地开展，工人们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的口号。

    高尔基成为反对沙皇统治的文化主将之一。他开展广泛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积极投入到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列宁《火星报》创刊以后，他从这个报刊中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和斗争的力量。因为高尔基本人参加了革命实践，又接受了列宁的革命思想，他的文学创作逐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海燕》的出现，标志着高尔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海燕》这部作品中，高尔基把自然现象都赋予了某种社会意义。如狂风、雷、闪电、乌云等象征着黑暗的反动势力；海鸥、企鹅、海鸭等象征着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而太阳则是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海燕则是象征着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海燕是作品歌颂的中心形象。

    这首诗描写了暴风雨来临之前、暴风雨逼近和即将来临时的情景，在3幅自然画面的背景上，步步深入地刻画了英勇搏击，不畏艰险的海燕的形象。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到了欢乐。”

    作者描写了暴风雨来临之前群鸟的丑态，采用了讽刺的手法，衬托出海燕勇敢的战斗英姿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暴风雨来临了，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群鸟早已飞得杳无踪迹。只有海燕“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它由“飞翔”而“飞舞”，由“欢乐”而“大笑”，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最后，暴风雨迅猛来临：“狂风吼叫……雷声轰响……”当暴风雨一触即发之际，海燕作为“胜利的预言家”发出洋溢着战斗豪情的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海燕》是一首表现时代精神、歌颂革命理想、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战斗诗篇。这首诗发表以后，立即成为革命人民跟沙皇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沙皇当局十分害怕这首诗的影响，连忙封闭了《生活》杂志。1901年4月，又把已经患了重病的高尔基逮捕，并关进了监狱。

    高尔基被关进监狱这一事件，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义愤。抗议之声遍及整个俄国。沙皇政府不得不对公众抗议之声让步，在5月的时候将高尔基释放，改为囚禁在家中。

    尽管这样，沙皇政府仍然害怕高尔基与地下党、工人以及革命学生发生联系。9月的时候，沙皇政府把高尔基放逐到一个毫无生气的小城市。但是当时高尔基的病情十分严重，医生认为必须去南方治疗，因而沙皇对他的迫害当时并没有得到机会实现。高尔基的朋友们对当局施加的强大压力终于产生了效果，10月份，他去南方休养治病。

    在高尔基临行前，当地的革命青年巧妙地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来为高尔基送行。高尔基来到车站的时候，站台上已经聚集了许多学生和工人，群众高唱着革命歌曲，在与他们敬爱的作家告别。警察命令车子提前开走。火车在口号声中离开了车站：“高尔基万岁！”“言论自由万岁！”“打倒专制主义！”

    1902年5月~9月，高尔基被流放到阿尔扎马斯。这里的居民，除了已经退休的公务员和教士，其余的都是商人。专制政府把高尔基流放到这里的原因是为了使他不再宣传革命。

    从1902年9月开始，高尔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活动联系得更为紧密，经常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有来往，他还及时地阅读列宁的《火星报》。他丝毫不畏惧警察的严密监视和迫害，对《火星报》给予大力的帮助，还为《火星报》筹集资金。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高尔基坚定地站在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我真诚地、永远地忠实于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对工人阶级能最终地战胜‘旧世界’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无论是在俄国的文学史上，还是在高尔基自己的活动中，高尔基几年来在《知识》出版社和《星期三》文学联合会的活动都有很大的意义。他在1900年参加了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的工作。他们在政治上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在文学创作上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这是当时进步文学的核心。

    《星期三》文学联合会由一批与《知识》出版社有联系的莫斯科作家组成。高尔基是这些团体的思想上的领袖，在他们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作家。丛刊第一集中发表了高尔基的长诗《人》，这首长诗是《知识》丛刊带纲领性的作品，诗中进一步发展了高尔基在《底层》中提出的革命人道主义思想：必须反抗压迫，维护人的尊严，相信人民的创造力量。从此以后，高尔基还在丛刊中发表了剧本《消夏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小说《母亲》、《夏天》等重要作品。

    进入20世纪后，高尔基想利用舞台来宣传革命，因此他开始写剧本。高尔基最开始写的剧本是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活动分不开的，它们之间有着紧密联系。

    1898年，在俄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的情况下，富有革命精神的革命戏剧家斯坦尼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柯创办了这个剧院。这个剧院坚持上演有高度思想性的现实主义剧目，是帝俄时代戏剧革命的先驱。

    1901年，高尔基为这个剧院写了第一个剧本《小市民》。《小市民》描写的是帝俄时代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一家过着空虚的生活。

    老别斯谢苗诺夫是一个专横顽固、愚昧无知、害怕新生事物的保守人物。他是一个宗法式的、保守的小市民典型。他的儿子和女儿则是“文明的”市民。他的儿子虽然表面上不满意他的家庭，还有社会，而且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给开除了，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后悔了。他的女儿则苦闷无聊，想自杀又没有成功，也渐渐地和她的父亲妥协。

    别斯谢苗诺夫父子之间的冲突是表面的、不真实的。剧本的真正冲突是这一家人和养子工人尼尔之间的冲突。火车司机尼尔是剧中的主要人物。他乐观热情，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相信工人阶级一定会成为生活的主人。因此他说：“谁劳动，谁就是主人。”他富有改造生活的激情，宣称“没有不变的火车时刻表。”他也知道，要通过斗争才能够改变现存的制度。他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革命无产者形象。

    高尔基剧本的影响使沙皇政府十分恐惧。《小市民》这个戏剧，直到1920年10月，莫斯科艺术剧院才获准演出。观众把《小市民》当成了政治宣传书，对它表示了热烈的欢迎。2个月以后，莫斯科艺术剧院又演出了高尔基的第2个剧本《底层》，观众对它的反应比第一个更为热烈。

    高尔基自己说过，《底层》是他20年来观察流浪汉生活的总结。

    首先出现在观众观众面前的一幕是“一个像窑洞一样的地下室”，一幅阴森可怕的墓地图景。这里居住着一群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他们在这里仍然摆脱不了被剥削的命运。夜店的老板是一个残暴的吸血鬼，他剥削、压榨着每一个房客，老板娘是比她的丈夫更贪婪、狠毒，想借刀杀害她丈夫的女人。

    夜店的房客是同老板们相对立的。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尽管这些人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些健康的东西。贝贝尔坚强、有毅力、心胸开阔，幻想过另一种生活。娜思佳向往着纯真的爱情。锁匠克列士勤劳正直，戏子则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浪漫主义者。

    剧本告诉人们，像专制俄国这样摧残和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厉的控诉。

    鲁卡是一个外表善良、对人亲切的老人。他处处都安慰别人，向人们散布着幻想。可是在第3幕的结尾，在一场斗殴打架中，娜达莎被打得半死，贝贝尔一怒之下打死了老板，夜店一片混乱，这时鲁卡却不见了。

    在第4幕中，剧情的发展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鲁卡劝说贝贝尔去西伯利亚寻找“黄金宝地”，但是贝贝尔却是作为一个犯人去西伯利亚服苦役。鲁卡对戏子说，某地有一所免费治疗酒精中毒的医院，但是戏子却上吊自杀了。鲁卡所宣扬的那条与现实妥协的道路证明是根本行不通的。

    《底层》表现了高尔基戏剧创作的许多重要特点。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异乎寻常的情节和舞台效果，但却带有深刻的哲理性质。在《底层》中，作者没有着重描写流浪汉的个人生活，但却强调他们的个人特征。

    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演出《底层》时，高尔基亲自出场观看。整个演员队伍是人才济济。剧本新颖而深刻的内容和演员们的出色演艺使演出获得了辉煌的成功。据说当时观众都欣喜若狂，一再向作家欢呼，高尔基亲自出场答谢15次之多，当最后一次高尔基独自出场的时候，全场掌声如雷鸣，加上一片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小市民》和《底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把高尔基称为“艺术剧院的社会和政治路线的创始者”，因为《底层》的上演使下层人民群众登上了戏剧舞台。

    高尔基中期的创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争夺太平洋上的统治权和瓜分中国的斗争。但是沙皇政府在远东进行侵略的时候，却遇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在战争中遭到惨败，进一步暴露了专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同时也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的工人们怀着向沙皇寻求保护的想法去冬宫游行。他们抬着沙皇的相片，举着教堂的旗帜，唱着祷告的歌曲，带着致沙皇的请愿书向冬宫走去。

    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竟然下令枪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这天有1000多工人被沙皇军队击毙，2000多工人受伤，彼得堡的街道染遍了工人的鲜血。

    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有名的“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标志着革命风暴的来临。在这支工人队伍中，高尔基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听到了开枪的信号，听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愤怒斥责，亲眼目睹了这幕流血惨剧。高尔基非常愤怒，回到家里立即写了《致全国公民及欧洲各国舆论界的控诉书》。他痛斥彼得堡大街上发生的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杀，大胆揭露凶杀的主犯是沙皇。控诉书最后说：“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暴行。我们要唤起全国人民，以迅速的手段、坚毅的精神、团结奋斗，一致反对专制政治。”

    控诉书的手稿，落到了沙皇警察的手中。他们认出这是高尔基的笔迹。“流血星期日”后的第2天，高尔基被捕，被押送到了彼得堡，关在了彼得堡罗要塞里。

    面对高尔基被捕这一事实，整个欧洲似乎都要站出来为这位作家辩护了。

    法国著名人士联名电慰高尔基，当时的俄国刚被日本打败，威望一落千丈，加上国内各种困难重重，所以不得不对各国的呼声加以考虑。沙皇政府无奈再一次让步，将高尔基释放了出来。

    即使是在监狱里，高尔基还是写了剧本《太阳的孩子们》，这个剧本和《消夏客》、《野蛮人》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剧本。高尔基在这些剧本中，一面揭露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消夏客”、“野蛮人”，一面又刻画了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肯定了他们的正确道路。

    高尔基患有肺病，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肺病又严重起来，出狱之后，他不顾当局的限制，去克里米亚养病，但是他被那些宪兵们严加监视。

    即使是这样，高尔基还是与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联系。

    高尔基第一次见到列宁是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的前夕，他们是在彼得堡的一次讨论武装起义和《新生活报》的秘密会议上见面的。《新生活报》在战斗的环境中出了5个星期，警察经常从报贩身上，甚至从买报者身上查到报纸，也禁止报摊和商店出售它。12月初，这份报终于被查封了。但在高尔基的促进下，莫斯科又筹备了另一份布尔什维克报刊——《斗争报》。这份报纸在准备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高尔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那是1905年的下半年，在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日子里，高尔基一直住在莫斯科，给起义者提供资金和武器，反动的黑色百人团企图加害于高尔基。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专门派遣了一支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来保卫高尔基的住宅。

    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了。1906年1月，高尔基写了《致全国工人的信》，这封信的打印稿，传遍了整个俄国。高尔基在信中写道：

    “……无产阶级虽然受到损失，但并没有被敌人打败。革命已经被新的希望巩固起来，革命的力量大大得到扩克……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向着决定性的胜利前进……”

    1906年2月，高尔基秘密从芬兰出发经过瑞典、德国、瑞士和法国，最后前往美国。

    高尔基在柏林的时候，为俄国革命作了许多宣传工作。他还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德国人民把他看成俄国革命的象征来欢迎他，而不仅仅是一位作家。美国舆论界对于俄国同日本作战以及压迫本国人民的行为都非常反感。“流血星期日”惨案发生以后，高尔基的名字多次在美国报刊上出现，引起许多人的同情。高尔基一到美国，数千人去码头上欢迎他，各报都在头版用大字刊登高尔基到达美国的消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代表美国文学界参加了欢迎他的盛会。

    因为高尔基在美国的影响很大，所以沙皇俄国驻美大使馆费尽心机地破坏高尔基的威信。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高尔基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准许上岸。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这时，俄国大使馆收买了黄色报纸大肆诽谤高尔基，说随高尔基来美国的那位夫人不是他合法的妻子。这样一来，他们居然达到了目的。高尔基在美国的声誉立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纽约的旅馆拒绝租给高尔基和他的夫人房间居住。这件事情使美国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这种迫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都写信来安慰高尔基，许多人还邀请他们去自己的家里去住。最后，高尔基和夫人接受了马丁夫妇的邀请，搬进了他们的别墅。

    因为俄国大使馆的迫害，高尔基为革命筹集的资金没有能够达到预定的数目。但高尔基始终是斗志不减，丝毫没有被遇到的困难吓倒。

    1906年春夏两季，高尔基在马丁夫妇的别墅的领地，写了政论集《我的会谈录》和《在美国》。前者包括6篇讽刺性的抨击文：《高举自己旗帜的国王》、《美国的法兰西》、《俄国沙皇》等，后者包括《黄色魔鬼的城市》、《无聊的王国》、《暴民》。也在这时，高尔基完成了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的第一部。

    剧本《敌人》以1905年初莫洛佐夫工厂发生的事件为素材，这是一个描写工人“暴动”的剧本。

    这个剧本讲述的是：某工厂有两个厂长。一个叫米哈伊尔，一个叫札哈尔。工人们要求开除一个作恶多端的工头。如果厂方不同意，他们就要罢工。刚刚休养回来的厂长米哈伊尔闻讯后大怒，责怪札哈尔做事不果断，把工人们都给惯坏了。他认为宁可关闭工厂，也绝不能让工人们得寸进尺。因为工人们已经散发了很多传单。可是札哈尔怕这样做会闹出乱子，所以很是犹豫。

    工人代表请求厂长同他们商谈。米哈伊尔却对工人们大发雷霆，最后竟然还拔出手枪来威胁工人。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一个工人夺过手枪把厂长打死了。

    米哈伊尔死后，他的妻子大吵大闹，认为是因为札哈尔的犹豫不决和软弱使她的丈夫被杀害。但是札哈尔害怕把事情闹大了，所以决定工厂继续开工。

    这个剧本中，最反动的是米哈伊尔夫妇和他们的弟弟尼古拉，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另一类是札哈尔这样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试图用欺骗手段调和阶级矛盾。他和米哈伊尔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真实的。第三类是和哈尔的弟弟那种不愿当资本家，也不愿接近工人，终日无所事事的人。

    在工人方面，最突出的人物是工人代表辛佐夫，他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的事业他忠心耿耿。他明知道自己会被逮捕，但还是留下来与工人们共度难关。其他的工人也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团结互助的精神。青年工人阿基莫夫出于对厂长的仇恨而开枪打死了厂长，他的家庭负担很重，这时另外一个青年工人自愿充当他去入狱，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顾全大局、富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的品德。这个剧本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可能上演的，因为它是一部歌颂工人革命斗争的剧本。

    《敌人》这部作品比《小市民》又大大迈进了一步。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高尔基在国内外进行的革命活动和创作活动使他不能回国。1906年10月，他从美国来到意大利，成为一个流亡国外的政治分子。

    1907年春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5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邀请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布尔什维克路线取得了胜利。

    高尔基在后来的回忆录《列宁》中描写了列宁在会议期间给他的印象：

    “‘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那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高尔基说出了他对列宁的主要印象：“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素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

    通过这次会议，高尔基对列宁有了一定的了解，高尔基更深刻地认识到列宁是唯一一位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大会以后，列宁和高尔基都旅居国外，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早在1905年，高尔基就开始准备写小说《母亲》。这部小说的第1部是在1906年9月在美国完成的，第2部则于1906年底在意大利完成。

    《母亲》的人物和素材来自真人真事。1903年，一批革命工人举行了五一游行。游行的组织者工人扎洛莫夫被捕，他的母亲安娜继续儿子的事业。后来扎洛莫夫在法庭受审时发表了演说，他被判决终生流放。他在监狱里的时候，高尔基给了他极大的关怀，鼓励他和同志们不要害怕审讯。扎洛莫夫被流放后，高尔基又和他通信，每月寄钱给他。1905年，扎洛莫夫从流放地逃回来，专程去芬兰会见高尔基。高尔基询问了他的生活和革命活动情况。《母亲》就是以索尔莫沃的工人运动为背景，以扎洛莫夫母子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写成的。但是作者并没有只限于写真人真事。他根据1905年革命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概括地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的革命运动，使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第一次进入了文学领域。

    《母亲》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就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在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下，工人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巴威尔·符拉索夫是高尔基精心刻画的革命英雄。巴威尔生活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跟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他迅速找到了献身于工人解放事业的光明大道。

    巴威尔和工人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勤奋地学习革命理论，懂得了资本家的剥削是工人痛苦的根源。随后他在工厂里散发传单，向工人做宣传工作。他意志坚强，头脑清醒。不但赢得了工人小组成员的爱戴，而且使工人群众对他充满了敬意。

    巴威尔在革命斗争中，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和群众一起成长。在“沼地戈比”事件中，工人们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但是大多数工人只知道同厂主进行经济斗争，并不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巴威尔代表先进工人，积极站出来领导这场斗争。但是，由于巴威尔还缺乏领导斗争的经验，加上当时的群众还没有觉醒，所以，最后斗争还是以失败告终，巴威尔也被捕入狱了。

    通过这场斗争，加上监狱生活对巴威尔的磨炼，巴威尔逐渐掌握了如何去斗争。出狱以后，巴威尔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的工作，为举行五一游行做准备工作。反动派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来镇压群众的这次游行。但坚定勇敢，毫不动摇的巴威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武装警察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巴威尔因为领导了五一游行而再次被捕入狱。在敌人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他丝毫不畏惧，并且在法庭上发表了义正辞严的演说。他大力宣扬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即推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宣判了旧世界的死刑。这个时候的巴威尔已经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理论修养成熟的革命者。

    世界文学中第一个高大的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是高尔基笔下的巴威尔。高尔基突出地描写了他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英雄气概。在任何严峻的考验面前，巴威尔总是一马当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无论是面对蛮横无理的厂主，还是沙皇的爪牙，或者是在法庭上，他都毫不畏缩，英勇无畏。高尔基通过巴威尔这个形象，成功地表现了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过程和高尚的无产阶级品德。

    《母亲》中的中心人物是巴威尔的母亲尼洛芙娜。高尔基生动地描写了这位灾难深重的普通工人的妻子和母亲觉醒的过程。母亲开始是一位普通劳动妇女，她受尽折磨，逆来顺受，胆小怕事。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在政治上又毫无权利，还经常被丈夫打。

    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形象，在她的儿子和革命同志的影响下，她的精神面貌逐步发生了变化。在儿子第一次告诉母亲，他在读“禁书”的时候，母亲感到十分的害怕。但是工人小组在家里的革命活动使她慢慢地受到启发，觉悟有所提高。她逐渐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狱中与儿子见面的时候，她因为自己参加了这一工作而感到自豪。

    五一游行的时候，母亲和儿子一齐走向了街头。她被儿子和同志们的行动所感动，她亲身体会到了革命的正义性，真理的无穷力量，因此使母亲更自觉地投入到革命的活动中来。

    在巴威尔第2次被捕后，这时的母亲已经是一位有着高度觉悟的革命工作者。她扮成各种女人，如修道女、小市民或女商贩，带着传单和革命书刊奔走于市镇和乡村。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更加提高了母亲的觉悟。小说的结尾，母亲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散发印有儿子演说稿的传单，不幸在车站被暗探围住。这时，她勇敢地把传单散发给车站上的群众，不顾暗探的毒打，她大声地疾呼：“大家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呵！”

    母亲是20世纪初俄国正在觉醒的革命群众的艺术典型。作为先进工人代表的巴威尔和革命群众代表的母亲，这两个光辉的形象以不同的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

    在世界文学史历程上，《母亲》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它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小说的情节是革命运动的产生、扩大和蓬勃发展。它具体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

    可以说，高尔基是在《母亲》这部作品中奠定的新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母亲》标志着高尔基在正面人物描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06年的某天，高尔基乘坐着纽约驶来的一艘远洋巨轮开进意大利西海岸的海湾，来到了风光明媚的南欧胜地——那不勒斯城。

    高尔基作为俄国的著名作家，在20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意大利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高尔基到达那不勒斯城的第一天晚上，来到剧场观看话剧的时候，大厅里的灯都亮了起来，演员们从幕后走了出来，观众也都纷纷起立，向高尔基欢呼：“高尔基万岁！”“俄国革命万岁！”“打倒沙皇！”乐队演奏马赛曲，整个剧院都在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这是一个热情的城市。在高尔基来到的第3天，这个城市的无产阶级组织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周的时间匆匆而过。高尔基一心渴望参加工作，于是他离开了美丽的那不勒斯市，选择了幽静的喀普里岛，定居在那里，以便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

    高尔基就是在这个美丽的小岛上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母亲》第2部。他在这个小岛上生活了7年，一共写了6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3本短篇小说集，5个剧本和若干短篇小说。他每天从清晨起床就开始写作，每天要坚持工作14个小时左右。他每天写到下午2点钟左右，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晚上再坚持写作若干个小时。他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坚持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他休息的时候会在岛上旅行，洗海水浴和捕鱼。晚上有时候会在家里或朋友家举行音乐晚会或文学作品朗诵会等活动。

    高尔基一直非常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自己的独生子马克西姆的深切关怀中体现出来。高尔基尽自己的努力培养儿子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感情，热爱人民，热爱大自然。在他的儿子马克西姆第一次离开喀普里后，高尔基给他写了一封信：

    “你走了，而你栽的花，还留着，还在生长，我看见这些花，就愉快地想，我的好儿子走后在喀普里留下了一些好东西——花。”

    “如果你随时随地，在你的一生中只给人们留下好东西——花、思想和关于你的美好回忆，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轻松愉快。那时你会感到自己是别人所需要的，这种感觉会使你的心灵丰富起来。你要知道，给予永远比取得更为愉快。”

    高尔基对待儿子，既是一位慈父，又是一位知心的朋友。高尔基给儿子的信总是写得真挚亲切，从不用教训的口吻，字里行间充满着幽默感和对儿子的爱。

    高尔基在喀普里居住的时候，正是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沙皇政府疯狂镇压革命，大批革命者惨遭屠杀、监禁和流放。大部分革命的“同路人”消沉、变节。在哲学方面，“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时髦。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大量赞美变节的反动作品。面对这种状况，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他对充斥于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反动逆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高尔基写了揭露专制警察政权的中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剧本《最后一代》，写了批评文学界悲观情绪的政论文《个人的毁灭》、《论犬懦主义》。

    革命道路却是崎岖坎坷的，谁也无法摆脱曲折的道路。在这场斗争中，高尔基在思想上也犯过错误，为了争取和教育高尔基，列宁在这些年间两次来喀普里进行访问。第一次在1908年，第二次是在1910年。

    1907年的伦敦党代会之后，高尔基和列宁之间虽然建立了友好的通讯联系，但1908年4月间的这次会见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很不轻松。因为这时在喀普里同高尔基在一起的，还有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是3个在政治上要求党放弃公开合法的斗争机会，召回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因而被称为“召回派”。在哲学上，他们攻击唯物主义，宣传“寻神论”和“造神论”，即寻找和创造一种新宗教，使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

    高尔基受了他们的影响，也主张“造神论”，而且，在高尔基的心目中，这3个人是知识渊博、极有才干的“大人物”，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没有他们。

    而此刻的列宁正在紧张地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各种各样气焰嚣张一时的修正主义思潮进行反击。但列宁懂得，这是高尔基思想探索中一个复杂的时期，而对于党和无产阶级来说，争取高尔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列宁暂时中断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写作，来到了喀普里。

    列宁一直把对高尔基的态度与其他意见有分歧的人区分开来，他对高尔基采取了特别耐心的态度。列宁在喀普里岛一共住了6天，每天都是在同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激烈的论战。而列宁此刻也不能说服高尔基。

    1910年6月，列宁第2次来到喀普里。这次会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由于高尔基这时的政治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看到了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哲学是修正主义的，认识了“造神论”的危害。其次，过去的多次会见周围总是有许多人，这次他俩有机会单独相处，时间还比较长。会见是愉快的，气氛十分融洽，对双方都有良好的作用。他们经常促膝畅谈，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高尔基把自己的创作计划告诉了列宁。他接受了列宁的劝告，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写作推迟到革命胜利以后。高尔基还向列宁讲了许多故事，谈到自己的故乡，谈到伏尔加河，谈到他的童年和外祖母，谈到他的少年时代和流浪生活。列宁专心致志地听他讲，那双眼睛充满了真诚与友爱。

    这一次，列宁的喀普里岛之行是愉快的。高尔基陪同他游览了岛上的古迹：14世纪岛上一位封建主建筑的修道院；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提庇留宫殿的遗址。

    高尔基陪列宁攀登维苏威大山，目睹冒着滚滚浓烟和汽团的火山口的奇景壮观，参观了庞贝城的遗址。用高尔基自己的话来说列宁是这样的，列宁是“一位极好的同志，一个愉快的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怀着强烈的无穷无尽的兴趣，对于人们抱着异常温和的态度。”对于高尔基来说，列宁是最理想的人。

    这次访问使列宁对高尔基更加了解了，因此也更加信任他。正因为这样，在1913年，当高尔基在《再论卡拉玛佐夫气质》一文中重复“造神论”的错误时，列宁立即坦率地给他写了两封信，严厉批评了高尔基的错误。列宁指出，任何“神的观念”都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和工人”的工具，“美化神的观念，也就是美化他们用来束缚落后工人和农民的锁链”；主张“造神论”就是“拿最甜蜜的、用糖衣和各种彩色纸巧妙地包着的毒药”去诱惑小市民的灵魂。高尔基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在再版这篇文章时候将有关“造神论”的段落删除。

    意大利的喀普里，是高尔基各方面都成熟的时期。

    在这个期间，高尔基同国内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建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同时还有一些革命者也络绎不绝地来喀普里访问他。

    这一时期的高尔基，在创作上也是一个丰收期。这时写的重要作品有《夏天》、《奥古洛夫镇》、《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童年》以及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怪人》、《崔可夫一家》等。

    1909年，高尔基创作了中篇小说《夏天》，这部作品表现了俄国农村的觉醒。小说通过一位职业革命家到农村中进行革命宣传等活动，反映了在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农村进步力量的成长。作者塑造了一批先进的农民形象，也揭露了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小说以革命家的被捕而结束，虽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进行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期，这时期很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是描写偏僻城镇小市民的作品。高尔基构思的以奥古洛夫镇为中心的3部曲就是这样的作品。中篇小说《奥古洛夫镇》和长篇小说《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是3部曲的前两部。

    《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描写了小市民玛特维和他父亲的一生，从19世纪60年代直到1905年革命。《奥古洛夫镇》展示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小市民世界。这些作品描绘了半个世纪以来小市民世界的停滞生活，1905年革命打破了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

    高尔基认为，所谓“奥古洛夫精神”是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保守、自私、涣散的俄国的集中表现。这在当时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但高尔基在这些作品中对小市民的反动性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估计过高，而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却估计不足。这种看法与高尔基在当时的错误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1911年底，高尔基创作了《意大利童话》，这时的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革命运动重新在高涨。

    《意大利童话》这个集子由27篇美丽的童话故事组成。它描写的是意大利的自然景色、人物和生活。从古代传说、乡土风情，一直到里巷琐事。作者虽然写的是意大利的生活和自然景色，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俄国及欧洲新的革命高涨。

    高尔基的肺病这时越来越严重了，这使他不得不推迟回国的日期。高尔基只好去意大利的北部去养病。非常幸运的是，为他治病的医生成功地运用了一种新疗法，病情很快地好转了。

    1913年12月底，这时正是革命重新高涨的时刻。高尔基离开了喀普里向他的祖国归来，结束了一段异地漂泊之旅。刚刚归来的他尽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同时也立即受到沙皇宪警的监视。

    高尔基，一位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又将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开始新的耕耘。

    高尔基后期的创作

    1913年底。高尔基回国后，在彼得堡距离不远的一个芬兰村庄——穆斯塔米亚住下来了。这样，他与年轻作家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高尔基在《论自学的作家》一文中曾经说过，还在喀普里的时期，从1906~1910年，他就阅读过“民间作家”寄给他的400多部手稿。1914年，他主编第一部《无产阶级作家文集》。

    高尔基对青年作家是十分爱护和关怀的。十月革命前夕步入文坛的谢苗诺夫斯基、弗谢渥洛德·伊凡诺夫、马雅可夫斯基等都受到高尔基亲切的教诲。

    一位青年作家弗谢渥洛德·伊凡诺夫原是西伯利亚某个城市的排字工人，爱好文学，尤其热爱高尔基。1916年，他贸然将自己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寄给高尔基，高尔基很快给他写了回信，赞扬小说是“很好的作品”，答应将它收入《无产阶级作家作品集刊》，并热情地鼓励伊凡诺夫：

    “您无疑是一位有才华的人，您的文学才能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如果您不想埋没自己，不愿把精力无益地浪费在琐事上，您就应该认真努力自修。您的文字不大通顺，您写了许多错别字。您的语言虽然鲜明，但词汇贫乏……我劝您要专心地学习！要读书，要研究别具风格的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艺术手法。列斯科夫的词汇尤为丰富……总之，您应该认真提高自己……不要写得太多。宁可少写，但要写好。”

    对于少年儿童的成长，高尔基也一直是非常关心的。1916年前后，他打算请国内外著名作家为13~18岁的青少年写一套名人传记，由他主持的《帆》出版社出版。他想请挪威航海家南森写《哥伦布传》，英国的作家威尔斯写《爱迪生传》，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生物学家季米里亚采夫写《达尔文传》，他自己写《加里巴的传》。

    在这个时期，高尔基继续写他的自传体小说3部曲。1914年完成了3部曲的第3部即《在人间》，全文发表在《纪事》杂志上。

    1912~1917年间，高尔基创作了《俄罗斯浪游散记》。书中包括29个短篇，都是根据高尔基年轻时的经历和见闻写的。

    《一个人的诞生》是这部作品的第一篇文章，因此带有纲领性。故事发生在1892年这个饥饿年。

    讲故事者和一群“饥民”曾在苏呼姆修筑公路，完工以后准备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做工。旅途中，“饥民”中一位孕妇掉了队，马上要生孩子。讲故事者听到树林中有人哭泣，于是他对这位产妇产生了怜惜之情，便代替助产士帮她接生。婴儿平安出生，母亲感到十分的幸福、高兴。

    小说的结尾，讲故事者抱着新生的婴儿，搀着这位母亲，继续向前走去。

    作品似乎告诉读者，尽管目前人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今日诞生的人应该过上另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

    在这部作品中，第27个短篇《大灾星》也是颇为著名的作品。

    《大灾星》讲述的是在一个闷热的夏夜，讲故事者在市郊荒凉偏僻的胡同里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情景：一个女人在雨水中一边哼着歌曲，一边跺着脚。讲故事者把这个喝醉了的女人送回了家。原来她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女工，她的家在地窖里，家中还有一个患病的小儿子。这个女工虽然面容已经被毁坏，但她却是一个善良、朴实、乐观的人，也是一位热爱儿子的伟大母亲。孩子虽然有疾病，但却是一个天真、可爱、热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孩子。

    同高尔基的早期短篇相比，这些作品的技巧更为成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书中的人物也有着独特的、鲜明的性格。

    但是，高尔基也有其思想的局限性。

    高尔基的局限在于是他认为在文化和科学都很落后的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且反对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因此他对列宁提出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表示怀疑，否定十月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在起义取得胜利以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对态度。

    高尔基对俄国各阶级的错误分析，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革命主要任务的错误认识是高尔基激烈地反对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

    高尔基否认农民的革命性，认为工人阶级只有撇开农民单独同知识分子结成联盟，才能掌握政权。然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却认为，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争取政权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唯一出路，也是进一步发展文化的首要前提。

    高尔基只能看见生活中的阴暗面，却看不见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最初日子里所做的大量工作。

    列宁一面严厉批评高尔基的错误，一面却坚信高尔基必定会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许多工人和红军战士纷纷给高尔基写信，或去拜访他，希望他回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

    然而，十月革命之后将近一年，高尔基才同列宁见面，这发生在列宁被刺之后。

    高尔基后来在回忆录《列宁》中，描述了他同列宁的这次见面的情景：

    “我们的会见是很友好的，但是毫无疑问，亲爱的伊里奇明察秋毫的锐利的眼睛，是带着明显的惋惜神情注视着我这个‘迷路的人’。”

    就像1910年在喀普里的时候一样，高尔基又回到了列宁的身旁。高尔基重返革命行列，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现实生活的教育和列宁的帮助使高尔基逐步认识自己的错误，他积极参加了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建设。

    高尔基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以后，致力于拯救文化的工作。他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艺术和历史文物保管委员会。

    高尔基不仅重视保护历史遗产，而且努力保护活着的科学家、作家、诗人等对文化有贡献的人，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促使他们为苏维埃政权服务。

    高尔基作为一位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他的言论在国外有相当的影响，使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了解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

    在文学创作方面，高尔基于1918年发表了回忆柯罗连科的片断和短篇小说《我怎样读书》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1919年发表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

    这篇作品的重点是展示托尔斯泰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它是由1900年以后与托尔斯泰接触时所写的日记，以及1910年托尔斯泰逝世后所写的信札等组成的。

    高尔基一方面对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精神上的恭顺和宗教信仰都感到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对托尔斯泰热爱生活的态度和惊人的文学才能表示高度的崇敬。

    这篇作品是高尔基深刻而且大胆地刻画这位伟大作家的矛盾形象的艺术杰作。

    这是高尔基迷途知返的一段旅程，作为一位革命文学家，失误是难免的，但他一直是一位人民群众的坚定的革命战士。

    繁忙的工作和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使高尔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乐观。1921年夏天，高尔基的肺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列宁写信坚决地劝他出国去治疗。在列宁的劝告下，高尔基去德国养病。

    高尔基在德国和捷克的两年半期间，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但他的创作热情却在急剧增长。这期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我的大学》，还部分完成了《回忆录》、《日记片断》和《一九二二—二四年短篇小说集》。

    《我的大学》标志着作家创作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高尔基在发表《我的大学》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带自传体性的短篇小说和回忆录。

    《守夜人》反映了高尔基第一次漫游俄罗斯途中在多布林卡和博里索格列勃斯克两个火车站当守夜人的生活。

    《柯罗连科时代》写了第一次漫游后返回故乡的生活以及他与柯罗连科最初的几次会面。

    《论哲学之危害》描述了1890年高尔基跟随一位学化学的大学生学习哲学的情景。

    《柯罗连科》主要是写第二次漫游后作家与柯罗连科的交往，柯罗连科对他在创作上的指导和帮助。

    总之，在这组作品中，高尔基离开喀山后7年的生活得到了片断的反映。它们在时间上是《我的大学》的续篇，在主题上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了青年主人公进一步的思想探索。作者原来想将这组作品作为自传体小说的第4部，总标题叫《在知识分子中》，但他的这一构思没有能实现。

    《我的大学》和上述的短篇发表后，评论界肯定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指出这些作品对研究高尔基创作的重要作用。

    回忆录在高尔基20年代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高尔基一生中，共写过30多篇回忆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20年代写的。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他的逝世对于高尔基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高尔基心中想的只有列宁和俄国，他立即开始写有关列宁的回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列宁的逝世使我悲痛万分。我正在写关于他的回忆。我热爱他，对我来说，他没有死。这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人……他热爱并坚信自己的思想。他的死是非常巨大的损失。”

    列宁的去世使高尔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回忆与列宁相处的点点滴滴，他悔恨自己没有很好地接受列宁的帮助，于是发誓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坚决走列宁所指的道路，此后果然从未发生动摇。

    1924年春天，高尔基完成了一篇回忆列宁的文章，但他本人对它却很不满意。这就是著名的回忆录《列宁》。

    这部回忆录共有2部分。第1部分写革命前高尔基与列宁在伦敦、巴黎、喀普里的会见，第2部分写十月革命后2个人之间的接触。

    第1部分高尔基是从伦敦代表大会写起的，对这次大会的气氛及列宁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表现的坚毅和刚强进行了精彩的描写。

    接着，高尔基又写了同列宁在巴黎、特别是在喀普里的见面。作者从两方面来写列宁。一方面描写了政治家的列宁，列宁到达喀普里后一下船就向高尔基坚决表示：“您始终希望我和马赫主义者和解”，但“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列宁又是一个乐观、愉快的好同志。在第一部分的结尾，高尔基写道：

    “在我看来，列宁之所以特别伟大，正是在于他对人类不幸的这种不可调和、永无休止的敌视……我想把他的性格的这个基本特点称作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乐观主义。正是这个特点使这个人——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人对我的心又发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在第二部分，高尔基写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高尔基把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俄国比做“巨大而沉重的海船”，列宁则是它英明的舵手。高尔基结合自己所犯的错误，热情地歌颂了列宁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预见性。这一部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材料丰富。高尔基在回忆列宁的时候，许多亲身经历的事情就一幕幕地在脑海中浮现，从而使这一部分包括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二是感情充沛。高尔基在追忆往事的时候，充满了对列宁的怀念之情，常常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中断了叙述。

    高尔基曾写过6篇关于革命家的回忆录，其中有《米嘉·巴甫洛夫》（索尔莫沃的工人革命家）、《列昂尼德·克拉辛》（早期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米哈依尔·维洛诺夫》（喀普里时期结识的工人革命家），但是最为人传诵的是关于列宁的这部回忆录。

    高尔基还写了更多的关于文学家的回忆录。除前面提到的关于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的回忆录以外，他还写了关于布洛克、托尔斯泰夫人、普利什文、加陵·米哈依洛夫斯基等人的回忆录。

    这些回忆录中不仅记载了这些人物的人与事，而且因为他们都与高尔基有过交往，所以难免有许多地方也写到作家高尔基本人。通过这些回忆录，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尔基这位追求真理，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人民的伟大作家的光辉形象。

    20世纪20年代，高尔基第二次来到意大利。此时的意大利，已经是一个政权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高尔基亲眼目睹法西斯分子是如何迫害民主力量的。

    高尔基这次来意大利并没有打算久留。他以为这里的气候会使他很快地恢复健康，他就可以回国去，但事实并不如此，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实现最初的想法，他需要较长期地留在索仑托。

    来到意大利的第一年，高尔基深居简出，同外界接触较少。这是因为与政治形势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因为这时的高尔基想集中精力来从事写作。

    高尔基每天写作达10多个小时，到索仑托后仅仅4个月就完成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初稿。在此后的半年时间，他对这部小说又做了2次修改。1925年3月，他开始写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部书直到1927年，他才写完了第2部。

    1925年，苏联驻英国大使，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克拉辛来索仑托访问高尔基。此后便形成一个传统，无论苏联的哪一位来意大利，都必然来拜访高尔基。

    高尔基非常热诚地欢迎来自祖国的每一位客人，其中有学员、工程师、演员、工人、海员等许多种职业的人。当然，来他这里更多的是作家。

    高尔基关心祖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对年轻的苏联文学的发展特别关注。他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报刊上的广告和大量的手稿。

    高尔基与祖国的几十位青年作家都经常通信。给他写信的人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不仅仅是一大批已经久负盛名的作家，或者是那些初露头角的作家。而且还有大批的工人通讯员、农民通讯员，甚至是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些人每天从全国各地给高尔基寄来大量的书信、手稿、文学试作，提出各种要求，像对待自己的老师或朋友一样谈论自己的工作。高尔基每天收到的书信达40~50件之多。

    远在1917~1918年间，当高尔基在对待十月革命的问题上同列宁发生分歧的时候，马克西姆就站到了列宁的一边。1917年4月，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同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当时他不断地把父亲的情况告诉列宁。

    例如：1918年上半年，马克西姆写信给列宁，他说：“爸爸开始改正错误——‘变得左一些了’。”1919年，马克西姆曾想参军上前线，但是列宁反对他这样做，列宁对他说：“您的前线——就在您父亲的身旁。”

    马克西姆深刻地领会了列宁说的话，并将这番话告诉了他的母亲和妻子。他懂得，帮助像高尔基这样的父亲，不仅是儿子的职责，而且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1921年，他作为外交信使出使德国，高尔基去德国养病后，马克西姆就一直生活在父亲的身边。他掌握四门外语，也经常为父亲做翻译、打印手稿，还经常为父亲开车或者去完成父亲的委托。

    20年代中期，苏联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这一切使高尔基非常激动。他特别盼望能返回祖国，可是他又希望写完长篇史诗后再回国。

    在1926年的一封信中，高尔基说：“在俄罗斯有许多有趣的事物，我真想亲手去摸一摸。但我陷在一部长篇小说里边了，不写完它，我是看不见俄罗斯的。”

    但是，在1928年春天，当高尔基刚写完史诗第二部的时候，他的归乡之心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他终于中断了写作，5月28日，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高尔基到达了莫斯科。

    在通往白俄罗斯车站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或者高举旗帜、或者拿着各色彩色的气球、或者捧着鲜艳花朵的欢迎人群。欢迎人群中既有红军战士、少先队员、工人，又有作家和学者。当高尔基走出车厢的时候，千百只手向他伸过来，把他举了起来。高尔基感到无比幸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高尔基回国后立即去列宁墓地，在这位朋友墓前，他默默地站了半个小时。

    从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起，高尔基就开始积极投身到苏维埃文化建设的工作中去了。

    在高尔基回国的第3天，他提出一项建议。创办专门登载特写的大型杂志《我们的成就》。高尔基认为，苏联劳动人民应该树立一面镜子，他们在这面镜子中不仅能见到自己某一方面的成就，而且应当看到科学、文化、生产各个方面的成就。

    与青少年的会见，使高尔基感到特别振奋。在一次中学的集会上，一个14岁的男孩和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女孩相继讲话。男孩讲的题目是《论目前形势和教育的任务》，女孩讲的是《论科学的意义》。高尔基写道：“那个男孩，也许是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吧，说出了我闻所未闻、使我大为惊奇的话。”

    高尔基还亲自到街头去观察生活。为了使自己不被群众包围，他有时还会进行化装改扮，会穿上旧大衣，贴上大胡子，戴上假发，打扮成一个工人模样，走在大街小巷，到市场上，同工人们谈话，谁也没有把他认出来，他却观察到许多有趣的事情。

    高尔基有一个旅行全国的庞大计划。所以他在莫斯科没有住多久。

    1928年7月，他开始在苏联旅行。这一年，他游历了伏尔加河、高加索、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最后他到了下诺夫戈罗德和列宁格勒。

    1929年夏天，他又作了第2次旅行，先到北方的列宁格勒、索洛夫卡、穆尔曼斯克，然后沿伏尔加河南下，到了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随后还到了罗斯托夫、第比利斯等一些地方。

    这2次旅行中，高尔基几乎游遍了他的祖国。他到了遥远的边区，参观了工厂、农庄、工学团，广泛接触了工人、农民、青少年和儿童。他看到了新人的成长，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

    高尔基把这些印象都写进了反映俄罗斯新面貌的特写中去。还在国外时，高尔基就向往着“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巨著”。这个计划没有完成，但高尔基回国后写的《苏联游记》、《英雄们的故事》和许多政论文，可以说是他“关于新俄罗斯的巨著”的一些片断。

    《苏联游记》共包括5篇特写。这本书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把新的苏维埃国家和过去的沙皇俄国进行对比。

    第1篇特写开头就是对旧俄时代巴库的描写。第2篇特写集中描写儿童的成长。第3篇特写描绘了第聂伯河水电站。

    与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紧密相连的，还有他的政论文。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虽写过不少这类文章，但他最后的10年是写政论文最盛的时期。

    1932年，高尔基在一篇带纲领性的论文《论剧本》中写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具有空前深刻而全面的戏剧性的时代里，一个充满着破坏和建设过程的紧张的戏剧性的时代里。”

    高尔基在30年代写了好几个剧本来表现这个“紧张的戏剧性的时代。”这个时期写的剧本有《索莫夫和别的人》、《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同时，他写了以改造流浪儿为主题的电影剧本《罪犯》，又把中篇小说《在人间》改编成剧本。在生活的最后一年，高尔基还改写了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

    30年代初，高尔基打算写戏剧3部曲，内容是反映十月革命前夕到30年代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没落，但非常遗憾的是他只完成了头两部：《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和《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

    《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是以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俄国社会为背景，成功地刻画了一批俄国社会的代表人物。

    在这些人物当中，最突出的是“聪明放肆、胆大妄为”的巨商布雷乔夫的形象。他原来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木排工人的儿子，年轻时是东家的小伙计，后来娶了东家的女儿，开始发迹，又靠着自己进一步的剥削和掠夺，变成了一个企业主。后来他患了肝癌，疾病迫使他重新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觉得自己被生活欺骗了。同时，当他看到比他还无赖百倍的人反而生活得很舒服，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死是最大的不公平，对命运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并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的罪行。布雷乔夫看透了虚伪、腐朽、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意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他本人一样，已经无药可医。

    这个人物是高尔基笔下一系列背叛自己阶级的商人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个。

    在布雷乔夫的周围，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千方百计维护统治地位、对抗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反动教士、地主、资本家、律师。

    更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人是无孔不入的商人、政治野心家陀斯契加耶夫。他眼见沙皇政权快要垮台，想像美国那样由“老板们自己掌握政权”，他看到布雷乔夫的病况严重，便溜掉了。他听到革命队伍涌上街头，便连忙混入游行行列，以便日后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破坏革命。这是一个阴险、狡猾的人。

    布雷乔夫周围的另一种人，却是革命无产者和进步群众。他们同垂死的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

    布雷乔夫的教子拉普捷夫是一个坚定的地下革命工作者。他在剧本中虽然出场的次数不多，但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形象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布雷乔夫的雇工多纳特，知识分子嘉钦都是拉普捷夫的忠实助手。布雷乔夫的私生女舒拉和女仆格拉菲拉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革命。这些开始觉醒的人已经不甘心为资产阶级的“主子们”做奴隶了。

    剧本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雄壮的革命歌声在街头巷尾回荡，传到布雷乔夫家中。害怕革命的人狼狈不堪地抱头鼠窜，垂死的布雷乔夫望着窗外，女儿舒拉跑向窗前，注视着游行队伍，向往着窗外新的生活。这一结尾似乎宣告了新生活即将来临。

    《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对苏联30年代戏剧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剧本“决不矫揉造作”，不采用说教的方式，不从形式上进行模仿，不单纯追求戏剧效果，而是“简洁、朴实”地刻画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

    第2个剧本《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同第一个剧本有着共同的主题和登场人物，不过描写的是1917年7月10月这个历史时期的事件。

    剧本的主人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陀斯契加耶夫。他跟布雷乔夫一样，比周围的资本家聪明。但他是一个“两面派”，他的口号是“适应”。他大言不惭地用达尔文的话来教训人：“必须适应环境！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能适应环境。”

    陀斯契加耶夫的“适应”是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他的社会理想是大资产阶级当权的美国，他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财产，以便有朝一日恢复过去的地位。他是社会主义最狡猾、最危险的敌人。在苏维埃年代，他将成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在剧本中，同陀斯契加耶夫相对立的，是一些新生活的创造者：拉普捷夫、多纳特、李雅比宁、大胡子兵等。

    多纳特是一位守林老人，他的形象比在前一个剧本中的人物有所发展。他被现实生活教育，而且阅历丰富，这是一个在革命中找到真理的人物形象。

    李雅比宁是这些人物中最突出的形象。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普通士兵，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胆略，革命信心和那种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剧本的结尾，出现了一个大胡子兵，他是到陀斯契加耶夫家来搜寻革命的敌人的。他虽然是一个群众角色，但他什么世面都见过，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

    在1910年，高尔基写过一个剧本，名叫《瓦萨·日列兹诺娃》，是一部揭露资产阶级的剧本。到1935年底他又改写了这个剧本。改写后的剧本同1910年的版本相比，改写本中的瓦萨的形象写得更加鲜明、深刻，更有说服力。而且还增加了女革命家腊塞尔的形象。这样一来，剧本的中心就不是通过一个富商家庭来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腐化和道德的沦丧，而是强调指出：资产阶级不可能有继承人，未来世界的主人一定是无产阶级。

    1932年，联共中央颁布了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取消了当时存在的所有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高尔基被选为作协组织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在许多发言和文章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苏联文学的经验。高尔基的这些活动，对苏联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在30年代，苏联文学界对创作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1906年，高尔基在《母亲》中首次运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革命现实。

    在20年代，革拉特珂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在这一方面又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

    到了30年代，如何从理论上对新的创作方法进行阐述并给它一个合适的名称，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高尔基积极参加了关于创作方法的讨论。20年代末30年代初，高尔基在与作家谈话时和文学论文中多次谈到：“应该探索、发掘和表现新人的优点……我认为必须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

    1932年10月，在高尔基的寓所里举行了一次文学家的座谈会。1934年召开的第1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

    20、30年代是大批民间出身的作家进入文学界的时期，因此高尔基非常注意提高无产阶级文学的技巧。他认为技巧是用最完美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本领。

    他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谈技艺》、《论文学技巧》、《论散文》、《论剧本》等文章中谈到艺术技巧的许多具体问题：典型和性格、情节和结构等。他也特别重视文艺作品的语言。

    这些年间，高尔基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更是有着巨大的贡献。高尔基热爱成长起来的文学新苗，对他们加以百般呵护，耐心培养。

    高尔基要求青年作家细心地观察现实，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品在意境、内容和语言各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高尔基对苏联文学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赞扬。1932年，苏联隆重庆祝高尔基文学创作活动40周年，授予他列宁勋章，并建立了以高尔基命名的世界文学研究所。莫斯科艺术剧院、列宁格勒大剧院也都以高尔基命名。他的故乡下诺夫戈罗德改名为高尔基市，下诺夫戈罗德州改名为高尔基州。

    高尔基的晚年，有2件大事发生。

    第1件是他的爱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突然病逝，第二件是他与老朋友罗曼·罗兰首次相见。

    1934年的5月，高尔基遭到巨大不幸，他的儿子突然病逝了，这使他异常悲痛。可以想象得出，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暮年失去儿子的痛苦之情。

    在那些沉痛的日子里，苏联人民的慰问和同情使高尔基深深感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联名写信给高尔基：“我们同您一起哀悼，共同感受突然袭击我们的悲痛。我们深信，您那无坚不摧的高尔基精神和伟大的意志一定可以战胜这一次沉痛的考验。”

    事实证明，高尔基精神的确是无坚不摧的，他仍然回到他繁重的工作中去。1934年8月，在高尔基的主持下，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50多个民族的近60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是对建国近20年来苏联文学的一次大检阅，显示了各民族文学的繁荣，也标志着苏联文学发展的新阶段。高尔基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总结报告。在闭幕词中，他号召“文学工作者和文学战士们亲密而牢固地团结起来”，热烈欢迎新的读者朋友。高尔基被选为全苏作家协会主席，他在文学界的领导任务也就更加繁重了。

    1935年6月，高尔基同罗曼·罗兰在莫斯科相见。

    两位作家之间的往来达20年之久，但直到这一年罗兰来到莫斯科，两位作家才实现第一次相见。两人友谊从1931年起直到高尔基逝世为止的五、六年是这段友谊的高潮。

    这种真挚、高尚的情谊在世界文坛上一直传为佳话。

    由于繁重的工作，高尔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1936年5月，克里米亚的气候干旱而又炎热。高尔基乘火车来到莫斯科，莫斯科也是闷热异常。6月1日，高尔基在哥尔克村患重感冒，这使他的肺病和心脏病变得更加严重起来。

    全国人民十分关心高尔基的身体健康情况，慰问电、慰问信像雪片似的向哥尔克飞来，大家都希望敬爱的作家早日恢复健康。

    气喘使高尔基不能躺下来，他终日坐在圈椅里，顽强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每当他感到轻松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同周围的人谈天。

    1936年6月18日上午11时10分，世界文坛一颗巨星陨落了，高尔基在哥尔克逝世。

    6月20日，莫斯科的红场被上了黑纱，高尔基追悼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会后将高尔基的骨灰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

    高尔基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逝世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巨大损失，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

    是的，在他伟大的著作中，我们仿佛见到了大师的音容笑貌。大师没有离我们而去，他活在永远思念他的读者心中。

    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歌手。斯大林称他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在艺术表现上，他属于未来主义派。

    1890年，马雅可夫斯基生于格鲁吉亚的库塔伊西省巴格达季村，他的父亲是林务官。1908年他16岁时便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曾3次被捕入狱。后来，他把“搞社会主义艺术”和党的工作对立起来，离开了党，走上个人奋斗的道路。1911年他进入绘画学校，与未来派诗人布尔柳克等出版了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加入未来主义派。诗人在自传中写道：“大伟（布尔柳克）具有超过同代人的匠师的愤怒，而我具有知道旧世界必然崩溃的社会主义激情。于是，俄国未来派就诞生了”。马雅可夫斯基以满腔革命热情否定资本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抽象的，带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

    十月革命前，马雅可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穿裤子的云》（1915）。这首长诗从主人公“我”与玛丽雅的爱情悲剧写起，引申为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诗人称它是早期创作中纲领性的作品。在1918年长诗第二版序言中诗人谈到诗的思想意义时说：“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这就是4个章节中的4个口号。”但诗中的“我”是作为孤独的反抗者出现的。

    诗人坚定地迎接十月革命。他称十月革命是“我的革命”。在革命后他写了《我们的进行曲》（1917）、《向左进行曲》（1918）、《给艺术大军的第二道命令》（1921）等大量抒情诗。

    为了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诗人写成剧本《宗教滑稽剧》（1918），这是第1部反映十月革命的剧本。在长诗《150，000，000》（1920）中，作者通过1.5亿苏联人民的代表、俄罗斯勇士伊凡和代表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两个对立的形象，歌颂了苏联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这些作品都采用了未来主义手法。

    从1919年10月到1922年2月，诗人在“罗斯塔（俄罗斯电讯社）之窗”工作。马雅可夫斯基密切配合国内大事，进行宣传鼓动，他写了许多短诗、歌曲、寓言、诗体杂文，板话等。所有他作的但未署名的作品，有数千件之多。1929年，诗人把它们汇编成小册子《森严的笑》。

    20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发表了《开会迷》（1922），无情地嘲笑了整天忙于开会的官僚主义者。诗人以夸张的手法，写到他看见在一个房子里：“坐着的都是半截的人，噢，活见鬼！那半截在那儿呢！砍死人了！杀死人了！我满屋乱转，大声叫喊。这可怕的景象使我的理智失去了常轨”。这时，秘书用异常平静的声音回答说：“他们一下子要出席两个会，一天要赶20个会。不得已，才把身子劈开！”诗人最后写道：

    假使

    能再召开一次会，

    来讨论根绝一切会议，那该多好。

    1922年3月6日，列宁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团会议上说：“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讥讽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的评价鼓舞了诗人。

    1924年，马雅可夫斯基写成了著名的长诗《列宁》。1927年，写了著名的叙事长诗《好！》。20年代后半期，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抒情诗，如《给聂德同志——船和人》（1928）、《苏联护照》（1929）、《突击队进行曲》（1929）、《关于库兹涅茨克的建设，关于库茨涅茨克的人们的故事》（1929）。此外，马雅可夫斯基还写作（并参加演出）了两个剧本《臭虫》（1928）和《澡堂》（1929），作者用怪诞的情节和喜剧手法讽刺了蜕化变质分子、官僚主义者和小市民的庸俗习气。

    马雅可夫斯基深切同情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写了不少关于中国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诗，如《滚出中国》（1924）、《莫斯科的中国人》（1926）、《忧郁的幽默》（1927）、《歌就是闪电》（1929）等。1927年，当中国工人和广州军队占领上海，诗人写了《最好的诗》。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献给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一首最有名的诗，表现了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同情和关心。在大革命失败后，诗人仍然对中国人民寄予很大的希望，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致中国的照会》（1929）中，他支持中国人民，反对中国军阀。

    马雅可夫斯基对诗的创作极其严肃，为了用确切的字眼表达思想，他把一行诗写成十几种不同的表达法。他把做诗比作镭的开采，“想把一个字安排得停当，那么，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的矿藏”，“而这些恰当的字句，在几千年间都能使亿万人的心灵激荡。”

    1930年2月，马雅可夫斯基加入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30年2月，他举办创作20年展览，还写了总结自己一生的长诗《放开喉咙歌唱》。在展览会上他初次朗读了这首长诗的序曲，受到热烈欢迎。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而死，他在《致大家》的信中说，这是由于“个人原因”。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在诗歌艺术上勇于探索和创新的诗人。他的诗句结构特殊，把一句诗分成若干行排列——即“楼梯式”，使诗的节奏更加鲜明。

    叙事长诗《列宁》（1924）是关于列宁和革命的史诗，诗人第一次在诗歌中成功地塑造了列宁的光辉形象，歌颂了列宁及其伟大事业。长诗在列宁逝世后的当年完成。全诗由序诗和3章正诗组成。第1章叙述列宁出生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说明俄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需要自己的领袖。长诗第2章，是占中心地位的一章，叙述俄国解放运动第三阶段的历史，主要叙述俄国的革命运动和列宁的活动。列宁的生平活动与祖国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着。长诗第3章，叙述列宁的逝世和苏联人民的悲痛情景及他们继承列宁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在创造列宁的形象时，马雅可夫斯基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领袖看作“上帝的赐予”、“帝王的风采”、“天才”、“超人”等。诗人说，他“生怕那甜言蜜语的美侮辱了列宁”。那么，诗人表示，他将冒着“被踩成肉酱”的危险，也“要把渎神的话炸弹似的掷上云霄，向克里姆林宫怒吼：打倒！”诗人说：“这些崇拜的仪式，这些纪念的制度，会用甜腻腻的圣油掩盖住列宁的淳朴。”

    马雅可夫斯基强调列宁是群众的一员，和人民有血肉的联系：“他也和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兴趣，他也和我们一样，克制自己的病痛”，“他属于人世”，是“在人世间生活过的所有人中最深入人世的一个人”。与此同时，列宁决不是眼睛盯着食槽的庸夫俗子。

    列宁是人民的领袖，同时又从人民中吸取力量。马雅可夫斯基着力刻画了列宁淳朴平凡的性格。

    列宁在平凡中见伟大，淳朴中显崇高。诗人说：“他和你，和我，完全没有区别，要说有，那就是他的眼角被深沉的思想多打下了几个皱褶，而嘴唇也比我们善于讽刺，比我们坚决”，不过，“这不是飞扬跋扈、扬鞭驱车从你身上碾过去的那种暴君的‘坚决’”。“他对同志满怀着深厚的爱，他对敌人坚决得赛过钢铁”，列宁是“最人道的人”。

    马雅可夫斯基把列宁身上普通人的和领袖的特质高度地统一起来了。列宁的形象对苏联人民异常亲切，但列宁是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诗人非常注意列宁和党的关系，把对列宁的歌颂和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事业的歌颂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列宁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也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本质力量。

    长诗中交替着叙事和抒情的笔调。长诗的语言富于表现力。诗人时而用谈话和叙事的语气讲述历史事件，时而用热情亲切的语调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时而用愤怒的音调斥责敌人，时而用嘲笑的语气同那些坚持陈腐的美学观点的诗人和批评家争论。《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诗歌的丰碑，它对于文艺塑造领袖形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长诗《好！》（1927）最初叫《十月》，后改为《1917年10月25日》，最后将要出版时才定名为《好！》，并附有一个副标题：《十月的诗》。

    《好！》是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赞歌。它以艺术的形象再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当时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长诗共19章，可以分为4大部分。

    第1部分（1~6章），叙述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革命前夕的国内形势，十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和实行，党和列宁组织人民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冲击。最后一章是十月革命的伟大场面：工人赤卫队和水兵们袭击冬宫，临时政府的30几位部长被革命工人和士兵逮捕了。

    长诗第2部分（7~9章）：关于党、人民和国家。诗人反映了“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星期六”，强调党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长诗第3部分（10~16章）：描写国内战争时期的艰难和人民的奋斗。诗人叙述千百万人民同党和政府分担艰苦，经受着严重的考验。冬天，“牙齿冻得格格地响”，“肚子想要吃东西，把腰带——勒得更紧，拿起了枪——走上前线”，诗人忆起自己在那些艰苦岁月，曾因御寒取暖被木柴的煤气熏昏，他曾吃过马肉充饥，和自己家里的人共食比指头多一点点的一撮盐。诗人写道：在这艰苦的年代，社会主义的祖国比任何时候更为可爱。“我选过许多温暖的国家，但是只有这个冬天才使我真正体会到爱情、友谊和家庭的温暖。只有睡在这样的大冷天，大伙儿紧紧抱着，牙齿格格发颤，才能够真正明白对人们不能吝惜棉被和关怀。”

    长诗第4部分（17~19章）：讲到建设和在红场上对烈士的怀念。最后一章诗人用最高亢的音调歌唱祖国的未来：“我赞美祖国的今天，但我要三倍地赞美祖国的明天！”

    长诗《好！》语言丰富生动，诗人把宣传鼓动语言与抒情语言结合起来，往往一章中语言的多样形式相交织。长诗是诗人作品中韵律最丰富之作。长诗每一章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律。

    诗人曾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朗诵过30多次《好！》，受到听众热烈欢迎。在一次朗诵《好！》的晚会上，当诗人朗诵到第19章中的诗句“列宁在我们的脑中，枪在我们手中”时，一位青年红军战士站起来说：“还有你的诗在我们心中，马雅可夫斯基同志！”

    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爱伦堡

    爱伦堡，1891年1月27日生于基辅一个工程师的家庭。1907就读于莫斯科第一中学，因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被开除学籍。1908年被捕，遂即脱离组织关系。不久获释，于同年12月流亡巴黎，1910年开始发表诗作，都是模仿象征派诗歌的习作性质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5~1917年间，爱伦堡担任莫斯科《俄国晨报》和彼得格勒《市场报》军事记者，到法德前线采访。战争使他产生了怀疑、悲观情绪。这在诗集《前夜之歌》中有所反映。这个时期他还写有军事通讯，后来编辑成集，以《战争的外貌》（1920）为名出版。1917年7月回国。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苏维埃政府部门工作。1918~1923年间还出版了诗集《火》（1919）、《前夜》（1921）、《随想》（1921）、《国外随想》、《毁灭性的爱》（1922）、《兽性的温暖》（1923）等，表示欢迎“另一个伟大的世纪”的诞生，同时对此感到“既狂喜又恐惧”。

    1921年春开始，爱伦堡以苏联报纸记者身份长期驻在国外。20年代初，发表一些评论俄罗斯当代艺术和诗歌的论文，宣传结构主义的艺术思想。1922年发表哲理性讽刺长篇小说《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受到列宁的注意。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时期欧洲和俄国的生活，对资本主义世界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矛盾复杂的思想。这个时期发表的其他小说，如《尼古拉·库尔波夫的一生和毁灭》（1923）、《让娜·涅依的爱情》（1924）等，则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为主题。在有些小说中，如《十三个烟袋》（1923）和《德·叶·托拉斯》（1923），加强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以及对资产阶级文化内在矛盾的分析。

    1931年他周游欧洲各国，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狂活动；回国后参观访问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工地，受到了鼓舞，增强了对苏维埃国家前途的信心。这个时期写出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人成长的长篇小说《第二天》（1933）。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作为《消息报》记者几次去西班牙，写出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集《停战以外》、长篇小说《人需要什么》（1937），表现他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法国，他目击法国的沦陷，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1941），获1942年度斯大林奖金。卫国战争时期，在《消息报》、《红星报》及前线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和道德，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奋起斗争，并鼓舞他们必胜的信心。这些政论使他赢得了世界的声誉，后来收集出版了3卷政论集《战争》（1942~1944）。

    二战结束后，他完成2部长篇小说：写战时生活的《暴风雨》（1948年度斯大林奖金）和写战后生活的《九级浪》（1951~1952）。50年代中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第1、2部；1954~1956）和各种形式的文艺论文，60年代发表的内容庞杂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6卷，1961~1965），在苏联文艺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

    1967年，爱伦堡因病医治无效在莫斯科逝世。

    凯尔巴巴耶夫

    凯尔巴巴耶夫，1894年生于土库曼斯坦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0年前后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1923年，凯尔巴耶夫开始写作，尝试过不同体裁，既写诗歌，也写小说和剧本。在诗歌《妇女界》（1927）、《一个被奴役的女人》（1928）、《走向新生活》（1928）、《干枯的嘴唇》（1929），短篇小说集《现实》（1931），中篇小说《拜兰节》（1934）、《勇士》（1935）等作品中，凯尔巴巴耶夫着力于描写土库曼妇女过去的痛苦生活，反对封建残余，宣传妇女解放，号召人民建立新的生活。

    卫国战争期间，他写有中篇小说《库尔班·杜尔德》（1942），长诗《艾拉尔》（1943），诗剧《马赫图姆库里》（1943），剧本《爱祖国》（1941）、《兄弟们》（1943）等，歌颂前方战士的英勇无畏和后方农业生产者的忘我劳动。长篇小说《决定性的步骤》，是土库曼苏维埃文学第1部反映革命历史的著名作品。中篇小说《白金国的爱素丹》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塑造了土库曼集体农庄女庄员的动人形象。

    凯尔巴巴耶夫的长篇小说《涅比特·达格》（1957）反映石油工人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生活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天生的奇迹》（1965）描写土库曼著名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阿塔巴耶夫的事迹。

    凯尔巴巴耶夫1942~1950年任土库曼作家协会主席。曾为土库曼科学院院士，荣获过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被认为是土库曼苏维埃文学奠基人之一。

    布尔加科夫

    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一个教授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1916年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被派往农村医院，后弃医从文，开始写作生涯。

    1920年，布尔加科夫开始在《汽笛报》工作，并发表了中篇小说《不祥的鸡蛋》、《魔障》和长篇小说《白卫军》等作品。他的作品以幽默辛辣的文笔著称，但因在“红”、“白”两个对立阵营中的“中立”立场引起争议。

    布尔加科夫晚年坚持用业余时间写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又译《撒旦起舞》），小说有一实一虚两条线索，一是撒旦及其随从在人间的见闻，一是大师的小说，写耶稣之死。最后大师和玛格丽特在魔王的带领下离开了莫斯科，飞向永恒的栖身之地，意味着大师和爱情远离了莫斯科。

    布尔加科夫的小说极富魔幻色彩，被评论界称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出生在一个商店职员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参加过征粮队等。1922年到莫斯科学习，同时开始创作。1924年成为职业作家。

    他的早期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浅蓝的原野》等，以顿河地区为背景，揭示了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内部阶级冲突的尖锐性和悲剧性。

    1926年，肖洛霍夫开始创作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期间还写了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卫国战争期间，他作为战地记者奔赴前线，写了很多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短篇小说。

    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卫国战争为背景，通过一个普通苏联人的遭遇，控诉了法西斯的侵略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小说对战争和人的关系的深刻思考，对苏联当代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影响很大。1965年，肖洛霍夫获诺贝尔文学奖。

    列昂诺夫

    列昂诺夫，1899年出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诗人、新闻工作者。列昂诺夫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从事新闻工作。复员后去莫斯科当工人，陆续发表了《布雷加》、《叶果鲁什卡之死》等短篇小说。

    他的成名作《獾》（1924）表现了十月革命初期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贼》（1927）通过原红军政委维克申堕落为盗贼的经过，表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资本主义势力对革命干部、群众的腐蚀，1959年作者在这部小说的新版本中增加了维克申醒悟回头的情节。

    从30年代起，列昂诺夫着重描写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新生事物。《索契河》（1930）第一次刻画了艰苦创业的共产党员乌瓦杰夫的形象。《条条江河归大海》（1933~1935）歌颂了革命前遭到过流放、和平建设时期在平凡的岗位忘我劳动的老布尔什维克库里洛夫。《斯库塔列夫斯基》（1932）叙述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成为建设新社会的栋梁的故事。

    《俄罗斯森林》（1953）写热爱祖国和人民、献身林业科学的维赫罗夫教授同用革命词句伪装起来的格拉齐扬斯基教授之间的学术之争，表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的复杂矛盾和深刻变化，通过新老两代人在和平建设和战争中的成长和进步，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鞭挞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俄罗斯森林》是首次获得列宁奖金的文学作品之一（1954）。

    列昂诺夫还写过许多剧本。《侵略》（1942）描述一个失足青年在德寇入侵时奋起抵抗而英勇牺牲的故事，作者突出强调了个人主义同爱国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思想。这部作品获1943年度斯大林奖金。

    列昂诺夫的创作主要反映苏联20年代到50年代的社会生活，60年代以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叶甫盖尼娅·伊凡诺夫娜》（1963）和《最后的一次散步》（1979，片断），则是反映苏联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他的小说极富哲理性，常常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列昂诺夫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代表。

    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1888年出生于俄罗斯一个工人家庭。十月革命后做过小学校长。1920年起先后主持高尔基儿童教养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从事流浪儿童和少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他的教育原则是既要严格要求，也要尊重人，并且通过结合生产劳动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1937年以后，马卡连柯迁居莫斯科，专事著述。第1部作品是特写集《1930年进行曲》（1932）。代表作《教育诗》（1936~1935）是根据高尔基的建议所写，叙述教养院的流浪儿童从不守纪律的乌合之众转变为团结战斗的集体。

    他善于描写集体，也善于以幽默生动的语言刻画个性鲜明的学童形象。这部作品是作者教育经验的总结。他的许多作品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了他的教育思想，例如《父母必读》（1937）和《塔上旗》（1938）就是体现他的家庭教育和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作品。

    他还写过政论与文学评论。他的教育工作和创作一直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和鼓励。

    法捷耶夫

    法捷耶夫，1901年12月24日生于加里宁州基姆雷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在远东南乌苏里边区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家境贫苦。1912~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1918年加入共产党。1919年受党委派去苏昌游击队工作，由普通战士提升到旅政委。复员后，1921~1924年在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1924~1926年在克拉斯诺达尔及顿河罗斯托夫做党的工作。1926年底去莫斯科，此后完全从事文学工作。1956年自杀。

    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法捷耶夫和富尔曼诺夫、肖洛霍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年轻的一代进入文学界，成为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力军。1923年发表了第1篇短篇小说《逆流》（后改名为《阿姆贡团的诞生》），1924年发表中篇小说《泛滥》。当时有些作家把革命运动描写成盲目自发的群众起义，而他在早期作品中就把革命运动描写成千百万劳动者在党的领导下的有组织的运动。以远东一支游击队的战斗为题材的小说《毁灭》于1927年发表后，给作者带来广泛的声誉，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通过主人公游击队队长莱奋森的形象，小说强调了高度的共产主义意识和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对周围人们的影响。书中显示了劳动人民巴克拉诺夫、美杰里察和莫罗兹卡在革命斗争中怎样成长，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密契克怎样堕落成为叛徒。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计划写6部，完成4部，1929~1940），也是以国内战争为题材。书中勾画出当时滨海边区广阔的生活画面：当地专制政权的被推翻，远东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和它初期的情况，外国干涉军的侵入和资产阶级的阴谋叛乱，共产党领导下游击运动的兴起，少数民族乌兑格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觉醒。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法捷耶夫担任《真理报》记者，写了一系列讴歌苏联人民英勇战斗的文章及特写集《在封锁日子里的列宁格勒》（1944）。根据克拉斯诺顿共青团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与德国法西斯占领军进行斗争的事迹写成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获1946年度斯大林奖金），描述了青年一代和全体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机智的、奋不顾身的斗争。1947年12月3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作品中忽略了党组织对爱国青年的地下活动的领导。法捷耶夫研究了后来发现的材料，在增订版（1951）中增写了党组织对“青年近卫军”的领导，描写了共青团员们与老地下工作者的联系。“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奥列格、邬丽亚、谢辽萨、刘巴和万尼亚及其他成员的英雄形象，显示出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最后一部计划以现代苏联工人阶级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黑色冶金》，只写了几章。

    法捷耶夫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者，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作品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精神鼓舞下写成的，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是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英勇战士。他作品的特色是把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深刻细腻的心理分析、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抒情笔调有机地统一起来。

    法捷耶夫曾针对苏联多民族文学问题以及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文学遗产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主要的论文收集在《三十年间》（1957）中，它反映了作者30年来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其他一系列文艺问题的观点的演变。继高尔基之后，法捷耶夫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虽然他早期的某些论文含有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

    法捷耶夫多年来领导苏联作家组织：1926~1932年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领导人之一；1934年担任苏联作协筹委会副主席，作协成立后任主席团委员，1939~1944年担任作协书记；1946~1954年担任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1954~1956年担任作协书记。

    法捷耶夫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从苏共18大起连续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20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三次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两次获得列宁勋章。1950年起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曾率领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前来我国进行访问。

    法捷耶夫的《毁灭》最早由鲁迅译成中文（1931），对中国广大读者起了很大的影响。

    奥斯特洛夫斯基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是共产主义战士的典范，他的不朽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革命人生的赞歌，也是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0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受尽贫穷生活的苦难。1914年，全家迁居秀彼多夫卡。他11岁就在车站食堂当“小伙计”。1918年，他只有14岁，就已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曾为解救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下狱。1919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参加了红军，1920年负重伤后复员，转到劳动战线，这时他才16岁。

    此后，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恢复国民经济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斗争、工作、重伤、疾病、寒冷和饥饿摧毁了他的健康。他藏起残废证，拒绝休养，更积极的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他像钢铁一样在“烈火中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

    1924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就瘫痪了。他决定拿起艺术武器。为了从一个粗通文字的工人成为作家，他有时一天读书20小时，他学习了俄国和世界文学的名著，自修完共产主义函授大学的全部课程。他咬紧牙关，开始写书。这时他又遭到新的不幸，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只有几个手指能动了。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没有向残酷的命运低头。1930年11月他开始写作，1933年6月，完成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引起热烈反响，1934年他就收到了31700封信，许多工人、农民、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们，其中包括绥拉菲莫维奇和法捷耶夫，都纷纷访问他。

    受着人民深切热爱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说道：“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生活会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幸福，可怖的悲剧被销毁了，被消灭了，整个生活充满了创作的战胜一切的喜悦。”1935年10月1日，奥斯特洛夫斯基荣获列宁勋章。1934年底，他动手写作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该书于他逝世前6天定稿，下葬前夜出版。小说描写国内战争年代乌克兰人民的斗争。

    除了两部小说外，作家生前的演说词、论文和书信也是重要的文学遗产，生动地表现了这位革命战士高尚而丰富的精神世界。

    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3）的问世是不朽的功绩。在伟大历史变革的烈火和风暴中锻炼出来的新一代的经历，苏维埃新人性格的形成和培养过程——这就是小说的基本内容。

    小说的第1部描写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童年和他在内战时期的革命活动。保尔这个12岁的工人之子，因怀疑神父的话而被学校开除，后来又因救朱赫来而被捕入狱，第一次受到了革命的考验。接着他参加了红军，经过战争的锻炼，他成了模范共青团员和红军战士。

    小说第2部描写保尔因受重伤复员后，和阶级敌人、坏分子，和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和自己的缺点、疾病以及各种困难的斗争，表现他的性格的进一步发展。

    奥斯特洛夫斯基还通过保尔的爱情生活，描写了主人公的成长。作家以诗意的笔触描写了少年保尔和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的初恋。

    除了保尔·柯察金，作者还描绘了其他许多革命者的形象，如保尔的战友，为革命英勇牺牲的薛尔基、娃莲以及丽达·乌斯金，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托卡列夫等。

    长篇小说许多地方充满了抒情气氛。作者还常借内心独白来发掘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有时主人公的感触与作者的议论结合在一起。奥斯特洛夫斯基时刻都寻求准确的词句。书中有许多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的格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创造了完整的共产主义青年战士的光辉英雄形象。小说对全世界各国革命青年都有巨大影响。小说及其主人公对于我国读者是十分熟悉的。它鼓舞着我国无数青年战胜困难，走向革命。小说中，保尔在战友墓前的一段内心独白已成了革命人生的箴言：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特瓦尔多夫斯基

    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州的一个偏僻农村，童年生活贫苦。1939年他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毕业。1940年加入共产党。

    长诗《春草国》（1936）的出版使特瓦多夫斯基一举成名，并于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长诗通过对一个单干户中农尼基塔·莫尔古诺克从矛盾、彷徨到走上集体化道路的描写，展示了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卫国战争时期，他担任随军记者，创作了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长诗塑造了一个勇敢刚毅、活泼乐观、善于克服困难的英雄战士的形象。它由30首各自独立成篇的诗章组成，并保持了俄罗斯古典诗歌的传统风格，语言流畅，幽默生动。

    特瓦多夫斯基战后完成的长诗《路旁的人家》（1946，1947年获斯大林奖金）。描述了战士安德烈·席符采夫一家从战争开始到结束的4年间的悲惨遭遇。1950年，他着手创作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1953~1960，1961年获列宁奖金），这些诗篇以“旅途日记”的形式，写作者从莫斯科到远东旅行的见闻和感想，通过回忆和新旧对比反映工业建设的沸腾场面和山河巨变。

    1962年，他发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主人公焦尔金在战场负伤后“无意中来到了阴间”，目睹各种反常的可怕现象，最后设法脱身回到人间。长诗以“死人的王国”影射30~40年代的苏联社会。诗集《近年抒情诗抄，1959~1967》（1967，1971年获苏联国家奖金）收有42首短诗，其中大多富有哲理性。

    特瓦尔多夫斯基两度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世界》杂志主编（1950~1954；1958~1970）。在他担任主编期间，《新世界》发表的引起激烈争论的作品有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1961~1965）、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和他本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等。

    他主张“写真实”和“写普通人”，认为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赢得世界声誉，首先在于它“密切关注普通人”，亦即关注“通常所称的‘小人物’”，并在某些文艺问题上同柯切托夫主编的《十月》杂志进行争论。

    特瓦尔多夫斯基曾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1952~1956）、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6）、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曾3次获列宁勋章。

    恰科夫斯基

    恰科夫斯基，1913年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医生家庭，1939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1941年加入共产党。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战地记者，1955~1963年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1962年起任《文学报》主编、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71年荣获“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为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37年恰科夫斯基开始发表作品。第1部长篇小说3部曲《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1944）、《丽达》（1945）、《和平的日子》（1947），反映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被围时苏联军民抵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斗争。

    他随后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1949，1950年获斯大林奖金）、《生活的年代》（1956）、《我们选择的道路》（1960），中篇小说《远方星辰的光辉》（1962）、《未婚妻》（1966）等。

    长篇小说《围困》（共5卷，1968~1975，1978年获苏联国家奖金）描写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被围时苏联军民的斗争生活，但以写重大战役和苏德双方最高统帅部的活动为主，并涉及当时苏联的重大外交活动。

    长篇小说《胜利》（1978~1981）围绕波茨坦会议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反映苏联的外交政策和活动。

    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1918年出生于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童年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过活。1941年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毕业，同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文学。

    卫国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参军，被编入后勤部队。1942年他入炮兵学校受训，结业后任大尉炮兵连长。1945年2月因“政治问题”在前线被捕，判刑8年。刑满后流放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11月，索尔仁尼琴经赫鲁晓夫批准发表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苏联国内外强烈反响。

    1963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同年发表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玛特辽娜的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

    1966年1月他发表短篇小说《带围腰的扎哈尔》。

    1967年5月16日向苏联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散发“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1968年，索尔仁尼琴谴责苏联劳改营的“残酷”和“不人道”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

    1970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翌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

    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全书共3卷，1976年出齐），这是一部特写性长篇小说，情节除主人公坐牢的经历外，引用了上百人的报告、回忆、书信和苏联官方与西方的资料，指责从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社会都是“非人的残暴统治”。

    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被拘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驱逐出境。离苏他后前往西德、瑞士。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后移居美国。

    索尔仁尼琴主要著作还有《致苏联领袖们的信》、《和平与暴力》（1974）、《列宁在苏黎世》、《小牛撞橡树》（1975）、《缓和》（197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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