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来移民与清代四川教育的复兴

    （一）清初四川文化教育的“浑朴时代”

    清代四川的文化教育经历了从浑朴时代到文盛时代的发展历程。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经济萧条，文化更是落后。反映在乡试配额上，四川与贵州、云南一样，被列入“科举小省”。由于官学田主要用于资助办学或赈济贫寒学生，因而学田的多少是衡量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从学田方面看四川教育更是落后。雍正二年（1724）学田最多的是直隶（1188余顷），最少的是四川（3顷多），前者是后者的396倍；乾隆十八年（1753）学田最多的是湖南（7300余顷），四川只有23余顷，倒数第二（仅多于云南），两者相差317倍。四川学田数目的稀少反映了官学教育的萎靡不振。许多方志更是对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记载颇多。例如文教曾经发达的华阳县康熙初“时蜀遭罹兵燹，文献荡然，人罕言学”。万源县“县属开辟最迟，风气闭塞，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在昔科举时代，乾嘉后始知重学”。巴中县清初“人鲜业儒，不尚功利；农惟力穑，不重工商；男子务习劳动，妇女不饰铅华”。

    为迅速恢复经济，政府采取了鼓励移民四川的政策，“四川省民少而荒地多，嗣后流寓之民情愿在川省垦荒居住者，即准予其子弟入籍考试。如中试之后回原籍并往别省居住者永行禁止”。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并给予入籍科举考试的资格，是清政府鼓励移民入川的特色政策。清顺治时期规定，“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方准入试”。这说明，“入籍”在清代一般指寄居地置办一定的产业和有祖先坟墓，且居住超过20年的移民，则可以获得当地的户籍。但清初四川是例外的，移民落户没有产业和时间的限制，目的是为了恢复四川经济与文化。这些外来移民对清代四川经济文化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乾嘉以来四川文化教育的“文盛时代”

    随着清初移民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到乾嘉时期，四川的文化教育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四川的文化进入所谓的“文盛时代”。史载，乾嘉后“民物蕃庶，国家右文，人重科举，士竟帖括，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虽至寒畯，亦趋于学，应试弥多，人才增盛……男耕女织，家世其业；老师宿儒，终身教授，此为文盛时代”。在文盛时代，“国家承平日久，人家多以购书为急务”。于是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出现农与士的分离，“自国初插占以后，多东南楚粤之民，于时勤务农桑，野处之秀，出秉耒，入横经，风犹近古，今则农与士分途”。这反映了“湖广填四川”后四川文化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这表现在：第一，四川的书院和义学大多在乾嘉后得到发展。清代康熙时四川建书院33所，雍正时期11所，乾隆时期120所，嘉庆时期51所，鸦片战争之前，四川共建书院263所，占总数的47.6%。四川清代书院数量名列全国第2名。清初四川书院的恢复和义学的创建标志着四川文化教育的复苏，诚如洛带镇广东会馆的山门楹联所云：“遗风喜见人文蔚起；瑞气伫看甲第蝉联”。第二，学额的增加。清代科举录取名额由朝廷根据地方的文风高下、钱粮、人口多寡等因素确定学校规模和录取名额。如顺治15年规定府学20名，大学15名，中学12名，小学8名；康熙时规定府学25名，大学20名，中学16名，小学12名；1723年四川成为人文最盛之地，规定学额为大学照府学，中学照大学，小学照中学。录取名额的增加意味着文风日盛，是四川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反映。第三是科举人才的增加。据统计，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川省仅中进士2人，占总数的0.74%，到光绪十二年（1881）四川中进士人士达13人，占总数的4.11%，清末四川中进士人数是清初的5.5倍。

    （三）清代移民对四川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

    清代人口迁移，对科举人才的地域分布产生积极影响，对四川文化教育的复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移民与土著在心理上有明显的区别。清初移民属于生存——发展型移民，不安于现状，富有冒险精神，往往能在逆境中奋起；而土著由于固守桑梓，安于现状，环境稳定，在经济、语言文化上有优势感，很易产生惰性心理，难以激起奋发精神。兹以理番的土著与移民的比较为例。理番县“客籍汉人，性耐劳苦，至俭朴，或挖药，或烧碱，或事农耕，储积小本，渐事贸易，而致中人产者，实繁有徒”。而“土著汉人，多数习于怠惰苟安，除少数能业农桑外，余多失业”。吕实强对土著和移民在文化心理上的特点作了比较。他认为，清代四川的土著居民多衰萎不振，新籍移民则多富朝气，有进取之力。并认为“居留愈久者，愈较萎靡，鲜有振兴”；而“入籍愈后者，愈能振作其精神，发挥其潜力”。其原因在于，“惟以移民而来者，多轻弃家跋涉，殆至其地，又须刻苦勤恳，勤劳不息，方可以维持其生计”。经数代之后，方可望进入安定而谋求发展，此种开拓精神，对其子孙自当有深切的影响。“惟清朝移入者，则起初功名甚少，光绪时，大为增加，于清末民初，更蓬勃纷起”。清人对此也有认识。即“士大夫多以白衣起为公卿，而宦家子弟多不肯向学，以有所籍也”。正如索维指出，一定的条件下，压力具有创造性。汤因比强调安逸对文明有害的道理，他指出文明的起源是面对环境变化的挑战而进行应战的结果，太舒适的环境会导致惰性，而逆境则对人群提出新挑战，激发人的创造性，文明才得以产生。四川移民凭着积极进取的朝气，开疆立业，推动四川文化教育的发展。事实上也如此。清代四川的科举人才多出生于清初白手起家的移民家族。张杰根据《清代硃卷集成》收录的91份四川乡试硃卷履历发现，在能明确其祖籍来源的履历中，有46人祖籍为外省移民，占总数的50%以上；在29份会试硃卷履历中，有10人祖籍为外来移民，占总数的30%以上。说明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中，外来移民对四川文化复兴起重要作用。《清代科举家族》所收录的四川外来移民的20个科举家族中，能明确其祖籍来源的移民家族中，四川客家有5家，占25%。

    二、四川客家耕读思想

    耕读文化是科举制度的产物。科举制度的推行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打破了士庶分野的状况，使大批出身寒微的农家子弟有机会进入士绅阶层，推动了我国耕读文化的发展。宋代后，耕读成为我国农业社会文化的主流。耕读文化是中国古代教育文化的最初模式，是一种自耕自读的教育模式。农耕时代的平民既耕又读的生活方式，成了中国农业社会普遍的生计模式。耕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中国特定的农耕时代的文化产物。

    所谓“耕读传家”就是通过耕田力作奠定发家基业，进而督课子孙，勤奋苦读，获取功名；也就是说解决了生活上的温饱之后，可以读书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而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今东山范氏对新时期的耕读有新的诠释。范氏认为“耕”就是当农民耕田，“读”就是教育子孙要学知识、学科学，做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新型农民。

    尽管耕读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普遍的生计模式，但客家无疑是耕读的典型族群，耕读几乎成了客家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客家人多生活在封闭的山区丘陵地带，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耕读在客家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客家人长期居住在封闭的山区和丘陵地区，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加上客家把自己看成是中原先民的后裔，因而客家更是以“耕读传家”自居。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为在不同的环境中求生存，体验到刻苦耐劳、容物覃人、耕田读书和天足健步的重要性。“刻苦耐劳所以树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业乐群，而耕田读书所以稳定生计与处世立身，关系尤大。有生计，能立身，自然就可久可大，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客人的生产事业，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务农，所谓耕读传家是他们一贯的传统政策”。因而，土地和书香是客家人亘古不变的两大梦想。

    在四川，相对湖广人而言，客家耕读之风比较浓厚。前文也提到客家对居住地的选择反映了客家人的耕读为本的理念。因为从居住环境看，客家人入川定居首选民风淳朴的耕读环境，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读”，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从实践看，事实上，四川客家人善耕也重读，这在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耕读为本”思想主要包含了“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和“耕可致富，读可荣身”的内容。

    （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取向。农本思想成为我们理解客家耕读文化的关键。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是财富的重要标志。客家人认为有土地和农业资产才是光大祖德、安身立命的根本。有经济头脑、擅长多种经营者，往往在发家之前从事商贸活动，发家后很快把资金转到土地投资上。有些族谱对客家后代买田也给予奖励。如龙潭范家规定，凡有买田置地，契价在1000两以上者，奖钱500文。“盖广置产业以光前烈，其勤俭足嘉惠耳”。在传统农耕社会的四川，由于人均耕地少且商品率低下，商业风险大，不如地租收入丰厚稳定，经商致富后，不是把主要财力致于扩大再生产，而是去购置田产，在观念上认为这样才稳当。“县人以买田收租不耕而食为自然收入，最普遍之源泉……县属商业不甚发达，投资多败……故资本收入不及土地收入可靠。”客家人也不例外。不管其致富的方式是力农致富、农商致富或农工致富，在致富后，多把资金投入土地中，唯独客家人有独到的理解。康熙五十九年（1720）入川简阳的钟宏予，靠勤俭起家，60岁时已成当地的富族。在力田之余，钟氏一家还经营了盐店和屠行，生意颇好，但就在生意发展的黄金时期，钟氏“将盐店、屠行出顶，其器械大半相送，不日顶出，将钱收回”。其原因在于“第恐后人瞒心昧己，纵饶裕必不可长久，倒不如生意莫做。依祖规耕读传家，自有出头日期”，从此钟氏“家务亦极顺畅，资财日见丰饶”。钟宏予看来，经商固然能发家致富，但俗话说得好“无商不奸”。长期从事商业活动，“恐后人瞒心昧己”，有损家风，于是将商铺低价转让，继续买田置业，走耕读传家之路。“试看那不读书的人家，不但粗蛮，不知礼仪，子弟飘流浪荡，虽家累千金，不旋踵而销亡矣。亦不得因未成名之故，遂淡了送子心肠，那读书求敦实行，不单为功名也。”俗话说“书田无税子孙耕”。在钟宏予看来“门风要紧”，关键是要读书识礼。因为钟宏予回广东时，其族人曾告诫他：“钱可积，书宜读，门风要紧。此数语兄回川必常挂齿颊，以训子孙”。从此可看出客家善于经商，但有轻商的观念，这与我国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思想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孔子所传正统的儒家观念，其实是贱视艺、工、商等职业的。喜欢慎终追远的客家人以中原望族而自矜，时时都要把自己看成是农耕时代耕读传家的正规军。

    （二）“耕可致富，读可荣身”

    “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反映了客家人“首士次农”的职业观。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士”和“农”一直被看成是正当的职业。如龙泉驿同安乡江氏，“盖人生所务，不外士农工商。首士次农，余非正业”。如张氏规定：“凡我族人当以耕稼为定业，诗书为定习。”钟宏予规定：“人有本务，不外耕读二事。盖勤耕则可以养身，勤读则可以荣身。”受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客家人单纯依靠山地农副业的生产方式，要求得生存，必须勤于耕稼；要求得发展，只有读书仕进，舍此别无选择。“耕”为生存之本，是读的基础；“读”是迁升之路，是耕读的最终目的和追求，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的统一。这使客家认定晴耕雨读、文武双全是最理想的人生模式。在客家人看来，文武双全，就是能耕能读。东山客家有句歇后语叫“狗屎做鞭——文（闻）也文不得，武（舞）也武不得”，就是对耕读的鞭策和对不耕不读的嘲笑。客家的耕读生计模式体现了客家对教育发展的祈求。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理想追求，而晴耕雨读是传统农业社会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因而“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是对耕读传家的最好诠释。“耕读为本”思想一直成为客家族谱的祖训。祠堂是宗族耕读文化的标志，耕读为本的思想在客家祠堂中也有明显反映。如东山廖氏祖祠两侧对联：“念先祖沐风浴雨来西蜀，披星戴月建基业；愿后代勤耕苦读居天府，艺精技熟创革新”；“惟建基业，艰难险阻锱铢必计；欲守成规，勤俭耕读半文不奢”。在耕读思想的指导下，客家祠堂兴办的私立学校是客家耕读文化的具体实践。最有代表性的是金堂陈氏创办的崇本小学，其校门图案是锄头和书本，象征耕读为本。

    三、善耕的四川客家

    （一）四川客家居住的地理环境

    清代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从康熙十年（1671）正式开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金川之战时为止。由于地缘优势，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湖广人捷足先登，先占领良田好地。故清初“插占”起家的垦田大户多为湖广人或土著。客家人入川比湖广人晚，迟到的客家人只能落足于贫瘠的山坡荒地上或寄人篱下，为人佣耕，从而出现“客家住湖广”的现象。客家有“住山不住坝”的说法，即坝上“湖广人”，山上“土广东人”的居住格局。因此，在东山区黄土、三河、石板滩等乡镇的客家人被湖广人称为“山上的人”，而客家人称他们为“坝上人”。说明客家居住环境不如湖广人，生活在丘陵地区的“土广东”成了乡巴佬的代称。

    兹以东山地区为例，说明四川客家居住的地理环境。东山区境内低山、丘陵、平坝兼有，但以丘陵为主，龙泉山横贯其中， 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地势起伏不平，属黄土层，土地贫瘠，以黏土为主，透水透气差，有“晴时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之说；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季节性降水，严重缺水，“不过灌溉全用塘水，若天不雨，插秧便成问题，所以东山区每年栽秧的秧田，只能占其全区二分之一，鲜有能全数栽秧者，农业是靠天吃饭”。

    低山、丘陵的地貌有利于开展多种作物经营倒是事实。客家人深知作物品种单一的弊端，单在水田里种植稻谷，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风险大。由于东山地区属于有田有地、有水有山的丘陵区，客家人因地制宜，除了在东山区的田里种植水稻外，同时还在土中经营旱地作物，如玉蜀黍、大麦、小麦、大豆、高粱、海椒、芝麻等，开展多种经营。对于靠天吃饭的客家人来说，多种经营风险小，且有利于劳动力的综合利用。这地理环境能发挥客家人擅长旱地农业的优势，有利于多种经营。这种生产、生活环境与客家原乡极为相似。“客人常说，这块丘陵的地质地形，多类似于岭南山地。所以他们一到东山后，便聚族而居，不再转徙了”。客家经多次在四川辗转迁徙后，终于在东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乐土”。当然，东山区的粮食作物以玉米、红苕等耐旱粮食作物为主，产量低下。红苕是主食，因而平原地区称东山地区为“苕管区”，东山客家人被称为“苕管儿”。这种称谓明显含有歧视，因而整体上“孬田孬土”的东山客家区经济条件远落后于湖广人。

    （二）四川客家对农业生产的贡献

    四川客家这种以低山、丘陵为主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生计模式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即以“耕”为生存之本。而事实上，客家移民善于耕种，对四川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1.引进新作物到四川

    明代我国从美洲等地引进新作物品种如玉米、甘薯、落花生、西红柿、辣椒和烟草等多种农作物。清代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引入了番茄、甘蓝、洋葱、花椰菜、佛手瓜、小红萝卜、胡萝卜等。由于地缘优势，这些作物最早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种植，清代逐渐在全国得到推广。在“湖广填四川”中，来自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人把新品种引入四川，因而在四川引进新品种的基本上是客家人。

    粮食作物中的红薯和经济作物中的苎麻、烟草、优良蔗种、木棉、辣椒、蓝靛等传入和推广到四川，无疑是与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客家移民入川有关。如红薯在雍正十一年（1733）传人四川，乾隆时期大规模种植推广。潼川府，“潼民之由闽、粤来者多嗜之，曰‘红薯’”。在资州，“薯预种来自南夷，有红白两色，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江津县，“邑初无是种，清初邑令曾公受一，粤籍，将此种携来，亲偕夫人到民间教栽种之法，邑人至今祠祀之”。客家居住的地形决定了多种经营的必要性，导致经济作物的引进和种植。蔬菜中建南菜 “闽人皆以为蔬，蜀称建南，以其本出福建闽南也”。显然，建南菜为福建移民引进。苎麻也是客家人引进。嘉庆《温江县志》载，苎麻“粤东籍家多种之”；“住崇之粤东籍常种植，又能织”。荔枝，“合江以甘氏荔枝为特产”，“其种移自粤东”。最具代表性的是福建商人把甘蔗带到内江，并大力推广，内江因而成为“甜城”。如南溪县“父老相传，（甘蔗）明代无有，清初粤人迁来者众，始由故乡携种来蜀。百年递衍，遂为大宗”。四川原已种有烟草，但美洲烟草的传入归功于福建客家移民。雍正年间从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县的傅氏发现“蜀中未谙种烟法”，善于种植烟草的福建龙岩移民用新的种烟草法改良烟草，经济效益可观。“烟古名谈芭菰，种出东洋……始惟闽、广人食之，今用此者遍天下，资产亦多”。“业烟草者多闽人赖、卢诸姓，皆清中叶来，以其业名县中，利颇饶，今多土人承之”。客家种烟草技术在四川逐渐得到推广。

    客家人入川时引进了一大批传进中国沿海地方如上所述的“洋”作物，这些大大优化了四川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客家人引进新作物，在四川客家民俗中至今有反映。如传说稻谷是狗尾巴沾带稻谷从海外传来，仪陇“广东人”为了不忘狗传播稻谷之功，每到新稻收获后，家家户户都要煮“干饭”尝新，先敬天地、敬祖先，还要舀碗新米饭喂狗。仪陇客家人举丧时，祭台上的祭品供有面食精制成的黍、玉米、金瓜（南瓜）、番椒（辣椒）等，表达对祖先引进作物的纪念。这种习俗在宜宾客家名人唐君毅著作中也有记载。

    2.善于种植多种作物

    在漫长的迁徙创业生涯中，客家人一直坚持“耕读为本”的宗旨，善于多种经营，种植多种经济作物。

    清代陈谦《三台县竹枝词》“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最多。闽人栽蔗住平地，粤人种芋在山坡”，反映了客家人善于种植经济作物的事实。东山地区流行的客家《广东小儿歌》有首《劝农》歌也反映客家善于多种经营的状况。“种棉花，种海椒，多种高粱有柴烧。种茄子，种甘蔗，姜嫲种了一大坝。到四月，忙栽秧，胡豆麦子收进仓。麻枯粪，使得多，秧子后来正大窝。栽下去，又要薅，包粟种迟唔满包。种芋子，种番薯，又种冬瓜种黄瓠……白露过了是秋分，收了大春种小春。各样都要种点点，千万唔种鸦片烟。多种麦子好磨面，麦面折餐顶方便。堰塘冬水满东东，小春种完讲过冬。蒜苗萝卜满菜园，打整屋舍过新年……样就安做福气好，莫嫌庄稼赚钱少。”这首儿歌反映了客家人善于多种经营的事实。四川客家许多人正是靠经营经济作物而发家致富的。如成都沙河客家廖氏将20亩黄土地用于培育蔗苗，每亩的收入相当于20石黄谷。廖家因此而发家。

    3.农业生产技术的领先

    客家人长期生活在人多地少的丘陵、山地，积累了丰富的山地农业开发的经验，因而客家移民入川后在开山造田、改良土壤、精耕细作等农业生产技术方面较领先，促进了四川农业的发展。

    客家人有娴熟的农耕技术，在山上造梯田和水利建设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因而备受四川各地的关注和效法。如雍正十三年（1735）四川巡抚上奏，四川多山地区“如层峦叠嶂之间，亦多可耕之地，须广招在川之闽、粤农民，凿引泉源，或设堰分流，庶灌溉有资，旱涝无患”。另外在耕作方式上，土著与客家移民有所区别，即客家移民善于精耕细作。“旱地之薄者因多石，故耕耨皆难，近粤民佃耕，数数拣去，培之以土，沃之以粪，亦觉操变硗之数”。这说明客家人善于改良土地，把边缘区的贫瘠土地改为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在施肥技术方面，客家移民也表现出其优势。清初，四川农家因用粪过多而烧坏禾苗， “下粪则田肥苗茂，禾多损坏，遂不用粪”，因不得法，便弃而不用，粮食产量自是微薄。而当时入川的广东客家人却善用农家肥，成效也较显著。如小儿歌《劝农》所唱，“做庄稼，冇师父，只爱舍得肥来注”，反映了客家人善于使用肥料的精耕细作。以致当地官员要求四川土著民效法广东客家人的施肥方法，以提高粮食产量。乾隆《罗江县地》载：“近见粤民来佃种者，家家用粪，所收倍多，四川民何不效而行之？”除了施肥技术外，客家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也引起当地农民的注意。如昭化县，“土著民不善种植，以其田佃于粤民，粤民岁奉租如自种，所获之数而又因以为利，利且丰”。客家移民佃田而赢利的奥秘自然引起土著的兴趣，于是纷纷效法，“或仿而行之，辄效。今土著亦往往善农焉”。四川土著由“不善种植”而变为“善农”，主要是归功于善耕的客家移民引进和传播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客家人先进的农耕方法为四川土著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四川农业的发展。

    清代四川农民中，客家人独到的山地农业开发技术得到社会的公认。正所谓“矧耒耜耘籽之工与勤，土著不及楚人，楚人又不及闽、广”，这肯定了四川的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移民善耕的事实。因此，在农业生产方面，号称“耕读为本”的客家名不虚传。

    四、耕读传家与四川客家的崛起

    善耕的客家也重读，不失耕读为本的客家本色。客家移民在四川白手起家，坚持半耕半读或先耕后读的生计模式，依靠佃耕、贸易或农商兼顾等方式走上了发富到发贵的道路，并出现许多科举人才或文化世家，为四川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客家移民发家致富的生计模式

    移民生计模式与环境及传统相关，所谓“楚人、粤人多事耕种，赣人、闽人多营商业”。这是因为“属广东者趋利益、好争夺，以粤俗喜斗也；属江西、福建者乐转徙、善懋迁，以赣闽滨江临海、利交通也”。这反映了广东客家善于农业经营，而福建与江西客家善于贸易的客家移民生计模式。

    清代多数入川的移民是平民，东山客家区至今还没有发现殷实大户入川的记载，即四川客家多是白手起家。郭沫若回忆，“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他乡，逐渐地在那里发起迹来”。客家移民赤手空拳到四川后是怎样发迹的呢？四川客家生计模式中虽然农商并举或农工商兼业致富的情况较多，但力农致富和农商兼顾等是四川客家最普遍的生计模式。

    1.力农致富型

    耕田力作是四川客家入川创业的主流。比较普遍的是客家移民迁到四川初期先肩挑贸易或替人佣耕，或两者兼而有之，待积累资金后再买田置业，发家后广买田宅，成为一方地主。

    乾隆前，由于战乱、瘟疫等原因，使四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农村劳力缺乏，先期入川的移民多数插占为业，自耕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客家人由于入川时间较晚，多数是靠佃田力耕后发家致富而成为地主。这些力农致富的典型家族，是入川创业的突出代表。

    靠佃田力耕而发家致富的家族不乏其例。如广东移民张恭人，入川后先后在简阳、金堂、新都等地佃耕，前后8次搬家，连年购置田土，成为东山客家大族。江西赣南客家何兴崇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入川时，“家无斗筲，室如置罄”，后佃田而耕，不断积累，于乾隆三年（1738）买田100多亩。雍正四年（1726）廖明达从广东入川，寄人篱下而佃耕。“适年屡丰，麻麦有秋，公及诸子垦荒播种，力作维勤，五年之间，遂得百余金”；1732年置业于新都，课子耕作，多次买田，暮年置产数千亩，成为东山客家大户。广东客家钟宏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赤手入川，佃耕起家，前后三次买田，到乾隆中期置业1000余亩。

    2.农商起家型

    当然，客家移民的生计模式农商兼顾也大有人在，靠农商起家后，成为耕读人家（参见表3-3）。

    林济从生计模式的角度对湖广人与客家人作了比较。在生计模式上，清代的新移民与明代的土著有很大区别，即土著旧家多乡居务农，热心于土地经营，甚至在康熙中叶以前迁徙而来的清初移民也多为自耕农。而康熙中叶后迁入的新移民多从事工商业。这时期的移民生计模式是：迁到四川初期先肩挑贸易或替人佣耕，或两者兼而有之，待积累资金后再买田置业，客家移民依靠商贸发家的较多。据《广汉益兰祠续修张氏族谱》记载“贸易为金”、“贸易起家”、“贸易立宅起家”的有15支。

    农商起家的耕读家族较典型的有郫县邓氏家族、周氏家族，金堂的曾氏家族和宜宾的唐氏家族等。

    1753年从广东上川邓氏家族，初期邓滉率五兄弟力耕5年仅足糊口，后学做生意，五弟兄分工合作，农商并举；长兄做米生意，三弟做行商，其余佃耕，数年后置田达数千亩。邓氏家族致富后，鼓励后代读书应考，入川后第三代分别在道光和同治年间出两个进士。

    韩素音的周氏家族在1682年到1710年之间迁移到四川，祖辈第一个从广东到四川落户的是个货郎。从一个非常穷的货郎到四川郫县就改种田，先是当雇工，后来成了一个小佃农，不久购置了一些土地，不断地添置产业，便谋求在成都发展，开起了“广兴行”商行，主要经营烟草生意，走上了“城乡结合，亦商亦农”的发家道路。

    金堂曾秀清为广东入川第四世，“性颖悟异常，儿入乡塾，数月《四书》、《五经》辄能成诵，人骇为神童”。曾秀清从小立志读书成才，但后弃儒经商而致富，常自叹曰：“‘吾已矣，当令子孙率吾志。’故平日束子弟以读，法甚严。尝云：‘子弟读至三十岁，虽无成，亦不至为败家子。’”金堂曾秀清靠贩卖粮食而成为巨富，买田数百亩，耕读传家。曾秀清五子皆有功名，孙19人中有拔贡、庠生等，终成文化世家。

    儒学大师唐君毅的先祖从广东五华迁到四川后已成孤儿。十五六岁便为制糖店佣工，因得主人信赖，借与本钱使独立制糖，生意极好，致富后在金沙江畔购地业农。到第四代，便有五六百亩田，发迹后其祖父辈才开始读书。

    受传统农本思想的影响，贸易起家而致富的客家移民在后期基本都投资于土地，成为耕读人家，即所谓“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因此，在四川客家名人中商界名人较少，这与四川客家重名轻利的价值观有关。

    （二）从发富到发贵的四川客家

    四川客家白手入川，勤俭劳动，通过耕田力作或农商起家等方式逐渐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客家人开始重视子孙的教育，许多家族培养出自己的科举人才，从而走上了从发富到发贵的道路。

    1.四川客家发富

    尽管客家发家致富的途径主要有力农致富、农商致富等方式，但都没有脱离农业，而且致富后多数是把资金投入到购买田地上，以此耕读传家。清前期四川客家移民多是白手起家，“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渐渐在那儿发起迹来”。四川客家白手起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走上致富道路呢？在此抽取了一些白手起家的客家移民致富情况及时间作了统计。如新都县石板滩廖氏从“不挟一钱”入川到置田数千亩，前后仅用了17年时间；简阳钟氏赤手上川，后买田300亩，前后只用了16年时间；江西客家何兴崇在康熙五十五年上川时，“家无斗筲，室如置罄”，到乾隆三年买田100多亩，前后20多年。雍正元年广东客家陈润吉入川，佃田耕种13年，家境逐渐好转。乾隆初长子鹏振，“入隆昌县学，四应乡试，两荐闱卷，两例优等，买业千余亩”。四川客家勤俭致富时间平均需要35年。由于多数是青壮年入川，四川客家移民致富的时间多数是在入川的当代出现。

    2.四川客家人的发贵

    入川移民勤俭创业致富后，一般都十分重视子孙的培养，以致在入川后不久就培养出科举人才，家族因此从发富走向发贵。如金堂县陈氏入川始祖自福建迁来，“勤朴治家，家资转益丰饶。其第二代、三代注重读书，第三代陈锡畴中举，选任武强知县，光大其门闾”。郭沫若祖先背着两个麻袋上川，生活颇为艰难，主要靠跟随马帮长途贩运，谋生度日。经过几代的“亦商亦农”，到郭沫若的曾祖父辈，郭家的家产开始积累起来，其祖父一代郭家才开始读书，即郭沫若的先伯父郭朝瀚在同治七年（1868）入县庠，“为吾家通籍之始”。

    在古代社会，科举人才的出现即“通籍”之始是一个家庭的地位显耀的开端。“通籍”指科考及第，即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绅士阶层。科举人才的等级分为生员（即秀才，包括廪生、增生、附生、监生、贡生等）、五贡、举人、进士等，生员是科举人才的最低等次，本文中开始出现科举人才指生员以上的等次。

    一般而言，出现科举人才的时间要晚于致富的时间，也晚于出现读书人的时间。与客家原乡相比，四川客家耕读起家后科举人才出现的情况表现出一定特色。赣、闽、粤客家家族早期的科举人物都出现在明代中后期，与客家家族组织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时间相吻合。赣、闽、粤等地的客家在明初以前早已迁居当地，而直到明中后期才出现科举人才，也就是说，赣、闽、粤等地的客家在迁入当地后出现科举人才要很长一段时间。

    按25年一代，福建客家最早出现生员以上科举人才的时间要200年以上。相比之下，四川客家在迁入四川后出现科举人才时间更快。如1720年赤手入川的钟宏予，“十五年发富，廿四年发贵”，即1736年发家致富买田300亩，1745年子钟瑸中秀才，入川后25年就出现科举人才；江西客家温文英1722年入川，1737年其子文华入泮，前后只有15年就发贵。金堂县客家邱宗成携五子从福建来川，“癖嗜读耕”，儿子邱献华于乾隆三十年中举，成为邱氏入川后第一位举人。黄景、黄甲兄弟俩入川后不久都中举。总的来看，四川客家从白手起家到出现科举人才大概需要80年左右的时间，即约在第三代出现人才。

    白手起家的客家移民一般在入川后第三代就培养出人才，这正好应了西方的谚语“三代造就一个贵族”。也就是说第一代打物质基础，第二代作精神铺垫，到第三代才有可能成就贵族。这也说明客家人入川比客家迁入福建后开始出现科举人时间短得多。其中的原因与四川特殊的背景密切相关。

    1.清政府鼓励移民入川的政策有关

    清政府为防止科举考试中的冒籍现象，对入籍时间和财产以及科举考试户口作严密的限制，但清初为了加快边远地区的开发，曾经鼓励内地人移居西部地区，对科考户籍要求也有所放宽。前文提到清政府鼓励移民入川给予移民入籍和科举考试的资格的政策，使四川成了科举考试冒籍的多发地带。正如乾隆二十六年四川学政陈筌为清理冒籍奏曰：“川省幅员广阔，五方杂处，别省流寓者十居八九，冒籍岐考之弊最易潜滋”。“冒籍”一般是从文化水准较高地区流向开化较晚、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带。因而，清初入川的移民中不乏有文化背景的移民为科考冒籍而入川，入川后半耕半读，因而有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为客家科举人才的尽早出现创造了条件。以至许多移民在入川的当代就出现了科举人才。

    2.四川较好的文化基础

    历经明末清初的战乱，四川文化严重破坏，但由于四川文化教育在历史上有过很好的发展时期，如西汉和两宋时期四川的文化教育在全国就有相当的影响。清初经济的恢复，文化教育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正如方志记载：“故士生其间不废耕读，而文采翩翩之彦，时崛起田间，盖由于文翁推化，其泽未湮，至今科举之盛，尚能与梓东各邑颉颃云。”

    3.四川客家家族组织的较早形成

    科举考试离不开家族组织的经济支持。研究表明，清代贫苦农民子弟不仅没有条件读书应考，甚至连生存都艰难，贫困农家的子弟读书应考，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在科举时代离开家族的支持是很难读书成才的。家族组织的形成与科举人才的出现密切相关。福建客家在迁入当地出现科举人才的时间要慢于四川客家，是因为福建客家家族组织形成较晚而导致文化教育的滞后性。正如王东先生指出，基层社会组织的家族化，是明清时期客家地区学校教育发展与普及的最主要动因之一。家族组织的形成不仅需要相应的人口规模和居住地较高程度的开发，而且还要一定程度的知识和文化氛围，因为维系家族运转的条件离不开一定知识和文化背景。曹树基认为移民重建家族组织要150年时间，而刘正刚认为闽粤客家移民在四川重建家族组织只要10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四川客家家族组织的形成较早，因而推动教育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家族化是客家地区教育发展的动因。赣、闽、粤等地客家家族早期的科举人物都出现在明代中后期，与客家家族组织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时间相吻合。祠堂族田中的学田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后新式学校能迅速在各地建立的真正原因。

    科举人才在获取功名前，家族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前人奠定的经济基础，后人难以安心读书。张杰分析《清代硃卷集成》8000多份硃卷发现，中举者大多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富家子弟。这说明多数家族是在发富后才发贵的。民国《泸县志》的编者认为：“‘耕读传家’自昔传为美谈，然‘耕’实为泸人生活之本，‘读’者不过什之二三，且为不劳而获之粮户子弟，非耕者发迹广置田园，读者式微，难供膏火，则不能易耕而读，易读而耕，故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也。”，民国二十七年本作者在此表达了两点：一是富而后教的观念。“故无论何籍之人，衣食苟足皆重读书，书不成然后改寻他业”，民国二十七年本。二是“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在他看来，读书是不劳而获的地主（粮户）子弟的专利，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实绅士阶层许多出生于佃耕起家的耕读之家。客家人由于善于经营农业，一些移民入川的客家人入川不久逐渐走上致富道路，鼓励子弟读书应考，从而成为科举人家，打破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士庶分野，这也表明“耕读”方式改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社会向上流动和移民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的人口质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四川客家耕读起家的类型

    耕读传家是客家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必要方式。“耕读”理念使四川客家在致富同时，培养出科举人才，即四川客家人在发富同时又发贵。“发富”与“发贵”的出现大致分两种情况：先耕后读和亦耕亦读。是“先耕后读”还是“亦耕亦读”，取决于入川客家始祖的文化背景或经济状况。

    清初四川移民有一大特色是先期入川的湖广人占尽天时、地利，以致清初湖广人多成为插占起家的垦田大户。由于移民的增加，人均耕地不断减少。据吕实强统计，雍正二年（1724）四川人均耕地为52.39亩，乾隆五十七年4.88亩，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人均耕地只有1.81亩。客家由于迁入较晚，土地几乎都被插占了，他们只好租住当地地主的房子，种他们的田土，出现“客家住湖广”的现象，而且越到后期力田起家的难度越大。这说明客家人的创业比先期入川插占的湖广人要艰难得多，因此，耕读对客家人而言，充满了艰辛。

    而且从四川移民的文化素质看，先期入川的湖广人总体上要优于客家人。张杰分析《清代硃卷集成》认为，康熙年间和乾隆时期入川的移民有很大不同。康熙时期入川的移民多数是受过教育且有一定财产，来四川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前文提到客家移民入川多数是在乾隆以后，而康熙年间入川的较少，这说明客家人入川最初移民以务农、经商为主，读书人少，有其风气简朴的一面，而入川的湖广人总体上受教育程度可能要好于客家人。当然在入川的客家人中其文化背景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文化素质看，总体上入川的客家始祖身份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入川前有功名或文化背景的移民和平民百姓。

    1.先耕后读

    清代科举制度规定，要缴验田契，证明家有田粮才能报考，即只有粮户子女才有资格考试。客家移民中，没有文化的平民百姓要占多数，他们是四川客家移民的主流。刘正刚在《闽粤客家人入川一世祖职业列举表》中，列举的19个入川始祖的职业多为佃耕或贸易，只有两家以行医为业。四川客家入川的第一代客家移民靠佃租起家，直到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逐渐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走耕读传家的道路，因而多数客家平民百姓入川后多佃田为业，经济条件好转后再鼓励子孙读书，即先耕后读。

    例如：广东客家罗玉钦“为子孙之计”，于乾隆十九年（1754）携子入川，“至境尚克勤克俭，治家有道”，由此产业繁衍，到入川第二代延庆公科举及第，至今在龙泉区长安乡延庆公墓地仍可看到一对桅杆，展示罗氏家族的荣耀（见前插图）。广东兴宁人黎连兴，家徒四壁入川，“身无寸积，在途为之担囊、营工”。奋斗20年后，家境转好，儿子黎庆隆“幼时读书，能解大义”，“及壮，弃儒躬习农商，竞酬夙愿，置田千余亩。尤建塾延师，敦诗说礼”。

    韩素音所在的郫县周氏家族入川祖先是个货郎，而且非常穷，货郎到四川郫县就改种田，先是当雇工，后来成了一个小佃农。不久他又购置了一些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不断地添置产业开始读书识字，最后终于走入了士大夫阶层。他们成了乡绅，子孙后代不久就参加了科举考试。

    乾隆年间入川的东山万氏，入川始祖“征途落寞，行李萧条”，入川后“编茅而处，时钱不满千，米不盈斗，负贩谋生，不举火者屡日”，而且前几代“大都以耕为生，即有读者亦不过仅识之文，略知文艺而已”；到宣统时期，“近年读者颇多”。

    乾隆十八年（1753）邓锡璋等7人入川后开始佃耕，后农商并举，艰苦创业，到入川第二代置田达千亩，经济富裕，走开科取士谋发展之路。入川第三代出了两个恩赐进士，邓鹏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入翰林院编修，鹏南于同治九年（1870）恩赐进士。此外，邓氏廪生、文庠、武庠等也有不少。

    广东兴宁人黎连兴家徒四壁，被迫入川，为人佣工，农商兼顾，乾隆二十三年开米房，逐渐起家，其子庆隆公为清国学生，“幼时读书，能解大义。念父来川未辟产业，及壮，弃儒躬习农商，竞酬宿愿，置田千余亩”。在置田产兴家业过程中，深知读书获益，于是决意建立学堂，培育子孙。正如道光年间恩科举人江济溥撰《墓志铭》记载：黎氏家境致富后，“而公犹有深虑者，谓子孙徒安于饱暖，不知读书礼义，何以光耀门户，保世而滋大。于是敦请名儒，建立学堂，作育人才，至孙曾辈多通达俊秀之士焉，每县试能列前茅者甚夥，入黉客者有二”。

    东山廖氏祖祠对联：“先代艰困勤稼穑；后人承继重诗书”正反映了客家先耕后读的现象。先耕后读中客家出现的典型人才事例说明逆境成才的道理。

    2.亦耕亦读

    耕读以“先耕后读”的情况居多，但亦耕亦读的情况不乏其例，在佃耕中不忘教育子孙成才。“亦耕亦读”多是入川前有功名或文化背景的客家移民，在入川后半耕半读，继续从事业儒的事业。

    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可解释客家人入川的原因。客家人在政府鼓励下自愿离开人稠地狭、天灾人祸的客家原乡，是为子孙计，其移民的目的是为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性质属于生存——发展性的复合型移民。传统观点认为客家移民群体为平民布衣阶层，其实，移民四川的客家族群中也不乏有文化背景的客家人，其中包括在原乡已取得功名的科举人士。如光绪二十八年举人林思进，祖籍福建长汀，先辈“康熙朝始迁华阳，五世儒者”。《清代科举家族》收录了5家四川客家科举家族即祖籍江西赣州的温永恕家族、祖籍福建的李铭熙家族、祖籍福建龙岩的卢鸿遇、廖学游和谢如宾家族等。李铭熙家族的入川始祖李光塽是康熙时期大学士李光地的弟弟，来自福建著名的科举家族，李光塽又是举人出身，康熙年间任彭水县令，因喜爱当地的风土人情，离任后定居彭水；祖籍福建龙岩谢如宾家入川始祖谢恒春为监生，祖籍江西的温永恕，其入川始祖温圣远为贡生，祖籍福建龙岩的卢鸿遇，其入川始祖卢球负书入川，说明入川前也有文化背景。

    有文化背景的移民入川，多数是家道中落才被迫迁徙，以图在新居地通过耕读东山再起。如新津县客家刘氏，在广东是“累世阀阅家，显达者数十人”，后家道中落，“痛先业之衰微，憾书香之难继，羞对乡中父老，乃决计外出”。

    有文化背景的入川始祖，一般都有文化情结。入川后多以“舌耕”糊口，从事私塾教师工作。如乾隆六年从广东长乐入川的范端雅为私塾先生，“性豁达，诗书弦诵之外，一无所好，平居惟讲学授徒以自娱”；其妻注重子女教育，“勉男等以耕读二字，每以不获见一成名者为憾”。雍正十三年入川的巫锡伟，“公幼而卓荦，嗜学工书，明阴阳历数”。“公虽在贫困迁徙中，而嗜学之志如故。后以诸子渐长，乃晓则贸易于外，晚则篝灯折荻，以书课之，口讲指画，一室声朗朗，尝达旦不寐”。康熙五十七年从福建入璧山的陈振万，“善堪舆，会教书”，给姓尹的东家当私塾教师；李宗吾先祖李润唐为儒医，入川后的第二、三代也均教书；温文英七岁从族庠生肄业，“教读上犹县之龙头村十余年”，公“好施与，尤喜奖励读书”。三台县谢生财，儒生，“嗜韩昌黎文，年届八十有七，犹吟诵不辍”。 有文化背景入川的客家先辈多在乾隆之前到四川创业，17个家族中，只有3家是乾隆年间入川的，说明有文化背景的文化人士多在乾隆以前入川。

    这些入川的前一二代移民，在力田耕作之余，鼓励子孙读书，出现许多亦耕亦读的家族，在客家移民中率先进入耕读之家的行列。即“其人大率质朴而少文，刚劲而尚气，勤苦力作，尚无纷华靡丽之习，子弟亦多令读书”。兴谷公为廖氏入川的第二代世祖，据其谱牒记载，来川时公因家贫“不谙文墨。至三十余岁为置业立契竟受人给。由是延师授业，折节读书，夜以继日，寒鸡已唱，书声尚朗朗也。如是者数年，遂通论孟及诗书，其他经史亦颇能解大义，而刚毅之性则老而弥笃”。简阳县钟淑沛妻黄氏，“率子孙自粤来川，每宵旅寓，必令孙辈读书，子妇绩麻”。典型的有简阳钟宏予家族。入川发迹后首次回广东探亲，交代长子曰：“我季子瑸来年还要读书。”信守耕读门风的钟宏予在艰难创业中鼓励后代读书应试。“宏予负耒之暇，即嘱横经，其时家业几何，即汲汲以诗书励后辈”。乾隆十年（1745）钟宏予在四川生的幼子瑸举茂才，是为入川后的24年开始发贵，家声即从此丕振，书香绵远。钟宏予81岁时，第五郎珑，授恩进士；长孙佳圣，入国子监；孙兆伸，庠生；孙兆槐，岁贡；曾孙煜，庠生；曾孙焕南，廪生；曾孙宗皓，金堂庠生；曾孙辉南，岁贡；曾孙世锜，监生。即从入川到道光年间的149年间，钟氏家族“瓜瓞绵绵，人才辈出，举茂才、食廪饩者10余人，援例授职者20余人”。原籍江西信丰的黄甲，雍正年间“裹粮入川，寄居金堂……且耕且读，应金堂试，入泮”，食饩后迁汉州，1735年中举，任汉州学正，尽心教诲士子。黄甲弟黄景，14岁跟随兄黄甲入川，“家贫苦读，凭邻家寿具为书案，籍柴坐卧，隆冬身拥破毯”，后与兄甲同入泮、食饩。1752年中举，后为进士，大力办学，“从游甚众，一时名士多出其门”。黄氏兄弟俩入川后在贫寒中坚持读书，以致入川不久都成了科举人才，这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福建迁居璧山的陈氏家族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入川以来重视子孙教育，耕读传家。6岁随父辈入川的陈维忠19岁为入学附生，乾隆十八年（1753）中进士，即陈氏家族入川后35年出现进士。

    在经济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亦耕亦读更为艰辛，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但正是“亦耕亦读”使四川客家在入川后的当代就出现了科举人才，巩固了移民家族在四川的地位，从而站稳了脚跟。

    （四）四川客家耕读传家的典型

    1.典型人才

    古语云，朱门出饿殍，茅屋出公卿。四川客家朱德和刘光第是客家耕读传家中苦读成才的典型。刘光第（1861-1898），四川富顺人，祖籍福建汀州武平县。清初先辈入川后，几代人都生活在艰难的景况中。尤其是其祖父“独丁其穷，晚年殊酷”，“隆冬犹衣败絮，寒不可支”，“饥则断莱菔叶，蘸于青椒之臼而啖之以代饭”。后来刘光第父亲经营小杂货铺，家境才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伯父及父亲先后去世，家道再次中落。未成年的光第及其弟妹依靠寡母抚养，生活艰辛。“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舍木店残杈剩屑以炊……每用三钱买豆花，举家判朝夕食以为常。”即使艰难至此，其母仍谨守丈夫生前的叮嘱：“人生何必多财，但得有勤读书儿，则乃是活宝矣！”于是，卖掉石灰溪街上的房子，为儿子筹集学费，督促光第兄弟读书上进。据光第日后回忆说：（母亲）“识字不多，而最喜儿子读书” ，“光第十四岁，从管先生读书里中，先妣命必归宿，尝夜分瞑坐榻上以待。管先生功课严，光第三更归来，鸡初鸣，必起温书，先妣尝按时呼之，无一误……是时家乃愈窘，先妣至卖屋而买书焉”。当时，亲朋戚友中有人出于同情劝其母：“不如让光第去习贾”。其母不以为然，“刘氏忠厚之日久矣，今家门当否塞，是儿颇不恶，不读书发名，其何承先志哉，儿父在日命之矣”。正是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刘光第及其堂弟刘光筠（字南村）先后中进士。“一门二进士”在当地传为佳话。

    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祖籍广东韶关市乳源县人。先祖朱仕耀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上川。初期落脚于广安县，后搬迁到仪陇县。朱德家世代是佃农，朱德回忆，“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候迁移到仪陇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3朱德出身时，全家10多个人的生活靠佃租10多亩土地维持生计。朱德在家中排行老四，兄弟姐妹多，朱德过继给佃农出身的伯父朱世连抚养，由此朱德兼挑两房。正因为如此朱德才有读书的机会。两房人决定共同出资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以应付税吏和其他地主官僚的欺负。因为农村情况太坏，“一族人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个男孩子，不论是抵挡税吏、滥兵，或者帮助家里打打算盘也是好的”。于是朱德6岁便被送进私塾，拜当地名师席聘三为师，打下了旧学基础。科举废除后朱德先后到顺庆、成都去读书。1909年朱德进云南陆军讲武堂，从此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苦读成才的朱德后来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感慨万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1905年科举废除后朱德先后到顺庆、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2.典型家族

    入川的客家移民白手起家，或佃耕或贸易，然后耕读传家，最后从耕读之家走向文化世家、书香门第。

    陈国乔，广东梅州人，乾隆元年因四川商业发展需要，率子入川，居住荣昌。入川四世陈奕榜于嘉庆、道光时期在重庆经商，“商业极盛，名誉亦甚隆”。陈奕榜孙陈永守“幼年入学与人竞进，勤苦精研，数年不旷一日，学将有成，嗣因家业凋零，改而经商，奔走湘鄂二十年”。入川六世陈永守为家族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商致富后的陈永守萌生耕读理念，“年五十余始置产孔家桥，与安人用耕读课子孙，又筑菊坡精舍为子国昌、国常授徒之所，每日齐风和辄携幼孙相羊门首，听儿童读书声以为乐”。

    陈家此后人才辈出，成为文化世家。陈永守三子，长子昌钧，业儒；次昌平，清增生；季子陈惺吾（国常），清贡生，留学日本，历任华西大学监学教习，成都县知事分发山西省知事。陈永守有孙11人，即长安、长庚、长镇、长卿、长治、长信、长泽、长蘅、长翮、长源、长年，“或治军，或讲学，或经商，或通中外工业，皆英英美材，驰誉当世。曾孙发齐、发圣、发广、发渊、发明、发允、发笃、发诚、发忠、发肃均业儒”。陈氏第七、八代从事经济领域人才多，且名声远扬。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陈惺吾的三子，即长蘅、长翮、长源，皆为经济界文化名人。长子陈长蘅，中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1906年入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英文班。1911年赴美留学，1917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盐务稽核所编译，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1928年任中国经济学社常务理事。次子陈长翮于1913年被四川政府派往欧洲学习冶金，驻英、德、瑞士等国十多年，回国后任四川钢铁筹备处处长、实业厅矿科科长。三子陈长源为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电气科最优等一名毕业，被派往美国电厂实习四年，后担任电气工程师。

    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谱名周光瑚，又名周月宾，四川成都郫县人。韩素音的祖先商贸起家发家后，依然“耕读传家”，重视对子孙的智力投资。入川周氏从第四代开始，便代代有名人涌出。尤其是韩素音的曾祖周道鸿、叔曾祖父周道洽兄弟俩均名重一时，同为尊经书院高材生，皆被四川学政谭宗浚所赏识。谭宗浚《尊经十七少年歌》中所表彰的17位高材生中，他们兄弟就占了两席。日后，周道鸿担任锦江书院监院，周道洽担任南充教谕，均有所建树。到了韩素音的父辈，更是英才辈出。其伯父周炽，品学兼优，以拔贡游学日本，可惜英年早逝。其三叔周焯，早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选送至保定军官学堂深造。后曾任四川银行和美丰银行的董事长。其四叔周澧，北京高师毕业后在成都办学，成绩卓著，受到时人称赞。其父周炜（1885一1958），号映彤，早年留学比利时，专攻路矿工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路矿专家。而韩素音同辈的兄弟姐妹中，也不乏人才。其堂弟周光炯，留美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航空工程专家；另一堂弟周光地，留英博士，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究员，物理专家；又一堂弟周光墉，电信工程专家，曾任四川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堂姐周嗣平，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而韩素音本人则成为国际知名作家。由此可见，郫县周家从韩素音的曾祖父起，便成为书香门第，代有人才涌起。

    乐山郭沫若，自其祖父“通籍”以来，人才辈出。郭沫若的堂伯父郭朝佐走出国门，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成为同盟会初创时的会员，是沙湾郭家第一位身居高位者。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是清末秀才，留学日本，归国后，钦赐为“法科举人”，长期在司法部任职。郭沫若的二哥郭开佐是清末留学日本的武备生。郭沫若的堂兄郭联升，年仅12岁就考中秀才，被人誉为“神童”。而郭沫若本人则更为出众，成为饮誉中外的一代文化学术大师。在四川，像陈家、周家、郭家这样代有人才涌起的文化世家并不少见。

    （五）“耕读传家”的经验

    1.家庭背景的影响

    家庭对于学校的态度，可以影响学校教育的结果。家庭环境在教育中起重要作用。这点客家族谱中已有认识，“国由家合，教自家先，世界教育之不良，家庭教育失之也”。从前文谈到客家名人的家庭背景看，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不同领域的人才。良好的家学渊源是人才出现的重要条件。在四川客家名人中，文化名人出身都有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即家庭背景基本上是文化世家。而四川客家政治军事领域的客家名人中，家庭背景多清寒。除彭家珍出身书香门第外，刘光第、朱德、廖观音、饶国华等家庭条件多贫苦。清贫的家庭环境使他们从小形成一种叛逆的心理，走上从武从军的道路，从而形成独特的人生观。

    1）父母的言传身教起了关键作用

    从客家名人回忆其成长经历，可以了解他们是怎样受教育的。儿童的社会化问题是教育界关注的问题。正如鲁迅说的：“有人做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做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从客家名人的回忆看，父母的言传身教起了关键作用。例如：李宗吾“我父亲早起，我见惯了，所以我每日起来颇早。曾国藩把早起二字，说得那么郑重，在我看来，毫不算事，我父说：‘以身教，不以言教’”。李宗吾幼年受的教育颇受其父的影响，他的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的少，渊源于我父的多”，“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及人情物理，而进了学堂，老师初则只教背读，继则只讲八股，讲诗赋，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只讲八股。像我父所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唐君毅回忆当时父母带他游草堂寺、武侯祠、青羊宫的情形。“无论是在诸葛武侯、杜工部、黄山谷、陆放翁及老子的像前，我父亲总是要我行礼。记得，一次在青羊宫八卦亭前，对穿黄袍的老子行礼。此事至今犹依依如在目前。我常想我到今日还能对中国古人，有一厚道的心情，去加以尊敬，亦许都由于在幼小时期，我父亲对我这种教育。”总之，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个教师，父母的一举一动对早期的儿童教育起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江津客家《保家楼钟氏族谱》有关家庭教育的建议中就提到这点：“人人都应有个和睦的家庭，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个教师；父母要以身作则，才能教育好子女。”

    2）客家女性在家庭启蒙教育中起重要作用

    客家人重视家庭教育，而且客家妇女承担着主要的教育责任。中国传统社会是：“养不教，父之过”，说明父亲对子女有实行教诫的义务和权力。对子女的教诫权，是传统中国父权社会最突出的标志。然而，在客家人的家庭教育中，客家妇女承担着主要的教育责任。这一特点是由客家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逢山便有客，无客不住山”，由于客家特殊的历史和居处环境，客家男子多外出谋生，客家家庭里是女耕女织， 妇女“日子做庄稼，夜晡纺棉花”，她们成了家庭的主要操持者，使得客家妇女在注重自身德守的同时，担当了男子在家庭中的重任，成为整个家庭中植德树人、治家立业的主角。如荣昌陈惺吾父亲长年在外经营商务，全靠母亲料理家务及教育子女。他母亲管教极严，“家中严厉禁赌具、烟具，亲友有携至者亦必严词拒之，不使子孙近焉”。

    母亲是幼儿最主要的启蒙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就是幼儿的榜样，其言行举止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幼儿在今后人生道路上的发展。因此， 客家妇女的素质始终是启蒙教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妇女文化素质的高低对社会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儿童启蒙教育方面。因此，尽管在客家重男轻女观念影响下，忽视客家女性的学校教育，但客家启蒙教育对客家女性思想道德教育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正因为如此，《广东小儿歌》中有《劝妇女孝友》、《劝妇女勤快》、《劝妹子》等3首专门教育客家女性的儿歌，强调对客家女性的启蒙教育。客家对女性的教育有丰富的内容，严格的要求。如“斑竹桠，慈竹桠，乡里大嫂会当家。日子做庄稼，夜晡纺棉花……半夜将上床，下床天冇光。蒸酒酒唔酸，腌菜菜又香。喂猪猪会肥，积谷谷满仓”。这是教育客家女性勤劳，要有多方面的劳动技能。在教会做事的同时，客家人更强调教育女性如何做人。如《劝妹子》：“三月杨柳青又青，妹姐讲话莫大声。发狠做活路，做到二三更。有事赶紧做，有食唔爱争。爱听话，爱孝道，爷娘面前莫拗爆，敬大嫂，敬阿哥，哥嫂有错莫挑唆，惜老妹，惜老弟，做大姐个唔爱歪。学绩麻，学纺棉，热天冷天有包缠。勤经布，勤喂蚕，后来行嫁有嫁奁。爱干净，爱伶俐，邋遢讨厌弃。坐爱正，行爱端，唔系至亲莫乱闻。广东歌，爱记倒，晓得善恶实在好；记得歌，当读书，免得人家话你像头猪。” 这些童谣从各方面严格要求，对客家女性良好品德的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

    客家妇女具有不可多得的良好素质，使得她们不仅在体力上而且在精神上都能很好地胜任自己在家庭教育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事实上客家也确实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客家女性，她们对客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典型的如朱德、郭沫若、刘光第、张大千等名人的母亲，他们对孩子的启蒙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朱德的母亲贤惠勤劳，正是客家妇女的典型代表。客家特有的素质和文化之所以能世代承传，发扬光大，与妇女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朱德的慈母钟太夫人对朱德的启蒙教育影响很大。在朱德《母亲的回忆》一文中可见一斑。朱德的母亲出生于卖艺为生的钟家，“朱家的孩子们，不但善唱民歌，而且无论遇到什么乐器都能够一上手就会，钟家大概是主要原因”。

    刘光第的母亲在家中每天都要考核光第识字的程度，如能识二三十个字，第二天早上就煮个盐蛋给他下饭吃，作为奖励。光第吃到盐蛋，心中高兴，学习积极性就越高。刘光第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从长辈或会馆戏文、圣谕讲台也听得不少故事，因而他母亲记得许多忠臣烈士的故事，很会摆“龙门阵”，并把听来的又传给光第，讲的多半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善书唱本故事成了客家人母教的教材。刘光第后来自己回忆，“犹记光第五岁，先妣命读书，日得数十字，辄煮盐腌鸡子啖之。时为谈古故事，自言幼小时，闻于外曾大父者。光第则坐半尺几，颌触先妣之膝，深听不知厌倦，扳手乞再三告，先妣更为缕陈，喧聒无所惮，其言至今在胸臆间”。为鼓励光第成才，母亲经常督促光第复习功课，“光第晚上读私塾回家，无论如何且犹必叩今夜课几书几文不倦”。“管先生功课严，光第三更归来，鸡初鸣，必起温书，先妣尝按时呼之，无一误，以为过早拂儿寐，次日无精神读书矣”。前文也提到，即使在家境最困难的时候，其母亲也丝毫不动摇培养儿子成才的决心。据光第日后回忆说：（母亲）“恭人识字不多，而最喜儿子读书，知书不深，而所语所行多暗合……闲居辄令光第诵说《列女传》、《女诫》诸书而听焉。论其情理，悉中肯会。至说义烈事，则泪涔涔下不可忍。一日，光第正理书而说之，光第之妇抱幼女才一岁，侍坐于旁，见恭人泣，则亦泣，幼女亦泣以号。”刘光第母亲真正体现了“勒紧裤腰带，也要缴子女读书”的精神。

    郭沫若的早期教育也离不开其母亲。郭沫若四岁前就受到母亲的文学熏陶，母亲培养他听善书讲忠孝节义的故事，发蒙前“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郭沫若回忆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对他影响最深的当然要算其母亲。“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母亲“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很多诗”。郭沫若又回忆：“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我为什么那么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最有挑逗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对于儿童的好奇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

    张大千的母亲友贞的文、机、针丝三艺娴熟，常帮人做刺绣以糊口，张大千、张善子兄弟俩自幼跟母亲学绘画，兄弟俩的成才也归功于其母亲的熏陶。据内江《张氏家乘》载：大千母亲 “嗜书，令媳辈均读书，故家庭中鲜有不识字者”；“太夫人嗜书善画，性至慈良，惟教子及媳则不稍假辞色。尝云：‘教子媳不严，养子媳成怠惰性，非真爱子媳者也’”。张大千在其晚年曾无比深情地说：“予画幼承母训，稍长，从仲兄善子学人马故事”，文中动情地历述了他的艺术和为人的成长过程。

    2.因材施教，各择其业

    因材施教，即根据资质、年龄阶段而进行不同的教育，体现了其教育观的两级性和务实性。科考及第取得生员以上资格就进入绅士阶层。19世纪前期，四川的绅士所占人口比例的1.2%。这说明科举及第只是少数人才走得通的道路。客家人深知鼓励族人全部走科考之路是不切实际的，因而鼓励少数资质较好的参加科举。“倘使资质愚弱，固应教导有序，渐开其锢蔽之胸，如其禀赋聪明，更当训饬，多方力防其骄纵之习……童子之时，迫令用心研究科学各书以增其器识，成丁后择取与性相近专门实业以养其身心，如此则先人之基业可长存，而后世之炽昌可预卜矣，斯言洵不诬哉”。

    洛带镇魏氏的“家训”中，其入川始祖这样告诫子孙后代：“子女幼时便当教以孝悌忠信，稍长教以诗书礼乐，日后方有成就。其姿质上者，教以立身行道扬名显亲；姿质下者，教以谨身节田、守礼循法；于农、工、商贾，令其各居一业，切不可游手好闲。”而洛带李氏上川始祖德明公，在“遗嘱”中则这样叮嘱后人：“有子弟至七、八岁时，务延师刻成，不可溺爱，诵读十年，有志者任其上进，不能者依然归农。课耕，课读，则居之大本。”江津客家《保家楼钟氏族谱》有关家庭教育的建议：“子弟资质好，能升学者要尽量升学；不能升学者，就应早点学习职业，职业不分贵贱，只要学好，冒尖更好。”可见，客家在教育子弟成才时，采取了一种较为现实主义的态度，虽重“读”，但决不把读书作为子孙立业的唯一途径，而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各择其业。

    3.聘请德才兼备的名师施教

    高水平的业师，多是参加科举考试有丰富经验的人才，对子弟尽早获取科举功名起关键作用。许多家族对此深有感触，并在族谱中加以强调。如东山廖氏祖宗对后代子孙遗训讲到子孙教育与培养问题，指出：“延明师教子孙，不可吝惜脩脯，而为庸师所误也。”为此，客家人办祠校为延揽人才，不惜重金尽可能聘请学问较好，水平较高的人来任教。在民国期间，有的祠校竟聘请到著名学府毕业的高材生来校执教。族学择师的重要标准是教师的品学。即除了学识渊博外，名师还应该品德高尚，因而择师重在德才。几乎所有族学择师时都会注重这个问题。四川客家名人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时无不深情地怀念自己的老师。如郭沫若的老师沈焕章、朱德的老师席聘三和刘光第的老师管鹿田等，他们以自己的德才熏陶学生。

    朱德的老师席聘三鼓励学生立志报国，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编成故事，向学生们讲授，激发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1901年，因经济困难，朱德父母打算令朱德辍学，经营小生意。席老师亲自到朱家，说朱德必成大器，劝其父母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继续送子读书，并慷慨免去其“束脩”，为朱德创造继续入学的机会。此后，朱德背粮入塾，与先生同吃同住，亲如子嗣。夜间同床谈心，先生教诲朱德效法班超“枕戈待旦”、祖逖“闻鸡起舞”、岳飞“招忠报国”的精神，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推荐朱德师从戴正武学习武艺，鼓励他练就文武全才。1905年，又劝告朱家送朱德到顺庆开设的新学堂深造。因此，后来朱德把启蒙老师席聘三看做是最崇敬的人。可见席聘三在朱德心目中的地位。

    刘光第的老师管鹿田在讲课时，常常要引用不同学派观点作补充，启发学生思维。刘光第家庭经济贫困，只能靠母亲为人做点针线活为生，光第不忍加重母亲思想和体力上的负担，准备休学当佣工。管鹿田知道后，亲自登门劝说光第母亲，打消了光第休学的念头；从十四岁起，在管鹿田老师教导下，光第已开始写诗、练书法。后来为了让刘光第准备县考，管鹿田老师建议刘光第到离镇近二十里的黑云寺去读书。

    总之，这些塾师无论在成才或做人方面，对名人的成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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