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本文细加检查，发现此册从开笔到竣工（实则尚余三开白页），竟绵延三十余年。从首开宋吟可先生的红梅图，作于一九七四年，直至二〇一〇年，结束于耄耋老人陈福桐、杨祖恺二前辈的自书诗。都不算多么精心之作，难得的是一册之中聚集了这许多老艺术家。
一九七三年春节过后，我从乌蒙山中调回省城，开始与书画界的前辈和侪辈交往。向朋友学样，托人从北京荣宝斋购来这本册页，陆续求老先生们挥写。当时正值日本田中首相访华，领袖赠以《怀素自叙帖》精印本。隆重举办中日书画交流活动之际，被长期封杀的传统艺术，开始破冰化雪。老先生们可以重操旧业，都很高兴，有求必应。宋先生的梅花和牧童水牛、孟光涛先生的两帧山水，都是当面立就。住得近的，如蒋梦谷先生、刘知白先生各两帧山水，方小石先生的蜜蜂一串红，是先送去，隔些日子再去取。远在毕节的卓问渔先生，则是他来贵阳时带走，画好后下次带来。
书法页的几位老先生都是诗人。认识陈恒安先生较早，另几位都在七三年以后识荆的。其中好几位都在林副统帅“一号命令”下，被“疏散下放”到边远山村，当不能干农活的农民。幸亏为时不久，签发命令的那位从天上摔到地上，没人过问此事了，这些老弱病残的新农民才大着胆子潮涌而回。很多人无枝可栖，就在人防工程（贯城河的水泥盖）上架棚，形成几条很长的棚户街，市政府费了好几年时间才消化掉。幸好这几位老先生有子女在贵阳工作，归来不至于风餐露宿。既有劫后重生之慨，自然要用诗词抒写；相互间又多旧友，时常交流传阅。于是很快形成一个松散的“未名”诗社，常作诗酒之会。每集必至的有涂月僧、王萼华、王燕玉、陈福桐几位。体弱惮出的李独清、陈恒安、李大光、程云深先生，不一定与会，却一定参加唱和。还有一位老同志赵德山，不仅关注和主持修志、文物等方面的工作，自己就喜欢作诗，常去看望老先生们，或做东雅集，后又率先会创建半官方性质的“老年诗词学会”，编印会刊，出版选集。故友廖公弦兄是燕玉先生的高足，我俩也蒙召参加过几次集会，但公弦只写新诗，我新旧诗都不会写，我们就叨陪末座，吃燕玉先生家的遵义菜、王萼华先生家的贵阳菜。当然还要拜读诗翁们的新作。他们做的是真正意义、完全意义上的诗词，不是千人一面的“政协体”或邯郸学步的老年大学体。后来，除了卢雨樵先生，其他诸老都出了自己的诗集。卢先生诗思敏捷，最擅长五七古体。有一次他给我一张圆珠笔写的纸片，是对我的历史小说《金缕曲》的读后抒怀。读了佩服，给文友共赏，被弄掉了。再请卢先生重录，他说，从不留稿，记不下来了。因此身后无法出诗集，惜哉！如今还藏有一张他《观电影甲午风云》七古长制的手写稿。
这个诗人群体中，陈恒安先生词心幽邃，涂月僧先生豪宕老辣，李大光先生淡泊秀劲，王萼华先生清新遒媚，尤为杰出。广东李汝伦先生主编《当代诗词》，法眼精审，嘱我推荐贵州作品，我寄了一大堆去，他选了这四位，以“黔中四家”的栏名刊出。
王萼华先生出身贵阳世家，幼年从祖父、著名诗人王蔬农受诗教。早年就读云南大学时，就能与业师、大诗人闻宥相唱和；曾以战地记者身份，随远征军入缅甸。后协助岳父华问渠先生经管文通书局。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中学任教。在前述“疏散下放”运动中，莫名其妙地被放逐到思南农村张上坪。从离家到归来，陆续写下十多首记事抒怀的诗词，真切感人，我视为珍贵的“诗史”。“文革”结束后，与挚友王燕玉教授联手主持省市地方志修纂工程，人称“二王”。我多次与他一起参加文物保护工作的论证会，他对贵阳历史文化、城建变迁、逸闻掌故烂熟于胸，言必有据，常是有司决策的重要依据。为人又爽朗风趣，上下老动都喜欢接近他。一般情况下，老先生们不论在什么场合，对各级领导总是尊重有加，有一次却让我看到了他们的另一面，令我衷心叹服。那一年贵阳发大水，甲秀楼江公堤的石栏杆被冲缺两处。国家防洪部门的一位官员下来视察后，认定是石栏杆阻碍了洪水经过，命令立即改造。文管部门根据市政府有关领导的指示，委托设计院做了三种方案，然后召开论证会。大家一看都傻眼了：三张示意图，或是拆除栏杆，只设一串矮石磴；或是改为很高的栏杆，让洪水从下部空隙流过；再就是换为石柱加铁索的护栏。不论哪个方案，都与甲秀楼主体大不谐调，完全破坏了这个贵阳市标志性古建筑的原貌。但主持者明确宣布，这个会的任务就是从三个方案中选定一个。当时我真犯了难，不知道该取什么态度。这时王萼华先生首先发言，力陈原有栏杆之不可动。另一位老先生唐莫尧从另一角度支持王老：从手袋里取出史志资料，朗读有关记载，证明历史上多次洪水经过此楼，有两次比今年大得多，连底楼都淹了，水过后楼身仍未受破坏，足证栏杆不会影响此楼的安全。两位老专家一带头，大家有底气了，纷纷附议。那位主持人有点不快，郑重地说，诸位专家，我就是学建筑工程的，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但人家是这么对我说的：明年我再来检查，没拆栏杆，我就拆你的职。我能怎么办？话说到这份上，大家沉默下来。萼华先生从口袋里掏出本书，翻开说：这是国家文物保护法，明文规定，要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须报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再是大官，也要服从国家法律法规的罢。他把有关条文念了，重点文字加以强调。一时之间，气氛有点凝固。有人乘机提议，是不是按法规先走出这一步再说？此见无懈可击，就散会了。文管部门负责人悄悄说：我们执行部门顶不住，就是希望专家们站出来说话。后来，果然国家文物局不批准改栏方案，此事遂告结束。王先生有一首咏刀豆的《浣溪沙》词，颇有几分诗人自己的风采：“一架高花翠欲流，疏疏红紫韵清幽。也宜明月也宜秋。锦带斜拈慵自舞，玉刀森向意难柔。浮英小艳笑牵牛。”
唐莫尧先生，遵义人，青年时代是进步诗人，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新闻工作，后期成为贵州文史专家，主编《贵州风物志》获全国一等奖。为编此志，踏遍贵州群山，我们戏称他为“贵州徐霞客”。并有学术巨著《诗经新注全译》问世。
《杜若观风集》由陈恒安先生起名并用甲骨文书签，出处是当时我住南明河附近，离甲秀楼的杜若洲和南门观风台都不远。如做象征理解，则在那混沌动乱的年月，一群高洁和柔弱都如芳草的文士，在无可奈何的境况里，静观风云变幻，等待终场结局，不也言之成理么。如果质之陈先生，他虽极端谨言慎行，恐怕也会在断然否认之后，发会心之一笑罢。
这本册页的书画作者，今日硕果仅存者，画为已臻期颐的方小石先生，字为西南师大秦效侃教授，近八十岁。那年应徐无闻先生之约，去参加西师书法研究生的毕业答辩，带了这本册页和一柄扇子去请他们写。因时间太紧，结束时才交给他，请他和秦先生写了放着，有机会再取。不想还没离校，他差人来告：徐先生说，这么多已故老先生写的册页，弄丢了赔不起。请稍等一会，他先把册页写了送来。及至他赶来时，连扇子也写了。当时万想不到，未及一年，徐先生竟遽尔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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