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镜是先父遗物。
我父亲生于一九〇〇年，周岁就跨世纪。他可算内地商人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的一个典型。他出身于四川綦江一个自耕农家庭，上过五年私塾。十四岁丧父，十五岁跟着三叔（我叫三太爷）步行到遵义盐店做学徒。二十岁后到安顺恒丰裕商号当店员。一九四〇年与帅灿章先生组建泰丰字号，帅先生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我父亲任两个副职，精诚合作，直至一九四八年，善始善终。两人联袂赴上海、香港、广州、武汉等地考察了一圈。这次开阔眼界，把他的“旧我”整个颠覆了。回到安顺，着装从长袍马褂变为西装礼帽，深层的变化当然是商业理念，于是完善商会体制，建立新式簿记制度，培养新型财会人员，组建成熟的股份制“新业公司”。前不久，贵州民族学院孙兆霞教授告诉我，武汉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商会史的专家，见到完整的安顺商会档案和新业公司档案，大为惊喜，认为西南地区所仅见，立即列为专题。父亲甚至把我也列入改造对象，买来小西装小皮鞋。我被“西化”起来，出去吃过一次喜酒，再不干了。在人群中成为“另类”，真是如芒在背，千夫所指。
这枚双面镜是同相机、自行车等新玩意一道进入我家的。但没见父亲怎么用它，我也至今不明白能放大的那一面有何用途。脸洗干净没有，长了小斑痘没有，还须放大审视吗？可能最讲究化妆的美女，贴假睫毛用得着？
但此镜后来被我派了用场，成为篆刻的得力助手。反写的印文，放大一照，比一般平面镜更易看出疵病。尤其小印微型印，更离不得它。
追究我与篆刻发生关系，最早是五年级时，自己到铜匠街找刻印匠刻了一枚煤精石姓名章，指定要钟鼎文。很快不满足了，还是找他，还是姓名章，还是钟鼎文，刻出来一模一样。于是又不满足。有一次去贵阳，又找一位在中央商场挂牌、有点名气的刻家刻过一枚，还是钟鼎文。比铜匠街是高一筹，但还是意犹未尽。其实那时候根本不需要用图章。为什么一刻再刻呢？不知道。或许是看见父亲那些珂罗版碑帖上，都有大大小小的印章；他的壁橱抽屉里，也有五六枚别人给他刻的印，似乎自己也就得有几枚。初中一年级，受刘式型老师木刻画的启发，自己动手刻章。处女作是一块平塘石，刻朱文“明贤”二字，是仿照煤精石章写的。边框留得很宽，无师自通地又敲又凿，直至觉得残破斑驳、古色古香了，这才罢手。心里得意，自评比铜匠街高明。这一开了头，就有一茬没一茬地继续弄下去。自贴石头刻了送同学、同事，还怕人家不满意。现存最早者，是一九五一年为同窗好友任秉奇刻的。他一直没扔，前几年还给了我。回头一看，羞煞人也！一直是闭着眼睛瞎折腾。虽读过几种篆刻入门书，却止于浏览，未付实践。“文革”发作时，我在乌蒙山区当中学教师，学生停课闹革命，我们当逍遥派。写作已成禁区，就把小时候喜爱的写字刻章捡起来，想真下点功夫。手边资料很少，偶然借到一本齐白石大印谱，把三百多方印全部笔拓下来。当时真正喜欢的是吴昌硕。七三年与陈恒安先生恢复联系，他建议我回过头来，从临摹汉印入手。原本我也知道，但图走捷径，没有实行。这次听进去了。同时又得观邓石如、吴熙载、黄牧甫、赵之谦、西泠八家、陈师曾、来楚生等大师的印谱，这才开了艺眼，窥见门墙，找到自己的路子。
七四年春节期间，在恒安先生家邂逅学弟黎培基，已是头角峥嵘的国画家。他好客喜交游，不久就让我认识了几乎全部贵阳画家。他们都拿了石头来找我刻印。那时我正兴浓，也都欣然应命，据案苦干。有一位朋友形容，每次来找我，跨进小石院，首先见到的必定是夹竹桃后面的窗玻璃、玻璃后面的鸭舌帽。他没看见的是，屋子深处的床上，睡着卧病的父亲。母亲也奇怪我整天干这种无用活儿，像是不晓得累。我自嘲作茧自缚，干脆取个斋号叫“茧簃”。朋友听了大多摇头，不知我别有心解。
此前在乡下时，学校经常停课闹革命，我就读书临帖刻印。消磨光阴，别无目的，“以无聊之事，遣有涯之生”。有一次内弟张剑来信，说是刚读完《居里夫人传》，感动至极。我久知此书大名，一直没读过，就让他借来看看。寄来了，拆封一看，这本厚书不知经过了多少双手，七凸八凹，浑身油腻。内弟是“老三届”的优异生，高中毕业正撞上“文革”开锣，就非驴非马地留在学校里。都无聊，就钻头觅缝找书，私下传阅。这本《居里夫人传》，论品相我摸都不愿摸，但老远求了来，只能屏息读之。一读，真被镇住了。尤其是居里夫人遭遇丈夫猝死，极度忧伤中养蚕自遣，观察蚕儿做茧的过程，给女儿的信中说：“我知道生命很短促而且很脆弱，知道它不能留下什么，知道别人的看法不同，而且不能保证我的努力自有真理。但是我仍旧如此做，无疑有我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正如蚕不得不做茧。”在当时的时代、局面、环境中，读到这段话，真如旧小说中说的“醍醐灌顶”。我抄下这几页，才把书寄还内弟。这就是“茧簃”的出典。我拿了这段抄文去拜访涂月僧前辈，请他写一帧斋额。开始他也不以为然，后来读了居里夫人那封信，感动之余，不仅认可了这个斋名，而且做了一首三十六韵的五古长诗《春蚕颂》，“以广其意”。这首诗非常精彩，成为《乐山斋集》的代表作之一。诗如下：
春老生事稠，蚕已三眠起。蟠胸富积储，经纶良有以。密密事组绣，静静为抽理。昼夜锲不舍，反复有终始。大愿在生民，功成而后已。不负其所生，不苟免其死。不嗟朝菌命，不饮杨枝水。不作稻粱谋，不为歌劳止。不计荣与辱，不杂悲与喜。不知有怨恩，不复问臧否。殉职不殉名，不求于青史。业绩留人间，散作千罗绮。光明伟大身，万物中有几！奈何庸俗士，妄以痴人拟。是非竟千年，载笔为昭洗。盛世足解人，信吾非溢美。大刚在无欲，大勇在知耻。窃欲效神蚕，献身以自矢。
一连十二个“不”字排比句，酣畅磅礴，把“神蚕”精神发挥至尽。了解涂老的人，一读即知其中有“夫子自道”。情动于中，所以写得如此深切。我尤爱其中“业绩留人间，散作千罗绮”之句。诗翁王萼华先生读到此诗，和了一首《弋人颜其居曰茧簃，月僧先生赋诗相赠，释其取名之义，并邀萼华同作》。七言四十韵，也极精彩，文长不再引。只可惜涂老用整张四尺纸为我写匾额，蜗居没办法张挂，就收在楼上空屋中。后来我搬入宿舍，老屋修葺时把我存放的那些杂件一股脑扔了。等我知道时，已无可补救。
那时候，整天还不完的印债，也真烦了。尤其是一些形状呆板的印文，写上十遍八遍也不满意。更烦刻边款。长款是决不刻的，穷款（署名）都嫌烦，原来有个笔名叫“弋人”，用来刻边款最好，刻刀点五下就成了。东坡诗曰：“弋人怅何慕，一举渺江海。”典出扬雄《法言》：“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鸿雁飞入天际，射鸟的人只能怅然空想。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射不着艺术之鸿、空自怅慕的弋人。恰好有人常把“戴”写成“代”，“代”拆开就是“弋人”。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笔名。用作边款专用之后，陈恒安、涂月僧、李大光、王萼华等前辈老先生作诗、写便条给我，都称此号了。
我大量刻印的时间不到十年，发现颈椎病导致脑供氧不足，视力也与日俱退，伏案刻印为害极大，就基本辍刀了。忝为西泠印社社员，那年前去瞻仰，站在吴昌硕大师的社名篆书下，深感惭愧。前年编书印集，惮于烦琐，只就近征集于相熟的友人，最多的是培基，竟达四十来方，出乎意外。十几方的也有好几位。
这只双面镜跟着我辛苦了几年，但退休比我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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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二〇一一年三十与弟妹诸家一起吃了年夜饭，大年初一就跟着儿女、媳婿、孙子、外孙女浩浩荡荡出发去腾冲。住在酒店里，发现盥洗台边就装有这种双面镜，还真是供仕女检视化妆细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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