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一）概念的界定

    对“客家”概念的界定是进行研究的前提。目前，学界公认“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即离开了文化，就无从谈客家的存在。“客家”（Hakka）指由于战乱等原因，唐宋时期中原先民陆续南迁到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山中，在与外界隔绝状态下，融合当地的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经过数百年的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心理认同的稳定的汉族特殊族群。

    “四川客家”指清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从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聚居区移民入川的客家人及其后代，也包括部分从湖南、湖北等地过籍入川的客家人及其后代，其中以广东移民最多，所以四川客家多被称为“广东人”或“土广东”。“广东人”成了四川客家人的代称。四川客家主要来源于我国客家人最为集中的江西省的12个县、福建省的14个县和广东省的12个县。由此可知，四川客家源在中原，根在粤、赣、闽。

    教育分广义的教育和狭义的教育两类。广义的教育包括家族教育（含家庭教育和宗族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族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是非正式教育，而学校教育为正式教育；而狭义的教育则指人们专门设置的教育机构中实施的教育，即正式的学校教育。文中的教育是从广义上“大教育”而言，即包括家族教育（含家庭教育和宗族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文中的“四川”是巴蜀文化概念上的四川，即包括今重庆市。鉴于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客家的典型区域，因此，本研究是以成都东山地区的客家为考察重点，从“崇文重教”的角度研究四川客家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客家教育的族群性和地域性特点。从时间上看，主要指清初以来至今约300年的客家教育史。

    （二）选题的缘由

    客家教育史是客家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区域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客家学在人类学视野下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也多从客家渊源、客家移民史、客家方言、民俗文化、客家名人、客家妇女等角度进行研究，而客家教育问题依然是客家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就仅有的客家教育专著《社会结构与客家人教育》而言，侧重于探讨历史时期赣闽粤边的客家家族组织及其与教育的关联，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未就客家教育进行具体的讨论，更没有从总体上建构客家教育发展史。正因为如此，该书作者王东先生给笔者的信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有关客家教育史的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因而认为以四川客家教育为主题，完全可以写出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

    客家文化属于移民文化，移民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与融合的过程。客家文化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同时，也传承了自己的文化，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从而创造了许多客家文化的奇迹。

    以四川客家文化为例。四川是我国第五大客家聚居省区。四川客家人入川后，相对湖广人来讲，从赣、闽、粤等省的客家聚居区移民入川的客家人属于少数群体，处于“湖广话”的汪洋大海中，但300年来，四川的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始终保留自己的族群意识，从而形成许多客家方言岛。客家以其强烈的乡土习俗和特殊的语言作纽带，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浓厚的族群意识，族群的边界十分清晰。据不完全统计，全川客家人的总数在300万左右，其中至今能讲客家话的有150万人以上，仅成都东山地区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居住着50万客家人。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客家方言岛，至今最完整地保存了客家文化和客家方言（至今仍有不会说四川话的“死广东”）。而且，由于东山地区是距离成都大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岛，也是我国距现代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岛，300年来东山客家文化没有被同化而完整保存下来，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本身就是客家文化的奇迹。2004年笔者从四川省客家研究中心获得一本清代四川客家启蒙教育的乡土教材《广东小儿歌》。《广东小儿歌》又称《广东俗歌》，是清代一本用“土广东语”（四川的客家话）编写的，至今仍流传于成都东山客家地区的儿童歌谣集。它反映的历史事实是，清代客家移民四川遇到文化适应问题，尤其是“官话”造成客家儿童入学的语言障碍，学习效果很不理想，即“广东子弟多半不解官话，每有读书数年，一句不解，虽读何用”。为此，四川客家采取独特的教育方式。即《广东小儿歌》作者认为，教育“广东子弟”，应该借鉴客家童谣的做法，用“广东土韵”来编写一部启蒙读物。正如《广东小儿歌》所说：“以此教之，则句句能讲能用。”《广东小儿歌》在客家儿童的启蒙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四川客家的社会化进程。其史料价值在于：东山客家人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相当有限，像《广东小儿歌》这样完整的教育客家后代的启蒙教材，世代相传且保存至今，是非常罕见的；《广东小儿歌》再现了客家文化在同四川本土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如何顽强地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努力。四川客家独特的教育方式自然有其研究的必要。正因为如此，台湾人类学者谢剑博士强调要研究客家人在新环境中如何谋生存、求发展，尤其是不同地区客家人的社会化问题即怎样培养、教育子女的问题。四川客家启蒙教材《广东小儿歌》的价值激发起我对四川客家教育研究的浓厚兴趣。

    客家文化的奇迹也是客家教育的奇迹。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看，客家文化之谜需要从教育的视角进行解读。客家作为汉族独特的族群，其别具一格的教育为客家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客家教育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选题的意义

    从学术意义看，前文已谈到，客家学涉及多学科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多从历史、语言、民俗文化、移民等角度研究，忽略了客家教育的研究，客家教育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而四川客家教育的研究更是学术界长期忽视的领域。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初步尝试，有助于充实客家学的理论体系，深化客家学的研究。

    我国国土辽阔，各区域资源条件、经济和历史基础及空间区位差别很明显，教育发展类型多样性特征突出。不同地域的社会有其不同的特点，社会的差异性必然会导致教育上的差异性。教育在不同地区的差别表现为大一统教育的区域分化，区域教育研究已成为我国教育学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整体性与差异性、共性与个性这些基本特征即构成了教育的地域特性或空间特性，为此，近年有学者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提出教育地理学，从对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地理现象或地理问题入手，探索教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研究教育史的任务之一是在于比较各时代各地方的教育异同与升降。但是，我国教育史研究长期以来盛行“制度——思想”的研究模式，注重的只是中国历史与文化在时间上的线性变化，而忽视了宏观教育发展复杂过程中的空间差异性，忽略了地方教育的特色与区域独有的人文因素对当地教育发展的影响。教育的区域差异突显了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性，也说明当今教育史研究的缺陷是以统一性代替教育实际存在的差异性。而区域教育的研究正是弥补该研究缺陷的有效手段，是重构教育史的尝试。因此，从空间角度系统研究我国教育区域发展，已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

    同时，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讨论历史上的教育发展原因是近年来教育史研究的新变化，即选择典型地域文化进行区域教育的历史研究是必然趋势。

    事实上，客家文化是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形态。研究客家文化，为研究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内的传播、流布及其变异，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通过这一个案，我们不仅能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空间发展上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层次性的认识，而且还能加深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承传与时空转换的内在关系的认识。客家文化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好弥补了传统教育史研究的缺憾。因此，研究客家文化区的教育问题是进行区域教育研究的突破口。正因为如此，李国钧先生主编的“区域教育的历史研究”课题中就有以区域文化方面具有典型性的客家人的教育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结构与客家人教育》为子课题。

    近年来，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学的研究取向，为我国的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问题是教育理论的核心问题。借助文化哲学的力量，人类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和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既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又对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四川客家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离不开客家教育。四川客家教育属于区域教育的内容。客家教育的研究隶属于客家学范畴，过去，民族学研究大多偏重于少数民族研究，而对汉族研究却有所忽视。汉民族本身包含不同的族群或民系，客家文化是汉族文化中的亚文化，是典型的区域文化；把握客家族群的个性，这不但能使其源流分明，而且能从客家族群的个性中丰富和加深对汉族共同性的认识，从而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文化的差异是不同族群和区域得以相互区别的内在依据。客家移民在进入不同的区域之后，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曾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模式和教育组织形式，因此，对客家教育的研究为探讨汉族亚文化与区域教育关系提供了鲜活的载体，丰富文化与教育关系的理论，为区域教育理论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从实践意义看，世纪之交的三峡工程建设引起的百万移民，使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又沿着300年前祖先入川的脚印回到祖籍地。这些新移民步入陌生的文化环境中，由于文化差异引起文化排斥甚至文化冲突，新移民重新面临文化的适应性问题，移民的教育问题又凸现出来。不同区域文化中移民教育问题成了重要的课题。其实，三峡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与两三百年前客家移民四川遇到的问题类似。四川客家人在积极融入迁入地的主流社会的同时又始终保持自我文化认同，在此社会化过程中客家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因而总结历史上四川客家教育问题对今天三峡移民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客家人是汉族独特的族群，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具有保守性和内向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较其他族群突出。相比较而言，客家文化是最稳定的，变易最少的，客家人保存的汉族古文化最为丰富、最为典型，因而客家文化堪称中古汉族古文化的活化石。我们今天倡导保护民间传统文化，开展乡土文化教育，让民间文化进课堂，而客家教育在客家文化的传承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因此，客家教育的研究对今天我们如何保护民间传统文化，加强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教学实践也有指导意义，因而该研究希望能指导现代基础教育如何适应客家文化模式，对当前乡土文化教育的教学实践有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客家学在人类学视野下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也多从客家渊源、客家移民史、客家方言、民俗文化、客家妇女等角度进行研究，而客家教育问题是客家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甚至在今后一段时期依然如此。有人提出，21世纪客家研究的范围与内容包括客家史、客家方言学、客家家族文化、客家文艺、客家风俗、礼仪文化、客家宗教文化、禁忌文化、客家华侨文化等。很显然，客家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忽略了客家教育，实在是一大缺憾。这说明学术界对客家教育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影响客家教育研究的深化。

    就全国客家教育的研究而言，由于学术界长期忽视了客家教育的研究，客家教育研究成果不多。这对于一个被称为“高度的可教性”的族群，显然的一大欠缺。在专门研究客家教育的成果中，只有王东的《社会结构与客家人教育》专著，而专门论述客家教育的论文有以下一些：安国楼《客家人的家族教育》（《寻根》2003.6）、陈聪民《清代台湾地区客家教育略述》（《史联杂志》1980.06）、陈振中、唐德海《从教育情结看客家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冯辉岳《客家童谣中的启蒙教育》（《国教世纪》1982.04）、古晓君《从客家熟语看客家教育传统》（《嘉应学院学报》2007.5）、何国华《客家人的教育观初探》（《岭南文史》1992.2）、胡大新《崇尚教育的汀州客家人》（《汀江与客家人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黄燕群《试析客家人耕读传家思想对贺县教育的影响》（《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赖龙扬《客家区域基础教育的文化生态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李丽云《赣南地区客家教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李联春《略论赣南客家人的教育》（《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增刊》、林开彬等《近代桂东南地区客家教育探析》（《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刘淼水《近代梅州客家女子教育》（《教育史研究》1994.3）、邬开荷《论中央苏区的客家教育》（《南方冶金学院学报》1997.6）、谢敏华、吴雯《浅谈客家传统家教的特点》（《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4）、严奇岩《论客家乡土童谣在启蒙教育中的作用（《教育史研究》2005.4）、杨虹《从社会民俗看广东客家人的教育观》（《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2）、叶少玲《客家教育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和《客家教育与云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郑镇峰《浅谈汀州客家的教育特色》（《长汀文史资料》第30辑.1995年）、周雪香《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以三江流域为考察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和《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4）等约20篇左右。其他涉及客家教育的成果并不多见。

    归纳起来，已有的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视角反映客家教育问题：

    客家宗族教育方面。安国楼认为重视家族教育是客家人最具特色的传统之一，其内容主要是崇拜祖先教育，妇女在家族教育中起重要作用。此外，涉及客家宗族教育的成果中，王东先生的研究表明，客家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与明清以来客家家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有内在的关联性。即客家基层社会组织的家族化，是客家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孔永松、李小平的《客家宗族社会》阐发了客家宗族的文教功能。丁钢在论述闽粤商人的宗族教育时，注意到客家宗族教育的世俗功能。

    经济发展与客家教育发展关系方面。王东从历史发展角度探讨客家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普及与明清以来闽赣粤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有内在的关系，认为客家社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是客家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周雪香则从空间发展差异的角度谈到，由于闽西南北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科举的力度也就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闽西科举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内在关联，学界也注意到客家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从时间上看，客家各地教育鼎盛期的时间是不相同的，最早是赣南，其次是闽西，最迟是粤东。客家地区学校教育盛况，只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客家地区的学校教育与经济发达的其他地区相比，还是相当落后。从空间上看，由于客家分布地域广泛，客家地区的教育在同一时期内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也极为明显。

    关于客家人才辈的问题。林晓平对客家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历史背景、历程、特点及意义等进行了探讨，认为清朝末年客家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为中国近代以来客家人英才辈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叶少玲从教育兴学的角度探讨了历代客家英才辈出，是重视教育的传统风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突出的是崇文尚武的风气和令人瞩目的教育规模。

    在客家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探讨方面，以两篇关于客家教育的硕士论文为代表。赖龙扬考察了客家文化与客家区域基础教育的互动关系，认为客家文化是客家区域基础教育生存与发展必须适应的文化模式，客家文化现代转型的效益直接导致教育文化生态的差异性，从而影响客家区域的教育质量。研究认为，客家的教育特别能够体现出一种客家文化的灵魂。

    在已有的客家教育研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是客家人的“崇文重教”问题。一般来讲，国内外学者对客家崇文重教多有推崇。如早在20世纪初客家教育引起外国传教士和学者的关注。法国传教士赖里查斯在嘉应考察时发现客家学校“按照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和它相比，较之欧美各国也毫不逊色”。国内多数学者认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是客家教育最显著的文化本质，以致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列入有关客家精神（或称客家意识、客家民性、客家文化特质等）中。王东先生认为，客家人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强烈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客家人对教育的特殊崇尚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客家地区教育的普及与发达。或说客家文化的最鲜明特色在于客家人特别看重读书人，即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或认为客家地区普遍存在尊师重教的风气，因此，在客家社会里，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荣，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陈振中、唐德海认为客家人具有深厚的教育情结，是一个十分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族群。陈振中，刘佐泉认为客家人才辈出，与其他民系相比，客家具有知识分子多的特点。

    多数学者坚信客家崇文重教的同时，还对客家崇文重教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有主张世家论或血统论；或主张政绩论、政策论等观点，或主张是环境使然，也与当时政府官员重视教育不无关系。叶少玲指出，客家社会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风气和所形成的教育规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而形成的， 而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即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两大因素。或认为客家人重教原因之一是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使然。

    当然，也有学者对客家的“崇文重教”提出质疑。如陈支平认为，一个地区的文风兴盛与否，与这个地区的民系性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与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对客家的“崇文重教”说提出质疑，提出要加强民系之间的比较研究。周雪香则指出，不少学者以“崇文重教”、“崇尚教育”、“尊文尚学”等词称颂客家教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客家地区的教育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存在时空差异。

    前人有关客家教育的研究成果基本梳理了客家教育资料，勾画了客家区域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轮廓，初步构成了客家教育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动态。

    客家教育问题本来就是客家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且已有的客家教育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1.从研究角度看，多数研究只限于对客家教育本身的研究，就教育而谈教育，没有把客家教育放在客家文化背景下进行思考，忽略了客家教育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对客家最有特色的家庭教育或家族教育研究不够。

    2.在材料的运用上，已有的研究主要只是对方志、家谱等文献资料的梳理，客家民间文书等材料有待进一步挖掘；其实，客家学隶属于人类学，客家教育的研究需要实地调查，挖掘田野资料，拓宽文献资料来源的渠道，充实客家教育研究的内容。

    3.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文化类型，教育特征呈现不同的差异性。因此，不同客家区的教育表现出不同的模式或特点。在明清时期赣闽粤边客家移民的离心式迁移过程中，由于迁入区域的土著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差异，移民在进入不同的区域之后，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曾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正因为如此，所谓客家教育，并非一个固定的模式，在不同的区域有着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但是已有的客家教育研究，其研究区域主要涉及闽、粤、赣边区，即限于传统的客家大本营地区，对四川、台湾等其他客家地区教育的研究较少涉及，各地客家的区域教育尚待加强研究。

    4.比较研究方法运用不够。尽管已有的研究也注意到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也指出了客家教育的特色，但学术界对客家教育的研究仍存在主观化色彩和一般化倾向，对客家教育的特色的探讨缺乏比较研究。学术界对客家研究带主观化和感情化的研究多有批评。由于没有与其他族群相比较，往往是就客家而研究客家，加上研究者自身多为客家人，在客家教育研究中表现出浓厚的情感色彩和主观臆断，给人以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感觉。正如陈支平先生指出，从客家人单方面的族谱资料出发，就很容易得出客家文化教育科举如何发达的结论。但是如果参阅了其他民系的族谱和其他文献，便可发现原来其他民系同样如此。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出合符事实的结论。否则，一味地哄抬标榜，反而有损于客家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的严肃性。

    5.客家教育特色的分析。教育基于文化的不同类型而形成不同的教育模式。客家文化是移民文化，当客家人移民到福建、台湾等地区后，客家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产生交流与碰撞；为求生存、图发展，客家人不得不适应当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在顽强地保留自己文化传统同时，又主动吸收、适应当地文化，从而在各地形成独特的教育模式和特色。因此，从族群的角度切入，分析客家教育的区域特色和族群特点才显得有意义。其实，客家作为文化概念上的客家，其族群特色应该是很鲜明的。但是，从已有的客家教育研究，忽略了对客家教育特色的探讨。尽管谢敏华等也谈到客家传统家教特点，谢敏华、郑镇峰论述了汀州客家的教育特色，由于缺乏族群间的比较研究，已论述的特色其实并不是客家独有的特色，从而影响客家教育研究的客观性。

    6. 客家人的“崇文重教”问题值得探讨。客家的“崇文重教”看来是颇有争议，不但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对此问题看法不一，不同客家地区的人对此问题也颇有异议。这是因为教育存在区域差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教育有着不同的特点。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从区域教育的差异性看，客家人的“崇文重教”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客家教育研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必须加强客家教育的研究；而客家研究的存在的许多不足说明客家教育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深化其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以四川客家“崇文重教”为考察中心，研究历史上的四川客家教育，希望从区域的角度，对此问题做具体的探讨。不过，在进行四川客家教育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四川客家的研究历程作简单回顾。

    四川客家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40年代。1932年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提到四川有13个“非纯客住县”，成为客家研究领域率先著录四川客家的第一人。钟禄元先生1941年在《文史教学》上发表的《蜀北客族风光》，首次介绍成都近郊的客家风俗，成为四川客家研究的开山之作。1947年语言学家董同龢先生撰写《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是研究四川客家话的代表作。

    20世纪80年代国内客家研究热潮出现后，学术界从语言、客家历史文化、民俗等角度，对四川客家进行研究。其中主要代表成果有：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客家学者黄雪贞撰成《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一文，是继董同龢之后又一研究四川客家话的优秀成果。崔荣昌教授《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对四川客家方言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并从文化上扩大对四川客家的研究领域。而刘正刚的专著《闽粤客家人在四川》第一次对四川客家的主体——闽粤客家人做专门研究；孙晓芬的《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全面开拓了四川客家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由于四川客家研究起步较晚，即直到20世纪90年代，四川的客家人研究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1999年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四川客家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四川客家研究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进行。在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组织下编辑出版《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四川客家民俗文化》、《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等资料。尤其是2005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成都召开，掀起了四川客家研究的热潮，推动了四川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此前后相继出版了《四川客家》、《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成都东山客家太平村》、《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重庆江津的移民与客家》及系列会议论文集。这些研究成果在总结半个多世纪四川客家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四川客家的研究领域。

    但总的看来，四川客家研究只是刚起步而已，这些成果大都是“动态性的报导，间有客家文化事象的文章，也多是表象描述的多，这与四川客家文化研究处于初级阶段有关”。表现在四川客家教育的研究则更是如此，连涉及四川客家教育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民国时期钟禄元先生注意到客人子弟很少中途辍学的现象，并指出客家族田在客家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成功可能性，较一般人为强。尽管客家人居住的地理环境较平地的其他汉族差，但客家教育毫不逊色。张杰研究了外来移民与四川科举家族的关系。其中的外来移民就包括四川客家人。刘世旭先生对四川客家人的“耕读为本”作了初步的探讨。总之，在已公开发表的成果中，还无专文论述四川客家教育，即四川客家教育仍处于学术空白状态。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文化与教育存在密切的关系。本研究从客家移民文化与四川客家教育之间的关系入手，审视四川客家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探讨客家文化变迁和四川客家教育之间的关联，即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客家是如何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研究300年来四川客家在融入主流社会同时又传承自身文化的过程中客家教育所充当的角色及发挥的功能，客家传统文化在四川的传承和变迁中客家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表现出客家教育的特色。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探讨客家教育的族群性和区域性特色。即从族群比较的角度，将四川的客家人与湖广人作比较，分析四川客家文化的特色，探讨四川移民文化的类型和核心，突出客家教育的族群性特色；通过区域比较，即在比较四川客家聚居区与散居区以及四川客家与闽粤赣客家的基础上，初步分析出四川客家教育的地域性特色，揭示了四川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分析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模式与特色，从而勾画四川客家的教育史轮廓。

    正如前文所述，尽管学术界对客家“崇文重教”多有探讨，但至今仍存在不少分歧，研究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崇文重教”的理解存在误区，二是只注重从族群性角度分析，忽视了“崇文重教”的地域性。为此，本研究以“崇文重教”为主线，从族群性和地域性两方面对四川客家教育进行考察，探讨客家人在迁居四川后的社会化过程中如何培养、教育子女的问题，如何传承族群文化、强化文化认同。

    当然，四川客家教育的研究多年来之所以成为研究的薄弱环境，是因为研究本身存在一些困境。

    1.文献资料的缺乏且零星分散

    与闽粤赣客家相比，四川客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殊性，即在演进阶段、族群关系、文化表现形式和客家身份等有很大的不同。四川客家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四川客家研究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单就客家身份而言，在闽粤赣地区，客家与土著相对应，二者界限清楚，泾渭分明，为客家研究提供资料的文献，往往也以“客籍”标明他们的身份，相对较易识别。而在四川， 由于不存在纯客家区，客家人与湖广人杂居一起。加上历史上四川客家缺乏“客家”意识，四川有关客家的文献资料，一般都不出现“客籍”的字样，仅载录其原来的省籍。而单凭其省籍还不足以判断其客家人的身份。这种客家与移民身份的难以辨识， 致使在资料的征引与鉴别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也给四川的客家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而且即使四川客家身份明确，客家教育的文献研究资料也同样稀缺。正如王东所言，历史上的客家教育基本上都是在家塾或族学中进行，客家教育的资料主要集中于有关家族谱牒中，要通过零星而又分散的谱牒资料来勾勒各个历史时期客家教育的整体面貌，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复原历史时期四川客家教育，并非一件易事。

    2.四川客家教育特色的分析

    教育基于文化的不同类型而形成不同的教育模式。当闽粤赣客家人随着西进的浪潮移民四川，来到巴蜀这块陌生的土地时，客家文化与四川本土文化产生交流与碰撞；为求生存、图发展，客家人不得不适应四川盆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在顽强地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主动吸收、适应当地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教育模式和特色。因此，从族群角度切入，将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作比较，研究四川客家文化适应策略，从而探讨四川客家教育的区域特色。但是，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都是属于汉族，其文化的差别比较细微，且两者相互影响，因而从比较中探讨四川客家教育特色也是本研究的难点之一。客家教育的研究本身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客家教育研究的领域尚待进一步开拓，且已有的有关客家教育的研究只局限于客家大本营地区客家教育的简单复原，往往是就客家而论客家，缺乏族群间的比较研究，难免带有主观化与感性化的色彩，这是客家教育研究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此，有必要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反思，从而加强和深化客家教育的研究。

    四、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从文化上看，客家文化是典型的区域文化，而作为族群意义上的客家，客家又隶属于人类学。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有区域文化理论、族群认同理论和教育人类学理论等。

    客家文化是典型的区域文化。而“区域”是地理学上一个常用的概念，强调一定地域单元内部构成上的均质性。区域文化强调的是“文化区”概念，而“文化区”指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地域，表现出地域性特点。地域性是对于某特定区域，其中一切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因素共同构成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特征，是地域文化的综合体现。文化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文化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特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类型。同一区域内不同族群也会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文化强烈地影响着区域教育的存在和发展，表现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正如美国解释人类学家格尔兹在其论述法律时所指出的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相对区域文化而言，教育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整体性与差异性、共性与个性这些基本特征即构成了教育的地域特性或空间特性。因此，近年有人提出教育地理学或教育的地理学视角等观点，目的是探讨教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客家是族群意义上的概念。而族群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意识到自己或被意识到其与周围不同，并具有一定的特征以与其他族群相区别。这些特征包括共同的地理来源、迁移情况、语言或方言、宗教信仰、共有的传统、价值和象征、民间创作和音乐、饮食习惯、居住和职业模式等，对群体内外不同的感觉，因而体现族群性特征。族群性即族群的性质和特点，表示某一族群的社会文化区别以及族群互动中的可识别性。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文化认同，指人对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归属心理，表现为对一种文化价值认识的自觉或觉醒，它表示自我归属于哪种文化价值，或者我应该怎样做。

    在文化认同中，什么样的历史可以成为建构认同的“素材”以及如何解读“历史”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客家认同不可能完全通过要素的方法来理解，而必须通过讲述和复述历史来建构。显然，这里的“历史”是基于一定“历史事实”之上的“集体记忆”，这种“历史记忆”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记忆、回忆与描述。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语言、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构成族群认同的要素。任何族群都有自己的集体记忆。在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迁的前提下，任何一个族群都必须通过族群记忆的强化和结构性失忆来重新整合自己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记忆，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

    研究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是教育人类学的基本主题。文化问题是教育理论的核心问题。教育与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既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又对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教育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文化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传承与创新的过程。借助文化哲学的力量，近年来，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学的研究取向。人类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和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方面的成果颇多。

    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与文化存在互动关系。文化是靠教育来传递的，文化传播过程也是教育过程，发现文化就是发现教育。教育是文化传承、传播和发展的主要途径；文化决定或影响教育，教育传统总是带着族群文化的烙印，从而形成族群教育的特质。正像美国教育人类学家斯宾格勒（Spindler，G.D.）所说的：“一定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烈地制约着教育过程的进行和人们养育子女的方式。”因此，研究教育必须研究教育的文化基础。价值观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构建客家区域教育特色的基础与核心，因而研究客家教育要从客家文化的核心内容着手。客家人耕读传家与崇文重教等都是客家价值观的体现，是客家人族群心理的反映。客家文化的核心决定了客家文化的特征，从而决定客家教育区域模式和特色。因此，从客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出发探讨客家教育问题是深化客家教育研究的切入点。基于此，本文运用以上理论从研究客家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入手，分析客家教育的族群性和地域性特色，以期深化客家教育的研究。

    当然，深化客家教育研究的关键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四川客家教育的研究是一门跨历史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性研究领域，该研究在性质上是在特定文化区域，以四川客家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区域教育史研究。区域研究要求本研究遵循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点与面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原则进行。区域教育史研究不仅需要利用历史学和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要借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等研究方法。

    1. 田野调查

    客家文化是一种族群文化，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是深入认识客家文化的重要手段，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的基本方法在客家研究中理应得到重视和运用。

    正如滕星先生指出，我国教育研究应该更多提倡从书斋到田野、从田野到书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客家教育研究既然隶属于人类学和教育学的范畴，更要求我们走出书斋，到田野作实地考察，运用教育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客家教育也许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兴起是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研究者可通过在田野中收集更多的民间资料，以弥补客家教育研究资料的不足。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根基，是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在客家教育中我们强调田野工作，不但可以使我们获得原始性、完整性的第一手资料和对研究对象的体悟，获取历史研究的“原生态”，也有助于我们对客家教育“文化性格”的再认识，了解其族群性、阶层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挖掘出客家教育一些新的主题，从而深化客家教育的研究。

    田野工作是指经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客家研究缺乏现成的文献资料，只有到田野调查中去征集、感悟和体验。正如王东先生所言，历史上的客家教育基本上都是在家塾或族学中进行，客家教育的资料主要集中于有关家族谱牒中，要通过零星而又分散的谱牒资料来勾勒各个历史时期客家教育的体面貌，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客家教育是区域教育的研究，区域性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从事区域教育历史研究的前提。这要求客家教育的研究要走出书斋，坚持点与面的结合到田野作实地考察。

    由于东山客家文化的典型性，笔者以东山区为本研究的重点考察区域。为此，笔者曾两次去东山区考察，访谈了一些客家老人，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主要包括方志、家谱、调查资料、档案、客家名人传记或回忆录、民间文书以及碑刻、桅杆、历史照片等实物资料。

    2.比较研究法

    客家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和地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客家文化呈现不同的特色。为此，比较研究是研究客家教育的重要方法。与客家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不相符合的是客家文化比较研究还远远落后，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客家移民过程中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以及因不同族群的互动所产生的结果，更忽视了客家文化的特色的研究。其实要真正了解一种文化或教育，就必须跳出这种文化的圈子外，以其他文化体系作为参照进行比较才能把握其特点。由于缺乏客家文化的比较研究，客家研究成果存在一般化弊端，许多客家研究成果多是就客家而谈客家的概论式著作，忽视了客家个性。对客家地区的教育研究最重要的是作比较研究。因而有必要从族群的角度切入，对客家教育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研究，从比较研究中突出客家文化的特色。

    这种比较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比较，即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研究。从历时性看，要将四川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作整体的考察，分析客家文化的变迁及其文化变迁中教育观念的变化和教育的盛衰，研究客家教育对文化传承和变迁的影响，即客家教育研究不仅要研究客家教育的历史，更要审视客家教育的现状；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的客家学，其特性就是族群间的互动关系。族群的互动现象彰显了族群间文化交融的现象，透过此一现象可以了解客家人对当地环境及文化的适应方式。族群的互动说明进行共时性研究的必要性。共时性比较可分外部比较和内部比较两类。外部比较，即将客家文化与其他族群文化进行比较，如对广府人与客家人进行分析比较，两者的比较有利于突出客家教育的族群特质。内部比较是客家文化的内部区域差异作比较。即包括闽粤赣客家区与离开客家母体的其他客家区的比较以及客家区内部的客家聚居区和客家散居区的比较。只有这样可找出客家教育的区域特色，了解不同区域客家文化的差异，以此突出客家教育的区域特色和族群特点。

    3.文献法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

    作为教育史研究，文献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收集文献资料的渠道有：四川客家中心、成都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四川客家区各地档案馆、各乡镇文化站、博物馆、谱牒研究所及客家区百姓家等。这些文献资料包括：1）方志类：地方志是区域教育研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包括地方志、乡镇志、教育志等主要提供客家移民的背景资料。2）家谱类：其中有客家家规、家训、家族办学、奖学、家族人才及客家人的教育观等资料，是客家教育研究最重要的资料。四川客家中心、四川省图书馆藏、重庆图书馆及各区的档案馆民间收集家谱资料。这些族谱载有客家家规、家训、家族办学、奖学、家族人才及客家人的教育观等资料。3）社会调查类资料：由于东山是客家聚居区，有关东山地区的调查资料也是研究四川客家重要参考资料。如1941年钟禄元的《蜀北客族风光》、1948年徐宝田《四川省华阳客家民族之研究》、1948年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等；另外，四川客家研究中心1999年成立以来开展的“成都东山客家历史与现状”课题的田野考察活动，并出版了《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四川客家民俗文化》、《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等调查成果；2005年为迎接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成都的召开，四川客家中心又相继出版了《成都东山客家太平村》、《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等，这些为客家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4）档案类：各客家聚居区的档案馆藏的资料；5）客家名人传记：四川客家名人如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现代新儒家唐君毅、著名诗人家林思进、著名音乐家叶伯和、《厚黑学》作者李宗吾、教育家吴雪琴、天文学家刘子华、文化名人郭沫若、著名画家张大千、“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共和国元帅朱德、辛亥义士彭家珍、抗日名将王铭章等名人传记或回忆录，其中包含许多富有价值的客家家庭教育资料。6）民间文书：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收集到童谣、谚语、山歌、说唱词等民间艺文资料，如收集不同版本的《广东小儿歌》、东山客家民间说唱词、东山客家私塾教师张兴万的手写自传以及客家富有教育意义的民间祭文等。

    当然，由于时间的仓促和个人水平有限，在资料收集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如对客家家谱或方志的梳理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客家会馆办学的资料收集还欠缺，有待今后补充；由于资料的不足或鉴别存在的困难，使得对研究的问题考虑得不够全面，认识也难免肤浅，研究中可能存在许多问题和错误，敬请专家批评指正，以期今后进一步完善。

    五、论文的结构安排

    论文分为导言、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

    导言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原由、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

    正文部分共分六章来展开。第一章分析了四川客家移民的比例与分布，探讨了四川移民文化“嫁接型”和“移植型” 的两种类型，目的是为了将四川的湖广人与客家人作比较，以突出四川客家文化特色，为客家教育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论述了四川客家人教育观及其对客家生活诸方面的影响；第三章从四川客家的生计方式着手，探讨客家耕读传家的思想和实践。分析了包括客家在内的入川移民对清代四川教育的复兴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四川客家耕读思想，指出四川客家善耕也重读，因而促使四川客家的崛起；第四章是客家移民文化认同教育。移民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客家话、客家道德文化和移民史等方面，因而四川客家强化客家母语教育、客家道德文化教育和移民史教育。四川客家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强化客家母语教育，以客家独特的《广东小儿歌》等形式来突出客家母语教育和道德文化教育，而移民史教育突出表现在以《入川履历》和《张兴万自传》为典型。重视移民文化认同教育，是客家“崇文重教”的表现。第五章论述四川客家祠堂与家族教育。由于客家强烈的宗族观念，在宗族教育方面客家办学热情较高。文章介绍了四川客家祠堂以及客家宗族办学概况，重点论述四川客家家族的助学、奖学活动，其中以龙潭范家祠为四川客家宗族办学的典型。第六章是分析四川客家教育水平。文中介绍清代以来四川客家人才和私立学校状况。指出与湖广人相比，尽管四川客家经济状况比不上四川的湖广人，但四川客家人才比例不逊于湖广人；从私立学校发展看，与湖广人相比，四川客家人办学的热情要高，私立学校的数量和质量要高于湖广人，但是与客家原乡相比，四川客家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并不乐观，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原因有二：从经济因素看，四川家族组织的不发达和四川客家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等两大因素影响下，四川族田的不发达；从环境的原因看，四川客家区的族群关系和当地民风状况导致四川客家教育的区域差异。

    结语部分总结了四川客家教育特色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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