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初，全国农村从“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大饥馑大萧条中，经过一系列纠偏改正措施，开始“大地微微暖气吹”；文化系统奉命春节期间“送文化下乡”，消消肃杀之气。当时我在省广播电台当编辑，很觉工作枯燥，就争取参加了贵州省农村文化工作队。成员是各剧团和文化出版机关的二十多个专业人员，我滥竽在乐队拉二胡。在省城拼凑了一台小节目后，开赴黔北绥阳县，为乡镇农民演出。我在饥荒最严重的一九六〇年底，就参加省的“整风整社工作队”进村，乌蒙山区从饿殍满地，到一点一点恢复生机，我是这个历史过程的亲历者，对农村的再生感同身受；加之文工队生活新鲜热闹，又多少有些创造性，于是快活得很，连本职工作也忘了，没写过一条报道文工队活动的新闻。其间陆续补充些新节目，刘厚明的话剧《箭杆河边》算是其中“主打”。此剧当时风行全国，故事情节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老地主佟善田呼应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鼓噪，挖出密藏多年的“变天账”，妄想复辟。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想当然，但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就得这样创作。我们排的是方言话剧，剧中角色，由来自京、川、评、越几个剧团的演员来扮，自然胜任愉快，只是说台词有点南腔北调。其中有个落后角色叫二来子，几位“科班”都不大适合，竟说动了省出版社的许医农编辑来客串，并且是女扮男装。她瘦小、短发，香烟不离手，本就男儿气派，一扮小二流子，瘦骨伶仃、邋里邋遢，非常出彩。这个剧本，必然昙花一现，但留下了一段精彩的京剧反二黄唱腔：“来子呀，你要好好想一想，好了伤疤忘了疼可不应当……”传唱至今。我很喜欢张学津的这段唱，常听，一听就会想起许大姐。她后来是三联书店的资深编审了，做过多种影响极大的套书。但文化工作队老队友们说起她，还是“二来子”。
在绥阳过了春节，任务完成。集中到县招待所，准备回省汇报演出的自创节目。这时，忽然通知我立即到省文联报到，就匆匆提前离队了。新任务是参加一个报告文学写作组。此组由省作协奉命组建，报请上报批准的成员分属多个系统，由省委相关部委下文抽调。作协人员对每个报到者强调，这一组建方式非同寻常，说明任务光荣重大。一看名单，多数是《山花》的小说作者。有几位比较陌生，一问都是参加过猴场人民公社史选《挡不住的洪流》写作组的成员。一群对文学迷恋正深的习作者，忽然得到这种“准专业”的创作机会，好似天掉馅饼，尽皆喜出望外，似乎看到了成名成家的康庄大道。学习讨论了十来天，组员陆续到齐，特别是首席大将、老作家石果，搁下已近完稿的长篇小说《沧桑曲》第一部，从遵义农村赶到，帅将兵全部到位，大队就出发了。
目的地是毕节一个叫“弯腰树”的小山村（时称生产队），因村口山顶有一株弯曲小树而得名。自然条件极差，梯土像石级，又窄又陡，种的苞谷颗粒干瘪产量低。但支书兼队长（记得姓陈）干劲很大，誓走大寨道路，改天换地，在全省劳模大会上的发言引起重视，因此成为首选对象。我们自带行李粮票进村，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将近一个月时间，每天干农活，主要是挑土背灰，爬坡过岭。当时年轻，面临的又是“劳动关”考验，人人都不肯示弱；组内年纪最小的康后元，负重竟能不让社员，成为组中劳模。劳动之余，才分头做些基本调查，如人口、性别、阶级等，为下一步采访写作打基础。一天，正在坡上干活，听说省委宣传部汪小川部长来了。汪部长是老红军，知识分子高干，善于独立思考，在贵州文化教育界威望极高。第二天，突然命令立即转移。稀里糊涂离开弯腰树，去到毕节行署的洪家山宾馆住下，吃了半个多月好伙食。紧急撤退的原因，后来知道，是汪部长巡视散布坡岭间的山寨时，发现一片低矮破旧的草房丛中，独有一座鹤立鸡群的瓦房，正是陈队长新建不久的。于是断然决定撤离：不能树这样的带头人。当时是不允许党员干部先富起来的，恰好相反，要求他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久，选定了新的目的地——遵义县南白镇三岔公社，我们就从黔西北乌蒙山区转移黔北丘陵地带了。
汪部长到弯腰树那天，出了个喜剧场面。他们一行往村里走，一个养蜂人率领一群“分箱”的蜜蜂迎面而来。“分箱”即一窝蜜蜂一分为二，另开疆土另立王。这是件技术性很高的活儿，万一指挥失措，分出来的蜂群就会逃逸四散，再也收不拢了。那位养蜂人举着一块沾满蜂蜜的白布不停摇晃，吆喝着“蜂王进桶！蜂王进桶！”率领嗡嗡呼啸的蜂阵向新桶行进。忽见一群干部迎面而来，一惊非小，又不能退让，只好加大音量喊“蜂王进桶！”对面带路人发现蜂群逼近，更吓坏了，蜇了客人还了得！立刻带着往斜刺里落荒而逃。一阵手忙脚乱，总算化险为夷，双方无事。但当时的狼狈情状，不难想象。
转到洪家山宾馆后，我和张永泰、王安领了个临时差事：去织金县桂果乡采访一位大队支书金绍华，写一篇报告文学。记得车途中见到一景：白絮漫天飞舞，像下大雪一样，驾驶座窗子沾成了大花脸。司机停车清除，我们下来透风，立刻扑个满脸满身。我拈起来看，不认识。永泰说是芭茅草。经识者指点，才知就是杨花。“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东坡的词读了多年，今天才得亲见。到织金，住进县委招待所，借些材料看了，决定后天下乡。次日王安闹肚子，去县医院看门诊，回来说是阿米巴痢疾，得住院。第三天一早，永泰和我步行去桂果。织金小城美极了。城里城外，葱郁剔透的独立小山参差兀立，清澈小河蜿蜒市区，各式石桥，各式水井，简直是一座又一座精致的山石盆景。刚到那天，在小饭馆用餐，老账房历数“织金绮墨”十景，一数数出十四五景来。我们一路走一路赞叹，目不暇给。有一座形如山鹰飞降、双翼乍敛的小山；一座酷似古代露天舞台、满布奇异帷幔和雕塑的弧形凹壁，至今不能忘怀。两年后，省电台“四清”运动结束，下放四十多个业务人员到外县，分给我大方县，我请求改为同属毕节地区的织金，未获恩准，认定我这颗“螺丝钉”必须拧在大方才起作用。
我们的采访对象金绍华，是一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人物。总结材料说“人们称他为农民哲学家”。见了面，是一位朴实干练的山民。他用特大木桶挑着近二百斤的粪肥，一边走一边和永泰聊，足足十五里路没歇气；我俩空手空脚，还差点被他落在后面。相处三天，永泰说材料足了，明天回去吧。凌晨下了一场冰雹，足有十多分钟。天明走在路上，遍野冰弹子，小的如蚕豆，大的如土豆。对面走来的农民，好几个手拎被冰雹打死的野鸡斑鸠麻雀。回到县招，永泰提出他的构思：根据金绍华的具体情况，不能单写“农民学哲学”，要从他识字学文化写起。我完全赞同，毫无异议。实际一开始我就将自己定位为陪永泰走一趟。这个题材我啃不动，却正是永泰的强项。听金绍华说了许多话，我觉得沾点“哲学”边的只一句：“只要摸到根，镰刀也割得断大树。”意思是干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要摸清根源，不可简单粗暴。倒是他讲的一个当地掌故，我觉得很精彩：这一带有个极小极偏僻的小寨子，只有三四户人家，穷得叮当响，但民国政府仍按户籍派捐税。办差的乡丁保丁去了，不但收不到几颗苞谷，连顿好饭都吃不上，无不视为畏途。有一任乡丁灵机一动，召集寨民，当众指定一家老实巴交、无儿无女的农民代行此责，到时收齐送乡里去。老头膺此任命，辗转难眠，半夜把老婆踢醒道：“老奶，我家是哪颗祖坟‘发’了哟！”今日之世，颇不乏这种老汉。永泰很快写出稿子，题名《红秀才》。后来在省报发表，署他和我的名字，我一字未写，坐享其成。但他也没便宜我，擅自向县委书记推荐我在“五一”晚会上表演二胡独奏。我气得要揍他，他只管笑。最后我只好让步，给县文化馆的女声独唱伴了回奏。这位歌手是艺校出身，唱得还不错，只是后面部分要转调，她怕转错，一调唱到底。
在从织金回毕节的汽车上，王安忽然出示一摞稿子，面有得色。敢情他住医院这几天，就写出一个多幕话剧来了。剧名《刺梨红》，说一个山村的阶级斗争故事，女主角名叫刺梨。我很快浏览一通，觉得纯属概念编造，一点真实感没有。剧中人物还一口书面普通话。心想王安是北京人，又一直在工厂科室里做技术工作，对贵州农村一无所知，怎么想起来写这种题材。好在引擎轰鸣，无须交流，只对他笑笑就递给永泰。永泰翻看一通，也没说什么。等到从毕节移师遵义时，不见王安，听说离队回厂了。我暗想必与剧本有关。当时宣布的纪律之一是“不准种自留地”，即参加写作组期间，不准写任务以外的个人作品。而且王安又还有托病留城之嫌。永泰身为三人小组的负责人，认为有责任向组织反映，也属顺理成章。同时离队的还有康后元，但原因是在弯腰树劳动过累，引发心脏疾病，必须回城医治。现在永泰和王安都不在了。后元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比我小好几岁，但也退休几年了。
车到三岔，入眼大田大河，古树白鹭，仿佛误入了桃花源。弯腰树极贫困，三岔河极富裕，反差很大；如此两极选点，当时百思不解。现在猜想，如果是要宣传“人民公社优越性”，眼前的温饱显然比未来的愿景更有说服力些，即使三岔河的温饱并不自成立公社始，而且也刚从“过粮食关”的灾难中挣扎出来。这里基础雄厚，恢复也就快得多。我们仍分散住农家，但都是敞亮的大瓦房了。我先与周青明等四人同住贾家院子一间堂屋，挤了点，第二天搬到村口黄瓦匠家，与张泽鑫同住一间小屋。
在贾家架床铺行李时，目睹了一个难忘的场面。有只燕子正在这间堂屋的梁上做窠，小壶罐式的窝已接近完工。燕子衔着泥，弹丸一样从空中射进窄口小壶，瞬间转体向外，把泥涂在巢沿，又立即飞走。这一组动作，完成在一两秒钟之间。其迅疾和精确，比体操或魔术还好看。就在燕子又一次飞去又飞回的间隙，一只大胖麻雀忽然飞进来，站在燕窝上东张西望；恰好这时燕子回来了，在即将撞上麻雀那一瞬间，斜掠而去，麻雀也同时飞走。后来燕子在新巢前绕过来绕过去，似乎在考虑对策。最终弃巢而去，再没回来。直到我们离开三岔河，这个功亏一篑的燕巢还空在那儿。
此地习惯一天三顿大米饭，房前屋后时蔬满畦，南白镇街上还天天卖鲜肉。我们过了几个月远比在家滋润的日子。当时栽插大忙已过，大田管理只是灌溉、屏除等轻活，小孩都能胜任。蹬龙骨车戽水是最诗意化的劳动，肘靠横木，像骑自行车一样脚往下蹬就行；还不须看路，可以眼眺风景，口聊家常。几天熟练下来，敢接受姑娘小伙“踩飞车”的挑战，大家一齐蹬，越蹬越快，直至某人手忙脚乱败下阵去。
房东黄瓦匠是湖南人，早年出门谋生，来到此地成家。五十多岁了，与老太太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孙儿也是一女一男。女儿明慧尚未出嫁。儿媳妇让我跟着泽鑫叫“大嫂”，她不理我，对泽鑫却很和气。我心里纳闷，又不便询问。一天，黄明慧堵住我问：“戴同志，你晓不晓得我嫂嫂姓戴？”我说晓得。她说：“那你为啥叫她大嫂？”我很窘，反问她该怎么叫，她说：“叫大姐嘛！”其实我是知道民间习惯的，但历来工作队下乡，一大禁忌就是与当地群众论宗认戚，我不想惹事。私下向泽鑫讨教，他皱眉道：“你们这些人！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怕伤老百姓的感情。”义正词严，我决心受教。硬着头皮叫出头一声“大姐”，局面顿时改观。早晨一起床，就会听见老太太吩咐孙子：“狗儿，给舅舅送洗脸水去！”明慧的哥哥明书也不叫我戴同志了，开口闭口“眼镜”。
三岔河的年轻人大都开朗外向，黄明慧更是特别爱笑的姑娘头。她趁我们不在屋，偷看我和泽鑫放在抽屉里的家信，记下某些称呼或片言只语，抖落出来打趣我们。我知道她和形影不离的贾家院子瘦小姑娘（小名王模儿）都是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就翻起《革命歌曲大家唱》里老舍的抗战歌曲教她唱：“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她双手掩面，大叫“丑死了丑死了！”落荒而逃。第二天整日不见踪影。掌灯时分，挽起小贾来了，红着脸咕咕笑：“戴同志！那首歌再唱来听听……革命歌曲大家唱嘛！”
我们吃饭与领队等人同在罗么娘家，伙食开得很好。记住了的却是黄明书办的两次梁山好汉型豪筵。一次是打来半背篓鱼，两三寸长短，油炸一大筲箕，撒上盐末花椒，又脆又鲜。一次是从一个神秘地点，捡回来大半篓鸡菌（当地叫“山魃菇”），园子摘来红辣椒，街上割来鲜猪肉，煮了一大锅。鱼我不怎么吃，鸡却视为山珍首选，这次是真过了空前绝后的瘾。他说，这地方只他一个人知道，去了就捡，比自家种的还把稳。这是真的。我和他在河边洗鸡时，一个经过的社员道：黄明书，又捡山魃菇了？把地方讲出来，大家吃点嘛！黄明书抓起一把说：来拿点去吃。那人笑骂：逗你玩，哪个吃你的！明书小声答：讲给你听？开玩笑！他自己鸡吃一点，鱼沾都不沾，蹲那儿看我们吃。主要是为好玩。贵州农民多受不了水族气味。有一天黄明慧扫地，捡起我掉的一粒鱼肝油丸（当时我患目疾，医生开了此药），她见亮晶晶的好看，捻来捻去玩，一下子捏破，那气味竟让她逃到院子里呕吐一场。第二天在田间向同伴们述说，想起那腥味，又吐起来。
泽鑫是黎平人，生长在侗族地区，一个侗族化了的汉人。他参加过土改以来的所有农村工作，见多识广。豪宕，热情，爱唱爱笑，洞达世情，最不屑谨小慎微的言行举止，一见到就贬斥：“你们这些人……”我非常喜欢这位新结识的朋友，艳羡他的性格和阅历。我俩在小屋里对榻而眠，每晚神聊到深更半夜。其实都是他讲我听。讲奇妙天真的侗族习俗风情，讲他经历的趣闻异事，唱侗歌。我学会了一首，记录了一首。那次他说：唱个歌你听。这是一个宛转缠绵的旋律，虽不懂意思，却知是在倾诉心曲。我让他反复唱，用笔记下曲谱，再记歌词译音，然后请他解释大意。他迟疑说：不好翻！翻出来不通顺。我说试试看。他沉吟一阵才开口：“心呵，淡淡的……”我大叫起来：“好！太好了！‘心呵淡淡的’，太好了！”我们都喜欢苏东坡，一起背他的词。我与他约定，一定找机会坐一回清水江上的大木排，随着木材一直漂到洞庭湖。这个愿望注定要落空。写作组解散后我们再没见过面。“文革”结束后，七九年开文代会，我听说他的挚友诗人廖涛声来了，就去找他打听泽鑫的消息，不想听到的是噩耗：泽鑫在“五七干校”结束，候车返城的时候，上山采药，失足跌下深谷。
有一夜，我在小石院里拉二胡，泽鑫接过去自拉自唱，听去像是一支侗歌。忽然黄瓦匠从屋里走出来，说这是他湖南老家的小调，他自小听熟了的，一个音不差。他请泽鑫从头再唱，一面听一面点着斑白短发的头。他开始讲述少小离家的故事。说他出来学手艺，父亲送行是一句话：“伢子呀！出门在外，闹人的莫吃，害人的莫做。”母亲送行只有眼泪水。他没想到，出来就回不去了。他再请泽鑫唱那支歌，专注地听，我以为他会忽然跟着哼唱起来，但他一直没有出声。年纪大了，恐怕已经不会唱歌了。他一直坐着同我们说话，老伴在屋里叫了几次，又遣孙子来拉，都不肯去休息。后来老太太露面呵责，你不累，舅舅们也不累吗？这才连哄带拉劝了进去。是时夜气凉爽，我们又继续坐了很久。泽鑫说他们那儿离湖南很近，一首小调两边流传是常有的事。他说要请假回去一趟，妻子快生女儿了。他把女儿的名字都想好了，叫“红叶”。我说这名字真好，但如果生的是儿子呢？他断然说：不会，绝对是姑娘。后来果真生的是个女儿。上面是两个儿子，一名岳，一名泉，“说山不见山，说水不见水”，泽鑫这样解释，显然也是他的得意之作。
泽鑫回去照料妻子坐月，周青明就时不时从贾家院子下来聊天。我与青明相识早，又是安顺老乡。组里同行中，他出道最早，五十年代就随老作家蹇先艾去重庆出席过西南文代会，下乡前又刚发表了一篇大受好评的小说《大树脚》。有一次我们从午后一直聊到深夜，他就睡泽鑫的床。他把埋藏心里几十年的初恋故事也说了出来。对象是青梅竹马的小表妹，两家大人常常谈婚论嫁，两人也了然于心。后来他出来参加工作，再见时已男婚女嫁。有两个细节我一直记着。一是青明说：“我小时候胖，手脚笨，不会爬树，桃子李子熟了，都是她上树去摘，丢下来我只管捡。”一是两人重逢时，穿着干部服装的青明叫她小名，她说：“我们是死了的人了，你还认得？”青明老家岩脚，以家庭作坊的挂面著名，这次青明说起他家也是做挂面的，商标为两杆交叉的旗子，我这才知道，从小已经吃过许多他家生产的面条了。有一次，他很久没有收到家信，很挂心，要我陪他到镇邮局查询。往回走时，他想起三天后是中秋节，就买了一斤火腿月饼带着。开始一人尝了一个。走了一阵说：吃得倒来不去的，再吃一个！远远望见三岔河那株大青树了，又说：剩两个带回去干啥，解决了罢。他嗜甜食，又一脸大胡子，令社员们联想常从报上见面的卡斯特罗，就送他一个绰号叫“古巴人”。其实还像智利诗人聂鲁达些，但社员们不认识聂鲁达。
随着与当地群众日益相熟，写作任务也有序进行。操作方法是：各人自选对象，自行采访，想怎么写都行，稿子出来互相传看，听取意见修改，改到组里拍板定稿。大家一般是白天劳动或读书，晚饭后按路线结伴下户采访。我选的对象是一对质朴寡言的中年夫妇，写丈夫如何顶着“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与男性中心主义者的压力，默默支持妻子出任妇女干部，七八年如一日。标题就用“夫妻”二字。他们住得比较远，总是青明陪我同去。那时我崇拜孙犁，把他的《白洋淀纪事》和《铁木前传》看得烂熟，想着也写成一篇情调相近的、有意境的东西。因此在访谈中，特别抓住细节穷追不舍。其他组友，有的喜欢名噪一时的《小丫扛大旗》，刻意模仿黄宗英热情洋溢的笔调；有的钻研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揣摩他那朴实无华的老农口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报告文学对我们是新玩意，都想找个范本做依傍。
这家夫妇俩没生育，抱养了一个儿子叫长（读作生长的长，非长短的长）生。当时五六岁，个头和智力都超过常儿。他俩辈分高，同宗孩子得管长生叫叔叔、舅舅，甚至爷爷、公公。长生不准别人这样叫他。怎么叫呢？大家问。他想想说：叫“长生大娃儿”罢。大家就遵命这么叫。一次我上镇街，碰见他对着一群小孩，在讲评一辆停在街边的吉普车（当时罕见之物）。他说这东西凶得很，追起人来跑不脱的。有人说我跑回家关起门，他说它追得进去。有人说那我上房，他说它也会上房。有人说那我上树，他说它也会上树。七嘴八舌逃不脱，沮丧了，说：“那就莫法了！”长生说：有。大家惊喜，问是啥办法，长生很认真地说：你钻到它肚子里面躲起，就随它上房上树都追不着你了。我在一边窃听，对长生大娃儿佩服之至。今天想起还佩服。
三岔河的夏天，不仅有绮丽风光、丰赡食品，还有刺激性的角色：大蛇。此地气候燠热，草木蓊郁，是蛇的福地，且多大家伙。傍晚出去访谈，人手一竿，盲丐一样划着前面的路走，打草惊蛇。万一遭遇，就往死里打。一个夏季，这伙“笔杆子”用竹竿子击毙的大蛇小蛇，总有十好几条。那时不讲究保护野生动物，只记得“见蛇不打三分罪”的古训。一晚，青明等人出去采访，他走在前头，忽见丰草起伏、簌簌声响，知道是蛇，举起竹杖一顿猛打，等到动静全无，检视那蛇，竟大得惊人。他用竹杖撬在肩头，头尾都拖在地上。又一次，水磨房小伙子抓住一条，用绳子挷在大水轮下面。我们闻讯赶去，见白浪翻滚中一条大蛇扭曲挣扎，仿佛神话场面。有一条粗如童臂、斑斓五色的“野鸡项”，多次在我们附近现身，合力围剿，总被逃掉，成为我们的大敌。野鸡项是毒蛇，一般不大，这样的巨型野鸡项没有见过。见多识广的侗族作家滕树嵩忧心忡忡，一再说：“我们总有人要在打单时候吃它的亏！”幸好直到离村，敌我双方都奈何不了对手。
这是我最惬意的一段日子。住在幽美的山水间，写美好的人生故事，简直赶上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待遇了。后来，我那篇《夫妇》已构思成形，只缺一折“大轴戏”。我绞尽脑汁要钓出这尾大鱼，百般诱导，都告失败。几乎决定放弃了，终于出现转机。有一次那位丈夫说起，妻子如果是去遵义地委开妇女工作会，他俩就要带上干粮，通宵趱路。我顺藤摸瓜，不厌其详地询问途中细节，终于钓出一个我需要的情节：有一次夫妻俩赶夜路，经过一个寨子，临路一家熟人被火把光芒和脚步声惊醒，睡意蒙眬地吆喝：“何××，又送婆娘去遵义开会吗？”丈夫说：“就是，咋啦？”里面笑骂出来：“你个何××倒会当男人！哪个是家属？是她还是你？”外面笑骂回去：“廖××，关你球事！”我想象漆黑的夜、殷红的火炬、朦胧的公路、山民粗野而亲昵的笑骂……美妙得像一首诗。我很快写出初稿交了上去。
当时有句流行词“树欲静而风不止”，一点不错。不停手地刮政治运动之风，就是防范老百姓在平稳日子里“变修”。饿死事小，变修事大。后来发展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粮食也划阶级成分。就在我们乐不思筑之际，文联领导从省里开会回来，连夜布置，尽快离村回省，所有采访材料和作品，不论初稿定稿，全部交组封存。我没听泽鑫劝阻，毅然上交了《夫妻》手稿，至今犹有余惜。
写作组回到贵阳，草草总结后作鸟兽散。我们这支郑重组建的写作队伍，历时十个月，转战两地，都告不战而败，各自回到原机关，参加“四清”运动。“四清”没清完，“文革”又革起来了。排山倒海，天下大乱。旧日组友，分化成了本单位的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牛鬼蛇神、反革命、小爬虫等又明确又模糊的角色，也有同单位而观念对立、反目成敌的。我则是在省电台“面上四清”结束后，就与四十位同事一起下放，到大方县百纳中学教书，远离漩涡，意外地躲过一劫。
一九七九年开省文代会，当年报告文学写作组的部分成员又得聚首，恍如隔世，于是合影为证。题上鲁迅集离骚的那两句话，表示一种时不我待、兼程赶路的愿望，说白了就是“人还在，心不死”。后来滕树嵩、康后元都出版了长篇小说，袁仁琮还出了好几部。其中最有分量的，应当是老作家石果百余万字的《沧桑曲》。那年石果奉命到报告文学组时，已基本写完第一部。石果是中国作协领导之一沙汀最赏识的作家，代表作《风波》《官福店》和《石土地》，都享受《西南文艺》先发头条、《人民文学》接着发头条的特殊待遇。《沧桑曲》如在当时出版，无疑会有全国性的反响，媲美于《红岩》《红日》《红旗谱》。被搁置到每天有一两部长篇小说问世的时代才出版，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的命运了。
我们收拾行囊准备离村的那两天，黄明慧一看见我们就流泪掩面而遁。动身前夕，我和泽鑫的床上各有一双针线精致的鞋垫。我又不顾他的反对，把我那双留在了窗板上，因为宣布过不准接受社员的礼物。送别时，姑娘小伙一再嘱咐：“记着写信来！”我说：“那当然。”永泰批评道：“做不到的事不要随口承诺。”我笑道：“写封信还有做不到的？”不料真被他不幸言中。置身运动，岌岌可危，哪还有温情脉动的空间？！我永远犹豫于泽鑫的情怀和永泰的原则之间，两难依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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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一：春节期间，乘市档案局的车去郊区，同车一位年轻人提起这篇文字，还掏出此文的剪报来。原来他正是三岔人。于是托他打听黄家的情况。几天后得到黄明慧的电话，一拨就联系上了。她结婚后住在遵义。她哥明书已去世，嫂嫂还住在老家。小名狗儿的侄子，儿子都上大学了。当我说起心中恍如昨日的当年种种，她大都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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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二：泽鑫的夫人贾淑芳女士，我从知其名到识其人，中间隔了四十年。她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开始在省歌舞团工作，去黔东南调查侗族音乐时与泽鑫相识，婚后就调黎平县文化馆。泽鑫去世后，老领导把她调回来，在省图任职，直至退休。她潜心侗族音乐文化数十年，积累之厚，罕有其匹。一位下来采风的北京音乐家，向她借用一批资料，临别来归还，淑芳说送给你了。那位大惊道，这么珍贵的资料舍得送人？淑芳说，都在我脑袋里装着的。两儿一女都很有出息，红叶在美国定居。淑芳的弟弟盛云，与我相交三十余年，他和儿子贾毅都是影视导演，成就大大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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