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和先生是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大）历史系教授，终生站讲台，校园以外的知名度不及他的四个姐姐（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合肥四姐妹”），但其实他在一切方面都同样优秀，毫无逊色。
我不是宗和先生的学生。我妻龚兴群与他大女儿以靖从小是邻居玩伴，小学到初中的同窗好友；两家父亲是老贵大的同事。十足的通家之好。以靖又是我的低班学友。我就是以这个身份与宗和先生结识，跟着妻子叫张伯伯张伯母，与宗和先生建立了一种介乎长晚辈与忘年友之间的关系。进出他家的年轻人不少：他三个女儿的同学、朋友，校园里的后辈等，宗和先生坐在他们中间，笑眯眯地听他们胡说八道，甚至用他们的青涩词汇与他们对话。有时心情不佳或精神不济，就会提议：“张以，请你们到里面房间去说好不好？”宽厚、和蔼、幽默，似乎是合肥张家的基因。
记得很清楚，我是一九六二年春夏之际第一次拜访宗和先生的，但早已知道沈从文是他姐夫，知道他家里有沈从文、徐迟、卞之琳在内的许多老照片。我首先就是为此而想去造访的。我在学校图书室已读过沈先生早年出版的多种小说集，读过徐迟从香港回到重庆看话剧《屈原》后，彻夜难眠，写给郭沫若的长信，也读过卞之琳的诗（似懂非懂）。对这些大作家满心的崇拜之忱。但因怯场，虽然妻子一再说张伯伯“好玩得很”，我还是一再犹豫。
那时张家住教授享用的“小平房”。一共四幢，每幢住两户，中间隔断，各自出入。与张家紧邻的项英杰教授，夫人孙毓秀是我的历史老师，正好同时拜访。
初访的细节记不清了。闲谈中宗和先生说起当时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评价不是很高，觉得单调，没有写出社会生活的丰富面貌。他于是起意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而且已动笔，每天凌晨三点过起床，写到上班。已经写出几万字了。那时我正是“文学青年”，服膺“文以载道”的导向，对《红岩》这样的鸿篇巨制当然佩服之至。但也不满足，主要是觉得语言无特点，没有笔调，读《青春之歌》同一感觉。喜欢的是《红旗谱》，除了内容厚重，也因无学生腔或文艺腔。文学既是“语言的艺术”，则“怎么说”就应与“说什么”同样（甚至更加）重要。小说缺乏笔调，语言没有特色，好比只供白饭没有菜，更没有酒。我很想看宗和先生写出来的抗战，会是一种什么味道。但不久就听说，他因严重的神经衰弱而搁笔，并且已去息烽温泉疗养。以亲身经历写小说，会引起无穷回忆，如洪水决堤，不听控制，肯定睡不好觉；再天天凌晨起来爬格子，年轻人也难持久。何况宗和先生因历次政治运动的刺激，本已患了神经衰弱，这样干活，当然很快加剧。已写成的部分，后来以给我读过原稿。三万来字，自传色彩很浓。刻画细致，语言亲切。刚开始叙述抗日战争初起，主人公辗转旅途的种种遭际，以及交会的亲旧新雨。人物众多，场景广阔，实际才是个序幕，预示出广阔多彩的社会生活视野。大器未竟工，太可惜了！
兴群与以从内室捧来一叠老相册，我如愿看到了沈从文、徐迟、卞之琳，看到了张门济济一堂的全家福。宗和先生的大弟定和先生我也不陌生。说起他在重庆参加话剧运动，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谱过曲，我就哼了出来：“在昔有豫让，本是侠义儿。”我还能唱定和先生的另一支歌：“白云飘，青烟绕，绿林深处是我的家。小桥呵，流水呵，梦里的家园路迢迢呵……”是小时候听大姐唱学来的。我这两下子很让宗和先生高兴。以则大讲长辈们的逸闻趣事。例如沈先生住旅店，晚上闹贼，他顺手抄家伙冲出去助威。贼去人散，发现手里抄的是一把牙刷。此类家庭经典，层出不穷，多属“幽他一默”类型，业绩成就之类是不谈的。宗和先生说徐迟年轻时写现代派诗，把数学方程式写进诗句里。宗和先生与四姐充和一起上清华大学时的合影很多，姐弟俩感情特别深厚。起身告辞时，兴群开口借《秋灯忆语》。宗和先生说：又要看？那有什么看头。兴群说最喜欢看，于是也就叫以找出来。《秋灯忆语》是宗和先生悼念亡妻孙凤竹女士（以靖生母）的回忆录，开笔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写竟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在立煌印刷，分赠亲友。印数不多，此时已成孤本。我很熟悉这种土色草纸，墨色不匀，字迹模糊的“抗战版”图书。我妻读过多次，一再念叨，定要让我也能读到。回家读了，果然感人。书中以朴质蕴藉的笔调，记述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战乱时代，一对年轻人相爱偕行，相濡以沫，终于天人永隔的凄美故事，真如秋雨青灯，娓娓竟夜，堪与巴金的《寒夜》相比。后来“文革”期间，以靖深恐这一孤本损失，曾托我秘藏过几年。二〇〇〇年，宗和先生的小女儿以由于偶然的机缘，与香港胡志伟先生相识通信，胡先生知道这部旧著后，力荐在《香港笔荟》全文连载。这时距宗和先生去世二十三年，距孙风竹夫人去世更是已五十六年了。
从这次初访开始，我们就三月两头地去张府玩上大半天，围着矮圆桌吃了晚饭才告辞。两位老人很愿意看到我们，叫我是“喝茶的朋友”，宗和先生沏好茶待我；叫兴群是“吃辣椒的朋友”，伯母做辣味的菜待她。碰上季节，还做费工夫的荸荠圆子之类的特色菜。吃饭时我陪宗和先生喝一点酒，竹叶青、汾酒、五加皮之类。有一次宗和先生说，只有金奖白兰地，就喝它罢。我没喝过，正好尝尝新鲜，一喝怪怪的。宗和先生也不喜欢喝。
回想起来，这是宗和先生比较心情宁静少烦恼的一段日子，因为是两次政治运动之间的间隙。“大跃进”运动导致的大饥馑刚结束，元气尚待恢复，稍稍放松了的政治之弦还没重新拧紧。有一次兴群打趣张伯伯，小时候看他与学生唱《鸿鸾喜》，那么胖一个“穷书生”，还差点饿死；还在脖子上系一条红裤子拜堂，把个子小的同学差点笑死。宗和先生说，那还是演出前节食一周，当天又不吃晚饭，站台上还是肚子圆鼓鼓，没有办法。但是，在一张一九六一年以靖从都匀回来省亲时拍的全家福里，他却瘦成了另一个人，看上去老了十多岁。张家姐妹兄弟酷爱昆曲，影集中有许多演出照片。一九六三年元月，尚小云来筑演出和讲学收徒，宗和先生以京华故人的身份与他欢晤，又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省报上。内行说话，当然精当到位，尚先生非常高兴。有一次我们去看他，听伯母说在礼堂教学生，就赶去看热闹，见他在为省京剧团的张佩箴说《断桥》。前年偶遇张佩箴，提及此事，她说，当时除了到省艺校听张先生的艺术史课，还每周去请张先生亲授。演员们都很尊敬张先生是大行家。
现在都知道合肥张家酷爱昆曲，与传字辈关系极深，宗和先生的大姐和四姐在耄耋之年还粉墨登场。我觉得，虽然宗和先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但他对文艺的兴趣显然更大些。他相册中的青春友好，也尽是些作家艺术家。
“好景不长”是那个时代的规律。老百姓概括得更精辟：饿肚子了就安分几天，吃上几天饱饭又开始折腾。这是当时的终极理论：饱暖即修，防变修就靠经常敲打、反对温饱。这一回来的是“四清”运动。这时我正在乡下参加公社史写作，立即奉调回广播电台参加运动。去看宗和先生，他又犯神经衰弱了，而且相当重，经常心绪不宁，睡不好觉。这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运动综合征，我辈尚且易患，何论老一代“惊弓之鸟”。多年前，我初访宗和先生之前，就听在师院化学系念书的表妹说过，在全院“反右倾”大会上，一个老教师揭批宗和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拿《秋灯忆语》说事，还装着不识“吻”字，说什么“这个字口旁加个勿，不知啥意思”云云，像小丑似的，学生们都觉得不成体统，替他害臊。此公既读过《秋灯忆语》，必为宗和先生故人，而运动一来，就不惜污己辱人至此地步。宗和先生对政治运动之恐惧，不难想象。那次贵阳“四清”之极左和残酷，在全国也名列前茅，载入史册。报纸广播密集发布“某些地区某些单位的权力实际已掌握在敌人手中”之类天崩地裂的盛世危言。省市大干部一个个被点名扣帽子。一两个月后，电台的“面上四清”结束，以“储备干部”名义，隆重欢送四十名职工到各县。我的储备室是大方县。大家心知肚明，宁吃敬酒不吃罚酒，恭领储备待遇。妻子决定跟着我一起下去。我怀着“不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拜伦诗句）的悲壮心情，去张家辞行。二老没说一句诧异或惜别的话，那时人人都有承受风暴的思想准备。宗和先生带上夫人女儿，到新新餐厅为我们饯行，又去相馆拍照留念。我们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去到大方，我任百纳中学教师，兴群在小学代课。刚教了一个学期，“文革”运动又开场了。暑假回到贵阳，听说电台留下来的老同事，一多半成了反革命，另一半成了造反派，两边反目成仇，势不两立。我们放逐在先，倒是“焉知非福”了。当时社会上已无走亲访友一说，我们担心宗和先生的处境，但从心底祷平安。不久，我家也被红小兵抄了两次。小姑娘们没收小手绢，踹死金鱼，上交《白毛女》等“黄色唱片”数十张。一九七三年暑假，林副统帅已摔死，社会上显得松动许多，就给张家打了个电话。接话者是从都匀来省亲的以靖。我说想去看看张伯伯，又怕他心烦谢客。以靖说我问问，很快就回答：爸爸欢迎你来，他说戴明贤不会讲那些打打杀杀的事。
此时他家住到校园最高处的工人宿舍楼上去了。他家搬了不止一次，每次降一回格，升一段高——掉价乔迁，但照样收拾得窗明几净。宗和先生看去又憔悴又疲惫，半躺在藤椅里和我们说话，声音很小，渐渐也放松起来。以靖多年在都匀工作，难得见到我们，异想天开要唱《游园惊梦》，让我伴奏。宗和先生连声制止，我也连声说不会。以靖不听，硬去借了把二胡，把谱子摆好。我只好勉为其难。唱了两句，宗和先生又开口劝阻，我见他是真正提心吊胆，就坚决作罢了。以靖是化工厂工人，生活在另一种圈子里，不知道校园这个圈子水有多深。晚饭时，宗和先生掉了一小团米饭在地板上，他拾起来看着，怔怔地不知道怎么办。伯母轻声道：丢了嘛，丢了嘛。他这才醒悟似的把饭团放在桌子上。我佯装不见，心里非常难过，一直忘不掉这个细节。他在“文革”中的情况，大家绝口不提。前不久才从以那听到一件事。那天她放学回家，走在师院园子里，经过操场边，听见闹哄哄的，一看正在开爸爸的批斗会。她飞跑回家，关好门，倒在床上大哭。过了很久，才听见妈妈陪着爸爸回来。后来妈妈告诉她，爸爸回来就要自杀，被妈妈拉住，好说歹说，才劝得打消这个念头。
次年我调回贵阳，又可以随时去看宗和先生了。那时他们这批老人，都在等候“落实政策”，心境比较“晴天多云”。有一次我和兴群刚进门，宗和先生正要与以下山挑水，就叫我同去，多个人换肩。在山下宿舍楼外接了水，我挑起水桶，一鼓作气往坡上走。他在后面连声喊停，我心想，能让你替换我吗？！咬牙一直挑到家。他好一会才走到，喘气，夸我体力不错。又一次，兴群推荐一种金属拖把架，说比老式圆头的好使。几天后买到了，我蹬单车送去。宗和先生一人在。他留我吃饭，说是正好杀了只病鸡。我还有事，就告辞走了。一路想着他落寞的神情。当时他虽照样上班，却是身份不明者，天天等候“组织结论”下来，好知道自己是敌人呢，朋友呢，还是人民。这好像头上悬着块石头，不知几时落下来，也不知会是多大一块，日夜不能安宁。有一次问我，能不能替他批改几本学生作文。这些作文竟看得他睡不着觉，脑疼欲裂。还举了个例句：“星期天，同学们纷纷上公园寻花问柳去了。”我说小事一桩，就把十来本未改的带走。其实我也最害怕批改学生作文，因为篇篇不同，不像数学题有标准答案。我教的农村娃娃，纯朴得不得了，却是只会照抄报上的“大批判文章”，自己一句话都写不通顺。想改这种作文，那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只想仰天嚎一声。宗和先生的这些工农兵学员，水平还稍强些。我勉强改了送去，宗和先生像得了什么好礼物似的。
这时期，我和宗和先生有一共同兴趣，就是书法。早在上清华时他就跟着四姐充和写神清气爽的褚遂良，不喜欢“抱手抱脚”的颜真卿。我的兴趣则在行草。他有两册《集王圣教序》，一拓本，一影印本，把后者送给了我。还有一部日本影印的孙过庭《书谱》，被抄走，现在党委办公室里放着，答应一还回来就借给我。《书谱》是我当时最盼一见的法帖，恨不能立刻看到。于是盼他的“组织结论”，同他一样热切。一天天一月月，结论终于从空而降：“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个从学校到讲台、一辈子不沾政治的人，何来的“敌我矛盾”？这对他是沉重的打击，但他只能继续说些轻松话题。有一次我得到一点旧宣纸，带着去求他写鲁迅的诗。于是就有了这本袖珍抄本。还写了两张小条幅：“运交华盖”和“曾经秋肃”。
再后来呢？再后来“文革”终于收场了。再后来宗和先生突然辞世了，时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四人帮”倒台是等到了，却没能等到胡耀邦任中组部长平反冤案。当时我正出差去黔北，那天一回家就听母亲告诉，立即蹬车赶往殡仪馆，正好赶上最后的告别。宗和先生得年仅六十三岁。他本该与他四位姐姐一样活到近百岁的，他家有此长寿的基因。以编了一本纪念册，我刻了两枚印“广陵散绝”和“高山流水”收入册子，寄托哀思。不意远在美国的充和先生见了，让以令我替她刻了两方大印。后来还有幸在贵阳见到这位“合肥四女”中才华和成就最出色的一位。
张伯母刘文思是一位真正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女性，善良厚道到极点。她的大姑子们在家刊《水》中称她是“张家最好的大嫂”。以在一篇文章中说，小时候她和以端认为妈妈偏心，喜欢大姐超过喜欢她们，长大才知道大姐从小没有了孙妈妈，母亲才这样处处以大姐优先。以靖一直在剑江化工厂工作，以端在安阳当老师，以在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先后都退休了。近些年，以与母亲一道，整理《秋灯忆语》发表，选录日记给《水》刊出。以退休后，更把全部精力用在整理数量巨大的遗著《宗和文录》上，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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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张宗和先生的《秋灯忆语》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三年六月），书中并附录有关信函和宗和先生抗战时期散文集《月色》和自传体小说未完成稿《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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