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互动中族群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人才的竞争。在科举时代，科举考试是促进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一个家族科举功名人数及官位的高低，是衡量该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科举及第能提升家族社会地位以获取社会资本，而提升家族社会地位比经济上的发达更有吸引力。客家家族人才的出现是在当地取得“话语权”的前提，是客家适应当地社会、扎根当地社会的重要条件，因而客家宗族办学成为客家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活动。宗族通过兴办族学，一方面对家族中大部分子弟进行启蒙教育，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力；另一方面则培养出一部分支撑宗族社会地位的士绅学子，维护宗族的发展。在移民发展中，客家宗族的文教功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客家宗族办学的热心程度和办学规模是衡量客家“崇文重教”的重要因素。
一、四川客家祠堂
家族教育与当地教育的兴盛密切相关。前文谈到，与湖广人相比，客家人有强烈的宗族观念。祠堂之多是客家地区的亮点。如果说族谱是耕读思想的集中体现，祠堂则是客家耕读文化的标志。祠堂作为物质载体，是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祠堂文化的重要场所。祠堂办学是在族群互动中以血缘观念为纽带竞争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本的主要方式。提到祠堂办学，须先对四川客家祠堂作简单回顾。四川客家的祠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祖堂，另一类是单独建祠。
（一）四川客家祖堂
祖堂是祖屋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为入川初的客家移民或弱房小姓所建。它出现的时间较早，一般是入川创业开基产业，在祖屋之中多设有一个祖堂，在各移民家族中有纪念价值，是客家移民入川创业的历史见证。这类祖堂规模不大，且与祖屋有机融为一体，在成都东山客方言区中尤为常见。典型的有龙泉驿区柏合镇钟家大瓦房、洛带镇宝胜村刘家老屋、黄土镇长伍村的余氏祖屋、同安镇望场坡村的钟氏祖屋等。
四川客家的祖屋布局以三堂式或二堂式为主。所谓三堂式，即宗祠的主体建筑由上中下三堂构成，大门处为下堂，往内穿过天井系中堂，再过一个天井即为祖堂。祖堂是祖屋和宗祠的核心所在，专用以供奉祖先牌位，其建筑不仅高大宽敞，而且居中，并多高于中下堂。这样更使祖堂具有“镇中”和居高临下的威严之势，且与周围建筑的主从关系也一望而知。而二堂式的平面布局与四合院相类，此类宗祠多见于受地形限制的山区或小姓。如黄土镇大同村张家祠、义和镇西江村李家祠、青白江区合兴镇园林村张家祠、新都区石板滩镇马家村李家祠等，举不胜举。
兹以新都的廖氏祖屋为例。廖氏祖屋分为三重，分上厅、中厅、下厅，每厅一横五间，为正屋作祭祀用，堂屋后有一小花园，围着花园即有围房二三十间，作主办祭祀人员的住宿和存放祭祀杂物等用。其正屋两旁，各有大门两座，上下隔断，后侧面也各有两座大门，每座大门外有约五分田大小的混凝土晒坝1个、水井1口，供门内住户引水用。各座门内各有瓦屋数10间，为四房子孙轮住。并租给田土四五十亩耕种。全院共有水井4口、旱碾4座、大粪坑约20多个、石猪圈20多座、牛圈4个、马厩4个、天井数10个，大小厨房不计其数，整院共有200多间房屋，全部砖石结构的瓦房，正中大门口有晒坝1个约3亩，为混凝土制成，后作学生操场。晒坝外即养鱼池数亩，林院竹木数10亩，若包括房基、走道、晒坝、鱼池、花园、菜圃、草坪等共有100多亩。由此可知，祖屋为客家独立的经济实体，反映了客家聚族而居状况。
这些祖屋规模较大，往往多达上百间房间，能容纳数百人同族而居住，一座祖屋即形成一个自然村落，成了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也发挥着祭祀与教育的功能。因而祖屋即是多数家族族塾举办的场所。
（二）四川客家宗祠
宗祠系指独立于祖屋或其他建筑群之外，且不允许族人长期定居的宗族祭祀和议事场所。宗祠又有总祠和分祠之分。总祠主要位于县城或省城，如成都正府街的周氏总祠、书院街的巫氏总祠等，是宗族设置的办事处；分祠一般隶属于各房族，分散在客家区村落中。如新都区石板滩镇的廖氏，该家族的入川始祖为明达公（字体用），膝下生有四子，即进谷、藏谷、兴谷和万谷，后分成四大房；四大房共生有23子，因而又形成23小房，且至今仍以此为准。他们的宗祠设置为，明达公新老总祠2座、四大房分祠4座，另有子祠16座，总计为22座。这些祠堂均分建于成都东山的石板滩、义和、龙王等乡镇，外及成都市内，隶属关系清楚。兹以省城成都总祠为例说明四川客家宗祠分布情况。
1.成都祠堂的分布
在四川已确知的客家姓氏有136姓，其中名列前20位的客家大姓有：张、刘、李、王、陈、曾、钟、林、黄、周、杨、谢、朱、罗、叶、吴、范、冯、廖、赖等；大姓基本都有自己的祠堂。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城内外共有95家祠堂，其中以张、刘、李、陈、温等姓最多。祠堂数量与各姓人口数量成正比。张、刘、李、王、陈等客家姓氏的祠堂也较多。
2.成都的客家祠堂
客家有联宗建祠的文化习俗。林济认为，与湖广人相比，客家人有跨县跨府联宗的文化习惯。清代中后期，客家移民纷纷追溯共同的祖先，在大城市建立联宗总祠，这是联宗的标志。客家移民的联宗以联谱、建宗祠为特征，客家移民的联宗宗族是以同籍同姓认同为基础所建立的族群组织，其中的同籍认同包括闽粤籍认同、省籍认同、府籍认同及县籍认同等，客家文化在其中起关键的作用。
由于客家强烈的宗族观念，客家祠堂之多是四川一大亮点，所谓“多半祠堂是粤东”。尽管资料所限，目前还难以完全确定《成都通览》收录的成都市区原有祠堂哪些是客家祠堂，但根据研究，其中绝大多数是客家人的祠堂，且多数是在乾隆后修建。市区各姓祠堂与客家各姓人口基本成正比。目前能确定成都市内祠堂为客家祠堂的有如下一些，且市区的这些客家祠堂基本全毁。
3.省城总祠的作用
祠堂作为耕读文化和农耕经济时代的标志，是客家人征服城市的标志。四川客家家族观念强，族学较盛，而湖广人家族观念淡薄，因而湖广人宗族助学活动较少，成都市区多数祠堂为客家祠堂，且多数有办学或助学的活动。
兹以廖氏实蕃公祠为例说明客家在省城设置总祠的目的和功能。客家廖氏在成都正府街建立廖氏实蕃公祠，实蕃公是客家廖氏福建世系的始祖，是四川客家在成都设置总祠的典型。《廖氏族谱》详细说明了在成都建立总祠的目的和功能，原文如下：
（始祖）令高祖昆仲四人捐资外，并命联合成都、华阳、简阳、金堂、新都、双流、什邡、宜宾及富顺、内江、罗江、彭山等县族人，共捐资（助）修建，盖乃有联宗之意。凡廖氏裔孙均有份矣，以示我族之兴盛也。自乾隆戊戌年（1778）冬祠宇竣工后，内设有茶肆，客房二十余间，被帐五十余套，为远道来祭祖的族人住宿，以及各州县到省应试举子秀才中，凡廖氏裔孙供其下榻也。和外地来省办族事者，均可免费进住。时间长短不限，一年半载照常，并待与素饭小菜。只记上姓名、地址和支派，以备报销。后流省人多，或经营小商、游手好闲等借故进住。又因茶肆人多又杂，冒名顶替，报非其人，帐目混淆，无从稽查。至光绪壬午年（1882）拆去茶肆，逐走游手长住祠内者，取缔长住之例矣。但后确有为族事到省办事者，必须持有当地族长或总理亲笔手函即介绍信方可以，而远道来祭祖者依旧不变，时间有所限制，前后不得超越半月；只有应考生员不限，但需（须）有证明手函，不得在此长读矣。
这段材料说明，在省城设置总祠有如下的目的和功能
1）方便族人祭祀的需要，起到敬宗收族的作用
成都正府街廖氏实蕃公祠“内设有茶肆，客房二十余间，被帐五十余套，为远道来祭祖的族人住宿”。正如成都廖氏实蕃公祠一样，省城的宗祠多为联宗祠，是各县同姓族人祭祀祖先的场所，以联合省内的同宗族人，达到联宗的目的，以示宗族的兴盛，起到了凝聚宗族势力的作用。
2）方便进城办事的族人联络或住宿，是客家人进城的办事处
祠堂不仅是族人在成都的落脚点也是他们寻求和获得同族帮助的地方。如廖氏实蕃公祠规定，“外地来省办族事者，均可免费进住，时间长短不限，一年半载照常，并待与素饭小菜。只记上姓名、地址和支派，以备报销”。这说明城区的客家祠堂给进城办事的同族成员提供免费食宿服务，起到办事处或招待所的作用，是客家同族人到省城办事的据点。
3）宗族教育，起到试馆的作用
许多家族在省城、府城县城建总祠，往往成为家族内子弟参加科举的场所，为族人应试提供方便，家族组织利用祠堂对家族子弟科举入仕的重视和多方面的照顾，使清末的科举制度与家族关系更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祠堂因而成了耕读文化的重要标志。如成都正府街的廖氏实蕃公祠规定，各州县到省城应试的举子、秀才，“凡廖氏裔孙供其下榻也”。后来因多闲杂人员，对免费住宿作了种种限制，但“只有应考生员不限，但需（须）有证明手函，不得在此常读矣”。 可见，省城宗祠起到了科举会馆的作用。再如1904年朱德从仪陇到省城参加乡试，住成都朱氏宗祠专用的客栈“联升巷”，每天必到祠堂内祈愿“登科中甲”。后来朱德在昆明当旅长时，到成都办公，朱德骑着白马顺便拜访了宗祠。在离宗祠300米处下马，步行入祠堂，“玉阶骑白马”的故事被朱家人津津乐道。以上说明教育是宗族的基本功能。下面专门对宗族办学作探讨。
二、客家宗族办学
（一）四川客家族田
宗族都有族产，族产又主要指族田。族田是家族的经济命脉，是家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族田即“公尝田”，是家族的公共财产，为全族人的利益服务，根据不同用途分为祭田、义田、学田等。祭田用于祭祀，义田用于赈济，而学田则将收取的租谷或租金用于家族办学。因此，族田（主要指学田）是宗族办学的物质基础。四川族田目前还缺乏详细的资料，笔者据客家族谱初步整理表明，四川客家族田从几十亩到几千亩不等。总体上，四川客家缺乏强宗大族，族田经济并不发达，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二）宗族办学的背景和目的
1.客观上军阀提留祠产的逼迫
近代有两个时期出现庙产兴学运动。所谓庙产，就是指寺庙中的一切财产，包括寺庙、会馆、祠堂等财产。“庙产兴学”就是主张动用庙产兴办学校，解决教育经费问题。
第一个时期是清末。张之洞上奏《劝学篇》之后所引发的，约在19世纪末到1913年之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川各地成立学务处或劝学所，于城乡改设、新设官立、公立小学，城乡官绅也相继捐资设立私立学堂。这批学堂校舍多是庙宇、会馆或祠堂改建，其中尤以乡间为甚。如民国初金堂县全县各级学校共101所，其中设于佛寺或道观的78所、设于祠堂的9所、设于会馆的8所，其庙产兴学比例为94％，而且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都是与庙会或庙产有关。民国初期温江县国民学校57所，其中寺庙或道观办学有47所，会馆（南华宫）办学1所，祠堂办学3所，庙产兴学比例为89％。
第二个时期是在 1926年到1931年之间。该时期北方军阀与南京国民政府都主张没收庙产来兴办教育。这时期的运动又分两次。第一次是在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薛笃弼提出了《改僧寺为学校的建议》，掀起了第一次庙产兴学运动。第二次是在1931年，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发表了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等主张，并组织了“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掀起了庙产兴学运动的高潮。
办学是一件名正言顺的社会公益事业。20世纪20年代末四川军阀以办公益事业为名，规定凡辖区的一切庙产、祠产都一律归公，因而宗族祠产面临被提留的危险，而当时只有办学才能幸免。为既不违反军阀的“法令”，又能保住祠产免受军阀提留，于是，民国时期四川客家宗族决定用祠产兴办学校。如金堂陈氏小学、龙潭的范家祠小学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正如吕平登指出：“四川各县祠庙会产极多，清末民初多被提办教育，祠庙方面皆恐被提，于是竞办小学，以避提产。”
2.宗族办学为客家教育的两级目的服务
前文提到客家教育观的两级目的。一是出于英才教育的目的。客家祠堂办学的宗旨很明确，首先是为了多出人才，以光宗耀祖、提高本宗族的声望，从而确保宗族的社会地位。因为客家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而是整个家族的光荣。客家人聚族而居，为了家族的兴旺与显要，大力创办族学。“一族人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个男孩子，不论是抵挡税吏滥兵，或者帮助家里打打算盘，都是好的”。所以，“家虽然分开了，收入还要算到一起，朱德的教育由全家（族）负责”。即由生父、养父两房共同培养朱德。二是出于普及教育的目的。传统宗族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以封建宗法道德伦常教育本族子弟。培养正气，提高子弟素质。教与养并举是近代宗族的新特征。所谓“教”就是进行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因此，族学对于学生道德品行要求严。族学就是希望通过办学来提高本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客家宗族教育的普及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巩固了封建宗法制度，增强了客家人的认同感。
3.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功能
近代乡村文化的缺点是，百姓只有皇帝与臣民的观念，而无国家与公民的观念。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中，近代宗族学校家族观念已逐渐淡化，国家意识开始增强，宗族教育意识到服务于国家的责任，认识到教育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发展。客家宗族教育也是如此。正如金堂陈氏崇正中学校联：“崇尚道义，正己正人，清源正本，正气浩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刻苦学习，振兴家国”。崇本祠族长陈笃斋认为国家积贫积弱，只有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国家才有希望。因而在办学中特别强调“义务教育由家而乡”，提出了“德、智、体、美、群”的教育方针。课程设置除按教育部门规定外，还从实际出发，在小学开设外语、武术和书法等课程，并对中小学教材作相应增减，补充古诗文和书法，教学内容重视国文、书法教学，学生语言文学基础扎实。陈氏中小学学风好、治学严、教学质量高，造就了诗人流沙河等名人。
近代教育转型中，宗族学校主动地服务国家和社会，而抛开了原先狭隘的家族观念。宗族学校将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外姓子弟。宗族祠堂办学不但满足本姓学生，也接纳外姓学生；不但普遍对本族学生免费，对成绩好的外姓学生也可免学费。据大面正街水巷子85岁的魏春山回忆，大面薛氏小学分甲、乙、丙、丁4个班，每班40人，共100多人，每班一个老师。本姓子弟不收钱，对外姓成绩好的学生也免学费。魏春山民国时期先在官办的小学读书，后在大面镇薛氏小学读书。魏春山本在私塾读书，后因在薛家祠堂教书的老师认为他成绩好，便推荐到薛氏小学读书；本来外姓人入学是要收学费的，因他成绩好，又是族人推荐的，故也不缴学费。十陵镇青龙2组曾其文也因成绩好，曾被推荐到范家祠去免费读书。
（三）客家宗族办学情况
有客家的地方必有学校，一部客家移民史，就是一部客家拓荒与办学的历史。“后记”客家分布于封闭的丘陵山区，自给自足是客家生活的基本特色，在传统的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结果是使“耕读”几乎成了客家生活的全部。因而，一部客家移民史，就是一部客家耕读的历史。客家宗族为了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多在祖屋或祠堂内办学。客家宗族办学分族塾和近代宗族学校两类。
1.族塾
祖屋是客家聚族而居的场所，也是客家人早期办学的主要集中地。早期族塾多分布于客家祖屋中。各宗族为光宗耀祖相互称雄竞争，多利用祠堂或会馆开办私塾，聘请严师教育族中弟子。如东山廖氏在乾隆年间修建祖祠，祠产2000多亩。嘉庆六年（1801）开办族塾，平时请名师在此教育，凡廖氏后裔均能免费就读。客家祖堂外的左右两侧往往还各建有一附属配院，以便用于兴办族学。如十陵镇千弓村的朱氏老房子内有子弟读书识字的学校，洪河镇冯家老房子内有不同年龄儿童读书的小学堂和大学堂。金堂许多客家大姓都有族塾。如雍正年间，福建陈氏入四川金堂，“未几聚族建宗祠，创家课，作育族中子弟，凡年龄及学，均延师肄业焉”。因此，金堂曾氏、陈氏、钟氏、黄氏、邱氏、李氏、周氏等客家大姓，“其子孙之登科出仕者颇不乏人”。客家宗族办学多为义塾，不收学生费用，专为族内清寒子弟提供读书机会，体现了客家人善于利用家族势力团结办学兴教的一致性，是家族和睦的典型象征。
2.近代宗族学校
清末民初是我国教育的转型时期，四川客家宗族学校由族塾过渡到近代新式学校。一些大族相继建立学校。祠堂学校的学生起初一般为本族子弟，后渐放松，除允许外姓亲戚子弟来就读外，有的也接纳无亲戚关系的外姓子弟入学。区别在于，本族子弟就读于祠校是无需缴学费的，外族子弟则需酌情缴纳学费。如成都南打金街侧龙王庙钟氏总祠办离山小学和离山中学。钟氏后裔钟汝滨先生小学和中学都在钟氏总祠上学。据他回忆，凡钟姓本族子弟在此寄宿读书，只缴伙食费。金堂县大族如陈、曾、萧、李等姓祠产素称富饶，在科举时代对取得功名的人士进行了奖学活动，科举停考后，又相继举办宗族学校。“今因科举停罢，族众集议提拨此款，即于各祠中添修房舍，购买书籍，开设蒙养学堂，专教族中子弟，闻已组织就绪，一律开办矣”。东山廖氏祖祠自嘉庆以来开办族塾，民国初年改私塾为公读小学，即廖氏义读完小，由于地点适中，金堂、简阳、华阳等三县学生均来上学。学校由复式教学改为单班制教学，多达10个班，教师16人左右，有学生约400人。学生书本费、教师工资、膳宿、校工杂役等费用全由祠产开支。
四川自贡的胡慎怡堂开设“上学堂”、“下学堂”等延聘教师，教授胡家子弟，其对象既有成年人、青年人，也有启蒙阶段的少年儿童，视各种情况分别聘请教师讲授，凡胡氏子弟均免费入学。1913年胡慎怡堂分家后，仍保留族塾，提留了部分资产作办学费用，为了方便学生住宿，胡慎怡堂内设了床上用品，以“崇安”二字印在被子单上，供族中子弟住宿。胡氏族塾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
雍正七年（1729）邓氏从江西临川上川。邓氏前三代都是佃农，第四代邓洪顺上学不久后辍学去学纺线，后又经营盐业，成为江津最大的盐商。致富后创办聚奎书院，免费招收儿童入学，1904年次子邓鹤祥积极办新学，1905年成立聚奎学堂。
民国时期的教育经费多来源于公产学田。为避免军阀提留祠产，30年代是四川宗族办学的高峰期，但从表5-5看，1年来四川省教育厅备案的中小学校206所，其中私立学校80所，占38.8%。而私立学校的主办方又包括宗族、教会、个人和其他团体等，四川宗族办学总共只有25所，占私立学校的比例为31%。1929年四川公立小学11567所，私立小学4596所，共16163所，私立学校比例为40%。宗族办学的总体数量不多。除私立成都钟氏离山初级中学校和华阳县私立范氏小学校能确定是客家宗族办学外，其他哪些是客家宗族办学很难确定。再如广汉县有宗祠140多座，一般祠堂均有房产、地产，多的达2000多亩，少的数亩，但宗族办学数量并不多，到1948年广汉县私立完小1所，私立初小3所，其中有以客家为主的大姓张氏在1940年成立私立汉群小学。因此，客家宗族办学数量不是很突出，与客家原乡存在很大差异。
不过，相对湖广人而言，在四川客家宗族教育较发达。据民国《华阳县志》，华阳县民国时期城乡共有学校138所，其中私立中小学22所，东山客家区共11所学校，即成都市区私立离山初级中学校、得胜乡孙氏私立第一小学、孙氏私立第二小学，西河镇一善会私立茹古书塾、薛氏私立初级小学校、陈氏私立务本小学校，隆兴镇范氏私立小学校、张氏私立初级学校、隆兴镇仁和场三邑共立小学校、廖氏私立初级学校和钟氏私立初级学校等，其中中学1所（客家钟氏兴办），客家私立学校占一半。而根据钟禄元的研究，民国时期的华阳县东山客家区包括保和场、仁和场、同兴场、隆兴场、西河场、大面镇、得胜场、三圣场等乡场。华阳东山客家区面积和人口都占华阳县的三分之一。可见，客家私立办学数量多，比例大。从办学质量看，客家范氏私立小学校“该校虽属私立，而校款充裕，成绩颇有可观”；而私立离山初级中学校，“校规严肃、科学亦备，私立中校之井井者”。也就说，在华阳县的私立中小学中，以客家宗族创办的学校比例最大，成效最显著，成为四川宗族学校中的佼佼者。
三、客家家族的助学、奖学活动
客家祠堂除办学设校外，还出资帮助族内部分有培养前途而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对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子弟，还给予重点扶持，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客家人利用其宗祠的场所和资产，开展办学、奖学和助学的活动，对提高客家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人才起了积极的作用。宗族办学或奖学、助学，在社会上形成了尊师重教的风尚，推动了客家社会力量办学。
（一）客家社会力量兴教助学
在了解客家宗族办学之前，先看看客家社会力量兴教助学情况。客家区社会力量兴教助学某种意义上是客家宗族办学的延伸。因为家族重教风尚，也使社会普遍流行重教风尚。客家社会力量兴教助学情况包括商人、政界人物、军人以及文化人士的助学。
1.客家商人的助学活动
近代商人与教育发生联系的两大方式是弃儒经商和商人业儒。家境贫寒、迫于生计是弃儒经商的主要原因；反过来这些商人在业儒的同时又对儒业有强烈的兴趣，在致富后不遗余力地希望子孙后代返归儒业。客家热心助学的商人多有弃儒经商的背景，对儒文化有难以割舍的情结。洛带镇巫作江12岁读书，“伟公命之就傅受学，亦能日记百余言”，后因“艰于衣食，旋弃儒业，自十五岁货殖重庆”，后在洛带发家致富。致富后，积极兴办私学堂，培养后人。在洛带镇办起私学堂，并实行奖学制度。巫作江的后裔人才辈出，后继有人，这与巫作江的助学分不开。金堂曾氏是客家助学、奖学的典型家族。金堂曾秀清弃儒经商而致富后，资助清寒子弟读书，“姚渡置一店，往来儒绅过从者，必厚礼之，人比于郑庄驿，云邑中书院膏火不能济寒士，公特施地百余亩，其寒士游泮暨乡举者从厚助”。
2.客家政界人物的助学活动
以曾秀清后代曾道和曾绍琪叔侄两人的热心助学为代表。
曾道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绍琪，北京法政学堂毕业，历任四川省议员、四川盐运使署秘书长及代理盐运史等职。叔侄两人兴教助学的典型事例有三：一是开风气之先，设立女学。1930年动员族人捐出城厢镇余家湾的曾氏宗祠五福堂作校舍，在原金堂县立中学内首次增设女生部，后该部发展为单设的金堂县立女子初级中学；二是抗战期间动员族人腾出曾家老寨300多间房屋，争取到山西“铭贤学校”搬迁到金堂，并力促该校增设大专部，后发展为铭贤学院。据统计，仅当年曾在铭贤学校就读而成为教授和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科技人员，迄今就达200余人；三是铭贤学校迁回山西后，在原校址上为“私立蜀贤中学”的创办积极出力， 曾道任董事长，曾绍琪任副董事长，主持校务，曾绍琪每年捐谷200石作奖学金，两叔侄多方为学校募集资金，设“工读生”、“奖学金”，对清寒学生免收学杂费，以奖助品学兼优的贫寒学生。上述举措为客家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3.客家军人的助学活动
客家军人的助学活动除前文提到的孙震将军出资创办的树德小学外，这里重点谈客家人王铭章烈士捐资办学。王铭章出征前曾告诫家属说：“我幼年双亲相继病逝，家境窘迫，无力读书，后赖心田大爷爷的资助，才毕业于新都县高小第一班，读书不多，便到军队。现在新都还没有一所像样的中学，我很有心在新都办一所学校，为家乡谋利，为国家培育人才，但至今尚未实现。”1938年王铭章牺牲后，为实现烈士的遗愿，王铭章遗孀周玉华决定将政府给予的特恤费1.2万元捐资创办铭章中学，1941年6月周玉华又捐田产613亩，将所收859石租谷作办学经费。中学校址占地60亩，由创办人周玉华于私有田产内拨出，赠与学校，1945年再捐校门外田地20亩扩充校址。
此外，还有客家文化人的助学活动，如著名诗人兼音乐家叶伯和祖父叶祖诚，清光绪朝五品衔光禄寺署正，诰封朝议大夫。废科举后，他捐资创办成都崇实学堂。
以上社会各界的办学或助学多属于私人行为，且奖学活动扩大到家族外，超出了传统的血缘界线，但在传统的宗族社会中，社会力量兴教助学是客家宗族奖学、助学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客家族谱也鼓励家族个人以各种形式奖学或助学，以回报宗族、光宗耀祖。
（二）宗族奖学、助学概况
传统的宗族社会中，宗族办学多为义塾，不收学生费用，专为族内清寒子弟提供读书机会。无论是科举时代还是学校教育时代，客家家族在强烈的宗族观念中，都希望本族人才辈出，因而在传统的宗族社会，客家宗族的奖学、助学活动一直存在。
1.科举时代“赶考有助，及第有奖”
科举时代的奖学、助学包括对宗族子弟考试费用的补贴和对取得科举功名的奖励两种情况，即“赶考有助，及第有奖”。如雍正年间从福建入川的汉州张氏规定：“子弟童试及岁科、乡试、会试等有补助相关费用，考上者另有奖励。”
1）对宗族子弟考试费用的补贴
根据碑刻资料记载，清代四川童生参加生员（通称秀才）考试，每年县试、府试、院试，考试规费为240文。另考生中榜后需向教官以及为他们考试担保的廪生交纳规费，根据考生的经济状况，纳银从20到80两不等。有人统计，清初一个童生参加县、府两试要花10两银子，可买10石粮食，供三口之家全年食用。如此高昂的科举费用实非平民百姓所能承受。因而，科举时代宗族的奖学、助学活动非常必要。各家族对族内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补助包括考试卷钱、场用钱以及路费等费用。各家族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给予卷钱或卷纸的补贴，数量从200多文到几千文不等；对参加乡试或会试的考生给予赴省城或京城的路费补贴，数量从3000文到上百两银子不等，这些奖助多少减轻了考生的负担，有利于清寒子弟能应考成才。
2）对取得科举功名的奖励
科举及第、光宗耀祖是客家教育的最终目的。在科举时代，客家宗族的奖学、助学活动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族内子弟取得科举功名的奖励。奖励金额根据各家族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科举考试各层次都有奖励，科举及第的层次越高，则奖励金额越多；在同一层次，分正途出身和非正途出身，正途出身者奖励金额多，非正途出身奖励金额少。如表5-8所示，生员阶层，一般奖励花红银1至3两，最高的如广汉张氏规定，游泮者奖花红银32千文；中举者一般奖花红银8两到50两不等；中进士者一般奖花红银16两到160两不等。
总之，科举时代的宗族奖学、助学活动的两种情况体现的基本原则是“赶考有助，及第有奖”。目的是鼓励族内子弟尤其是清寒优秀子弟走科举考试之路，保证家族声望和社会地位。
2.对学校教育的“入学有助，毕业有奖”
科举考试废除后，新式学校教育兴起，客家宗族的奖学活动主要体现在对新式学校教育的奖助上。私塾学费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定，民国初期私塾学生每人每年要缴纳银2至5元，1936年四川的私塾平均每年每人缴学费3.7元。受抗战物价波动的影响，民国后期私塾收费以实物为主，一般是大米2-5斗。对于一般农民讲，私塾学费也比较高。
民国时期小学收费各时期各地区有不同的标准。据布朗1926年的调查，成都农村地区，教育费用每小孩平均为8.35元。以此推断，20世纪30年代小学教育消费支出年平均为10元左右。而中学费用则更高。民国时期，要供一个子弟上学，最低限度是较富裕户，或有点资本的商户，因一个学生每学期要缴伙食，学费、杂费、书费等约计30元，再加本人零用，每学期要50元，全年要100多元。但是客家人多住丘陵区的农村，离城市较远，而中学以上学校多分布在县城以上的城区。抗战前，东山客家地区无一所中学，抗战以后也只有8所，东山地区中学数量十分少，对学生接受中学教育有一定影响。大学费用则更高。单从学费看，20世纪30年代国立大学年约22-40元，私立大学年平均为90元，教会大学年约160元，这标准更非一般农民所能承受。据30年代对60户农民生活程度调查，平均每户每年生活费，总收入为190余元，每年每人的生活费不到35元，而且这还是一般有10到20亩田的农民家庭。因此，宗族对教育的奖助无疑很有必要。
客家大族对族中子弟的教育奖励本着“入学有助，毕业有奖”的原则。客家家族对教育奖助数额根据各家族经济状况来定。族田较多的家族对子弟“入学有助”，而族田较少的家族只对子弟“毕业有奖”。对小学的奖助从高小开始，年奖助4-14元，基本能解决小学费用；对中学生年奖助16-28元，能解决三分之一的教育费用，而对大学的奖助56元到100元不等，能解决部分学费。
多数家族奖励对象是中学以上毕业学生的奖励，如东山客家区谢氏规定，“族内有由中等学校以上及与中校相等学校毕业领有文凭者，无论男女须送报条至祠堂，春冬祭时亲身至祠谒祖，祠内奖以花红用资鼓励”。也有少数经济实力强的家族对高小毕业者进行奖励。如威远县观音滩崔氏规定，“凡族中子弟住高等小学堂，执毕业凭照，备办三牲入祠祀祖者，无论贫富，赏红花一堂，奖给钱八钏”。在国家还难以推行真正的义务教育以前，宗族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实行的是义务教育，客家宗族担负起国家公益性事业的文教功能。及至今日，客家宗族奖学的做法在东山客家中依然存在。如居住在黄土镇的江氏家族就议定：凡族内子弟考上高中者，春分祭祖时均须各抱红公鸡一只，至祠堂内谢祖，鸡杀后将鸡腿带回，免交当年“吃烝尝”钱，并发给6元钱人民币，以资鼓励，对考上大专院校者，奖100元。
宗族奖学多是鼓励从文，体现客家崇文重教的风尚，但也有奖励武校毕业生。如雍正四年（1726）由福建武平入江津德感里的陈氏家族新增武校学生奖励条例：凡族人子孙在武校毕业者，照学习年限分别奖励：学习期6个月毕业者奖16元；学习期1年毕业者奖银32元，2年毕业者奖励银64元。该家族清代出武生7人、民国时期3人军校毕业，其中黄埔军校1人，从中体现了客家崇文尚武的风尚。
利用族田进行奖学、助学在新都黄家较为典型。新都黄家远祖从广东上川，世代以种田为业。到清末，黄春圃的父亲才开始读书，考上秀才，从此黄家有了书香味。黄春圃毕业于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师，认识到培育人才的重要性，但感到单靠一家是很难办到的，于是召集本姓族人，决定走族田兴学的育才道路。其办法是：由黄氏各家划出部分私田作族田，专门用作教育族人子弟的经费。规定小学读书费用各家自理，考上中学、大学后，一律由族田收入供给生活费和学费。族田兴学减轻了经济负担，强化了黄家望子成龙的心理。此后黄家两代共出14名大学生，2名留学生。其中，黄春圃的两个弟弟黄中留学美国，黄春阳留学日本，黄春圃的5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7个侄子也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族田兴学使黄氏家族人才辈出，致使当地流行“金凤齐飞，黄家飞出一群金凤凰”的说法。
祠堂的族学与奖学活动是客家耕读的具体实践。客家宗族的“入学有助，毕业有奖”原则体现了客家教育双重教育观，即在注意普及教育的同时，更强调精英教育，其基本出发点是保证家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稳固。
（三）客家宗族对奖学、助学的管理
客家宗族奖学、助学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族内子弟的考核方面，即宗族定期举行的“课士”制度。“课士”是族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宗族定期检查、考核族中学生，对成绩优秀者按不同等次给予奖励，以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族学的察课制表明族学要对宗族负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以东山廖氏为例。东山廖氏祖祠从嘉庆六年（1801）开办族塾，并开始定期考核族中子弟。民国《廖氏族谱》曾明载：“其入于学者必详加考校，第其高下，庶勤者鼓舞，惰者愧励。”具体办法是在文馆一年进行两次考核，即每年的春分前一日和十月十二日，按学生年龄分成年人、少年和幼童等在祠堂内进行考核，设内监二人、外监四人进行管理。内监出题，外监负责保管及分发试卷，并严加防范，以防舞弊。“课士”对考试舞弊者给予处罚。“查有传递代请之文，寘卷勿阅，名填榜末，以昭警戒。若幼童文无半幅者，概不收录”。考试后聘请名师评卷，分超等、特等、一等三个等次，按不同等次进行奖励。广汉张氏“于祭祀前三日来祠会课，已进者命题衡文，评定甲乙，上取一名，奖励钱壹千文，贰名捌百文，叁名陆百文，四五名四百文。中取一名奖励钱百文，以下各给卷纸一百张”。隆昌张氏也有约会衡文的规定：“今议各房子弟之秀者，每月初一、十五齐集祠堂，择各房之已入庠序及素常教学者一二人， 出题衡文高下，即贴祠堂作养后学”。
宗族教育中“课士”已定期化和制度化，学生分成年人、少年和幼童等类别进行月考或年考，按不同等次进行奖励，舞弊者给予惩罚。考后聘请名师阅卷，这些名师一般是科举考试中的及第人才，因而聘请名师考核，有利于传播科考经验。这些措施表明族学有完整的教学管理制度，而族学的课士制度表明族学要对宗族负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龙潭范氏对奖学有严格的规定，为我们了解四川客家的家族助学奖学活动提供了范例。主要内容有：凡学校未经案准者不给；不守学规被斥退者不给；凡试验不及格着不给；凡入学之初，不遵尝例，未经报名注册者不给；领费时须有担保付约存据；其家计充裕不需帮补者，则义会不给；非有大故半途退学者赔费；被斥退者赔费；如赔费者不照数付给，应由担保人偿还。“凡学校未经案准者不给”，即奖励教育部门备案的正规学校；“不守学规被斥退者不给，凡试验不及格者不给”，奖励品行兼优的学生。“非有大故半途退学者赔费”，“被斥退者赔费”，是对无故辍学或被退学者的警告，迫使许多客家子弟完成学业，而很少中途辍学，有效控制流生，保证宗族学校的生源。正如钟禄元调查，东山地区的客家子弟，“尚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读就要读毕业，若能读到高中毕业，一定就想读到大学毕业，他们的就学，很少中途辍学的，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性。他们纵不能读到大学毕业，在学籍上必须完成一个阶段，或小学，中学以及其他职业学校，总要以毕业为原则，学籍不论高低，以取得毕业文凭为最荣耀。客人的这种前进和奋斗精神，真是有始有终，有计划，有步骤，所以他们的成功可能性，较普通一般人为强”。
四、客家宗族办学的典型——龙潭乡范家祠
成都东山区龙潭乡是典型的客家聚区，客家范氏是当地的大姓之一。范氏祖籍广东长乐（今五华）。雍正年间，广东大荒，入川始祖范端雅于乾隆六年（1741）携五子金、锡、璋、璧、玉及其家眷远迁四川，初到永宁县，最后定居华阳。在此迁移定居过程中，范端雅及其第四子范璧是范氏家族史上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范端雅率领家人长途跋涉，辗转迁徙，几易其地，为家族在四川的安居、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范璧则为范氏家族在四川的繁衍、繁盛和家族文化的振兴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范家祠办学历史
龙潭范氏尊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为祖先。华阳范氏祖先神联：“晋隋会传文子；宋朝忠宣绍魏公”，表明了其家族渊源。范氏源于晋国，“隋会”即春秋晋国公卿士会，为范氏得姓始祖，其子为晋国的范文子；“忠宣”是北宋进士范纯仁，“魏公”指北宋范仲淹，死后封为魏国公，说明范纯仁继承其父范仲淹的事业。范仲淹于1049年在苏州创立范氏义庄，购置义田千亩，作为宗族公产，用以周济族人，并附设义学供族人子弟免费入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义庄，也是我国义学的开始。此后，各地知府、州官和县令纷纷效仿，对我国家族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龙潭乡范家祠是四川客家宗族办学的典型。范家祠办学的创始人是范璧。范璧，字对扬，范端雅第四子，其父范端雅公病逝后，兄弟分家各自立业，范璧与长兄范金一起生活。乾隆二十二年（1757）购得张姓田产，后家境逐渐富裕，乾隆二十三年又买得清水沟冯姓田宅。次年，范璧将石板滩产业赠与长兄范金，偕母亲廖氏、妻子曾氏及六子云泰、云舒、云程、云中、云高、云从，全家迁居清水沟，不久又重建宅院。
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范璧召集子孙，叙述家族迁徙历程，垂训烝尝义田之遗义，戒勉子孙耕读为本，勤俭为要。“余思人生处世，非耕即读，求富求贵，两不相悖也”，为此，对扬公在清水沟建立范家祠堂，设置蒸尝田，先后达4000多亩，鼓励子孙“志功名，务勤俭”，并希望子孙“箕裘永振，无改父道”，后又订立《烝尝戒约十四则》、《烝尝条例二十则》等，使范氏家族的宗祠管理、烝尝戒约、族规家法逐步完善和规范。
东山范氏作为范仲淹后代，坚持耕读传家的理念，效法祖先办义学，注重宗族教育。清代范家祠堂办族塾到族校的办学历程。范家祠堂的东院曾设族塾，聘请族人品学兼优者任教师。即族谱记载：“吾家设课已有历年，昔试八股试帖。停科举后，则试以经义史论、及时务策。入校有助，毕业有奖。数十年来，入胶庠食廪饩者若而人，优法政调农林者若而人。”
由于形势变化，范家祠办学由族塾向近代宗族学校转变。20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割据，提出拍卖庙产、会产和祠产以供军需，当时只有办学才能保住祠产。为此，范氏家族由范育斋倡议办校，得到各房的赞同。当时经六大房商量，本着耕读的精神，认为祭祀吃掉祖宗的田产不如用来办学培养子弟成才，达到强宗保族、提高家族素质的目的。为此，决定将族田收入用于办学，而改变了原先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减少相关开支，祭祀成了象征性仪式，只派几位族中领头人去拜祭。同时成立了校董事会，由范育斋任董事长，范济源、范得云、范心德、范德容等为董事会成员。1928年冬聘请范甸臣为校长，范君叔、范明轩、范锦波、范天池、范玉冰等为教员。次年春开学，招收初级小学4个班。1931年报经省教育厅批准，增设高级小学。
当时范家祠堂主管伙食的族人因贪污而被开除。1932年9月18日被开除的族人为报复，勾结东山土匪头子严啸虎的族人严梦胜到范家祠堂“拉肥猪”（绑架），绑架学生和老师范明轩等40多人，关押在金堂县的匪窝中达40多天。校董事会决定将租谷变卖，并组织田园会集资，向各方借贷，按抓阄次序决定偿还的时间，结果共筹集7000元，派人送给土匪，方才把师生赎回来。学校办学经费因此困难，面临停办的危险。范得云主张继续办学，并邀请地方绅士，筹集3000元办学经费。鉴于当时乡村土匪与军阀勾结，政府也束手无策，治安状况极糟。考虑到龙潭寺较安全，于是范氏决定搬到龙潭正街去办学。范氏用800亩田全年的租谷买下龙潭寺下街叶氏祠堂铺面两间，改修成六间教室。1933年重新开学，并招收外姓学生。此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聘请了有名望的范河滨、道从等人任教，学校声望日增。
1935年后校长分别是范祥占和范树章，有范希廉、范希其、范炳南、范秉经等本族教师和林助、王成儒、魏德明、杨寿长等外姓教师。现年80多岁的范丙南当时任范家祠堂小学教导主任（1944年-1950年间），校长范树章住在成都，范丙南是该校实际负责人。建国后政府接管范家小学，就是范丙南办的移交。1949年土改后祠堂族田被没收，因办学经费困难，校长范熹珍报华阳县政府批准，范氏小学与龙潭小学合并。
范家祠堂有6个教学班，其中2个高级班，4个初级班，老师10多人。学生有来自成都市区的人，也有外姓人。当时每期有学生400-500人，最多时在600名以上，除范氏小学外，龙潭正街还有两所学校，即李家祠明仁小学和龙潭中心小学，但两校的学生加起来也没有范氏小学多。而且该小学学生升学成绩显著，每年升初中的学生有10人左右，在当时升学率是较高的，超过了公办学校的水平。因此，华阳范氏小学是当时龙潭乡规模最大、教学成绩最突出的学校。时人称颂范氏私立小学校，“该校虽属私立，而校款充裕，成绩颇有可观”。范家祠办学是四川客家宗族教育的典型代表。
（二）范家祠办学成功的原因分析
1.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3000亩土地，形成了严格的族产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只需向祖宗送红公鸡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当然也有对违规的惩处条款。宗祠每年召集一次宗约检查活动，由族长及长辈教育族人以耕读为本，严禁子弟吸食鸦片、赌博、盗窃，违者给予教育或送官府严惩。
2.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族长1人，推举德高望重、品学兼优的族人担任；下设正副总理各1个，掌管祀田（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田（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的收支，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推账务主管1人，对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更为重要的是设学务管事1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费、杂费，并负责发放考入中学以上各级子弟的助学金；书记员专管人口登记及印制文书表格；司仪2人专管祭祀活动。组织机构的健全，保证了范氏族私立学校的正常运转。
3.完善的奖学措施
由于市场物价的不断变化，加上近代教育处于新旧转型中，范氏小学也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学方向和奖学内容，为此，范氏奖学条例也经多次修订，不断完善，这在范氏多次撰修的族谱中有所体现。如光绪九年、民国五年和1989年版的《范氏族谱》中就分别反映了光绪时期、民国初期和民国后期等三次修订奖学条例的概况。范家从设烝尝以来，先后制定了《对扬公烝尝戒约十四则》、《对扬公烝尝条例二十则》、《对扬公烝尝增例二十四则》等奖学条例。典型的有光绪九年（1883）木刻的范氏宗约及祠堂管理条例，尤其是奖学方面的内容，至今仍镶嵌在范家宗祠祠堂左廊上，且保存完好。
附：清水沟范家祠光绪九年木刻的奖学条例
▲凡县府两试，照续例各给卷钱贰百陆拾文。覆至末者，各奖钱壹千文。无故不过院试者，概不准给。
▲累世嗣孙进学者，续例给衣顶钱贰拾千文。今加钱贰拾千文，共肆拾千文。
▲生员岁科两考照续例，一等者奖花红钱壹千文，二等者奖钱柒百文，三等在科举额者，钱肆百文。至补廪者，钱伍千文。
▲赴乡试者，照前例给盘费钱叁千文，中式者，续例给使用钱肆拾千文，今加钱陆拾千文，共钱壹百千文。中副榜者，续例给钱叁拾千文，今加钱叁拾千文，共钱陆拾千文。五贡皆同。至进京朝考者，前例无给，今议给盘费银一百两正。
▲进京会试者，续例给盘费用钱陆拾千文，今议合作银伍拾两外，加银壹百伍拾两，共给银贰百两正。复应会试者同。自成进士以上者，续例给使用钱捌拾千文，今加钱肆拾千文，共钱壹百贰拾千文。
从木刻内容看，范氏奖学措施很完善。从奖学等次看，从县府考试到京城按科举考试的不同等第进行奖励；从奖金的用途看，包括卷钱、衣顶钱、花红钱、盘费钱、使用钱等名目，类型多样；而且根据物价的变化，奖学金额作相应的调整，不断追加。据范家小学出身的威灵村范文豪回忆，烝尝的奖学条例兑现了，而非一纸空文。
（三）范家祠办学与龙潭乡的教育
民国时期龙潭的学校以私塾为主，几乎每村有一至二所。后相继出现了私立、公立、保小等学校。其中有私立学校5所、公立学校5所、保小6所等16所学校，每校学生多者600人，少者30人。其中宗族办的私立学校有张氏小学、张氏俊泽小学、华阳范氏小学、李氏民触小学和谷荫小学等5校（参见表5-10）。这5校中，华阳范氏小学有初、高级小学，学生500-600人，是民国时期龙潭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质量最好的学校。清水沟范家祠堂从1928年开始办学，在清水沟办了4年后搬到龙潭正街一直办学到1949年，历20多年，毕业18个班，人数在1000以上，为范氏及龙潭培育了人才。
范家祠办学为龙潭的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提高了范氏后代的素质。正如钟禄元指出：“该祠设有完全小学一所，初级小学两所，学食、杂书籍、衣服各费均由祠里供给，举凡该族子弟都可享受这种待遇。其他尚设有初中、高中、大学以及海外留学生的助学贷金。其数目的高低，全以谷物价格作标准，按等级发给，待遇甚优。各级学生家庭再供给三分之一的经费，大多足够了。祠堂对升学子弟，特别的奖励，所以他们的子弟升学的极多。姑举龙潭为例，这个乡镇约有居民约三千余户，设有完全小学六所，初级小学四五十所，中学生约七八十人，大学生二十余人，海外留学生十余人，若与其他各县乡镇比较的话，就可知道他们的教育并不落后了。”
范氏私立学校承担国家难以担负的义务教育任务，保证贫寒子弟入学。范家小学出身的威灵村范文豪回忆，当时范家子弟只带书包，其他由范氏家族出，包吃住，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奖励，范家动员本姓必须去读书，范家读书的人因此很普遍。
龙潭鹤林村3组周技明（现住龙潭龙锦花园）是曾在范家祠堂就读的外姓人。据他回忆，范家祠兼收外姓学生，但本姓与外姓的学生在待遇上有区别。即本姓人除不缴学费外，祠堂还给范姓子弟提供免费的食宿服务，而外姓学生不光要缴学费，食宿也要出钱。范氏祠堂的办学、助学和奖学等举措确实给清寒学生提供了读书的机会。范氏小学毕业的范丙南回忆，那时初中一学期学费包括食宿费、书本费等是30多元，上高中费用是40多元，而当时一担稻谷（100斤）是4元，可见普通百姓是难以承受的。对每个范家的学生，考上初中范家祠发给助学金24银元，高中给36元，大学100元，上京师或留日每年给140元，留学欧美给280元，各毕业生考取优秀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以鼓励。祠堂的补助占了大部分，老百姓主要出小部分就可让子弟读书，但就是拿出这点钱也很困难。高中肄业的范丙南告诉笔者，有一年为缴学费，只好把父亲的皮袄拿去典当。可见，当时没有祠堂帮助是无法读书的。
范家祠办学对提高范家后代素质起了重要的作用。龙潭乡总人口49239人，而范氏在龙潭乡总人口为2300人（不含东山其他地区的范氏成员），范氏占龙潭乡总人口的4.6%。龙潭乡范氏人口比例总体不多，但活跃在龙潭各界的人才却不少。例如：《龙潭乡志》收录的知名人士中，爱国人士有黄隐、黄佐、范克缵、范端珍、范溥等5人，其中范家占3人；民国年间华阳县参议员中龙潭乡（隆兴乡）有两人即范乾维、范文银，全为范家后代；先后担任隆兴乡（今龙潭）联保主任（或乡长）的7人中范氏有范松年、范文鑫、范喜珍等3人。民国时期龙潭乡的学校16位主要教师（多为校长）中，有5人是范氏后裔。可见，范家后代在各领域都有作为，且比例也较高。
范家祠办学归功于范氏入川始祖范对扬的开创之功劳。每年范家后代祭祀祖先时都会把先祖对扬公办学事迹向后代宣讲，教育后代不忘祖先。如每年祭祀活动宣读的祭文如下：“总一生，从弱冠，来四川，五十年，创大业，置田园，七百亩，修烝尝，清水湾，二百年，祀享祭。至民国，十八年，继遗志，立学堂。宏教育，二十年，英才出。益家乡，益祖国”。这是对范氏入川始祖范对扬白手起家、耕读传家、发展族学教育的举动给予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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