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府与舍下是“通家之好”。先父与韩公云波，先母与叶文夫人交情至笃，我称呼他们“大舅爹”“大舅妈”，他家子女称呼我父母“姑爹”“姑妈”，大约是一种“瓜蔓亲”或“街坊亲”。小城人情浓厚，喜欢叙亲谊，一说“姨妈姊妹”，就意味一种非亲人胜亲人的感情关系。先父少年离家，异乡创业，择友非常慎重，同事伙伴之外，真有私交的朋友仅两位：韩云波、吴晓耕二先生。偶有闲暇，携子女郊游，往往约上同乐，我们玩我们的，他们谈他们的。韩公和先父是县参议会的头，吴公是议员，很多公益事情都是一起料理：创办三一小学，同为校董会主力。四九年隆冬，解放大军将到未到、国民党已仓皇撤离的“真空时期”，地方组织“临时治安委员会”，防止社会动乱，三位也是主要成员。有的老安顺人至今记得韩公在欢迎解放军群众大会上的演讲。不久，他遭坏人构陷，加上两个弟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这样的社会关系，遂受到羁讯，不久就病故了。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见到韩大舅爹来做客，因为他性情开朗，说话风趣。他们在客厅里喝酒说笑话，我们挤在门边旁听。老年人回忆，一九三八年在大十字集会欢送抗日军队，韩公在台上说，安顺有谷家一门三中委，我韩家有三将：韩文焕是中将，韩文源也是中将，我叫韩文渊，我比他们大，我是“上将”，绱皮鞋的上将（绱匠）。引得全场欢笑。他出身世族，父亲时荣公曾加入同盟会，服膺孙中山三民主义。他是长子，长子早当家，赴重庆做学徒，学会西法制革手艺，回安顺创办顺时制革厂，所以自称“皮匠”。文源是他胞弟，文焕是他堂弟。一位当中学生时听过韩公演讲的乡人回忆，那天虽然讲的是汉字这样容易枯燥乏味的题目，他却讲得两小时内笑声不断。
韩公早逝，我所知有限，衷心钦佩的是老夫人韩大舅妈。她是一位贫家孤女，跟着继祖母长大。十七岁嫁到韩家，上奉婆母，下抚儿女（二子五女），还要带着厨工操办一百多工人的每日饭食，勤苦周至，人皆称贤。然而这还可视为旧日主妇的常规。此后六十年，才真正展示了这位从来不识字、不主事、不接触社会的女性之超群轶伦的见识、气度和毅力。
四九年年尾，韩府可谓遭遇特大地震：韩公与其八旬老母相继弃世于旬日之内，随即房产、田产和工厂被没收，全家遭扫地出门。临离家时，来接收的负责人说，你看还有啥必需的东西就拿走罢。老夫人说：一样都不要，我只要儿子的那个书包。一家人无枝可依，在附近的一个岩洞里住下来。较大的女儿跟着母亲种菜、卖菜、打短工，艰难度日。女儿们相继辍学，保证小儿子道武可以继续读书。清早起来，常会发现有人夜里放了蔬菜、粮食或米饭在洞外，估计是老佃户们同情厚道东家，用这种方式偷偷表达一点心意。韩公故人，也有的用这种方式相濡以沫。我母亲始终与韩舅母往来不断。我还记得她俩后来第一次在贵阳我家见面的情景，老太太双手握住家母，说了声：“姑妈，做一世人不容易啊！”接着都哭起来。在老夫人苦苦撑持下，家庭渐渐走出困境，次女书武毕业初师，走上小学教席，三女经武进了省体篮球队，道武更得毕业于北京农学院，回到安顺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重开新局，韩家迎来了梦想不及的家运中兴。先是与四九年随叔父去了台湾的长子克武取得了联系。克武学的是航运，供职于台湾阳明公司驻纽约招商局。七九年九月，老夫人由经武、道武随侍，在香港与克武见面。母子一别三十年，当年十二岁的孩子，长成了魁梧气派、仪表堂堂的中年人。虽然走下飞机的儿子已出声喊娘，做娘的仍不敢相信，伸手到克武头上，摸到了小时候留下的那块疤痕，才抱着痛哭起来。道武回忆：“母亲拉着大哥的手，整整两个小时都在不停地哭，几乎说不出一句话。”克武回忆：“我们娘儿三个在港团聚十天，天天都有摆不完的话，天天都差不多要摆到天亮。三十年的思念，三十年的牵挂，三十年的痛苦与欢欣，有如开闸的江水，汹涌激荡，滔滔不息。那是我三十年来最开心的日子，最酣畅淋漓的倾诉。”八七年老夫人带着儿女去台湾与小叔文源见面，还拜望了谷正纲、张法乾等贵州籍军政界元老。八九年克武回到暌违四十年的故乡安顺，在父亲墓前长跪泣下。三兄妹以父辈渊源的特殊条件，为两岸交流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以至又出了个“韩氏一门三委员（省政协委员）”。此后，老太太就在韩家特有的诙谐逗乐氛围中颐养天年。有一次欢聚，几兄妹大说大笑。老太太耳背听不真，问说些什么这样高兴。道武过来凑近母亲耳朵说：“他们说你年轻时候长得漂亮！”儿女们无不尽心竭力回报母恩，争相承欢于膝下。克武、经武远在香港，每年春节和老母寿辰，一定赶回来团聚。居住安顺的几家女儿亦然，每聚能有五十余人。道武更非万不得已，不让母亲一日见不到自己。老太太仙逝于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五日，寿跻期颐。葬礼亦备极哀荣。
老太太苦尽甘来后的处世态度，是我最为感佩的。道武回忆：
大约是九十年代初吧，我因在外闯荡了几年，自认为已经有了些资历和眼界，而且也多少有点资本了，于是雄心勃勃，想回家乡干点大事。当时的安顺，因为边远贫困，城市面貌十分落后。作为原安顺市政协副主席，自然希望能把家乡建设好。我就以民革成员的身份，写了个提案，准备对南街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改造。回到家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将自己的打算告诉母亲。不料，母亲听了后，却很严肃地对我说：“儿啊，这个事你不能做！”我感到奇怪，问母亲：“咋不能做？”母亲说：“你不晓得，街道上有很多人家，就是靠那点铺面，收几个钱维持生活。你这样做，不是夺人衣食吗？我们要发财，到别处去发，不要在这点发。”母亲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说得我心服口服，第二天就收回了我的提案。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如果当初照我的提案做，安顺的城市建设至少要提前十年，但我至今不悔。因为，赚了那样的钱，我会一辈子都不安的。
几个女儿合办的顺时医院，凛遵老太太严命，凡五保户来看病，一律免费，每年还要送二百元压岁钱。一次有个衣衫破烂的老农来看病，老太太认出是当年很卖力批斗自己的人，还是吩咐不收费，临走还给了两百元钱和几斤白糖。老农却一直没认出老太太来。女儿们表示不理解，老太太说：“当年是他不对，我再还他一报，不是和他一样了吗？！”她经常对儿女说：“要积德给子孙，不要积钱给子孙。钱花得光，德永远都在。”儿孙们牢记训诫，都把家运的峰回路转，看作父祖厚德的沾溉，自己也必须如此做人。克武与家人团聚后，记住当年父亲送他出门时的一句话：“小培，今后这个家就靠你了！”他不仅指导和帮助弟妹在外面奋斗，还决定为每家姊妹培养一个孩子，承担全部费用。如今下一代二三十人，多数都很优秀。道武家有一位“准成员”毕登友，都叫他小友。原是请来为台湾来的二爷爷理发的小伙子，偶然露了一手厨艺，老太太就把他留下来，一待二十年，与家人无异了。据说过去脾气不好，家长作风很严重。在老太太的德风感染下，完全变化了气质，变得通情达理，礼貌周全。他不仅厨艺大进（曾随道武去台湾，在那些民国大佬面前展示一番），而且水电安装、日常修理等等都一手包办了，被老太太颁以“毕万能”的雅号，有时又叫他“多宝道人”。纪念图册中也有他写的回忆，其中说：“老太太虽没什么文化，但她老人家心地善良，心胸宽广，乐善好施，富有同情心，对世道人情极有见识。”另一处，叙述老太太开导他：“当家要紧细，待客要丰肥。”教育他不要说阴损话：“人要习口德，留言泽被平子孙。”接着写道：“老人的这些话充满哲理，让人回味，有时她老人家随口一句话，我要想好久才能领会。”小友对老夫人的认识和评价很是到位。老太太不轻易开口，言即见道，不胜枚举。有一次小友向我要一幅字去悬挂，道武啧啧称奇，打趣说：小友的文化越来越高了。小友对老太太感情极深。十年前，老太太在安顺生了一场大病，医生认为无望了，子女们只得预做必要准备。小友大为愤怒，喃喃地骂：“做倒二（即糊涂）事！老太太会好的！”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道武从省里请了专家去会诊，转危为安。小友很得意：“我说他们倒二嘛！”
后来老太太又活了十年。就在那场病中，道武和经武嘱我预写一份事略形式的文字，以备不时之需。结束时忍不住“赞曰”：“临深履薄，艰苦卓绝。贤哉韩母，女中奇杰。”这是发自内心的感慨。一位平常民家女子，毫不张扬地就达到了古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理想境界，非奇杰为何！
有首歌唱道：“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韩叶文老太太就是这样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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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一：二〇〇二年清明，在安顺晤道武堂兄韩毅武君，得见一份手写稿，记的是他亲闻于他父亲韩文焕先生的一段话。文焕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任贵州省最高军职，所记是一件分量极重的史实，就手抄了一份。兹摘录要点于下：“于解放前，谷主席正伦病危，荐文焕为贵州省代主席兼保安司令。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任韩文焕此职，并电令国共不两立，须抵抗到底，必要时，炸毁桥梁、电厂，实行焦土政策。文焕临危受命，虽军人服从为天职，但对不利桑梓之事，与当年参加革命救国初衷不合，甚为犹豫，考虑再三，难以执行。文焕素服家兄文渊（云波）见识为人。云波时为安顺参议会会长，但对地方安定影响，深远于此。当兄弟二人商量此事时，云波晓以大义，并言：‘你们军人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要结子孙仇。’文焕深以为然，当机立断，护桥护厂，军队撤出，为贵州和平解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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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二：顺便说说，我为这本图册写的序，被校对者漏掉三个错字。一处“此为”误作“以为”，一处“一瓣”误作“提瓣”，特别是一处“泰山崩于前”的“于”错为“与”。有位先生向经武指出后说：看来明贤的古文不怎么样。我听了哭笑不得，欲辩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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