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武与亡姊明坤是同学，来访就一起神聊。我从而得知，有好几位熟人都在这个林场里。有一次偶然提到有一位精通英文的场友叫关岷如，令我大为震惊，因为关先生曾经是我的英语课教师。一位忠厚得近乎迂阔的书生，竟也当了右派？祖武说，关老师不是右派，是劳动锻炼干部。这就更叫人纳闷了。于是祖武讲述了关老师去林场的来龙去脉。我根据他的叙述，写了一篇《留取心魂相守》，收在散文集里。在大学任教的外甥邹欣读后，对我儿子说，这故事让他“浑身发冷”。这次读祖武的回忆录，就又想起他来。
关老师是上海人，说一口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身材矮小，戴深度近视眼镜，镜框老化发黄。一身敝旧灰制服，八角帽，腰间还扎根破皮带。他在我们学校只待了一个学期，其间永远是这身打扮。参加我们劳动课种番茄时，还赤脚草鞋。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去饭厅，在校门附近遇见他从城里回来，赤足草鞋步行十六公里，风尘仆仆，更显得黯淡。尽管脸上挂着眼镜这个“知识符号”，却怎么看也像个穷村干。时方解放不久，教师们的衣着都力求简朴，但也没有“工农化”到这样极端的。消息灵通同学传言，关老师口语特棒，当过美军翻译。不久“五一”校庆，在冰峰堂聚餐，出门刚好碰见关老师，我说了句刚教过的话：午餐吃了一块肉。他笑道，啊，今天就不止吃一块了。镜片里透出来小孩一样的单纯眼神。这就是我和关老师仅有的一次个人接触。下学期就没见到他，听说调省荣军学校了。
关老师是“大跃进”那年，以省荣军学校教务主任职务，报名参加干部劳动锻炼，获准下去的。这是一个广泛开展的活动，动员报告中明确锻炼期限为一年。我和几位同仁也都报了名，但只批准了一位老罗。记得春节刚过，就敲锣打鼓欢送这第一批荣幸者。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南端的省委出发，在夹道人群的注目下，四山回响的鞭炮声里，迤逦驶过纵贯全城的中华路，到达北端的省政府集中。举行隆重仪式后，才各奔自己的目的地。我作为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站在欢送人群中，真的羡慕那些斜挂红带者得到这个“深入生活”的机会，甚至预先妒忌起他们将会获得的丰硕成果来。那时候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不久就把他们淡忘了。后来只知道我们单位的老罗和宣传部的老徐，在锻炼结束后，工作调到毕节和水城去了。这一批人，绝大多数没再回原单位。经验丰富的同事说，虽是号召自愿报名，实际准谁不准谁是早已内定了的。但不管怎么说，几十年留在劳教农场里当锻炼干部的，没有听说过，也难以想象。这也太出格了。
我猜，是不是文弱书生四体不勤，表现不好，因而毕不了业。祖武说恰恰相反，关老师劳动表现好极了。他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却天天与大家同出同进，不论挖土、挑担、栽树、赤脚跳下粪坑出粪，不论集体干单独干，一律用啃英文书那股“白首穷一经”的倔劲来对付。不仅干，还要上升到理论。他陆续买了几十本林业专著，系统学习从育苗植树到造林管理、从伐木到林区更新、土壤、农药等等理论。他培育的苗圃出苗率最高，他栽的树成活率最高。白天收了工是两小时政治学习，晚十点大家睡觉，他开始守在灯下读书，一读三四个小时。读英文书、林学书，还动笔写文章。天长日久，支持不住，多次晕倒，仍这么硬挺着。
祖武说，关老师生活上马虎到极点，对英文书刊则像个贪得无厌的守财奴。他到林场，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几口木箱都是装的英文书。凡国内能订阅的英文报刊，他全订。每年一次到上海探亲，沿途城市的新旧书店都跑遍，搜罗各种外文资料；还经常从林场向北京上海邮购外文书籍。他每月工资八十多元，在当时相当可观，上海家中又无须负担，所以能这样买书。于是书报越积越多，纸箱木箱，渐渐膨胀到十多只、二十多只，摆放成了大难题。场里宿舍，一间屋视其大小，或五六人，或七八人，或十来人，总之挤满为准。一个人拥有的就是一张单人床面积加一条扁身而过的缝。关老师那些书把所有空隙全部塞满，床上也竖起一米多高，他就蜷在五十厘米宽的缝里。场领导又喜欢搬家，每年总要搬上一两次，近者几十米，远者四五里。别人行李一捆一铺就完事，关老师就麻烦大了。当日收抬被褥杂物安顿住下，那些书箱就靠休息日慢慢搬运，往往要占去一两个月的假日。有几次刚搬完顺好，又奉命乔迁之喜了。关老师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吃桑吐丝，先后编纂了英文《季节名词》《节日名词》《气象名词》《运动名词》和《各国的组织》等书稿。有一本想要的名著没买到，他熬更守夜把这部二百万字（英文）的书手抄了一遍。蚕食桑为了吐丝，吐丝为了做茧掩护自己变蛾，破茧产卵，即完成一次生命。弃丝复成为人类恩物：“业绩留人间，散作千罗绮。”关老师蚕一样食桑吐丝，愿望大约相近，他编译的都是实用工具书，足以证明。他也不想一想：连养老院性质的学校都容不下的人，能允许著书出版吗？！说关老师忠厚到迂阔，信不诬也。但他因此守住了一角精神家园，把崩溃的隐患消弭于无形。我用顾贞观的句子“留取心魂相守”做标题，就是这点意思。黔贤姚茫父《自嘲》词有句云“皮骨任人牛马，影形容我埙箎”，这种境界，似乎关老师得之于无意之间。
岁月流逝，关老师的“下放锻炼干部”身份逐渐模糊、磨损、消亡。场领导常用这样的称呼：你们（可见不仅关老师一人）这些“所谓的”下放锻炼干部。这“所谓的”三个字利逾斧钺。祖武说，场干部们极富这种黑色幽默。某年，上级下发正式文件，规定对结束教养的留场人员，一律按其新工种称呼，如称“工人”、称“技术员”、称“医生”等等。这本是针对留场人员强烈要求“正名”而做的明确答复，但场干部们不甘心就这样便宜了他们，红头文件又不能不执行。于是出现了一个“天才发明”：保留文件中那个“称”字，变动词为名词，把这些人称为“称医生”“称教师”“称技术员”等，以示区别是长存的，名分是不能含糊的。像祖武就成了“称医生”。关老师等人逾期留场，场员们心中有数，嘴上却不说。有位老兄聪明过度，议论称：莫看是敲锣打鼓欢送来的，实际都有疤疤印印在身上，肯定锻炼一辈子出不去。这话被人反映上去，把此人以“破坏下放运动、歪曲干部锻炼政策”加了刑。要说“疤疤印印”（历史问题），关老师也就是二战中以外语系学生身份，为盟军当过一年翻译和译员训练班教师。记得汪曾祺写过，那时大学毕业生都有这项义务，他就因英语不好没有参加，而未领得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有关文件也明文规定：国共合作时期的任职与国共对立时期的任职要区别对待。不过，文件只讲了国共，没有讲美帝，大约关老师恰好处在既不能吃敬酒又不好给罚酒的缝隙之中，只好成为“所谓的干部”了罢。
祖武说，在二十年相处中。关老师永远是和颜悦色，心平气定，干完活有书可读就心满意足。只有两次打击，几乎没挺过来。一次在一九六六年，场里造反派抄查他的藏书，凡见插图中有女人形象或不明图案的书，一律抄走。第二次是一九七一年，搬迁到另一个工区，十多箱来不及搬的书，暂存原屋，还加了门锁。但永不疲倦的造反派又破门而入，抄去做了取暖的燃料。两次革命行动，抄走十几本大辞典（包括《牛津大辞典》）、带铜版插画的莎士比亚全集等等。关老师两次都吃不下睡不着，胜过害大病。中国智慧之一，是能直觉到哪个伤口最怕搽盐。
大革命收场，关老师也将届退休之年，可望享受“自谋出路”的权利了。他告诉祖武，回上海探亲时，发现街头有外语补习班的招生广告，看来他的专业还有用处。他想退休后也在上海办一所补习班，但是不收费，“要替国家尽义务”。决心下了，只等六十岁生日递了报告就可实行了。一九七四年，祖武为寄托精力，私下请关老师补英语。关老师高兴之至，替他检出种种资料，每晚定时上课。青灯书声感染了团支部书记，约了几个待业知青，找了初中英语课本，也来参加。一时间形成热潮，团支书挑着水桶也一路ABCD。此事传到领导耳中，召开大会批评，指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热潮化为寒冰。
就在关老师等候到点退休时，场领导忽然安排他到职工子弟学校开英语课。老头惊喜交加，又以那股倔劲干了起来。他搜集全国各地编印的复习提纲，参考改编，自刻自印，散发给学生。这份提纲偶然流传到县教育局，引起注意，聘他去担任会考阅卷工作。后来又借调到地区师专开办英语科。他于是挑教师，跑京沪选教材，复制磁带，买幻灯机，购唱片，进英文打字机，组织参观交流……他还要亲自上课，还要挤时间接待慕名前来求教的工人、技术员、医生、教师，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两次寒暑假没探亲，忙得个痛快淋漓。他告诉祖武，退休计划不考虑了，上海不回了。省荣校这时也记起还有一个二十年备而不用的教师，来函叫他回去，他也拒绝了。他就要在这个边远山区干到死，还准备说服老伴也迁了来。祖武听了，只有苦笑。他说，场里好事之徒替关老师算过账，他从三十岁与妻子两地分居，把探亲假累计起来，夫妻团聚超不过十个月时间。
还有个小故事值得一说。在慕名求教者中有个女孩子，父亲是县教育局干部。他欣然同意女儿向关老师补英语，但听见女儿叫“关老师”却勃然作色：“这种人，喊什么老师！”当然，这并不妨碍他让女儿跟着“这种人”一直学到考上大学。我在写那篇《留取心魂相守》结尾时说，希望关老师的最终选择是回上海与妻儿团聚。他有十倍的权利。他不必继续留在那里，他为它流的汗和血已过量了。有几个当地人为家乡做了这么多？
这次向祖武打听关老师后来种种，祖武说已经多年失去联系了，手边仅有一张他与关老师儿子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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