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的瓷瓶只是“替身”，正身是先母的一只宝蓝色小药瓶，瓶里常年装一种叫“赤金丹”的药末。赤金丹是一个儿科圣药的秘方。此方写在一张很旧的八行笺上。照此方制成的细末呈朱砂色，异香扑鼻。赤金丹治小孩高烧抽筋有特效，曾挽救若干个脑膜炎患儿，使之转危为安。它在亲友间很有名，常有人来讨要。每逢快要用完时，母亲就着人送到药铺照单造一料，贮存备用。

    这个单方有个传奇式的来历。母亲的一位长辈在外地行商，所住客栈有一个商人突罹急症，出于同在天涯沦落的身世之感，悉心照料，得以康复。分手时，那位说大德无以为报，只有这个秘方还有点价值，即以赠别。后来，这位长辈为生计奔忙，也没有闲钱闲心去造这服药，也无妻儿继承，就在我母亲出嫁时作为礼物送给了她。这个故事，是母亲说给我的。

    大致是一九六五年前后，存药早已告罄，亲友时有问及者，母亲就拿出单子，请表姨父张少山先生造了一料赤金丹。表姨父是中医，当时在太慈桥诊所坐堂。由他亲手炮制，质量上可以放心。我曾去看他碾药。那要等夜里下了班，没有了病人，同仁也各自回家，才好安静操作。表姨父六十多岁的人了，高高站在大桌上，手抓房梁上垂下来的布绳，双脚踩住碾轮的轴杵，灵巧地前后晃摇，研磨尖底碾槽里的药材。轻巧而有节奏地反复画一根弧线。这料赤金丹制成后呈深褐色，不是我记忆中的朱砂色。姨父说，这是药材不地道，疗效也会差一些。一九六五年底，我所在的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搞“四清”运动，把四十个业务人员调离下放。都是过不了家庭出身这一关的，但冠以“蓄备干部”的美名，设宴款待，礼送出境。我就去了大方县百纳区教中学。临行，母亲把两种家庭常用药交给儿媳妇，一是香樟子，一是赤金丹。在乡下，消食化气的香樟子常常自用或给学生，十分见效。有一次全校师生在鹏程公社劳动，校长安排我在办公室画劳动进度表。一个学生呻吟着来找我，说肚痛如绞，怎么办。我让他去找蒲老师（兼校医的数学教师），他说蒲老师给的药已吃了，不管用。他捂着肚子苦着脸，眼巴巴地等我施救。为难中想起随身带的香樟子，数了九粒给他，嘱他嚼碎再喝水吞下。他去了，我接着画表。十分钟后这孩子又来了，说肚子不痛了，下田去了。几粒纯天然树籽，居然如此神效，大大出乎意料。

    赤金丹却好像没派上过用场。七四年秋冬之际，百纳镇街上几家孩子发高烧，药石罔效，接连死了两三个。区卫生院的小黄小邓见到我们，谈虎色变。一晚，街上一位中年妇女忽然上门，说是听医生说我家有秘方，来讨一些去救孩子。妻子立刻应允，我却有些迟疑，因那时事事处处讲阶级斗争，我们是外来户，成分又高，怕孩子救不了，反遭无妄之灾。那位妇女说，老师，我们是死马当活马医，吃了好不好都领情，不会昧这种良心。取了药去，居然那孩子退了烧，成为唯一逃出生天的病儿。当时我已调回贵阳，这次是以修改剧本的名义回来看看的。几天后在区革委门外等车，张姓副主任黯然对我说，要是知道我家有这种药，算不定他孩子也救过来了。原来他家也遭了这一劫。

    当医生的姨父一家，在“疏散下放”运动中，家破人亡。这次运动是根据“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发动的。我家小院前面是面馆工作间，近在咫尺，我听见革命职工的讨论，这次运动是要使省城变成无“地富反坏右”、无反革命、无走资派、无吃闲饭的、无“干居民”等的“几无城市”。先是姨父这位在集体所有制诊所坐堂、很受病家信赖的医生，被定为“干居民”（无“正式职业”者），下放到安龙农村当社员；当了几十年居民委员、后在居委会办的食杂店任经理的姨母也奉令同行，但因她有九旬老母（我的姨婆）长年卧床，又考虑她为居民工作的苦劳，同意她暂留贵阳。姨父把全部疏散费买成各种常用药品，准备在农村义诊，以换取不出工的待遇。姨婆连忧带怕，不到一个月后去世。当时我正回省过暑假，姨母命我去邮电局向姨父发了个电报：“母病逝我下放速来接我。”老两口在安龙乡下，药也送完了，钱也花完了，几乎束手待毙。幸得遇到林副统帅摔死，疏散下放人员自发涌回故乡，形成挡不住的洪流，两位老人顺大流回到贵阳。自家的几十年私房，下放时借给一家邻居，现在霸住不还了，只好在郊区租了间农舍栖身。姨父仍回那个诊所，总算能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但接着姨母不慎摔断腿骨，医治不当，不能下床，忧愤中服药自尽。姨父由安徽家乡的长子接去，两三年后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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