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主位观点多是从感性出发，或出于自己的感情，或以偏概全，难免出现认识的偏颇。因为四川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其实，民国时期教育普及程度低的情况又何止是客家。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乡村学龄儿童受教育的只有33%，而80%的人未受教育。1926年布朗对四川成都平原的50个农户调查表明，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35%，连小孩在内，识字的也只占20%。
因此，要对历史上四川客家学校教育总体发展水平作正确的评价，需要从教育的时空差异出发，对清代以来四川客家进行量化分析，比较客家人与湖广人的教育概况，这种理性思考或许能避免主观臆断，得出较客观的结论。衡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准是什么？教育包括两个系统，即培养系统和选拔系统；科举人才属于选拔系统，而学校属于培养系统。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高低，是这两个系统综合比较的结果。为此，笔者就四川客家人才状况和学校教育概况两方面对四川客家学校教育发展水平作初步探讨。
一、四川客家人才状况
（一）四川客家科举人才
因资料所限，目前还难以统计出清代四川客家科举人才概况，但可以从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粗略估算清代四川客家科举人才比例及概况。张杰《清代科举家族》从《清代硃卷集成》收录了四川科举及第的21个祖籍明确的移民科举家族。从其祖籍看，客家占5家，即温永恕、李铭熙、卢鸿遇、谢如宾和廖学游等，占移民家族总数的23.8%，但表中列出的四川科举家族如来自江西的聂增荫、章道吉、李士麟、邹容彦等家族有可能是客家而没有列入。因而考虑到有待识别的四川客家，根据前文提到四川客家在移民中的比例有28%，则四川客家科举人才的比例至少不低于其移民人口比例。
这些科举家族在当地文化教育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如福建客家袁碧英于康熙六十年（1721）携6子入四川璧山县，袁碧英长子嵩，例增文林郎，第三代袁腾鹤，乾隆年间中四川拔贡，任四川夹江教谕，腾锟也在乾隆年间中举人，袁氏入川第二代后出现科举人才，且以后代有闻人，成为璧山县的望族；璧山陈氏从福建入川后不到200年间共出进士、举人、监生等70多人，在璧山科举人才比例中占重要份额（如表6-2）。三台县谢氏在乾隆年间入川，始祖谢生财耕读传家，治家有方，“以酷爱文学，手不释卷，以身示学，八十七岁仍吟诵不辍”。次子谢用仪乃谢家第一代举人，任潼川教谕。到光绪时，第六代谢绪岷一辈已出进士谢绪熙、谢绪岷等2人，举人6人、秀才30多人，其中谢用仪为嘉庆六年举人；谢绪熙为咸丰二年举人，谢绪纲为光绪十一年举人，谢绪涟中光绪十五年举人，谢氏成为三台第一名门望族。金堂是客家大县，科举家族更是不乏其例。金堂曾氏“人丁最众……其子孙之登科出仕者颇不乏人”；陈氏“耕读传家，其子孙之登科第入宦途者甚多”；黄氏，“其子孙之登科出仕者甚众”。等等。
（二）近现代四川客家名人
1.四川客家名人比例
客家人才比例是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罗香林认为客家人的特点是各业的兼顾与人才的并蓄。前文谈到，清代客家人约占四川总人口的18%。按现在估计的四川客家移民后裔1000万计算，则今天四川的客家人比例不到10%。张明兴也估计，抗日战争和1952年后三线建设以来，外省人口大量迁入和西康并入四川，使四川客家人口只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33%。根据这一比例，笔者据《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1辑至第6辑对收录的近现代四川名人做了统计，力图统计出四川近现代客家名人的比例。
在统计中，笔者对其中的合传人物分开计入，而家族合传的只计1人，结果在所有的435人中，除去50位在四川有影响的外省人，在385名四川籍名人中，本省非客家人110人，其中已识别的四川客家人有28人，占本省名人的7%。当然这只是其中的部分，因为待识别的还有248人，若深入研究也许有未能识别的客家人后裔，估计加起来超过15%。按四川客家人口占四川人口比例的14.33%，则相对湖广人来看，四川客家名人比例要高，四川客家人才辈出。李义让等人对新都的名人研究也证实了该观点。新都客家总数在12万左右，约占新都总人数的20%。而《新都县志·人物篇》列传的人物有37人，其中客家9人，占24.3%。新都的客家名人比例超过了其人口比例。
2.四川客家名人分布特点
为了说明四川客家名人的分布特点，在此将近现代在科技文化界、政治军事界和工商界有重要影响的25位四川客家名人整理。
1）客家文化名人多分布于四川客家散居区，而客家聚居区较少
如东山地区是四川最大的客家聚居区，但在表中东山客家方言区的名人只有洛带的刘子华、新都的廖观音、王铭章等，而多数是分布于客家散居区，如郫县、宜宾、资中、璧山、威远、三台、江津、自贡、乐山、内江、富顺、仪陇、西昌、资阳等地。前文提到的四川客家举人分布也是如此。5位举人即温永恕、李铭熙、卢鸿遇、谢如宾和廖学游等都不是属于东山客家聚居区。
2）客家多出政治家、军人和教育家
四川客家名人多文化与军事领域的人才，名人中缺乏商人，这与客家人崇尚名节、重农抑商的价值观有关。即使是商人，也多从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事业。江西客家名人中从事印刷业的较多，几乎垄断了四川的市场。如江西客家书商在成都有“经元八大家”，周达三经营志古堂，成为成都最大的书坊，江西傅金铎经营的“善成堂” 则是重庆最大的雕版印刷中心，江西客家杨宏道在泸州经营的宏道书坊也是泸州最早的一家印刷中心。这些客家书商对四川出版印刷业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发展四川的教育事业创造了条件。
3）客家名人的出现都是在入川第6代以后
前文论及，四川客家入川后创业致富的时间平均需要35年，四川客家从白手起家到出现科举人才大概需要80年左右的时间，即约在第三代出现人才，而客家名人的出现都是在第6代以后，按每代25年算，客家移民家族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人才，需要150年左右，即所谓百年树人。这说明名人的出现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辛。
4）四川的江西、福建客家移民人才较多
从名人的原籍看，在这25位名人中，祖籍广东的有13人（占56%），祖籍福建的有6人（占24%），祖籍江西的有5人（占20%）。从四川客家的比例看，前文提到，广东客家占67%，福建客家占20%，江西客家约占13%。从四川客家名人的祖籍比例看，福建和江西的比例较高，说明四川的江西、福建客家移民人才较多。正如关于重庆的八省会馆的民谚所言，“湖广会馆的台子多，江西会馆的银子多，福建会馆的顶子多，山西会馆的轿子多”。所谓顶子，即科举人才，“福建会馆的顶子多”，也反映了福建客家人才较多的事实。
5）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不同领域的人才
良好的家学渊源是人才出现的重要条件。在四川客家名人中，除天文学家刘子华外，其余文化名人出身都有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即家庭背景基本上是文化世家，得益于良好的家族教育。如著名作家韩素音出身书香门第；著名学者唐君毅的父亲唐迪风是清代末科秀才，历任四川诸大、中学校教职，其母陈大任名门出身，擅长诗文，重视家教，时比“孟母”，因而唐君毅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诗人林思进的父亲林毓麟，博学工诗，旁通金石书画，林思进幼承家学；著名诗人兼音乐家叶伯和出生于音乐家风很盛的家庭，其祖父叶祖诚，清光绪朝五品衔光禄寺署正，诰封朝议大夫，其父叶大封，清附贡生，候选知州，后留学日本，获法学士学位，祖孙三代皆名重一时；铁路专家蓝田父为廪生、教师；翻译家林如稷出身地主家庭，父为秀才，并留学日本；威远进士林朝圻出生于盐商世家、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恩科进士；诗人谢绪岷出身官宦世家；厚黑大师李宗吾出身耕读家庭；大文豪郭沫若的家庭靠经商起家、耕读门第；画家张大千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庭。等等。不过，这些书香之家其入川祖先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贫民布衣，主要靠佃耕或商贸起家，是耕读起家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四川客家政治军事领域的客家名人中，家庭背景多清寒。除彭家珍出身书香门第外，刘光第、朱德、廖观音、饶国华等家庭条件多贫苦。清贫的家庭环境使他们从小形成一种叛逆的心理，走上从武从军的道路，从而形成独特的人生观。
二、四川客家学校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
（一）时间上的差异
清代以来四川文化教育发展分三个时期，即清前期的浑朴时代，乾嘉时期为文盛时代，光绪、宣统以后为进步时代。四川客家教育发展轨迹也是如此。前文已论及，清前期四川处于浑朴时代，经济文化面临重建，正规的学校教育无从谈起。乾嘉时期四川教育开始恢复和发展，四川客家正规教育也从此开始逐渐发展。四川客家教育在嘉庆以后才发展起来，在清末民国时期才出现客家教育的蓬勃发展态势。一个地区学校的创办时间和数量是衡量该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兹以东山客家区学校分布为例说明四川客家教育的发展轨迹。总的看来，清代以来，东山地区创办的私立学校起步晚，数量较少。清前期的浑朴时代，东山客家区无学校可言。东山区最早的书院当属嘉庆年间洛带镇创办的凤梧书院。乡学也是在清代嘉庆二十年开办的。因此，四川客家学校教育起步晚，整体水平并不乐观。正如1947年徐宝田调查，东山客家区 “过去多为私塾，而过去私塾之设立，为数也不多，所以现在客族之中年人和老年人，目不识丁者多，而少年人就差不多皆受过小学教育，至于曾受过中学教育者，比较少，在十余万客族人中，仅有数百人曾受过中等教育，至于大学生，更难得，至多不过数十人而已，故客族人在教育方面仍不能说达于善之境”。
1.清末东山区的义学和乡学情况
东山客家区大部分属于华阳县。前文提到，华阳县东山客家区包括保和场、仁和场、同兴场、隆兴场、西河场、大面镇、得胜场、三圣场等乡场。而华阳东山客家区面积和人口均占华阳县的三分之一。从学田分布看，民国《华阳县志》载，华阳县有学田（地）共2120亩，其中东山客家区有819亩，占38.6%，可见学田比例大。清末华阳县义学、乡学共17所，其中客家区有7所，即大面铺的关帝庙、回龙寺的大面铺乡学、大面铺南华宫大面铺义学、隆兴场龙潭寺乡学、西河场正街西河场乡学、关帝庙隆兴场乡学和得胜场尚义乡学等，占华阳义学数量的41%，客家义学的比例大，而且在所有的义学中，客家地区的义学开办最早。“以上义学、乡学惟龙潭、尚义两乡为旧志所载，余皆嘉道后增置，光绪之际改设学校，一皆废止”。龙潭寺乡学，清代嘉庆二十年开办，办学成绩最好。“为乡学之最早而成绩最优者”。尚义乡学，“清嘉庆二十年设立”。客家区义学和乡学学校数量多，办学时间早，办学成绩好，
2.民国时期客家区的宗族学校
民国时期东山客家区的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如前文《客家宗族办学》一节所述，华阳县民国时期城乡共有学校138所，其中私立中小学22所，客家宗族学校共11所，其中中学1所，客家私立学校占一半，而东山区客家人口与面积只占华阳县的三分之一。可见，客家区宗族学校比例较大。客家区的私立学校不但比例大，且客家宗族学校办学成效突出。如1926年金堂县有宗族学校50所，其中以客家陈氏崇本祠为最好。再如华阳县民国时期的学校中，东山区的范氏私立小学校，“该校虽属私立，而校款充裕，成绩颇有可观”；而私立离山初级中学校，“校规严肃、科学亦备，私立中校之井井者”。也就说，在华阳县的私立中小学中，以客家宗族创办的学校比例最大，成效最显著，成为四川宗族学校中的佼佼者。客家区义学或乡学以及宗族学校都能说明客家区的办学热情高，办学质量好，体现了四川客家的“崇文重教”。
20世纪40年代，东山客家区的小学教育更是得到发展。“小学教育之发达完全是最近十余年间事”。成都市龙潭乡更是客家教育发展的典范代表。龙潭乡在20世纪40年代，有小学10所，保小6所，1944年设有初级简易师范学校1所，每校学生从30人至600人不等，全乡在校中小学生约1300人。钟禄元认为，龙潭乡“若与其它各县乡镇比较的话，就可知道他们的教育并不落后了”。1947年徐宝田调查表明，客家居住区，除每乡镇设立的中心保国民学校外，其他各保亦多设保国民学校，同时也有各家族或慈善团体所设立的私立学校，各类私塾仍然盛行。总之，“许多客家人，已颇注意子女之教育，有智识和经济富裕的家庭，他们当然希望子女能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就是无知识和经济困难的家庭，他们至少也希望能使其子女多认识些字，以备应用，故由此而使其小学教育日益发达”。徐宝田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四川客家教育当时的实际状况。
民国后期，由于抗战的爆发，东山地区中等教育也得到发展。客家人创办的或迁到东山客家区的中学有：1941年成立的金堂县陈氏私立崇正初级中学；1939年，铭贤、铭义两所私立中学从山西迁来金堂；1946年，在铭贤中学原址成立私立蜀贤中学；1946年在淮口镇福建会馆创办淮口中学；新都县1941年，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王铭章烈士，其家属在新都县城外捐资建立铭章中学；1943年在龙泉镇南华宫成立的龙泉镇第一所中学；抗日战争时期，为避日机轰炸，成都私立天府中学迁石板滩乡。以上总共8所中学，基本上是抗战影响的结果，因而抗战时期由于东山区内学校增多，人们可以就近读书，减轻了经济负担，客家人受教育的程度略有提高。如天府中学迁到石板滩乡，给当地学生就近求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无须缴伙食费（每期要20元左右），可在各自家里吃饭走读，每期只缴学费、杂费、书本费等，于是石板滩乡读天府中学的学生遽然增加。苦读的客家子弟。摄于洛带金龙村黄良兴家民国后期搬来或成立的学校，为客家青年学生求学深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的看来，清初四川经济文化面临重建，正规的学校教育无从谈起。乾嘉时期四川客家教育开始起步，在嘉庆以后才发展起来，民国时期才出现客家教育的蓬勃发展态势。这是四川客家教育发展的基本轨迹。与同时期的湖广人相比，由于客家宗族观念更强烈，四川客家宗族学校比湖广人的宗族学校多且质量好，反映了客家“崇文重教”的风尚。
（二）空间上的差异
在空间上看，四川客家教育发展存在两大差异，即四川客家与客家原乡教育的差异以及四川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的教育差异。
1.四川客家与客家原乡教育的比较
客家地区的桅杆数量也能反映教育发展程度。在科举时代，桅杆是一个地方文风兴盛的重要标志。一个地方桅杆的数量与当地科举人才数量成正比，桅杆是一个地方科举人才盛衰的象征，也是一个家族出现功名人物的标志，石桅杆因而成了崇文重教的象征。正因为如此，许多家族不惜巨资，鼓励科举人士树桅立杆以光宗耀祖。“凡嗣孙成名，在祠谒祖、钉匾及竖桅，俱系尝银所办”。有功名者到祠堂“订匾树桅者，奖银二十四两”。进京考试的 “均要钉匾、树桅使足奖之，否则减半”。桅杆在四川分布也较普遍，但从前文可看出，四川客家地区的桅杆数量并不突出，说明四川客家取得科举功名的人较少的事实。闽粤赣客家区大族祠堂前桅杆林立的情况在四川客家区是很难见到的，这反映了四川客家文风远逊于客家原乡的事实。
从四川学校教育及人才的分布看，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水平远逊于客家原乡（如广东梅州）。四川客家与客家原乡梅州等地教育相比，是难望其项背的。以梅州松口镇与成都东山客家区龙潭乡比较可知。松口镇全镇总人口5053人，“乡人读书成风”，民国期间，陆续开办松口国民学校、松口中学、国光中学、松口女子学堂，在校中小学生最多时达2000人。四川客家聚居区龙潭乡号称文化教育发达。民国时期龙潭乡有人口1.5万多人，在20世纪40年代，龙潭乡有小学10所、保小6所，1944年设有初级简易师范学校1所，每校学生从30人至600人不等，全乡在校中小学生最多也不超过1300人。松口镇总人口只有龙潭乡的三分之一，龙潭乡小学校在数量、在校生数等方面根本无法与梅州松口镇相比，中学教育则更是无从谈起。
2.四川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的教育差异
前文提到，四川客家分布类型分为以东山区为主的客家聚居区和其他各地的客家散居区。近代四川经济以成都平原发展最快，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东山客家聚居区位于经济文化繁荣的成都地区，文化素来发达，而客家散居区一般位于成都平原的周边地区，经济要落后于东山客家聚居区，但整体上东山客家聚居区教育水平倒不如客家散居区。
在科举人才方面，前文引张杰《清代科举家族》中列举的5位四川客家举人，即温永恕、李铭熙、卢鸿遇、谢如宾和廖学游等都不是属于东山区。东山地区是四川最大的客家聚居区，但在表中客家名人几乎没有。客家聚居区的洛带镇号称人才辈出之地，但历史上洛带镇的科举人才也不多。清代只有进士张绍、贡生巫一峰，文举刘贵文，武举何日成、张斌廷，文秀才曾纯敷、巫明波、刘乙光、李善文，武秀才李南山、李尚山等。这远不如一个家族的科举人才。
近现代四川客家文化名人多分布于四川客家散居区，而客家聚居区则少。东山客家方言区的名人只有洛带的刘子华、新都的廖观音、王铭章等，而多数是分布于客家散居区，如郫县、宜宾、资中、璧山、威远、三台、江津、自贡、乐山、内江、富顺、仪陇、西昌、资阳等地。
从四川客家科举家族或文化世家看，也多分布于客家散居区。如三台的谢氏家族、璧山的陈氏家族等科举家族和郫县的周氏家族、乐山的郭氏家族、荣昌的陈氏家族等文化世家。
客家区的学堂地名也反映了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的教育差异。早期的正规教育是以私塾或学堂为主，私塾和学堂的分布能反映当地对教育崇尚程度。比如郭沫若的故乡乐山沙湾，“弹丸之地，文风却历来鼎盛。乡人尊师重教，崇尚礼仪，私塾与学堂比比皆是”。四川客家分布于30多个区县，尽管这些区县的私塾数量缺乏详细的数字，但从学堂地名中可见一斑。从已有的地名录看，四川客家散居区学堂地名分行政村级地名和自然村级地名两种。行政村级学堂地名有通江的“武学堂”、万县的“大学堂”等地名；自然村学堂地名如学堂田、学堂坪、学堂坝、学堂湾、学堂头、学堂山、学院村、学堂咀、学堂嘴、学堂沟、学堂坡、学堂屋基、学田沟、学儿梁等地名，这些地名无疑与当地办学堂或私塾有关，虽不能反映当地的私塾数量，也难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但至少可以说明当地人对教育的崇尚程度。
从表6-5中可看出，四川客家聚居的东山地区学堂地名极少，而客家散居区如仪陇、富顺、璧山、荣县等县的学堂地名相对较多，说明当地人对教育的崇尚，事实上这些地方名人辈出，也是四川客家名人的主要分布区。
三、四川客家“崇文重教”区域差异的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尽管整体上四川客家教育水平不高，但与四川的湖广人比较，四川客家人宗族办学的热情更高，私立学校数量多，办学成效好。在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都不如湖广人的状况下，客家人无论是科举人才还是近现代名人的比例都不亚于周围的湖广人。因而在学校教育方面，四川客家也存在“崇文重教”的现象。不过，四川客家的“崇文重教”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从四川客家与客家原乡的教育比较看，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客家原乡梅州等地；从四川客家内部看，客家聚居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又落后于客家散居区，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笔者认为这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环境方面的原因。
对于客家崇文重教的原因，学术界多有探讨。这里笔者主要对客家崇文重教原因的“经济说”和“环境说”做进一步阐述。
我们先看看学术界主张的“经济说”和“环境说”。
如前文所述，陈支平先生对客家“崇文重教”提出质疑。他指出，一个地区的文风兴盛与否，与这个地区的民系性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与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可否认，经济水平是影响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农民的教育费用承受能力影响其教育消费支出。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但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不完全是经济发展水平，我们须反对教育发展上的“经济决定论”。
经济状况与受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其一，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家庭贫困苦读成才的例子举不胜举，朱德、刘光第等即是典型。唐君毅也回忆，民国以来，他家佃户的儿子，亦确确实实有两个读完了高中，其他也都在读书。其二，地区经济状况与教育发展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布朗对成都郊区教育调查表明，在495个地主中识字的只有104人，即约有80%的地主是文盲，在经济富裕的成都平原不识字的如此多，的确很奇怪。地主中文盲比例如此高，实非经济因素所能解释。这说明教育的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典型的如“会宁教育现象”。甘肃会宁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国家级贫困县，自然条件极差，有些地方甚至被认为是人类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个贫困县，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明清以来人才辈出，而今又是全国闻名的“高考状元县”。在清代四川也不乏这样的例证。如剑阁县下寺场，“嘉道间，场多富人，而编户百余家，无一应童子试者；咸同之季，兵荒迭见，农困商敝，繁盛不逮昔日时，而市人乃有三秀才，衣冠文字稍讲究矣”。剑阁商人经商致富后反而少读书人，而在“农困商敝”的情况下，反而讲究衣冠文字，这说明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读书反而是摆脱困境的出路之一。
主张“环境说”观点的人认为，教育比较发达的并不是兴学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胡希张等批评了学界有关客家崇文尚学的“世家说”或“血统说”，认为用“世家说”很难全面解释客家教育的整个历史。如果迷信客家族群似乎有“崇文尚学”遗传基因之类的神话，抱着“世家说”而盲目自信，就难保不会出现教育滑坡的局面。经济条件较差的客家人反而文教先进（至少在历史上曾经如此），这一现象说明，客家人崇文尚学，是寻求生活出路的抉择。即客家人崇文尚学最重要的原因是环境使然。教育发展与当地文风即崇文重教的风气密切相关。因为人口、传统生活习惯与文化观念影响教育的发展。
其实，单纯的“经济说”和“环境说”都难很好地解释客家崇文重教，笔者想在此综合“经济说”和“环境说”等因素谈谈自己的理解。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从经济原因看，四川族田的不发达是四川客家教育落后于原乡的主要原因。清代奉行以宗族制度推行孝治的政策。清《圣谕广训》指出，人民“笃宗族”的具体措施为“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把设家塾作为与建词堂、贵义田、修族谱并列的笃宗族手段。在清政府孝治宗族政策下，宋以来的族学在清代得到迅速发展。
族田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在古代社会，私立教育是教育发展的主要渠道。客家区尤其如此。由于交通偏僻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客家传统教育主要靠私塾和家族教育来开展。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土地是主要的财富。祠堂办学的物质基础主要是族田。家族教育的经费来源最常见、最稳固的是族田中的学田。
学田的大量出现是在宋代，此后族田成为家族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这在南方表现尤为突出。宋代以来文化中心南移，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南方的家族教育，而南方家族教育的发展主要由于南方族田比例突出。正如吴霓指出，南方家族教育的兴盛，使得科举考试中南方科举人才的比例大大胜于北方。族田（祭田与学田）的存在为宗族凝聚提供了条件，是宗族扎根的标志。族学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族田，清朝维护族田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维护宗族学校的存在。
族田和族学是科举家族人才辈出的必要条件，也是科举家族重视教育的突出标志。族田发达的地区，也是家族教育发达的地区。族田占当地耕地的比重是衡量该地区的宗族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衡量当地学校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因而族田的多寡是衡量家族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民国时期我国农村宗族族田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而长江流域各省中族田所占比例中广东最高。根据陈翰笙在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广东省三分之一的耕地是族田，其中广东客家区族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为：乳源40%、清远15%、和平20%、蕉岭40%、兴宁25%、龙川25%、梅县40%。可见，广东客家区族田平均比例为30%。在福建客家区，1951年土改前，闽西地区的公田占耕地面积的42.69%，其中的公田绝大部分是族田。而李文治等认为闽北、闽西族田约占耕地面积的30%。广西客家人集中的陆川县的族田所占全县耕地面积的比例也达49.4%。其他地区如江苏族田比例最高不过10%，安徽占4%强，江西占5%-6%，湖南、湖北约占4%，相比之下，黄河流域各省族田的比重不过1%-2%。总之，粤闽客家区族田的比例高达30%以上，在我国宗族中，客家族田比例最高。族田数量与宗族观念密切相关，也直接关系到宗族学校的兴衰。
族田的发达推动了宗族教育的发展。兹以梅州为例予以说明。上文提到梅县族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达40%，而且分布极普遍，“不但巨姓大族拥有烝尝田，即私房小户和大族的分支也有之”。这反映梅州族田的发达。在雄厚族田的支持下，宗族奖学十分优厚。“凡是送子去宗祠就读的家庭可以得到一笔定期生活津贴，应邀参加公开的祭祀仪式的族中学者每年也可得到一笔津贴，凡是赴省会试或京城参加文官考试的学者，可从族田基金中得到部分或全部路费。”族田的支持，促进了族学的兴旺，因此，梅州掀起客家祠堂办学的高潮，梅州教育非常发达，在清朝后期及民国初期达到高峰，有“文化之乡”的美誉。曾在梅县传教20余年的法国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在1901年著《客法词典》的自序中说：“在嘉应州（今梅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亦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无逊色。”的确，20世纪40年代末，梅县就有34所中学，普及中学教育为全国之冠。1921年梅县有中学4所和男女师范各1所，中学生愈3000人。当时全国各县，一县中学生达3000人的，仅梅县而已；20世纪40年代，梅县平均每5人左右便有1人是在校（大、中、小）学生，这在当时全国各县中是首屈一指的。1946年统计，大埔县有普通中学10所，师范和职中各1所，小学511所，学生达3.02万人。当时潮属9县中学间数、在学人数与人口的比率，大埔均占首位，远远超过其他8县。赖里查斯虽然描写的是嘉应州祠堂办学的情况，事实上，由于福建、广东等客家区族田比例高，有办学的经济基础，因而近代客家地区祠堂办学的情形也大致相同的。
下面看四川客家的族田情况。学术界对我国古代晚期家族的研究多集中于东南地区，而忽视对四川尤其是四川移民地区家族的研究。四川族田的比例尚缺乏研究资料。不过，李文治、江太新等根据零星的四川方志资料，列举了10多家族田个案，但族田数量并不多。吕平登认为，四川公田、庙田、祠田等各种田地占全省田地的50%以上，但祠田比例有多大也不得而知，而且“庙田自民国以来多被政府提取，现存已极少，公田如学田及其它机关田地，民国以来也多被官绅提卖”，祠田“也被提卖殆尽”。民国后期四川土地多掌握在军阀手中，族田比例之低是可想而知的。
前文提到四川客家的族田也并不多，除了范家、张家等大族有2000亩以上的族田外，其余各族多数只有几亩、几十亩或几百亩不等。从族田的用途看，分为祭田、义田和学田三类，祭田（即清明田或烝尝田）主要用于春秋两祭，义田主要用于赈济抚恤贫困的族人，学田主要用于奖助族中子弟入学或参加考试，是开展族学的经济基础。当然，家族族田的首要用途是祭祀用。一个家族的族田必须满足祭祀之后方有可能奖掖族中子弟读书应考。如东山客家谢氏在光绪后“陆续添购族人房屋、旱地6处，前后总计现在实有田104.75亩，每年可收租银200多元，除祭费及零用外，颇有积款”。谢氏是东山客家大姓，其族田也只有118亩，且收入基本用于家族祭祀的开支。“以前春秋两祭，每次人数不过六十桌之谱，故尝绰绰有余裕。近十年妇女开放，人数倍增，筵席加至一百四五十桌，犹有不敷之势”。在祭祀会餐人员多达100多桌的情况下，东山客家谢氏118亩的族田的收入用于祭祀尚入不敷出，因此，族田数量在150亩以下的家族是不太可能进行办学或助学活动。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只有族田数量在150亩以上方有可能在祭祀外仍有经济实力兴办族学，否则即使办学也难以实行免费教育或奖助族内子弟。从调查看，拥有族田在150亩以上的家族并不多，这是四川客家宗族办学数量相对较少的原因。因而，四川客家族田不发达是四川客家族学教育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四川客家有强烈的家族观念，但为什么族田并不发达呢？从东南沿海地区族田发达的原因看，聚族而居的环境和家族组织的强大是族田发达的两大主要因素。但受历史与地理因素的制约，四川客家族田并不发达。
1.家族组织的不发达
从历史上看，巴蜀社会存在一种消解宗族文化的机制，父子联系相对松散，家族关系相对浅薄，这是巴蜀历史上的重要现象。数代同堂、聚族而居的情况较其他地区少。清嘉庆年间，全川平均每户仅4.1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多次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又强化了这消解机制。清初四川战乱，人口凋敝，四川土著祠堂、族谱毁于战火，旧的家族组织荡然无存。清人钟琦注意到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地区宗族家族观念不同，“蜀、陇、滇、黔诸省于谱牒茫然不解，殊属疏漏鄙俗；两江、两浙、两湖诸省，崇仁厚，联涣散，各村族皆有谱牒”；方志也载，“蜀之家有谱者鲜矣”，“有家不立庙，四时无祭”；“缙绅、矜士之家，俱未建立祠堂、家庙”。土著或新的移民都面临家族组织重建的任务，家族组织“失忆”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清代四川人口凋敝，旧的社会组织破坏殆尽，移民面临家族组织的重建，而这种重建要100年的时间，即要到嘉庆后才能建立家族组织，况且新建立的家族组织毕竟很脆弱，家族组织建立后族田的设置和增加如捐资共置、分家提留、派捐等毕竟又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是要到清末家族组织才有可能得到完善和强大，但由于清末以来庙产兴学的运动，客家族田的积累又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因而四川的家族组织并不强大，四川客家也概莫能外。
2.四川客家分布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
在地理上看，四川客家缺乏大宗族聚居的村落。同其他省比较，四川农村居住极为分散，很少有相对集中的村庄或寨子。如方志记载：“川省人家皆零星散处，既非聚族而居，亦无族葬之法”；江安县农民“散处于山巅水涯，绝无聚族而居者”；简阳县“州多山溪水，少平原，居民不成村落”。四川移民社会形成大场镇、小村落的格局，阻碍了强大村落宗族的形成。
由于客家人入川较晚，而广大土地被先期入川的湖广人所插占，客家移民只好佃耕或佣工为生，后见缝插针，买田置业，因而难以形成大规模聚族而居的现象。四川客家区多数没有村的概念，多半是单家独户，由“院子”或“老屋”构成。如东山客家区洛带镇的巫氏大夫第、柏合镇的钟家大瓦房、洪河镇的冯家老屋、十陵镇的朱家祠、黄土镇的张家祠堂等。因而总是以某老屋代替某个居民点。如多数地名仍以“某某老屋”、“某某老房子”、“某某祠堂”等命名。
20世纪中期，施坚雅曾经对四川农村的市场作调查，调查区主要涉及四川成都东山客家区。施坚雅认为四川盆地的村落非常小，四川的宗族散落在场镇和村落之中，“在中国还有一些地方，其中四川盆地是突出的例子，既没有聚居型村庄，也没有小市。农民住在分散的或三五成群的农舍中。四川农村中分散的居住单位自行组成了自然群落，每一个都以一座土地庙为中心，可以称之为‘分散型’村庄”。这种散居宗族被施坚雅称为“复合宗族”。“在四川，我调查过的地区，林姓客家家族主要集中于以高店子、赖家店和大面铺为中心的三个基层市场区域中。然而，每个区域中的林姓家族似乎是单独组织起来的，在它们各自集镇的茶馆里有自己的议事机构。因此，我们把基层市场社区视作‘复合宗族’的通常所在地可能要好些。”当然，这些以场镇为中心的复合宗族并非孤立，而是与其他场镇的宗族构成一个更大的复合宗族。“高店子市场社区中的廖姓家族，像林姓家族一样，组成一个复合宗族，在集镇上设有总部，但廖家认为他们的组织只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复合宗族的分支，这个更大的复合宗族在东南方的中间集镇大面铺上有一所宗祠”。分散的村落势必影响宗族的发展，因而四川客家缺乏庞大的聚族而居的宗族。
据调查，四川东山客家地区大姓有77姓，其中以张、刘、李、黄、曾、陈、钟、王、周、吴、何、朱等姓人口较多。东山客家人口在3万至5万的有张、刘、李等3姓；2万至3万的有陈、曾、钟等3姓；1万至2万的有林、廖、王、周、叶、罗、范等7姓，5000至1万的有谢、杨、何、白、邹、吴、朱等7姓；2000至5000的有赖、冯、江、彭、董、袁等姓。这些姓总人口在30万以上，但分布在各乡镇，因而显得十分分散。如薛氏号称东山地区大面镇客家的巨族大姓，支系单一，民间有“大面的雪（薛）踩不得”之说，但其总人数也不过1000多人，且分散在各村落。其中新建村150人，新民村100人，五星村200人，飞鹤村300人，新华村160人。客家大姓人口在东山占优势，但由于支系复杂，且分散在各自然村落，以致形成与姓氏有关的小地名，如张家湾、李家坝、练家沟、赖家店等自然村地名。而东山客家众多的弱房小姓如庞、练、甘、史、古、许、孙、马、黎、欧、童、孔、宋、龙、官等家族人数在500以下，甚至不过100人。
四川客家缺乏大族且又散居势必影响宗族族田的发展规模，因而四川族田规模较大的客家家族并不多，前文所列四川客家族田统计表即为明证。民国以前，东山客家接受正规教育主要还是靠义学和族学，而义学与族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族田。在东山区，由于族田比例很少，以族田为教育经费来源的宗族学校较少，远逊色于客家原乡宗族学校的比例。因此，东山客家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至少民国前期是如此。
族田经济不发达，以至四川客家族学教育远不如客家大本营；而四川客家离开客家原乡，不但缺乏客家原乡那样有海外赤子捐资办学的条件，相反，四川客家还以各种形式回报祖籍地的父老乡亲。如四川客家还要回原籍省墓置田，也不利于扩大族田规模。成都的钟氏规定，“子孙有回籍省墓者，祠内给往来路费，每人外给衣服银十二两整”。华阳范氏在道光时曾带回80两银回乡作祭祀用费。罗江谢氏六大房出银200多两，在梅州买烝尝田祭祀祖宗。四川客家不但缺乏海外侨胞捐资办学的条件，反而因回原乡省亲捐产而影响了四川客家族田的积累，从而影响宗族学校的发展。因此，四川客家区学校普及程度远比不上客家原乡。
缺乏宗族的支持，对贫苦农民子弟读书是不可想象的。族中兄弟共同出资培养的朱德回忆，当时在私塾里还有其他16个学生，都是地主的孩子，“在他们看来，农民家的孩子来念书，其可笑就等于牵来三头水牛读经学典”。
大姓集中的地区科举人才就多，因为聚族而居，容易形成培养封建精英人才所必需的文化氛围。但是四川客家就缺乏聚族而居、培养科举人才的文化氛围。四川客家分布的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和族田的不发达决定了清代四川客家教育的特点是科举人才少而综合人才多。
（二）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
由于社会环境的地域差异，四川客家教育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四川客家聚居区与散居区的差异，也表现在四川客家与原乡教育的差异。即相对来讲，在四川省内，客家散居区教育较客家聚居区发达；与客家原乡比较，四川客家教育又远不如客家原乡教育发达。
必须承认，客家原乡教育的发达与大环境密切相关。即近百余年来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影响，使得我国人才与学风密集的地区逐渐由清代的江、浙、皖南三角地带渐次顺着江、浙沿海向南发展，初步形成了北起江苏南部、历浙江、福建而至广东的我国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因而整个广东、福建等教育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四川，客家区的教育也概莫能外。
不过，具体而言，客家区的小环境也不能忽视。笔者赞同“环境说”是客家“崇文重教”的原因之一，但对“环境说”的理解，笔者主要以为有两大因素，即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和当地民风能更好地说明“崇文重教”形成的环境因素。
1.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
正如庄英章先生指出，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的客家学，其特性就是以族群间的互动关系，讨论族群内的社会文化。当客家移民离开原乡到达四川，在再生或者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中，族群互动是主要的动力。笔者认为，影响客家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族群间的互动关系。在族群边界明显的地方很容易产生族群冲突，从而产生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人只有在面临生存压力情况下，才会激发自己的潜能。汤因比指出文明诞生于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不是非常安逸的环境，困难愈大，刺激就愈大；挑战的强度越大，应战的办法也越是新颖而富有创造性。在安逸的社会环境中最易安分守己，而在族群互动的地方很容易产生“鲶鱼效应”。由于鲶鱼群中出现了外来竞争者，它们的潜在活力被激发了，克服了潜在的惰性心理，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鲶鱼效应”带来生存危机感，激发内在的潜能。“鲶鱼效应”在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同样，牧区凡是没有狼的地方，羊会变得懒洋洋的，没有生气，育种成活率也低；而凡是有狼出现的牧区，羊反而长得好。
四川移民社会两大族群的互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客家人被湖广人称为“土广东”、“苕管儿”，两者明里暗里都处于斗争中。尽管四川不存在类似于台湾、广东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和械斗，但移民与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
四川移民社会中，客家人与湖广人两大族群相互之间产生“鲶鱼效应”。当然，四川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的族群关系有明显不同，鲶鱼效应存在差异。
在客家散居区，客家人与湖广人之间的族群矛盾较大，族群互动明显。如在川南，李宗吾回忆，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负。在川北，湖广人与客家人（广东人）的界线是分明的，其感情难以融洽。“湖广籍人民，对于闽粤籍人民的歧视，乃其一例”。郭沫若的家乡沙湾，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特别强烈。“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时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主客之间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斗争：“保卫团的团部设在福建人的会馆天后宫。土著以杨家为代表，凡事都要和客籍人为难”。“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客家人始终处于生存危机中，始终保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族群间的竞争起到催化激活的作用，土、客冲突表现为人才的大比拼。如乐山沙湾，“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开办了一所启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惠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正因为这种鲶鱼效应，崇尚名节的客家人为免受湖广人的歧视，为保持家族地位和声望，把读书、发展教育看成其文化适应策略和生存策略。客家人会举全族之力来培养本族的读书人来支撑门面，因为科举人才是提升家族社会地位、取得当地认可的重要保证。因此，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文化与教育资源的竞争，并形成“崇文重教”的社会氛围。
而在东山地区，由于是客家聚居区，与散居区相比，类似族群冲突并不鲜明，客家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对外产生排斥心理，对周边文化形成铜墙铁壁，缺乏因族群互动而产生的鲶鱼效应，难以激发潜在的活力，容易滋生安于现状的惰性心理，从而缺乏推动教育发展的原动力。
2.地方民风
前文提到，客家人的迁徙过程也是对居住地环境的选择过程。客家入川初期，首选民风淳朴的地区居住。如迁居简阳的客家人钟宏予在入川路上，惟仁里是择，即“莫居闹市。又莫太远，以免他日完税过粮、考试下场，嫌其路远”。清初东山区是民风淳朴的地方，这在前文已论及。但近代以来，东山地区民风大变，客家聚居，造成思想保守和强烈的排外情绪，滋生地方保护主义，且东山地区民国时期是“土匪窝”。如1950年龙潭乡土匪以廖宗泽、林天明等为首先后发生了三次叛乱。据范丙南回忆，民国时期石板滩的土匪很多，范家不敢去祭祀祖先。
袍哥组织横行霸道，对社会秩序影响很大，教育也不例外。如前文提到的1947年石板滩土匪头目李世君提枪闹学堂以及1932年东山土匪绑架范家祠小学师生40人的恶性事件，说明不良的社会风气严重影响教育的发展。而客家散居区如乐山，尽管也有袍哥组织，但据郭沫若的回忆，袍哥组织是不针对本地人的：“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抢财神，劫童子，劫观音，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曾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而且，沙湾有尊师重教的风尚。沈焕章作为郭家的私塾教师，不但郭家尊敬他，“乡里人也尊敬他”。同时，“沙湾有一种特殊的风气，便是家家的春联都要竞争编撰长句”，街上将近有一二百户人家，而能够撰春联的却没几个人，结果这一二百户的春联，基本上由这几个人包办。“别人把你请去编写春联，当成上宾一样看待，要留着你吃午饭，顶享着乡里人过年用的腊味”。在沙湾，读书人被看成“上宾”，这在客家原乡情况也是如此。刘大可介绍，福建武平县武北传统的客家村落，民国时期虽匪盗蜂起，地霸横行，但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即使拦路抢劫的土匪也不敢侵犯教师。
四川客家聚居区与散居区民风的差异，或许是四川客家教育差异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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